入狱时我有些钱；不过带在身上的不多，担心钱会被抄没，为了以防万一，我把几个卢布藏了起来，粘贴在福音书的硬封面里边，福音书是可以带进监狱的。这本书和粘贴在里面的钱还是在托博尔斯克的时候别人送给我的，他们也是在流放中受苦的人，流放的时间都有几十年之久了，早就习惯于把每一个不幸的人都视为兄弟。在西伯利亚有一些人几乎要老死此乡，看来一生的宗旨就是要兄弟般地照顾“不幸的人们”，像对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给予完全无私的崇高的同情和关怀。在这里我不能不简略地追述一次偶遇。在我们的监狱所在的那座城市里住着一位寡居的妇女，娜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不言而喻，我们在监狱里的时候，谁也不能亲自与她结识。看来，她把帮助流放犯定为自己人生的宗旨，不过她最关心的是我们。也许她的家庭也曾遭遇相似的不幸，也许她的某个贴心的亲人也曾由于类似的罪行而遭受苦难，不过她似乎认为，能竭尽所能地为我们效劳是她的莫大幸福。当然，很多事她是无能为力的，她很穷啊。但我们蹲在牢房里感到，在监狱外面有我们的一位最忠诚的朋友。顺便说说，她时常将我们急需知道的信息通知我们。在出狱后准备前往别的城市时，我赶到她家去看看，于是亲自与她结识了。她住在城郊某处一位近亲的家里。她不算老也不年轻，不俊也不丑；甚至无从知道，她是否聪明，是否受过教育？处处都能发觉，她心里有一种无限的仁慈、不可遏止的愿望，一定要使您感到满意、安适、愉悦。这一切都在她那温和、慈祥的目光里明显地流露出来。我和监狱里的一位难友几乎整晚都待在她那里。她就那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的眼睛，我们笑，她也笑，我们无论说什么，她都连忙表示赞同；她匆忙地要尽其所有来款待我们。给我们端来了茶、小吃和甜点，倘若她有一大笔钱，看来她会非常高兴，只因为她就能更好地满足我们的愿望了，能更加减轻还留在监狱里的那些难友的处境。临别的时候，她拿出两个雪茄烟盒给我们留作纪念。这些烟盒是她亲手用硬纸板为我们粘成的（天知道是怎样粘成的啊），烟盒外面糊了一层彩色纸，和儿童简易算术课本的彩色封面完全一样（说不定就是用算术课本糊的呢）。为了美观，又用金纸在两个烟盒的四周镶上一条细细的边，也许金纸还是她特意到铺子里去买来的。“你们是抽烟的啊，说不定能用得上。”她羞怯地说道，仿佛在为自己的薄礼向我们表示歉意……有些人说（我听到也读到过这种说法），对别人的最崇高的爱同时也是最大的利己主义。可这里哪有什么利己主义呀——我实在无法理解。
虽然我在入狱时没有多少钱，可我当时不知怎么，就是不能认真地抱怨那些苦役犯，他们几乎在我狱中生活的最初几个小时就骗了我一次，又若无其事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第五次来向我借钱。不过我要坦白地承认：有一点使我非常恼火，我觉得，所有这些人以其天真的狡黠，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笨蛋、傻瓜而嘲笑我，恰恰是因为我还第五次拿钱给他们。他们一定会觉得，我是受了他们的欺骗和愚弄，要是相反，我一次次地推托并赶走他们，那么我深信，他们对我反而会远为尊重。可是我无论多么恼火，却不能拒绝他们。我之所以恼火，是因为在这最初的几天里，我正在认真而仔细地考虑，在监狱里我该怎样立身处世，以什么态度行事，或者不如说，该以什么态度与他们相处。我清楚地感觉到，这整个环境对我而言是全新的，我对情况一无所知，仿佛置身于黑暗之中，而在一无所知中度过如此漫长的岁月是难以想象的。应当有所准备。当然，我决定，首先要行为端正，遵循内心和良知的要求。但是我也知道，这不过是一句格言而已，而在我面前毕竟会出现一些最出乎意料的实际问题。
因此，尽管为了在牢房里安顿下来有很多琐碎的事务要张罗，这方面的情况我已经提到过了，而把我卷入其中的主要是阿基姆·阿基梅奇；尽管这些琐事多少分散了我的注意力，可是我仍然愁肠百结，越来越备受煎熬。“死屋！”我有时自言自语，在薄暮中从牢房的台阶上注视着那些囚犯，他们已经下工，聚集在一起，在监狱院子里的空地上懒散地走来走去，往返于牢房和伙房之间。我注视着他们的面容和举止，竭力想了解这都是一些什么人，有什么性格特征？他们在我面前溜达，或愁眉蹙额，或快活得太过分（这两种人是最常见的，几乎就是苦役生活中的典型现象），他们在漫骂或随便交谈，最后，也有人若有所思地独自徘徊，安详而从容，有的人神情疲惫、冷漠，还有一些人（甚至在这里！）竟是一副傲慢自负的样子，歪戴皮帽，斜披皮袄，目光放肆而狡黠，带着肆无忌惮的嘲弄的微笑。“这一切就是我的环境、我现在的世界了，”我想，“不管我愿不愿意，反正得在这里生活……”我打算向阿基姆·阿基梅奇详细询问和了解他们的情况，我很喜欢和他在一起喝茶，以免独自呆坐着。顺便说说，在这最初的一段时间，茶几乎是我唯一的饮食。阿基姆·阿基梅奇从不拒绝喝茶，他会亲自把我们的一个手工制造的可笑的白铁小茶炊坐上，这个小茶炊是M托我保管的。阿基姆·阿基梅奇通常只喝一杯（他还有几只茶杯呢），他稳重地默默喝完一杯，便把杯子递给我，随即动手为我缝被子。可是我要了解的情况，他却未能告诉我，甚至不明白，我怎么会对我们周围那些最接近的苦役犯特别感兴趣，在听我说话时还露出一丝奸笑，那奸笑是我非常熟悉的。“不，看来要亲自体验，而不是到处打听。”我想。
第四天，就像我去重新戴上镣铐的那天一样，囚犯们一清早就在警卫室前的场地上靠近监狱大门的地方排成两列。队列前后都有荷枪实弹、上好刺刀的士兵面向他们一字排开。士兵有权朝囚犯开枪，要是他试图逃跑的话；但同时也要对开枪负责，如果他不是在最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开枪的话；在苦役犯们公开反抗时也是这样。不过谁会公然逃跑呢？工程军官、军官助理以及几名监督施工的工程士官和士兵都来了。点了名；最先出发的是前往被服厂的部分囚犯；工程管理人员与他们是没有关系的；他们只为监狱工作，为整个监狱缝制被服。然后去车间干活的人出发了。再后来就是去干普通的粗活。我也跟着二十来个其他囚犯出发了。在城堡外面的一条结冰的河上有两条平底木驳船，因为不能用了而要拆掉，至少旧木料不会白白地浪费。不过，这些旧木料似乎很便宜，几乎是白给。柴火在城里不值什么钱，而且周围有很多树林。派到这里来，想必只是不让囚犯们无所事事，囚犯们对此也心知肚明。他们干这样的活儿总是萎靡不振、漠不关心，要是工作本身有价值、有意义，特别是能给自己要求到工作量的话，那么情况就几乎完全不同了。这时他们仿佛受到了某种鼓舞，即使得不到任何好处，据我亲眼所见，他们也全力以赴，尽可能把工作干得又快又好；甚至他们的自尊心也起了作用。而在眼前的工作中，干活只是做做样子，而不是实际需要，要求定工作量是很难的，却要一直干到上午十一点击鼓收工为止。这一天是温暖的、雾蒙蒙的天气；雪几乎还没有融化。我们一伙向城堡外的河边走去，镣铐轻微地叮当作响，虽然镣铐是隐藏在衣服下面，但每走一步还是会发出金属碰撞的清脆刺耳的声音。两三个人离开队伍到军需库去领取必要的工具。我和大家走在一起，甚至真的感到很兴奋；我想快些看到并体验一下是什么活儿？苦役犯的劳动是什么滋味？而我自己生平第一次是怎样参加劳动的？
我还记得所有的细枝末节。我们在路上遇到一位蓄须的市民，他停下脚步，把手伸进了口袋。我们一伙中的一个囚犯立刻跑过去，摘下皮帽接过他施舍的五个戈比，便急忙转身回来。那位市民画了十字，继续走自己的路。这五个戈比当天上午就拿去买白面包吃了，面包是在我们全组平分的。
在这批囚犯中像往常一样，有些人愁眉不展、沉默寡言，有些人冷漠而没精打采，还有一些人在懒洋洋地聊天。有一个人不知为什么极其高兴而活跃，他在唱歌，而且几乎一路上都在跳舞，每跳一步就会响起镣铐的叮当声。这就是那个矮胖的囚犯，他在我入狱的头一天早晨，在取水洗脸时与另一个犯人发生争吵，因为那个人竟敢狂妄地自称是鸟中之王。这个兴高采烈的年轻人名叫斯库拉托夫。最后，他唱起了一首豪迈的歌谣，我还记得它的副歌是：
背着我为我娶了老婆——
那时候，我正在磨坊推磨。
只是没有巴拉莱卡琴伴奏。
当然，他那异常快活的心情立刻激起了我们某些人的愤怒，甚至被视为一种冒犯。
“鬼哭狼嚎！”一个囚犯责怪地说道，其实这与他毫不相干。
“只有狼才这样唱歌，是跟狼学来的，这个图拉人！”另一个人用一撮毛的口音说道，他是脸色阴沉的人之一。
“我呀，就算是图拉人吧，”斯库拉托夫立刻反唇相讥，“而在你们的波尔塔瓦，你们被面疙瘩噎得透不过气来。”
“胡说！你自己吃的是什么！用草鞋盛菜汤喝。”
“而现在好像是鬼在喂他吃桃仁呢。”第三个人在帮腔。
“弟兄们，我倒真是娇生惯养的人哪，”斯库拉托夫微微叹息着回答道，仿佛在为自己受到娇惯而懊恼，仿佛在对大家而不是对某一个人说话，“从小就是用特制李子干和泛普鲁士白面包饲养的（应为喂养的，斯库拉托夫故意说错），我的几个同胞兄弟如今还在莫斯科开着一家铺子，在流动货摊上卖风，都是大富商。”
“你卖什么呢？”
“各种商品都有啊，我们都发了。就在那时，弟兄们，我得到了第一次的二百……”
“难道是二百卢布！”一个人好奇地接话道，听说这么一大笔钱，甚至惊得浑身一震。
“不，亲爱的，不是二百卢布，而是二百棒。卢卡啊，卢卡！”
“有的人可以叫我卢卡，你却要用敬称卢卡·库兹米奇。”一个矮小清瘦的尖鼻子囚犯不乐意地应声答道。
“好吧，卢卡·库兹米奇，随你的便吧，就这么办。”
“有的人可以叫我卢卡·库兹米奇，你却要叫我大叔。”
“好吧，就依你叫大叔，不值一提！我本想说句知心话来着。嗨，弟兄们，就是想说说，为什么我在莫斯科攒钱的时间不长；在那里，最后又抽了我十五鞭子，便打发我走人。我就……”
“可为什么要把你打发走呢？……”一个留心听故事的人打断了他的话。
“说我不可以去检疫所呀，不可以喝瓶塞呀，不可以瞎扯呀；所以我，弟兄们，没能在莫斯科真正成为富翁。可我非常、非常、非常想发财。我是太想发财了，简直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呢。”
许多人都开怀大笑。显然，斯库拉托夫是个喜欢找乐子的人，或者不如说喜欢充当供人取乐的角色，仿佛觉得自己有义务使愁眉苦脸的难友们快活起来，当然，除了挨骂他是一无所获的。他属于一种特别引人注目的类型，关于这个类型的人，也许我还会谈到。
“现在就可以把你像黑貂一样宰了，”卢卡·库兹米奇说，“瞧，一件衣裳就值上百卢布呢。”
斯库拉托夫穿的是一件破旧不堪的小皮袄，四面都打了补丁。他相当冷漠而又细心地把它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下。
“不过脑袋很值钱呢，弟兄们，脑袋啊！”他接茬道，“告别莫斯科的时候，我感到很欣慰，就因为脑袋是跟我一起走的。再见了，莫斯科，谢谢你的澡堂，谢谢你的自由精神，你在我身上留下了一道道光荣的鞭痕！而皮袄，亲爱的，你就不必看了……”
“那就看你的脑袋？”
“这脑袋也不是他自己的，是别人施舍的，”卢卡又掺和进来了，“是在秋明有人看在基督分上施舍给他的，当时他与一大批囚犯正好路过。”
“斯库拉托夫，莫非你有手艺？”
“什么手艺啊！他是给人带路的，带着一伙乞丐，拖着他们的赤条条的孩子，”一个脸色阴沉的人说，“这就是他的手艺了。”
“我倒是尝试过缝制靴子，”斯库拉托夫不理会对他的挖苦，若无其事地回答道，“总共只缝制了一双靴子。”
“有人买吗？”
“碰巧有一个，看来是个不畏上帝、不敬父母的人；他买了我的靴子，——这是上帝要惩罚他啊。”
斯库拉托夫周围的人全都笑得前仰后合。
“后来我又开始工作，已经是在这里了，”斯库拉托夫漠然地接着说道，“给斯捷潘·费多雷奇·波莫尔采夫中尉上靴头。”
“怎么样，他满意不？”
“不，弟兄们，不满意。他咒我倒霉一千年，还在我背后用膝盖狠狠地顶我。他可真是气坏了。唉，我的生活在糟践我，服苦役的生活在糟践我啊！”
过了一会儿工夫，阿库琳娜的丈夫出来了……
蓦地，他又响亮而悠扬地唱了起来，一边纵跳自如地用脚踏着拍子。
“瞧这个讨厌的家伙！”走在我身边的一撮毛咕哝道，气愤而轻蔑地瞟了他一眼。
“一个废物！”另一个人严肃地断然说道。
我就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对斯库拉托夫这样生气，一般地说，为什么所有快乐的人，在这最初的几天里我已经注意到了，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蔑视？我曾经认为，一撮毛和其他人的怒斥属于人身攻击。但这并不是人身攻击，他们感到愤怒是因为斯库拉托夫缺乏自制能力，没有严格地保持自尊的态度，这种态度感染了整个监狱，而且到了拘泥细节的程度，总之，是因为按他们的说法，他是个“废物”。不过，在快乐的人们当中，他们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生气，也不是像对待斯库拉托夫之流那样对待所有的人。人们在容忍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方面是各不相同的：憨厚的人立刻就会坦然地忍受屈辱。这简直使我大为惊讶。但是在快乐的人们之中也有些人善于并乐于自卫，决不向任何人示弱：这样的人能迫使别人尊重自己。在这里，在这群人之中，就有一个这样的口齿锋利的人，其实是个非常快活而又招人喜爱的人，不过他的这个方面我是后来才了解的，这个高大魁梧的年轻人面颊上长着一颗大瘊子，脸上有一种挺滑稽的表情，其实他的脸是相当漂亮而机敏的。人们叫他开拓员，因为他是当过开拓员的，现在被关在单人囚室。关于他我势必还要讲到。
不过，并非所有“严肃的人”都像见到别人快乐就生气的一撮毛那样疾言厉色。在苦役犯中有些人所追求的是为首的地位，是了解全局、随机应变的能力，是刚强的性格和智慧。其中的不少人的确是性格刚强的聪明人，也的确达到了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即为首的地位以及对自己难友们在道义上的重大影响力。这些聪明人在彼此之间往往互为大敌，——因而每个人都有很多仇人。他们对其余的囚犯有优越感，甚至带有体恤下情的态度，从不挑起不必要的争端，给管理人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劳役中仿佛就是指挥者，他们谁也不会吹毛求疵，例如责备别人唱歌之类；他们是不屑于管这种小事的。这些人对我都引人注目地彬彬有礼，在整个劳役期间都是这样，但不大爱说话；似乎也是出于自尊心。关于他们我也势必还要更详细地谈谈。
我们来到了河岸上。下面有一条要拆毁的木驳船冻结在河水里。河那边是青色的大草原；一派抑郁而荒凉的景象。我料想大家会纷纷投入工作，可他们却根本没有要干活的意思。有些人散开坐在岸边乱堆着的原木上；差不多人人都从靴筒里摸出装着本地烟丝的烟荷包，这种烟丝用纸包着在市场上卖三戈比一俄磅，又摸出短短的柳木烟袋杆，带有自制的木头小烟斗。烟斗冒烟了；押送兵把我们围在中间，百无聊赖地开始看守我们。
“是谁想起要拆掉这条木驳船啊？”有人仿佛在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并不是要问谁。“想要木屑不成？”
“是不怕给咱们找麻烦的人想起的。”另一个人搭腔了。
“这些乡巴佬要去哪儿呀？”第一个人沉默片刻后问道，显然没有注意对前一个问题的回答，用手指着远处的一群庄稼汉，他们踏着积雪吃力地鱼贯而行。大家都懒洋洋地转头朝那个方向望去，由于闲得无聊开始学着他们的样儿嘲笑他们。跟在最后的那个庄稼汉走路的样子特别好笑，他张开两条手臂，头歪在一边，头上戴的是庄稼汉的那种长长的尖顶毡帽。他的身影完整而清晰地倒映在白雪上。
“瞧，彼得罗维奇大哥，他的那身衣服！”有人滑稽地模仿农夫的口音说。说来也怪，囚犯们都有些看不起庄稼人，尽管他们有一半是农民出身。
“弟兄们，末尾的那个人走路就像在栽萝卜。”
“这个人脑子迟钝，有钱不知怎么花。”第三个人说。
大家都笑了起来，不过也那么懒洋洋的，仿佛笑得有些勉强。这时卖面包的女商人来了，一个活泼伶俐的少妇。
大伙儿拿施舍的五戈比向她买了几个面包，随即平分了。
在监狱里贩卖面包的小伙子拿了二十来个，他开始讨价还价，坚决要求按平时的规矩再添三个面包，而不是两个。但女商人不同意。
“喂，还有一个你就不给了？”
“还要给你一个什么呀？”
“就是耗子也不吃的那个。”
“你这该死的！”少妇尖叫道，又笑了。
最后，手持警棍的士官来了，他是监工。
“喂，怎么都坐下了？马上开工！”
“怎么样，伊万·马特维伊奇，给我们定工作量吧。”“头儿”之一缓慢地站起身来说道。
“刚才派工的时候为什么不提出来呢？把木驳船拆掉，这就是你们的工作量。”
大伙儿勉强站起身来，拖着脚步向河边走去。人群中马上就冒出了“指挥官”，至少是在口头上指挥。原来木驳船是不能乱砍的，必须尽可能保护原木，尤其是几根横向的连根材，它们从一端到另一端都用大木钉钉在驳船的底部——这活儿又费时又枯燥乏味。
“首先要把这根原木拖开。动手干吧，弟兄们！”有人说道，他根本不是指挥官，也不是管理人员，就是个干粗活的，一个不爱说话的文静的小伙子，此前一直不曾吭声，他弯下腰来，双手抱住一根粗大的原木，等着帮手。可是谁也不来帮他。
“是呀，你大概能搬得起来！要是你也搬不动，你的爷爷老狗熊来了，——也是搬不动的！”有人透过齿缝叽咕道。
“那怎么办，弟兄们，怎样干起来呢？我可不知道……”爱逞能的小伙子放下原木，欠起身来困惑地说。
“工作是干不完的……你干吗要跳出来？”
“给三只母鸡喂饲料也会算错，却第一个往前冲……一只小鸨！”
“弟兄们，我没啥……”困惑的小伙子辩解道，“我只不过是……”
“要我把你们套上护套保存起来？还是把你们腌起来过冬？”监工又叫嚷起来，大惑不解地望着不知所措的二十来个人，“干活吧！快！”
“光图快不行哪，伊万·马特维伊奇。”
“可你什么也不干嘛，喂！萨维利耶夫！贫嘴彼得罗维奇！我在说你呢：你站着傻看什么呀！……干活！”
“我一个人能干什么呢？……”
“您给我们定工作量吧，伊万·马特维伊奇。”
“我说过了，没有工作量。马上拆卸驳船，要不就回去。干活！”
终于干了起来，不过很疲沓、很勉强、很笨拙。看着这一大群健壮的工人简直令人气愤，他们似乎完全不明白该怎么干才好。刚要取出第一根最小的连根材，就发现它断了，“是它自己断的，”他们向监工这样辩解道；可见这样干是不行的，要另想法子。他们商量了好久，要另想法子，该怎么办呢？当然，渐渐地叫骂起来，眼看会闹得越来越凶……监工挥起警棍，又大声呵斥，可是连根材又断了一根。终于发现，原来是斧子太少，而且还缺少一种工具要去拿来。立刻派了两名囚犯在押送下到城堡去取工具。在等待的时候，所有其余的人都气定神闲地坐在驳船上，又拿出自己的小烟斗抽起烟来。
最后监工唾了一口。
“呸，没有你们，工作也不愁没人干！唉，这种人哪，这种人！”他气愤地嘟囔道，一挥手，摇着警棍回城堡去了。
一小时后来了一名军官助理。平静地听完囚犯们的诉说，他宣布工作量是再拔出四根连根材，但不能折断，一定要完好无损，此外他划出驳船的很大一部分要拆除，干完就可以回去。工作量很大，可是我的天，他们干得多欢哪！懒散不见了，困惑不见了！斧头叮咚作响，开始拧下大木钉。其余的人把几根粗木杠塞在下面，二十只手同时压在木杠上，利落而熟练地撬起了连根材，我感到惊讶的是，现在这些连根材全都完好无损地撬了下来。事情干得热火朝天。大家突然变得特别聪明了。不讲废话，没有叫骂的声音，人人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站在哪里，该出个什么主意。正好在击鼓收工前的半个小时完成了工作定量，于是囚犯们回去了，很疲倦，但心满意足，虽然只比指定的时间提前了那么半个小时。不过，关于他们对我的态度，我注意到了一个特点；不管我在哪里凑上去帮他们干活，到处都不是我待的地方，我在哪里都碍事，几乎到处都有人骂骂咧咧地赶我走。
一个衣衫褴褛的可怜的囚犯，自己也是劳动极差的工人，在比他麻利些、懂事些的其他苦役犯面前不敢说个不字，连他也自以为有权申斥我、赶开我，要是我站在他身旁的话，借口是我碍着他的事。最后，一个口齿伶俐的囚犯干脆粗鲁地对我说：“您往哪里钻哪，走开吧！何必在这里乱闯呢”。
“他走投无路了！”另一个立刻搭腔道。
“你不如拿一个带把的杯子，”第三个对我说道，“去乞讨吧，能在石屋栖身，也有烟抽，而在这里你是无事可做的。”
只好独自站着，别人都在干活，一个人独自站着也有些不好意思。可是当我真的离开他们站到船艄上去，他们立刻就嚷嚷：“哪有这号劳动者啊；拿他们怎么办呢？无法可想！”
这一切，不言而喻，都是成心的，因为这把大伙儿都逗乐了。他们要戏弄一下过去的小贵族，当然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现在很清楚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为什么我入狱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应当如何立身处世，怎样立足于这些人之间。我预感到，我会时常与他们发生冲突，就像刚才在工作中那样。但是不管发生什么冲突，我拿定主意，决不改变自己的行动计划，这时我对计划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有了周密的考虑；我知道这个计划是正确的。就是说：我决心要尽可能保持朴实和独立的作风，丝毫不露出特别想要接近他们的态度；但也不排斥他们，如果他们自己想接近我的话。决不惧怕他们的威胁和敌视，而且要尽可能地行若无事。决不在某些重要问题上与他们同流合污，也决不迁就他们的某些习惯和习气，总之，决不无原则地强求他们的友谊。我一眼就看出，他们首先就会因此而轻视我。不过，按照他们的看法（后来我才真切地明白了这一点），我毕竟应当在他们面前维护甚至尊重自己的贵族出身，也就是说，应当图安逸、摆架子，嫌弃他们这些人，时不时地撇着嘴冷笑，嫌脏怕累。他们对贵族的看法就是这样，当然，他们会因此而骂我，但心里还是会对我怀有敬意。这种角色是不适合我的；我从来就不是他们所理解的那种贵族；然而我发誓决不退让妥协，以致在他们面前贬低我的教养和我的思维方式。如果我为了迎合他们，开始巴结他们，和他们保持一致，对他们故作亲昵，甚至堕落到他们的那种“素质”，以求得他们的欢心，——他们马上就会认为，我这样做是由于恐惧和怯懦，因而对我抱着鄙视的态度。A不值得仿效：他常到少校那儿去走动，他们自然会怕他。另一方面，我也不愿对他们仅限于冷淡地敬而远之，像几位波兰人那样。我现在看得很清楚，他们轻视我，就因为我曾想和他们一样干活，不贪图安逸，也不在他们面前摆架子；虽然我毫不怀疑，他们以后将不得不改变对我的看法，然而一想到他们现在似乎有理由轻视我，以为我今天曾在工地上讨好他们，——这个想法就使我感到非常痛心。
傍晚，下午的工作结束后，我回到监狱，心力交瘁，可怕的苦闷又再次袭来。“前面还有多少数以千计的这样的日子啊，”我想，“天天都是这样，如出一辙！”已是暮色四合的时候了，我在牢房后面沿着围墙默默无语地独自徘徊，蓦地看到我们的沙里克径直向我跑了过来。沙里克是我们监狱的狗，就像有步兵连、炮兵连和骑兵连的狗一样。它从很久以前就生活在监狱里了，不属于任何人，把所有的人都认作主人，吃的是伙房的残羹剩饭。这是一条相当大的带白色斑点的黑狗，这条看院子的狗还不算太老，有一双机灵的眼睛和毛茸茸的尾巴。从来没有人亲切地抚摩它，谁也不会在意它。还是在入狱的第一天，我就曾抚摩它，把手里的面包递给它。我抚摩它的时候，它乖乖地站着，亲切地望着我，轻轻地摇着尾巴表示满意。它好久没有见到我了，而我是几年来第一个想亲近它的人啊，此刻它跑来跑去，在人群中找我，终于在牢房后面找到了我，便尖声吠叫着向我跑了过来。简直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可我竟然扑上去亲吻它，搂着它的头；它跳起来，把两条前腿搭在我的肩上，舔着我的脸。“这是命运给我带来的朋友啊！”我想，此后，在这最初的艰难而忧郁的时期，每当收工回来，我哪里也不去，首先就赶往牢房后面，沙里克跑在我的前头，快乐得尖声吠叫，我时常抱着它的头连连亲吻，一种甜蜜而又揪心的苦涩使我的内心无限惆怅。记得，我甚至会愉快地想，仿佛在夸耀自己的苦涩：在人世间我现在只剩下这仅有的爱我、依恋我的生物了，只剩下我的朋友、我唯一的朋友——我的忠诚的狗沙里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