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乐生哀死，为人生两大事。西方社会信有灵魂，生前死后与现此生世各不同。如生世为一家，父母子女，生前不如此，死后亦不如此。故孝父母仅当生现世之事。抑且家人集居，同财不同权，故西方有母权父权之分。父母死，即无权，子女得自由，对死父母自亦少哀思。其灵魂上天堂，又何哀。其灵魂下地狱，必其生世有罪孽，亦不足哀。
故西方人在生世，仅知对生求乐，不知对死有哀。其历史人物能对后人留哀思者亦极少。如古代亚力山大、凯撒，近世如拿破仑，生掌大权，来自武力，死后仅供景慕，不留人以哀思。其他军事家政治家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各界诸伟人，当生享名获利，受其所业之报酬，死后亦留有景慕，无哀思。埃及古帝皇，死后有金字塔。巴黎有凯旋门。美国华盛顿市，华盛顿大铜像矗立。雅典、罗马以及其他各处，古迹森然，皆增景慕，非存哀思。要之，西方社会可称乃一无可哀思之社会。其唯一可供人哀思者，唯耶稣。但耶稣乃犹太人，其十字架精神诚堪哀思。进教堂听颂祷诗，亦多哀思声。教中人物如圣女贞德之类，亦可生哀思，然为数甚仅。西方乃一个人主义之社会，人与人间唯有争，对人之死，宜无可哀，亦无足深怪矣。
中国则大不然。中国人生仅自然大生命中一现象一枝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生即从父母来，父母之死不啻若己身之死。如是则父母之生，已变而为己身之生。故曰节哀顺变，则其哀亦可知。故中国古代家宅其西偏为生人所居，东偏为死者神位所藏。岁时祭祀，即在家中。后世农村多聚族而居，亦必有祠堂，即在村中。岁时礼拜，哀死亦即所以乐生。
诗有风、雅、颂，颂专以致哀死，而最为礼之大者。周人尊文王，又尊后稷，岁首必祭，天下诸侯皆集。清庙之歌，一颂而三叹，庄严肃穆，大小雅迥不能及。然则哀死岂不犹远在乐生之上。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后人遂以喜怒哀乐爱恶欲为七情。人唯有情，方其未发，藏于内，故曰中。其存藏于中者，仅此一情，非有七也。及其受外面事物刺激而发，其状异，遂目之曰哀乐。然哀乐非有二情。其发而中节，不失其分寸，则当曰和。不仅与外面事物和，其藏于内者，亦仍一和，非有哀与乐之分别。父母在堂，寿登耄耋，孝子不胜其情，既歌且舞，人目其情曰乐。及其父母死亡，孝子不胜其情，既泣且踊，人目其情曰哀。孝子内心非有二情，但其发而有异。乃是此孝子之心与父母和合为一，故其情亦与父母之寿考与死亡之异和合为一。故情藏于中，因于外而发，贵其能内外相和合，斯曰中节。哀乐如此，喜怒亦然。独怒之发，每易与外不相和合。然武王一怒而天下平，则怒亦一和。苟能中节，则怒亦如喜，非有相异。中国古人言，发乎情，止乎礼，礼即其节。又曰：“礼之用，和为贵。”人生无情，则又何礼何和之有。
人之生命唯一情，生则乐，死则哀。顺于生则喜，逆于生则怒。生所需则爱，生所厌则恶。此皆生命自身内部一自然动向，即谓之欲。如饥欲食，与之食则喜，夺之食则怒。遇食则乐，失食则哀。可食则爱，不可食则恶。使无欲食之心，则上之六情皆不见。此欲食之心与生俱来，谓之性。性则在内未发，发而向外则曰欲。生命对外，复杂多端，变化无穷，乃有可欲有不可欲。故中庸言“天命之谓性”，即言其与生俱来。“率性之谓道”，即本乎性而发于外，一切人生皆即道。“修道之谓教”，则道亦须修。如饥欲食，但食不能不择，又不能无节，又须食而知味。仅知饮食，则为一事，可谓不知道。
中国乃一农耕人生，日与生命相处，种植耕耘，日夜勤劳，唯以养育生命为事。与畜牧不同。畜牧则大群牛羊，任其自为生长。稻麦五谷，则由农人助之生长。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长。”实则此心之不忘，即在助之长。孟子之所谓助，则谓不中节之助。故农业民族乃特与生命有情，熟知各种生命内部自生自长之真情，而从外助其长。中国文化之最高可珍贵处即在此。
中国人哀死之情，成为一种礼俗，普遍全社会，其事至明显，其义至深厚。如端节祀屈原。屈原特一楚国人，忠君爱国，而赍志以殁，未有勋绩成就，乃获得此下全中国人之哀思，历久而不衰。即论文学，离骚非人人能读，远非如西方创造一剧本一小说可以广泛流传之比。而屈原身后，能获得全中国人广大深厚悠久之同情与哀思，则全世界各民族之文学家，亦绝少有之。可见此不当专以文学论，而当以文化论。近日国人认为文学可以获人心，则不免为一种偏浅之薄识。
如春秋时代晋人介之推，从公子重耳出亡。重耳返国为晋文公，行赏未及，之推偕母遁隐山中。文公求之，终不出。至焚山搜索，而母子俱死。遂有寒食节，亦迄今不衰。论其人，无事业功绩可言。而守志以死，引发国人之哀思。又如东汉初严光，乃光武一同学，避不出仕。光武访得之，终辞归。而严滩古迹，两千年来遭人凭吊思念不已。严光高德，固不可及，而中国人之深情，亦由此而见。近人好言中国为专制政治，为封建社会。上述屈原、介之推、严光三人，其高节卓然，历两千年，国人思念之不已，岂亦帝王专制社会封建强令之然。而此三人之人生，其为可乐抑可哀，又岂今人之言哀乐者之所能评定。
以上不过于天时节令地理名胜上偶举此三人言之，其他不能一一详及。春秋时代有息夫人。楚灭息，楚王纳之，息夫人三年不言，名载左传，为后世所称道。今试问左传二百四十年列国之治乱兴亡君卿大夫贤奸昏明有关世运之大者，千端万绪，长篇巨幅所不能尽。息夫人特一亡国之嫠，既不能以死守节，其与当时国际大局又何斡旋，又何建白。而楚王之宠受，终亦未转移其内心之深痛。三年不言，斯诚竭人世之至可哀悯，而时人能与之以同情，传之后世。此乃中国人道一大节目，治国平天下一大纲领所在。岂有人与人无同情，而此生可乐，此群可安之理。读史者不深明乎此，又何从与言中国之文化。
若循此以诵中国一部二十五史，以及古今各家诗文集所咏所载，旁及地方志乘小说笔记中所述，其人其事，何限何尽。即如汉末有蔡文姬，弃其异国之夫与其子女，不顾其为一国后妃之尊，而决心归汉。途中有胡笳十八拍，其诗岂不亦传诵千载。归国后之晚年生活，亦未见传述。要之，其无关世运，无所影响于当代之治乱，而其孤独一人之凄凉身世，则为尽人所同情。蔡文姬之名字及其作品，遂亦永传于后世。观于息夫人与蔡文姬，死可哀，而生亦有可哀。但生可乐，死亦有可乐。伯夷叔齐，饿死首阳之山，孔子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仁取义，岂不可乐。秦桧死岳飞于狱中，瞻拜西湖岳飞墓，岂不岳飞死可乐，而秦桧生可哀。死生一体，哀乐一情，此当体之生命深处。而岂言辞之分别所能尽。
故在中国，史学文学，一皆取材于真人真事。而衡量取舍之标准，则不凭于权位财富，亦不专限于功业成就。品德修养，乃为中国人之最所重视。但悬格亦不严。苟有一节可取，尤其遭世不淑，受人所难受，则悲天悯人之情，乃于是乎发之。韩愈有言：“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此乃史家之职责。而集部中所见之潜德幽光，则盈幅皆是。故中国乃有最富人情味之人生，同情心到处充沛洋溢。苟其专为一己，则乃私欲，为中国人所不齿。欲亦本于性，而可以害性。发为情，亦可以害情。中国人贵性情中人，而深戒多欲。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周濂溪言：“主静立人极，静者无欲之谓。”寡欲无欲，非寡情无情。情欲之辨，一对人，一对物，乃为中国后代论人生最大一问题。
争权夺位，谋财求富，皆欲非情。西方唯以财富权利为尚，全部历史活动以此为中心。其文学则多出虚构。好言恋爱，孝弟忠信人情之大者，甚少涉及。哲学则更讳言情感，一若人情皆无当于真理。故言政治，无论君主民主，言社会，无论为封建为资本主义，同属无情。法律之最高境界，则仅可免于过分之不义，而无仁。此为中西人生一最大相异处。
余于民国十三四年间，初看西方电影，尚系默片，片名已忘。其事迹依稀犹在记忆中。一德国中年人，忠恳诚实，成家立业，有社会地位。因事远行，火车中邂逅一女，钟情为偶，伪造死讯不归，其家人信之。历年后，女忽死，其人潦倒念家，出门漫游。一夕，偶抵家门，适逢其生辰，家中妻儿正广邀亲朋饮宴纪念。宾散，家人犹聚谈，灯火辉煌。此人终不叩门直入，仅窗外窥视，黯然离去。剧情生动，乐生必哀死，哀死即所以乐生。果使此老人叩门直入，哀乐之情又当如何。往事荒唐，老人内心之羞耻，家人意外之惊诧，皆非日常人情所有。咄嗟间，又何得相安相乐，一如往年。老人离去，则终以保全其一家之和乐。而此老人亦犹得常念其家人以为乐。此亦可谓不幸中之大幸。此片亦甚富人情味，但荒唐终非不幸。不幸由命乃在外，荒唐失德则在己。中国人同情不幸，不幸事遂亦因而减少。果遭不幸，亦得自宽自慰，而轻其不幸之感。人同此心，心同此情，则贵乎其慎修己心善自为处。则人生主要仍在此一情字上。
余以十三岁幼年，初读西方小说天方夜谭，迄今八十年，尚所记忆者，乃其最后能言鸟一故事。此鸟在一山上，山下有人指示，循路而上，寻求不难。然当一意直前，路旁群石竟发人声，呼之喝之，苟一回顾，即亦化石倒毙。路益上，石益多，声益大，终使人不易不回顾。某家三兄弟，其两兄皆已一去不返。最后一弟，乃塞两耳上路，终得此鸟而返。路旁诸石亦尽得复化为人。此乃一阿拉伯神话，后乃知其影响西方实亦多。西方人皆一意向前，虽经失败，而目的在望，仍不回顾。西方宗教哲学乃及文学科学，皆不啻为人指示一能言鸟所在地，教人信从，决心向前。已往之失败，既无同情，亦不回顾。如中国人，尊崇古人，同情不幸，则唯为路旁之石，又乌能终得此鸟。西方文化之向前迈进，岂不如此。
现代人称中国社会多人情味。其实味犹情，甜酸苦辣咸实一味，犹之喜怒哀乐实一情。物必食之始知味，人必相交而有情。物与人在外，味与情在内。内外和合，而情味生。唯所食异则味异，所交异则情异。能于异中知其同，乃为知情知味。饮食所以解饥渴，然当有余味留在舌根，存在心头，始为乐事。苟事过境迁，饮食下咽，更无留存，是为寡情，亦成乏味。孔子曰：“饭疏食，饮水，乐亦在其中矣。”又曰：“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此谓人生于饮食外，尚有他乐，更深更厚。若仅知饮食之为乐，则孟子所谓乃饮食之人。然孟子以易牙比之师旷子都，则饮食之乐，圣贤亦不讳言。中庸言：“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亦犹谓人鲜不有生，乃不知生之宜有情。无情求乐，亦犹不知味而求饱，则仅求为一饮食之人而不如矣。
余家在江南鱼米之乡，干饭稀粥已不知有几多作法。自冬至至岁尾，农家种种糕团，亦不记有几多名目。鱼虾果蔬，俯仰即是，若可一拾而得。又家家户户各种腌菜腊味，多者可有二三十色。孔子曰，“贫而乐”。饮食知味，最普通，最基本，亦最易得。然亦经两三千年文化积累，乃有此成绩，非偶然而致。
又余家曾住北平，佣一车夫，擅制面食，品类多种。余常至灶间赏其技。对日抗战时，余又历各地，皆有特制饮食，价廉而味美，易得而难尽，此亦即中国贫者之乐。今人皆必谓西方物质文明远胜中国，但中国之庖厨烹调，能在物质中深藏人文精神，西方饮膳乌能相比。姑举茶与咖啡一项言之。咖啡味浓刺激，多饮易厌，茶味涵泳，自唐迄今实历千几百年之演变。亦如西方都市味浓少变，居久易生厌。中国乡村味淡多变，久居而安，不易厌。故品茶乃知茶味，品人则知人情。而人之高下亦以别。财富权力唯有争，唯有斗，无能品。今日国人亦尽尚争，不知品。回念数十年前，穷村三餐较之今日市肆之一席千金，其为味或有过之。然年老知味者，则亦与日俱逝。既无老成人，亦少典型，渺不再得，世运堪嗟乃如此。
中国人言声必及韵，言色必及采。此犹食之有味，生之有情，皆在质体之外，有余不尽。而其感动影响，留在人心，则唯深唯厚。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非孔子不信有死有鬼。苟无生，何来死。苟无人，何来鬼。声色而无韵采，声色倏去，复何可乐。然使无声色，亦无韵采可求。生可知，死不可知。闻声乃知韵，知生斯知死。中国人又言风采风韵风味风情。风亦非质体，而在人心和通相互感动影响之间。孔子又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其实风起于青苹之末，果无草动，何来风生。然而今世之抱物质主义以为生者，此皆知有草而不知有风，死即绝灭无余存。后世人生，皆从前世来，故中国人谓前世人生为神。中国人又言神采神韵神味神情。自自然言之，则曰风。自人文言之，则曰神。神与风亦无大分别。西方人言人体美，必先论三围。中国人则曰神采风韵，风神绝世。即一颦一笑，亦必有风有神。若唯知三围，则必寡情乏味，归于一堆泥土，复何风神可言。
晋宋间有陶渊明，史乘列之隐逸。隐藏尘俗之中，而又逸出于云霄之上，斯诚人生一种至深厚之韵味。其诗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韵味固非言辞之所能辨白，然使人低徊神往历千五百载而不能已。斯文学所以尤为人生韵味之所在。
即证之家人父子之间。中国人以三十年为一世，父母三十生子女，父母为前世人，子女乃后世人。然子女一世则无不深受父母一世之影响。中国人教孝，父母之生，子女应无不知。父母之死，他人则谓其已去，其子女仍感其常在心头。故知生方知死，死与生乃同一存留。人鬼之间，息息相通，此即所以为神。但家人父母之死，三世而绝。贤人君子之死，则其生常在。不唯在其家，抑在于天下，如孔子岂不上下古今四面八方而常在。中国人之视人生如此，此之谓大群主义之精神人生。与近世个人主义之物质人生大不同。前人已死，后人继起，在后一世之人心中，绝不留存有前一世。唯有向前追求，更无向后回顾。但求乐生，不知哀死。寡情乏味，虽千言万语，亦难道尽其种种。此则唯个人主义之物质人生为然。则复何乐生哀死之有。
（二）
人各自爱其生而畏死，则其世易治。人不爱其生，轻生而不畏死，则其世易乱难治。此理甚为明显，可不详论。
今问人为何不畏死？曰轻生，不自爱其生，故不畏死。再问何以轻生不自爱其生？老子曰：“为其生生之厚。”家畜一豕，他无所有，转觉其家之可爱。女主中馈，不务外勤，其家乃可安。此皆生生之薄，乃有此心理。今则成为一科学世界，机器世界，各项机器增新无穷，农渔工商各业，衣食住行各项，皆赖机器。人力为副，退居次要，或不重要地位。家中电灯、自来水、冰箱、电风扇、冷气机、暖气机、电锅、电话、电视、吸尘器、洗衣机、汽车、照相机、手表、计算机，凡此之类，举不胜举，覼缕难尽。此可谓生生之厚矣。而人力乃无所用。故人之生亦唯机器为贵，而自身人力，皆遭蔑视。于是乃轻生，不自爱其生，而转爱身外之物。非此诸物，亦即无以为生。
但此身外之物，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我得其十其百，所缺何啻千万。抑且必求变求新，历时三载，家中所有诸物皆陈旧，非另换一套，则将无以见人。故凡我之所尽瘁耗神者，皆为获取此诸身外之物，而非一己之生。非此身外之物，亦即无以成吾生，则其贵物而轻生也亦宜。
故物质世界愈前进，则人生价值愈后退。资本工商业愈发展，则人生情味愈减缩。身为一汽车司机，日入甚微。如此人生，复何意义可言。只有驾驶前进之顷刻，始若稍可快意。车经平交道，复何耐心停车枯待。驶车直前，与火车相撞，此司机当场死亡，而其他司机闯越平交道而身死者不断继续而来，此之谓愍不畏死。人生贵在能快意，彼何尝存求死之心，乃求当前之快意。此种心理，亦宜同情。行刺大总统，行刺教宗，亦何尝与之有深仇大恨，但亦求得一时之快意而已。今群众方以小心谨慎告诫汽车司机，世风方趋于轻生不畏死，以务求一时之快意，则此告诫宜不生效，更何论于古训。
今日世界大量需用人力者有二，一曰军队，一曰警察。警察不许人快意，唯专以法律束缚人，则亦徒增人之不如意。军队则仍亦自求快意。苏维埃派兵直入阿富汗，一时何尝不感有快意。美国飞行太空梭，则所感快意益甚。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未满四十年，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咄咄逼人，呼之欲出。生不如意，乃求一时之快意。然此快意则仍须在物质上机器上求之，此乃今日世界形势之无可奈何者。
马克思主张唯物史观，则全部西洋史，实尚未到达此境界。而此下演进，则物质势力日益增高，马氏观念恐不久终将实现。人生所求唯在物质方面，所凭以求者，仍在物质方面。以前是以物质来供献于人生，此后则以人生来追随于物质。物质进步，始是人生进步。人生之于物质，一如影之随形，则宜乎其轻生贵物不畏死，而唯恐物质之不具备，不满足。伸于物，而屈于心，则姑于仅备之物质上求获一时之快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亦何可违逆。
释迦指出四大皆空，教人归于涅槃。僧尼皆单身出家，逃深山，居佛寺，以求其道。然跳崖自杀，绝食自尽，凡诸轻生事，皆所力斥。耶稣教则以十字架为标帜，此非轻生不畏死一象征乎？人生自始即一罪恶，则生自不足重，尚复何爱于此生。所爱乃在死后之灵魂上天堂，则复何死之足畏。故在西方史上，宗教战争屡见迭出。逮于文艺复兴城市兴起，古希腊罗马之物质人生重见追求，而始有今日之欧洲。然则唯神唯物，实同为轻生不畏死之一种表现，则无怪于西方之卒有今日矣。
余生八十七年前无锡南郊四十里外一乡村，其时现代西方种种科学机器皆未见。一家墙上悬一大自鸣钟，则家家欣羡。一人进城摄一照像，则人人争慕。不忆何年，乃始见有电灯、自来水、汽车与飞机。然至今回想，当时亦确然一人生，其与今日实亦无大差异。因此追想及于两千几百年前，孔子、老子亦确是与我相似同在一人生中。孔、老当年之物质生活，一切条件，当较我幼年时远逊，自不待论。单就我一人之心境论，则幼年愉快实远胜于晚年。再就古今人之生活与思想观念言，则孔、老当时之一切，又岂余幼年所能知，所能遇，所能相比拟。可征物质人生愈进步，精神人生或当愈退步。今人乃专以物质与机器来作人生一切之评价，亦终宜其更无有称心满意之一日矣。则又生何足爱，死何足畏乎？余老而贫，乃幸得有幼年一番境遇，又多读中国古人书，乃不禁发此怪论，则幸读者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