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9年1月，新年伊始，我和母亲搭乘前往伦敦的飞机，去见科利斯夫人，听候她的诊断。在伦敦我们只待了一天，这就是全部的行程了。但在那里待的这区区几个小时，却改变了我的整个人生。
我们猜母亲一定会很兴奋，大概还有点紧张，毕竟这是她第一次乘飞机旅行。
“你最好带上你的祷告书，”我打趣道，“这样圣彼得[1]才能保佑你的飞机之旅。”
但我们对母亲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她对于即将要乘飞机这件事表现得十分淡定。
“相比在地上死去，还不如死在天上。”她总结道。第二天她出门买了顶新帽子。
“这是去伦敦要戴的，”她声称，一边在镜子前试着帽子，“在克莱里斯[2]买的，好看吗？”
父亲从右边看了看，又转到左边，然后又换了几个不同的角度，接着定住身子，怀疑地打量着，又停下来，挠了挠头，说：
“嗯……还不错，注意，是非常——呃——有艺术气息。但是，告诉我，你想戴它去干什么？”
那是一只小小的黑色缎面的东西，缀满了华丽的羽毛，还有一片黑纱。
“太抢眼了，”彼得插了句，“大家以后会叫你孔雀夫人。”
尽管如此，我们飞伦敦那天母亲还是戴上了她的新帽子，当科利斯医生表示很喜欢这顶帽子的时候，她得意地笑了。
我本以为自己在坐飞机方面已经是个老手了，但这次却发生了严重的晕机反应，甚至有那么几分钟，我以为自己要死了。这时空姐来到我身边，问我要不要来一片晕机药；她说包里还有一些。
当我抬起头，那可怕的头痛立马消失了。我根本不需要药片，因为当她在感受我的脉搏的时候，所有的不良反应都被我抛在了脑后。那是位迷人的空姐……
我们抵达诺霍特机场时是上午十一点，那是个晴朗而寒冷的周六上午。瓦尔南医生在机场接我们，他把我扛在肩膀上，然后送入了一辆已经等候在那里的出租车。我并不喜欢这样被别人扛着走，感觉很没有尊严，看上去很蠢的样子。我宁愿自己爬到出租车上。
车子开动，我们前往密德萨斯医院。当车在伦敦的马路上飞驰时，我望向车窗外，商店巨大的橱窗外人头攒动，红色的公交车、摩托车、自行车川流不息，噪声和人流交汇成一片。灰色的摩天大楼穿破蓝灰色的天空。在这里，从这座大都市的心脏发出的声音贯穿着每一个角落，无时无刻不在鸣响着。
没过多久，我看到远处一片鲜活的绿色，当我们靠近了，我发现是一座公园，四周栽满了漂亮的树木。
“这里是摄政公园[3]。”当我们经过公园时，瓦尔南医生解释道。
它使我想起都柏林的老凤凰公园，想起我儿时那些快乐的时光，我和哥哥们奔跑在唐纳利谷的绿草地上。许多年前，我还只是个快乐的小孩，生活在属于自己的明亮的世界里——而现在，我已经十八岁，穿行在伦敦宽阔的街道上，奔赴一次意义重大的会面。我沉默着，出神地望着出租车窗外。因为我知道，用不了多久，我未来的道路就会在眼前明晰起来。我迫切地想得知答案，却又心怀恐惧，因为它将决定我未来的人生，也许会将我带到顶峰，又或许会把我抛入谷底。
最终，车子停在了一幢宏伟的石质建筑前，楼前砌着高高的台阶。这里就是密德萨斯医院了，我的目的地。我们上了电梯，来到一间小的问询室，在这里等候科利斯夫人。瓦尔南医生微笑着扶我坐到椅子上。
“害怕吗？”他问我，手指抚过壁炉台上的一座黄铜小雕像。
我摇摇头，但只不过是在给自己壮胆。
“你害怕，你心里是知道的，”他接着说，定睛看着我，“你怕极了，但即使对自己也固执地不肯承认。这很好。”
母亲的表现堪称完美，她平静地坐着，翻阅着桌上的杂志，大口嚼着自己带来的火腿三明治。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都柏林，但却仿佛在自己家的厨房为孩子们的晚茶切面包一样淡定、愉悦。
但即使母亲没有表现出来，我也很清楚，她内心的感受和想法与我并没有什么区别。她和我一样明白这次会面于我而言的意义，我之后的全部人生将取决于这次诊断的结果。而且，甚至不需要发出一句求助的言语，她就会给予我她的勇气和力量，来面对这一切。
我身后的门突然开了。我扭头，看到一男一女走进了房间。我的目光立刻就被这位瘦小的女士吸引住了，她头发灰白，面庞英俊，步伐轻快。我确定这就是科利斯夫人，并且随着她的出现，我的疑虑和害怕很快消失了，她和蔼的笑容，毫不扭捏、自然放松的举止让我感到安心，无论她的诊断结果是什么。
“对不起我迟到了。”她对我们说。她坐在桌子一角，点燃了一根烟。有一会儿，她完全没有在注意我，只是随意地聊着天气、烟的价格，还有丘吉尔。然后她用手指弹了弹烟灰，从桌上下来，走到我这边。
“我只是想让你放松下来，克里斯蒂。”她笑着说。“你多大了？”她问我。当母亲正要告诉她时，她抬起手，礼貌地说：“让克里斯蒂自己告诉我——轻松一点。”
我努力咕哝着说我十八岁了。
“十八？”科利斯夫人说，“十八年的残疾对任何人来说都够长了，你觉不觉得是时候做点什么改变了？”我点头表示同意。“我和你想法一样！”她说，“那么，让我们看看能做点什么吧。”
然后她把和她一起进来的男人叫了过来。他很年轻，个子小小的，沙褐色的头发，还有一张瘦削愉快的脸庞。
“这位是加拉赫尔先生，”他走过来时，科利斯夫人说，“我们的同事。”
后来我和加拉赫尔先生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他在治疗过程中帮了我很多，对我来说，他的名字将永远是友善和理解的代名词。
我的衣服被脱掉了，然后我躺在诊疗床上，科利斯夫人为我做检查，瓦尔南医生和加拉赫尔先生在一旁协助她。大部分时候，我听不太懂他们在说什么。时不时地听到“大脑”“基底核[4]”“不协调”等字眼，以及其他一些充满神秘感的词汇，它们对我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在检查的同时，科利斯夫人请母亲为她介绍了关于我病情的一些重要细节。
检查结束之后，加拉赫尔先生帮我穿上了衣服。然后他们四位——科利斯夫人、瓦尔南医生、加拉赫尔先生和我的母亲走到房间另一头的角落里，私下交流了一会儿。我一个人在床上坐着，心脏怦怦直跳，绝望地等候着结果。整个人都湿透了。仿佛在等待命运的裁决。
终于，科利斯夫人缓缓地从对面走来，坐在了我身边的床上。
“克里斯蒂，”她说，“你没有白来一趟伦敦。你的病是没有任何理由治不好的。”
我那颗充满喜悦的心猛地跳了一下。我要被治愈了！其他还有什么重要的呢？一切曾经的痛苦和悲伤现在都变成了快乐，它满溢在我的脸庞，我的心也因这种快乐而疯狂地跳动着。我仿佛要抵达快乐的巅峰了！
“没错，”科利斯夫人接着说，“你完全可以被治愈，只要你做好准备在接下来几年中进行一系列艰难的训练。但——”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平静地看着我，然后继续：“首先，你要做出一项重大的牺牲。没有任何收获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你要付出的就是——你必须下决心以后不再使用你的左脚。”
我的左脚！可是它意味着我的一切——我只能用左脚来表达，来创作！它是我和外界交流的唯一方式，是我了解别人的思想、发出自己声音的唯一方式。我身体的其他部位都毫无用处和价值，只有这部分肢体，我的左脚，是我浑身上下唯一能够工作的部分。没有了它我只会陷入迷茫、喑哑和无助。
“是的，我知道这很难。”她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这是极大的牺牲。但也是唯一的出路——除此之外没有捷径。如果你继续使用你的左脚，也许有一天，你会凭借它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或作家——但你永远不会康复了。永远也不能走路、说话，或使用你的双手，没有这些能力，你在任何地方都没法过上正常的生活。所以，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问题——你能保证你将永远不再用你的左脚吗？”
我明白她说的有道理。显然没有其他折中的办法。从这一刻起，这将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战斗，如果我想赢，就必须押上我的一切——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残酷的代价，来赢得更高的回报。这看起来很可怕，但最终我会取得胜利。
“我会的。”我对科利斯夫人说——这是我有生以来说出的最清晰的一句话。
她握住了我的手，眼神闪烁着光芒。“好孩子。这并不容易，你必须全神贯注于接下来我们交给你的任务。并且这个过程会很漫长，极其漫长，特别是你的年龄已经这么大了。我们已经开始了第一步——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接受治疗必须不再使用我的左脚，但后来科利斯夫人向我做了解释。她说，尽管使用脚对我的大脑是有好处的，它为我被压抑的精神提供了一个出口，但对我的身体却是不利的，这会给我身体的其他部位带来极大的压力，因此，即使左脚能够帮我释放部分精神上的紧张，却也会让我本就残疾的肌体变得更糟糕。当我可以用左脚来表达自己的时候，就不会再去尝试使用双手了。因此，如果我再也不能用脚来表达，我就会努力去利用身体的其他部位。
这听起来很合乎逻辑。没有比这更合理和令人信服的解释了。但语言和行动之间却还有着遥远的距离，只是这样想和真的去执行是远远不同的！对我来说，这并不仅仅意味着系紧我的鞋带、绑住我那可怜的左脚。远非如此。我感觉像是要把自己锁起来，丢掉钥匙。
但不这样做我又能怎么办呢？如果我因为太过胆怯而不敢尝试，那过去的所有痛苦和黑暗消极的时刻又会向我席卷而来，仿若冬日灰霾阴暗的天空。而如果我去尝试，“捆住”了我的左脚，我就能开启新的人生，拥有全新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这值得我做出任何牺牲。
当天晚上我们就飞回了都柏林，科利斯先生到机场接我们，开车送我们回家。看样子科利斯夫人已经和他通过了电话，得知了科利斯夫人的消息，科利斯先生格外高兴。他说最近他顺利地在都柏林的梅里恩大街成立了专门治疗脑性瘫痪的诊所，马耳他骑士团[5]和圣约翰救护队[6]同意从早上九点到中午十二点接送残疾孩子往返诊所。从下周一开始，我就开始去诊所治疗，救护队会来接我。
“没有什么是你战胜不了的，克里斯蒂，”母亲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对我说，“记着，我会一直在你身边。”
而我知道，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战胜自己。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
* * *
[1]圣彼得，早期基督教领袖人物之一，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2]克莱里斯，Clerys，爱尔兰都柏林市一家历史悠久的百货商店，成立于1853年。
[3]摄政公园，Regent's Park，伦敦仅次于海德公园的第二大公园，也是伦敦的皇家公园之一。
[4]基底核，医学名词，指大脑深部一系列神经核团组成的功能整体。
[5]马耳他骑士团，最为古老的天主教修道骑士会之一，该组织成立的最初目的为保护本笃会在耶路撒冷的医护设施。目前属于宗教及慈善性质且是受国际法承认之主权实体。
[6]圣约翰救护队，一个起源于英国的法定国际性慈善救援组织，前身是马耳他骑士团，后从骑士团中独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