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和精神上的宁静与安逸有没有玄学的根据，全要看每个人的性情和经验的倾向而定。生活到处都陷在不可知的境界里，只有暂时的或历史性的场面留下来作为指导——并且那也会过去的。尤金在精神和肉体的痛苦中，有一时期竟然会爱好各种宗教性的玄想，这似乎有点文不对题，可是生活在大风大浪中是会这样。这种玄想就成为逃避自己，逃避他的疑惑与失望的避难所，所有的宗教思想也都是这样的。
如果要我解释宗教，我会说它是人类所发明的、用来保护被环境弄得血淋淋的心灵的绷带；一个把他从不可逃避的渺茫不定中包起来的套子。我们尽量把一切想着是永恒的，尽量把它们当作是永恒的。宗教显然给了生活一个安身之处和一个名义——虽然那只是一个幻想。所以我们给带回到时间、空间和无涯的心灵那儿去——可是我们给当作什么呢？我们总是站在它们面前，把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都归之于它们。
但是对宗教的需要并不是经常的，象生活里所有别的那样。一个心灵恢复了健康以后，它很容易又回到以前的幻想上去。女人又进入了他的生活——请不要相信会有什么别的情形——也许是给尤金的那种沉思和孤单的意境吸引住了。虽然悲剧使他平静下来一个时期，他又活跃起来。他更怀疑地看着她们走近，可是心里不能不给她们勾动——那些他应邀赴会的会客室里走进来的女人，想引起他兴趣的太太小姐们（她们几乎不由他不感觉兴趣），舞台上的女人——女艺术家、女诗人、杂技表演人、评论家、理想家。由于这许多接触、通讯和聚会，他跟有几个发生了关系，结局也跟过去一样。他还是没有变吗？变得不多——不。只是在思想和情感上更无情了——锻炼成了一个为生活和工作而工作的人了。也有剧烈的场面、眼泪、分离、遗弃、冷淡的相会，玛特尔照顾着的小安琪拉总呆在一边作为他的支柱和安慰。
尤金是一个彻头彻尾不敬神的艺术家，只爱《圣经》里句子的美妙和叔本华、尼采、斯宾诺莎、詹姆士①等所提出的奥秘。他发现他的孩子有着极可爱的个性，并且引起了他研究的兴趣——他有时能够带着亲切的关怀默想着她，发现她有点象自己，也有点象安琪拉，一面还猜度着她将来的结果。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她会对艺术发生兴趣吗？她那么大胆、活泼、顽强，他想着——
①詹姆士（1842-1910），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
“你的孩子简直象个鞑靼人，”有一次玛特尔对他说。他笑着回答：
“不过我还是要看看我对她有没有办法。”
他有时候想着，要是他跟小安琪拉渐渐能够互相完全了解，她不太早结婚，那末他就可以拿她作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美满的家庭。也许，她的丈夫不会反对跟他住在一块儿。
最后的一幕我把它安排在蒙特克勒尔他的工作室里。玛特尔和她的丈夫经常住在那儿，替他主持家务，小安琪拉成了他的安慰。他住在那儿工作。有天夜晚，他坐在火炉前看书，一部历史书中有一个意见使他想起了斯宾塞的《事实与批判》里论“不可知的”那几章奇妙言论中的一节，于是他站起身去寻找。在他的书籍里寻找了一会儿后，他找出了那本书，心领神会地又读了一遍，因为关于生活方面，它很配合他的性情，尤其是他的思想状况。这一节跟他的观点特别有关系，所以我把它引来说一下：
“我们感官所认识的物体的奥秘，是超越我们知识范围的，宇宙的子宫里（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称它的话）所呈现的东西更超越了我们的知识范围，因为前一种还可以（并且也是）给许多人认为是可以用创造的假设来解释，给其余的人用进化的假设来解释，而后一种就不能这样来解释了。有神论者和不可思议论者得同意承认-空-间的各种性质是内在的、永恒的、非创造的——是在所有创世之先，如果有过一次创世的话。所以要是我们能够识破生存的奥秘，还有更卓越的奥秘摆在我们面前。凡是被认为既不是创造的又不是进化而来的东西，比起看得见、触得到的东西所呈现的事实，就根源上讲，是更不可想象的了……想到这个空白形体的存在，尽管在我们目力所及的地方向四下探索，可是还有未经探索的部分，我们的想象力所横跨的部分要是跟未经探索的部分一比，就变得极微小的了——想到一个空间，我们不可衡量的星球体系跟它一比，就变成了一小点。这种思想简直把我们难倒了，使我们无法去思索。最近几年，对这个无边的、无原始的、一直存在着并且一定得永远存在着的空间的认识，在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感觉。”
“唔，”尤金说着回过头去，因为他觉得听见一个轻微的声音，“这的确是我所看过的关于人类思想限度的最好的解释。”接着他看见小安琪拉走进来，穿着一件有点儿象小丑服装的袋形小睡衣。他微笑着，因为他知道她喜欢撒娇，又机灵、又调皮。
“你现在上这儿来干吗？”他装着很严厉地问。“你知道你不该这么晚还不睡。要是给玛特尔姑妈看见了，那还了得？”
“可是我睡不着呀，爸爸，”她狡猾地回答，急切地想跟他在火炉边多呆上一会儿，所以撒娇地轻轻跑上前来。“您抱着我，好吗？”
“好，我知道你怎么睡不着，你这坏东西。你上这儿来要我抱着睡。快去！”
“哦，别这样，爸爸！”
“好吧，来吧。”他把她抱起来，又在火炉边坐下。“现在你好好睡，不然就回到床上去。”
她蜷缩起来伏着，黄头发靠在他弯着的胳膊上。他一面望着她的面颊，一面回想到她诞生时的那场暴风雨。
“花一般的小姑娘，”他说。“可爱的小娃娃。”
她没有回答。一会儿，她睡着了，他把她抱到床上，盖好被。回来的时候，他走到外面枯黄的草地上。十一月末的寒风吹着残留在树枝上的枯黄叶子沙沙作响。满天星斗——猎户星座的庄严的一环和那些形成北斗和大小熊的神秘的星星，还有那被称作银河的遥远、模糊的星河。
“在这一切里，”他想着，一面用手抹着他的头发，“安琪拉到底在哪儿呢？我将来会在哪儿？人生是个多么可爱的浑沌——多么丰富、多么温柔、多么狰狞、多么象一支五音繁会的交响乐曲。”他望着闪耀的高空，心灵里涌起伟大的艺术美景。
“风的声音——今儿晚上天气多美，”他想。
接着，他静静地回进房去，关上了门。
重读德莱塞的《“天才”》
1911年，德莱塞的第二部长篇《珍妮姑娘》出版以后，《“天才”》，这部以美国艺术家命运为主题的，就已经完成了初稿。但是，作者对自己精心构思的这部作品的初稿还觉得不甚满意，因此将它搁置了数年，等自己的思想更成熟、布局更缜密后，才于1914年起1915年间重写了二稿，也就是最后的定稿，并于1915年9月继《金融家》和《巨人》之后出版，成为他的第五部重要作品。这部最后的定稿与初稿相比，意义更为深刻，悲剧性也更强；它更加有力地揭示了有为的青年在金圆万能的影响下如何每况愈下，终于成为一些精神失常、思想紊乱、品德堕落的人。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作者本人是何等重视这部，而这部在他的作品中也确实占有独特的地位。
我们知道，德莱塞出生于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城镇，年轻时到了芝加哥，在那里当过地产公司和家具公司的收账员，后来成为一个新闻记者，往来于各大城市之间，最终到纽约定居，成为专业作家。这大体上也正是《“天才”》的主人公尤金-威特拉所走的道路。我们试将德莱塞的自传《谈我自己》与《“天才”》相比，便能找出许多德莱塞本人和他笔下的尤金相似的经历，例如《“天才”》中的璐碧就是德莱塞年轻时的女友艾丽斯，璐碧写给尤金的那封信，大体上就是艾丽斯写给德莱塞的那封信（见《谈我自己》第二十二章）。所以，《“天才”》中的尤金-威特拉，尤其是第一部中的尤金，实际上就是写的德莱塞自己。
德莱塞从中西部到芝加哥和纽约时，看到资本主义大都市的发展和表面的繁荣，一度曾对资本主义社会充满了幻想，希望能在那里成功发迹，得到“名誉”、“财富”、“势力”、“社会地位”等等，可是他在那里的亲身经历与耳闻目睹使他的幻想彻底破灭。他逐渐看穿了资本主义美国的真面目，认识到美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他发现美国的现实是残酷的、非正义的。那些年里，他有了种种切身的体会，看到在资本主义美国，有才华的青年人如何受到摧残和腐蚀，如何蒙受迫害，他们的发展如何遭到妨碍。他看到许多本来奋发有为的青年作家、诗人、剧作家、艺术家、演员等在金圆社会的引诱和压迫下，一天天堕落下去，成了一些庸庸碌碌、颓废贫乏的资产阶级“御用工具”。尽管他自己看清了美国的真相，站稳脚跟，不顾资产阶级恶势力的攻击、迫害、奉承与收买，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正如美国进步作家迈克尔-高尔德（MichaelGould）所说的，尽管“他是不可能被人收买或被人剥去人性的”，然而周围的许多他原来很钦佩或很赏识的艺术家却在那种生活方式的影响下一个个垮了下去，陷入了才华枯竭的境地。因此，德莱塞觉得骨鲠在喉，痛切地感到非常有必要来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对美国艺术的腐蚀作用。这也正是这部长篇巨著的主题。德莱塞写的是画家尤金-威特拉的一生，实际上是勾勒出了美国资本主义文学艺术界的一个典型人物。
尤金-威特拉起初是一个正直、诚实、颇具才华的青年画家，可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种种物质享受的诱惑之下，竟然变得思想混乱、利欲熏心、荒淫无耻，终于走进了创作贫乏的绝境。德莱塞无情地揭露了主人公四周的种种怪现象，使我们相当清晰地看出了造成尤金-威特拉之流的那些社会条件。同时，他也告诉我们，在空口侈谈自由的国度里，一个有才能的青年要有所作为，势必要进行艰苦的斗争，因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和天才是不能相容的，一个人无法既为金钱效劳又为艺术出力。那样，他可能在物质享受上十分优裕，但在精神上却必然感到空虚、孤独。作者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以及他在报馆工作时期所接触到的真人真事来写他本人十分喜爱的这部作品的。这里有德莱塞自己，有他的亲友，有他在某一时期的思想、情绪、感触，有他对周围事物的批评、斥责以及嬉笑怒骂，无怪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刻画塑造如此真实、生动，如此令人信服。
我们都知道，《“天才”》出版以后不久，就成为美国反动阵营猛烈抨击的对象。纽约市的所谓“消灭罪恶协会”对德莱塞恣意进行攻击，并向法院提出了控告，说他“伤风败俗”。这激怒了国内许多正直的作家，如埃兹拉-庞德（EzraPound）、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艾米-洛威尔（AmyLoencken）等，他们成立了一个保卫《“天才”》的委员会，声援《“天才”》的作者，并为这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进行了政治性的斗争。通过这场斗争，他们迫使法院不得不以“证据不足”了结了这场官司，从而使反动分子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以前，德莱塞是不大过问政治的。他的第一部《嘉莉妹妹》虽然也曾遭到美国政府禁止发行，但他当时只不过是从道德方面看待那件事。现在，《“天才”》又遭到了攻击，这使他不得不奋起自卫。这场斗争加深了他对美国现实的认识，使他对资本主义美国的实质有了越来越清醒的省悟。因此，我们可以说，为《“天才”》进行斗争的那几年对于德莱塞的创作是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他创作道路上的转折点。在此以前，德莱塞不大参预政治；从此以后，他不但以现实主义家的身份写作，还以政论家的身份发表言论。在这些言论中，他说出了《“天才”》中没有说完、说透的话，对一般进步作家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唤起了不少的同情与共鸣。
还有，环绕着《“天才”》进行的这场斗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进行的，这使德莱塞不禁要对四周的一切重新予以评价，使他感到自己今后的全部写作应该是在一个重要条件下来进行：那就是向反动阵营展开坚决、无情的斗争，揭露他们的丑恶面目。这样，他在往后的岁月里就写出了他的最卓越的作品《美国的悲剧》，以及许多内容丰富、含义深刻的优秀短篇。因此，《“天才”》一书的出版，对于德莱塞之所以成为美国杰出的民主主义作家之一是有特殊意义的，它标志着德莱塞创作新阶段的开始。
诚然，德莱塞从一个对资本主义社会抱有幻想的青年，成长为一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家，最终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是通过一场艰巨而曲折的发展的。他所走的道路是漫长的、崎岖的。早年，他曾经潜心研究过赫胥黎、斯宾塞等的唯心主义哲学和不可知论，这使他当时的思想比较混乱，同时还使他有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尽管他的悲观主义还是愤激于中，而不是颓唐失望。他的世界观是有局限性与矛盾性的，因为当时他还不过是“一个朦胧的社会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见迈克尔-高尔德的《我所知道的德莱塞》一文）这些缺陷与不足之处，在《“天才”》一书中都有所反映，这也是无庸讳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