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关系》是十八世纪末叶一个法国军人在闲暇时所写的一本小说，出版后即刻风行一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但是在整个十九世纪，这本小说却被法院以“内容淫猥、有伤风化”为由而多次列为禁书，作者也因此而声名不彰。直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经过许多作家的推崇赞赏，方才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和注意，恢复了它在文学史上所应占有的地位，成为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经典名著。
《危险的关系》在一七八二年四月出版几天后，拉克洛家的一个朋友，本身也是一个小说家的里科博尼夫人，对此书的作者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德·肖德罗先生的儿子的文笔这么出色，我并不感到奇怪。才智在他的家里是世代相传的。但是他的才华、他的禀赋、他的优美的文笔都给用来使外国人对他国家的习俗风尚和他同胞的兴趣爱好产生如此令人反感的印象，我无法为这一点而赞扬他。”当《危险的关系》在一七八三年翻译成德语的时候，整个柏林都受到了震撼，而当此书于一七八四年在伦敦出版译本的时候，《每月书评》发出了可以预计得到的警告。尽管“此书的写作手法十分精湛巧妙”，但故事却是相当“丑恶”的。况且：
托词“教育”是对读者大众的理解力的一种侮辱，因为该部作品本身是对大家所应遵守的各项礼仪和道德规范的粗暴大胆的践踏……勾引异性、密谋策划的场面如此肆无忌惮地展现在读者眼前，因此要是一个人为书中所叙述的灾祸而受到“教育”，那就会有一千个人会因为书里的故事情节而堕落……书中勾勒描写以及巧妙地设想出的情节系由一系列受到掩饰的、隐秘的罪恶行为编织组合而成，它们的性质骇人听闻得使我们无法在这儿详尽叙述。我们阅读的时候，光说这些错综复杂的罪恶令我们感到厌恶，还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感受，实际上我们觉得毛骨悚然。据我们所知，书里所描写的人物不但可能出现在法国（那儿是故事的发生地点），而且也可能出现在别的那些宗教和习俗对人的信仰和德行更为有利的国家。然而，他们想在哪儿出现就在哪儿出现好了。我们非但不必把他们展现在读者大众的眼前，而且应当把他们交给他们所属的外层黑暗。 [1]
实际上，当时不但国外的文学评论家感到惊恐不安，法国评论界的最初反应也同样强烈。书中是“一连串令人震惊和下流无耻的行为，”穆夫勒·德·安热维尔在《秘密回忆录》上这么说。“不管你对一般的社交圈子，特别是巴黎的社交圈子抱有多么不好的看法，”德·格里姆男爵在《文学通讯》上说，“我认为对一个年轻的女性而言，不可能遇到像阅读《危险的关系》那么危险有害的事了。”一本践踏了大多数人的道德准则、引得舆论一片哗然的作品必然会造成它在商业上的成功。这本小说首次印行的两千册在一七八二年四月的两个星期内即销售一空，于是马上再次重印，而到了那一年年底，这本小说至少还出现了十五种盗版。格里姆说：“最近出版的书中没有一本获得如此显著的成功。”这本小说的作者变得名噪一时，大家怀疑这个原来默默无闻的炮兵军官完全跟他所写的那本书一样邪恶。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是他自己设想出这样一部伤风败俗的作品，还是像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他只不过根据一批真实可靠的往来信件整理编缀成一本纪实小说。不管是上面的哪种方式，他都是一个“恶魔”。据说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特地订购了一本，但在把这本小说放进她的图书室之前，小心在意地命人把书重新装订了一下，封面上既无书名，也看不到作者的姓名。而德·夸尼侯爵夫人则不再在家里接待拉克洛，理由是如果她单独跟拉克洛呆在一起，她会感到害怕。这些趣闻逸事也许是杜撰出来的，并不实有其事，但却恰如其分地体现了当时公众的普遍反应，他们感到自己好似在一个恶魔冷冷的、迷人的目光的逼视下无处藏身。然而，尽管舆论哗然，《危险的关系》在作者生前及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每隔一阵子就继续再版重印，并没有受到当局的干预。拉克洛没有再引起公众的非议不满。在该书的最后一页上出版者所预告的续篇并没有付诸实行。《危险的关系》是法国文学史上一个最莫测高深的作家所著的头一本、也是他唯一的一本小说。
皮埃尔·昂布罗瓦兹·弗朗索瓦·德·拉克洛在一七四一年生于法国北部城市亚眠的一个小贵族家庭，他的祖先可能是西班牙的摩尔人。他从小立志从军，十八岁的时候就进入炮兵学校，一七六一年获得少尉军衔。一七六二年，晋升为中尉后，在他自己的要求下，他被派到当时在拉罗歇尔组建的为了开赴海外与在印度和加拿大的英国军队作战的殖民军中服务，但是次年法国签订了结束七年战争及其海外扩张的“巴黎和约”，他想要在海外亲历战事的愿望彻底破灭了。自此之后，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军队只是不断调防，他在外省所属部队驻扎的城市里过着平淡乏味的生活。他是个很有抱负的人，对此颇不满足，希望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一七六九年，经过在图尔和斯特拉斯堡的驻防后，他随着自己的兵团来到格勒诺布尔，在那儿一共呆了六年。根据司汤达的说法，就是在这座城市里，他有机会见到了他在往后所写的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并对当时贵族的淫逸放荡的生活有了深入的观察和了解。闲暇的时候，为了消愁解闷，他开始创作诗歌。一七七五年，他调到了贝藏松，在那儿他编写了两出喜歌剧：《收生婆》和《埃尔内丝汀》，后者是根据里科博尼夫人的一本小说改编的，曾于一七七七年上演，但以失败而告终。一七七九年，他被派到德·蒙达朗贝尔侯爵手下去为侯爵在埃克斯岛上修建防御工事，就在这个时候，他在工作之余重新阅读理查逊的《克拉丽莎》和卢梭的《新爱洛伊丝》，萌生了撰写小说的念头。他大概就是在埃克斯岛工作的二十三个月内开始创作，一七八一年九月，他又得到了半年休假，终于写出了令他名垂后世的《危险的关系》。一七八三年，他又被委派到拉罗歇尔去修建军械库，就在这时他结识了年轻的玛丽·索朗热·杜普雷。一七八四年，他跟她生了一个儿子，由于遭到女方的家庭反对，两年后方才结婚。
《危险的关系》出版之后，拉克洛写得少了，但并没有搁笔不写。一七八三年，他开始撰写论述有关《女子教育》的三篇文章的头一篇，可惜他生前没有能把其中的任何一篇写完。卢梭认为本性善良的自然的人只是在社会环境里才受到腐蚀变坏的。深受卢梭影响的拉克洛同样认为自然的妇女受到了由男子主宰的社会的奴役。只要妇女还是奴隶，她们就不可能接受教育。在发生一场“重大的变革”的时间来到之前，她们仍然愚昧无知，遭受束缚。他根据卢梭的观点，认为“大自然只创造自由的人，而社会只造出暴君和奴隶”。 [2]
沃邦是十七世纪的法国著名元帅，曾在修筑防御工事方面具有突出的贡献。一七八六年，法兰西学院征文颂扬沃邦元帅，拉克洛却写了一封信，认为这样做既太过分，也不得当；并且指出沃邦元帅在法国东北边境所修建的堡垒和要塞并非固若金汤，而是防线相当薄弱，容易遭受攻击。这引起了当时的陆军大臣的愤怒，不久他就给调到法国东部的图尔去接受反省。在那儿他认识了德·诺瓦耶子爵，子爵把他引见给思想开明的德·奥尔良公爵，德·奥尔良公爵后来把他带回巴黎，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拉克洛从而得以认识往后在大革命中产生重要作用的米拉波、塔莱朗等风云人物。大革命爆发后，他追随德·奥尔良公爵，在企图摄政的奥尔良公爵家族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后来他参加了雅各宾俱乐部，成为雅各宾派机关报的主要编撰人。但在一七九一年七月的练兵场惨案后，他退出了雅各宾俱乐部。一七九二年八月，他得到丹东的信任，被任命为行政委员。他着手改组共和国的炮队，协助杜穆里埃将军和凯勒曼将军取得了瓦尔密战役的胜利，阻止了普鲁士军队的进犯。一七九三年，他先后两次被捕入狱。头一次是在三月末杜穆里埃投敌以后，他受到了怀疑。一个月后，在友人的帮助下，他被保释出狱，去试验他发明的威力巨大的空心炮弹。但到了十一月，他又因为与德·奥尔良公爵的关系而再次入狱。德·奥尔良公爵最终给送上了断头台，而他也差点儿掉了脑袋。他给关了十三个月，直到热月政变以后，方才出狱，重获自由。他提出的希望重新回到军队服务的申请遭到了拒绝。在接下去的四年中，他是房地产抵押登记官。拿破仑上台执政后，他重入军中服务，先在莱茵兵团指挥炮兵，后又调到意大利兵团，在一八〇一年二月法国与奥地利签订了“吕内维尔和约”后，返回巴黎。一八〇三年他被任命为意大利那不勒斯地区的炮兵司令，同年九月，在他驻防的意大利港口城市塔兰托因患痢疾去世。
在那个经常见到大小人物横死暴亡的年代里，几乎不大有人注意到身为军人的拉克洛的辞世，作为小说家的拉克洛却留下了较为明显的踪迹，不过他并没有给人留下什么良好的回忆。他在世的时候，他那暗自策动革命的阴谋家的形象加深了他本来就不好的名声。他的小说出现了众多的盗版，始终具有大量的读者。根据他的小说中的人物编写的戏剧也在舞台上演出，而有些作家则把“危险”或“关系”这样的词语列在自己的书名中，以求赢得作品的销路。然而到了一八〇〇年左右，这种风靡一时的景象多少已经过去了。等拿破仑倒台后，在复辟的波旁王朝的治下，拉克洛被视为一个曾经促使旧的政体垮台的危险的浪子和革命者。《危险的关系》在一八二三年被巴黎一家法院以“违反公共道德”为由而禁止出版发行。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中，只有司汤达对他怀有敬意。拉克洛的名字继续与“淫猥放荡”和“伤风败俗”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一八六五年，对《包法利夫人》的作者和《恶之花》的作者提起公诉的法院又把《危险的关系》列为禁书。到了二十世纪初期，《危险的关系》仍然受到冷遇；作为一种无言的制裁，文学史对它只字不提。后来这种情况才逐渐有所改变，保尔·布尔热对他的揄扬以及波德莱尔有关这部小说的笔记的出版无疑起了不小的作用，特别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纪德、马尔罗、吉罗杜、莫罗亚、罗歇·瓦扬、布托尔等作家都对他作了高度评价，恢复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重新引起了人们对他的兴趣和注意。
拉克洛声名的沉浮为我们如何评价看待一个作家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在十九世纪，尽管读者大众思想上有这样那样的怀疑，但他们对当时的社会和道德标准依然满怀信心，认为只要处理得当，这些社会和道德准则就可以引导人一心向善。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像拉克洛这样对人的美德和善行显得毫无信心的作家，作品所表现的又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景象，自然免不了要遭受冷眼。可是到了二十世纪，特别是经过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旧的世界秩序给完全摧毁了，出现了各种新的学说和思潮。我们明白社会的不公同权力的分配并无什么必然的关联，人的行为往往是潜意识的动机的产物。同时旧有的道德标准也不断受到冲击，它们的根基受到了撼动，被人认为不足以用来维持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在这种新的知识氛围中，拉克洛的作品不再惊世骇俗，反倒显得相当真诚，他似乎早就以冷静敏锐的目光对人性表达了深切的忧虑。不过有些人却仍然竭力试图维护传统的道德体系。一九六〇年，罗歇·瓦迪姆导演的《危险的关系》的影片受到了审查，在法庭上引起了质疑，尽管影片最终被许可放映，但是却不准发往国外。经过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性解放运动以后，当这部影片一九七四年在法国电视网上放映的时候，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对的声浪。因为那时民众早已对不少影片中的色情镜头习以为常，根本不把这部影片当回事了。在这种新的相当自由的氛围中，拉克洛的小说最终取代了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成为十八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这本书的未经删节的精装、平装，附有评注及不带评注的各种版本在各处都能买到。拉克洛成了法国大学课程上规定研读的作家，他的经典作家的地位从而也就得到了确认。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发现他的作品可以十分顺利地经过改编转换到别的传播媒介上。
保尔·阿沙尔在一九五二年的舞台改编本和瓦迪姆的影片只是为此铺平了道路。一九七四年，克洛德·普雷将拉克洛的小说改编成一出“书信体歌剧”。两年以后，瓦迪姆选取了拉克洛的书中的一些情节，拍摄了另一部影片《忠实的女子》，把故事的时间安排在一八二六年，结果并不怎么成功。同一年，阿尔贝托·塞萨尔·阿尔贝蒂以《战争里的爱情，爱情的战争》为题，相当自由地把故事移植到舞台上，利用书中的人物来剖析论述被看作两性之间的战争的男女关系。在德国，鲁道夫·弗利克的戏剧《危险的关系》（1979）之后出现了海纳·米勒的《四人组合》（1981），该戏也把拉克洛的书中人物安排成表现男女两性之间争斗的角色，展示了他相当前卫的个人的观点。一九八五年，克里斯托弗·汉普顿根据拉克洛的小说编写的舞台剧首次在英国的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演出，大获成功，使得这个故事几乎变得家喻户晓。一九八八年，斯蒂芬·弗里尔斯根据汉普顿的本子，重新拍摄了《危险的关系》影片，赢得了电影评论家和广大观众的好评。米洛斯·福曼在一九八九年拍摄了《瓦尔蒙》，得到的反响却并不热烈。其后又出现了罗杰·肯布尔执导的《危险性游戏》（1999）、李在容执导的《丑闻》（2003）和迈克尔·卢卡斯执导的《危险的关系》（2005）。其中有些影片只是采用了拉克洛原作的故事情节，把它们移植到自己国家的土壤上，改变了故事原来的发生场所，与拉克洛的原作实际上并无多大关联。二〇〇三年，法国还拍摄了由卡特琳·德纳芙、鲁伯特·艾弗雷特、娜塔莎·金斯基等主演的长达两百多分钟的电视剧《危险的关系》。凡此种种都表明拉克洛的作品所蕴含的巨大的生命力。对于所有这些改编的影片和剧作，当然只能根据其自身的价值来加以评判，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各个编导本人对拉克洛原作的理解和诠释，反映出他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以及在伦理道德和美学方面的观点，同时带有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色彩和痕迹。所有这些改编的影片和剧作无疑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传达出拉克洛原作的精髓和微妙之处。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拉克洛的作品经过屡次加工改造，却总能剪裁得适合流行的时尚潮流的口味。
尽管拉克洛似乎对习俗风尚和道德规范抱有相当敏锐透彻的现代的观点，但他终究是生活在法国启蒙运动时代的人。启蒙运动在十八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往往意味着伏尔泰的尖刻辛辣的机智同卢梭的炽热奔放的理想主义的融合。启蒙主义思想家谈论着恶行和美德，认为充满善意、心地光明的人会一心致力于社会和个人的幸福。至于那些失去宗教信仰的人，他们则用理性来作为替代物；他们把理性作为裁判一切的真理标准，认为可以凭借理性来解决社会和道德问题，这样人类就可以踏上进步发展的路途；理想的国度就位于这条道路的终点，最终愚昧、贫穷、迷信和诬枉不公的行为都会在那儿给彻底根除。一七八九年大革命爆发的时候，许多人觉得已经接近了他们心中所期望的乐土。拉克洛跟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也思考着上面这些用黑体字表示的词语。
可是与他十分钦佩仰慕的卢梭不同，拉克洛生来不愿对别人吐露自己的心思。他是一个相当孤僻内向的人，尽管经常出现在公众眼前，但是却并不试图去纠正人们对他抱有的不好的印象。他在公众的心目中是一个生活中行为不检、政治上善于操纵别人的恶魔。他有自己的同盟者和仇敌，但是却没有一个朋友站出来公开为他辩护。他的行为举动并不能清楚地说明他的品格，而他在《危险的关系》出版前后所撰写发表的少数文章也难以给他的为人提供一个真实可信的形象。
幸好他在监狱之中和在军中任职服务时给他妻子所写的信件留存下来，给他的形象带来了温暖的色彩。从这些书信中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十分重视家庭、热爱妻子的人。他关在狱中的时候曾把自己的一绺头发剪下来寄给他的妻子，留作纪念。他牵挂他的孩子的健康，建议他的妻子带他们到乡间去散步溜达，不过告诫他的妻子不要在太阳落山以后、二氧化碳的气体特别浓重的时候带着孩子闯入林地。如果他的几个孩子希望有所建树，在社会上取得一个体面的地位，他们就一定要接受根基扎实的正规教育。然而，富于感情的心灵要比受过良好训练、知识丰富的头脑更为可取。真正的满足最终还是来自亲情。他认为爱能产生唯一值得拥有的财富，他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因此在他行将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曾考虑要写另一本说明家庭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幸福的小说。他达观地面对逆境，面对自己的失意和痛苦。他并不相信有什么神的安排，在他那布置得井然有序的世界体系中，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终止而已。但他表现出十分富有道义的态度，对于那些在当时不断更迭的政体中追逐私利的领袖，他鄙夷不屑；他完全按照自己的职责和义务立身行事。
拉克洛的书信表明他为人并不怎么活跃有趣，而是一个富有条理、拘板正直的人。尽管他给他的妻子最早的那批信件是在《危险的关系》出版十多年后写的，但我们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追求玛丽·索朗热的男子并没有因为革命而变成一个政治阴谋家或一个性情乖戾、愤世嫉俗的人。他从不否认自己执笔撰写的那些政论文章，他所坚守的原则并没有机会主义的特征，反而带有真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他也从不为他所写的那本小说感到懊悔，尽管他的声誉为此而受到损害。他难得提到自己的这部作品，不过每次提到的时候，他总不无得意地指出，曾经有两个意大利的主教分别在不同的场合，称赞《危险的关系》是一本具有道德教育意义的作品，十分适合用来教育青年一代。他对于某些作家和作品的零星的评论也表明他并没有改变他在一七八四年评论英国小说家范妮·伯尼的《塞西莉亚》时的观点，即虽然小说家的职责是观察、感受和描写，但富于感情的心灵在一个作家身上远比世间所有的才华来得重要。他似乎仍然坚持以前他和里科博尼夫人通信争论时所使用的论点。他曾用达尔杜弗的例子来说明他的论点。在莫里哀这个戏剧的第四幕结尾处，达尔杜弗已经顺利地控制了奥尔贡、他的家庭和他的产业。从法律方面来说，他已准备齐全了所有必要的文件，变得无懈可击，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成为一个恶棍。莫里哀在最后一幕确保正义取得了胜利。因此达尔杜弗受到的不是法律的处罚，而是来自高层当权者的处罚。
我提出这种观点，因为我觉得一个宣扬道德的作家（不管他是剧作家，还是小说家）的权利正是在法律不作干预的时候方才开始表现出来。……一旦人们组成了社会，他们就只有在政府不对不法行为作出处罚的时候才有资格伸张正义。这种公众的正义就是对那些犯有错误的人讥讽嘲笑，而对那些作恶多端的人义愤填膺。 [3]
达尔杜弗并不是因为他在我们眼前的所作所为而遭受处罚，而是因为他一贯的为人处世的表现而遭受处罚。拉克洛认为这正是他在小说中所取得的结果。他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到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的身上，引到这类善于利用合法及正当之间的真空地带恣意妄为的人的身上，以此鼓动起“公众强烈的义愤”。
这种论点清楚地反映了十八世纪启蒙文学需要赋予道德寓意的倾向，要求最终恶行受到惩罚，美德得到褒奖。如果拉克洛仍然表现出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人的特点，那么他的小说就也同样应该是一个特定时期的文学习俗的产物。
从风格情调和主题上都可以看出，《危险的关系》属于表现“浪荡男女”传统的一类小说。风流浪荡（libertinage）一词在《危险的关系》出版的时代不仅只意味着纵欲胡为，实际上仍然保有着几分它那“自由思想”的古意，专指一七〇〇年左右法国思想急进的知识分子对于教会和当时旧有的道德观念表示反抗的思潮。在一个公开批评教会和国家机关会有危险的时代，“浪荡主义”的文学形成了具有无政府主义威胁的有效的表示异议的形式，因为它对构成当时公众价值观念的基础的私人关系进行了大胆的表现和处理。属于这一传统的有些作家通过对男女两性关系的大胆描写，表现贵族的荒淫生活和思想情趣，同时反映当时恶的横行，展示人心中恶的观念，对于公认的社会及道德标准提出质疑，但笔调有时不免流于猥亵，格调也不高。拉克洛却不走这样的路子，他不愿在作品中明确表示自己个人的看法，也不追求露骨的色情描写，而是以周密复杂的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和细致的心理分析，构成艺术的力量。他书中的那对浪荡男女所参与的只是一场秘密的游戏，而只有无视社会公认的礼仪规矩的参与者才能在这场游戏中赢得胜利。操纵控制替代了公正待人，性成为一种力量，而爱情却是一种软弱的表现。可是《危险的关系》究竟是在批评还是在倡导这种态度呢？在放弃了阻碍个人满足的道德理想和社会约束后，最终能达到自由吗？还是真正的自我实现就在于使自我处于次要的地位，尊重别人的感情，接受礼貌得体的行为准则呢？大多数以浪荡男女为主题的小说家都以自由的名义，着手拓展描写的领域，冲破以前的禁区。拉克洛在意大利遇到的那两个主教可能确实相信他在《危险的关系》中对伤风败俗的行为加以谴责。然而，大多数跟他同时代的人在阅读了这部作品后都会觉得，这好像是给雄心勃勃的贪欢好色之徒提供的一本入门手册；实际上这也正是一七八九年后读者大众所抱有的观点，他们认定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在男女两性关系方面的所作所为也就是拉克洛这个耍弄阴谋的家伙在政治方面从事的丑恶勾当。
将拉克洛置于“浪荡主义”的文学传统中，我们往往觉得《危险的关系》实际所要表达的意旨并不像它外表显示出的那么简单。但是我们却找不到相当明确的答案。拉克洛对他在这部作品所要实现的意图从来没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不错，在他给里科博尼夫人的信件中，他声称读者的反应表明他成功地引起了公众对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之类以玩弄异性为乐的浪荡男女的强烈义愤。但这也可以被认为他只是不愿服输，煞费苦心地想在争论中获胜的一种说法而已。即使拉克洛从未否认这部小说出自他的手笔，但我们对他所恪守的生活信条却并不了然。
不过，拉克洛完全有理由为他身为小说作者的高超出色的表现而感到得意，因为就连对他最为严厉的批评家，在这方面也对他毫无保留地大加赞赏。《危险的关系》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属于十八世纪的又一文学传统。用书信形式所讲述的故事在一个人们习惯通信往来的时代十分流行。当时两部最有影响的小说，《新爱洛伊丝》和《克拉丽莎》都是作者用书信体撰写的，但无论是卢梭还是理查逊，都没有意识到可以用戏剧化的手法对这种小说的形式加以处理。他们让他们小说里的通信者令人生厌地详尽地分析自己的感情，并且冗长地阐述道德和社会问题。故事紧张的节奏给降了下来，作者的声音插了进来。拉克洛却从来不允许故事进展的速度缓慢下来，他对待书里的通信者，就像军官训练新招募的士兵一样严格；他们按照他的命令动作整齐地开步行走。在他手里，书信体小说的形式从来没有这么切合故事的内容，小说的形式和内容结合得从来没有如此紧密。每一封书信既是叙述的手段，又体现了情节的发展。他是书信体小说的集大成者，把这种小说形式运用得得心应手，发挥到后人几乎无从追步的高度。
他表面上几乎完全脱离了小说中对各项事件的处理安排，只作为一批据称真实的书信的一个不求闻达的“编者”略微露了一下脸。他并不直接对读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是完全隐藏在他的人物背后。他书中的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都有属于自己的不同的笔调。塞西尔的信件立刻可以从她咋咋呼呼、容易激动的口气和不够准确的语法上看出来；她的书信写得那么缺乏技巧，那么拙劣，以至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觉得不得不给她一些指点。当瑟尼的年轻幼稚则可以从他最初的信件中浮夸地借用他所喜爱的诗人的词句上辨别出来，直到他经历了世事而理想破灭以后，才有了他个人的笔调。德·都尔维尔夫人的信件总是开头表现出防范戒备的样子，最终显露出反抗的态度。德·沃朗热夫人的书信老是显出一副关心忧虑的样子，而德·罗斯蒙德夫人的书信则表现出她饱经世事、与世无争的态度。阿佐朗的阴沉势利的样子则可以从他信上表达自己的看法中清楚地显示出来。尽管两个诱惑者处于同一阵营，但他们却以相当不同的笔墨写信：德·瓦尔蒙子爵的信件充满了男性的屈尊俯就的口气和自鸣得意的戏谑，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的信件则表现出她那更敏锐的听觉和更严酷无情的态度。对于别的人，他们俩炮制一些并不流露真意的仿制应景之作——德·瓦尔蒙子爵对德·都尔维尔夫人装扮成一个悔罪的求爱者的角色，或者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在第十封信中阅读小克雷比雍和拉封丹的一些作品，以便能够对她的骑士把话说到点子上。然而，他们俩的文风仍然多少显露出他们的性格：德·瓦尔蒙子爵爱好使用军事上的意象来叙述使他获得又一场“征服”的“战术”，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喜欢用戏剧中的词语来作比喻：她戴着“面具”，扮演着“角色”。
确实，整部小说富有戏剧的特点，拉克洛想要处理的主题完全合乎戏剧的要求。不仅各个场面都给安排得具有极强的戏剧效果，各个角色表演得精彩纷呈，而且各个人物的书信本身可以说也是一种独白，合起来便好似形成舞台上各种各样的对白。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彼此通信时所写的词句，要比交谈时的话语可以给对方产生更深刻的印象。它让你有时间加以思考，作出反应，并且重新安排部署。心思谋略替代了脱口而出的话语。交锋争斗转移到了对于那些善于谋划欺骗的人有利的场地上。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像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那样细心斟酌掂量他们在书信中所用的词句，但是他们都阅读写给他们各自的书信，并思索考虑信中所写的内容。比如塞西尔满怀深情地仔细阅读当瑟尼写给她的信件，或者德·都尔维尔夫人为德·瓦尔蒙子爵的那封表示决裂的书信而痛苦万分。拉克洛像个工程师那样精密准确地细心安排布置了这样的对白。他在书信所应占据的先后位置上事先花费了不少心思；他善于把书信排列得合乎自己的要求，能把各个人物的内心意图都衬托出来。有时他首先让我们看一封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或德·瓦尔蒙子爵的信件，信里宣布他们将怎样行动，并解释他们采取这种方法的原因。接着便让我们阅读一封他们的受害者的信件，以此证实他们的方法所取得的效果（如第三十八封信和第三十九封信）。有时为了避免单调乏味，不愿老是重复原来的方法，破坏由此所造成的效果，拉克洛便改变手法，选择通过回顾来揭示事情的原委。读者当作偶然的事件实际上是事先谋划的结果。因此看了第六十三封信，我们知道了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耍弄的一个先前秘而不宣的花招：她把塞西尔和当瑟尼的爱情告诉了德·沃朗热夫人，在这对年轻男女之间设置一个障碍，以便他们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我们首先看到的只是这一诡计的结果（第五十九封信到第六十二封信），过后才了解其原因。
因此书信之间的组合安排都服从某些特定的需要，小说作者便以这种方法把一种传统的小说类型改变成一种真正的创造手段。拉克洛在这方面的努力并不仅仅针对主要人物的往来书信，他把这种艺术方法扩展到整部作品。每封书信的前后位置，各组书信的先后顺序，均不是不经思考地随意作出的。比如小说开端是塞西尔给她在修道院的同学索菲的一封信，紧接着就安排了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给德·瓦尔蒙子爵的一封信。前者表现的是稚气天真，而后者则是对于复仇的冷静的思考盘算。拉克洛如此安排布置，意在从一开始便把书中两个基本的主题，也就是天真和奸邪展现在读者眼前。德·都尔维尔夫人的第二十二封信被巧妙地插在德·瓦尔蒙子爵的两封相隔几个小时的书信之间，拉克洛在德·瓦尔蒙子爵玩世不恭地得意地对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叙述了自己有意作出的那桩慈善行为后，就让他用晚饭就要开始这样一个无关紧要的借口中断了他原本可以继续写下去的信，好把德·都尔维尔夫人的书信安排在这个适当的位置，以便表现德·瓦尔蒙子爵所做的那桩事对她所产生的影响，从而突出德·都尔维尔夫人的善良轻信和德·瓦尔蒙子爵的狡猾奸诈，取得强烈的讽刺和戏剧效果。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的第八十一封信（她在这封著名的信中叙述了自己的生平经历，表示从很年轻的时候起，她就掌握了喜怒不形于色的诀窍，善于逢场作戏，以各种不同的面貌出现在众人眼前）则被安排在当瑟尼致塞西尔跟塞西尔致当瑟尼的两封信中间，越加显示出这封信的独特不凡之处。塞西尔和当瑟尼的信件中的青春气息正好映衬出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的反常的早熟。至于由第九十七封信及第九十八封信同第一百零四封信及第一百零五封信所组成的两组对称的信件，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塞西尔和她母亲同时给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写信，征求她的意见，她们两个人同时收到了侯爵夫人表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从而充分暴露了她的两面三刀的虚伪阴险的本性。而在由第一百一十六封信、第一百一十七封信和第一百一十八封信所组成的这组书信中，作者实际同样表现出对塞西尔和当瑟尼的心口不一的态度的非议。第一百一十七封信是塞西尔由德·瓦尔蒙子爵口授写给当瑟尼的一封信，而第一百一十六封信和第一百一十八封信则是当瑟尼分别写给塞西尔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表达自己对她们的爱慕之情的书信。把这样三封信汇集在一起，我们清楚地发现，这对原来淳朴天真的青年男女已经受到了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的腐蚀和影响，开始弄虚作假，逢场作戏了。
拉克洛把书中的书信安排得手法巧妙，位置得当，让读者往往能够对人物和事件获得广泛、深入、全面的观察和了解，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在第一百四十五封信中，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对德·瓦尔蒙子爵说，她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返回巴黎。可是在接下去的那封信里，她却告诉当瑟尼她次日就要动身回城。这样她和德·瓦尔蒙子爵的关系的实际情况便不用再明说了。至于德·都尔维尔夫人看到德·瓦尔蒙子爵和埃米莉坐在同一辆马车里的三番叙述（第一百三十五封信、第一百三十七封信和第一百三十八封信）则表明事情可以怎样加以解释或进行歪曲，而只有书信的读者可以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事情的真相。当德·瓦尔蒙子爵失去耐心，返回巴黎与埃米莉欢度夜晚的时候，他仍然想继续对德·都尔维尔夫人施加压力，结果便动笔写了语带双关、言词巧妙的第四十八封信。这封信的内容引得埃米莉哈哈大笑，却可能会使德·都尔维尔夫人为他所陷入的绝望而感动。而德·瓦尔蒙子爵当然也希望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对他这种高超卓越的技巧表示赞赏。可是书信不但是用来作出对比、表达讽刺的手段，而且也是故事情节赖以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工具。书信好像首次被赋予一种力量，成了一种武器，既可以用来欺瞒哄骗，断送人的性命，也可以用来揭露真相，进行报复。德·都尔维尔夫人实际是被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向德·瓦尔蒙子爵口授的一封短信害死的，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最终也是因为当瑟尼把她写给德·瓦尔蒙子爵的那批信件中的两封公开发表而身败名裂，颜面扫地。
经过拉克洛对书信形式的精湛巧妙的调度处理，小说中出现了不少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刻和场面。书信的安排、分配和并列对照不但使书中的人物形象突出，叙述的事件生动鲜明，而且也成了故事情节贯串发展的重要环节。拉克洛本人是个修筑防御工事的专家，他好像采用了他所掌握的专门技术对手中的创作材料加以控制处理。他也是一个善于制造幻觉的大师；他向我们表明，几乎没有什么事物是像它们表面所显示出的样子，而人们嘴上所说的话，也像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那样，往往不可轻信，只是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演的组成部分，用来替代他们率性而发的冲动行为。可是演出的设计者，在幕后操纵控制演员表演的人却始终不肯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他完全脱离他所创造的天地，不让我们有任何机会聆听他本人的声音，从而了解或意识到他所信奉的事物。他是一个全然置身于自己的作品之外的作家，似乎把自己的作品抛给读者后就撂手不管了。
无怪读者往往感到困惑迷茫，甚至对于《危险的关系》一书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无法取得一致的看法。大多数人认为德·瓦尔蒙子爵爱着德·都尔维尔夫人，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也爱着他，不肯轻易把他放掉。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出于妒忌，对德·瓦尔蒙子爵加以羞辱，迫使他与德·都尔维尔夫人决裂。德·瓦尔蒙子爵感到绝望，在与当瑟尼决斗时受了致命伤。他临死的时候，向当瑟尼提供了让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名誉扫地的武器。但是别的人却有一种不同的观点。他们争辩说，德·瓦尔蒙子爵实际上并不爱德·都尔维尔夫人，正如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也不爱德·瓦尔蒙子爵一样。书中的高潮是他们两个人的游戏的合乎情理的结果：他们俩共同的毁灭正如对德·都尔维尔夫人和塞西尔之类的旁观者所造成的伤害一样，是可以预计得到的。
读者对德·瓦尔蒙子爵的死也抱有不同的看法。德·瓦尔蒙子爵武艺高强，是当时法国最出色的剑手之一，他在当瑟尼这样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的手中丧命，难道是可信的吗？当然德·瓦尔蒙子爵也许碰巧被当瑟尼刺中了要害。但是也有可能德·瓦尔蒙子爵有意让对方把自己杀死。他这么做是因为失去了受他伤害的女子，他也无法活下去。支持这种观点的人的依据是德·沃朗热夫人在第一百五十四封信里提到的一封短信（原来的第一百五十五封信，后被编者删除，用一个编者注替代）。在这封信里，德·瓦尔蒙子爵绝望地试图挽救垂死的德·都尔维尔夫人，因为知道德·瓦尔蒙子爵仍然爱她肯定会治愈他冷酷无情地给她造成的伤口。可是，相反，别的人把这看成他为了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竞赛而采取的又一个步骤。他说他在德·都尔维尔夫人的心上插了一把匕首，只有他才能把匕首从她的伤口拔出。要是能把德·都尔维尔夫人从死神的手里抢救出来，他就会显得无比荣耀，那会成为一项非凡的成果，使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取得的所有伟大功绩都黯然失色，同时恢复他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的处于上风的地位。因此与那些相信德·瓦尔蒙子爵身上仍然具有善良的一面的人相反，他们认为一个恶棍是不可能改过自新的。德·瓦尔蒙子爵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病例，他花费了过多的时间否认心中的感情，因而后来他只为自己在跟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的较量中所取得的成功而欢欣，所遭受的失败而生气，除此之外，就无法再对别的任何事物有所感受了。
读者对于书的结尾部分的看法也同样存在分歧。有些人认为结束得过于仓促，好像拉克洛突然对书中的人物失去了兴趣。德·瓦尔蒙子爵死后，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便相当迅速地陷入了身败名裂的境地。她在意大利剧院的包厢里遭到了公众的羞辱，同时输了官司，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又因为染上天花而破了相。她遭受的最初那项惩罚是当瑟尼将她的那两封书信公开发表的结果。其他那些惩罚则显得相当随意，并不怎么令人信服。但是，别的一些人认为从德·瓦尔蒙子爵之死到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的出逃这样的结局，从他们两个人关系的性质来看，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他们觉得拉克洛结束全书的方式并没有什么突兀的不合情理的地方。
如果说《危险的关系》一书好像带着蒙娜丽莎的神秘莫测的笑容，那么这种笑容是拉克洛一手造成的。作者还没有着手把书中的故事展开前就说法矛盾，意思含糊。在“编者序”中，编者表示读者所要阅读的这本通信集是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揭露当时道德败坏的人在腐蚀品行端正的人时所采用的手段，从而有助于维持良好的道德风尚。然而在“出版者弁言”中，出版者却完全推翻了上述说法。他指出读者所要阅读的只是一本不可能产生任何道德影响的小说，书中所叙述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编者序”和“出版者弁言”都出自拉克洛的笔下，两者都充满了讽刺的意味，但是其中的说法却相互凿枘，我们无法知道何者体现了拉克洛的真实想法。而读者一旦开始阅读书中的头一封信后，就再也听不到隐身于自己的小说中的作者的声音了。我们究竟应当如何阅读《危险的关系》呢？
在最近四五十年，出现了大量讨论研究拉克洛的这本小说的文章和专著，文学评论家们作出了各种不同的分析和解释，他们分别从各自的起点，作出种种假设。有些人认为应当把《危险的关系》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学传统的产物，根据十八世纪当时的社会环境进行探讨和评价。另外一些人则主张作者的文本需要脱离它所产生的时代范围，不应受到旧时标准的约束，而应当放在现代的文化标准和意识形态下来思考研究。拉克洛的作品分别受到信奉弗洛伊德学说的文学评论家、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评论家和女权主义文学评论家的分析和阐释，也成了形形色色的其他各种文学批评理论的探究对象。在探讨研究拉克洛的小说时，有些人把小说看作一个与小说作者的生平经历全然无关的不受外界影响的作品，认为文本的含义可以从它独立存在的组织结构上表现出来。相反，另一些人则强调每部作品都有它的作者。他们看不出为什么不可以用拉克洛的生平经历和他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来阐述解释他的作品。如今出现了消除我们对于这部小说所产生的疑惑的一系列答案，但是它们并不能成功地抹去拉克洛脸上的神秘莫测的笑意。
首先，有的人相信拉克洛根本不是小说家，而只是一批真实书信的编者。这种说法始终在一些人当中流传。他们四处寻找他的书中人物的原型，却总是无法找到令人信服的证据。看来萨伏依的一个古老世家，有朝一日把保存在他们秘密的家庭档案中原有的书信公之于众的希望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其实《危险的关系》作为一本纪实小说，只是意味着小说作者把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灌注到他创造的人物和场面中去。尽管跟拉克洛生活在同时代的人相信他小说中的人物都实有其人，但是这终究是一本书信体小说，而不是一部真实人物的书信集。
更为有趣的是，不少评论家试图从这部作品中找出政治方面的寓意，因为人们公认它准确地反映了波旁王朝末年上流社会的真实情况。但是拉克洛并没有向读者展现当时社会的广阔画面。尽管读者偶尔可以瞥见在德·罗斯蒙德夫人的城堡和德·沃朗热夫人的客厅之外的世界的景象，但是大部分时间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实际上就是主要由女子组成的一个关系亲近的社交小圈子。值得注意的是，成年的男子往往并不出场露面。我们从来没有见到热尔库尔先生或德·都尔维尔先生，或任何通常引起人们讽刺抨击的金融家或教士。书里的气氛似乎显得有些幽闭压抑，人物的交际范围也不够广。因此，我们对于那种认为拉克洛以某种方式批评整个社会的观点很难加以接受。
然而这正是不少人多次提出的看法。他们提出论据说，拉克洛由于出身不够高贵，没有获得理应得到的升迁，最后失意地对那些阻挠他获得晋级的人士充满敌意。他的小说因此是一个雄心遭受挫折的人所作的报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评论家更进而认为，出身贵族的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对出身中产阶级的德·都尔维尔夫人的伤害表现出在一个革命即将到来的衰亡没落的社会里的阶级斗争。这种观点建立在一个相当牵强的假设上，认为当时在中上层阶级和旧贵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经过他们彼此之间好几代人的通婚，旧有的两个阶层之间的界线已经看不大出来了。阿佐朗也许不愿意穿上都尔维尔家的号衣，觉得有损他的尊严，但他的这种有所保留的态度并没有得到他的主人的认可。就连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也曾间接地暗示德·都尔维尔夫人的地位已经上升，超出了她原来的社会地位。即便拉克洛可能没有理由喜欢他如此生动地描写的贵族圈子，但是认为他身上就有什么民主的色彩也是相当错误的。德·瓦尔蒙子爵玩世不恭地出手帮助的那个穷困家庭的命运并没有引起一点有关社会的评论。书中也没有哪个莽撞无礼的仆人洋洋洒洒地陈述自己的论点，以求获得社会的公平待遇，或者暗示说德·沃朗热夫人或德·罗斯蒙德夫人所生活的世界已经快走完它的行程，会为一场革命所终结。
其实，许多读者之所以怀有拉克洛以某种方式攻击当时社会的印象，并非源于他对贵族社会的一角所作的生动写照，而是因为他的小说中那两个惯耍阴谋的主角滥用他们特权的方式。有错误缺陷的是这两个人物，而不是体制的问题。只有在一个领域，拉克洛从特殊具体的事例中得出了一般性的结论。他对社会对待女子的方式确实抱有反感。塞西尔和德·都尔维尔夫人所受的不够全面完备的教育不但使她们思想上没有准备好应付像德·瓦尔蒙子爵这样的人，而且她们的社交范围也受到了为她们安排的婚事的限制。拉克洛始终对女子在修道院接受的教育和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提出批评。德·梅尔特伊夫人受的是私人教育，在她的丈夫故世后又有意保持她的寡妇身份。就连她也明显受到巨大的压力，导致她采取了那种矫枉过正的极端行为。在第八十一封信中，她解释了自己如何不遗余力地维护她的女性身份，为她塑造自己形象的方式进行了言辞激烈、论点明确的辩护。这令人想起拉克洛在论述女子教育的文章里所提出的有关“自然女性”的观点。假如《危险的关系》不是一本公开的讽刺或政治小说，难道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本早期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作品吗？
大概很少有几个女权主义文学评论家会作出这样的论断。德·梅尔特伊夫人也许在某些方面是一个解放的女性，生来为女性遭受的屈辱痛苦对男性进行报复。可是她几乎不能算是在宣传妇女解放。她并没有显示出要和她的那些遭受奴役的姐妹团结一致，而是毫无顾忌地欺骗她们，正如她耍弄当瑟尼、普雷旺、贝勒罗什，甚至德·瓦尔蒙子爵那样。而且，我们看到跟拉克洛对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的处理相比，他对德·瓦尔蒙子爵似乎流露出更大的同情。因此，拉克洛的那种所谓对于女权主义的同情实在并不怎么可信。德·瓦尔蒙子爵似乎始终表现得不像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那样冷酷无情，他被安排了一场近乎体面的死亡。临死之前，他还委托当瑟尼出手为男性复仇：既然已经向侯爵夫人宣战了，那他原有的立场就重新露头了。让普雷旺恢复良好的名声是一个事关男性的尊严荣誉的问题，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只有使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身败名裂。这本身就显出拉克洛的作品在所谓女权问题方面的局限。不仅如此，如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德·瓦尔蒙子爵在死亡中得到救赎，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却受到无情的追逼，在各方面都遭到了惨重的惩罚。拉克洛似乎最终厌倦了这个争强好胜的女人，从藏身之处跳了出来，恢复了男性世界的秩序。
有关拉克洛的小说带有一点女权主义意味的论点取代了把《危险的关系》看作对于男女两性之间的永久冲突作了观察敏锐的写照的传统观点。根据这种陈旧的、简单的解读，拉克洛在书中极为巧妙地表明：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就像无法长期维持的休战协议，因为男女两性都有各不相同的思维行动的方式。这种解读仍然显得颇有根据，但是却被另一种观点抢走了风头。持有这种观点的评论家认为拉克洛在书中描摹的是唐璜那种征服异性的病态心理。《危险的关系》的出版毕竟只比莫扎特的歌剧《唐璜》的首次演出早了五年。当时以“浪荡男女”为主题的小说家往往通过对男女两性关系的描写，对传统的道德提出质疑。其中有些小说家更进一步认为，既然道德的基础是罗马天主教的教义，那么浪荡男女就不是与社会展开争论，而是与上帝展开争论。拉克洛在书中描写了两个唐璜式的人物，一个男性，一个女性。不过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只是不把宗教放在眼里，而德·瓦尔蒙子爵却以唐璜的方式向上天挥动拳头。他不打算简单地征服德·都尔维尔夫人或给她那愚钝的丈夫戴绿帽子。只有在他促使她完全出于自愿地爱上他，把他看作她更喜爱的上帝，他才算是大功告成（第六封信）。他追求的这种目标是对上帝的亵渎，因为他要求获得万能的上帝所具有的权力。他耍弄了一个不费什么力气的花招，就使接受他的救济的那个穷困的家庭把他看作“上帝的化身”（第二十一封信）。他狡猾地利用昂塞尔姆神甫，欺骗上帝，假意改过自新，达到占有德·都尔维尔夫人的目的（第一百二十封信）。正如唐璜的身上呈现出意大利骑士的形象，瓦尔蒙的身上也显露出上帝的样子。他傲慢自负，而不愿低首下心，试图用他自由意志的力量来对抗上天的律法。这样一来，拉克洛这个毕生崇奉理性的人，就似乎进入了玄学的领域；他的小说表现出的似乎不是一种有关社会或政治的良知，而是一种对于人的心灵的关注。
这种观点至少与《每月书评》上所说的“毛骨悚然的感觉”相合。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把他们自己置于社会的行为法则之外，他们不承认任何超过他们的人的或神的力量。从这种意义上说，《危险的关系》可以被作为阐述“精神上的空虚贫乏”的例证。这种“精神上的空虚贫乏”，按照帕斯卡的说法，是无宗教信仰者的不可避免、也不令人羡慕的命运。因此，这是一本有关恶的小说。可是恶难道真的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组织结构中的无法逃避的一部分吗？这本小说也许显得相当“丑恶”，如同《每月书评》上所说，但是魔鬼或任何别的超自然的力量都没有在书中去除神性色彩的那场争斗中起过什么重要的作用。相反，恶在书中的表现似乎还是局限在尘世之间。那实际上是人的弱点（骄傲、自私、轻蔑以及对他人的冷漠）和社会压力的结果。人类社会似乎给安排得要求其中的成员在骗人和受骗之间作出选择，并以这种方式赢得奖赏。因此对于德·瓦尔蒙子爵的那种唐璜式的病态心理的探讨又把我们带到了一条前景不够明朗、消失在混沌黑暗之中的小路上。也许我们不应该把《危险的关系》视为一个探讨恶的玄学的故事，而应该把它看成一个有关输赢得失的日常活动的小说。
许多读者不明白像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这样年轻、富有，头脑聪明，又有社会地位的人，竟然寻求那样无聊的东西。德·瓦尔蒙子爵一心致力于偷香窃玉，勾引女子；依照他的说法，她们往往轻易就能上钩。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则把时间消磨在操纵控制她所蔑视的人身上。对于这个问题，可以给出的一个答案是他们两个人都渴望行使权力。另一个答案是他们想要磨砺各自的技艺和本领，精彩绝伦地显露自己的身手，取得他人难以超越的辉煌成果。还有一种可能：他们藐视社会，也不把上帝放在眼里；在他们所生存的世界里，除了他们自身规定的价值观念外，就没有任何别的价值观念。因此他们看起来颇像原始的存在主义者，努力维持个人的独立性来应付一个毫无意义、反复无常、缺乏上帝的世界，以此来克服人生的荒诞。这种观点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和说法，带有明显的二十世纪存在主义哲学的倾向。
然而，拉克洛最终并没有让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得逞。从这一点可以清楚地看出，拉克洛对他们的所作所为以及促使他们如此行动的无论何种哲学均不表示赞同。当然，否认他在某种程度上对他笔下的这两个人物表示尊重，甚至对他们带有些微的赞赏，也是有悖事实的。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在他们进行征服的时候显示出谋划完善、思虑周密的过人之处，看去似乎一点也不费什么力气。他们聪明大胆，头脑清楚，把建立人际关系的方法归纳为一整套战略部署；同时他们对于自己发起的战役也牢牢把握控制。他们的作战方案往往贯彻执行得准确无误，一丝不差。他们表现得一点也不紧张。而且他们在书信中风格多样，可以尽情地挥洒他们的才思和风趣幽默的妙语。然而他们有一个弱点。尽管他们充满自信，但是仍然希望得到一个懂行的人的赞赏。这恐怕就是为什么他们把原来应该具有的谨慎小心都抛到九霄云外，无视自己定下的规矩，即不落笔写下任何可能会危及他们声誉的文字，而彼此仍然保持通信的缘故。他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没有公开宣布的秘密战争；他们不能寻找帮手，也不能招收弟子，但是他们需要一个听众，一个懂得观赏他们的成果的人。他们始终独自呆在他们的战斗岗位上作战，无法与别的人保持真正亲密的联系。最后当他们各自发现了一个在各方面都旗鼓相当、堪与自己匹敌的对手，他们两个人便都急切地抓住机会，往对方的耳朵里灌输有关他们的本领如何高强的趣闻逸事。这种想要获得称道赞扬的需求当然来自他们的虚荣心，而虚荣心也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失败和毁灭。他们俩的计划早晚会发生冲突，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方非要占据上风，而另一方也不愿服输退让。不管德·瓦尔蒙子爵是否爱德·都尔维尔夫人，不管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是否爱德·瓦尔蒙子爵，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都不可能甘心失去对德·瓦尔蒙子爵的控制，而德·瓦尔蒙子爵也不可能容忍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在谋略上棋高一着，显得比他高明。一旦这两个都不甘居下风的人物发生冲突，整个大地都开始震动。也许他们可以被看成是悲剧式的英雄，身上不可避免地具有缺陷，注定要受到体现他们性格的命运的影响。
尽管拉克洛也许相当看重他们那种严格的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但他从来没有暗示他们是受害者。相反他们是对他人施加迫害的人，是头脑单纯的人的仇敌。当时许多以浪荡男女为主题的小说家往往听任这些实行弱肉强食的人得逞。拉克洛却不允许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取得成功。在某种程度上，他对他们的不以为然的态度也许可以从社会方面来加以解释。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都是上层社会中的强横霸道的人物，他们对软弱无力、轻易上当受骗的人任意蹂躏折磨，他们大肆利用自己所享有的社会特权，把自己的聪明才智都用于那些带来毁灭后果的卑鄙恶劣的勾当。他们的所作所为反映出那种体现旧有的贵族理想的高尚行为已经式微，受到了世俗的不惜任何代价谋求成功的价值观念的影响。
然而他们的罪恶行径都是他们个人有意识的选择的结果，只该由他们个人负责。在他们获得非凡的克己自制的能力后，他们也转变成一个情感具有缺陷的人。他们把内心的情感看作意志薄弱的根源；他们通过压制内心的情感来保持清醒的头脑，控制自己的行为。当他们的内心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可能会感到爱的力量或嫉妒的痛苦，或者干脆生气发作。可是不论我们怎样解释他们的反应，他们的判断力显然在内心情感的影响下减弱了，于是不免犯下错误。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拉克洛的小说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对什么有名有姓的个人或社会团体加以批评，而显得像是对整个时代的精神作出更为广泛的评论。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号称展示了通向太平盛世的康庄大道。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都是这一思想文化运动的产物。启蒙时代的哲学精神总是把理性跟正确联系在一起，而把情感跟谬误联系在一起。理性会解开自然之谜，而情感却会助长偏见、迷信和狂热。然而卢梭早已论证阐述了这种立场的结构上的弱点：一个人并不仅仅是钟表机械般的宇宙中的又一个齿轮轮齿，一台按照预定计划工作的机器，而是一个充满各种需要和欲望的难以捉摸的生灵。在这方面，《危险的关系》似乎对启蒙时代的哲学精神本身表现出一定的保留态度。它让我们看到非凡的才智可以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同时又提醒我们，脱离情感而一味追求效果不会有什么益处。我们的手受到理性的引导，但是假如我们的手缺乏一颗富有情感的心灵的指引，那必然会劳而无功，于事无补；我们的劳作必然不会开花结果。拉克洛小说中含有的嘲讽具有伏尔泰的意味，但其中流露出的同情却显出卢梭的影响。
从拉克洛的书信中，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不喜欢获得“荣誉”，但是他更重视对于妻子儿女的“关爱之情”。这似乎为上面的论点提供了一些佐证。如果他确实看出了卢梭对于启蒙运动的整个精神特质所抱有的怀疑，那他很可能追随其后，在小说中表达了他认为在道德和精神方面应当首先思索考虑的问题。这并不是说《危险的关系》是一本进行道德说教的作品。按照当时的标准，它也不是一本具有道德教益的书。作恶的人并没有令人信服地遭到处罚，而道德高尚的人也没有获得报偿。假如硬要在书中寻求什么道德教训，它似乎作出这样的告诫，即头脑聪明的人不应低估他们内心的情感，而天真淳朴和本意善良的人应当行事小心，不要以为每个人都跟他们一样诚实、正派。
如果这就是拉克洛在书中希望表达的意思，那实在是一个相当平凡乏味的教训。不过它倒应和了当时启蒙思想家探讨有关头脑和心灵在产生幸福的过程中何者所起的作用更大的争论。可是拉克洛增添了一条重要的附加意见。德·罗斯蒙德夫人的管家贝特朗在对德·瓦尔蒙子爵的去世表示哀悼的时候，谦恭地指出每个阶层的人都有一颗心，都是容易动感情的。因此，拉克洛可能并没有从社会方面思考问题，而只是把人分为下面两类：一类是能判断而不流露感受，另一类是能感受而不作判断。德·罗斯蒙德夫人显然属于后者。对于某些读者来说，她处于全书的道德中心的地位。她既不爱好指责批评，也不感情用事，而是遵从天意地接受无法避免的灾祸。她的身上甚至表现出几分坚忍淡泊的态度。可是贝特朗和德·罗斯蒙德夫人都是从远处观察事态发展的旁观者，他们毕竟跟读者不同。读者好似占据了剧场正厅前座座位的观众，对于心怀叵测的人物暗自所做的罪恶勾当，对于天真淳朴、心地善良的人物受骗上当、遭受痛苦的原委，全都一目了然，心中有数。根据我们从书中所了解的情况，我们觉得很难对于那篇带有道德说教气息的“编者序”信以为真。如果拉克洛确实希望我们依照字面去理解这篇序言，那么他身为一个小说家，显然比他身为一个道德家要有效得多。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德·瓦尔蒙子爵和德·梅尔特伊侯爵夫人那种藐视当时宗教和社会礼俗的含讥带讽、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很难相信目光敏锐、爱好讥嘲的作者只是要求读者对于这样的人情世态，趣味淡薄地加以接受。他肯定想要表达什么深邃的思想，他的作品肯定具有某种政治、道德或哲学方面的寓意……可是我们又回到了原来的起点。
拉克洛的小说仿佛他在法国西部海岸修筑的要塞一样防守严密，牢不可破。每种试图探索其中奥秘、了解其中虚实的努力似乎都无功而返，遇到了阻碍。在不同的时期，面对不同的读者，《危险的关系》似乎改变了形状和方位。在有的读者眼中，它是一个无法施展抱负，从而对社会怀有怨恨的军人所写的一本小说；而在另外一些读者看来，它可能只是一本纪实作品，不带偏见地展示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画面，反映了当时习俗风尚的实际情况。然而它更像是针对当时一些贵族的价值观念以及整个时代的腐败堕落的风气加以责难。但是如果这本小说没有公然倡导变革，我们认为至少它批评了在一个由男性支配统治的社会里妇女的命运；只是经过仔细审视，我们发现作者表现得似乎并不怎么支持女权主义。假如我们对作者在书中指责非议的确切目标无法取得一致，也许我们可以认为，他想维护一整套内容协调、前后贯串的价值观念，以此对启蒙运动过于强调理性的作用提出异议。可是这种价值观念究竟是玄学方面的、哲学方面的、道德方面的，还是精神方面的呢？拉克洛究竟是一个处于伏尔泰和卢梭的双重影响下的怀疑论者，还是一个建议用情感来对抗理性的浪漫主义先行者呢？或者他只是搜寻探讨头脑和心灵两者价值孰重孰轻的一个浪荡主义流派的作家？
不用说，在对拉克洛的作品表示赞赏的人士所提出的众多阐述解释中，没有一种可以说是完全正确的，也没有一种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危险的关系》留下了许多可以追寻探索、但最终令人迷失方向的踪迹。但是存在这么多值得探寻的途径本身就足以说明这部小说的伟大。无怪在纪德开出的十本法国最伟大的小说中，《危险的关系》高居前列。《危险的关系》含义丰富，结构严谨，写作手法精妙，语言功力也相当深厚，不愧为书信体小说的杰作。它的复杂周密的故事情节、生动鲜明的人物性格、深入细致的心理描写使它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充分展示了后人难以企及的书信体小说的最高成就。
叶 尊
二〇一〇年十月
注释
[1] 见《每月书评》（一七八四年八月号）。
[2] 见《拉克洛全集》（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一九七九年版），第四一九页。
[3] 见《拉克洛全集》（伽里玛出版社，“七星文库”，一九七九年版），第七六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