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改良乡村的最大阻力，便在乡人们自身的旧思想，这旧思想的主力是道教思想。
所谓道教，不是指老子的道家者流，乃是指有张天师做教主，有道士们做祭司的，太上老君派的拜物教。平常讲中国宗教的人，总说有儒释道三教，其实儒教的纲常早已崩坏，佛教也只剩了轮回因果几件和道教同化了的信仰还流行民间，支配国民思想的已经完全是道教的势力了。我们不满意于“儒教”，说他贻害中国，这话虽非全无理由，但照事实看来，中国人的确都是道教徒了。几个“业儒”的士类还是子曰诗云的乱说，他的守护神实在已非孔孟，却是梓潼帝君伏魔大帝这些东西了。在没有士类来支撑门面的乡村，这个情形自然更为显著。《新陇》杂志里说，在陕西甘肃住的人民总忘不了皇帝，“你碰见他们，他们不是问道，紫微星什么时候下凡，就是问道，徐世昌坐江山坐得好不好？”我想他们的保皇思想，并不是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或“三月无君则吊”这些经训上得来的，他们的根据便只在“真命天子”这句话。这是玄穹高上帝派来的，是紫微星弥勒佛下凡的，所以才如此尊重！中国乡村的人佩服皇帝，是的确的，但说他全由儒教影响，是不的确的。他们的教主不是讲《春秋》大义的孔夫子，却是那预言天下从此太平的陈抟老祖。
此外还有许多道教思想的恶影响，因为相信鬼神魔术奇迹等事，造成的各种恶果，如教案，假皇帝，烧洋学堂，反抗防疫以及统计调查，打拳械斗，炼丹种蛊，符咒治病种种，都很明显，可以不必多说了。但有一件事，从前无论那个愚民政策的皇帝都不能做到，却给道教思想制造成功的，便是相信“命”与“气运”。他们既然相信五星联珠是太平之兆，又相信紫微星已经下凡，那时同他们讲民主政治，讲政府为人民之公仆，他们那里能够理解？又如相信资本家都是财神转世，自己的穷苦因为命里缺金，那又怎敢对于他们有不平呢？项羽亡秦，并不因他有重瞳异相的缘故，实在只为他说，“彼可取而代也！”把自己和秦始皇一样看待，皇帝的威严就消灭了。中国现在到处是大乱之源，却不怕他发作，便因为有这“命”的迷信。人相信命，便自然安分，不会犯上作乱，却也不会进取；“上等社会”的人可以高枕无忧，但是想全部的或部分的改造社会的人的努力，却也多是徒劳，不会有什么成绩了。
普通所谓民俗学，却大抵是以私的迷信为限。在文明国里最有教育的人，平常几乎不知道有多少这样野蛮的遗风余留在他的门口。到了上世纪这才有人发见，特别因了德国格林兄弟的努力。自此以后就欧洲农民阶级进行统系的研究，遂发见惊人的事实，各文明国的一部分——即使不是大多数——的人民，其智力仍在野蛮状态之中，即文化社会的表面已为迷信所毁坏。只有因了他的特殊研究而去调查这个事件的人，才会知道我们脚底下的地已被不可见之力洞穿得多么深了。我们似乎是站在火山之上，随时都会喷出烟和火来，把若干代的人辛苦造成的古文化的宫阙亭院完全破灭。勒南（Renan）在看了巴斯多木的希腊废庙之后，再与义大利农民的丑秽蛮野相比，说道，‘我真替文明发抖，看见他是这样的有限，建立在这样薄弱的基础上，单依靠着这样少数的个人，即使是在这文明主宰的地方。’
我常看见宋学家的家庭里，生员的儿子打举人的父亲，打了之后，两个人还各以儒业自命，所以我说儒教的纲常本已崩坏了。在乡村里，自然更不消说，乡间有一种俗剧，名叫“目连戏”，其中有一节曰“张蛮打爹”，张蛮的爹说，“从前我打爹的时候，爹逃就完了，现在他打我，我逃他还追哩。”这很可以表示民间道德的颓废了。可是一面“慎终追远”却颇考究，对于嗣续问题尤为注意，不但有一点产业的如此，便是“从手到口”的穷朋友，也是一样用心。《新生活》二十八期的《一个可怜的老头子》里，老人做了苦工养活他的不孝的儿子，他的理由是“倘若逐了他出去，将来我死的时候那个烧钱纸给我呢？”孔子原是说“祭如在”，但后来儒业的人已多回到道教的精灵崇拜上去，怕若敖氏鬼的受饿了。乡村的嗣续问题，完全是死后生活的问题，与族姓血统这些大道理别无关系了。
够了，抄下去怕要太长了。总之，照他这样说来，民众终是迷信的信徒，是不容易济度的。茀来则教授又说：
倘若我们审查这些为我国民所沉默而坚定地执守住的迷信，我们将大吃一惊，发见那生命最长久的正是那最古老最荒唐的迷信，至于虽是同样地谬误却较为近代，较为优良的，则更容易为民众所忘却。……”
以上是我对于乡人的思想的一点意见，至于解决的方法，却还没有想出。就原始的拜物教的变迁看来，有两条路：其一，发达上去，进为一神的宗教；其二，被科学思想压倒，渐归消灭。所以有人根据了第一条路，想用基督教来消灭他，这原是很好的方法，但相差太远，不易融化，不过改头换面，将多神分配作教门圣徒，事实上还是旧日的信仰。第二条路更是彻底了，可是灌输科学思想的方法很有应该研究的地方，须得专门的人出来帮助，这一篇里不能说了。
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八日，在北京。（《新生活》第三十九期）
二
上文是六年前所写，那一天正是长辛店大战，枪炮声震天，我还记得很清楚，至于这是谁和谁打，可是忘记了，因为京畿战争是那么多，那么改变得快。什么都变得快，《新生活》也早已停刊了，所没有改变的就只是国民的道教思想。我以前曾指出礼教的根本由于性的恐怖之迷信，即出于萨满教，那么现今军阀学者所共同提倡的实在也就是道教思想。我拿出旧稿来看，仿佛觉得是今天做的，所以忍不住要重登他一回，不过我的意思略有变更，觉得上文末尾所说的两种办法都是不可能的。我要改正的是，“澈底”是决没有的事，传教式的科学运动是没有用的，最好的方法还只是普及教育，诉诸国民的理性。所可惜者，现今教育之发展理性的力量似乎不很可信，而国民的理性也很少发展的希望。我不禁想起英国茀来则（Frazer）教授著《普须该的工作》（Psyche's Task）里的《社会人类学的范围》文中的话来，要抄录他几句。社会人类学亦称文化人类学，是专研究礼教与传说这一类的学问，据他说研究有两方面，其一是野蛮人的风俗思想，其二是文明国的民俗。他说明现代文明国的民俗大都即是古代蛮风之遗留，也即是现今野蛮风俗的变相，因为大多数的文明衣冠的人物在心里还依旧是个野蛮。他说：
“我现在所想说明的是，为什么在有可以得到知识的机会之人民中间，会有那各种政治的，宗教的，道德的迷信遗留着。这理由是如此：那些高等思想，常是发生于上层，还未能从最高级一直浸润到最下级的心里。这种浸润大抵是缓慢的，到得新思想达到底层的时候，（倘若果真能够达到，）那也已变成古旧，在上层又另换了别的了。假如我们能够把两个同国同时代但是智力相反的人的头揭开来，看一看他们的思想，那恐怕是截不相同，好像是两个种族的人。有一句话说得好，人类是梯队式地前进，这就是说，他们的行列不是横排的，但是一个个的散行进行，大家跟着首领都有若干不同的距离。这不但是民族中间如此，便是同国同时代的个人中间也是这样的。正如一个民族时常追过同时的别民族，在同一国家内一个人也不断地越过他的同僚，结果是凡能脱去迷信的拘束者成为民族中的最先进的人，一般走不快的则还是让迷信压在他的背上，缚住他的脚。我们现在丢开譬喻，直说起来，迷信之所以遗留者，因为这些虽然已使国内的明白人感到憎恶，但与别一部分的人的思想感情还正相谐合，他们虽被上等的同胞训练过，有了文明的外表，在心里还仍旧是一个野蛮。所以，例如那些对于大逆及魔术的野蛮刑罚，凶恶的奴制，在这个国里，直到近代还容许着。这些遗风可以分作两类，即是公的或私的，换言之，即看这是规定在法律内，或是私下施行，无论是否法律所默许。我刚才所举的例是属于前项的。没有多久，巫在英国还是当众活焚，叛逆者当众剖腹，蓄奴当作合法制度，还留存得长久一点。这种公的迷信的真性质不容易被人发见，正因为他是公的，所以直到被进步的潮流所扫去为止，总有许多人拥护这些迷信，以为是保安上必要的制度，为神与人的法律所赞许的。
“实际上，无论我们怎样地把他变妆，人类的政治总时常而且随处在根本上是贵族的。（案我很想照语源译作‘贤治的’。）任使如何运用政治的把戏总不能避免这个自然律。表面上无论怎样，愚钝的多数结局是跟聪敏的少数人走，这是民族的得救，进步的秘密。高等的人智指挥低等的，正如人类的智慧使他能制伏动物。我并不是说社会的趋向是靠着那些名义上的总督，王，政治家，立法者。人类的真的主宰是发展知识的思想家，因为正如凭了他的高等的知识，并非高等的强力，人类主宰一切的动物一样，所以在人类中间，这也是那知识，指导管辖社会的所有的力。……”
这或者是唯一的安慰与希望罢。
民国十五年十月二日，时北京无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