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已发生在我服苦役的最后一年。这最后一年，几乎和第一年同样地令我刻骨铭心，尤其是狱中生活的最后一段时间。不过我不想细说了。只记得，这一年，尽管我迫不及待地渴望尽快服满刑期，我却生活得比流放中的以往岁月都轻松。首先，我在囚犯中已经有了很多朋友和知己，他们都认定我是个好人。其中有不少人都与我以诚相待，真心地爱护我。一名工程兵在送我和我的一个难友出狱时几乎要哭了，后来，我们出狱后还在这座城市的公家房子里住了整整一个月，他几乎天天都拐到我们这里来，就为了看看我们。不过也有些人始终都是阴森而冷淡的，他们似乎跟我说句话都是勉为其难——天知道这是为什么。看来我们之间是有了什么隔阂。
在最后一段时间我所得到的优待，超过了以往的全部刑期。在那座城市的现役军人中我有了几个熟人，甚至早年的同窗。我恢复了与他们的交往。通过他们我有了更多的钱，可以给家乡写信，甚至还可以看书。我已经有几年不曾看过书了，因而很难说明我在监狱里所看的第一本刊物在我心里所产生的那种奇怪而又激动人心的印象。记得我是在傍晚牢房上锁后开始看的，看了一个通宵。那是一本期刊。信息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往日的生活全都清晰而鲜明地呈现在我的面前，于是我根据该期刊的内容竭力猜想：我已经远远地落后于这种生活了吗？在没有我的时候，他们又有了多少人生感悟啊，现在使他们激动的是什么，现在使他们感兴趣的又是哪些问题呢？我字斟句酌，努力在字里行间探寻隐秘的含意以及对往日生活的暗示；我在寻找在我那个时代曾激动人心的事件的痕迹，而现在我是多么悲伤而真切地意识到了，我与新的生活是那么格格不入，成了弃家出走的浪子。必须习惯于新的事物，了解新的一代，有一篇文章我特别爱读，其署名是我的一个熟人，从前与我过从甚密……但也听得到一些新的名字了：出现了一些新的活动家，于是我如饥似渴地急于了解他们，使我恼怒的是，我能想得到的书是那么少，要搞到书是那么困难。从前，在原来的少校教官当权的时候，把书带进监狱甚至是很危险的。一旦搜出来，一定会查问：“书是哪儿来的？在哪里买的？可见，你是有联络的了……”对这样的一些问题我能回答什么呢？因为生活中没有书，我便不由自主地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内心，向自己提出种种问题，力求解决，这些问题有时使我备受折磨……不过这种情况真是一言难尽啊！……
我入狱是在冬季，因而也要在冬季、在我入狱的同月同日重获自由。我是怎样迫不及待地等候着冬季啊，怎样满心喜悦地在夏末看着枝头的树叶在凋谢，草原上的青草在枯萎。不过，眼看夏天就已过去，秋风开始呼啸；瞧，已是初雪在漫天飘洒……冬季终于来临，久已期盼的冬季啊！我的心由于对自由的伟大预感而不时在低沉而剧烈地跳动。可是很奇怪：流逝的时间越多，离刑期越近，我却越来越沉得住气了。到了最后几天，我甚至感到吃惊而责备自己：我觉得，我好像变得完全平静而冷漠了。在工余时间，与我在大院里相遇的很多囚犯都主动地和我交谈，向我表示祝贺：
“您就要获得自由了，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大爷，快了，快了。您要把我们孤苦伶仃地留在这儿了。”
“您怎么样，马丁诺夫？也快了吧？”我回答说。
“我呀！嘿，有什么好说的！还得苦熬七年呢……”
他暗自叹息，默然不语，漫不经心地向远处望了望，仿佛在眺望未来……是的，很多人都是在真心而高兴地向我祝贺。我觉得，似乎人人对我都更殷勤有礼了。看来我已经不是他们的自己人；他们已经在向我道别。克-钦斯基出身于波兰贵族，一个文静而温和的年轻人，和我一样，也喜欢在工余时间久久地漫步于监狱的大院子。他想用清新的空气和散步来保持健康，弥补空气恶浊的牢房之夜所造成的伤害。“我在急切地等着您出去呢，”有一次我们在散步时相遇，他笑嘻嘻地对我说，“您一出去，那时我就知道了，我离出狱还剩下整整一年。”
在这里我要顺便指出，由于幻想和疏阔，我们在监狱里会觉得，自由比真实的自由更自由，就是说，比实际上的、现实中的自由更自由。囚犯们夸大了真实的自由的概念。就囚犯而言，这是很自然的，是其天性中的一个特点。一名身穿破旧军服的勤务兵，在我们这里几乎被认为是一位君主、一个相对于囚犯而言的自由人的典范，因为他没有剃去半边头发，没有戴镣铐，没有押送兵跟着。
在最后一天的前夜，我在暮色中最后一次沿着立柱绕着整个监狱走了一圈。这些年来我曾千百次地走遍这些立柱！在入狱的第一年，我曾走出牢房在这里独自徘徊，孑然一身，伤心欲绝。记得我那时曾计算过，我还剩下几千个昼夜。天哪！这是多么久以前的事了！就是这里，在这个角落，我们的那只鹰度过了囚徒的日子；就是在这里，彼得罗夫时常与我相遇。他现在也不肯离开我。他会跑过来，好像在猜度我的心绪似的，默默地与我并肩而行，好像有什么事使他暗自吃惊。我在心里向我们牢房的那些发黑的木架告别。那时，在初期，它们的冷淡曾使我大吃一惊。也许，它们现在也比那时显得苍老了吧；不过我是觉察不到的。在这一堵堵墙壁之内，曾有多少青春被白白葬送，多少伟大的力量在这里徒然遭到毁灭！必须把话都说出来：要知道，这些人绝非平庸之辈。要知道，这也许就是我国全体人民中最有才华、最坚强的人们。可是强大的力量白白地遭到毁灭，不正常地、非法地、无可挽回地惨遭毁灭。这是谁之罪？
问题就在于：谁之罪？
第二天早晨，在出工之前晨曦初露的时候，我走遍了各个牢房，向所有的囚犯告别。一双双长满老茧、坚强有力的手亲切地向我伸了过来。有些人完全是伙伴般地握手，不过这样的人为数不多。有些人已经很清楚，我从此就是与他们完全不同的人了。他们知道，我在城里有熟人，马上就要从这里出发，到老爷们那里去，并且作为平等的一员和那些老爷们并肩而坐。他们明白这一点，因而与我分手时，哪怕和蔼可亲，哪怕殷勤有礼，但远不像和一个伙伴分手，而是更像和一位老爷分手。还有些人扭头不看我，对我的告辞冷淡地不理不睬。有些人甚至带有敌意地瞟了瞟我。
传来了击鼓声，大家都去上工了，我独自留在屋子里。这天早晨苏希洛夫起床几乎比所有的人都早，尽心尽力地忙活着，要及早为我沏好茶。可怜的苏希洛夫！当我把自己的囚犯穿的旧衣服、衬衫、镣铐的皮衬垫和一点钱留赠给他的时候，他哭了。“我要的不是这些，不是这些！”他说，使劲抑制着哆嗦的嘴唇，“我失去您，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是什么心情啊？没有您，我还能为谁留下来呢！”我和阿基姆·阿基梅奇也最后一次互道珍重。
“您也就快了！”我对他说。
“我还早着呢，先生，我还要在这里待上很久呢，先生。”他紧握我的手喃喃地说。我扑上去搂着他的脖子，彼此吻别。
囚犯们出去十分钟后，我们，我和当初与我一同入狱的难友，也走出了监狱，从此不再回来了。还要直接到锻工车间去，卸下镣铐。不过送我们去的已不是荷枪实弹的押送兵了：我们是跟一名士官去的。是我们的几个囚犯在工程车间为我们卸下了镣铐。我等他们为我的难友打开镣铐后，自己也朝铁砧走了过去。铁匠们让我转身背对他们，在身后抬起我的一只脚，放在铁砧上……他们忙碌起来了，想干得更灵巧，更好。
“铆钉，先要拧下铆钉！……”工长在指挥，“把它固定好，要这样才行，好！……现在用大锤砸吧……”
镣铐掉在了地上。我拾了起来……我想拿在手里，最后再看上一眼。我此刻似乎感到惊讶，它们刚才还套在我的腿上呢。
“好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囚犯们断断续续、粗声大气地说道，似乎还透露出一丝得意。
是的，上帝保佑！自由、新的生活、死而复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