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般人想，人该有自尊自信之心。但他人对之不尊不信，他又何从得自尊自信。于是遂在外面客观具体条件上来争取。如今世界各种运动会，如五六人、七八人赛跑，我一身独先，荣获冠军，而他人并不即此尊我信我。此处赛完，或去他处赛，我不必定获冠军。今年赛后，明年又得赛。果使我每赛获冠军，然而体力有限，年老后不能再赛，那番荣誉也便结束了。
有一拳王，连获冠军，名满全球。论其奖金所得，也该一生温饱无忧。然而年过三十，尚有后半世，还不止三十年。往年拳赛雄风，常在心头，此心放不下。重登台，失败了，以前之荣誉翻成此后之遗憾，追念往昔，情何以堪。
台中市一青年，远赴美国参加青少棒赛，胜利归来，台湾上下奖励荣宠，已达其极。然而难乎为继。进学校则课业不如人，结婚成家则生活不如人，沦为盗窃，身陷囹圄。中国人称，人怕出名，猪怕肥。又说大器晚成。年轻人享大名，终非好事。所以如运动会等，中国古人向不提倡。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参加运动会艰辛万状奋勉不已，究为忠于何人，岂忠于相竞之敌？抑忠于旁观者？唯得谓其忠于己而已。此之谓自私自利。其所信亦唯己。苟对他人有信，亦岂再有所争。然则学运动比赛，即学对人不忠无信。提倡运动比赛，亦唯提倡不忠无信。西方崇尚个人主义，岂有忠信可言。在中国亦非不知运动有益，乃于农隙有结为渔猎之娱，集群众为一体，以田野禽兽河海鱼虾为对象。人之有技，皆以忠于群。亦唯互信，乃有合作。此乃封建社会一种大典礼。后代又增以敬神赛会。一切高技绝巧，训练表现，皆以敬神，亦以娱众亲群。绝不作彼我相争，更不为自我表现。中国人凡有表现，皆求于古有宣扬，否则对神有贡献，于群有裨益。而岂一己之有可图，又岂彼我之有可争。唯可大众娱乐，又可亲切欣赏。如是则已。
富贵尤为客观具体博取尊信之条件。然而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富贵为何不可求？富贵乃相比较而来，无止境亦无常态。苟其求之，心滋不安。最近台北县一议员贿选议长事发判罪，计其行贿费当达千万。一老友语余，人生尽多乐趣，使我拥千万家赀，一生饥寒无忧，即一议员亦拒不为，何事竞选议长。吾友深擅中国艺术，自有所好，宜其发此超乎常情之高论。今举世之动乱，则全为求富求贵来。孔子所言，亦仍值深思。吾老友所言，亦终不失为一中国人意境。
中国人教人自尊自信，尤更教人尊信他人。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孔子教人以为己之学，但忠信笃敬似在为人。为人即以为己，忠信笃敬即己心之德，得发舒，得成长，得圆满，自是吾心一大乐。而又到处行得通，自己亦更受人尊信，此诚为己一大好学问，一大好艺术。孔子所好，正在好己之德，在好吾此心固有之天真。孟子亦曰：“辞让之心，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对人能让能敬，实获我心，焉有不乐。
吾乡距无锡城东南四十里有一小丘，三千年前，吴泰伯居此，相传称让王山。一千年后，东汉梁鸿夫妇又逃隐来此，故又称鸿山。每逢清明，乡人四集，跪拜瞻仰，尽欢一日而散。一乡人莫不以得亲吴泰伯梁鸿为己荣。此风三千年不绝。余童年亦同享此乐。全国各地名胜古迹，类此者何限。尊人信人，较之自尊自信，高下厚薄，相距何堪数计。
弟子尊孔子以为圣。孔子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是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其学则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亦唯于古人知尊知信而已。故孔子乃一意承前，而其启后乃亦因此而无穷。孔子死，弟子庐其墓，心丧三年。子贡又续居三年。心有所敬，非苦事，乃乐事。人人知敬父母，斯即人人有乐。西方人幸得一耶稣，进入礼拜堂，岂不亦西方人一乐。唯乐中仍有求，希望死后灵魂入天堂。中国穷乡僻壤，皆有土地庙，一邑一都，皆有城隍庙。尽人得敬，斯即人人得乐。敬土地，敬城隍，亦有求。但唯求一乡平安，斯较一己私求为胜。唯学则求己之进德成人，斯求斯乐斯益胜矣。
姑以文学言，唐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为百世之师，而愈之自言则曰：“好古之文，乃好古之道也。”其谏迎佛骨表，亦为尊信孔子，情不自禁而发。仅免一死，贬官远谪，然而愈之心情态度则终不变，所谓乐此不疲，亦无奈己何也。有来从学者，愈必告以汝倘为古文，在当世无可求，无可得。若仍请不已，愈亦乐为之师。孔子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以己所乐，教人同乐，岂不亦己心一乐事。
柳宗元与韩愈同为古文，有人乞师事者，宗元以蜀犬吠日为喻拒之。谓唯韩愈愿为人师，己则不敢为。即以此一端论，柳宗元心中实不能如韩愈之乐。斯其心境，亦绝不能如韩愈之高。故后人论古文，柳亦终在韩下。韩愈早年即为伯夷颂，读之可知其心境。然愈死，古文终亦衰。下历数百年，北宋欧阳修起，而韩愈古文仍得大行。西方文学则不然。如希腊荷马史诗，沿途歌唱，听者群集，斯为成功。戏剧亦然。亦意在广集观众，凡所表演唯求广揽人心，广召群欢，但并不求发自吾心之深处。一重内，一重外，此亦中西相异之一端。
曹孟德始创建安文学，曾为诗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即知曹孟德终为世俗中一醉心利禄之人。月明之夜，乌鹊惊醒起飞。方其倦，亦随枝可息，又何至无枝之可依。是则孟德之心，不如乌鹊之自由、自在为多矣。苏东坡游赤壁赋，引此诗，当时东坡贬黄州临皋一室，亦几于无枝之可依矣。然而赤壁赋中所表现当时之东坡，则较之往年之孟德超脱多矣。所以韩愈文起八代之衰，终无取于孟德。而东坡则极慕韩愈。两人同为诗文宗师，而曹操终亦不得为一文学家。今人评论古代文学，不复知计较及作者之心情，斯则失之远矣。
艺术亦一如文学，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则琴中流露出高山声。志在流水，则琴中流露出流水声。是伯牙已能摆脱世间一切人事纠纷，而志在天地大自然，尤能志在大自然中之高山流水，而使琴与心一。此其艺术造诣固已迥出群伦，唯钟子期能知之，闻其琴而知其心。及钟子期死，伯牙遂终身不复鼓琴。是则岂非得一知己，而转丧其己，良可惜矣。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伯牙已能臻此两境界。孔子又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则伯牙似尚未能臻此一境界。此可谓伯牙弹琴尚求人知，未能达于旷怀自乐之一境。以今人言，伯牙乃一艺术专家。以中国古人言，则伯牙似尚未得高为一君子。
今吾国人，对自己民族四五千年相传敬心信心，全已失去。所幸者，今之美苏，犹为吾国人敬心信心之所在。安和乐利，唯此是赖。但一旦核子战争起，美苏两败俱伤，则不知吾中国十亿人心又将安放何处去。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人生乐事，其端在此。终不知吾国人此下将何所学何所习，此亦仍堪作深长思。
唯西方人相互间不忠无信，则非有法相绳，亦无以相处。唯中国群相忠信，尊敬相处，乃必有礼，不复需有法。纵有之，乃对极少数偶有事。故言政，中国尚礼治，西方尚法治，亦其一异。今人则尽唱法治，即运动会亦尚法。教人尊法，即教人昌行个人主义，不忠无信，此义又谁欤知之。
（二）
人身头部有脑，接受身内外种种感动，而作反应。西方科学家认为脑主宰了一身，但脑只是人身中一部分一机器，又谁在主宰此脑呢？中国人言心，实不指胸中之心。此胸中之心，亦是人身一部分一机器。而中国所言心，则乃主宰此身之全体，但无可指其具体之所在。正如中国人言帝，乃主宰著天，而亦无一具体可指。
中国人言心统性情，性较隐不易知，而情则较显易知。中国人谓喜怒哀乐爱恶欲为七情。喜怒之情尤显而易知，俗称喜气怒气，此气非有质之气，但亦可见可知。气之可见者曰象，亦非有形，但可见可知，而亦无具体可指。
西方人好言具体可指者，如耶教信上帝，虽亦非具体可指，然西方人心中所信，实与中国人所信大不同。西方人言心，实多指物理学生理学言，多具体可指。而与中国人所言之心大不同。如言喜怒，在心不在脑，亦非具体。而西方心理学家则必具体言之，如每一秒钟心跳几次，脉搏几动，是为怒。但不知是怒了始有此心跳与脉搏，非是由此心跳与脉搏始成为怒。喜怒是人生，一身之心跳脉搏是物理，人生则有超物理以上者。
不仅人有喜怒，其他动物亦有喜怒。如家畜一鸡一狗，岂不亦有喜怒，与人共见。宁必测量其心跳脉搏而始知。不仅动物，植物亦然。周濂溪窗前草不除，说它生意与我一般。有生意，即有喜怒。不仅有生物，即无生物亦然。天地大自然亦有喜怒气象。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春气来了，草呀花呀莺鸟呀，莫不喜气洋洋，那能说春无喜气。
严冬肃杀，冰雪交加，草木萎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实则松柏亦在凋，只凋得稍后而已。忽见梅花满树，又那能不令人心喜。所以生在寒带，人易怒而少喜。生在热带，人易喜少怒。生在温带，人乃能兼喜怒而得其中。可见天地大自然亦有性情，人的性情则从天地大自然中生。
天地大自然性情易见者曰风曰水。和风柔水，易令人喜。狂风湍水，易令人怒。善相风水者，见此地风水好，劝人在此建宅或卜墓，庶生人死者均易得喜气。见此地风水坏，劝人勿建宅勿卜墓，庶少受恶气感染，不致少喜多怒。我尝与马一浮在四川乐山其所创办之复性书院中长谈，我言此处江山佳胜，君居此安乐否。彼告余，风水与江浙故乡大不同。风暴水粗，单说每天盥洗，江浙女性皮白手肤嫩，此间那能相比。年老了，每念故乡居。此见中国人言语文字，须从中国人传统心情求解说，此乃中国心理学。谈及风水，那能只据西方人心理谓其是迷信不科学。
西方人不言心乃言灵魂。人生前灵魂由天而降，人死后灵魂复归天上。灵魂又像是一具体。中国古人则言人死体魄归于地，魂气则无不之。所谓魂只是一气。今试分气为天然气与人文气两种。人文气从天然气来，但人文气亦可影响天然气。我游北平，此乃中国八百年来一故都，人文荟萃，人文气自与他处不同。江浙两省苏州杭州俱难相比。但江浙积有两千年来之人文气，一离北平城郊，河北全省到处气象，便难与江浙相比。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此亦一风一水，而壮志逸趣，想慕何极。但使振衣矮屋檐下，濯足臭阴沟中，复何志趣可言。故振衣濯足，人人能之。而千仞之冈，与万里之流，此风此水，则非到处所有。人之性情志趣，则必外融与天地，而非可内限于一身。此则风水亦所当重视。
风萧萧兮易水寒，此亦一风一水。非此风此水，使壮士之不还。乃因此风此水，与壮士胸怀有相同之气象，而遂生其感伤。壮士荆轲之不反，在此风下水滨，送行者早已知之，荆轲宁不自知，而慨然离去，此其所以为壮士也。故燕赵之士悲歌慷慨，关洛无之，江淮更无之。风水不同，斯人物亦不同，乃若性情之不同。性情非限于身体，实与天地万物共此性情。必此心能一天人合内外，而此性情之真乃始见，则亦可谓风水即性情，性情即风水矣。
今人误谓性情限于一身，满足我之性情者则在外。一曰物质生活，一曰都市生活，一曰政治生活。物质愈充盈，都市愈繁盛，政治愈显达，而吾身乃益见为渺小。性情无所发舒，于是奸淫窃盗，残暴诈欺，奔走逢迎，层出不穷，亦无所不用其极。要之，是天人隔，气象异，风水不同，而人之性情亦变。不得谓此非人之性情，而无奈其风水之不同，而命运亦随而不同。然而此等皆中国古代人所说，今人则嗤鄙之不以挂口，又何论于存心。
余此喋喋，则唯有使人怒，难以引人喜。此亦风水使然，天地使然，于人又何尤。
（三）
吾家住外双溪上，溪水常流，午间水已不是晨间水，晨间水尽流去了，流向何处去，向大海大洋中去。吾家住外双溪上已逾十五年，十五年前所见溪水，此刻当尽在大海大洋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孔子所见，人人能见。而孔子之所感所悟，则非人人所能感能悟。人生日长日老，到头一死。但活人世界与死人世界切不断，划不开。前人已死，造成历史，形成文化，依然在此人世，中国古人谓之不朽。涓滴成沧溟，人死则融入文化大海洋中，那里就死了。中庸言：“大德敦化，小德川流。”孔子以后有孟、荀、董、扬、王通、韩愈，以至周、张、程、朱、陆、王诸贤，中国儒学如一条长江大河，而孔子则启其端，为至圣先师，那就是如大德之敦化了。
积薪为火，薪尽而火传。庄周言：“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此亦妙喻。但薪尽火传，薪火显是两物。庄周道家太看重了自然，而轻视了人文。不如孔子以流水喻，则溪涧海洋纯是流水，人文终必融入自然中，而自然亦离不了人文，天人一体，逝者如斯，是天即是人，是人即是天，较庄子以薪火喻自胜。
再细言之，流水亦有渗入两岸土壤中，尽其滋润之功，而不流入海洋者。亦有日光蒸发，升入大气层中，又凝结为雨点，下落地面者。唯天有淫潦，地有泛滥，则不为利而为害。孟子曰：“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是言人性非不善，亦可使为不善。中国古人好以水性喻人性，水之下流，犹今人言向前进步。
火性则向上。而且水之流动，是水自身在流动。火之燃烧，则需另供燃料。庄子说薪尽火传，其实薪果尽，火亦熄。火只是一作用，一现象，无实质，无本体。
抑且水火同须有防。水须有堤岸，自沟浍以至于江河，达于海洋，愈会通和合，为利当更大。火则须分别隔离，如一灶一灯，各有功用，但会通和合了，则成大火，将毁及全屋，灾及邻居。
中国人好言水，又好言木，所谓水源木本。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松柏与小草，生命不同，不同在其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小草受火，松柏亦可毁。金性近火。牛山之木，不能经斧斤旦旦之伐。故在自然中，金火皆能伤及其外围。
古人言，东方之人仁，西方之人义。仁是春生，义是秋杀。中国与西欧文化恰如其比。中国五千年文化传递，还是中国人。西方则希腊罗马以至现代英法诸邦文化，一线相承，但主体则随时不同。而且希腊城邦分离，为祸少。罗马统一，为祸大。现代国家如英法，因其科学发展，交通便利，为祸更大。故老子继庄周，唯求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此亦有深意。中国儒家言，如一条水滚滚东流。西方如一堆火，这里烧尽，蔓延到那里。此刻英法火势已衰，但蔓延到美苏去。不知一旦核子战争后，是否仍然有蔓延。中国如水，群木共受滋润。西方如火，群金同受销毁。恐核子战争后，再不能有核子存在了。
西方文化正如一堆火，核子战争岂不可将人类烧尽。杀人的不说，来说利人的。当前正发明了机器人，长此蔓延，恐真人必将让位。有了机器，一切不再要有人，这岂是人生真幸福，人类之真所想望。若读中国一部二十五史，人物登上历史的，秦汉多过了三代，隋唐多过了秦汉，宋明清又多过了隋唐，那才真算得是人的进步，是中国人的幸福。但火炎上其势易知，水润下其利难睹，中西文化不同有如此。
中国人尚仁，总有所不忍。西方人重义，仅言应该心无不忍。不忍人之心与应该做的事可相通，亦可相离。若只感得不忍，使许多事会感到不应该。若仅感得这事应该，则此心也只有忍了。在心情上，中国人是软了些。在事行上，西方人是强了些。今天我们则只是爱强不爱软，则也只有追随西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