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 R.林道
一
多年的不见，海耳曼·法勃里修斯几乎把他的老友亨利·华伦忘记了。但是在大学里念书的时候，两人却是最要好也没有，曾经几次地设誓同盟，愿结为永久的朋友的哩。这是正当那一个时期里的事情，在这时期里青年是确信着“永久的友谊”的可能，而各自以为将来总有一番大业可成，或各自以为有一种天禀的奇才的，曾几何时，这一个时期也已成了过去，仿佛已经是去我们很远的样子。现代的青年却聪明得多了。可是当法勃里修斯和华伦的学生时代，两人都还幼稚得很，不但只在置酒高会的中间，两人欢饮着愿结为兄弟的誓酒，就是后来，在清醒的时候，也确信他们将一生地如兄如弟，怀念过去，无论如何，总不会分离远隔的。
但是这一种无邪的狂热也只持续了不多时。等他们一长到成人，生活的铁手就将他们抓住，一个到东，一个到西，两人就被抛作了分飞的劳燕。别离之后，几个月中间，他们原也曾常通详信，后来且也曾见过一次面的。可是两人终于暌隔了，信也渐渐地少了下去短了下去——终而至于闻问不通。对于一个朋友，虽感着满腔的热爱，但终日营营，竟没有工夫写十几行信的事情是常有的，一边对于能给人谋一点好事情的路人，我们却可以天天留下许多时候来招呼他。我们的如此，也是万不得已，于我们为人对友的诚挚正直，是丝毫没有关系的。——当这篇故事开场的时候，法勃里修斯已经记不清两人之间，究竟是哪一个写最后的一封信的，已经记不清，将从前的这样热心的通信切断者究竟是哪一个了。总之，两人间的书信已经断绝了许久，一年年地过去，从前在面前活跃着的旧友的面貌，也一年年地消弱了下去模糊了下去，到最后几乎是完全忘记了的样子。
有几次，住在一个有大学校的都市里，在那里当教授，当著作家，曾博得了些相当的声誉的法勃里修斯，常常遇到一位学生，这学生分明是住在他的左近的。他头上有褐色的、卷曲的头发，脸上有一双喜乐勇敢、向世间直视的澄蓝的眼睛，年轻的嘴角更浮有一种和蔼可亲的微笑；一张白脸，不狡不伪，是真与信实的象征，使你可以信他，他也可以信你，在他眼睛里映射着的是莫名其妙的一种可以使你快乐的神情。法勃里修斯每遇到这一位青年，他总自然而然地会对自己说：“十五年前，亨利的神气，也正是这一个样儿。”于是在几分钟间，他总要追思往昔，渴想和旧友华伦再谋一次见面的机缘。于这样的遇见着这青年之后，他也曾几次发意，想对这一位行踪消失的友人的情状，去打听个明白；可是屡次三番，这终不过是一个想头罢了。等回到了家中，他就有在桌上堆着的不得不阅读批评的新著，来催促原稿的出版所的书函，和要决定去否的招宴的请柬等看到。总之，日常的琐事，要马上裁决的事情，实在太多，在他能有工夫再想到华伦身上去之先，总已经是时间变得很迟，身心也已经在倦极的时候了。——在大多数人的生活里，时间总是这样地安排着，总只够做做必要的事情——或者以为是必要的事情——而已。
有一天午后，法勃里修斯和平时一样，到五点钟左右，走回家去的时候，听差的交给了他一封有美国邮印的来信。在未开封之前，他很注意地用了脑筋察看了一番——封面上写地址的那种粗大不驯的字体，是很熟的，可是一时他却想不起来，这究竟是谁人的笔迹。但忽然他脸上露出喜悦的形容来了：“这是亨利的来信！”他叫着说。信内只写着短短的几行文字：
亲爱的海耳曼：
我们两人中间，至少是有一个人成名了，这是何等荣幸的事情。在一本书上，看见著者的名氏是你的时候，我就写了一封信去给那位替你出版的人，多谢他的好意，他立刻就写了封回信给我，因此我晓得了你的住址，现在能够告诉你了，我将于九月底回到故国的汉堡市来。请你写一封信到那里的邮局里存着给我，告诉我愿不愿我来和你聚晤几天。我于去故乡的途中，要从你现在住的那地方经过的，你若愿意和我相见，到时候我就可以下车来看你，在我是最喜欢也没有的事情。
你的老友亨利·华伦敬上
信后有一句附言：“这是现在的我”。法勃里修斯将一个附封的封袋打开来看，里头是一张相片。他拿了相片走近窗前，充满着沉痛的忧思，对此呆看了多时。相片上分明印着一位老人的面貌：虽则是很多很长，但已经是灰白的头发；一个阴郁的前额；深深凹进，有一种阴惨不安的目光凝视着的两眼；紧闭住的，有两条深纹锁着的那嘴角儿上，显然呈露着一种悲痛的形容。
“可怜的华伦！——他就变了这一个样子了么！——他比我还小一岁。还没有满三十六岁哩。”
法勃里修斯走到了镜子的前头，看了半天自己的相貌。当然，这面貌没有像他手里的相片上的面貌那么憔悴，虽然这也已经不是一个少年的相儿了，这也绝不是一个无忧无虑、乐天玩世的相儿。他的目光并不觉得阴惨迟钝，但也已经是衰弱倦怠了，嘴角儿上，和华伦的相片一样，也呈露着两条沉重的深纹。
“啊啊，两个人都已经老了，”法勃里修斯叹了一口气说，“我却有好久不曾想到这件事情上去过。”于是他就坐了下来写信给他的朋友，告诉他说，自己因为两人不久可以相见，对这事情的喜悦正是没有言语可以形容。
第二天在街上，他却又遇见了那个常常使他想起华伦，有褐色的头发和正直的喜笑的眼睛的青年。
“二十年后这一位青年大约也要变得和现在的我的那位老友一样的，”法勃里修斯自己对自己说，“我们的生活，这玩意儿，能将活泼的眼睛弄成忧郁的，微笑的口嘴弄成皱纹很多的。像我那么总算也还不坏，……虽然也说不上什么特别地好。自己总算平平地过去了半生；时常在这里感到一点满足，在那里又感到一点苦闷与忧心。我的青春就这样地消逝了，也不曾成就些特异的大业，也不曾遭遇到些什么。”
十月二日，法勃里修斯接到了一个从汉堡来的电报，在这电报里华伦通告他说，他将于翌日午后的八点左右，到L市来。到了时候，法勃里修斯为欢迎老友的到来，亲自去到火车站的前头。他看见他慢慢地，不能行动似的走下了车来，于走近他身边去之先，他又很仔细地审视了他一回，看究竟有没有认错。他的这种衰老的样子，比相片上的更衰得多老得多了。穿的是一套灰色的行旅的衣服，在他的瘦而且长的身上，这套衣服飘飘然地松挂在那里。一顶阔边的帽子，这顶毡帽把他的额角和眼睛遮隐了。他向周围寻视了一回，似在寻找法勃里修斯的样子，然后慢慢地拖了疲倦的双脚走近了出口之处。法勃里修斯迎上去接他；华伦看见了他，一眼就认识了。一脸光明的，带有青年味的微笑在他的憔悴的脸上闪烁过了，很欢喜地，深深被感动地，他对他伸出了手来。
一个钟头之后，他俩坐在法勃里修斯的潇洒的屋里，在用俭约的晚饭了。华伦吃得很少。不过法勃里修斯却起初很惊异地，后来又不安地看出了一件事情来，就是这一位往年被看作有节制的模范的朋友，喝酒却过分地在喝。酒对他似乎是消失了醉人的效力的样子。他的苍白的脸上一点儿也不红起来，他的目光仍旧是冷冷的，在凝视似的，他说话仍旧是很沉静，很缓慢，并不沉重。
侍食的使女，将杯盘收拾了去，把咖啡摆上桌子之后，走出房外去了。法勃里修斯安置了两张椅子，对他的朋友说：
“噢——现在我们只有两个人了。您且点上支雪茄抽口烟罢，在这张椅子上宽坐宽坐，将你在我们不会面的几年中间的事情讲给我听听。”
华伦推开了烟匣。
“你若不反对的话，”他说，“那我想将我的烟斗拿出来吸一筒淡巴菰。已经是习惯了，我觉得淡巴菰比最上等的雪茄味儿还要好些。”
说完他就从一只破旧的箱盒里抽了一支熏黑的、短短的木制烟斗出来。在这烟斗里他很有规则地将一种苍黑油润的淡巴菰装了进去。细心地点上了火，很响地啪啪吸了几口，吹出了几个大烟圈在面前的空气里后，他很明显地觉得满足似的说：
“一间很清静的房间，一位老友，食后的一袋烟，并且又不必愁明日的生涯！啊，真好，真好！”
法勃里修斯从旁边打量了一回他这朋友，觉得有点奇怪起来了。这一位瘦而且长，头发灰白，眼睛暗淡无光，老在凝视似的人，这一位身体略向前屈，搁起腿儿，坐在自己的边上吸烟的人，哪里有一点像自己的少年朋友亨利·华伦？他是完全变了别一个自己所不认识的人了？法勃里修斯觉得有点奇怪，害怕起来了。同时在他的心里又引起了一种深切的同情。使他变得这样，把他的形状都换过了的他的身世，一定是如何的残酷，如何的悲惨呢。
“喂，”法勃里修斯把因使女的时时来往而打断的话头重新接起说，“您且说说看！我们不会面的几年中间的事情。或者您想先听我的自述么？”他很想将谈话弄得活泼一点，轻快一点，而在努力；但是他觉得，这努力终究不能够成功。
华伦尽在热心吸烟，不回答他。在这静默的中间法勃里修斯感觉起痛苦来了。他对于这一位他招待到自己屋里来的，很熟的，同时又觉得是别一个自己所不认识的客人，忽而感到了一种恐怖。最后他就鼓着勇气又说了一遍：
“喂，究竟你愿不愿意讲给我听，或者还是让我来先说罢？”
华伦轻轻地一笑。“我正在这儿想，”他说，“怎么回答你。事实上，我却并没有什么可以讲给你听的。真奇怪得很，我自家想想看——这是我这一忽儿的默想的原因——我觉得在我的全生涯里并没有什么使我怀抱过苦闷。你说我是多么蠢笨的一个傻子啊！说到这一个‘并没有什么’——就是我的生涯——的享受，仿佛又是很不容易而且正因其如此仿佛又十分有趣似的。总之我并不曾吃到十分的大苦。原是，我在无论什么地方也绝不曾有过什么的成功；可是我却也知道，在这一点我比成千成万的旁人也并不一定是更坏。烧烤好的鸽子当然没有飞到我的嘴里来，我也不曾得着过大白鸽票的头彩，我历来就辛辛苦苦只以勤劳去糊了半生的口，我也曾如一般人之所说，有过一次‘不幸的恋爱’。——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我早已安之若素了。这些事情现在早已不能够苦我。我这一忽儿觉得不平的，只是我的整个的生涯竟这样没有欢乐，没有愉快地白白消失了去的一点。”
华伦停了一停，然后又慢慢地沉静地继续着说：
“没有几年前头，我还老在想着，事情或者会变一变，或者会变得更好一点。我还正年轻哩。时运可实在不好。那时候我在纽约州的一个学堂里当薄俸的教员。在那里我将我能教的东西都担任了，凡我所知道的及因为要教所以同时不得不学的东西，如希腊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数学、物理之类，并且在我的所谓空闲的时间里还有音乐。一天到晚，我简直没有一刻休息的工夫。一群闹得很厉害的、淘气的小孩子们包围着我，他们的唯一注意的工作，就是当我在教他们的时间中间，指摘我对他们所说的英语的错误。到了晚上我就变得同死似的疲倦。可是我在睡着之前，总有三四十分钟要开着眼睛做许多豪奢的梦。于是我就看见我自家处在一个幸福的、特异的境遇里：我得着了大白鸽票的头彩，烧烤好的鸽子突然会从空中的各方面飞到我的身边来。我变得很富有，很有名，很有势力……真是！……我使全世界——或者说爱伦·琪儿玛罢，因为她就是我的世界——惊异。——喂，海耳曼，你有没有和我一样地做过这些可笑的笨事情过？你有没有开了眼睛梦见过你自家已经成了内阁首相、百万富者、现代世上最大文学作品的著作人、得胜的元帅、议会里的政党首领或其他与此相类的人物？我是通通经验过了……当然是在梦里。—— 嗳，item，那真是最华美也没有的时代！
“我刚才说过的爱伦·琪儿玛，她是全校中最不喜欢读书的，一个我的学生的姊姊。可是这一个顽皮孩子的父亲，还在强硬地主张要他儿子学得些学问。于是在学校里有大耐性之誉的我，就被选作对此事负责的人，当然报酬是很优的。因这一个机缘，我就被介绍到琪儿玛家屋里去了，又因为我偶然流露了些音乐的技能——你总大约还能记忆罢，除了专家之外，在平常的音乐爱好者中间，不是我弹钢琴弹得很好的么？——因此我就为教弗兰息斯以语学，教爱伦以音乐的原因，日日在琪儿玛家里进出了。
“老友，先请你把这环境想象一下，然后再请你笑我的痴愚，和我自家已经千遍万遍地笑过自家一样。你瞧，对手方面呢——就是琪儿玛家的一方面呢——有千万的巨富和与此不相下的自负骄矜。一位很狡猾而伶俐的父亲，一个虚荣心很大而最喜夸饰的母亲，一个他们一家的希望所钟的顽皮淘气的儿子，一个如花美丽、很有教养、举止娴雅，而且是理性丰富的十九岁的女儿。还有一方面呢，是二十九岁的博士亨利·华伦先生。在梦里呢，他是一个划时代的哲学著作的著者，或者北军的得胜将军，或者联邦共和国的大总统，虽然照美国的法例，大总统必须是在美国出生者方有资格，而亨利是在查儿河上的泰儿培出生的；在实际上呢，他是一个七十块金洋一月的爱儿米拉高中的教员。大约你总相信罢？我最初对于自家的这没有希望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身份的可笑，是知道的这一件事情，你总相信罢？——当然我是明了的。我在不做梦的时候，也是一个很有理性的人，读书读得很多，自知也很明白，决不会失进退之度的，我又不是疯了，哪里会想我自家有和爱伦结婚的可能的呢？我很明白确实地知道，这事情的不可能，和我不能够做美国联邦共和国的大总统一样。可是呵，我还是在那里做梦，在那里痴想和这位百万富豪的女儿结婚——话可又要说回来了，对我自己公平地判断起来，觉得我个人的这情热，并不是对一个什么人有什么妨害的。将此情热在我的脑中蓄养，在我是一种秘密的、无邪的享乐。关于这事情，我也决不想对人说出来，如关于我梦想我自己做了朴督马克的总司令等一样。但是聪明的爱伦，对于我这缄默的、秘密的爱情，似乎有些看出来了。虽然她并没有片言只语，或一眼眼色流露出来表示她晓得我对她的状态，可是我却毫无疑念地确信着她看出了我的隐衷。她的这种谨严不露声色的态度，只有一件小小的偶然的事情，对它反叛破露了一次。
“有一天我看见她眼睛哭得很红肿。我当然不敢去问她，是什么苦得她如此。她当听讲的当中，也是十分错乱不注意的样子。我教完了正想走的时候，她却把眼睫毛低下，眼睛注视着地面对我说：‘我，我恐怕这学课不得不休止些时候了。这在我是很怅恨的。我只，只祝望你好，华伦先生。’说完她对我看也不看一眼就很急速地走出房外去了。我如同听到了一个晴天的霹雳。这几句话，她讲话的那一种凄楚的音调，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到了第二天，弗兰息斯来传达他爸爸的客气话后，告诉我说，他也要得四天的休假，在这四天之内我可以不必到他家里去，因为他姊姊和一位纽约的富商霍华德先生订婚，屋里将要设盛大的宴会的缘故。到此我所猜不透的哑谜方才被他说破，而我到此时为止把我的生活甜蜜化的梦想也告终结了。
“根本地说起来，爱伦的结婚与否，和林肯去后约翰生继他而被选为美国总统等事情一样，对我是并没有什么不幸之可言；她的出嫁，美国总统的更换等，以理性说起来，于我有什么丝毫的关系呢？可是，朋友，你却想不到这一件事情——我说的是这一次的婚约——对我是如何的一个大打击呀。我的全部的‘一无所有’忽然显示在我的面前。我的空中楼阁都倒毁了下来。我终于看到了在实世间的我自己：一个学校的教师——既没有过去的功业著作可以夸示于人，在现在也没有一点人生的乐趣，对将来呢，更是一点儿希望也没有了。”
在讲话的中间，他的烟斗已经熄了。华伦很仔细地把烟斗里的残烬清了出来。于是他就从袋里拿出了一块用果汁制过的甜味板烟来，用小刀切下了正足装一筒用的烟丝之后，他就装进了烟斗，点上了火又重新很舒服地在吸了。在这样装点的中间，他并不说话，只轻轻地在齿间吹了几声口笛。法勃里修斯也同样地不作一声。停了一忽儿，很快很重地抽了几口之后，烟斗里啾的烧得很旺了，华伦又继续说：
“我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觉得非常懊丧。并不是因为失掉了爱伦——因为一个从没有得到过什么，绝没有得到的权利的人，是不会感到失掉的——却因为我自己的那一种幻象的消失。我吃尽了无数的自知之树的果实，尝尽了这些果实的无限的苦味。——我离开了爱儿米拉，到别处去寻我的幸福。我对于我自己的职业问题是很有把握的，并且从实地的经验上我也知道如何能得到最高的薪俸。我在职业上从没有过失业的事情，渐渐地一处一处我在美国的六七州里漂泊着教书也得到了相当的成功。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曾在哪些地方教过书：在萨克拉门多，在芝加哥，在圣路易，在新西奈底，在波士顿，纽约……各道各处——各道各处。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只见到一样的淘气的、偷懒的学生和一样的希腊拉丁文里的规则和不规则动词。假如你想见到一个对学生及古典语文法完全厌倦了的人的时候，那你只看我就对了。
“在无聊闲空的时间里——虽则我做的事情很多，但我却总有这些闲空无聊的时间的——我就把我浑身的注意力投入到了哲学问题的思考里去。我的抽烟抽得很多的习惯，就是在这些时间里养成的呀……”他忽而停住不说了，仿佛是在追思什么的样子，双眼呆呆地只在向空中凝视。然后用了他那只瘦骨棱棱的手向额上的头发掠了一掠，又慢慢地茫然自失似的重复着说：“嗳，抽烟抽得很多……我还得了些另外的习惯。”他又比较快一点地继续着说：“但是这些和我所说的故事却无关系的。”
“将我的时间的大部分占去的，是一个我所发明的所谓‘幸福的摆’的摆动原理。从这一个原理里我得到了安稳的觉悟，幸赖着此我一时方得安身立命，而今天你才得见到我这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我常常自慰着说，我的大大的不幸——假如许我将我的心境没有客气地这样命名的话——是从我自己的过分的奢望，希望着过分的幸福而来的。假如一个人在梦里将自己抬得这样高，变成了一个世界有名的人物，变成了爱伦·琪儿玛的男人，那醒来的时候于双脚得再踏实地之先，不得不深深地跌坠是应该的，这并不是一件奇事。假如我在我的希望里更安分谦抑一点，那这希望的实现当然要更容易，而最坏的幻灭，至少也更要减少一点苦味。从这一个据最近的经验看来是明确的根本原理讲起来，我可以得到一个像底下那样的论理的结论，就是在人力所能做到的范围以内，想避去不幸的最上法门，是竭力地不要去希望幸福。这原是耶稣降生以前几世纪的先哲们所发现的真理，我也不想把这古代的思想据为己有而要求发明特许之权。可是将这真理表示出来的一个征象，至少我相信是我的发明。”
“请你给我一张纸和一支铅笔，”他朝向坐在边上的法勃里修斯继续着说，“我只需画它几笔就能够将这原理表示得非常简单明白。”
法勃里修斯不说一句话，将他朋友所要求的纸笔递给他。华伦在纸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向上开的半圆圈，在这半圆中间画了一个向下垂直的摆，这摆的下端，正与半圆的底点相触，在时钟的圆面上，这正是VI字的地方。向右手的边上，自下面画起，在时钟的Ⅴ、Ⅳ、Ⅲ字等地方，他各写了这几个字：“守分的愿望”“热情的希求，功名心”“对幸福的过分的渴想，夸大狂”。将纸又移回来，向摆的左手，自下而上，在时钟的Ⅶ、Ⅷ、Ⅸ等字的地方，他又写了“怨恨和不平”“苦恼，痛苦的幻灭”“绝望”几个字。最后在摆的下面正是VI字的地方底下，他画上了一个圆圆的粗点。他一面很自在地微笑着，一面又在细心地用铅笔在这一点里画上阴影去。在这一个底点的下面，他写了这几个字：“死点。完全的静止。”
他然后把头歪在一边，眉毛蹙得高高的，仿佛是要吹口笛似的把嘴尖起，很注意地将这图看了半分钟。于是他又说：“这罗盘针还没有完全在‘死点’和右边的‘守分的愿望’与左边的‘怨恨和不平’之间，是属于一条美丽的‘合乎理性的，平静的无关心’线的……但是这图，即使像现在的样子，也已经够阐明我的定理了。——你信从我的意见么？”
法勃里修斯只沉默着点了点头。一种深沉的哀思，已经笼罩上他的身心了。他又举起眼睛来凝视了一回他的这位少年时候的挚友，对这位挚友，他从前是曾经祝望他有一个伟大的将来的，就是现在，法勃里修斯也还只在祝望他好的，而他却变成了一个可怜的偏执狂了。
“你瞧，”华伦很沉静地继续说，仿佛他是在向一群注意听讲的学生们讲科学讲义似的，“假如我现在轻轻地将这幸福的摆向右手举起，正举得触着‘守分的愿望’之点那么高，然后就撒手放下，那这摆当然只会走回向‘怨恨和不平’之点，这一点它再也不会越过的。它将在这两点之间的‘合乎理性的，平静的无关心’线上摆动些时，最多也不过摇动一生的时间，然后终将止于‘死点’而变成‘完全的静止’。这实在是安慰我们，使我们心平气和的一个想头！”他静止了一忽儿，像在等法勃里修斯的反驳似的。可是法勃里修斯只呆呆地沉默着没有说话，所以他又继续说：
“你大约现在总已经了解了罢，我底下所想说的结论？假如我将这摆举起，举到‘热情的希求’或‘夸大狂’等点的时候，那它一定会摇回到‘苦恼’或‘绝望’上去的。这事情是明显得很的，是不是？”
“是的，明显得很的。”法勃里修斯只悄然地沉郁地回答了一声。
“是呵，”华伦热心地继续着说，“可惜我把它发现得太迟了。如我已经和你讲过的一样，我在梦里所想的事情，实在是非同小可。我想做共和国的大总统，打胜仗的元帅，世界有名的学者，爱伦的丈夫。哼！一个应该安分的人哪。你说怎么样？我和妄想狂似的把那幸福的摆举得太高了，所以它突然地从我这双无力的手里滑落的时候，就飞打了过去，不得不摇半个大圈而回到‘绝望’的地方去了。那真是些艰险、痛苦的时间呵！——我希望你没有这样地苦过，如那时候的我一样——我真如同在一个噩梦里做着人的样子……真如同在一种最难过的恶醉里……”他的言语又同先前一样窒塞住了。忽而他又狂暴地高笑了起来……“呵呵！真如同在一种恶醉里！——我就拼命地喝起酒来了……”他的因狂笑的痉挛抽缩得阴险怕人的颜面到此又突然变得很认真而高雅，并且全身战栗着说：“一个人当有自觉地沉沦下去的时候，实在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沉默了好久，然后又重新把他的烟斗装满，移转身体向着法勃里修斯问：
“关于我一生的事情，你已经听够了没有？或者你还想听听这一段故事的结局罢？”
法勃里修斯又悄然地回答他说：“听你这样讲，实在使我伤心，但是请，请你说下去罢。或者说完了反倒好些。”
“是的，把我心里的郁积倾吐一次，或者是要好些……所以我就吃上了酒……这一种轻贱的自暴自弃的习惯，在美国是很容易染成的……有几处地方，我就为此而不得不抛去我的位置，因为他们觉得我的品行已经是不复可敬了。可是寻一个新的位置，是一点儿也不费力的。我从来没有感到过经济上的穷迫，虽然我的生活也并不是过于富裕。我所要花的钱本来是不多。到此我衣饰也不讲究了。书也不再买了。离开爱儿米拉一年半之后，有一天，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我忽而撞见了爱伦。她结婚之后，已经有十五个月了。这是我晓得的。她一见我就认识了，来招呼我，和我说话。那时候我真想往地底里钻下去。我晓得我的衣冠是褴褛得不堪，样子是很潦倒的。我心里相信，我的甘心自愿的堕落，她一定已在我的脸上看穿了。但是她并不说一句话，或者她是不愿意说。她伸出手来给我，并且用了她那种柔和的声气对我说：‘我真欢喜得很，我们终究又遇见了。我曾经问过父亲，问过弗兰息斯你的事情，但他们都不晓得你在什么地方。我十分诚恳地请求你，请你在这一个冬天再来教我些音乐。你晓得我的住址罢——’她就把她的住址给我。
“我对她这些和蔼的话，只嗫嚅地作了几声惑乱的回答。她很深情地微笑着朝我看看，忽而又变得很诚挚地同情似的问我说：
“‘你莫非病了么？我觉得你仿佛是很憔悴的样子。’
“‘是，是的，’我回答说，心里很欢喜，因为我却找到了一个可以遮掩我的潦倒的外观的口实了，‘我是病了，现在还没有复原哩。’
“‘这真使我难过。’她轻轻地说。——法勃里修斯，请你轻笑我！请你痛骂我这不可救度的愚人！可是我可以赌着咒告诉你，在她的眼睛里我的确看出了些超乎一般的同情以外的东西来。这一种为我愁虑，对我怜惜的柔情，在她的眼光里闪耀着。我觉得全身被一种不可言说的痛苦紧扎住了。啊啊，我究竟造了些什么孽，要受苦到这一步田地呢？痛饮、不安、失眠的夜晚等竟把我弄得成了一个毫无自持力的病弱者了。我踉跄倒退了一步，惑乱地注视着她。这中间大都会的繁衍的生息正和潮水似的在我们的周围汹涌着哩。
“‘你马上来看我，你一定马上来看我。’这样很快地说着她就不由自主地走开去了。我看见她走进了一乘车子，她分明是从这车子里出来到公园来散步的。我注视着她，又看见她那张灰白的颜面伏出在车窗外头，当她临去经过我身边的时候，还在车窗外对我用了惊愕、凝视的眼光在呆看。
“我走回家来。我的回家的路线是要经过她的住处的。她住在一所宫殿似的大洋楼里。我闷坐在一间可怜的客舍的小房间里又做起梦来了：爱伦是爱我的，她是在叹美我崇拜我的，我还没有把她失掉哩。那个摆又高高指上疯狂的期待上去了。
“老友，你若能够的话，那请你解释给我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很有理性、很沉静的人——因为我在日常生活里总是很沉默，很有理性的；就是在离开他们以后的今日，而那些八年间我曾经寄住在他们中间，正直勤劳以教授希腊拉丁文而糊过口的各学校委员们的眼里，我也还是一个沉静而有理性的人——请你解释给我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沉静有理性的人，有时候虽明明自家知道，可是终究会完全变成一个疯子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的说明，也可以说是我的辩解，我极愿意承认，这一种状态确是一种神经病的预兆，其后我就为这病所缠住，不得不在病床上卧睡了许多个礼拜。
“病渐恢复的中间，我又变得很沉静而有理性，可是我的青春的生命也就此完结了。在两个月的时日之内我竟老了二十岁的年纪。我离开病房的时候，就变得衰老龙钟，像现在的样子了。我的过去，虽则是这样空虚而乏味的，却成了我的生涯的全部。现在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没有什么可以希望，没有什么可以渴想的了。已经是黄昏的世界了，熙扰和火热的白昼已经过去了，境地变得凉爽清平。那个摆只是懒懒地在一个短小的距离内，在那条‘合乎理性的，平静的无关心’线上摇动了……我却真想知道，那些在世上成就功名、达到他们的目的的人，那些真的成了得胜的元帅、内阁的首相和其他与此相类的伟人的人，心状究竟是怎么样的。不晓得他们在人生的晚境，究竟能否感到一种得意的满足而休止，不晓得他们是否也只感到一种奋斗的疲倦而并没有胜利的喜悦，也只懒懒地退出那人生的漩涡。——难道无论哪一个人，为幸福这一个刑罚所禁止，就不能下降到他的内部深处，去算清他以消耗生命而换得的东西的么？”
华伦静默了好久，只沉浸在痛苦的沉思里。然后他又轻轻地继续说：
“我对于爱伦的招请，当然，没有应她。但是她不知从哪里寻得了我的住处，并且也知道了我的害病。——这可并不是一幕浪漫的恋爱情景。我的床前，并没有她的辉耀的倩影前来看病，我在我的发热的乱梦里，也没有觉得她的冰冷的素手按上我的火热的额头上来。我只在病院里调养，并且他们也看护得我很好，我在那里叫作第三百八十二号，而这冗长的故事全部，也只是一件疏散无味的东西。可是到了我想脱离病院对那慈和的院长诀别的时候，他却交给了我一封信和五百元金洋的一张支票。在那个封筒里有像底下那么的一张信：
你的一位老朋友，请求你将封入的金额接受，当作他借给你的款子，等你病好之后找到了工作，再每月地还他，每月付到这病院里来。
“这信是不署名的！
“这事情明明是对我的好意，可是却使我痛心得很。我当然不得不辞却这金钱的惠借。假使我让一位我所热爱过而终与他人结婚的女人来帮助我，那也就是大大的过失。
“我就问那个当我在读信的中间很得意地笑着在旁边观察我的院长，问他晓得不晓得，这发信人是谁。他回答我说不晓得。但是我却明明知道，他是在对我保守着秘密。我想了一忽儿，然后又重新问他，问他能不能替我转送一封信给这位写信给我的人。这一件事情他答应了。于是我就对他说，明天可以将那信交给他的。
“我想了半天，想这封信将如何写。一边我在心里却一点儿也没有疑念，知道这将钱送给我的一定是爱伦。对此好意我却不愿意有所辜负，我真不愿意伤坏她的感情。可是我终于写定了一封信，现在就我的记忆所及，大约这信的内容是如此的：
我真感谢你得很，但是你借给我的钱，我却不能够收受。请你心里不要难过，因为我将钱送还了给你。你的为此，明明是为了我好。以后我将努力地为人，使我不至于辜负你这一种深情。请你相信我，在我心上将永远保留着你的记忆。你的好意我是没世也不能忘记的。
“将这信交给病院院长之后没有几天，我就离开了纽约到了美国西岸的散弗兰西斯珂1。往后好几年我没有见到听到爱伦·琪儿玛的事情。她的印象也渐渐地消弱了下去。我已经把她忘了。我并且也忘记了我是曾经有过年轻的时代的。我是老了。——那条暗淡的河流，将载着我和我的幸福的小舟并无激动很平和地流送到那个最后是无人不去的神秘的海里去的那条暗淡的河流，不过在一个荒凉的大漠里经过了它的流程。我所航过的河流两岸，只是惨淡怖人的单调罢了。我极端厌倦地站在这扁舟——人生的舷上。我从没有故意地做过恶事。美的事物我是爱的，善的事情我是想勉力做的。为什么我会这样感不出人生的乐趣来呢？我对于可以冲破我这只船底的岩石，对于能将我卷入河流深处去的漩涡，反倒想祝福它们。到我听见爱伦的婚约那一日止，我还老是相信，我的生活将于明日重新开始。这一个明日到了，可是我的新生活仍没有开始——而我的生涯已经是完结了。”
华伦现在说话说得这样轻，弄得法勃里修斯要听他的话的时候不得不耸肩努一番力了。与其说他是在和他的朋友说话，反倒不如说他在和自己说话更像些。他将右手的食指高高举起，指示着一个摆的摇动，从右到左地在空中慢慢画了半个短圈。然后将手指指上那个在纸上他所画过的黑点，轻轻地说：“完全的静止……我只希望，各事都快点过去。”。
一个长时间的静默继续了下去，终至法勃里修斯因难耐而打破了这个沉默。
“那你又怎么，”他问，“决心离开美国，回到欧洲来的呢？”
“是的，不错，”华伦忽而同惊醒似的回答说，“还少个所谓结尾罢。本来我这故事就没有结局的……和它的也没有冒头是一样。这故事所述的不过是些无形状、无目的的事情罢了；并不是人的一生，却只是人的丧生——死。但是你若还没有疲倦的话，那我还可以依了年代的顺序继续说下去。”
“请你继续说下去。”
“是的……我在美国各处流浪了好几年。那个幸福的摆是很有规则地限制住了。它只在很容易达到的‘守分的愿望’和不再长时苦我的‘怨恨和不平’之间摆动。我开始了一种安静的简易生活，人家都把我当作一个怪人看了。我只勤勉忠实地做完我的义务责任，旁人的事情一点儿也不去闻问了。一到了我的钟头教完闲空下来的时候，我就一个人走出市外到最近的树林里去休卧在大树之下。一年四季的时间，在我是一样的；养花的春季，丰殷浓绿的夏天，悲哀的秋日，荒冷的冬时，在我都是一样好的。我总只觉得树林可爱。静默的树林我觉得是世界上最美的东西。在树林里有一脉平和之气会吹入到我的心里来。我变得非常地平和安静了，对于在我周围的事事物物毫不关心，甚至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变得凡对关于我的无论何物，和对向我提议或劝止的无论何事，我都只回答一个‘很好很好’。我自己却毫不曾注意到这一个回答，这几个字是非常自然地流到我的口头上来的，到了有一天一位同事对我说，在校里人家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很好很好先生’，我才觉得。人人对我这么一个从来也不曾遇到过好事情的人，叫我‘很好很好’，岂不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么！
“现在我只需告诉你一段最后的小小的冒险谈，我的故事就可以算完结，希望来听你的了。
“去年我偶尔到了爱儿米拉，是学校里休假的期中。我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口袋里还存着几百块的金洋钱在那里。我决心再去看一遍我那悲喜交感过的背景故地。自我离开那里之后已经有七年了。我十分有把握，确信在那里再也没有一个人能认识我了。并且即使被他们认出了，在我也更有什么要紧？
“当我在市上走了一圈之后，看访了一回我曾教过书的学校和爱伦·琪儿玛住过的宅邸以后，我就走上那个市外的小公园去，在这公园里当我年轻的当日，曾经消磨去许多幻想的时间，并且那园里的一草一木，我当时也都认识的。那些我在那里的时候都还是矮矮的小树，现在已经长成了摩天的大木了。树木中长成大树的也不是全部。这里那里有几株是枯死了的，有几株是被砍伐了的。那是新秋的九月——将晚的时候。太阳已沉落在西天，红红的炫目的夕照阳光，穿过了苍黑的树枝在那里闪射。在一棵树下的椅子上，有一个暗黑的人影坐在那里。无情无绪地走近了那黑影的身边，我真吃了一惊，我马上就认清了。她是爱伦，我被钉住似的立住了一忽儿。
“她身体屈俯向前坐着，在用了遮日光的伞子长柄向地上的泥沙里画字。她穿的是一身丧服——她还没有看见我哩。我屏住了气不声不响地仍复离开了她。走远了百数步后，我从那条树荫下的甬道里走入了旁边树木的底下，在树下我又惊惶地回转来看了一眼。她还是仍旧坐在那里。啊啊，只有上帝知道，何以这一种想头会突然又涌到我的脑里来的。我想看她一看了。她已经是不会认识我的这事情，我是确实知道的。我于是装作在散步的一位闲人的样子慢慢走近了她的身边，几分钟后，我就走到了她的前头了。她在路上看见了我的黑影，毫不注意地将她的头儿举起，我们的四条视线就冲接在一道。我的心脏的鼓动仿佛要停止的样子。她的目光是不相关的，冷冷的。可是一忽儿的中间，她眼睛里突然放起异样的光来了，她把身体急速地掣动了一下，似乎是要站起来似的。此外我不能看见了。我已经走过了她的身边，一步一步地离她远了，绝对不敢转过头来，再回看她一眼。我还没有走到公园出口处之前，一辆无篷的敞车很快地在我的身边转过；我又看见了爱伦，看见她靠出在车外，脸色苍白，眼睛张得很大，同五年前头在纽约的中央公园外看见她的时候一样。我为什么不同她招呼呢？真是愚人愚事，但我终没有招呼她。她那双眼睛，约有一分钟的时间，忧心似的向我注视着的她那双眼睛，忽而又变得冷冷的了。我还看见她深深地吐了一口气，然后又慢慢地将身体靠回了车中。然后她就去我远了，消失了。
“我现在是三十六岁了。可是还不免有点羞缩，当我将我所做的那件应该是小学生才配做的愚事在此地不得不对你说出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给她：
一个十分尊敬你的朋友，对于他，你在数年前曾经示以好意的，他昨天也曾见过你一面，可是你不曾认出他来，他在这里送上他的一个敬礼。
“这信当我在乘上自爱儿米拉开向纽约去的火车一分钟前投在邮筒里的，那时候我的心脏鼓动得非常厉害，仿佛是正在冒险做一件极危险的事情似的——这真是一个大冒险呵！是不是？……我平生觉得从没有经验过比这事情更大的冒险，就是现在，在我的回忆里，我也常常只以此而在自慰的哩！
“差不多过了一年之后，在去今没有几个月以前，我偶尔在百老汇路上又撞见了今年是长到了二十岁的弗兰息斯·琪儿玛。世界实在是再小不过了，认识的人是怎么也会撞见的。长得和他姊姊很像的弗兰息斯，已经不认识我了。是我招呼他的。他很和气而又很困惑地微笑着朝我看了几分钟。忽然他就满心欢喜地向我伸出了手来。
“‘啊，华伦先生！’他叫着说，‘我真欢喜，终于又见到你了！我和爱伦常在谈起你，并且猜想你不知究竟怎么样了。——你为什么一点儿也不使我们知道一点消息呢？’
“我回答说：‘这些没有价值的事情，我怕使你们知道。’我说话说得非常之幽。现在我是很有勇气了。但在当时那青年却使我变得胆怯。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向他要求过什么，也不在期望他些什么的哩。
“弗兰息斯以青年的、和蔼的热忱回答说：‘对我们这样的狐疑，那是你的不是。你是我的唯一的先生，只有从你那里我才学得了些物事，我衷心所感谢的，只有你一位先生。你想我会把我们的那些长时间的、美丽的散步忘记的么？那时候我虽则还是一个小孩子，可是在那时候你讲给我听的一切善的美的事情，都还牢牢铭刻在我的记忆里哩。——爱伦吗？——她自先生你去后，就不愿意再学音乐，她现在在那里弹奏的，还只是从你那里学来的那些老调子，她不愿意再学些另外的音乐。’
“‘父亲母亲都好么？——你姊姊怎么样了？’我问。
“‘可怜的母亲三年前病故了，’弗兰息斯回答说，‘现在在我们家里管理家务的是爱伦。’
“‘那么你们姊夫也和你们一道住的么？’
“‘姊夫？’弗兰息斯很怪异地回答，‘难道你还不晓得么？去年他坐船从里凡浦儿2到纽约来的途中，那只“阿脱兰脱”号沉没了。’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是的，’弗兰息斯直率平静地追加上去说，‘这是不能够向外人说的，他的死也算不得一个大损失。姊夫并不是一个好人。在他突然遭难之先，爱伦已经和他离开别居了三年了。——他俩的结婚生活，并不是幸福的。’
“我把头动了一动，做了一个表示我的同感的姿势。但是无论如何，却总不能够说出一句话来。
“‘你一定马上就来看我们，’弗兰息斯继续着说，‘此地是我的卡片。请你决定一个日子，到我们家里来吃饭。我们一家都在希望着见你哩！’
“我回答他说我将写信给他，我们就此分别了。
“我的精神——我想，幸亏是如此——已经将它的少年时候的弹性消失尽了。那个摆这一回并不高举起来。它只在数年来来往摆动惯的那个短距离的小弓形内摇动。我自己晓得，和琪儿玛家一族的重新的关系一定又要发生痛苦和失望的。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完全的把握，一到爱伦的面前，我怕自己又要变成一个呆子的。我有十足的理性，足够看出向这位富有的、高贵的、年轻的寡妇求婚是一种疯狂。同时我又觉得，只需短短地和爱伦在一道几天，我这可怜的理性又会完全失掉的。我在各抒情诗里也曾读过，知道爱情能使人净化，能使他变而为神。可是爱情也能使他变为顽迷的傻子。这至少在我这一回的事里是如此的，所以我不得不加意地留心。
“在我和弗兰息斯·琪儿玛遇见的前几天，我曾接到有一位我的旧亲死去的通知。关于他的记忆，我已经有点记不大清楚了。我只记得小孩子的时候，曾在他那里住过一个假期，那时候他待我是很亲热的。他是一位沉静而率真的人，只寂寥地过了他的一生。我模糊地记得曾听见人说过，他从前是对我母亲发生过爱情的，等她结婚之后，他就避去了尘世，在乡间过他的孤独生活了。有许多年不曾听到他的事情了。可是现在推想起来，这一位悲哀沉郁的老人，仿佛是把我常放在心里，从没有把我忘记过似的。总之，他在临终之前，曾把他的小小的财产的大部分赠遗给了我。因此我就变成了一间在R附近的很安适的房子的所有者，和一块永年出租的不动产的主人了。每年的一千二百‘泰来’的租金，已经尽够我全部的开销了。
“于是我就决心马上离开美国，回到我的多年不见的故乡里来。你的住址，我已经打听到了。我在想，和你，我的最旧的唯一的老友的相见之欢，一定能将我在一生中所受的痛苦减轻几分。我到这里来一看，觉得这推想果然没有错。我终于有了这一次——还是第一次哩——将我胸中的苦闷尽情吐露的机会，我现在觉得心里轻快得多了，这是我这些年来所没有感到过的事情。我晓得你不会责备我过于严苛。你一定在伤痛我的软弱，但我晓得你不会因此而下一个严苛的判断。我平生原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但也没有犯过一件坏事。我是一个完全无用的东西，同《杜葛纳夫》（Turgenjew）那篇阴惨的小说里的一位悲哀的主人公一样，是一个homme de trop（零余者）。
“我在从纽约出发之先，曾写了一封信给弗兰息斯·琪儿玛。我告诉他，一位亲戚的突然死亡，使我不得不回到欧洲来。我把你的通信地址给他，可以使他不至于看出我在逃避和他们一家的来往交际，以后我就出发了。现在我却在此地了。——好，总算讲完。Dixi！”
在讲话的中间，没有使他的烟斗熄灭过的华伦，马上要求他的朋友法勃里修斯，也将他自己的历史讲出来给他听。可是法勃里修斯却已觉得伤心之至，在消沉的情绪里不想再说话了。所以他就告诉他的朋友，时间已经晚了，并且提议说，明天再来将这谈话继续下去。华伦回答说：“很好很好。”将烟斗里的烟煤敲出，他就把还在桌上放着的一瓶酒拿起，把瓶里残余的酒和法勃里修斯两人分倒了。然后他将杯举起，很快乐地叫着说：“为纪念我俩的青春！”连杯里的最后一滴也吞饮尽了以后，他将杯子放回桌上，感到很满足似的说：
“这是我这些年来干饮过的第一杯适口的酒。因为我今天所饮的，并不是为了想忘记过去，而是为了纪念着过去。”
二
华伦在他的朋友法勃里修斯那里住了好几天。法勃里修斯觉得他朋友是他生平遇到过的人中间的一个最质朴最谦逊的人。他对什么东西都不再要求，无论什么你给他，他总是觉得满足的。法勃里修斯对他提议无论什么事情，他的回答总只是“很好很好”。假如法勃里修斯有时候不去和他说话呢，他却会自得其乐于在安乐椅里坐着抽烟，手里或拿一本书，可是他并不是读得很起劲的，他从他那短烟斗里向空中吹一个个大的烟圈，就似乎是与世与人都无争恨似的平和适意。他说，他很不喜欢会见生人。可是时常在法勃里修斯家里进出的几个人，和他也算结了表面上的相识的几个人，都觉得他是一位很有学问很谦和的长者。凡接近他的人，总没有一个是不喜欢他的。他身上有一种特异的足以使人喜欢的牵引力。法勃里修斯也觉不能了解，华伦的这一种特质究竟在什么地方，可是他自己也不能逃出华伦的这一种迷力的影响。他在几日中间，又对华伦有起那种同在少年的学生时代一样的献身的亲密的友谊来了。“谁能禁得住不爱他呢，”法勃里修斯每自己对自己说，“爱伦·琪儿玛爱他，也绝不是一件奇事，是应该的……我真想尽我的能力，来把他弄得快乐一点。”
有一天晚上法勃里修斯带了他的朋友到一家戏园里去，在那里有一出滑稽的短剧是演得很好的。他记得华伦做学生的时代对于这一类的东西特别喜欢，在这一种剧场里他是最快乐也没有的。当时他朋友的那一种快乐的、清新的笑声，还在法勃里修斯的耳朵里响着哩。但是到了那里法勃里修斯又感到了一种新的失望。华伦一点儿也没有兴趣地在那里看这一出滑稽短剧。旁边在静静地观察他的法勃里修斯看他一次也没有笑过。他不过很注意地听了一刻，可是歇了一歇，他就把这一个视听的注意抛去，似乎是不愿再去用心看取的样子，只在无精打采地看戏园的周围了。到了第二幕完结，法勃里修斯问他“我们还是回去呢还是怎么？”的时候，他很快地回答说：“很好很好，我们回去罢！对这一种没意思的滑稽我已经感不到趣味了。还是让我们去抽一筒烟闲谈闲谈罢。怕那倒是更有意思更舒适些。”
华伦已完全不像十五年前法勃里修斯所认识的那个华伦了。可是在法勃里修斯方面却并不因此而减轻对他的亲爱。他心里满怀了忧虑在守护着他，和一位慈父守护着他的生病的爱子一样。他孜孜不倦地在设法想使他的朋友快乐一点。假使可以使他的客人的呆钝的脸上露出一脸满足的微笑来的话，那他就是很大的牺牲也在所不辞的。华伦也早看出了这一层好意，所以当他要和法勃里修斯别去的时候，他就深深被感动似的捏紧了法勃里修斯的手对他说：“老友，你只在希望我好，那我，我也很知道的……请你相信我，对你这好意我是满心在感谢。我们以后总不会再不通闻问的了，我们以后就互相守着罢。我到家之后将严守着和你的通信。”
华伦动身后的没有几天，法勃里修斯接到了一封从美国寄来的给华伦的信。信封上的略字是“E.H.”两字母——爱伦·霍华德，正是华伦所爱的那女人的名字。法勃里修斯马上将这信转给华伦，并且写上了一句话说：“我希望你在这里能接到从美国来的喜音。”——华伦在回信里对这一句话并不提及，并且也完全没有讲到爱伦的事情上去。他只将他现在弄得很舒服的那所他的新住宅的样子说得很清楚，而在邀法勃里修斯就到他那边去见他，可以多住些时。在往后继续的通信当中，两位朋友就约定冬假里耶稣圣诞节和新年，当在一块儿住着过去。
十二月初头上，华伦又写信给法勃里修斯，促他务必要早一点动身。“我身体不好”——在那信里说——“我有时候觉得衰弱到房门也不能出一步。我在此地并没有一个人认识，并且也没有去结识新相知的心思。你和我在一道能使我感到无上的快乐。又和你相习惯了，无论什么地方我都少你不得。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一间房在这里，你可以自由自在地和在L市一样地工作的，或者也许会比你自己的房子更清静些。你不要等到二十三日才来罢，愈早愈好。我们可以不必等到十二月二十五，就是在十二月十五难道不是一样可以庆祝耶稣的圣诞的么？”
法勃里修斯也没有什么事情，正在可以适从他朋友的愿望的地位之下，所以就于十二月的初旬里到了他的朋友那里。他觉得他朋友瘦得太厉害，样子太难看了。华伦还没有去看过医生，并且他也拒绝去看病。
“医生能把我怎么样呢？”他说，“我自家的病苦难道会不晓得的么？我并且也很晓得我的病源。医生大约不过会劝我散散心罢了，正譬如他对一个穷苦的病人，劝他吃吃丰美的食物和陈年的好酒一样。可是穷人哪里有这些必要的钱呢？我们为身体的健康起见，有些物事是不能够一定常办得到的。譬如我，叫我如何去散心呢？去旅行么？我觉得世上无论什么都没有比这个安逸的静坐更好的事情。去结识些新的朋友，见见生人的面孔么？那我觉得世上只有你一个人，只有和你在一道能比一个人的枯坐好些，此外更没有第二个人了。看书么？我哪里还有求智识的欲念？我所晓得的东西，我都已经失掉了兴趣了。”
法勃里修斯，和在与华伦初次遇到的时候一样，注意到了他不吃什么东西而只喜欢喝很多的酒。他对于好友的健康上的忧心，鼓起了他向华伦进劝的勇气。
“你的话原是不错，”华伦回答他说，“我喝酒喝得太多，可是我不能吃旁的东西，而又觉得不得不咽些东西下去以维持我的气力。我是和轧伐尼（Gavarni）的感情残疾者（invalides du sentiment）的可悲的状态一样；‘Toutes ces bêtises mont dé－rangéla constitution.’（原只是那万种的愚行损伤了我的元气）。”
有一天晚上，窗外面正风狂雨骤，而他们朋友俩却对坐在舒适温暖的房里的时候，华伦忽而讲起了爱伦身上的事情。
“我们现在是不断地在通信了，”他说，“她写信给我说，她希望不久就可以和我再见。——海耳曼，你晓得么？女人的心理，我实是有点不懂起来了。她不把我当作她的第一个最要好的人看待，那是确实无疑的。 那么为什么她又想和我发生起关系来呢？为恋爱么？就是光这一个想头也是可笑得很的。大约是为了怜悯我的原因罢。可是这就到了我的矜持的梦的末路了，我已经变成了一个怜悯的对象了呵。所以我写信给她说，我已经在此地定住下了，今后别无他望，只想在无为与隐遁中间过我这无用的一生。决不会和她再见了……你还记得海涅（Henie）的《旅行记》里的那一段么？一位大学生在窗口和一位美丽的小姑娘亲嘴的那一段？这位小姑娘让他来亲嘴，就因为他说：‘明天我又将远去，今生今世怕再也不能和你相见。’——这一个再也不至相见的想头，却使人会得着一种勇气，能说出平时是惹也不敢惹着的事情的。我觉得我的死期近了。亲爱的老友，请你不必再说别的话来宽慰我。我自家是晓得的，死期近了。我也将这事写信给爱伦告诉她了。……我更写了许多另外的事情……嗳，真是些没意思的事情！……我平生所做的，都只是些无用的无目的的事情罢了。到了这垂死的病中，才向情人来宣布恋爱，这岂不是和我的一生很调和很合理的一个结局么？比这事实更无意识的徒劳，世上还寻得出第二件么？可是我却如此地做了。”
关于这信的事情，法勃里修斯实在想知道得更详细一点，可是华伦却不愿意作断然的回答。“假如我有一张誊清的信稿在这里的话，”他说，“那我很愿意将它给你去看。你已经知道这事情的全部经过了，我对于自己做出来的那一种愚劣的事情，不管它是如何的无聊如何地笨大，我在你的面前却可以不感到羞缩。当我在第一次很确实地觉得死期近了的时候，就写了那一封信，这是两礼拜前头的事情。那时候我睡在床上发烧。我对于死是一点儿恐怖也没有的，实际上即使把我的生命交给了死神的手里，和现在的这种状态比较起来，也未见得生比死好。可是我却兴奋了，精神亢进了。简直是可以做一部非常之有诗意的作品—— 一篇辞世之歌——出来的样子。我现在还在想这信写了也好。非但如此，我并且还在欢喜，因为爱伦终究知道了我是如何地爱她过的。既不将我的爱对她陈诉，也不希望着她对我之爱的给予——我觉得这是很高尚，不利己的爱！”
圣诞节的祭日一天天地在静默里悲哀里过去了。华伦变得一天只有几个钟头可以从床上坐起来，那么的衰弱。法勃里修斯现在只能独断地去为他请了一个医生来到病床前来看他的病。可是诊察之下，华伦也没有什么一定的病症，是他的生命力消失完了。他同一盏烧尽的灯火似的在那里慢慢地萎灭下去。还有在几次很少很少的但是间隔时间却渐渐地比较长起来的间歇时间里，他的精神又会奋燃起来放几朵火花；但死的阴影已经笼罩住他，渐渐地渐渐地在暗下去黑下去了。
在除夕的当夜，华伦于十一点钟的时候从床上立了起来。“这一个新年我将照旧式地对你述祝贺之辞，”他对法勃里修斯说，“希望这新年能给你以快乐。给我以永久的平和。”
将近半夜的时候，他走上钢琴的前头，很庄严地弹奏起和教会里的合唱歌相像的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的《死友的饮盏之歌》（Auf das Trinkglass eines verstorbenen Freundes）来。寺院里的钟敲十二下的时候，他倒满了两杯酒。举起杯来，他慢慢地在追思似的，从他刚才所奏的歌里，谱诵出了一节的歌：
我在你杯底之所见，
并非是凡人能解的东西。
（Was ich ershau’in deinem Grund，
Yst nicht gewoehnlichen zu nennen.）
然后他靠转了背，一长饮就把那满杯干下了。他当在说那一节歌和饮那一杯酒的中间，并不曾对法勃里修斯注意到。法勃里修斯只是悲哀无语默默地在旁边看着他。现在他看到了法勃里修斯了，他的眼睛又光明喜乐地充满了少年的热情。
“再喝一杯！”他叫着说，“为祝我俩的刎颈的交情！祝你新年如意，我的哥哥！”
他同干头一杯似的将第二杯也干了，然后就很沉重地在一张椅子上倒了下去。他的目光又变得呆滞无神了，法勃里修斯扶他到床上去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已经是很想睡的小孩，好好地顺从了一切。
以后几天他一直不能起来。医生来看了也只深思着摇摇头，没有法子好想。他以为法勃里修斯是华伦的近亲，所以告诉法勃里修斯说，还是预备后事罢。
正月初八，华伦的别庄所在的那个小市里的旅馆里有一个人差来，来送一封给华伦的信。使者说，这信是要即答的。法勃里修斯因为他朋友已经有好几个钟头陷入了昏睡状态，差不多就快完全失去知觉了，所以就替他开了这信。信的署名者是“爱伦·霍华德”，内容如下：
父亲在好久之前计划中的欧洲旅行，这一回忽然实现了。我之所以不预先通知你以此事者，原想使你惊喜一回，可以开一回玩笑。到了此地，我听逆旅的主人所说，才知道你在前回信里所说的病症还没有离身。因此我不愿不通知你而突然前来，并且先要问问你，你的病状究竟能否应许你接待我们？在此地的是我和弗兰息斯，他也和我一样，很想和你，我的尊敬的朋友，在这一个巡游的途上来相见见，盘桓几天。父亲已经从汉堡直行上巴黎去了，我和弟弟打算在此地住几日后，马上上那里去和他作一道的。
法勃里修斯想了一想，然后就拿上帽子对使者说，他想自己直接去传达回音。到了那小旅馆里，他就马上被介绍给了那位外国夫人。他曾先把名片交给过一位旅馆的佣人，嘱他去说，是受了“华伦博士之托”而来的。
爱伦只有一个人在那里。法勃里修斯很快地看了她一遍。她真是美丽得同花一般的样儿。她的一双大大的碧眼很不安地带问似的在注视着这进她房里来的人。
法勃里修斯生平和妇人来往得很少，在妇人面前，大抵是局促不安的。可是这时候他的想头已全集中在病友的身上了，所以这一回他倒完全是平静得很的。他只简洁地说了几句话，华伦是病了——病得很凶——就快死了，给他朋友的信是他拆开了读的。
爱伦默默地也有几分惊惶似的朝他看看。她仿佛是不能了解所听见的话的意思的样子。可是慢慢地她的眼睛里就充满起眼泪来了。
“可以许我去见见华伦先生么？”最后她问着说。
法勃里修斯答应了。
“我的弟弟可不可以和我一道去，或者还是我一个人去好些？”
“我觉得还是先由你一个人去好些。你的弟弟或者可以迟一点去看我们那位可怜的朋友的。”
“我突然去看他，一种惊异，不会使病人更衰弱而失神么？”
“大约是不会的。凡一种喜悦，对他总只有好的影响。我晓得他是很喜欢见你的。”
爱伦在几分钟之后就准备好跟法勃里修斯前去，不多一忽儿，两个人就都到了华伦的屋里了。法勃里修斯教爱伦在客室等了一等，他一个人先到华伦的病房里去。
华伦张大了两只被体热蒸烧得红红的大眼躺在那里。他在那里说昏话了，可是他还能认清这进来者是谁，他向他要求，要一点可以消渴的饮料。他把渴消了以后，就闭上了眼睛，仿佛是要睡了。
“我为你接了一位你的好朋友来，”法勃里修斯说，“你愿意见她么？”
“是不是法勃里修斯？——请他进来罢，欢迎之至！”
“不是的。——是从美国来的朋友。”
“从美国？……在那里我是住得很久，很久，……啊，那沉郁的、悲哀的两岸！……”
“你愿不愿意见你那朋友？”
“我航下了那条暗淡的河流——航下了。在雾蒙蒙的远处呢：高高的、黑暗的形状；茂树的高山；……我是再也……再也达不到的远处。”
法勃里修斯踮起了脚尖，轻轻离开了他，几分钟后又和爱伦一道走进这病房来了。华伦似乎仍旧是什么也不晓得的样子。他只是用了轻轻的，声气也没有的喉音在说：
“这暗淡的河流，渐渐地到海了。我听见有海里的钝重的浪声。两岸是绿色的。高山也移近前来了。那是树林，我曾在它们之下常常息躺着的树林……树林的黑暗……在这些树木之间却浮出来了一个辉耀的女身………爱伦！”
她踏近了他的床边。这将死者一点儿也没有惊异，只和蔼地朝她看。
“天呀天！我还能见到你！”他说，“我晓得你是会来的。”他又喃喃说了些听不清的话，然后静躺了好久。忽而他又叫起来说：“海耳曼！”
被叫者就站在爱伦的边上。
“那个幸福的摆！你明白么？”——一种无邪的同小孩子似的笑容飞过他的脸上，他将瘦得只剩了皮骨的一只右手举得高高，用食指在空中画了半个摆动的大圈，又追加着说：“从前是这样的！”然后又同样地自右到左，慢慢地画了几次短小的半圈，说：“现在！”——最后同威胁人似的又将手指停住，坚决而不动地在空中指着：“即刻！”于是他闭上了眼睛，很苦地呼吸了几口气，默默地静躺着了。
爱伦一边哭着，一边将身体俯伏了下去轻轻地叫说：“亨利！亨利！”他又将衰弱极了的眼睛开了一次。她将嘴凑近了他的耳边，如泉地涌流着眼泪，轻轻地向他耳里说：“我是爱你的，老早就爱你的，还没有把你忘记过。”
“我也老早就晓得了。”华伦很平静地很有自信似的回答说。——他脸上的呆滞的表情立刻就变得和润了一点，有了一点生气。眼睛也很亲爱似的，密昵似的发起光来了，和许多年前头的时候一样。他拿住了爱伦的手，将它拿上了已经是枯燥了的唇边。一脸微笑流露在他的脸上。
“现在你觉得怎么样？”法勃里修斯问他。
“很好很好……”又是那个旧日的回答。他的无力的手指向被单上摸捏了一回，仿佛是想将这被单扯拖举起来的样子。然后将手臂长长地伸上放落，手指也静止地摊着不动了。“很好很好……”他还轻轻地说了一遍。他似乎沉没在深远的回忆里了。一个长时间的沉默闯入在三人之间。最后又充满了热意和悲哀将他的已经在散神的眼睛举起，对他的爱人看着，极轻极轻地，嗫嚅地，将一个无力的重音摆在头一个字上，说了一声：“很——好。”
上面所译的，是德国Rudolf Lindau所著的小说Das Glueckspendel。
小说里的许多原名，把它们写在下面：
主人公是Heinrich Warren。他的朋友是Hermann Fabricius。女主人公是Ellen Gilmore。她的兄弟是Francis Gilmore。她的男人是Mr Howard。
华伦出生的地方是德国的Talbe an der Saale。教书的地方是纽约州的Mira。从Liverpool到纽约的船名是Atlante。
德国有一种货币名Taler，一“泰来”大约有中国的一块五角钱那么的价值。
译者所根据的书，是柏林Buchverlag fuers Deutsche Haus在1909年出版的Die Buecher des Deutschen Hauses丛书的第五辑第一百零三种。据这丛书的第四辑第九十八本的Erzaehlungen aus dem Osten（von Rudolf Lindau）绪言里之所说，则林道系于1829年10月10日生在Gardelegen in der Altmark。大了就在柏林，巴黎，及Montpellier等处修习言语学与史学。到他的学业修完之后，他还在法国南部住了四年，做人家的家庭教师。然后就做了法国公使Barthèlème St. Hillaire的秘书。1860年瑞士国把他当作了外交官派赴日本，去结两国间的通商条约。因此他得到了一个总领事的资格，到1869年为止，就来往分驻在印度、新加坡、越南、中国、日本及加利福尼亚等处。在法国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他的文士生活，在 Revue des deux Mondes 及 Journal desDèbates上投稿了。他的第一篇旅行记Voyage autour du Japon就是用法文写的。后来在横滨，他发行了最初的英字新闻纸，有一卷英文短篇小说，却是用英文写的。
1870年以后到1872年为止，他往还于德国及东方，做战地的记者。1872年到1878年之间，他住在巴黎，做德国使馆的馆员。1880年到1885年他做了使馆的参赞。1892年德国派干员出外，他就又做了一次德国的代表赴君士坦丁之任。归休之后，他就在Helgoland住下了。1893年，他出了六卷的全集。他死在巴黎，1910年的10月14日葬在Holgoland。
在短篇小说方面，他先在1869年（当他在39岁的时候）出了一本法文短篇小说集，名Peines perdues，系从前在Revue des deux Mondes与Journal de St Petersberg杂志上所发表的东西。他用英文写的、在Blackwood’s Magazine上所发表的东西，又收集了起来，都归入在The Philosopher’s Pendulum aud other Stories这一个书名之下。德国的全集的书名很多，这儿不能一一举出，但Philosoper’s pendulum一篇，则当然是由他自己译成德文的无疑。所以我想英文的原作与德文的原作，少许有点出入也是应该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
1 散弗兰西斯珂：San Francisco，旧金山。
2 里凡浦儿：Liverpool，利物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