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在开仗的前夜，带着一匹小猫仔来到我家的门口，因为是夜静的时候，那鞋底拍着楼廊的声音非常响亮。
“谁呀！”
这声音并没有回答，我就看到是日本朋友池田，她的眼睛好像被水洗过的玻璃似的那么闪耀。
“她怎么这时候来的呢？她从北四川路来的……”这话在我的思想里边回绕了一周。
“请进来呀！”
一时看不到她的全身，因为她只把门开了一个小缝。
“日本和中国要打仗。”
“什么时候？”
“今天夜里四点钟。”
“真的吗？”
“一定的。”
我看一看表，现在是十一点钟。
“一——二——三——四——五——”我说还有五个钟头。
那夜我们又讲了些别的就睡了。军睡在外室的小床上，我和池田就睡在内室的大床上。这一夜没有睡好，好像很热，小猫仔又那么叫，从床上跳到地上，从地上又跳到椅子上，而后再去撕着窗帘。快到四点钟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两下枪声。
“池田，是枪声吧！”
“大概是！”
“你想鹿地怎么样，若真的今夜开仗，明天他能跑出来不能？”
“大概能，那就不知道啦！”
夜里开枪并不是事实，第二天我们吃完午饭，三个人坐在地板的凉席子上乘凉。这时候鹿地来了，穿一条黄色的短裤，白衬衫，黑色的卷卷头发，日本式的走法。走到席子旁边，很习惯的就脱掉鞋子坐在席子上。看起来他很快活，日本话也说，中国字也有。他赶快的吸纸烟，池田给他作翻译。他一着急就又加几个中国字在里面，转过脸来向我们说：
“是的，拍！拍，拍！开枪啦……”
“在什么地方开的？”我问他。
“在陆战队……边上。”
“你看见了吗？”
“看见的……”
他说话十分喜欢用手势：
“我，我，我看见啦。北四川路没有人，北四川路死啦……完全死啦！”而后他用手巾揩着汗。但是他非常快活，笑着，全身在轻松里边打着转。我看他像洗过羽毛的雀子似的振奋，因为他的眼光和嘴唇都像讲着与他不相干的同时非常感到兴味的人的一样。
夜晚快要到来了，第一发的炮声过去了。而我们四个人——池田，鹿地，萧军和我——正在吃晚饭，池田的大眼睛对着我，萧军的耳朵向旁边歪着，我则感到心脏似乎在移动。但是我们合起声音来：
“哼！”彼此点了点头。
鹿地有点像西洋人的嘴唇，扣得很紧。
第二发炮弹发过去了。
池田仍旧用日本女人的跪法跪在席子上，我们大概是用一种假象把自己平定下来，所以仍旧吃着饭。鹿地的脸色自然变得很不好看了。若是我，我一定想到这炮声就使我脱离了祖国。但是他的感情一会就恢复了。他说：
“日本这回坏啦，一定坏啦……”这话的意思是日本要打败的，日本的老百姓要倒楣的，他把这战争并不看得怎样可怕，他说日本军阀早一天破坏早一天好。
第二天他们搬到S．家去住的。我们这里不大方便，邻居都知道他们是日本人，还有一个白俄在法国捕房当巡捕。街上打间谍，日本警察到他们从前住过的地方找过他们。在两国夹攻之下，他们开始被陷进去。
第二天我们到S．家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住在三层楼上，尤其是鹿地很开心，俨俨乎和主人一样。两张大写字台，靠着窗子，写字台这边坐着一个，那边坐着一个，嘴上都叼着香烟，白金龙香烟四五罐，堆成个小塔型在桌子头上。他请我吃烟的时候，我看到他已经开始工作了。很讲究的黑封面的大本子摊开在他的面前，他说他写日记了。当然他写的是日文，我看了一下也看不懂。一抬头看到池田在那边也张开了一个大本子。我想这真不得了，这种克制自己的力量，中国人很少能够做到。无论怎样说，这战争对于他们比对于我们，总是更痛苦的。又过了两天，大概他们已经写了一些日记了。他们开始劝我们，为什么不参加团体工作呢？鹿地说：
“你们不认识救亡团体吗？我给介绍！”这样好的中国话是池田给修改的。
“应该工作了，要快工作，快工作，日本军阀快完啦……”
他们说现在写文章，以后翻成别国文字，有机会他们要到各国去宣传。
我看他们好像变成了中国人一样。
三二日之后去看他们，他们没有了。S．说他们昨天下午一起出去就没有回来，临走时说吃饭不要等他们，至于那里去了呢？S．说她也不知道。又过了几天，又问了好几次，仍旧不知道他们在那里。
或者被日本警察捉去啦，送回国去啦！或者住在更安全的地方，大概不能有危险吧！
一个月以后的事：我拿刀子在桌子上切葱花，准备午饭，这时候，有人打门，走进来的人是认识的，可是他一向没有来过，这次的来不知有什么事。但很快就得到结果了：鹿地昨夜又来到S．家，听到他们并没有出危险，很高兴。但他接着再说下去就是痛苦的了。他们躲在别人家里躲了一个月，那家非赶他们离开不可，因为住居日本人，怕当汉奸看待。S．家也很不便，当时S．做救亡工作，怕是日本探子注意到。
“那么住到那里去呢？”我问。
“就是这个问题呀！他们要求你去送一封信，我来就是找你去送信，你立刻到S．家去。”
我送信的地方是个德国医生，池田一个月前在那里治过病，当上海战事开始的时候，医生太太向池田说过：假若在别的地方住不方便，可以搬到她家去暂住。有一次我陪池田去看医生，池田问他：
“你喜欢希特拉吗？”
医生说：“唔……不喜欢。”并且说他不能够回德国。
根据这点，池田以为医生是很好的人，同时又受希特拉的压迫。
我送完了信，又回到S．家去，我上楼说：
“可以啦，大概是可以。”
回信，我并没拆开读，因为我的英文不好。他们两个从地板上坐起来。打开这信：
“随时可来，我等候着……”池田说信上写着这样的话。
“我说对么！那医生当我临走的时候还说，把手伸给他，我知道他就了解了。”
这回鹿地并不怎样神气了，说话不敢大声，不敢站起来走动。晚饭就坐在地板的席子上吃的，台灯放在地上，灯头被蒙了一块黑纱布，就在这微黑的带着神秘的三层楼上，我也和他们一起吃的饭。我端起碗来，再三的不能把饭咽下去，我看一看池田发亮的眼睛，好像她对她自己未知的命运还不如我对他们那样关心。
“吃鱼呀！”我记不得是他们谁把一段鱼尾摆在我的碗上来。
当着一个人，在他去试验他出险的道路前一刻，或者就正在出险之中，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安宁呢！我实在对这晚餐不能够多吃。我为着我自己，我几次说着多余的闲话：
“我们好像山寨们在树林里吃饭一样……”按着我还是说：“不是吗？看像不像？”
回答这话的没有人，我抬头看一看四壁，这是一间藏书房，四壁黑沉沉的站着书箱或书柜。
八点钟刚过，我就想去叫汽车，他们说，等一等，稍微晚一点更好。
鹿地开始穿西装，白裤子，黑上衣，这是一个西洋朋友给他的旧衣裳（他自己的衣裳从北四路逃出来时丢掉了）。多么可笑啊！又像贾伯林又像日本人。
“这个不要紧！”指着他已经蔓延起来的胡子对我说：“像日本人不像？”
“不像。”但明明是像。
等汽车来了时，我告诉他：
“你绝对不能说话，中国话也不要说，不开口最好，若忘记了说出日本字来那是危险的。”
报纸上登载过法租界和英租界交界的地方，常常有小汽车被验查。假若没有人陪着他们，他们两个差不多就和哑子一样了。鹿地干脆就不能开口。至于池田一听就知道说的是日本的中国话。
那天晚上下着一点小雨，记得大概我是坐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两只小箱笼颠动在我们膝盖的前边。爱多亚路被指路灯所照，好像一条虹彩似的展开在我们的面前，柏油路被车轮所擦过的纹痕，在路警指管着的红绿灯下，变成一条红的，而后又变成一条绿的，我们都把眼睛看着这动乱交错的前方。同时司机人前面那块玻璃上有一根小棍来回的扫着那块扇形的地盘。
车子到了同孚路口了，我告诉车子左转，而后靠到马路的右边。
这座大楼，本来是有电梯的，因为司机人不在，等不及了，就从扶梯跑上去。我们三个人都提着东西，而又都跑得快，好像这一路没有出险，多半是因为这最末的一跑才做到的。
医生的小客厅里接待着鹿地夫妇：
“弄错了啦！嗯！”
我所听到的，这是什么话呢？我看看鹿地，我看看池田，再看看胖医生。
“医生弄错啦，他以为是要来看病的人，所以随时可来。”
“那么房子呢？”
“房子他没有。”池田摆一摆手。
我想这回可成问题了，我知道S．家绝对不能再回去。找房子立刻是可能的吗？而后我说到我家里去可以吗？
池田说：“你们家那‘白俄’呀！”
医生还不错，穿了雨衣去替他们找房子去了。在这中间，非常使人恐怖。他说房子就在旁边，可是他去了好多时候没有回来。
“箱子里边有写的文章啊！老医生不是去通知捕房？”池田的眼睛好像枭鸟的眼睛那么大。
过了半点钟的样子，医生回来了，医生又把我们送到那新房子。
走进去一看，就像个旅馆，茶房非常多，说中国话的，说法国话的，说俄国话的，说英国话的。
刚一开战，鹿地就说过要到国际上去宣传，我看那时候他可差不多去到国际上了。
这地方危险是危险的，怎么办呢？只得住下了。
中国茶房问：
“先生住几天呢？”
我说住一天两天。但是鹿地说：“不！不！”只说了半段就回去了，大概是日本话又来到嘴边上。
池田有时说中国话，有时说英国话，茶房来一个，去了，又来了一个。
鹿地静静地站在一边。
大床，大桌子，大沙发，棚顶垂着沉重的带着锁链的大灯头。并且还有一个外室，好像阳台一样。
茶房都去了，鹿地仍旧站着，地心有一块花地毯，他就站在地毯的边上。
我告诉他不要说日本话，因为隔壁的房子说不定住的是中国人。
“好好地休息吧！把被子摊在床上，衣箱就不要动了，三两天就要搬的。我把这情形通知别的朋友……”往下我还有话要说，中国茶房进来了，手里端着一个大白铜盘子，上面站着两个汽水瓶。我想这个五块钱一天的旅馆还给汽水喝！问那茶房，那茶房说是白开水，这开水怎样卫生，怎样经过过滤，怎样多喝了不会生病。正在这时候，他来讲卫生了。
向中国政府办理证明书的人说，再有三五天大概就替他们领到，可是到第七天还没有消息。他们在那房子里边，简直和小鼠似的，地板或什么东西有时格格地作响，至于讲话的声音，外边绝对听不到。
每次我去的时候，鹿地好像还是照旧的样子，不然就是变了点，也究竟没变了多少，喜欢讲笑话。不知怎么想起来的，他又说他怕女人：
“女人！我害怕。别的我不怕……女人我最怕。”
“帝国主义你不怕？”我说。
“我不怕，我打死他。”
“日本警察捉你也不怕？”我和池田是站在一面的。
池田听了也笑，我也笑，池田在这几天的不安中也破例了。
“那么你就不用这里逃到那里，让日本警察捉去好啦！其实不对的，你还是最怕日本警察。我看女人并不绝顶的厉害，还是日本警察绝顶的厉害。”
我们都笑了，但是都没有高声。
最显现在我面前的是他们两个有点憔悴的颜面。
有一天下午，我陪着他们谈了两个多钟头，对于这一点点时间，他们是怎样的感激呀！我临走时说：
“明天有工夫，我早点来看你们，或者是上午。”
尤其是池田立刻说谢谢，并且立刻和我握握手。
第二天我又来迟了，池田不在房里。鹿地一看到我，就从桌上摸到一块白纸条。他摇一摇手，而后他在纸条上写着：
今天下午有巡捕在门外偷听了，一下午英国巡捕（即印度巡捕），中国巡捕，从一点钟起停到五点钟才走。
但最感动我的是他在纸条上出现着这样的字：——今天我决心被捕。
“这被捕不被捕，怎能是你决心不决心的呢？”这话我不能对他说，因为我知道他用的是日本文法。
我又问他打算怎样呢？他说没有办法，池田去到S．家里。
那个时候经济也没有了，证明书还没有消息，租界上日本有追捕日本或韩国人的自由。想要脱离租界，而又一步不能脱离。到中国地去，要被中国人误认作间谍。
他们的生命，就像系在一根线上那么脆弱。
那天晚上，我把他们的日记、文章和诗，包集起来带着离开他们。我说：
“假使日本人把你们捉回去，说你们帮助中国，总是没有证据的呀！”
我想我还是赶快走的好，把这些致命的东西快些带开。
临走时我和他握握手，我说不怕。至于怕不怕，下一秒钟谁都没有把握。但我是说了，就像说给站在狼洞里边的孩子一样。
以后再去看他们，他们就搬了，我们也就离开上海。
一九三八，二，廿日，临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