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终于突破了亘长的寒冬，最初的那几个礼拜里，哈林家的孩子们和我感到从来没有比这更愉快更满意更无忧无虑的了。我们整天在外面淡薄的太阳下，帮助哈林太太和东妮掘地，种菜园子，在果树周围松土，缚葡萄藤，修剪树篱。每天早晨，在我起床以前，我总可以听到东妮在园里一排排的树间唱歌。苹果和樱桃树开花以后，我们在下面四处奔跑，寻找鸟儿正在筑起的新巢，互相丢泥块，同尼娜玩捉迷藏。然而使万物改观的夏季一天天临近了。男孩女孩们在成长的时候，生活是无法平静的，即使在最宁静的乡村小镇也是如此；他们是非成长不可的，不管他们愿意不愿意。但他们的长辈们总是忘记了这一点。
一定是在六月间，因为哈林太太和安东妮亚正在做樱桃酱，有一天早晨我在她家停下来告诉她们，有一个舞蹈班子的帐篷到镇上来了。我曾看到两辆运货马车从车站运来了帐篷和漆得五颜六色的帐篷柱子。
那天下午，三个兴致勃勃的意大利人在黑鹰镇上溜达，对每一样东西都要瞧一瞧，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皮肤黝黑，身体结实的女人，颈子上戴一根长长的金表链，手里拿一把黑花边的阳伞。他们似乎对孩子们和空地特别感兴趣。当我追上他们，停下来同他们说话时，我发现他们和蔼可亲，对人也信得过。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冬天在堪萨斯城工作，夏天就带着帐篷到农村小镇来教舞蹈。一个地方生意清淡时就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去。
舞蹈帐篷搭在丹麦人开的洗衣店附近一块空地上，四周有高大弓形的白杨树环绕着。那帐篷很像一个玩旋转木马的帐篷，四面敞开，帐篷的柱子上飘扬着色彩鲜艳的旗帜。一个礼拜还没过完，所有爱出风头的母亲全都把她们的孩子送到午后的舞蹈班去学习。到了三点钟，人们就能碰到穿白衣服的小女孩和穿着当时时兴的圆领衬衫的小男孩们在人行道上风忙火急地向帐篷走去。范尼太太在帐篷进口处迎接他们，总是穿着镶了很多黑花边的淡紫色衣服，胸前挂着她那条显赫的表链。她把头发拢到头顶上，用红珊瑚梳子拢成一个黑塔似的发髻。她一笑就露出两排坚固而歪七扭八的黄牙。她亲自教小娃娃，她那弹竖琴的丈夫则教年纪大一点的孩子。
母亲们时常在上课时带着她们的刺绣活儿来，坐在帐篷荫凉的一边。卖玉米花的小贩把装着玻璃的货车推到门口那棵白杨树下，在太阳下懒洋洋地等待着，确信跳舞散场后会有一笔好生意做。丹麦洗衣店老板詹森先生总是端着椅子从走廊上出来坐在草地上。有几个从火车站来的衣衫褴褛的小男孩在拐角上撑着把白伞出卖爆玉米花和冰镇柠檬水，他们对那些打扮得齐齐整整来跳舞的小家伙们做鬼脸。那块空地不久就成了小镇上最快活的地方。即便是在最炎热的下午，上面有沙沙响的白杨树遮荫，空气里充满了爆玉米花和融化了的奶油的香味，皂草在太阳中枯萎。这些大胆鲁莽的花儿从洗衣店花园里蔓延出来，把空地当中的草映成粉红色。
范尼家模范地遵守着规矩，每天晚上在市议会规定的时间关门。只要范尼太太一发出信号，竖琴上奏起《家，甜蜜的家》，全黑鹰镇就知道是十点钟了。你可以根据这个曲子来对表，其可靠程度不亚于机车修理房的汽笛声。
在那漫长的无聊的夏天的夜晚，人们终于有点事儿可做了，先前这个时候结了婚的人们像菩萨似的坐在前面走廊上，少男少女们在木板人行道上溜达，溜达——北到开阔的大草原边上，南到火车站，然后转过来到邮局、冷饮室、肉店。如今有了这么个地方，姑娘们可以穿上她们的新衣服，人们可以放声大笑，不会受到接着而来的沉寂的谴责。那种沉寂仿佛是从地里渗出来的，同蝙蝠和阴影一同悬挂在黑黝黝的枫树树叶下面。如今这沉寂为轻松愉快的声音打破了。首先是范尼先生的竖琴像银色涟漪越过充满尘土气的夜色嗡嗡地传来；然后小提琴参加进来了——其中的一把简直像长笛的声音。这些声音是那么调皮而诱人地召唤着，使我们的脚急匆匆朝发出声音的帐篷走去。我们先前为什么不曾有过这样一个帐篷呢？
现在跳舞流行起来了，正如去年夏季的溜旱冰。进步党的纸牌俱乐部同范尼家订了合同，包下礼拜二和礼拜五两个晚上专用他们的场地。其他时间，只要付钱和守秩序，谁都可以去跳舞：包括那些铁路上的职工，机车修理房的机修工，送货的勤杂，卖冰的人，住在不远、干完一天的农活还来得及骑马到镇上来的庄稼汉。
我从没错过一场礼拜六夜晚的舞会。那时帐篷一直开放到深夜。乡里的小伙子从八十英里远的农场跑来，所有农村来的姑娘都到场了——安东妮亚、莉娜、蒂妮和丹麦洗衣店的姑娘们以及她们的朋友。并不是只有我一个男孩感到在那里跳舞比其他娱乐更愉快。属于进步党纸牌俱乐部的年轻人总是在很晚的时候顺便走进来，冒着同情人吵架和受到普遍谴责的危险，来同“帮工姑娘们”跳一轮华尔兹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