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广狭与深浅之两面。如服装，率趋时髦，无多分别。仪表则见教育修养，言辞则深浅更易辨，观其行为，则人无遁形矣。人生自衣装、仪表、言语、行为以及其心地五方面，逐层推进，递见其深度。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求知于人，自当于此五方面努力。然孔子又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则知人不易。老子曰：“知我者稀，斯在我者贵。”则人之可贵，正在其有难知处。
人如此，民族更然。大概言之，西方人求之外，贵推广。中国人求之内，贵深存。其先乃由其生事来。中国务农，历千年少变。求于外者易，乃转而求之内。古诗：“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农人向晚得闲，远眺村外，山坡草原，易见此景。日日可见，年年可见，一生一世，人人世世常可见，似无足道。但山下全村各户孰不有牛羊，放牧山上，结队而下，岂非各户丰衣足食之根源所在。然其存之心者既久，乃百千万户生命之大共体，安其平居，乐其常然。深言之，此乃一种生命境界。生命与大自然合一，亦即天人合一。人之小生命，乃与其宇宙大生命融洽浸润，俨成一体。故“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八字，虽不失为一幅好风景，但诗人吟咏，则不专为风景。此八字是何等境地，何等情味，乃得为中国文学上品，传诵三千年。中国文学乃有其特殊极深处。
人生即文学，此又中国人生一特殊极深处。陶渊明为一田园诗人，其诗有曰：“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鸡鸣犬吠，从来如此。老子言：“小国寡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此为一天下太平景象，鸡鸣犬吠，国际声气相通。犬吠非为斗噬声，鸡鸣亦非惊惶声，一片和平欢畅声，不啻为人生安乐大道作呼嚷。今虽村居，亦遍闻机车声，警笛声。一不慎，而死生随之，尚何鸡鸣犬吠之有。故古人言鸡鸣犬吠，即人生一共相。人类之生长，即在此境界中，我此生命即此境界。若无多味，却有深味。而且此味常在心头，既亲切，又悠久。中庸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鸡鸣犬吠之境界岂不广大，而人生之精微亦无逃于此矣。中庸又曰“极高明而道中庸”。日听此深巷犬吠桑树鸡鸣，岂不极平常极庸俗。而宇宙大自然之与人生相会合，其高明处，则亦已深藏其中。中庸又曰：“尊德性而道问学。”其实鸡鸣犬吠，乃与人生之内在德性昕合无间。能学问，始见此德性之可尊。
渊明诗又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篱边种菊，偶往采摘，抬头见山，此乃人生易遇事。而远山景色入吾心头，即不啻我当时生命之一部分。一番真义，乃非言辞所能表达，故乃欲辨而忘言。陶诗所描写，所吐露，通常言之，乃属一种农村人生。实则推至一切人生，乃至宇宙大自然，同此一真义。但在中国，乃非哲学，为文学。故可谓中国乃一种文学人生，亦即人生文学。深处难求，而浅处则易遇易见。
唐人孟浩然诗：“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中国农村四围绿树，远山一抹，到处易见，千年常然。鸡犬与桑麻，皆农村人生之共相。但鸡犬虚景，堪欣赏。桑麻实物，须营求。中国诗人先言鸡犬，次及桑麻，亦不得谓非世道人文中一进步。开轩面圃，两人对酌言谈，此境易得，亦可常而不变。一经诗人指点，却见此种人生大可享受，大可玩味，何待厌弃他求。天地之境界，人生之情调，文学之本事，一以贯之，即已成一套人生哲学。反己求之，向内求之，即易得矣。此之谓自得。“足于己，无待于外”，斯又为有德之言。故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中国文学，上古西周如是，南朝晋宋如是，唐如是，宋亦如是。陆放翁晚年乡居，作诗如写日记。日常所见所闻，所遇所值，皆入诗中。孔子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外所接触，既无违忤。内所发抒，亦无逾越。乃尽在人生大道中。孟子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孔子晚年人生，可谓已达圣与神之境界。放翁晚年生活，亦可谓成一片大好文章。但较之孔子，则还远有层次，人生深浅即在此。
清代郑子尹，以一经学家兼诗人，老居遵义山中其母墓旁。日有思，夜有梦，皆追忆其母之一片孝心，而皆以见于诗。除此一片孝心外，诗中亦更无多有。孝即人生，即人生千万岁大道，但可当下即得，亦即其诗之所由成家。诗之与心与其人，三者合一，而其较之古诗人，乃至于孔子，亦各见深浅。中国人生有一言即得者，亦有万言难尽者，亦可于此求之矣。倘于人生外，别求文学，得为一文学家，既有名又有利。但一为文人，便无足道。此中深意，大须领略。
孟子曰：“诗言志。”中国人言志，不言求富求贵，而必志于道。此道即人生之大道。人生并不由外面事零碎拼凑而成，乃由一整体人生中流露出此一切事。一切事皆内本于心。志，心之所存，乃人生之主脑。诗言志，即犹近人言文学表达人生。唐人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死于句下，则更上一层楼乃一小事，又何意义价值可言。古诗又有“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振衣濯足，乃人生寻常事，不知所比兴，则亦无意义价值可言。苏轼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为身在此山中。”此诗亦咏人生。离却人生，庐山面目即不用人识，亦无待吟咏。艺术亦然。山在心中，画山乃画意画心。画中有诗，诗中有画，若尽在诗中去求画，画中去求诗，则必两失之。苟其作者于人生深处无体会，则其诗其画皆不得臻上乘。书法亦与人品有大关系，更难言宣，唯有心领。
西方人生则不同，古希腊人乃生活在工商都市中，必向外求取利润。身在都市中，心在都市外。身在工商业中，心在工商业外。其整体人生犹待别求。故希腊有哲学，先创宇宙论，乃以寻求人生论。并无中国人一天人合内外之观念。文学亦向人生外事中求，事务非即生活，乃生中活一手段。文学亦如商品，伪造故事，惊心动魄，得人爱好，乃可沿途歌唱。如荷马史诗，或恋爱，或战争，或神话，惊险奇变，乃始视之为人生。此下又有冒险侦探等故事。要之，非见作者心，乃以迎合读者心。一如商品，唯求合购买者之心。此心乃唯求推广，不求深入。推而愈广，不仅益浅难深，抑且散而无存。
再言工业。工业附属于商，与附属于农者有不同。中国陶瓷业，能在其作品上十分表现出作者个人之心情。仅以给用，非为商品牟利。又世袭其职，历代安心，精益求精，其所作业即其人生全体所在，故得成为艺术精品。一如诗之为文学，同是通天人合内外。故艺术即人生。西方则乃以商业心情制造，求广销，获重利。亦人生一手段，非即人生。心情异，则其作品亦不同。中国庄子称此心为机心。中庸则言诚，实与庄子机心相对。道家言人生，每于其向外处深言。儒家言人生，则多在其向内处。故中国人必兼通儒道，乃能得人生之全。文学亦无逃于此。
西方绘画亦附带有商业心情。故必开画展，作画者每以观者心为心，求广销。其心外向，又焉能深入，与中国画又不同。中国于画品中见人品，亦曰写意。但作画先求形似，尚有外面拘束。书法则可一任其意之所至，而流露出其内心之蕴藏。诗文则更可传其内心，而更达于充实光辉之一境。故中国之文学家，则尤在书画家之上。
中国文学中亦有剧曲歌唱舞台表演，但其品格则较低，故戏剧不得预于中国文学之正统。登台演奏，不论生旦净丑，演员与剧中角色不同，故只论演技，乃成人生一业务，亦藉以谋生。不如吟诗作画，其本身即人生，非业务。倘亦认为一业务，则一文不值矣。登台演戏者，后台卸装，始是其本人。观剧听唱亦仅是人生一娱乐，诗画之为人生修养，深浅不同。
由此可见，人与事当分别看。人乃生命一本体，事则生命一表现。从广处求，则吟诗作画演剧，可以推而愈广。从深处求，则诗最深，画次之，剧则浅。中国诗最先，画次之，剧最后，此即中国人生贵从深处求一显证。西方演剧，乃文学之开始，文学内容亦即舞台之本事，读剧本不如在舞台下看。多人欣赏，推广更要于深入。故事有大小，人品无高下。吟一诗，听者少。作一画，观者多。演一剧，观者更多。西方人生重在外面广处，则莎士比亚之剧本，宜为文学之上选矣。故戏剧乃西方文学之正统，与中国大异。孰是孰非，此为双方文化传统人生大道所系，非可一言而定。又岂重洋蔑己一时流俗之所能定。
西方人论人生，重事不重人。如莎士比亚其人莫可考，然其剧则几百年不衰。中国“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八字，作者亦难考，亦难上台表演。然能赏及此，即证其人品之高。此即双方人生不同一例。西方人重事，又重财富。但求推广，不求深入。孔子曰：“为富不仁。”深而求之心，则为富稀能免于不仁。孔子又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非不知富亦可求。季氏富于周公，乃冉有为之求之，而孔子曰：“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孔子又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臆则屡中。”是则子贡亦能求富。则孔子之所谓不可，乃在道义上。孟子曰：“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富人亦必求所好，财富乃是一手段。今虽贫，亦能从所好，则何富之求？岂不更直接，愈易简矣。
富不可求，贵更不可求。孔子之称赏颜渊则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贵亦在求用，求贵亦仍是一手段。若仅知求贵，则更求权，求强，求武力，求能杀人，推之愈广，而愈无止境。希腊人仅求富，罗马人则转而求贵，既武又强，乃亦终归于崩溃。孔子虽不求贵，而为用则可达千万年无竭。
中国乃广土众民一大国，主政者贵莫能比。乃孔子之称舜，则曰：“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有此天下，而心若无事。此种人生境界，乃纯属内心，中国人称之曰德。德者，得也。得于心，非得于外。韩愈释之曰：“足乎己，无待于外。”足于己，即是富。无待于外，则不烦权力以争。中国从来之政事，乃亦与西方政事大不同。西方政事重在外，必以权力相争。中国人则曰尽职，曰让，曰为政以德，皆向内求。孟子曰：“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故西方之为政者求之事，为富为强，以力相争。中国人为政，则求之心。一人之心即千万人之心，一世之心即千万世之心。得于心，斯得于人人，得于世世，可以无他求。
然而此心则当向深处求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此心即忠恕之心。舜居深山之中，与野人居，与鹿豕游，及其见一善行，闻一善言，沛然若决江河，此则舜心开。中国人称人生最快乐事即曰开心。心开则同得他人心。大学言正心诚意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即此意。西方人向外求，此心专在事上，知事不知人，又或专知一事，不知他事。政治属众人事，当开放政权，由众人为之。西方则结党竞选一领袖，名之曰民主，实非民主，仍由少数人擅权行政，其心亦仍重事不重人，于是政争无已。竞选必求多数，日趋卑俗，则政事乃无日进向上之望。求富求强，推而广之，唯在力，而离道则日远。
政治固当下通卑俗，即文学艺术何莫不然。唯政事文学同当求深更在求通之上。男女同有恋爱，但必深入于为夫妇。夫妇一伦，其心情可以普天下历百世而常然。今倘谓恋爱乃青春心，夫妇不得谓非老成心。人生岂得常在青春中，而无老成。故婚姻乃始得人心之同。然而西方人又常以商业视人生，贵异不贵同，乃谓婚姻乃恋爱之坟墓，则家国大同天下太平岂非即人生群居之坟墓。故知恋爱与战争，当不得为文学之正宗材料，因其乃在人生之幼稚期，未成熟期。浅露与深藏，亦可论其文而知其人矣。如左传一书所载战争与恋爱之故事，极为繁多，但当看左传书中对此等故事如何描写法，始见文学之奥妙。今读西方文学中之恋爱与战争，则不得不谓其显较浅出。然而遂谓西方人无深入处，则又不然。唯能多赚钱，多杀人，乃西方深入处。岂不然？果能于人道有深入，则此两道绝不深入。苟于此两道有深入，则其一切皆浅出，此又可得而定者。
韩愈言：“好古之文，好古之道。”今人则贪财、好色、能武、善杀尽谓之文学，则宜韩愈之深见鄙斥矣。文学必求深入人心之同然。唐人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春莺群啼，何等佳事，把它打起，宁不杀风景。但她得好好做梦，此乃夫妇情感，非男女恋爱。而辽西兵役非当时人心所安，亦言外可见。即此一诗，寥寥二十字，儿女私情，亦即治平大道之所本。中国文学深入人心之高处有如此。
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又曰：“听讼我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既不用杀，又能使人无讼，当必有一套学问，能深入人心，一如文学。但文学范围狭，政治学范围更广。子贡闻一以知二，颜渊闻一以知十。故孔门为政，子贡当不如颜渊。子路仅限于治军，冉有仅限于理财，则更非为政上选。故中国为学，求通不求专。通于人心，不专于人事。
西方科学重事更重物。发明蒸汽，一切人事大变，人生亦为之大变。发明电气亦然。当前世界乃有石油之争，石油乃能主宰人生，一国缺石油，其国即大变。愈进步，其国之变乃愈大。但掌有石油主权之阿拉伯国家，却不知如何来善用此大权。犹如拥有原子弹，亦不知究当如何来善为使用。人生前途，则全已为此等石油原子弹诸魔群妖所困扰，所折磨，并将为之所吞噬。不知人类花了几许血汗精力创造发明此诸妖魔，乃转为此诸妖魔所困扰，所折磨，所吞噬，而无奈之何。亦可怪矣。今世界都市林立，凡困扰折磨吞噬人之诸妖魔，皆荟萃于此都市中，农村则少见。但举世群弃农村，涌入都市，认为是人生之进步。苟无农村，人类生存又何赖。
余漫游欧美，好访其乡村。一日薄暮，在伦敦郊外与两英人交谈。知余来自美国，问美英孰优。余对美不如英。两英人惊喜，续问余言何据。余答，此刻村人老幼散步田塍，仰天俯地。美国则大马路上汽车奔驰，乌得有此。两英人颔首，但又懊然言，美国生活不久即迫来，吾侪此刻景象，又乌能长有。又指山坡草地言，此等均历五百年以上，在美国最多不逾四百年，因不胜嗟叹。
人生难言，民族文化更难言。如俄国，显属西方文化之一部分。而地居寒带，又多业农，其民族性显与其他西方民族有不同。余读托尔斯泰小说，每爱其和平忠厚，有恻隐辞让心。在西方文学中，体制题材大同，而心情迥异。又如索尔仁尼琴，逃居美国，乃能直言美国种种缺点，心存故国长处，乃若一时阴云蒙蔽，恨不能顷刻大放其光明。又如沙卡洛夫，见称为其国氢弹之父，杀人利器由其创制，乃竭意拥护人权，遭政府拘禁，宁甘忍受，不乐流遁他邦。凡此人物，显若与其他西方各国有别。俄罗斯本属一农国，工商都市尚未发展。文化系统显属西方，而人心深处则潜存有东方气息。托尔斯泰之小说，便多染乡土气，即其证。
列宁依借马克思共产主义为号召，推翻俄皇专制，解放农奴。使其尽为自由农民，使人人有生产，而不再受商业资本之剥削。索尔仁尼琴之寄想或即在此，但惜其无此知识，因亦不能明白创此理论。而苏俄自斯大林以下，则转成为西方传统帝国主义之变相，仅求在力上推广，不向心处深求。而更侧重在唯物观点上，凭物而丧心，乃致力于发明氢弹，又求保有人权。此见俄国人之内心冲突。诚不失为人类一悲剧。
印度亦农国，非商国，地居热带，民生不在勤，转生厌怠心，遂有佛教出世思想。但虽求出世，不失慈悲心辞让心，戒淫戒杀，与西方文学题材大异其趣。但佛教专重私人人生，不牵涉大群政治，故在印度终自衰歇。其来中国，在大一统政治下，转得滋长，亦因其有深入人心之一部分使然。近代印度人甘地，久居英国，其对西方资本帝国文化终不能无反对心。乃提倡不合作运动，此亦农业民族尚和平退让、不尚斗争一特征。中国战国时代有许行，创农家言，谓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帝王与农民同生活，再加上一套政治责任，则其责任又何由完成。故孟子非之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唯政治劳心与资本家之劳心又不同。资本家劳心于其财富事业之向外推广，中国理想中政治家之劳心，则劳于能深入人心。即以己心通他心，复以他心通大群心。即以其人之心，治其人之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道一以贯之，亦贯之于此心而止。故在修齐治平之上，复有正心诚意之教。此等知识，则非专务财货事业之推广者所能知。现代印度已久受西方帝国主义之殖民统治，乃转与中国大陆同亲苏联，但中印之与苏，亦终不能会通合一走上同一道路去。
人类文化终不能离其生事，以空言争。而人之生事，则须积年累月，以悠久时间之浸润，深入人心而始然。既不能推广向外求，亦不能于短时间速成。欲速则不达。今日世界问题，究将于何得解决，得安定，诚难得定论。而又加以欲速之心，亦诚难言之矣。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赞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孔子遂成为中国之至圣先师，文化传统一大宗师。西方则人争平等，事求实现。阿拉伯人天方夜谭，能言鸟终于在登山寻求人手中。近代攀登喜马拉雅山者又几人？唯耶稣乃上帝独生子，信仰及此，西方宗教乃得成立。
近代美国哲学家杜威，有真理如银行支票能兑现之喻。兑现乃银行与持票人彼我间立时立刻事，非必有时间绵亘。颜渊之赞孔子则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则孔子之可贵，乃在其有无可兑现处。故中国有道统，有政统。有自孔子至孙中山，绵延两千五百年，一线相承之民族文化传统。但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若果问何年何月得实现，则诚浅之乎其为问矣。当知修齐治平乃道，言道则再不言得，而改言德。或问“夫子圣矣乎”？孔子曰：“若圣与仁，则我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或曰：“夫子既圣矣。”学不厌教不倦，乃孔子之道，圣则孔子之德。故中国人一切人生皆仅言道德，不言功利。而西方人则一切言功利，不言道德。道德在心，深处难求。功利在事，浅处易见。人心深浅即在此。此又为研讨中西文化异同者所当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