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言社会，首要在其风俗。俗因地而殊，风则随时有变，而风尤重于俗。余少时读曾国藩原才篇，开端即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谓人才兴于风俗之厚，而风俗厚薄则源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每喜其持义之高，而近百年来国人则少言及此。
西方小国寡民，地区已狭，疆域不宽。一国之内，风俗可以无相异。故其言社会，乃不重言风俗。即如英伦三岛，有英格兰，有苏格兰，有爱尔兰，风俗各异，但亦无大相殊，习以为常，不再重视。如何移风易俗，西方人似少措意及此。此亦中西文化相歧一要端。故风俗厚薄之辨，西方亦无之。商业重广告宣传，务向外不向内。弘扬宗教亦重向外。政治则多结党羽，亦主向外。专重外则方向多而内容变，其心不安不定，不能积，亦不厚。亦可谓之为无情。中国人则事事必求向内，一心一意，贵其情厚。
尝闻民初北京大学聘马一浮任教，一浮以“礼有来学无往教”七字拒之。一时群讥以为不合时宜。其实中国传统学风正如此，乃尊师重道之礼。近代则以教育为职业，宜其不相合。佛教东来，中国高僧率隐居深山僻寺中。行脚僧可以持钵沿门乞食，但非沿门宣教。此则仍是中国风气。至于政治更少宣传。即观历代帝皇诏令可知。中国各种文体，唯诏令最贵简要，不主繁文浮辞，倘诏令不厌详读，则必增群下之轻视与反感，更又何可宣传。此亦见中国风气之一端。
中国人移风易俗，主要枢机在一二人之心，更要者，其心若只为己不为人。果行育德，是谓修养。换言之，若只为私不为公，而人自向往，风俗亦自见转移。即以学术思想言，先秦诸子中，儒、墨、道三家最大。墨家似乎重向外，重宣传，而墨家终于最不传。庄老道家最尚隐，最不重宣传，而在诸子百家中，除儒家外，其传乃最广最久。儒家居墨、道之中间，即所谓有来学无往教者，而其传乃最大。即观其传授方术之不同，亦可征其内容之有异矣。
儒家言孝弟，岂非仅一身一家之私。然人心所同，至私即大公，故曰：“孝弟为仁之本。”中国人言德，必据私言。行其德，感其德，皆在私。非私不成德，德之厚，即易得人心之同情。墨家主兼爱，视人之父若其父，同视天下为一家，岂不大公无私。然必分而薄。故无私即无公，舍其私而为公，转不易得公众之同情。故墨家虽明辨畅论，而践履笃实，又党徒团结，自鸣以大义，其宣教之人，远胜于西方之耶稣，但不三百年，战国末即衰。杨朱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为。有私无公，则不得谓之成德。人自为我，似亦人心所同大公之道。人孰不爱其私，于是有人谓杨朱近仁，墨翟近义。或则谓杨朱近义，而墨翟则近仁。要之，杨墨之言盈天下。孟子则曰：“圣人先得我心之同然。”我即是私，同此私则成为公，但须一二人之成其德。杨朱为我之教，则非成德之教。儒家教成德，乃始有移风易俗之效，则在其能即私以为公之教。孔子所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是也。
至于在位行政，居上以临下，地位不同，则凡其所言必当属于公。而无可疑拒于在下者之各可有其私。但为政者之言，既必出于公，乃最不易得在下者之信。中国之居政者明乎此，故凡其所言，每不据政治职位言，乃常本儒道教化言，即言必出于道，而不本于权，以明凡所言之不出于我私，而尽为公。而今国人则讥之，谓其借孔子之道，以申其专制之权。则试问为君者终将如何以为言，而所言之必求得在下者之信而有其效乎？明乎此，则可谓中国传统政治，乃一儒道政治。为君王者，亦多知其道。为天下之公，即亦保其君王之私。故通读中国历代帝王诏旨，自得其用意深厚之所在。当知帝王诏旨，亦非出帝王之亲笔，必慎选一代名儒以掌此大任，所以得有此成绩。但如雍正御批等，则又当别论。此非兼通史学、文学之士，难与详言。
当前社会风气日趋颓败，而一应学术机关，则尽归政治统治，于是移风易俗，乃亦责归政府。然除法令外，政府又何能别有措施。又有报章电视等，广肆宣传。然此等功用乃在诱引人之欲望，否则激发人之怨愤。生事则易，移心则难。故民主自由，仅用法治。而移风易俗，则非其所能。中国人所重，又岂当前西化时代之所能有。
当前时代人心，可称有两大端，一曰要人穷，一曰要人死。如商业求富，岂非要人穷。国防求强，岂非要人死。而科技综其枢。科技仅以对物，今人则称之曰客观，一若其学至公无私。其实仅对物，此无私即无情。故无私之公，较之借公济私，为害更大。中国人重言德，德必据于私，而即私以为公，其事乃诚，其心则厚。社会风俗求其诚而厚，而不求其伪而薄。一切人才当由此分。
故中国人必言人品，诚而厚者其品高，伪而薄者其品低。西方人无人品观念，唯有法律观念，法律之前一切平等。但坐轮船，舱位分上、中、下三等。乘火车亦然。甚至搭飞机，亦无不然。则西方人之等级观，乃在物，不在人。坐上等位，其人即属上等。坐下等位，则其人即属下等。则岂非人之上下之分，即分在其拥有之财富与地位权力之大小上？故富贵即属上等，人如此，国亦然。所以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之出现，一若乃天地间一大公至正之道。但反而求之人人之私心，其何能安。
即西方之有宗教亦然。必选一教皇，亦尚位不尚德。若谓乃由大群公选贤德以登此位，则岂得谓德贵公认，不贵私修。求公认必趋于伪而薄，务私修乃跻于诚而厚。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今日世界风气，则竞求人知，又必求广众大群多数人知之，其诚与厚，则不可再论。然则从宗教之弘扬，商业之广告，以及政治之宣传上来求风俗之改移，自无甚深之希望可冀。
今人但言时势，不言人心。一若时势属之公，人心则属私。但中国古人则谓公由私来，故时势实启自人心。而一二人之心，乃可转移天下。今人则谓必如西方，由广众大群多数人乃可转移天下。进一层言之，乃由物不由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皆由物来，非有物之转移，又何得谓之有转移。今人又好言求变求新，其实在求物变物新，非求人变人新。中国古人则一由人心来转移人心，其间乃有一大不同。故中国社会乃建立于人心上，而西方社会则建立于物力上。果其物力变，则其社会自不得不随而变。故帝国主义可以没落，而资本主义亦可有不景气，乃至于崩溃。故西方社会必趋于变。而中国则积四五千年来，此一民族国家之抟成，可以绵延扩大而终不变。今则人心变，斯其社会自亦变而不复矣。
然则今日人生大道乃有一要端，即当研究人心何以胜物力。换言之，人心私可以胜物力之公。此因人心有情乃若私，物力无情乃若公。中国人则重情而轻力，西方人乃重力而轻情。知此乃可知公私之为辨。即人可以胜物。最重要者，在使人知此心之属于我内在之私，而物则仅属于我之外在之公。心不变，乃得积而愈厚。物则必变，故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当知吾心所好实在内，不在外。如衣食，如居住，如行路交通，其事皆在外。不仅在心外，并亦在身外。身之一关，最当明辨。身亦一物，身之主乃在身内之心，不在身外之物。此层最为中国古人所尽力明辨，而惜乎今人则不加注意矣。心之所好亦有属物者，举最浅例言之，如咸蛋皮蛋，皆为中国人所好。今则皆变质，更乏佳味。又如中国家庭善作腌菜，每家必制七八瓮，或十几瓮，味绝鲜美可口，今均失传。衣著如绸缎刺绣，今亦尽变不复传。如居住，则中国所最不如西化者，为毛厕。而独胜西化者，乃园林。今则每家必具新式毛厕，而园林之胜则失传，亦见西化之无深趣矣。
耳目之娱为声色。姑举乐器一项言，琵琶亦外来，然自西汉迄近代，亦历两千年。余幼年尚习闻之，今数十年来，国人皆竞学钢琴或大小提琴，擅弹琵琶者乃较少。是则人心所好之变，其主要关系岂不亦在外。西化属新，尽可喜。旧传则尽可弃。此心已为奴，不为主，亦由此可证矣。更何论于学术思想之高出其上者。明白言之，可谓今日国人内心之所好，已无一己之私，而尽属天下之公。而其将日趋于薄于伪，亦可不待有争矣。
然则尽今日国人之所为，乃日向于外物，而不求之内心。果可美其名而谓之务公不务私，然实为奴不为主，而仍美其名曰自由，曰平等。今再明白言之，则此乃中国人之平等意志，求与西方人平等，而中国人生之内在价值，则置而不顾。而中国旧风俗则有较西方更为平等者，如父母家产必分传其子，长子则稍优，其他兄弟必平等分配。而西俗则待其父母临死遗嘱，高下有无，漫无定准。然则谁为平等，谁为不平等，又不待辨而可定。
抑且国人常言中国男女不平等，其实嫁女必备嫁妆，四时之衣装，日常之家具，乃及金珠手饰，视家有无。其女嫁后，毕生使用，可以无忧。而其翁婆丈夫，皆不得顾问。此非法律规定，而系风俗习惯。有嫁女时家境尚佳，而临死时家境已落，诸子所分，乃远不如诸女之嫁妆所得。此又何得谓中国之重男而轻女。自社会新风气渐成，嫁妆一事乃告缺如。而国家法令，乃有出嫁之女亦得分父母遗产之规定。余在大陆时，乃有出嫁女回家争遗产，与诸兄弟争讼上公堂之事。风俗厚薄亦由此见矣。故倘尊西化，必求将一切旧传尽量废止。父母遗产则一依其父母死时之遗嘱。然又岂得当于中国之人心。
要之，风俗既薄，则人才无望，自非中国古人言全不可信。否则中国前途亦必终自有艰耳。
今再要而言之，西方人多私，故贵公，乃重于物而轻于人。中国人多公，故贵私，乃厚于人而薄于物。东西文化相异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