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手里拿着钥匙，停步在办公室门口，然后又悄无声息地走到另一扇门前——从来不锁的那扇。我站在门口侧耳倾听。她或许已经在里面等候，一双明眸善睐在斜框眼镜后面熠熠闪光，樱桃小口上嘴唇湿润，正等待着被人亲吻。我即将告诉她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噩耗，而这之后不久，她就会离开，我便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她。
但我什么声音都没听到。我返身回去打开了另一扇门，捡起地上的信件，进门后扔到书桌上——就没什么内容能让我感觉自己气焰嚣张了些。我丢下信，穿过房间打开了另一扇门的弹簧锁。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把门打开，向外张望。静谧而空旷。一张折起的纸躺在我的脚边，是从门缝塞进来的。我捡起来打开看。
“请打电话到我的公寓，非常紧急，我必须得见你。”署名是D。
我拨通贝尔西别墅的号码，请接冈萨雷斯小姐。请问是谁？稍等片刻，马洛先生。嗡，嗡，嗡……
“喂？”
“今天下午的嗓门有点粗啊？”
“啊，是你，阿米哥。我在你那间有趣的小办公室等了好久，你能来我这儿，和我聊聊吗？”
“不行，我在等一个电话。”
“好吧，那我能过去吗？”
“有什么事？”
“电话上不能说的事，阿米哥。”
“来吧。”
我坐在那儿等待着电话铃响起，但它没响。我向窗外看去，林荫大道上人声鼎沸，隔壁咖啡店的厨房排风管送来蓝碟招牌菜的香味。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趴坐在书桌旁，手托着下巴，瞪着对面漆成芥末黄色的墙壁，仿佛看见上面出现了一个将死男人的模糊身影，他的手里攥着一把短小的冰锥，锥尖刺得我两肩之间的部位隐隐作痛。好莱坞让无名之辈大放异彩的功夫可真是了得，它能让一个生来注定要为卡车司机熨衬衫的土气乡下姑娘摇身变为光芒万丈的皇后；能让一个注定将来只能揣着午餐盒上班、过度早熟的毛头小子变成眼睛明亮、笑容灿烂、散发着迷人男性魅力的大英雄；能让得州汽车中那些只看得懂连环画中个别字、踩着轮滑送餐的女侍者，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高级娼妓——结婚六次，嫁给六位百万富翁，最后堕落到以勾引一个臭汗淋漓的搬家工人为人生乐趣。而它还能遥控一个像奥林·奎斯特这样来自乡野小镇的混混儿，使他在短短几个月内犯下多起冰锥谋杀案，将他原本单纯的劣根性激发为连环杀手的典型施虐特质。
她花了十多分钟才到。我听到房门打开又关上，便走到接待室，看到她就在那里——一朵典型的美国栀子花。她正拿眼睛盯着我。她的眼睛深邃而幽暗，毫无笑意。
她一袭黑衣，就像那天晚上一样，但这回是量身定做的衣服。她宽大的黑色草帽放荡地斜戴着，白色丝质衬衫的领子折在外套衣领外，深褐色的脖颈柔软灵活，嘴唇有如崭新的消防栓般鲜红。
“我等了好久。”她说，“连午餐都没吃。”
“我吃了，”我说，“氰化物，非常可口。我一直脸色发青，刚刚才好。”
“我今天早上没有心情逗你玩，阿米哥。”
“你不必逗我玩，”我说，“我会自己逗着玩。我刚演了一出好戏，在过道里翻来滚去。我们进去说吧。”
我们走进我常闭门静思的起居室，坐下来。
“你只穿黑衣吗？”我问。
“是啊，这样我脱衣服时才更刺激啊。”
“你非得像个妓女一样说话吗？”
“你可不了解妓女，阿米哥。她们一直都是最可敬的人，当然，最廉价的那种除外。”
“是啊，”我说，“多谢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要紧事和我说？和你上床可不是什么要紧事，随便哪天都可以。”
“你的心情很糟糕。”
“对，我心情很糟糕。”
她从包里掏出一根棕色的长香烟，小心翼翼地用金色镊子夹好，等着我帮她点烟。我没动手，她只得用一个金色打火机自己点上。
她用黑色长手套握着这玩意，看着我，深邃看不见底的眼睛里毫无笑意。
“你想和我上床吗？”
“大部人都想，不过我们这会儿还是别谈性了，谈正事为好。”
“上床和正事对我而言没什么区别。”她平静地说，“而且你也羞辱不了我，上床是我用来钓傻瓜的手段，有的傻瓜不仅能派上用场，而且很慷慨。但偶尔会有危险人物。”她若有所思地顿了顿。
我说：“如果你是等着我透露某些人的真实身份的话——好吧，我确实知道他是谁。”
“你能证明吗？”
“可能不行，警察都不能。”
“警察，”她鄙夷地说，“他们知道的事不一定都会说，他们能证明的事也不一定都去证明。我猜你知道他今年二月坐了十天牢。”
“知道。”
“你有没有想过，没人保他出来这事很怪？”
“我不知道他们逮捕他的罪名是什么，如果有证人的话——”
“你以为他没法把罪名改成能保释的吗？如果他真想这么做的话。”
“我没想那么多，”我撒谎道，“我又不认识这人。”
“你没和他说过话？”她若无其事地问，不过有点太过若无其事了。
我没作答。
她笑了一下，“昨晚，阿米哥，在梅维斯·韦尔德的公寓外头，我就坐在街对面的一辆车里。”
“我也许偶然撞见过他，就是那家伙吗？”
“你可一点也骗不了我。”
“好吧，那天梅维斯·韦尔德小姐没给我好脸色看，我恼火地走了，然后出门就撞上这个意大利佬，他手上拿着她的公寓钥匙。我一把抢过钥匙，扔进草丛里。然后我又向他道歉，帮他捡回来。他看上去也是个不错的人。”
“很——不错，”她拖长声音说，“他以前也是我男朋友。”
我嘟哝一声。
“这看上去可能挺奇怪的，不过我他妈的对你的恋爱生活真没什么兴趣，冈萨雷斯小姐。在我看来你的恋情占领了挺大一片阵地——从斯坦一路到斯蒂尔格雷夫。”
“斯坦？”她轻声问，“斯坦是谁？”
“今年二月在你的公寓附近遇害的克利夫兰前任黑帮头子，他在那儿也有间公寓。我还以为你可能也见过他呢。”
她发出一阵银铃般的笑声，“阿米哥，我也有不认识的男人，就算在贝尔西公寓也一样。”
“报道称他是在两个街区外的地方被杀的。”我说，“如果发生在正前方就更妙了。当时你看着窗外的话，正好可以目睹一切，还能看到凶手逃走。然后他刚好在一盏路灯下转头，脸被照得清清楚楚，该死，他不就是那个老家伙斯蒂尔格雷夫吗？你看到了他的橡胶鼻，还有顶着几只鸽子的大高帽。”
她没笑。
“你说那样的话就更妙了？”她柔声说。
“那样我们就能捞到更多钱。”
“不过斯蒂尔格雷夫当时在牢里，”她微笑着说，“而且即使不在牢里——即使，打个比方说，我恰好和当时的监狱医生查默有些交情，并且他私下跟我说，他放了斯蒂尔格雷夫外出去看牙医——当然有警卫陪同，不过这个警卫刚好是个明白人——斯坦也恰好在那天被杀了。即使这些都是真的，用这些消息去勒索斯蒂尔格雷夫，不也是非常拙劣的方式吗？”
“我讨厌说大话，”我说，“不过我一点都不怕斯蒂尔格雷夫——就算一打那样的人也没什么可怕的。”
“可是我怕，阿米哥。在这个国家里，目击黑帮内讧的人会处境非常危险。不行，我们不能勒索斯蒂尔格雷夫，我们也不能提起有关斯坦的任何事——不管我认不认识这个人。梅维斯·韦尔德是知名黑帮匪徒的红颜知己，还被人看到在公共场合一同出现，光这事就够受的了。”
“我们得先证明他是个知名黑帮匪徒才行。”我说。
“很难吗？”
“怎么做？”
她失望地撇了撇嘴，“我敢肯定过去几天里你一直在忙这事。”
“为何这么说？”
“我自有道理。”
“管你怎么想，与我无关。”
她把棕色的烟蒂丢进我的烟灰缸。我俯身过去，用铅笔头碾灭了上面的火星。她用裹在手套里的一根手指轻轻摸了下我的手，她的笑容可绝不是要迷醉我的那种。她向后靠，翘起了腿，眼中开始有点点亮光闪烁起舞。距上一次调情可是时候不短了——对她而言。
“‘爱’这个字真是无趣，”她沉吟道，“让我吃惊的是，英语创造了那么多美好的爱情诗，却偏偏选用了这个苍白的字眼来表达爱情。这个字没有生命灵性，没有引人共鸣的力度，让我联想到夏天里穿着绉纱裙的小女孩，带着甜蜜的笑容和羞涩的声音，搞不好还穿了不合身的内衣。”
我没说话。于是她轻松地换了个话题，又谈起公事来。
“梅维斯今后每部片子可以拿到七万五，最终可以涨到十五万。她已经开始平步青云了，而且势不可挡——除非有丑闻的干扰。”
“那就应该有人告诉她斯蒂尔格雷夫是谁，”我说，“不如就你吧？噢，顺便一提，如果我们真掌握了这些证据，对梅维斯敲了竹杠，斯蒂尔格雷夫难道会一直坐视不理？”
“他就一定会知道吗？依我看她不会告诉他的。事实上，依我看他们就快一刀两断了，不过这不关我们的事——假如我们掌握了证据，她也知道我们有证据的话。”
她戴黑色长手套的手移向她的黑色皮包，停下，在桌沿上轻敲着，然后又移回到膝盖上。她没看皮包，我也没看。
我站起身来。“我有可能刚好要为韦尔德小姐尽些责任，你没想过这事吗？”
她只是微笑。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说，“难道你他妈的不觉得自己该滚出我的办公室了吗？”
她把手放在椅子扶手上，一边准备起身，一边仍继续微笑着。我趁她还没来得及转身，猛地扯掉她的皮包。她的眼睛冒出怒火，啐了一声。
我打开皮包摸了摸，发现一个看起来十分眼熟的白色信封。我从里面抖出那张拍摄于舞者餐厅的照片——由两部分粘在一起，贴在另一张纸上。
我把皮包合上，从桌上甩给她。
她已经站了起来，咬着嘴唇没说话。
“有意思，”我说，用手指嗒嗒弹了弹照片上的光表层，“假如这不是伪造的话，上面的是斯蒂尔格雷夫吗？”
她银铃般的笑声又如珠玉迸出，“你可真好笑，阿米哥，真的，我都不知道如今还有你这样的人呢。”
“战前的存货，”我说，“我们这种人可是一天比一天稀少了。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从梅维斯·韦尔德的化妆间、梅维斯·韦尔德的钱包里拿出来的，在她拍戏的时候。”
“她知道？”
“她不知道。”
“我很好奇她是从哪儿弄来的。”
“从你那儿。”
“胡说八道。”我的眉毛挑起几英寸高，“我能从哪儿弄来呢？”
她戴着长手套的手越过书桌伸过来。她的声音很冷，“请还给我。”
“我会还给梅维斯·韦尔德的。另外，我本来不愿告诉你，冈萨雷斯小姐，但我向来做不了敲诈勒索的事，我缺乏你那样迷人的气质。”
“还给我，”她厉声说，“如果你不——”
她停住了。我等着她把话说完。她柔和的面容上浮现出一抹轻蔑的神色。
“也罢，”她说，“是我看错了人，我本以为你很聪明，现在看来不过是又一个傻瓜侦探。这间破烂的小办公室，”她用戴着黑手套的手指了指，“还有你在这儿过的烂生活——他们真该早点告诉你，你是这样的大白痴。”
“的确。”我说。
她慢慢转身向门口走去。我绕过桌子跟上，她等着我为她开门。
她慢慢地走出去，那做派应该不是在读商学院时学的。
她头也不回地沿着走廊走下去，走路的姿态很美丽。
门撞到充气制动闭门器，然后咔嗒一声轻轻合上，仿佛这花了很长时间。我站在那儿静静看着，就像这辈子从没见过一样。之后我转身走回书桌旁，这时电话铃响了。
我拿起话筒“喂”了一声，是克里斯蒂·弗伦奇。“是马洛吗？我们想请你来警察局一趟。”
“现在？”
“越快越好。”他说完挂上了电话。
我从便条簿底下抽出那张粘好的照片，同其他几样东西一起放进了保险箱。我戴好帽子，关上窗户。没什么好等的了。我看着手表上秒针的绿色针尖，距离五点还有一段时间。秒针一圈接着一圈地不停奔跑，像是个挨家挨户敲门的推销员。表针指向了四点十分，本以为她现在应该会打来电话。我脱下外套，解下肩带枪套，将它和鲁格枪一同锁进书桌抽屉里。警察可不欢迎你带着枪踏进他们的地盘——就算你有带枪的权利。他们希望你毕恭毕敬地走进去，帽子拿在手里，说话小声、富有礼貌，两眼空洞无神。
我又看看表，竖起耳朵听着。今天下午楼里好像很安静，再过须臾就将是一片沉寂，然后带着深灰色拖把的那位女士就会拖着脚步经过走廊，挨个检查转动每扇门的把手。
我又穿上外套，锁上屋内的门，关掉电铃走到走廊上。这时电话铃响了，我冲回屋里的时候差点扯断门上的铰链。没错，是她的声音，但那语调我从未听过——一种冷静平稳的声音，不是平淡、空洞、死气沉沉甚或是小姑娘腔调，只是个我过去不认识但现在认识的女孩的声音。她刚说了不到三个字，我就明白她要说什么了。
“你让我打电话给你，所以我打来了。”她说，“不过你什么都不必和我说，我去过那里了。”
我用两只手握紧了话筒。
“你去过那里了，”我说，“嗯，我知道了，然后呢？”
“我借了一辆车，”她说，“我把车停在街对面，那儿车子太多，你绝对注意不到我。那里还有家殡仪馆。我没有跟踪你，我本想在你出来后跟上去，但我不熟悉那边的街道，就跟丢了。所以我又开了回去。”
“你为什么要回去？”
“我也不清楚。我觉得你走出那房子的时候看上去有点奇怪。或许是因为我的第六感很强烈，因为他是我哥哥。总之我又回去按了门铃，但没人回应。我觉得这也很奇怪，也许是我有些神经过敏或是什么，突然间我就觉得自己非得进去不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但我必须得去。”
“我也碰到过这种事。”我说。声音明明是我的，却好像被人用砂纸磨过。
“我报警说我听到了枪声。”她说，“他们到了之后，一个人跳窗而入，然后开门让另一个进去，过了一会儿也让我进去。然后他们就不肯放我走，我得把所有事统统告诉他们，他是谁，以及听到枪响是我撒的谎，我只是因为担心奥林会出事才这么说。然后我也不得不提到了你。”
“没关系，”我说，“我本想找个机会告诉你，然后尽快报警。”
“你现在的境况很尴尬，是不是？”
“是。”
“他们会不会逮捕你或怎样？”
“有可能。”
“你就任由他躺在地板上死掉，置之不理，你是迫不得已的，我猜。”
“我有我的理由。”我说，“或许听起来不太有说服力，但我确实有我的理由。不过对他而言已经无所谓了。”
“噢，没错，你有你的理由。”她说，“你真聪明，你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能找到理由。那好，我猜你总得告诉警察你的理由吧。”
“不一定。”
“噢，会的，你会说的。”那个声音说，里面竟带着一分令人无法解释的愉悦之意，“你当然会说，他们会让你说的。”
“我们不争论这个。”我说，“干我们这行的都要竭尽全力保护客户，有时还得稍微越界，这就是我今天所做的事。我陷入了一个任由他们折腾的境地，不过倒也不全是为你。”
“你任由他死在地上，置之不理。”她说，“至于警察会怎么对付你，我丝毫不关心。如果他们把你关进大牢，我应该会很开心的。我敢说你一定会表现得相当英勇。”
“当然，”我说，“我会永远保持着愉快的微笑。你看到他手里拿着什么了吗？”
“他手里什么都没有。”
“噢，在他的手附近。”
“什么都没有，那里什么都没有。是什么样的东西？”
“没关系。”我说，“没有就好。好了，再见，我现在要去警察局一趟，他们想见我。祝你好运，如果后会无期的话。”
“你最好牢牢抓紧好运气，别放手，”她说，“你大概用得上，我可不想要。”
“我已为你用尽全力了，”我说，“如果一开始，你能多给我点信息的话——”
我还没说完，她就挂断了电话。
我轻轻放回话筒，就像把一个婴儿放回摇篮一样轻柔小心。我掏出手帕擦擦手掌，又走到水槽边洗洗双手和脸。我用冷水使劲冲冲脸，然后拿毛巾用力擦干，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
“这下你是真的跳崖了。”我对着那张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