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岳首阳历山涂山
张翠微云：南岳有三：一衡阳之衡山，二庐江之霍山，三舒州之灊山。汉武帝以衡阳辽旷，故移其神于庐江，今土俗皆号为南岳。又《九域志》云：舒州怀宁县有灊山，为汉之南岳。一名天柱山，即汉武登满天柱山是也。仆谓南岳有二也，非三也。舒之南岳，即庐之南岳，非有异也。案庐州，古庐子国，即春秋舒国之地。张揖《广雅》曰“天柱谓之霍山。”《地理志》曰“天柱在庐江潜县，汉武帝移岳神于天柱，天柱亦为霍山。”是则霍山与天柱一而已，南岳岂三邪？首阳山有三：一蒲阪、二陇西、三洛阳。《论语》注以蒲阪为夷齐所饿之地。以仆考之，洛阳者为是。阮瑀吊伯夷曰：“适彼洛师，瞻彼首阳，敬吊伯夷。”《论语》注谓蒲阪，非也。历山有四：一河中府、二齐州历阳县、三冀州、四濮州雷泽县，皆有舜之遗迹。《翠微考异》以濮阳之历山，正舜耕之所。涂山亦有四：一会稽、二渝州、三濠州钟离县、四宣州当涂县，皆立禹庙。《翠微考异》以宣之当涂，正禹之娶所。
种田养蚕
稽叔夜《养生论》曰：“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称也。不知区种可百余斛。”安有一亩收百斛米之理？《前汉，食货志》曰：“治田勤则亩益三升；不勤，损亦如之。”一亩而损益三升，又何其寡也？仆尝以二说而折之理，俱有一字之失。稽之所谓斛，《汉》之所谓升，皆斗字耳。盖汉之隶文书斗为斗字，文绝似升字。汉史书斗字为〈豆斗〉字，字文又近于斛字，恐皆传写之误。左太冲《吴都赋》曰“国税再熟之稻，乡贡八蚕之茧”，注谓有蚕一岁八育。仆按《广记》，日南一岁八蚕，以其地暖故尔。俞益期笺曰“日南蚕八熟。”张文昌桂州诗曰“有地多生桂，无时不养蚕。”此言可验矣。而《海物异名记》乃谓八蚕共作一茧，与前说异。
二老归周
《文选》载此文，翰注则曰：“太公归文王而周业盛，是为一老，不闻其二老。李善引伯夷与太公为二老，误矣。且伯夷去绝周粟，死于首阳，奈何云归周也？扬雄言二老，亦用事之误也。”仆谓翰未读《孟子》及《史记》耳。《孟子》曰：“伯夷避纣，居北海之滨，闻文工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避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天下之大老，而归之，其子焉往？”伯夷太公非二老乎？《史记》载伯夷、叔齐闻西伯善养老而归之。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文王木主而东伐纣，夷、齐谏焉。及平殷，天下宗周，夷、齐耻之，竟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则知伯夷始尝归周，不食周粟，饿死首阳，乃其后来耳，孰谓伯夷未尝归周也？李翰以为扬雄用事之误，自不深考。陶渊明引《孟子》此数语，谓出《尚书大传》，知《孟子》引《逸书》之词。
苍茫作上声
东坡诗曰“苍茫瞰奔流”，又曰“愁度奔河苍茫间”，赵注谓苍茫两字，古人用之，皆是平声，而先生所用，乃是仄声。苍字，《广韵》音粗朗反，而茫字，上声[此处有脱误]皆不收，不知先生所用出处，以俟博闻。仆观扬雄《校猎赋》“鸿濛沆茫”，字音莽，白乐天《雪诗》“寒销春苍茫”，又曰“野道何茫苍”，注并音上声。近时苏子美诗亦曰“淮天苍茫背残腊，江上委蛇逢旧春。”自注，苍茫仄声。茫作仄用，似此甚多。
蔡邕
《蔡邕传》曰：光和元年七月，诏邕与光禄大夫杨赐等诣金马门，问灾异。邕悉心以对。事悉在《五行志》。注云：其志今亡，而《续汉志》引蝗虫及雌鸡二事而已。仆考邕集，当时答诏问凡有八事：一虹蛻；二白衣入德阳门；三雌鸡化雄；四日蚀地动，风雨不时，疾疠流行，迅风折树；五星辰错谬；六蝗虫冬出；七平城门武库屋坏；八令邕分别皂囊封上，勿漏所问。邕对悉有据依，皆传所不载。传文谓献帝迁都长安，董卓宾客欲尊卓比太公，称尚父，邕以为宜须关东平定，然后议之。观集中有《表太尉董公为相国》一表，其词甚切，谓卓功参周、霍，而止于三事，无异于众，宜以为相国，位在太傅上，带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亦传所不闻。乃知异时卓为相国，正邕之所启也。
僧孺徐昕佚事
《南部新书》云：牛僧孺三贬至循州，本传不言，漏略也。仆验牛公墓志与夫神道碑，知《新书》所说信然。墓志云：河南少尹吕述与李太尉书，言“刘稹破，报至，公出声叹恨。”上见述书，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贬至循州员外长史。神道碑亦云：素忌公者媒蘗公与刘从谏反，上怒，旬月三贬公至循州长史。仆又观韩云卿所撰《徐昕碑》云，昕为并州录事参军，相国姚元之为法曹，部人诬元之以反状。天后临朝，方树刑威，诏公按诘，公表直之，则天大怒，将贻鼎镬，终能辨正而出。昕有如是伟操，唐史不载其事。昕即有功从弟也。有功能全仁恕于雷震之朝，史氏甚见嘉美，而昕事亦然，没而不载，可谓得于其兄，失于其弟也。
误引毕万后
曹子建作《王仲宣诔》曰：“流裔毕万，末胄称王，厥姓斯氏，条分叶散。世滋芳烈，扬声秦、汉。”向注，秦有王离、王翦，汉有五侯，是扬声也。仆按王粲系毕公高之后，毕封于魏，后十代，文侯盛，至孙称惠王，因以王为氏。而秦之离、翦，自周太子晋之后。汉之五侯，自齐田和之后。此三派元不相干，而此引离、翦、五侯为毕氏裔，条分叶散，失也。故新莽姚之孙，以姚、妫、陈、田、王氏五姓为宗室，且禁元城王氏勿与四姓为婚，而己自取王訢之女，魏东莱王基为子纳太原王沉女，皆不以为嫌，盖知此也。庾信作《宇文杰墓志》，亦有是误。《文苑策问》曰“巨君之姓，曾非驭鹤之苗。”
童乌已已
童乌，旧说谓扬子云之子小名。有一老先生读《法言》，谓“吾家之童”为一句，乌连乎字作“呜呼”字读，谓叹声也，似亦理长。仆观后汉《郑固碑》曰“大男有扬乌之才，年七岁而夭。”苏顺赋“童乌何寿之不将。”是时去子云未远，所举想不谬。于是知童乌为子云之子小名。又观韩退之作《薛公达墓志》，集本云“以公仪之子为我后”，石本作“以公仪之子已已后我。”赵德夫谓已已，盖其小字。仆观《金石录》中唐人碑刻最多，考其人名姓字，与今本传，率多差谬，或以字为名，或以名为字，或添减不同，似此类十居七八。唐距此二三百年，姓字显然著于史策者，尚尔不可辨，况所谓小名小字者哉！此犹暗昧，难以稽考。《南史》王询亦小字童乌。
鲁直诗体
鲁直诗曰：“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今谓此体鲁直创见。仆谓不然，唐诗此体甚多。张祐曰“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李益曰“柳吴兴近无消息，张长公贫苦寂寥”；贯休曰“郭尚父休夸塞北，裴中令莫说淮西”；杜荀鹤曰“卷一箔丝供钓线，种千林竹作渔竿”，皆此句法也。读之似觉龃齬，其实协律。
禁用黄
禁门曰黄闼，公府曰黄阁，郡治曰黄堂。三公黄阁，前史无其义，人往往不得其说。案《礼记》，士韠与天子同，公侯大夫则异。郑玄注：士贱，与君同，不嫌也。朱门洞启，当阳之正色。三公之与天子礼秩相亚，故黄其阁以示谦。盖是汉制，张超《与陈公笺》“拜黄阁将有日”是也。此见沈约《宋志》，而卫宏《汉仪》亦谓丞相听事阁曰黄阁。或者不晓，谓三公近于君，故谓黄阁。然名为黄阁，初非用黄。仆又考《南史》“何尚之与婢共洗黄阁”，益信黄阁非虚名也。郡治之黄堂，由春申君在郡，涂雌黄以厌火灾，遂为黄堂故事，外臣下室庐鲜有谓黄者。然服饰犹未之禁，往往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黄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黄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宝间，因韦韬奏“御案床褥，望去紫用黄制”，而臣下一切不得用黄矣。敕旧用白纸，唐高宗上元间，以施行之制既为永式，白纸多蠹，遂改用黄。除拜将相制书用黄麻纸，其或学士制，不自中书出，故独用白麻纸，所以有黄麻、白麻之异也。诏，晋时多用青纸，见楚王伦、太子通等传，故刘禹锡诗曰“优诏发青纸”。表亦用黄纸，观《前燕录》载岷山公黄纸上表，《北史》邢邵为人作表，自买黄纸写送之，因知古者上下所书之纸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凡赐予、征召、宣索、处分曰诏，用白藤纸；抚军旅曰书，用黄麻纸；道观荐告词文，用青藤纸，谓之青词；凡诸陵荐告上表，用白麻纸。”《石林燕语》曰“唐中书制诏有四：画纸而施行者，曰发、曰敕，用黄麻纸；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黄藤纸；赦书用涓黄纸。或云取其不蠹也。”《东斋杂记》治平间，以馆中书多蠹，更以黄纸写。又知易白以黄者，往往以避蠹之故，非专为君命而然。
晋郑焉依
《左传》“晋、郑焉依”，焉今读为延字，非嫣字也。然观庾信有“晋、郑靡依”之语，是读为嫣字矣。考《颜氏家训》、诸子书，焉字，鸟名。或云语词皆音嫣。自葛洪用《字苑》分焉字音训，若训何、训安，当音嫣，如“于焉嘉客”，“于焉逍遥”，“焉用佞”，“焉得仁”之类是也。如送句及助语，当音延，如“有民人焉”，“晋、郑焉依”之类是也。江南至今分为二音，河北混为一音。然则“晋、郑焉依”者，谓晋郑相依耳。焉者语助，而庾信谓“靡依”，则失其义。
徐彭年谬论
世传《徐彭年家范》率多谬论。开元钱一也，谓明皇时，有富民王元宝，因命铸钱司，皆书其名，遂有元宝字，举世皆以为宝也。其后又云：通宝，此钱背有指甲文者，开元皇帝时铸，杨妃之爪甲也。仆谓二说不然，按开元通宝乃唐高祖武德中铸，所谓爪甲痕者乃文德皇后，非杨妃也。其钱字文，或循环读为开通元宝。彭年既谓元宝字用王元宝名，则是钱为开通矣，非开元也，安可指为开元皇帝时钱邪？又岂有国家铸钱，而书王元宝之名乎？彭年不知何所据而谬为此说。仆观《玉泉子》载：钱文有元宝名，因呼为王元宝，疑徐误引此。
开元乾元二钱
仆尝怪开元钱流传至今四五百年，而于诸钱之中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钱见于今者有二：开元通宝与夫乾元重宝。案《食货志》，开元通宝，高祖时铸，径八分，得轻重小大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隶三体。洛、并、幽、益、桂等州皆置监，赐秦王、齐王三炉，右仆射裴寂一炉。高宗复行开元通宝钱，天下皆铸之。玄宗亦铸此钱，京师藏皆遍天下。而乾元重宝钱，肃宗命第五琦铸，钱径一寸，每缗重十斤，与开元通宝参用，以一当十。琦为相后，命绛州铸此钱，径一寸二分，每缗重二十斤，与开元通宝并行，以一当十。乾元钱惟肃宗朝铸，而开元钱铸于累朝，所以至今尚多。
事见于前
被甲上马以示可用，人知马援，不知其事先见于廉颇；葬母择万家之地，人知韩信，不知其事先见于秦太后；日暮涂远，倒行逆施，人知主父偃，不知其事先见于伍子胥；高鸟尽，良弓藏，人知韩信，不知其事先见于范蠡；饮醇酒，弄妇女，人知陈平，不知其事先见于信陵君；败军之将，不可语勇，人知广武君以此对韩信，不知范蠡以此语越人；不知佞人为谁，人知唐太宗以此斥宇文士及，不知魏常以此语高欢。此类至多，姑举其略。案《史记。伍子胥传》、《前汉，主父偃传》皆曰“日暮途远，吾故倒行逆旅之于道也。”[此处疑有脱误]误以施字为旅字，多于道二字。《史记，主父偃传》作“倒行暴施之”。
明妃事
明妃事，《前汉，匈奴传》所载甚略，但曰：“竟宁元年，单于入朝，愿婿汉氏。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如此而已。而《西京杂记》甚详，曰：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后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失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竟其事，画工毛延寿等皆弃市。《后汉，匈奴传》载此，与《记》小异，曰：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襄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如《杂记》则是昭君因不赂画工之故，致元帝误选己而行。如《后汉》所说，则是昭君因久不得见御，故发愤自请而行。二说既不同，而《后汉》且不闻毛延寿之说。《乐府解题》所说近《西京杂记》，《琴操》所说近《后汉，匈奴传》。然其间又自有不同，《琴操》谓单于遣使朝贺，帝宴之，尽召后宫，问谁能行者，昭君盛饰请行。如《琴操》所言，则单于使者来朝，非单于来朝也；昭君在帝前自请行，非因掖庭令求行也。其相戾如此。此事《前汉》既略，当以《后汉》为正，其他纷纷，不足深据。
嵇康集
《嵇康传》曰：康喜谈理，能属文，撰《高士传赞》，作《太师箴》、《声无哀乐论》。仆得毗陵贺方回家所藏缮写《嵇康集》十卷，有诗六十八首。今《文选》所载康诗才三数首。《选》惟载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一首，不知又《与吕长悌绝交》一书；《选》惟载《养生论》一篇，不知又有《与向子期论养生难答》一篇，四千余言，辯论甚悉。集又有《宅无吉凶摄生论难》上中下三篇、《难张叔辽自然好学论》一首、《管蔡论》、《释私论》、《明胆论》等文，其词旨玄远，率根于理，读之可想见当时之风致。《崇文总目》谓《嵇康集》十卷，正此本尔。《唐 艺文志》谓《嵇康集》十五卷，不知五卷谓何。
东道主等语
自《左传》有“倚郑为东道主”之言，后汉光武谓耿弇邓晨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武谓成阳王曰：“昨得汝主簿为南道主人。”于是又有南道主人之说。史传之间，独未闻西道主之说耳。又观《赵肃传》，独狐信东讨，肃监督粮储，军用不竭，周文帝谓人曰：“赵肃可谓洛阳主人也。”又有洛阳主人之说。《容斋随笔》但引《左传》、《后汉》“东道主人”、“北道主人”语出处，而不考其他。
抑扬人物
抑扬人物，固自有体。唐史赞韩愈，则曰：“自视司马迁、扬雄、班固以下不论也。”退之评柳子厚文，则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马子长，崔、蔡不足多也。”不过如此。李阳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后，《风》、《骚》以来，驱驰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惟公一人。”扬、马何罪，而至鞭挞哉？斯可谓不善品藻人物矣。
阿堵此君
今人称钱为阿堵，盖祖王衍之言也。阿堵，晋人方言，犹言这个耳。王衍当时指钱而为是言，非真以钱为阿堵也。今直称钱为何堵，不知阿堵果何物邪？且顾长康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谢安曰：“明公何须壁间着阿堵辈。”殷中军曰：“理应在阿堵上。”此皆言阿堵，岂必钱邪？此与王子猷以竹为此君之意同，裴迪诗曰“竹君”者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