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言相反相成，儒家言执两用中。凡属敌对，皆可和合，融成一体，此属中国人观念。而中国社会亦如此。兼容并顾，积私以成公，凡公皆为私。绝不如西方社会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相互对立，势成水火。中国社会重五伦，每一伦皆双方对立，结为一体。由此伦理，以造成此社会。
夫妇为人伦之始，而中国夫妇一伦，与西方言自由恋爱大不同。自由恋爱在尚未结为夫妇之前，男女双方显为两体，故西方人言结婚为恋爱之坟墓。又称恋爱非占有，乃牺牲。中国夫妇则称和合，既必相爱，尤主相敬。理想夫妇，日常相处，当须相敬如宾。既非占有，亦无牺牲可言。各保其私，共成一公。夫妇之间，既非各私而无公，亦非一公而无私，相对和合，谓之伦理。故曰夫妇有别，别即各成一己，又得和合也。
但中国习俗，一夫多妻，近人遂谓其重男而轻女，而以姨太太为中国文化一特征。其实此俗亦有来历，当为阐申，加以原谅。中国古代乃一封建制度之统一，天子为天下共尊，下有列国诸侯，与天子有君臣之分，此又另属一伦。尊为天子，亦不能无夫妇。而中国又为一宗法社会，王畿千里之内，为之公卿大夫者，同属一宗一姓。同姓不婚，则天子议娶，必当求之异性诸侯之家。姬姜最亲，故周天子求婚多娶之齐。婚礼隆重，往返不便。故齐女既嫁为周天子之后，即终身不再归省。其他诸侯婚娶亦然。鲁女嫁齐为后，即不归省鲁邦。凡此皆为政治关系，而家庭情谊之私则不得不求稍变。古人定此一礼，亦有其斟酌调停之苦衷。故曰礼不下庶人，在庶人间，自可不守此礼防也。
夫妇成婚，在求有后。天子诸侯，其位世袭，苟使无后，则政治上易多纠纷。然成婚岂必能有后。在庶人中，娶妻不育，可以再娶。而上层天子诸侯，则不宜轻论再娶。不得已，乃增媵妾之礼。出嫁者之姐妹行，可以随嫁。俾多生育机会，亦减家庭纠纷。乃亦有此国嫁女，而他国有愿随嫁为媵者，藉此增加国际亲密，事亦可行。故天子可有九媵，诸侯公卿则递减。他日或嫁为妻者不育，而诸媵有育，皆得为后。而夫妇一伦则可以不变。媵之子即后之子，不得降后位以让媵，以免节外生枝，另有曲折。而岂重男轻女之谓乎。
后代礼变，而亦仍有斟酌。如出仕在外，或不易迎养父母，妻代夫职，留奉翁姑。而夫在外，则纳妾侍候。要之，乃夫妇同心，同为一家养老育幼计，男治外，而女治内，夫妇一伦，相亲相敬之情谊，仍可维持。不得于纳妾一事轻肆诟厉。小节有变，而此夫妇一伦之文化大传统，则仍保持不变。俗称妻为内人，夫为外子，中国重内轻外，则妻不轻于夫。西方人则重外轻内，夫妇各自骛外，又乌得成一家。
有夫妇，乃有父子一伦，更为中国人所重视。而在父子一伦中，亦有种种难题，出人意想之外者。如其父攘羊，其子隐不作证。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攘人之羊，在公则必治其罪，子为父隐，一若因私害公。此正见中国人在公私之间，另有一种想法，另有一番安排。果使人人无父子私情，那还有大群之公可言。
孟子曾设一譬，谓舜为天子，皋陶为士，舜父瞽瞍杀人，皋陶执法，杀人者死。君臣一伦，亦属平等，舜不能以为君之尊而强其臣失职违法。然终不忍其父之死于法，则唯有在牢狱中私盗其父，离天子位而远奔于海滨。其时之司法大臣皋陶，则亦只有装痴作聋，不加查究。舜之违法轻弃帝位，后世亦不当追咎。要之，父子一伦之不当毁弃，则显然矣。
孟子又言：“父子之间不责善。”相互责善，乃人群大义。然父子之间责善，则有伤父子之情。故古者易子而教。孟子又曰：“人皆可以为尧舜。”然不当尽责其父为尧舜，亦不当尽责其子为尧舜。人皆可以为尧舜，乃公义。父子不责善，乃私情。而中国五伦中最为重要之父子一伦，则情又胜于义，私又胜于公，公义必通之于私情，即父子之不责善而可知。
父子一伦亦复与夫妇一伦有冲突处。子长当娶，女长当嫁，结为夫妇，则自为一家。此在古代已如此，观井田制可知。然为子者仍当孝养父母，于是为媳则奉侍翁姑，此尤为西化东渐后中国人自诟重男轻女一明证。然此中利害，实亦别有衡量。爱因斯坦之四度空间，为近代西方科学一时推尊之一项新发明。其实中国人自古即重时间观。为母者在家得子女亲切侍奉，较之为父者之多出门不在家已远胜。西化东渐，婆媳之间易起冲突，小家庭制骤盛，最受损者，姑尤胜于翁。含饴弄孙之乐，已不可得。果论事业性，则男必胜于女。若论情感，一家团聚，女性要求尤过于男性。此亦在大生命中男女两性所不可避免之差异。然则小家庭制之有伤于女性，实必更多于男性。为媳不奉婆，若是女权伸展，然转瞬之间，媳即为婆，亦不再得媳之奉养。男性晚年成鳏，尚可以事业消遣，老妇寡居又奈何。故通就人生长时期而论，中国人善为女性谋，似更深于西方矣。屈于此，则伸于彼。若以自由恋爱论，则西方似女性有伸。及为父母，则中国女性，未必屈于西方。达于老年为翁姑，则中国女性远较西方为伸舒。当前中国女性之受苦，则正为五伦之道之不再受重视。人类女性较更富情感，西方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均重功利不重情感，则女性受损更大，事理甚显，不烦详申。
夫妇父子两伦以外，有兄弟。俗称父子兄弟为天伦。然亦有独子独女无兄弟无姐妹者。孔子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则弟道不限于家。盖兄弟即长幼，在家为独子，出门则仍有长幼之序。兄友弟恭，亦兼爱敬言。夫妇既爱且敬。父子既敬亦爱。兄弟之友恭亦犹父子之慈孝，仍是此一爱敬之心，唯在程度上三者各有差别而已。论语又言：“四海之内皆兄弟。”有长幼，即当知有爱敬。唯不当如墨家言兼爱，视人之父若其父。果如墨家言，岂非人类一大幸福，而无奈天赋人性乃不能然。唯四海之内皆兄弟，则人性所能，故兄弟一伦亦尽人所当有。
中国男性失偶得再娶，女性失偶不再嫁，居寡守节一事，又为近日国人诟病中国古人重男轻女一话柄。其实女不再嫁，中国自古并无法令规定，后世亦然。此仍是一种社会风俗，乃出民间之自由，唯政府亦每对此加以褒奖。既为民间重视，则政府褒奖，亦不得议其非。至于民间何以有此风俗之长成，此须对史实详加考证阐发，非本篇所能尽。姑举一事言之，如北宋范仲淹早孤，其母不能养活其子，乃改嫁。中国女子三从，幼从父母，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仲淹母为子再嫁，亦从子一变例。仲淹长，复姓范，非不孝。但其母之改嫁，亦非不慈。在夫妇父子两伦中，自可有此种冲突之存在。仲淹既居官致富，乃设义庄，凡范、朱两姓，鳏寡孤独失教养者，皆得义庄资助。使早有义庄，仲淹母亦不必改嫁。至程伊川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亦非诟及仲淹母，但或有感于仲淹事而发，兹不详论。
明末，顾亭林母居寡守节，嗣亭林为子。明廷曾加褒奖。亭林母遗诫亭林，勿仕二姓。其母果有此遗诫否，今亦不详求证明。要之，其母受朝廷褒奖，嗣者心中必受影响。亭林乃为明遗民中一大贤，为民族文化传统一大榜样，则近代国人亦未尝加之以非议。又同时柳如是以一名妓嫁钱谦益为妾，老夫少妾，艳闻盈天下。而谦益出仕清廷为贰臣，如是竟自缢死，乃大受后人之敬仰。岂复计其为妓为妾，而亦岂国人之重男轻女有以致之。
中国人重长老，但同亦重幼小，唯长老对幼小当多友爱心，幼小对长老当多恭敬心。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则太平大同之道在是矣。诗有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其在家门之内，兄弟可各以其私相阋。门外有侮，则共御之。中国五伦之道，唯在此一分爱敬心。但爱敬亦可有其私，唯有亲疏之别，又有能所之别。所爱所敬在己外，此是公。能爱能敬属己内，此是私。私最亲，唯贵推亲以及疏，推私以及公。通天下，合内外，当于此阐之。
兄弟一伦亦或于父子一伦有冲突，如周公之大义灭亲，诛管叔，放蔡叔是矣。伯夷、叔齐乃孤竹君之二子，其父爱叔齐，父卒，伯夷让位，谓父命当遵。叔齐不肯立，谓焉有攘兄位之理。遂兄弟偕亡，而国人立其仲子。在伯夷，则孝弟之道备。在叔齐，则恭于兄，而违父意，于孝道若有逊。但父意亦非不可违。如瞽瞍欲杀舜，舜屡逃之。孔子亦教曾子，大杖则走，小杖则受。故不能谓叔齐乃不孝。中国后人亦常兼称伯夷、叔齐。或独称伯夷，则如孔子称泰伯三以天下让，亦不及虞仲。称其兄即连及其弟，非于虞仲叔齐有贬也。唯泰伯虞仲让之王季，而及文王，则立德又兼立功，故孔子尤称之。伯夷、叔齐之见称，犹在其耻食周粟事，以其关系君臣一伦之道更大。季札之让位不居，则似于孝弟兼有亏，而同见称于后世。可见中国人孝弟君臣之道，其主要者，尤在自成其一己。岂有己不成，而得称孝弟为良臣者。至如燕哙之让位于子之，则两无足称矣。
夫妇、父子、兄弟三伦均在家庭之内，而兄弟一伦，则可推及门外。君臣一伦专属政治，与上三伦又别。孟子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则知君臣一伦亦如夫妇父子兄弟，双方有其公，不害各自之有其私。君臣亦相平等，而臣之视君可如寇仇，则甚似出格之论。而中国古史上亦有其实例。楚王囚伍子胥父，而招子胥兄弟，谓来则父可免死。子胥兄谓，往则俱死，不往则父罹难而不救，不如己往，由弟出亡。遂父兄俱杀，而子胥奔吴，终复父仇。父子乃一家之私，而子胥以楚人借吴兵覆楚国，岂不以私灭公。然后世论者，终不以此罪子胥，但称颂申包胥而止。此见人群相处，亦可无国无君臣，而终不能无父子关系。故父子一伦应较君臣一伦为重。然无夫妇，则亦无父子。故此两伦当同重。兄弟一伦在长幼，人群相处亦到处遇之，抑父子亦已寓有长幼之别。故此一伦亦附带父子一伦中。中国人常连称子弟是也。君臣一伦乃大别。六亲不和，可得视如寇仇否。
但子胥仅获见谅，不以此见称。舜殛鲧于羽山，而继用其子禹治水。禹尽其力，水患终治。殛乃流放，非杀戮。鲧之治水亦祸及万民，罪有应得。禹赎父愆，干父之蛊，斯为大孝，不得与子胥事相比。中国人言五伦大道，乃尽在人人之日常践行中，非如西方哲学悬空提出一真理。故欲知其得失，亦当从其历史演变中据实体玩，亦非可仅凭议论思辨来加以评定。
后世继孔子尊孟子为亚圣，其书亦为人人所必诵。至少自元以下，亦积六七百年之久矣。乃今国人又称中国自秦以下为帝王专制，则君臣一伦在中国历史上当早失其存在。今姑亦举一例，历朝用人唯以选贤举能为尚，帝王亲属如诸伯叔如兄弟，岂竟无一贤者，然朝廷极少用及。史实俱在，可资证明。盖因政治不免刑罚，故为帝王者，必戒用亲属。而其亲属亦安之勿求进用。亦如古代女子出嫁为后，则绝不归省其亲。孟子曰“动心忍性”。能于此戒忍，其他纠葛则自能免。又岂一人专制之谓乎。
在西汉之初，虽宰相之贵，亦有下狱受判者。当时群情谓，宰相不当下狱，乃由朝廷赐以自尽。今日国人则亦以此为中国帝王专制一明证。不知当时群情乃以尊臣，非为尊君。不求史实，轻肆臆断，宁得有当。古代行封建制度，君臣关系已极复杂。如鲁君为周天子臣，而鲁三家则为鲁君之臣，三家之宰则又为三家之臣。于鲁君则为陪臣。其于周天子则位分隔绝。孔子曰“礼乐征伐自卿大夫出”，则如管仲是矣。又曰“陪臣执国命”，则如阳货是矣。孟子亦曰：“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君臣之间，仅是职位之大小高卑而已。非谓天子一人，乃独出于天下之上。然在孟子当时，已提出其贵族之卿与异姓之卿之分别。异姓之卿不得于君，可以离职去位，并转至他国。贵族之卿不得于君，而果是君不尽其君职，则可以另立君。如是则为君者，宁用异姓卿，不愿用贵族卿，如秦之多用客卿是矣。秦汉以下，古代宗法关系已从政治组织中退出，郡县一统，帝王乃若独尊。实亦不然，朝廷群臣皆直辖于三公，非直辖于天子。古代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说。至是礼亦下于庶人，而刑亦上于大夫。然旧观念未能骤泯，故主宰相下狱不如自尽，始为不失身分。亦即士可杀不可辱之义。而岂出于帝王之专制。
汉代政治显然有王室与外朝之别，而王室亦受外朝管制。宰相下有御史大夫，御史大夫下有中丞，即任管制王室。汉武帝始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所辅之政指王室言，不指外朝言。大司马、大将军统兵在外则有权，退师回朝，军队即复员。大将军乃一爵名，有位无职，不得问朝政。而其时霍光为大将军，与汉王室为外戚，故使辅政以统制内朝。而霍光循伊尹故事废昌邑王，不询外朝宰相意见，谓此乃王室事，非外朝事。不知伊尹亦外朝之臣。但霍光亦仅能专制王室，不能专制外朝。而后人亦不以此加罪于霍光。下及王莽，乃以大司马、大将军篡汉。而其议则出自外朝。中国政治传统当就中国史加以评判，此又一例。此下史实复杂，暂不详论。要之，不当以帝王专制四字作空洞之反案。
君臣一伦之外，复有朋友一伦。如汉光武与严光，乃朋友，非君臣。亦有谊兼君臣朋友之两伦者。而中国人又称天地君亲师，师与君亲并尊，乃独不在五伦中。凡从师皆自称弟子。孔子之死，其弟子心丧三年，则师犹父。故俗常言师父。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则师弟子亦如朋友。俗又师友并称，则朋友一伦中，兼师弟子可知。中国朋友一伦有通财之谊，故颜渊死，其父请孔子售马以为颜渊椁。孔子拒之曰，子鱼死，亦未有椁。苟使以颜渊比子鱼，如孔子之子，则颜渊父亦受学于孔子，即孔子之弟矣。故朋友一伦，其义亦通于父子兄弟之两伦。中国人又称，父母在不许友以死。则朋友不仅通财，即生命亦相通。然朋友一伦又与兄弟一伦相别。论语言，四海之内皆兄弟，若言四海之内皆朋友，则为不伦。
中国文化传统中，师道最尊严。人必有父母，亦必有君，同时亦当有师。即贵为天子亦然。如东汉宣帝师张酺为东郡太守，宣帝过其郡，先行师弟子礼，再行君臣礼。则君臣不妨为朋友，而朋友亦不妨为君臣。
亦可谓中国全部文化传统乃尽在此五伦中。五伦实只一心，曰爱，曰敬。非此爱敬之心，则不得有五伦。中国提倡五伦，亦只在教人实践修行此爱敬之心而止。人人同具此一分爱敬心，则人道已尽。一切事变，皆以此一分爱敬心应之，更复何事。此一心爱敬，中国人则称之曰德。志于道，则必据于德。明其德，即所以行其道。道属公，而德则私。非有私德，何来公道。而今日国人群慕西化，又言中国人尚私德，不重公德，乃如一盘散沙。余幼时即闻国人以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为言。不知五伦即皆自扫门前雪。各有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各得自尽其道，斯可矣。清官难断家私事，君臣一伦岂得去管人家夫妇父子间事。至于他人瓦上霜，自可不去多管。说得尽明白，而还肆批评，则复何可言。且中国五千年成一民族国，广土众民，在大一统之下，又犹称其如一盘散沙，而又称其为帝王专制，则诚无置辨之余地矣。
晚清谭嗣同早慕西化，著有仁学一书，谓中国有五伦，西方只有朋友一伦。斯则误以人相交接即为朋友，大失中国朋友一伦之义。朋友一伦，亦从人与人之爱敬心来。谓朋友一伦通于其他四伦则可，谓有此一伦即可无其他四伦则大不可。今世界方盛言国际关系，国与国之间亦当有一分交谊，亦当以中国朋友一伦之大义通之，即所谓友邦是也。今日世界认有友邦，即有敌国。而中国于朋友一伦外，凡非朋友，亦非即仇敌。人各有私，亦可人各有友，岂得有友又必同时有敌。公私必对立言之，则中国五伦之义宜无一可通矣。
今国人又谓五伦皆属私德，当增设第六伦以应现时代之需。遂有主立群己一伦者。依中国语言，道属公，德属私。人皆修私德，行公道，道德合成一辞，即是公私融成一体。即如君臣一伦，君亦有私，故又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即修其私，家、国、天下皆属群。非修己私，何以处群。中国人正为悟得一大生命，而大生命正在小生命上见。除却小生命，何从去寻大生命。夫妇有其大生命，即在夫妇双方之小生命上见。父子君臣皆然。群体上只见大生命，不见小生命。故五伦乃私对私，群己则公对私，不得成一伦。
或主张以劳资双方为一伦。资本家与劳工宜可对立，如一厂主与一劳工，不属君臣，即属朋友，应可包括在五伦中。资本主义则有共产主义与之对立，如劳工集体罢工，则在资本国家与共产国家内，应付之道有不同，而皆与五伦之道不相关。今日国人所当努力者，在如何发挥旧道德来应付此新时代，故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时代新则命运新，命题新，命义新，一人一家一国皆如是。以一人言，中年时代绝不与幼年相同，老年时代又不与中年相同，然其人之生命则一。中国人唯悟此义，故每一人之私生命可以不朽。一家一国一民族，各可绵延数千年至今。西方人则不然，各人之小生命死后，唯有灵魂上天堂。家与国均不得久传，此因其不悟有一大生命之存在。故曰，一天人，合内外，乃中国文化大生命所在。而中国社会乃另有一套，即如上述五伦之道是矣。不得以西方相拟。
故中国五伦中，唯父子一伦最其主要，而孝道则亦为人道中之最大者。然非有夫妇一伦，则父子一伦亦不立。父子属天伦，而夫妇则属人伦。非有人伦，即天伦亦不立。而男女之别，实亦本于天，非人力所为。则中国所谓一天人，即此二伦而知矣。既有夫妇，即有内外。妻娶自外而主内，夫生于内而主外。兄弟一伦之内外合一，上已言之。天人一，内外合，又何公私之别乎。若自西方观念言，灵魂各是一私，唯天堂乃一可以共处之公。此世界则必有末日，因其公私对立，无各私和合之大公也。何以不可共供一身之使用？则群己权界之争，劳资双方利润公平之分配，若使人与人间共同培养得一分相互爱敬之心，亦终易解决耳。
又中国人言伦常，常之中必有变。凡变则皆所以求常。常变又如公私，相反相成，贵能执两用中。今日国人则唯言变不言常，求变求新，不贵守旧守常。观念已变，如何能不远复，回到己身来。己身实只是一小生命，而旧与常则乃一大生命。此亦一大值商讨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