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片刻工夫，亲信回来禀报说，米兰的大主教，菲德里戈·博罗梅奥红衣主教昨天到了，而且要在这儿停留一天；红衣主教大人光临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附近的各个村子，人人都想去拜见这位大人物；那四处敲响的钟声，不只是向众人播送这个消息，更是表达人们的欢乐心情。
无名氏仍然是独自一人，继续注视着山谷里的情景，但显得愈发心事重重。“一切都为了这个人！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的热情洋溢，如此的兴高采烈，只是为了去见这个人！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看来都有一个折磨自己的魔鬼附身，可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遭受魔鬼的折磨，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这个人会有怎样的能耐，竟能让这么多的人兴高采烈？他兴许要随意施舍几个小钱……可那么多人自然不会全是去乞求施舍的。兴许他还会用手在空中比划几下，再讲几句训导的话……唉，他讲的话如果能安慰我就好了！如果……那为什么我不去呢？为什么不去呢？……我要去，我也要去；我想跟他谈谈，面对面地跟他谈谈。我对他说些什么呢？哦，那件事……我还是先听听这个人会讲些什么吧！”
他就这样心慌意乱地打定了主意，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身着一件颇具几分军人模样的外衣，捡起了掉在床上的手枪，把它插在腰带一侧，从墙壁的钉子上摘下另一支手枪，插在腰带的另一侧，又把一柄匕首也插在腰带里，然后从墙上取下一杆和他一样令人生畏的马枪，把它斜背在肩上。他拿起帽子走出房间，直奔露琪亚所在的那间屋子。他把马枪放在靠近房门的角落里，一面叫喊，一面敲门。老婆子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跑过来开门。
大寨主走进房间，用目光在屋子里巡视了一遍，看见露琪亚安静地蜷缩在角落里。
“她睡着了？”他轻声地问老婆子，“就睡在那儿？我是这么吩咐你的吗，你这个恶女人！”
“我想尽了各种办法，”老婆子回答，“可她说什么都不肯吃饭，也不肯过来…
“让她安安稳稳地睡觉吧。注意别去打扰她，等她醒来的时候……玛尔塔会在前面的屋子里听候差遣；她需要什么东西，你就差玛尔塔去取。等她醒来的时候……你告诉她，我……主人暂时离开了这儿，很快就回来……不管她有什么要求，主人都可以满足她。”
老婆子怔怔地站在那儿，心里暗想：“她莫非是什么公主不成？”
大寨主走了出去，拿起了马枪，打发玛尔塔去那儿听候差遣，并派他遇见的第一个强人去守护屋子，除了玛尔塔，谁也不得进入那屋子；随后，他离开寨堡，急匆匆地朝谷底跑去。佚名作者的手稿没有说明，从寨堡到红衣主教所停留的村子有多远，但是从我们将要叙述的事实来看，它的距离不至于超过一次较长的散步。当然，单从山谷居民和更偏远地区的村民蜂拥来到这儿，很难对此作出判断，因为当时的书卷记载，一些人是从三十公里以外的地方赶来拜见菲德里戈红衣主教的。
那些山上的强人遇见大寨主都毕恭毕敬地站住，仿佛是等待他下达指令，或者是听候他的吩咐，带他们去干什么事情。他们从他的神情和回答他们鞠躬时的眼色中，一时间都揣摩不出他的心思。
他走到路上，行人们看见他没有带一名随从，都暗暗惊讶。但他们恭敬地脱帽行礼，赶忙躲闪到一边让路的时候，仍然习惯地让出足够他的随从行走的空间。他走近村子，看见许多人围聚在那儿。他的名字飞快地在人群中传播开来，众人给他让开一条路。他走近一个人，向他打听红衣主教在什么地方。
“在堂区神甫家里。”那人回答，深深鞠了一躬，向他指点了去处。大寨主按照那人的指点，来到一所庭院，里面聚集着许多神甫，都把惊奇和狐疑的目光投到他身上。他看见前面有一扇打开的门，通向一个小客厅，那里也聚集着许多神甫。他摘下马枪，把它靠在院子的角落里。他走进了小客厅，那儿的神甫们也用惊奇和狐疑的眼光打量着他，纷纷窃窃私语，传播着这个人的名字，然后是一片沉寂。他转过身子，向一名神甫询问，红衣主教在哪儿，他想跟主教谈话。
“我是刚来的外乡人。”被询问的神甫回答。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四周，呼喊当地教堂一位举十字架的神甫。
那名神甫站在小客厅的一个角落里，正悄声地对自己的同伴说：
“是他，那个臭名昭著的家伙！他上这儿来干什么？当心点儿！”
不过，当他在全场的鸦雀无声中听到同伴的呼喊，他不得不走过去。他向无名氏鞠了一躬，听他想要说什么；一双游动着好奇和不安的眼睛，注视着他的脸色，但随即又低垂目光，在那儿站了一会儿工夫，然后开口说道，或者说，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不晓得，红衣主教大人……此刻……是不是在……是……能不能……好吧，我去看看。”
他很不情愿地走进红衣主教所在的邻近的屋子，去禀报这个消息。
在我们的故事进展到这个地方，我们不能不暂停片刻工夫，正像旅行者，在荒蛮崎岖的道路上长途跋涉以后，饱经风霜，艰难竭蹶，他止住脚步，在一棵大树的绿荫之下，找一片青翠的草地，靠着清澈明亮的泉水，美美地休憩少许时光。现在我们就遇到这样一位人物，无论是什么时候，只要回忆起他的名字，我们的心中就会涌起一种崇高的敬意，一种欣悦的激动。而今，在经历了如此众多的令人痛楚的场面，目睹了如此众多的令人憎恶的邪恶之后，这种情感便愈发强烈了。因此，绝对需要花费些许笔墨，来介绍这位人物。谁个不打算细听这番叙述，而急于知道故事的进展，不妨跳过这一段，径直进入下一章。
菲德里戈·博罗梅奥一五六四年出生，他对于任何时代来说都属于那种凤毛麟角的人物。他把自己非凡的才华、丰厚的家资、优越的特权、矢志不移的意志全部奉献给了对善的追求与行使。他的一生犹如从悬崖峭壁流泻而下的一泓澄碧晶莹的溪水，汩汩地流经迥然相异的田地，曲折萦回，永不停歇，永不浑浊，最后依然是保持澄碧晶莹的本色，汇入浩浩长河。
他生活在华丽安逸的环境里，但他从孩提时即铭记关于献身与谦逊的准则，关于骄奢淫逸是空虚，傲岸自负是罪孽，关于真正的高贵与真正的善行的教导。这些教导与准则，不管人们是真心实意地还是口是心非地接受，都作为宗教的最基本的教导，代代相传。我想特别说明，他是异常严肃地对待和接受这些准则与教导的，他认真领略它们，认识到它们是千真万确的。他发现，其他相对立的准则与教导，纵然也以同样的自信、有时甚至是通过同样的嘴巴，代代相传，但它们绝对是名不副实的。于是他把那些千真万确的东西确定为自己的思想与行动的规范。他确信，生活不能命定地成为大众的枷锁，一小撮人的欢乐；生活对于所有的人而言都是奉献，每一个人都应对此有着清醒的意识。他从小就开始思考，怎样努力才能使自己的生活成为有益的和健康的。
一五八〇年，他毅然决定献身宗教事业，从当时声誉斐然并被百姓称为圣者的堂兄卡洛手里接过了教袍。不久之后，他进入卡洛·博罗梅奥在帕维亚城设立并至今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神学校。在那儿，他除了孜孜不倦地履行全部规定的职责，还志愿承担另外两项义务，向那些愚昧者和流浪者灌输天主教教义，走访、服务、安慰和帮助病者。他利用在当地赢得的威信，吸引他的同事们也来投入这样的工作。在做每一件正当的、有益的事情的时候，他的优秀品格都驱使他义无反顾地走在最前列，即使他当时的社会地位仍然是低下的。后来当他的地位能够为他带来种种好处的时候，他不只无意去追求，而且想尽种种法子去回避这些好处。他的饮食与其说是简单的，毋宁说是寒碜的；他的衣着与其说是朴实的，毋宁说是陈旧的。他的整个生活水平与方式，都是遵循这样的原则。他从来不曾想过要改变这一切，尽管至亲好友纷纷抱怨，甚至责难，他这样行事贬损了家族的声望。
他还不得不同教导他的人进行另一场斗争，那些人悄悄地，或者出其不意地，设法给他配置一些家具摆设，把他同众人区分开来，让他显示出贵族的气派。兴许，他们以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会欣然接受这一切；兴许，他们受过分的奴性所驱动，这种奴性能够在别人的辉煌中满足自己的虚荣；兴许，他们属于那种谨小慎微的人，无论是对美德，还是恶行，统统都心怀疑虑，他们始终宣扬，完美存在于中庸，他们把中庸规范为自己达到的目标，并在中庸之中获得良好的自我感觉。菲德里戈不仅不为这些努力所动心，而且责备这样做的人；这一切，都发生在他的青少年时期。
毫不奇怪，卡洛·博罗梅奥红衣主教在世的时候，少年和后来的青年菲德里戈，面对这位年长自己二十六岁，如此生动体现着严谨、庄重的品格和圣德的前辈，竭力把他的思想和行动奉为自己的楷模；对于这位圣人的权威，如果需要的话，每时每刻都自有众多的人来表达他们虔诚、热情的敬意。不过，更加重要的事实是，红衣主教去世以后，谁也不曾发现，那时年方二十的菲德里戈，缺乏一位导师和监护者。他的智慧、学识和仁爱精神，他享有的愈来愈高的声誉，他同不止一位有影响的红衣主教的亲戚关系和密切联系，他的家庭的威望，他本人的名字——卡洛·博罗梅奥在思想中几乎把它同圣德和卓越联系在一起，这一切，都应当也足以把他推上崇高的宗教职位，并预示着他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可是，他心中却坚信不疑，任何一个真诚的基督徒，至少在口头上都不能否认这样一点，一个人只有始终为他人服务，才有资格担任高位，而他恰恰害怕就任高位，于是想方设法回避；这自然不是由于要逃避为他人服务的缘故，因为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奉献一生；而是由于他觉得自己不配也难以胜任如此崇高和危险的职务。因此，当一五九五年教皇克雷芒八世提名他为米兰大主教时，他显得异常激动不安，毫不犹豫地谢绝了。后来只是无法违抗教皇的圣谕，他才让步了。
这样谦逊的表现，可以说家喻户晓，尽人皆知；当然，做起来并不困难，或许也并不罕见；而要做出一副虚伪的谦逊样子，实在不需要特别的心计，但无论如何，嘲弄这样的谦逊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轻浮可笑的。不过，谦逊难道会因此而不再是美德和智慧的真实表现吗？生活是语言的试金石，表现那种美德和智慧的语言，虽然也常常挂在世上所有的骗子手和玩世不恭者的嘴里，但只要它们引导和伴随着毫不利己和自我牺牲的生活，那就将永远是美好的。
菲德里戈就任大主教以后，生活方式显得与众不同，仍旧不为自己谋取财富和花费时间，拒绝对自己的任何照顾，除非出于特殊的必要。正如众人所说，他认为教会的收入乃是穷苦人的财产。从我们将要叙述的种种事实，可以看出他是怎样实践这一规定。他要求向他提出报告，用于他个人和他的仆从们的开销，究竟需要多大的数目；手下人向他禀报，需要六百金币，他立即吩咐，这笔数目每年从他个人的财产中划入教会的金库，他以为，像他这样家财富裕的人，绝对不能用教会的收入来供养自己。他自觉地过着如此刻苦的节俭的生活，以致他的衣服不到穿破的程度，是不会更换一件新衣服的。正如他同时代的作家们指出，他不只生活俭朴，而且酷爱整洁，这两个生活习惯在那个污浊和奢靡的时代真是难能可贵的。
由于同样的缘故，为了他的俭朴的伙食不致有丝毫的浪费，他把每顿饭剩余的食物送给济贫院；按照他的吩咐，每天都有济贫院的一个穷人来到他的餐厅，搜集剩余的食物。如果不是菲德里戈以他的过人胆略和宏伟气魄，以巨大的投入，让一座巍峨的安布洛其亚图书馆拔地而起，那么，他的那些规矩很可能引发一种误解，认定他只具备渺小的、狭隘的和令人厌恶的美德，只具备陷于细枝末节、难有大手笔的贫乏的才智。为了丰富这座图书馆的藏书和手稿，他除了不吝自己的心血和金钱，获取了许多书籍，还派遣他可能物色到的几名有着渊博才识和丰富经验的学者，分赴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佛兰德、希腊、黎巴嫩和耶路撒冷，去采集书卷。这样，他使安布洛其亚图书馆拥有了三万册图书和一万四千卷手稿。他在图书馆里设立了一座书院，聘请了九位博学多才之士，由他出资终生供养，后来由于入不敷出，被迫压缩到二人。这些学者从事不同学科的研究，如神学、历史、文学、古代宗教、东方语言，每人必须就从事研究的学科发表若干论著。作为图书馆的配套机构，他建立了由他命名的“三语学院”，专事研究希腊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创办了一所学校，学生在这儿接受各种学科和语言的培训，以便有朝一日能够教授它们；开设了一爿专门出版希伯来语、迦勒底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阿尔美尼亚语书籍的印刷所，一座陈列绘画和雕塑作品的画廊，一所培养绘画、雕塑和建筑人才的艺术学校。就画廊和艺术学校而言，他很容易物色到现成的师资；而对于其他的机构而言，我们已经看到，他作了怎样的努力去搜集图书和手稿；当然，制作那些东方语言的铅字是相当困难的，因为这些语言当时在欧洲的传播远不及今天这样广泛，而遴选这方面的人才，又远比制作那些铅字困难得多。
只消举出这样一个事实，书院的九位学者中，八位是他从神学院的青年学生中挑选来的，这就足以说明，他对那时的学术水平和学者名不副实的声誉，是颇为不满的。他的这种评价，看来同后人的见解也是一致的，因为后人已完全遗忘了这两者。而从他给图书馆制定的使用与管理规则，可以看出他对图书馆长久效益的关注，这种关注不只就其本身而言是完美的，而且就很多方面而言是高明的和周到的，远远超越了当时流行的观念和习惯。他规定图书馆人员要同欧洲各位博学之士建立联系，以便从他们那儿了解各门学科的现状，国外出版的各类优秀图书的信息，以便及时购买；他制定参考书目，向学者们推荐他们没有读过、但可能有益的著作。他还责令图书馆向所有的人，不管他是本市市民还是外来者，提供按照自己的需要利用图书的方便与时间。
这样用心的安排，对于今天的每一个人来说，那是再合情合理不过的了，因为它完全同建立图书馆的宗旨相吻合。而当时的情况却是另一种样子。有个名叫彼尔保罗·博斯卡的人，曾在菲德里戈去世以后担任这座图书馆管理员，他撰写的一部有关安布洛其亚图书馆历史的著作（作品用当时流行的优美的文体写成），很清楚地叙述了这样一个不寻常的特点。在这座由个人建造，几乎完全依靠他资助的图书馆里，书籍是向公众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借阅，还向读者提供座位、纸张、羽笔和墨水，便于他摘录他觉得有用的文字。而在意大利任何著名的图书馆里，书籍都是不开放的，统统放在书柜里，只在图书管理员特别照顾，认为可以让读者翻阅片刻的时候，才会从书柜中取出来；至于给读者提供研究的方便，他们压根儿就不曾想过。这样，丰富这些图书馆的藏书，即意味着把图书束之高阁，不让它们被公众所利用，这很像是那种从前有过、至今仍然存在的使土地贫瘠的耕作方式。
不必询问，博罗梅奥如此热衷公共文化事业，获得了怎样的效益。最简单的办法，按照通常的做法，莫过于用两句话来表示，或者说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或者说一事无成；如果一定要尽可能地去追问，去解释，究竟哪一种结果才是真实的，那将是一件吃力不讨好、价值不大和不合时宜的事情。试想提出这样设想的人，是多么高尚、多么理智、多么热忱和多么执著地从事人的完善，而且他是以如此的魄力，在那样愚昧、那样怠情、对任何文化事业都是那样敌视的环境中，实践着自己的理想，也就是说，他是在种种偏见的包围之中，诸如“这能带来什么好处呢？”“难道没有别的事情需要考虑了吗？”“多新鲜的念头！”“这难道还不够吗？”以及类似的诘问中，实践着自己的理想；这些偏见之多，肯定超过他投入这些事业的资金的数目——十万零五千金币，绝大部分系他个人的财产。
倘使这样的人堪称豪放坦荡的大善人，那么，他是否曾对一些急需要周济的人提供过资助，似乎就没有必要去知道了，或许，还有人以为，他在文化事业方面的全部投入，乃是最适宜和最有效的布施。但菲德里戈把这种所谓的布施视为自己头等的义务；在这方面，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他是言行一致的。他的一生，其实就是始终如一的扶危济困。关于那场大饥荒，我们已经作了描写，随后还将对他的一些行为略作表述，人们可以从中看到，他是怎样把自己的智慧和高尚融入自己的乐善好施之中的。他的传记作者们曾记叙了许多感人的事迹，说明他的这一品格，我们不妨在这里援引其中的一例。
有一次，他得知一名贵族施展诡计和蛮横的手段，逼迫自己的女儿去当修女，而他的女儿更向往匹配良缘；于是，他把那父亲请来，从他嘴中得知，他的蛮横态度的真实原因是他囊中羞涩，缺少他认为让女儿体面地出嫁必需的四千金币。菲德里戈当即拿出四千金币，作为那贵族的女儿的陪嫁。或许有人会觉得这种做法深思熟虑不足，慷慨大度有余，过于迁就那个爱好虚荣者的愚蠢的怪念头，这四千金币尽可以用于上百件别的善举。对此我们无意进行反驳，只是期望能够更多地看到这种推到极致的美德，这种美德全然不受那个时代占据主流地位的观念的羁绊（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导观念），全然无视于当时的潮流，而在这里，美德使人做出高尚的举动，捐助四千金币，不让一个姑娘去当修女。
菲德里戈宏大的仁爱胸怀，不只表现于慷慨大度上，而且在他的一切举止行为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他为人平和，所有人都很容易同他交往；他确信，他尤其应当以亲切的笑容、真挚的热忱去同那些被称为下层人的百姓接近；要知道，这些人一生一世都很难受到这种礼遇。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避免地同那些主张什么都不要过分的贵族们发生冲突，那些人想让他在任何事情上都循规蹈矩，不要超出限度。
有一次，菲德里戈走访一个山区的穷乡僻壤，他同一些穷苦孩子交谈，在询问他们的有关情况，对他们进行指导的时候，他充满爱意地抚摩了他们。于是，一名贵族警告他说，别对这些孩子过于亲昵，因为他们是特别肮脏和令人恶心的一群。此人还假定，菲德里戈本人缺乏足够的觉悟来发现这样的问题，或者说，他缺乏足够的才智来为自己寻找巧妙地转弯子的办法。这就是在一定的时间、环境的条件下，那些身居高位者的不幸；很少有人来指出他们的不足，但又不乏竭力赞美他们优点的人。不过，善良的大主教不无愤慨地回答说：
“他们都是我的孩子，也许他们再也见不到我了，难道你们不愿意我拥抱他们吗？”
不过，他是很少上火的，他深受人们赞赏的温和文雅的谈吐、沉稳平静的举止也许是他的不寻常的气质的体现，是他不断地制约自己活跃、热烈的性格的结果。如果有的时候他对手下僧侣们的态度显得严峻，甚至粗暴，那肯定是他发觉了他们贪得无厌、玩忽职守，或者其他同他们的高尚使命水火不相容的过对于一切可能同他的个人利益或者他的尘世荣誉相关的东西，他都显得无动于衷，既不会心情激动，熙熙而乐，也不会心神迷乱，问心有愧。倘使在他的心灵中这些情感激荡不起任何波澜，那是令人肃然起敬的；倘使它们又确实萦绕于他的心中，那就愈加让人感佩不已。他多次参加红衣主教秘密选举教皇的会议，但他从来不曾去追求那个令雄心勃勃者无限向往、令正直无私者深感责任过于沉重的高位。有一次，一位声望颇高的同事，代表自己和自己的一派（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字眼，但当时就是这么使用的），提名他为教皇候选人，菲德里戈以如此严峻的方式予以拒绝，以致那人撤回了自己的提议，另作他议。这种虚怀若谷，这种对权力的厌恶，同样表现在生活的种种普普通通的事情上。他兢兢业业、不知疲倦地去做着教育和管理工作，他认为这是他的义务，并且始终回避介入别人的事务；他甚至在别人提出请求时也千方百计予以谢绝，这种谦逊和节制，在像菲德里戈这样的善的虔诚使者身上，是很不寻常的。
如果我们愿意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以浓厚的兴趣去逐一了解他的品格上的不同凡响之处，那就会很自然地发现许多表面看来似乎相互对立的、很难共存的特点。不过，我们自然也不会忽略那壮美的生活的另一鲜明的特点：他终日忙碌于领导、教育、接见、旅行、演说、巡视教区、宗教仪式等种种活动，但他依然孜孜不倦地研习学问，他投入的精力足以同一个职业的学者相媲美。事实上，菲德里戈享有的同时代人的赞美之词不可悉数，其中就有饱学之士的称号。
但是，毋庸讳言，他以坚定的信念和刚毅的努力，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观点，今天，几乎任何人都会认为，这些观点与其说是缺少充分根据的，毋宁说是颇为古怪的；这也是我要对那些非常希望认定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人讲的。有人打算在这方面为他辩护，可以援引一般公认的解释，说那些更多的是时代的谬误，而不是个人的失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解释，如果是源于对事实的细致探究，那么，可能会具有某种意义，或者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如果像通常那样盲目和肤浅地进行解释，那就会失去任何意义。我们无意用简单化的方式来解决复杂的问题，也无意使我们的叙述显得冗长，因此，我们不打算再予展开；只消顺便提上这样的一句就足够了：对于这样一位从整体上说如此令人感佩的人物，我们不想把他说成纯洁无瑕的完人，给人留下我们似乎要为他写悼词似的印象。
但愿我们的读者莫要以为是对他们的不敬，如果我们假设，有的读者会发问，这位智慧过人、博学广识的人物可曾留下什么著作。他真可说是著作等身！他留下了大小近百部作品，包括拉丁语、意大利语的书卷和手稿，有关伦理、历史、古代宗教和世俗史、文学、艺术和其他方面的论文。
“这是怎么回事呢？”有的读者或许会说，“如此众多的作品竟然被遗忘了，至少说鲜为人知，很少被人研究。他如此才华横溢，如此勤勉治学，如此阅历丰富，如此深思熟虑，对善与美如此满腔热忱，如此心地纯洁，他还具备其他种种造就伟大作家必需的优秀品质，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使他这一百部著作中哪怕有一部能流芳百世，并且让那些不完全赞同他的人也承认它是杰作，让那些并不阅读这些作品的人哪怕知道其中一部的书名，这又是为什么？这一切为何不足以使他在我们这些后辈心目中赢得文学声誉？”
提出这样的问题，毫无疑义，是合乎情理的，也是饶有兴趣的，因为只要对许多普通的事情加以考察，便可找到这一现象的根源，从而可以解释其他类似的事情。但是，谈论那些根源又将是一种累赘，而且这若是不符合你们的口味呢？如果让你们嗤之以鼻呢？这么说来，最好还是不再喋喋不休地谈论这位人物，而是言归正传，继续叙述我们的故事，在无名作者的带领下，去看看他的所作所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