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代的人的集合意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模拟的意识”、“能才[1]的意识”、“天才的意识”。这里所谓的“意识”，不用说当然是指“意识的焦点”，即F。而此种区分，是就内容的形质[2]而言，是从这三类意识之间的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并不是列举内容的实质所得出的结果。“实质”依照时代的推移而推移，若不从某一时期加以考察，就无法加以说明。
（一） 模拟的意识，指的是自己的意识之焦点容易被他人所支配。所谓“被支配”，是指当你去“甲”就“乙”的时候，自然而然追随他人，亦步亦趋。总之，在嗜好方面、主张方面、体验方面，都模仿他人而行。模仿，对社会的构成，正如胶合剂一样。假如社会缺乏相互的模仿，就仿佛万有引力的失效使宇宙天体大乱一样，社会便会四分五裂、濒于瓦解。所以有学者说：社会即是模仿。人们喜欢模仿，才使学者做出这种总结。曼特伽扎[3]在其所著《脸型与表情》（Physiognomy and Expression）中写道：“试在稠密的人群中喊道：着火啦，着火啦！或者再手舞足蹈地拼命奔跑。第一种情形是，多数的人将停步询问其故。第二种情形是，人们会将忘掉自制，应声而跑。动作较语言更具有机械性，由其机械性而生出模仿。如有人不信我的话，那就请他在阴晴未定时，站在大街上忽然撑开雨伞，或坐在公共马车里，把手插在裤袋中做掏钱付费状，你就会发现接下来撑雨伞、掏钱者决不止一两人。这不过是为机械性的习惯所控制，而对他人加以模仿而已。”（第84页）曼特伽扎就人体动作所说的这段话，不用说也可适用于动作以外的复杂的思想。我以为人们之所以如此，是基于生存竞争的大法，假如在这一层面的模仿上处在社会水平线以下，那就会在社会上无以立足，而在日常的人事交往中遭受挫折。婴儿的发育虽有赖于乳母喂养，但若使婴儿缺乏模仿的能力，那也许会使其在不到髫发之龄便夭折吧。每日吃三顿饭，是模仿；入夜而眠，是模仿；起居有节，是模仿；进退有度，是模仿。路上避车，闹事避马，而不致毁伤发肤，也是模仿。模仿便是如此的必要。生存于成人社会，而无不测之变，是因为其思想、行为、言论适合于那个社会。而小孩儿模仿大人，一般也是为了具备适当的资格以生存于社会。我们也是接受了模仿他人的自然之命令而出现于这个世界上。社会的存在，足以证明了这种模仿性是以怎样的程度在人与人之间通行。
模仿是如此的必要，是形成人类社会并维系之的根本要义。我们把生存上必需的模仿性，应用于其他方面，于是就产生了第二义的模仿。所谓“第二义的模仿”，是指本无必要，却为好奇心驱使而模仿他人。例如小儿之模仿其父，奴婢之模仿其主妇。在某种情况下，甚至是模仿病态的嗜好，而使世人瞠目结舌。像十九世纪初大逞其威的厌世文学的潮流就是。勃兰兑斯[4]曾说：“发生于十九世纪初的厌世观，就带有一种病患的性质。而此病患，不是一个国家的某个人所有，而是一如中世纪传播全欧那个宗教狂似的流行病。勒内[5]不过是罹患此病的天才的人物最早的例子而已。”如果有人说这不是模仿，那我就要回答道：普通的模仿，是有意的模仿；而此时的模仿，乃是受自然之命的模仿，是超出自我意志的不由自主的模仿。
模仿是为了消泯社会的差别，而使各人都趋于齐整状态。在纷纭错杂之上，添上统一的外观，彼此互通，而使生甲乙无二致。因此，富于模仿意识的人，作为个人，不会成为他人的靶子，故而少有生存的风险，处境比较安全。富于模仿意识的社会，最能够维持现状。因为只是遵守历来的习惯，把守父祖的遗业，传承历来的趣味嗜好，与左邻右舍步调一致，好恶相同，故而秩序井然。富于模仿意识的人，在平时则构成了社会的大部分。因为是大部分，故在数量上最为强有力。不单是在数量上，多半在实力上也占优势。然而，反之若以创造力（originality）的多寡为标准来看待这种模仿意识时，那它的势力可就很贫弱了。一般而论，富于模仿意识的都被视为平凡、平庸，是因为他只是一味地模拟他人，只想与他人保持一致。从文学上说，这样的人便是可有可无的诗人、小说家了。歌他人所歌，美他人所美；人说这是诗、这叫小说者，他就认为这是诗、是小说 —— 所谓“模拟[6]的综合性的F”，意思就是如此。
（二） 然而，所谓“模拟”这个词，需要先将模拟者和被模拟者对立起来，然后才能使用。关于模拟者F，已在上一段述其大意了。欲使模拟者成其为模拟者，就要给他提供作为目的的F。这种F，未必是从同时代人传授来的，在意识的顶点中也不显著，表现在习惯也好，表现在读书上也罢，在一代人中，这类人并不是没有出类拔萃、富有影响力的人物的。我不知道这种积极性的F何以名之，不过可以姑且称之为“能才的F”，以方便论述。
关于这种F，要阐述其实质，正如开头所说，是颇为困难的事情。因为它们也和我们一样，一分钟不停地始终推移着，而不滞留于一处。因此，欲了解其实质，便须划出其发生作用的某一时期，在这个范围内才能加以具体的说明。也就是说，虽是具体的，但因为只限于某一时期，而不能转用于其他时期。而脱离时空二维空间的一般性议论，都不过是就其形质，所做的抽象说明而已。
我们的意识的特点，无论是一分钟、一小时或一年，都从朦胧的“识末”开始，达到明晰的顶点，逐次又增加朦胧之度，自起点下降到识阈[7]。如此完成了一条波动曲线时，又反复如上的过程，再显出新的波动。只要生命继续，社会存在一日，流动的曲线就一日而不停止。因此，F必定意味着推移（想象一下没有活动的F，那我们不得不脱离记忆的观念。只是因为不能停留于一个F而左顾右盼、前后连接，所以我们便和F合二为一了。甚至意识不到这就是合二为一）。要想看那个要推移的F时，我们至少不得不想象a、b、c是连续的三个F的状态。现在假定一个时代的综合意识（模拟的）在于b，那么在其前面的a，便不过是在识阈的近旁存在一个渺冥的幽影罢了。同时，可以假定在其后面的c的状态，将从识阈之下生起，暗中准备着要来夺取这个顶点。换言之，b此刻虽然占据着意识的焦点，但是它就像是骄横的平家武士[8]，早晚非让大位于c，而不得不从焦点降下来。因此，b的倾向逐渐变成c，同时形成了意识的内容。此时，天下大众的F，大都向同一方向移动，所以早一步行动的人，便能早一步达到大众的目的地c；能早两步的人，便早两步达到大众的目的地c。“能才”的F，一般是先大众十步或二十步，达到大众将到的下一个焦点，回头来指挥大众。落后的大众不甘落后，又不能半途折回，而转到别的焦点方向。一般说来，b具有非推移到c的位置不可的宿命，而不论是快是慢。正如一定要到达品川[9]，无论是坐电车还是步行。非到品川不可，这是前提条件。如因为赶不上火车，便不去品川了，这就无视当初的前提了。因此，“能才”的意识波动，照例是每个波动都走在天下大众之前。此波动与大众不并行，虽然有时不免处心积虑地加以筹划，但是多数时候受制于身心的因果。例如在讲堂听讲义时，讲义的题目、讲述的巧拙、堂外的天气、室内的空气，都一样影响学生，有时会使他们生起厌倦之意。这时候，厌倦虽是一般听讲者所必有的，至于厌倦发生得迟早，则是不能预知的。最初意识到厌倦并打呵欠的“能才”，并非是为了将“能才”发挥在打呵欠上，也没有理由在这个事情上领先其他的听讲者，操纵厌倦情绪的波动，并把呵欠的意识明确置于焦点之中。同样地，最后打了呵欠的人，也不一定是以庸才自甘的，他也未必因为连打呵欠都落后于人而感到羞耻吧？然而无奈机缘未熟，终不能悟得呵欠之意，故而最终免不了受嘲笑。
“能才”的F，在模拟的F必须到达的点上，先于“模拟”的F而到达，所以在数量上远不如后者多，可是在逐渐吸收后者于自身这一点上，则较后者要占优势。世间评价这种人物，说他们是见机行事者，或是审时度势者。这些世俗评论中，似乎没有区别偶然先行一步和有意走在前头这两种情形，更没有意识到在这两种情形中，前者为数较多。日俄战争时，有预知战后工业将勃兴，于是收购了很多股票，以致身家千万者，显然是具有这种F的人。商业上的事不仅要深思熟虑，还有甘冒很大的风险，故而与诗人作诗，文人作文大不相同。创作之士，立足于趣味之上。趣味不是思索，而只是时尚、流行和自我的结合，只是一樽芳醇酿于胸中，应机而吐醇香，而且多半是无意识的。若在内无所酝酿，则无论怎样挖空心思、周密设计，试图引领天下潮流走向，只因是随理智之命而运笔，依人为设计而着句，而最终要归于失败，这是显而易见的。“能才”的F之成功于文坛者，自古以来举不胜举。拜伦一大早在床上揉着睡眼，发现自己已经成了名人。吉卜林[10]因写印度的故事而得名，都属此类（像那著名的玛丽·科莱丽在文学界的影响，则与此大不相同。他之所以有很大影响，不过是具有一般的“集合的F”即“模拟的意识”而受读者欢迎而已，因此读者愈多，其作品便就越庸俗）。
（三） 第三种意识，可以名之曰“天才的F”。倘若要求对“天才的F”和“能才的F”加以根本的区别，恐怕任何人都是难以做到的。我只是将带有以下形质的人统括起来，名之以“天才的F”（希望读者不要拘泥于“能才”与“天才”的用语而徒增困惑）。
“能才的F”能为社会所欢迎，将成功之桂冠戴在头上；反之，“天才的F”不但不能得到俗众的赞赏，有时往往要和时代的风尚背道而驰，而不幸为社会所不容。所谓真言不入俗耳，所谓对牛弹琴，所谓马耳东风，说的都是“天才的F”迥异乎俗众。我们不得不再回到“焦点意识的波动”说，探讨天才的F何以不见容于社会。
在上一节中已经说过，当停留于“模拟意识”的F，眼有一片黑暗时，在能才的脑里，已在预想将F发展到下一步的F′。当能才在预想F′之时，有人已经将F′作为焦点意识了，那么这个人便是比能才先行一步，有了先见之明。假如有人不仅意识到F′，而且能预想下一步的F″，不仅是预想，并且是意识，更进而及于F′″。又不安于F′″，而及于F″″，最终达到Fn。这个人便是在多数民众固定于F的时候，少数能才在预想F′的时候，已经越过了许多波动，而到达了Fn。Fn虽是F迟早必到的目的地，但在多数人的“现在之F”的判断中，因其间隔太远，在现在意识的周围无论如何也看不到Fn的影子。因此，他们不但不能认可，而且还加以排斥。人们之所以有同类相聚的禀性，是因为在同类之中，将离自己最远的加以疏远、并予以驱逐了。“天才的F”遭受失败和压迫，将这一事实，放在“焦点意识”的理论中加以理解的时候，似乎可以把这作为一种理解的方法。依此我们可以总结出凡人和天才的如下差别：凡人和天才，是依照F在意识中的快慢而决定的；凡人和天才的距离，是F和Fn的间隔。F可以具有沿着自然之流，而自行到达Fn，故不能在其性质上决定两者的差异。因而凡人和天才的差异，不在其所意识的内容的性质，是在其意识的先后快慢。但是先后，并非无关乎实质。严格说来，是从发生波动的时候（而不是其他时候），其意识的内容就有了差异。比方一个人的幼年和壮年时的差异。就这个人而言，两个时期都是同一人，然而不经过一定的时间，幼年便不能达到壮年，所以两个年龄段，从其所受不同时间的支配一点上看，是不同的；而如果对那少年出示一张照片，说他二十年后体态容貌非长成这样不可，那么少年肯定因其时间距离太远，不但不会认可，反而要憎恶了，这就是凡人对天才的态度。
我们不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对的，然而不能以此为唯一的解释。从“焦点意识”的原理看来，凡人和天才的差异，似乎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如果依照上一节的解释，天才的意识流动与一般的推移，仅是其阶段（stage）的差异。至于推移的过程与次序，不但丝毫不矛盾，并且是十分一致而不相违背的。然而我们既容许这种解释，同时又相信想象的自由。
（甲） 在天才的“意识焦点”中，有一个为他人所不能发现的东西，可以称之为“核”，为此焦点F的主脑。这个主脑，怎样发现，又怎样处于现在的状态，这不是我们所要说的。我们所要说的，只是这个“核”的存在。假定“核”的存在之后，我们还要说：天才的F，也像常人一样推移，形成不断的波动。不过将此波动的一个起伏曲折，切取短短的一段，而考察其焦点时，我们常常要遇到特殊的现象。所谓“特殊的现象”，就是说，在任何焦点里面，此“核”作为要素都保持其地位。于是，在从F移到F′，从F′变成F″，只为了一个“核”的存在，这些和常人无异的焦点，在任何焦点中，就都呈示异乎常人的奇观。而此“核”，在数学上就是所谓的常数（onstant），于其量与质上，始终一贯地影响许多焦点，故而本来与他人一样的焦点，也因为这个“核”不但随时随地产生异于他人的结果，并且还能将驳杂散漫的、变化不定的F统一起来。
以上所说的天才，因其放眼千里之远，聆听千里之外，故与凡人不同。而照现在这种解释，则是因为天才是因其无论在何种地方、何种时候，都随心所欲地用自己所特有的“核”去看、去听，故而与凡人不同。因为这个“核”是常数，在流转颠沛之时也不能离开他的意识，虽在反乎常见、背乎常识的时候，也义无反顾，于是“核”的影响也就有异于一般的F，而产生出自己特有的F了，而且还常常把它当作具有普遍性的F。于是他们有时便不免招流俗之怒，或遭人嘲笑，或者因其与某种神经病症状相似，而不幸被视为病态。自古以来，庞大的体系常常是集零碎的事实而成。普通人的意识，都为纷繁的现象变化所左右，而在变化无定的生计中耗费生命，无非是为世相所蔽，在浮世中沉浮流转而已。所面对的每一天都是千头万绪，而在千头万绪中浑浑噩噩。那街头络绎不绝的人流，也终究无异于映照车马行人的镜中光景。唯有拈住这个“核”而始终不动者，是应此“核”之形，随此“核”之质，聚拢那浮游不停的尘埃，或为一元之会，或为二元之会，或为万物有灵之会，或为物质不灭之会，或为乐天之会，或为悲观之会。当此会贯穿天地、横断人生时，耳目所触者，便和常人无所不同，所意识者，则迥然异乎常人。有以方形为“核”的人，他们把升斗看作方形者，把以砚看作方形，并且把圆盆看作方形，把月亮看作方形，把日头看作方形，不一而足。这是因为他们的解释，悉为方形的“核”所支配的缘故；因为他们不管什么事物，都从方形出发加以看待的缘故。他们也把圆形作为方形之变形，把三角形看作四角缺一边者，把菱形看作角度倾斜之角。这样一来，天下就没有什么不是方形构成的。也有以“三”为“核”的人，据他们说，天、地、人三者合而成“三体”；现在、过去，未来合为“三世”；日余夜、岁余冬、时余雨而成“三余”。不但如此，一是从三减二而来，四是一加于三而来。这样地，宇宙无一不是由“三”构成的。孝子看到饭食便想到送给父母吃，是因其“核”存于亲；乞丐见到好吃的便想偷钱，因其“核”在于钱。福斯塔夫以滑稽之“核”横断天地，堂吉诃德以骑士之“核”纵贯一生，达尔文以进化之“核”看鸟兽、看妻子、看天子。与谢芜村[11]以俳句之“核”看日月、看星辰，看奴婢，又看王侯。他们每次的意识活动，都以其“核”为主脑。因此，意识起于一波，灭于一波，而其内容又与凡人无所异，只因始终受此“核”之影响，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因为有这一特色，所以常人觉得威严之处，他却觉得可笑；常人所尊敬的，他却予以轻侮；常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他却认为可以理解。所以，天才之所以有着和世俗不相容的意识，似乎都可以假定是因为有这种“核”的存在。
（乙） 现在再回到“意识焦点”之辩，加以第三条说明如下：常人的意识，依从支配常人的原理，由F推移而F′，由F′而F″，而无止境；天才的意识，不依从支配常人的原理，自F推移而A，自A而B，而无止境。要对此加以解释，有一个便利的办法，就是先假定天才和常人都有一个共通的F处于波动的顶点，而分别朝不同方向行进。
常人的意识，在一定时间里停滞于F之后，而移向F′之时，有人的意识有时却不肯和常人一同推迁，在此滞留的时间超乎寻常，别无他顾。何以有如此的快慢之差，现在不必讨论。想来，他人欲移动而唯独我坚持不移动（不是故意坚持，而是受自然之命），不能不说这表明此刻的焦点F在此人身上是比较强烈的。强烈地意识到的F，专心致志，对其他的刺激无动于衷，在一般情况下，并不是要等到这强烈的F降到“识末”，并不是步他人之后尘，而是不惜姗姗来迟地走向F′。为什么呢？因为F越是强烈，他便越有可能在这个F上，见他人所不能见，听他人所不能听，感他人所不能感，想他人所不能想。当这个人有机会将F移向他处时，也不是普通人常常移往的F′，反而是与此大异其趣的A。而A正是强烈地意识到F的结果，并表现在下一次的波动上。只要没有特别的原因，就可以断定它不是来自F的外部，而是发现于F之中。若是发现于F之中，那自然就不是与F无关，而是F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在上次的波动中，并没有被明确地意识到。可以把这看成是F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是F的属性，或者看作是F的属性与属性之间的关系。
如上文所说，常人的意识是自F而F′，可是这种人却不然，而是自F而A。而对A的性质我们也已经做了说明。可以看出，在上述的关系上，当A的意识再赴B，B的意识再赴C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人的“意识焦点”的连续和常人的“意识焦点”的连续，只是在这个F上是共同的，而每经一次波动，便多一次分歧。常人的意识，可以说是平面地离开F，而这个人的意识，可以说是立体地离开F。所谓平面的，是指不固执于F，故而随应外界的机缘而随时不厌散漫地朝着外部延长波动；所谓立体的，是指因为固执于F，故在于F的内面发现新焦点，又在其新焦点内发现新焦点，从而贯穿F，向深层切入波动。
在两种波动延长中，我们可以发现，前者多存在于所谓非专业的外行人中，而后者多存在于专业的人士、艺术家，专家学者中。而这种波动的延长若超过某种程度，在某专业领域中任其发展时，进一步说，仅在F的内面扩大波动，而绝不求焦点于外部时，他们胶着于狭隘而深奥、绵密而周到的知识与情绪中，对于其他的人情世事，完全不以为意时，我们就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畸形的而且是天才式的人物了。这个人物，因为是天才的畸形儿，所以不谙世间之习惯，不从流俗之礼法，有时甚至连普遍一般的道德心也缺乏，因而难免不受社会大众的排挤。
有些高级专家学者，竟没有可以令人尊敬的性情。有些著名艺术家，竟丝毫不重德行。那些人都是作为畸形的天才而生于此世的。他们不惜做畸形儿，在内部扩充其F，故在其专门的学科或技术领域中，千百倍地敏锐于普通人。有人说，提香[12]在寻常人看出一色的地方，可以鉴别出百色，这就叫专修之功，也是最有荣誉的一个例子。若在某专门方面一无可取，只是有天才，那么不单是不名誉的天才，并且还以丑陋的畸形儿而臭名远扬。如一些实业家，是专门牟利的天才，还有偷盗的天才、骗人的天才，滥用财力或滥用权力、恃强凌弱的天才。这就叫做有害无益的天才。有害无益的天才，没有可以抵偿的功德。这些危害社会的天才，还有其他值得尊敬的天才，都兼有畸形儿的毛病。所以应像对狂犬那样，扑杀之，投诸坑内，这是全社会的责任。
我根据“焦点意识”说，对于看上去像是不可思议的天才之F，做出了三方面的说明。三方面之间，应以何者为恰当的解释，或三方面可以共存否，我也不能肯定。但是我的解释不超出这三个方面，所以关于天才的说明，就到此结束了。
模拟的意识、能才的意识天才的意识，是适用于一个时代三种人物类型的层次区分。但是这种区分，只是为了说明的方便，当征之实际的时候，当然就会发现人们是不会局限于我们所截然划分的范围内，而不越雷池之一步的。“模拟”和“能才”之间，可以举出两者兼有的例子；而“能才”与“天才”之间，也可以举出两者相混的例子。这样地不断分化、组合、衍生，一层一层将划分的领域缩小，而这三种意识，便最终失去了没明确的界限，一如墨晕染白纸，黑白界限不清，甲流而入乙，乙融入丙。而文学家作为社会阶层之一，他们也拥有意识的这一特性，而明显地介乎这三种意识之间。（诸君如欲知F的发育过程，可参考鲍德温的《心理发展中的社会和伦理诠释》（Social and Ethical Interpretations in Mental Development）；欲就实例窥知天才之风貌，可以翻阅龙勃罗梭的《天才》（The Men of Genius），和古斯塔夫·勒庞[13]的《社会主义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ocialism），其观点通俗而无深奥之处，但便于了解综合的人心之活动状态，故值得一阅。）
最后，对这三种意识，作一个总体的概括。
（一） “模拟的意识”，在数量上最占优势。因而从社会利害关系上说，是最安全的。而至于其独创的价值，则完全不存在，无声无息，与草木共生共灭。
（二） “能才的意识”，在数量上原不如模拟的意识多，然而他有其特色，因为能预想“模拟的意识”的目的地，可以作为一轮波动的先驱者，故而大多是社会的宠儿。自从利害上来说，固然是安全的。但从其特色上看，与其说在于独创，不如说在于机敏。机敏不过是一个反应快慢的问题，所以除了快慢之外，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若用通俗的词汇以品评这种人，“才子”二字大概较为适当。世人常常误认“才子”是“天才”，这是由于为他一时的成功所眩惑，而不了解其实质。
（三） “天才的意识”，在数量上远不及前两者，而且因其特色是突兀，所以招致的危险也多。在很多情况下，尚未达到成熟期的时候，就被俗物们给扼杀了（而且那些俗物，却又自称是天才的讴歌者。这些俗物一边称颂着历史上的天才，一边却问道：为什么天才不出现于今天？为什么不出现于现世？却把生活中的天才人物加以践踏而不自觉。此乃俗物之所以为俗物是也）。然而天才的意识，无论如何都是非常强烈的，所以除了和世俗冲突而夭折的外，都是非将自己的想法加以实现否则便不肯罢休。从这一点看来，天才是最为愚顽的人。若其想法得以实现，其独创价值为社会所承认，那么先前的愚顽便一变而成为伟大的人格，愚顽的脑袋便赫赫发光了。然而他自己，不问其伟大还是愚顽，都不过是为自己强烈的意识所支配而付诸实施而已。故你若想阻挠天才实现自己，那就不要忠告他，不要反对他，不要嘲骂他，不要徒费这些无用之功。你可以出其不意，捕而杀之。正如你如果厌恶日莲[14]，便可将日莲杀掉；若厌恶耶稣，便将耶稣钉在十字架，此乃最上策。你看那困于陈蔡之野的孔子，终于不弃其道；那被开除学籍的雪莱，终不能放弃其无神论。倘若让他们随着流俗的标准而进退，哪里还有什么天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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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能才（のうさい），日语词，意即有才能、有才能者。
[2]形质（けいしつ），日语词，“实质”的对义词。意即形式之性质，外形特征。
[3]保罗·曼特伽扎（Paolo Mantegazza, 1831—1910），意大利神经学家、心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同时也是一位虚构作家。
[4]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e Brandes, 1842—1927），丹麦文学评论家，代表作有《19世纪文学主流》。
[5]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René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法国作家、政治家、历史学家。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驱，代表作有《阿塔拉》、《墓畔回忆录》等。
[6]此处由上文的“模仿”转用“模拟”一词，下文的“模拟”与“模仿”意思大致相同。—— 译者注
[7]识阈，心理学概念，指意识作用发生和消失的界限。
[8]平家武士：中世纪武士集团，因骄横跋扈而被消灭。
[9]品川，地名，东京都三区之一。
[10]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 1865—1936），英国小说家、诗人，其作品多表现英帝国的扩张精神，代表作有《吉姆爷》、《丛林故事》等。
[11]与谢芜村（1715—1783），江户时代著名俳人、画家、作家。
[12]提香（Titian, 1488—1576），意大利画家，擅长肖像画、宗教和神话题材画，代表作有《圣母升天》、《乌尔宾诺的维纳斯》等。
[13]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群体心理学的创始人，代表作有《乌合之众》。
[14]日莲（1222—1282），日本镰仓时代僧人，日莲宗的开山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