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余尝言中国文化主和合，西方主分别。和合中亦有分别，唯共有所主，乃见和合。
民初创办新教育，率言德、智、体三育，后乃增群为四育，今又增美为五育。就中国传统言，教育在教人如何做人，知识属其次。虽不识一字，亦得受教做人。人生乃一自然人，受教育应为一理想人，或称文化人。西方则似乎认为自然人生即是人，不再有理想人。唯宗教似乎开始教人做人，但所重只在死后灵魂升天堂，凯撒事凯撒管。其人生前仍是一自然人，教会并不过问。近代西方开始有国家义务教育，其大学则由教会创始，最先有神学与逻辑，为传教主要所需。医学、法学，则为医师为律师，可以救助人，如是而已。此下大学教育分院分系，课程繁多，则胥为传授知识，重智不重德，重技不重行，中国则唯以德行为教育主要目标，显成中西文化一大歧点。即中小学教育亦然。中国近代新教育一切皆承袭西化，但传统心理积习一时未能尽皆祛除，故于各门课程外，又特加品行分数一项，此见未忘德行教育之重要。故德育在智体两育之上，而其实际重要性则为智育。
体操、唱歌两科，本属身心修养。而在中小学中，则视为附属课程。中国传统教育首重礼乐，即犹近代之体操唱歌，而近代则转不重视。定为德智体三育，乃为注重运动，甚至出国竞赛，争取国家民族荣誉。其实运动只是一项技术，果为私人健康卫生，则不需要做种种比赛，多耗精力，而有损智育之进修。甚至各项运动，乃分别成为各项专门教育，或跑步或跳高，分别至数十项目。一青年即专门受此一项之训练，如此以为人生之教育，从中国传统教育言，真可谓无理之尤。
群育一名，尤不可通。人之处群，端赖德性，次之则为知识。中国传统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乃德育，亦智育，此即是群育。除却家国天下，更何有群。中国传统又以父子、兄弟、夫妇、君臣、朋友为五伦，除此五伦，又何有群。至如日常生活乃及开会旅行等，皆当有德育，并需有智育，除德智两育外，不需再有群育一名称。苟使除却德智，特别来提倡群育，不知如何提倡法。果其群育别有一项技能，则就中国传统观念言，可谓乃反群育之至。
美育则更难独立成为一目标。西方哲学家有真善美之分，中国则无之。不善而美，要不得。不真而美，亦要不得。善而诚即是真，亦即是美，此即是一种德。但中国传统在人文方面，很少言一美字。即如女性，中国诗人有淑人佳人之称，但亦少以美人为尊称。故以中国教育言，绝不能有美育一名目。亦可称中国有艺术学，但亦不得称之曰美学。今乃有德、智、体、群、美五育，可加分别，各自发展，则歌女舞女亦经美育，核武专家亦经智育，此等教育之于人类，其为祸为福，恐难判定。依中国观念言，中道而行，为一善人，此其自由。违道为恶，则不得有自由。同为一善人，斯即平等。求富求贵，争权争利，斯即求为不平等。处群恶中，仍可为善，斯即我之独立，富贵权利，则必争于人取于人，非可独立得之。凡中国人之大群相处，自立为人，则唯一道，曰德曰善，斯即中国教育传统之大宗旨所在。中国人又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然业与言，皆随其德以立。苟非有德，则又何业何言可立。故中国传统最重此德字，而知识在其次。德乃共通性，知则有分别性。愈分愈细，则忘其共通所在。如今又并言德、智、体、群、美五育，则德与智之意义与地位，已远为低落。当前之人生日歧，世乱日亟，人莫不惶惶然不知所归向，亦胥此之由。在西方传统下，则唯归向耶稣。两年来，罗马教皇每赴一地，群众围聚每达二三十万以上，可见西方人心之一般。但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具体大道，耶稣均所不言，此诚一无奈之事。
今人于学校教育外，又言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此又言纷意杂，转失教育之真意。教育功能主要当由学校负之。中国人本无社会一名称，群居相聚，重言风俗风气，可以影响人，陷溺人，鼓励人，但非教育之比。人人各当受教育，而教育此群体，主持其风气，转移其风俗，以启导人心之向往，则非大德高贤莫能胜其任。西方人无此观念，不知人品有高下，仅在法律上作平等观，防制其为非作歹，而不知以教化作领导。譬之治水，西方如鲧，仅知筑堤防。中国有大禹，乃知导其流以归于海。此乃通知水性以为治，正乃如孔孟儒家之通知人性以为教。知共通之人性，乃知共通之人道，斯知有共通之教育。故中国人言，主持教育者为师。师即有众义，非通知大群之共同性，又何以成为人师以有教。西方教育以知识为教，故尚专家。中国教育以人道为教，故必尚通德，此又其异。
至于家庭，乃社会中一小团体。有家风，亦有家教，亦由家中之贤德长者主持之。但家中子弟，仍必送学校受业。中国传统有易子而教之语。孔子之教伯鱼，其事俱详于论语，实不能如其教门弟子之详且尽。故凡贤父兄，均不能尽心力以教其子弟。果使无学校之教，又何得专责社会与家庭以为教。今人因青少年犯罪问题，不能详究学校教育之得失，反以责之家庭与社会，则学校岂反无其责。孟子曰：“遁辞知其所穷。”此等多立名目，广为说法，实皆遁辞。当前世界其途益穷，其道益窄，则遁辞亦益张。如人人争财求富，则有各种科技以及各种企业方法以辅导其发展，复有种种法律以防止其泛滥。又人人争权求贵，则有民主政治结党选举等种种规定以使其步伐之常有范畴，复有种种法律以防其逾越。一若思虑周详，防备严密。然而举世之求富求贵，循至国与国、群与群相争相乱。当前世变，今日不知明日。群言庞杂，实多遁辞。各有所获，亦各有所穷。触目惊心，宁非明证。
途穷则知返，西方人则必返之于宗教。果使人人不求富，不争权，尽到礼拜堂忏悔祷告，斯亦未尝非一道。终奈其稍安则思变，仍趋权富一路，又将来一次文艺复兴。而当前之世变，则仍必接踵追来。然则人生究何望？曰，仍必望之于教育。教育与宗教大不同。教育重在人性与其当前之处境，此则正中国传统文化特殊精神之所寄。国人不此之究，而一唯西化是慕，斯亦无奈之何矣。
中国古代不言教育，而常言教化。育化二字，有自然与人文之辨，倍当深究。如养育婴孩，此属人文。易言“果行育德”，此育字，则深居自然功能。中庸言“赞天地之化育”，化育连言，实多属自然天道方面，而教则偏在人文方面。西方教育与宗教分离，偏在人文。中国则言教化，一天人，合内外，更重自然方面。孔门四科首德行，德本于性，则人而通天，由人文而重归自然。此乃中国文化中教育一项之重大目标所在。故西方宗教重在死后，而中国教育则重在生前。颜子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人文修行之与自然天道，短暂狭小之个人生命与广大悠久之宇宙生命，均已融为一体，颜子乃可谓受孔子化育最标准最理想一人物。其内心之乐，又何乐如之。而颜子不寿。倘以近代国人教育观念言，或当谓颜子于体育有未尽，而于群育美育颜子似亦皆有所缺。然颜子则谓：“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则今人之所谓体、群、美三育岂不均已存在孔子博文之内？抑孔子之约礼，亦已及于体群美之三育。孔子曰：“吾见其进，未见其止。”则颜子之学，常在进步中。今国人自慕西化，轻薄孔颜，此辨自亦为言中国教育者所当知。
道家如庄周，亦乐举颜子为言。东汉中叶，名士黄宪，人称其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或以颜子相拟。宋代理学家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又曰：“学颜子之所学。”胡安定主教太学，乃以颜子所好何学论命题。中国人不敢轻言孔子之为教，乃好言颜子之为学。从来中国人于颜子无贬辞，无异论。而中国人之好学，其心诚挚，其情深厚，并世民族亦无其比。故中国人好称学者。人而能为一学者，斯即其最高之人品。而中国人之学，不仅在其少年时，尤在其中年晚年，时时有学。即为官从政，亦多不忘学而好之。至如西汉初曹参，以一军人，任齐相，乃知遍国中求贤问学。贾谊陈政事疏，主太子必从师为学。此下即帝王亦有师，亦向学。四邻受中国文化，如朝鲜，如越南，如日本，帝王从师，亦多有之。
西方则政治领袖唯有信宗教，不闻尚有从师为学之事。而西方人士所谓学，亦多在人文界，甚至有反抗自然战胜自然之口号。故教育愈发达，而人文地位愈增。不仅人自相争，抑且与天地大自然争，德性沦丧，而人心亦转以不安不乐。如颜子之居陋巷，贫而乐，自亦不为当代人所齿矣。
近代大学任教称教授，实本一职业。其所传授之知识，亦俨如一商品。来学者多知识多技能，亦如一商人之能自成一资本家。则西方教育岂不亦俨如一职业。中国教育则大道之行，为政者亦当受教，而教之为业乃高出于人生其他一切业之上。天地君亲师，师之地位之尊如此。故中国人每不敢自称师，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但不讳言学，故学者乃为人类一最高尊称。今人不知中国传统文化中此等深义所在，乃改称学者为知识分子，或高级知识分子。一切语言尽皆西化，即教育一门亦无以异。然则自今以往，做一中国人，语言观念，尽当以西方为准，并亦有似是而非者，则亦何所谓社会教育。
今人又好言复兴文化。则中国以往之教育恐首当注意。倘必以复兴文化责之人，则弗以责之师，当以责之学者，尤其责之中年以上之学者。中国传统文化，学者多在中年以后，乃在今日大学毕业以后。乃大学，非幼学小学。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求其标准，则如颜子。颜子未著书立说，亦未建功立业，而又生活贫困，但其于中国传统文化则有大贡献。亦可谓中国历代莫不有颜子其人者出。今日中国社会何以无颜子，其中必有一番深义，或可资求欲复兴文化者寻究。
（二）
新旧观念，又为近代国人相争一要端，教育亦然。当前之所谓新教育，已与百年以上之传统旧教育相违异。喜新厌旧，固是近代国人一普遍心理。西方属新，群所向慕。传统属旧，群所鄙弃。但苟无旧，何来新。人之婴孩以迄青少年岂不是人生一旧，中老年乃人生之新。人生岂能有新无旧。果人生无旧，尚犹何堪情味。天地更是一旧，天地变新，则人文何所寄托，又何堪留恋。抑且西方人亦喜旧。埃及金字塔，竞相重视。埃及尚非西方直接之祖先。希腊则更受重视。余游英伦，参观其牛津、剑桥两大学，尤其是牛津，亦可见英国人尊古崇旧之心理。余游美国耶鲁、哈佛两大学，美国人心理尊古崇旧大体亦然。哈佛一小楼，专以招待外宾，自路右迁路左，自基层起整栋迁移。屋宇不大，陈设亦简，倘另构新屋，既省财力，又可创新规模，而哈佛则以能保持此一旧屋为荣。又如芝加哥大学，新校舍落成，墙壁故加涂饰，以减其全为一新学校之愧惭。
唯西方人之慕古好旧，重在外面物质上。人文方面无可慕无可好。乃付阙如。学术方面亦仅知以人为学，不知学以成人。故仅重学，不重人。即一人生哲学家，其人生亦无足称道。中国孔子，除晚年作春秋外，本非有意著书。论语乃荟萃其门弟子所记，言简意深，后人阐申不尽。更要者，乃由孔子之学以成孔子之为人，故曰“吾无行不与二三子”，又曰“如有所立卓尔”。反求之己，则先得吾心之同然。一贯相承，何待自起炉灶，再创新说。希腊如柏拉图，一意著书立说，所言务求详尽，期无罅缝。乃使后起者不能不趋变趋新，别成一套。故亚里斯多德谓“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其实西方人所谓之真理，乃在人生之外，则亦宜其人各一说，可以日变而日新矣。
故中国人之慕古好旧，乃在人文方面，尤要则在人生内部之本身，即心性方面。而外面事物，则转加轻视。中国人慕尧舜，而尧舜时一切器物此后仅无存在。宫殿坟墓亦无可考。迄今古迹留传，则首唯曲阜之孔林。中国人好古守旧之所偏重，即此可见。
人生有异同。中庸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性与道，乃人生最大相同，亦即最大相异处。此即所谓命。地域不同，世代不同，时空异，斯凡人之性与其所行之道，亦必有相异，故人生事业各相异。尊其大同，人生虽只百年，而性命自可常存。尊其小异，则所得甚少，而所失则甚多，转不如一器一物有其相同，斯得长留矣。
如为一网球家，即不得同时为一足球家篮球家棒球家。如从事开矿，即不得同时又从事于造船。又所事相同，必于竞争比赛中始见我。运动会必争一冠军。工商诸业，必争为一厂主资本家，始为出人头地。但得于己，必失于人。又不能常保。人群日相争，终不得安乐，而常陷于纷乱。今之世局岂不如此。
实则同异内外亦无可深辨。人皆求同，但亦可杰出异人。人争求异，天下乌鸦一般黑，又何以异。各尊一己之性命，事若务内，而孝弟忠信则必见于外。各重一己之事业，务外而无己，无己又谁其成者。论新旧，实一体，无旧则无新。故心理物象，有可辨，有不可辨。天地大自然，乃亦日变日新，但亦一常仍旧。
近日国人好言新，但凡所谓新，实指西方言。其实乃亦有中国远出于西方之上之新。如言国，中国远自黄帝尧舜以来，列国并存，而共戴一中央政府，其元首为帝为天子，成为统一之大国。此事远早于西方。中国人言一统，有统亦有散。统益大，散益远。西方则有散无统。本于散以求统，则难大难久，至今乃为一四分五裂之天下。中国之国统，乃由人生性命之统来，而中国人则谓之为道统。西方重物质，亦以物质建国，曰富曰强皆是。今之资本主义，民主自由与极权独裁，亦从人生外部之财力权力上生此分别，与人类心性之共同大生命无关。故其所争，亦唯在力不在道。有强弱，有胜负，而无是非本末可辨。
又如学校，远自西周中央已有辟雍，乃至乡里之庠序，此不详论。而国立大学之创立，亦远自西汉武帝时。岂不中国之新实远早于西方，乃若益见其为旧。中国儒学传统远自周公孔子，绵历三千年包括了一部中国学术文化史，可谓政治史亦在其内。守旧开新，一贯相承，学术文化乃一大生命，又何新旧可分。中国民族五千年之生命，所系亦在此。若必斩绝旧生命，始能产生新生命，试求之宇宙生物，又宁有其例。
又中国社会师弟子相从讲学，主要乃在中年以后。颜渊子路从学孔子达三十年之久。直至明代阳明讲学，其弟子相随亦多达二三十年以上。此风下迄清代犹未变。故书院讲学就世界教育史言，亦可谓乃中国之一新。今则新教育开始，从学年龄率在三十岁以前。小学以至大学，师长当可达百人。此属中国传统教育下层小学一阶段已大变，而中国传统教育之上层大学一阶段，则已废失无存。
夫妇好合，百年偕老，已成为中国自古相传五千年来之旧风气旧传统。今台湾仅一千八百万人口，据统计，不到半小时即有离婚案一起，按月当得一千五百件。夫妇关系变，父母子女家庭关系亦随而变。自此以往，旧家庭当不易再遘。故中国之宗族制度，宗法社会，就世界之社会史言，亦可谓乃中国之一新。
中国五千年来之旧文化旧传统，家庭生活与学校教育，以及政治制度，当为其主要之三根干，三基础，今则皆已解体，恐再难复兴。即商业上之机械与资本，乃及工厂与公司组织，亦当追随西方而变。则试问何一乃可不变？又可不追随他人而变？此实深堪警惕矣。
简言之，中国重人，西方重物。中国人言：“人唯求旧，物唯求新。”今日国人最所醉心者，曰科技，曰财富，皆物非人。由科技争财富，由财富争权力。今乃由政府来倡导科技财富，再由拥有财富人回头来向政府争权力，而主要根源则在科技上。能发明科技而加运使，乃得为新人才。人才建国，实即科技建国。物为主，当重。人为副，可轻。自中国观念言，则本末倒置。若更求重人而轻物，则中国人之旧或将又转为此下世界之一新。期吾国人能于人物轻重，乃至风气新旧间，面对当前国际之实际情势，而再加深思。于一务求新中，风气人心能转一新方向，更臻一新境界。不仅吾国家民族前途所赖，亦于世界情势增添一新希望。幸吾国人能勿忽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