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应该为以下的做法感到良心不安：他们忽视、遗忘了儿童的权利，他们没有认识到儿童的价值、力量和儿童的真正本性。
在19世纪之前，社会对儿童的关心甚少，儿童完全被托付给家庭照料。他所拥有的唯一保护是父亲的权威，这是2000年前罗马法的遗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明取得了进展，与成人有关的法律也有了重大改进。但是儿童仍处于没有任何自我保护措施的状态中。如果儿童有幸出生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他就可以得到家庭给予的物质、道德和智慧上的帮助。如果一个儿童的家庭没有财力，社会丝毫不会感到对他应付任何责任，这个儿童就只能在物质、道德和智慧的贫乏中长大。社会并没有对父母提出任何要求，以便他们照料好自己的孩子。国家虽然在制定官方文件时如此严密，对最细微的繁文缛节如此谨慎，对制定其他方面的规定如此迫切，但是却对父母如何保护子女让他们健康成长毫不关心。国家也没有给予这些父母任何教导以帮助他们承担职责。即使是现在，一对要结婚的男女所要做的事就是拿到一张证书和举行一个婚礼。
从所有这一切我们可以断定，社会对这些幼小的工作者漠不关心，即使大自然赋予了他们建设人性的任务。与成人一直在获得大量的物质利益相比，儿童则一直处于被冷落和被遗忘的状态。
大约在70年前，医生开始对儿童真正地感兴趣起来，并逐渐认识到儿童是社会的牺牲品。在那种条件下，儿童要比现在遭到更严重的抛弃。那时没有专门为儿童服务的医院和专家。当统计数据揭示了儿童如此高的死亡率时，人们才从迷梦中惊醒过来。这些数字显示，即使一个家庭可以生很多孩子，但也只有相当少的人能活下来。人们认为幼儿的死亡是很自然的，这使得家庭用这种想法自我安慰：我们的后代直接去了天国。有那么多的儿童死于成人的无知和缺少照料，而他们的死亡却被认为是十分正常的。
当人们开始认识到能够为儿童做某些事情时，就发起了一场广泛的旨在激发父母本性的运动。父母们被告知，仅仅给予子女生命是不够的，他们还应该利用科学的新发现去挽救生病的孩子。这意味着他们必须学会儿童卫生保健，并知道如何运用这些方法。
但是，儿童不仅仅在家庭中遭受痛苦。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当时医生们正在研究工人的疾病并为社会卫生学打下了基础。医生们发现，儿童除了因缺乏卫生知识而得传染病之外，还在遭受着其他痛苦的折磨。
儿童还必须在学校里承受社会强加给他们的痛苦。在学校学习和写字的时候，由于长时间伏在桌上，导致了脊椎的收缩和胸腔的狭窄，这使儿童易患结核病。长时间没能在光线充足的地方阅读导致了近视，还有长时间地被限制在狭窄、拥挤的地方，使他们的身体普遍衰弱。
儿童的痛苦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强制的学习导致了恐惧、厌倦和神经衰竭。他们变得毫无信心，因为忧伤而失去了自然的欢乐。
通常，家庭丝毫不会考虑这一切。父母唯一感兴趣的就是看到子女能通过考试，学得尽可能的快，这样就可以少花些教育费。父母们不大关心子女是否真正的学会了学习或拥有知识，他们只关心学费是否昂贵。他们还感兴趣的是让儿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获得一张社会通行证。
当时所作的一些调查，展示了一些有趣的事实。许多儿童进了教室后会觉得疲惫不堪，这是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已经做了许多事。在上学之前，有些儿童要走好几英里给牛奶订户送牛奶，有些儿童要在街头卖报纸，还有一些儿童得在家里干活。因此，他们到了学校以后，就会又累又饿。这样的儿童却常常因为无法注意听课或未能听懂老师的讲课而受到惩罚。老师出于责任感，更多的还是出于一种权威感，企图借此来唤起儿童学习的兴趣。他们用威胁的手段强制儿童服从，或者在儿童的同伴面前指责他们缺乏能力或意志薄弱，使他们感到羞辱。这样儿童不但受到了家庭的压迫还在学校受到惩罚，这使他们的生命力变得十分脆弱。
早期的调查揭示了如此众多不公正现象，这使人们开始觉醒。学校为此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改革。医生和教师共同为学生的健康而努力。一些学校的健康课程对所有文明国家都产生了有益影响。这些做法标志着社会为补偿儿童损失迈出了第一步。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人们觉醒前的整个历史进程，却无法找到任何承认儿童权利或正确估量他们重要性的证据。然而，耶稣基督为了把人们从盲目中唤醒并给他们指出通往天国的路，他抱了一个儿童说：“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儿童，就不能进入天国。”成人对这个警告却置若罔闻，仍迷恋于把儿童纳入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把自己作为儿童完美的榜样。他们惊人的盲目性看起来无药可救。这种普遍的盲目性自人类诞生就开始了，它一定是人类心灵中的众多奥秘之一。
从遥远的古代到现代，教育一直跟惩罚具有同样的含义。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儿童像成人一样做事。成人使自己代替了自然，抛弃了生命的规律，而以自己的意愿和意图取而代之。在《旧约全书》的箴言中，可以找到支持成人这样做的证据。父亲们在这本书中认识到，如果不用棍棒就会宠坏孩子。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人们几乎一直是这样做的。不同国家的人用不同的手段惩罚儿童。在私立的学校里通常有固定的惩罚模式，这些惩罚可能包括：在儿童的脖子上挂一块羞辱他的牌子、把驴子的耳朵竖在他的头上，或者使他面临每个过路人的侮辱和嘲笑。还有其他使儿童承受肉体痛苦的惩罚，其中有强制儿童面对墙角站数小时、裸露膝盖跪在地板上，或在众人面前受鞭打。现在的教育把这种野蛮的行为做了巧妙的改进。学校和家庭开始联合起来惩办儿童。在学校中已经受到惩罚的儿童，回家后还必须把他所犯的错误告诉父亲，这样父亲就会再次责备和惩罚他。然后，父亲会写张便条表明他已知道孩子所犯的错，并让孩子把便条带到学校。
在这种情况下，儿童发现他不可能保护自己。他能向哪一个法庭求助呢？他甚至还没有被宣判有罪的人的申诉权。他在受到责备后，也无法找到诉苦之处。教师和家庭相信，只有他们联合起来对儿童进行惩罚才会有效。但是教师并不需要再次提醒父母去惩罚他们的孩子。对儿童受惩罚各种方式的研究显示，即使在现代，每个儿童在家中都会受到惩罚。他们被训斥、侮辱、打巴掌、挨揍、关进暗室里，甚至被威胁说要对他们进行更严厉的惩罚。他们还会被剥夺跟其他儿童游戏或吃糖果之类的娱乐活动，而这些活动是他们唯一的庇护所，是他们在不理解中承受痛苦的唯一补偿。他们还会被迫不吃饭就去睡觉，由于悲伤和饥饿，他们要度过痛苦难熬的一夜。
虽然在有教养的人中，这类惩罚已逐渐消失，但也没有完全消失。他们仍用刺耳和威胁性的声调对子女呵斥。成人认为惩罚儿童是他们的天赋权利，母亲认为打孩子一巴掌是一种职责。
体罚由于在成人看来是一种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和社交上的耻辱，所以成人之间禁止体罚。但是，难道还有什么东西像侮辱、打骂儿童一样卑劣的吗？在这方面，成人的良心完全麻木了。
文明的进步不再依靠某个人的努力或是燃起人们的热情。它就像一架无声无息向前运行的机器，它的动力是一股朝前运动的庞大的非个人的社会力量。
社会就像一列以令人眩晕的高速朝着某个遥远目标前进的火车。构成这个社会的人，可以比作车厢中熟睡的旅客。他们那处于沉睡中的本性是前进的最大障碍。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的话，在运输工具日益加快的速度和人的心灵日益僵化之间就不会存在这样危险的差距了。走向社会改革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就是去唤醒沉睡中的人性，强迫它听听正在召唤它的声音。当今社会所迫切需要的是把儿童从危险的深渊中拉出来。儿童的社会权利必须得到承认，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为他们建设一个适于他们成长的世界。社会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把本该花在儿童身上的钱，花在了能给儿童和社会本身带来危害的东西上。
社会就像是一个任意挥霍儿童财产的监护人。成人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建造他们想要的东西，然而很明显，这些钱中的大部分本该是留给儿女的。这是生命本身所包含的真理，甚至在最低等的昆虫中也可以发现这一点。蚂蚁为什么要储存食物呢？鸟儿为什么要寻觅食物并带回巢里去呢？大自然并没有教成人去耗费掉所有的东西并把后代抛入不幸之中。然而，成人仍然没有为儿童做任何事情。他们只是让儿童活了下来，仅此而已。当社会由于浪费挥霍而急需钱财时，就会从学校中攫取，尤其是从保护人类生命萌芽的幼儿学校中攫取。社会之所以能从这些学校中把钱取走，是因为没有为这些学校辩护的呼声。这是人类最大的罪恶和错误之一。社会甚至没有想到，当它把这些钱用于制造战争工具时，导致了双重毁灭。一方面没有保护幼小的生命，另一方面又带来了死亡。这两种毁灭都来自同一个错误。由于成人没有为确保儿童的健康成长做出努力，所以人是以一种不正常的方式长大的。
因此，成人必须组织起来，不是为他们自己而是为他们的孩子组织起来。他们必须为儿童的权利大声疾呼，虽然他们习惯性地无视这个权利，但是这个权利一旦得到了肯定，就再也不会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了。尽管社会一直是儿童不可靠的监护人，但它现在必须正确地处理这件事情，把本应属于儿童的财产还给他们。
父母的使命
父母并不是子女的创造者，而只是他们的监护人。他们必须像承担着某种崇高使命的人一样去保护儿童，深切地关心儿童。为了这个使命，父母应该净化大自然赋予他们对子女的爱，应该尽力去明白这份爱是内心深沉情感的外露，决不应该对它留有私心或稍加怠慢。父母应该关注这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并为儿童的权利而斗争。
近年来，人们已经较多的关注了人权特别是工人的权利。而现在，该是谈论儿童社会权利的时候了。承认工人的权利，对社会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人类的生存只依赖于人的劳动。但是如果就工人生产人们的消费品而言，他们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儿童却创造人类本身，那么他们的权利就更需要得到承认。很明显，社会应该慷慨地给予儿童最多的关怀，这样，反过来社会也可以从儿童那里获得新的能量和潜力。
人们应该为以下的做法感到良心不安：他们忽视、遗忘了儿童的权利，他们没有认识到儿童的价值、力量和儿童的真正本性。
父母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们是唯一能够联合起来改造社会来拯救孩子的人，他们必须意识到这是大自然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就他们赋予孩子生命而言，他们因此肩负着一个重要的职责，就是掌握着人类未来的命运。如果他们没有履行应尽的职责，他们就会像柏拉多一样。
柏拉多本应拯救耶稣基督，但他却没有这样做。一群持有古代偏见思想的暴徒想要救世主的命，而柏拉多却没有坚决有力地反对他们。
如今父母的行为与柏拉多的行为很相像。他们把儿童扔给社会习俗就不管了，仿佛这样做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没有保护儿童的呼声，如果有的话，那应该是爱的呼声、爱的力量和父母的职责。
正如爱默生所认识到的，儿童就像弥赛亚一样，他降临到堕落的人间就是为了引导人们重返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