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论日本的战略
一 论日本的战略（上）
当一九三八年七月[《西行漫记》第一版问世后一周年]，那是共产党神秘地预料着的中日战事爆发以后的一周年。他们对于这次战事预测的准确性也已经可以看出来了。他们对于这次战事的分析，和它所包含的革命的内情的信仰，以及他们对于中国获得最后胜利的信心——一种在战事发生以前被许多中立的观察者认为离奇的见解——都已经被实际的事实所证实了么？
谁是中日战争中的“胜利者”？
从远隔重洋的眼光来观察，这问题对于有许多人民一定仍是显得有些值得讨论的。日本在海、陆、空个方面是否仍是明显地比人家优越？日本有没有三十倍于中国的机械和飞机？日本仍是一个海军的强国，而中国现在竟毫无兵舰么？日本在经济上是稳固的么？它的事业上的基础仍是健全的么？它战时的资源在增加着么？它军民的士气仍是很旺盛的么？
日本已经破坏或攫取了约有四分之三左右的中国新兴事业。减少了中国国外贸易额的一半，侵占了五十万方里以上的中国领土。它的海军现在控制着全部中国海岸。它的军队从长城南下已经到达了黄河，从上海西上直抵了扬子江流域的中心。他们的侵略已经遍及了十省。他们又曾经掠焚毁了一个国都，并且似乎准备要攻击它的继起者。
但这是一种奇论：这种屠杀忍受的愈长久，最后的结果愈变成可疑。日本愈深入到大陆内地，它将来的幻影也愈显得不幸。它战胜的次数愈多，那么事实也愈是明显：这一次的战事决不能就以几个礼拜或几个月的阵地战和争夺战就算了事，而是二大民族拼死竞争的一个长期战争。在这战争中，各自竞争着大陆的盟主权和他们五万万的人口。并且在这个目光远大的透视中，最后的决定将不单靠军备，而是要靠亚洲战略的二个重要因子——时间和空间。
要顾及日本从近位首相所谓的“中国事件”发生以来所获得的成功或失败，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它的目标。根本上，这是很简单的。事实无需再用疑惑，日本是切望着想征服中国，把白种人赶走，而最后想统治整个亚洲的。不合理的么？不可信的么？我们或许可以这样想。但是在东方住了十来年以后，在这一点上，我已经给日本军阀所说服了。——给他们那种率直的宣言和再三的行动——证明这是他们计划的理论。并且，他们也已经说服了我，说是实现这个小计划的可能性的宗教信心，是日本军阀统治着脑中在二十世纪的中心事实。
但是不论什么事总是逐步进行的。在现阶段的侵略声中，军事上的目标只是在实际上管辖华北，内蒙古，和西北的一部分——约三倍于日本本部的面积——这是日本希望把它们变为像满洲伪国一般的殖民地的。同时在华中和华南方面呢，日本或许只要在他的卵翼之下设立几个伪组织就够了。
在经济上，中国各处严重的实业竞争必须像在满洲国一样的加以破坏，以为一劳永逸之计。日本希望能独占全中国的天然资源，交通和她的人工，劳力，市场。
在政治上，目标已经扩大了。所有实权像近卫首相说的“蒋介石政府”必须推翻，中国的人力和物力也必须复兴起来以便将来在日本的领导之下和西方列强的抗衡中助成中国的征兵制度。这便是日本“亚洲门罗主义”，“中日合作”以及“巩固远东和平”的梦想。
这就完备了。在战略上，靠着这些行动，日军希望把从高丽越过蒙古平原一直到中央亚细亚的国防线都武装起来。把俄国东南部的边疆用堡垒包围起来，这样，便破裂了所有中俄的接壤。并且沿着富饶而直到现在还没有设防的中国海岸，日本海军计划建筑许多炮垒和海军根据地以实现它在西太平洋中最后的野心。这种根据地，一经建立之后，别国想把它从那里驱逐出去，就不能没有重大的牺牲了。日本海军界的激进派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从那种根据地将来可以攻击或破坏西方各国在南太平洋中的最后壁垒——同时，他们的陆军也可以开始攻打欧洲的门户了。
但是，当然在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进犯华北的时候，它并不想吞噬这么大一块像它现在正想一次嚼尽的一样。但是事态的败露使它不得不背信而贪食过度，甚至或许会因严重的不消化症而致死。不能获得它预期的速战速决，它便不得不侵占比它原来的计划更大了许多的土地。时间渐渐地从日本那里夺去了先占土地以制胜敌人的机会，并且无可避免地，它将被牵累到空间的纷扰中去。在那里，战争延长下去的时候，它将无以自拔。
因为空间和时间——在战略中可以讲作出奇制胜的长期 战和扩大战场的全面战——在力量的相互关系上是中国永远占着优势的二个因子。“速战速决”是战争开始时解决一切日本陆军问题的一个答案。
它需要速战速决，第一，因为要使这次战事不致扩大为主力战。第二，因为要阻止中国人民从一致抗战的团结意志下发觉他们的力量。第三，因为日本不但需要在这次战事中保持它一等强国的地位，并且还想从这次战事中表现出它在经济和政治上足够和反对它的列强周旋而有余。第四，因为要保持它的国外贸易，要立刻开拓它征服的土地，以及保持中国的经济基础使足够抵偿它在战事中的赔款。最后，因为要阻止任何国内叛变或社会革命的发生，不得不在日本人民开始感觉到他们可怕的财政负担的痛苦之前，带回去一个完全胜利的结果。
但是在执笔写这篇文的时候，大多数日人认为至多不过延长到六个月的战事，现在却已经是它的第二年了。并且结束的日期还不一定。因为它不能在空间和时间二方面去限制这次战事，日本对于上面列举的最初二点需要已经是无疑的失败了。并且可以预言的，它在第三和第四点上也不会成功。假使它在最后一点上又失算，那么，日本的太阳或许不会在一个新帝国的天空高升起来，却很有可能在它曾经经验过一次的失败上没落。
日本的根本错误是它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战略不能同时并进，尤其是它的军事战略不能在中国及国际间和它的政治需要相调整。从一种纯粹军事的眼光来看，大多数的观察者都同意：日本的战略在整个上说起来是健全的，有许多地方甚至是很超越的，并且在立即实现它的目标这一点上是相当成功的。但是它最大的错误是：在发展它的军事战略中，日本却没有运用一种狡猾的政治战略，因此便破坏了它出奇制胜的立场。
日本的军事专家，他们自信是十分“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心理的，他们早就想藐视西方人对于中国的智识的，却不能把握政治战略的主动地位以获得东亚战局的决断力。在这一点上，他们显示了一种几乎使人不能相信的愚鲁。从政治的立场上来看，他们像一个生手一样的在从事着运动，不但对于目前的政治环境全不熟悉，而且根本不了解中国内部实力均衡的各种特点，以及最近二十年来的教训。
结果，日本差不多失去了所有内部分裂，地域观念，敌对和嫉妒等等的良好机会。这种机会在战事开始时是任凭一种完美的政治战略所支配的。它又被迫着不得不改变战略，不时改变它的目标，增加它的困难，以及扩大它最后失败的范围。假使有人要为日本陆军目前所遇到的悲剧找出一个单独的理由，他便可以这样说：他甚至完全不能接受南京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华南作战的教训，更不能在蒋氏克服苏维埃区域的战略中得到什么好处。委员长曾经再三的说过：和中国红军的战事，“只能用三分军事，却需七分政治。”中日战事中的政治成分正和这一样的大；但是日本的参谋机关在计划它的战略的时候，几乎不把这政治的因素看在眼里。
日本政治战略的主要错误根源于一种先见；这便是对于中国人民目前正在推行着的统一，士气，爱国心，——和抗日思想——的深化和普遍性估计得太低。它在和一个不再存在的敌人作战——和军阀时代的中国。对于中国内部的分化里，腐败，叛逆，地域观念和不抵抗等自动的成分估计得太大，它在实际上几乎没有采取什么步骤来使这些阻力尖锐化，但是却因为它的军事行动使每件事情都促成了他们内部的紧张。由于它推测的谬误，对于这些得到一个及时胜利所必需的希望，它已是悲惨的失败了。
所以，即使在华北，它的预料也是毫无根据的。三个北方的行政长官中——河北省的主席宋哲元，陕西省的老督军阎锡山，或山东省意志薄弱的首领韩复榘——一个都没有变为傀儡。日本在这几省中几百万元的贿赂都白白的牺牲了。日本原需要征服他们每一呎土地的，现在却仍旧寸步未动。像北方这样弱的民族精神尚且足够驱策所有当地重要的中国领袖出来抵抗，并且用这惊人的力量来抵抗那种多数中国人都怕他们会出卖领土给人本的人。
一 论日本的战略（下）
在上海尤其在南京，日本在政治和经济的战略方面曾造成了它最严重的错误。现在一般都承认它的进犯扬子江，尤其是进犯南京即使在侵略成功的时候，也是它在军事上时间方面的大错误。我个人的意见以为这或许会铸成历史上一次断然的错误。它的结果和它所希望的颇相径庭。日本希望靠着这次对于华中一个实业，经济，和政治的中心的致命打击能够在表面上“叫中国屈膝”。但是不然，它却使他们站得更稳了。它攻击扬子江下游时的那种恐怖的震动，中国政府往日的经济基础的全部毁灭——所有这些恐怖的和极端主义的计划，产生了在空间上扩展这次冲突的变化，因此，日本才知道在时间上去限制这次战争——这些事实不但没有破坏抗战，却反大大的鼓起了抗战的朝气。
由于它在上海和南京的种种暴行，日本完成了几件它所应该竭力避免的事。它给予当时中国政府里的官僚们以一种经济上的破坏。那些官僚们在客观上都是反对战争的——上海的“买办阶级”，银行家，实业家，大地主的家族，和麕集在上海外国租界里的富商们，他们经济的兴旺大抵都依靠和各帝国主义间的妥协。它竟死命地暗损了他们在南京有力的政治活动，这种活动常是在赞成和日本“合作”的一方面的，并且这种活动仍是继续地存在，直到战事发生时为止，始终想把华南和华北的往来继续维持一个相当时期。
排斥了这些人以后，中国政权的基础便开始迅速地转移到青年人和激进的爱国分子身上——这些认识是誓死反对和解的。并且他们是把这一次战事看作争取独立的一个长期奋斗的开始的。因此，日本便破坏了曾失去每件事的人的权利，而把它转让于相信能战胜别一民族——甚至全世界——的人的身上。
所有日军认为足以促成中国内部分化和阻碍一致抗战的地方封建势力，都给他在华中的暴行所大大的破坏了。在中国的资产阶级方面，它又摧毁了他们所梦想着的世界的最后憧憬，在这世界里他们曾梦想过和日本共存的可能性。在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方面，它又打破了他们和解的幻想。最严重的，它更分散了南京的政治力和经济力，这种统治着全国的力量，使日本达到了它的军事目标以后，实行它和解的条件所绝不可少的。
即使在顽强的西南，在那里白崇禧和李宗仁等几个军事领袖一向脱离中央政府，单独地统治着广西一省的，日本的希望仍是显得很渺茫。它的阴谋和贿赂已被证实为无用。拒绝了日本的慨助，趁这国难时期来作争权夺势的勾当，李，白二人不但没有在战事爆发的时候派军冲入北方，相反地他们却变成了中国抗战中的一层坚强壁垒，单独派一百万军队参加战事。
当五月里，日本的海军攻入厦门，而在华南一带开始它声东击西的战略的时候，华北徐州的会战在军事上是日本一个有价值的帮助，但是在政治上这是许多谬误中重要的一次。它很快的结束了华北、华中与华南在政治关系上的间隙；它正和扬子江的袭击破坏了和南京动摇分子妥协的战略一样，彻底地消灭了华南一种分立运动的可能性。
但是最使日本失望的是它期望着的中国共党和国民党间的冲突却没有实现。蒋委员长自从和共党订立了统一战线的和议以后，他不但诚意地依附着这次合约，并且把从前的红军派到北战场战事最严重的地方。自从红军以动人的迅速姿态在山西省出现以后，他们的武力已经证明为远出于日军的意料，并且很早便开始影响到中国抗战的特质和主动性。——一种愈到将来愈会涉及更多的事。
因此，山本被迫着不得不独自去战胜他们。不能使中国人自己打自己，他们被迫着利用这些政治的诱惑，一般人称为傀儡政府的，这些除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是衰弱者而外，不过是些人类的渣滓——搜罗些中国人民早就撇弃了的残羹。因为它在强占的地方所施的无限恐怖，因为它在中国平民身上所施的奸淫、劫掠和杀戮，尤其是普及于全国的轰炸，日本的军人促成了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并且在有些情形之下，避免了一向使国家分离的阶级观念。在不多几个月之内，它把中国人民鼓动到政治和军事的团结中去。这种团结在和平的进程上，即使再隔十年二十年也是不能获得的。——的确，这种团结，如果日本只在北方一隅作战，而不把它的战略扩展到全国的话，那么即使在战事中也是不能获得的。
由于这些政治上严重错误的结果，日本目前在军事上的实际地位较诸在地图上所显示的要差得多。实际上，他们显然没有控制着征服的土地和一亿五千万人口的十分之一。他们目前在战事中所获得的，无非是些劫掠得来的赃物，天津、青岛和上海等地海关的管理权，少数都市居民身上的征税权，以及使日货免税运到中国来的特权。
当然日本的误断，一些都没有关于中国的民族意识和农民的战斗力的。而这些农民在每一处都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兵士。把他们从几百年的睡梦中惊醒以后，给予相当政治上的指导，把他们武装，训练和组织了起来以后，他们便可成为一架死命战斗的机器，远在广一先生的预料以外。后者曾经期望和山西、陕西尤其是华中的农民发生游击战。但是他们从来没有看透目前正在北方各省和内蒙古一带开展着的不正规战。尤其是他们不能预料中国共党在战场二翼进占的速度和力量，以及他们在日军后方各地发动民众的活动。
多数日本的军阀不明了在中国共党的眼里，日本征服全中国的迷梦是无足恐惧的。相反地，它会掀起全个亚洲大众革命的巨浪。报上的标题虽然继续登载着徐州会战的消息，占领像徐州那样的大城市；但是战事在无限的内地发展着。在这样广大的战场上，在中国的河流，山脉，平原和山谷之间，日本不单会遇到正规的大军，并且会遇到一个由全民族几百万男女老幼组成的大敌。这些人都预备在这次革命的战役中为着家乡，为着自由，为着他们自己的将来而长期抗战下去的。
并且就是为了这种人民运动和抗战的精神在中国农村中所起的纷扰，我们应该及时转移我们的视线，以便了解未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