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我们明白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处境了，”弗朗茨说，“多姆勒大夫告诉沃伦，如果他能无限期地，至少在五年内远离他的女儿，我们就接手这个病例。在沃伦的精神遭到第一次打击之后，他看来主要关注的是这件事是否会泄露出去并传回美国。”
“我们为她制订了一个医疗计划，疗效有待观察，但预后情况并不乐观——你知道，像她这个年龄，这种病的治愈率即使作为社会性治愈，也是很低的。”
“这些信中的头几封看上去就很糟。”迪克赞词地说。
“非常糟——非常典型一我曾经犹豫是否让第一封信从诊所发出去。后来，我想让迪克知道我们在这儿的工作有好处。真难为你给她写回信。”
迪克叹了口气。“她真是个可爱的姑娘——她在信中夹了许多张她的相片。在那一个月里，我什么事也没做我只是在信中写上，‘做个好姑娘，听医生的话。’”
“那就够了——这样她在外面就有个人可以寄托情思了。有一个时期，她了然一人——她只有一个姐姐，但看来同她的关系并不很密切。另外，阅读她写的信也有助于我们的治疗工作——这些信能反映她的真实状况。”
“我很高兴。”
“你现在明白发生什么了吧？她觉得她是同谋犯——这无关紧要，除非我们要重新评估她的病情稳定程度和性格力量。先是发生了这件让人惊骇的事情，后来她进了寄宿学校，听到了女孩间的谈话——于是，仅仅从自我保护的意识出发，她渐渐产生出这样一种想法，她不是同谋犯——而从这里很容易滑入一个虚假的世界中，这个世界里的所有男人，你越去喜爱他们，越信任他们，他们就越使坏——”
“她陷入到——直接陷入到这一恐惧中了吗？”
“没有，实际上，十月份的时候，她看上去正常起来，我们倒有点手足无措了。如果她是三十岁，我们会让她作自我调整，但她这么年轻，我们担心她会困心灵的扭曲而变得冷酷无情，所以，多姆勒大夫用率地对她说，‘你现在的责任是对你自己负责。这绝不意味你的一切都已完结——你的生活还刚刚开始呢。’她的脑瓜子很灵，所以多姆勒大夫让她读点弗洛伊德的书，先少读点，她非常感兴趣，事实上，我们这儿的人都有些宠她，但她话不多。”他又说了一句，显得有些迟疑：“最近给你的一些信是她从苏黎世亲自寄出的，我们在想她是否在信中表露了她的心态或谈及了她的未来计划。”
迪克考虑了一会。
“可以说有，也可说没有——如果你们需要，我可以把这些信带来。她看上去很有信心，渴望过正常生活——甚至相当浪漫的生活。有时，她谈论起‘过去’来，就像是一个蹲过监狱的人，但是，你根本弄不清这些信说的是罪行呢，监禁呢还是整个的经历。说到底，我只是她生活中遇到的一个不自量力的人罢了。”
“当然，我很理解你的处境，我再次向你表示我的感谢。这就是为什么在你见到她之前我光要见见你的原因。”
迪克大笑。
“你认为她看到我就会一个箭步扑过来？”
“不，不是那个意思，但我想请你去的时候尽可能温和些，你对女子很有吸引力，迪克。”
“哇，天哪！好吧，我会摆出既温和又讨人嫌的样子——每次都要嚼一些大蒜，胡子拉碴地去见她，迫使她掩面而去。”
“别嚼大蒜头！”弗朗茨说，他将迪克的话当真了，“你别毁了你的前程。我说，你是在开玩笑吧。”
“我可以一瘸一拐地去，我住的地方没有像样的浴缸。”
“你尽开玩笑。”弗朗茨放下心来——或者说露出一副放心的样子，“现在说说你自己，你有什么打算？”
“我只有一个打算，弗朗茨，那就是做一个出色的心理学家，也许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
弗朗茨乐得笑起来，但他明白这次迪克不是在开玩笑。
“这很好——很有美国味，”他说，“但要做起来困难不少。”他站起身来，走到落地长窗前。“我站在这儿，看得到苏黎世——那儿耸立着明斯特大教堂的尖塔。我的祖父就葬在教堂墓地里。从那儿过桥长眠着我的祖先拉瓦特尔①，他不愿意葬在教会墓地。附近立着我的另一位祖光，海因里希-佩斯塔洛齐②的塑像及阿尔弗雷德-埃舍尔医生③的一尊塑像，然而至高无上的总是茨温利④——我始终得面对一座英雄豪杰的万神殿。”——
①拉瓦特尔（1741-1801），瑞土神学家、诗人，相面术创立者。
②海同里希-佩斯塔洛齐（1746一1827），瑞士教育改革家。
③阿尔弗雷德-埃舍尔（1819-1882），瑞士19世纪合名政治家。
④茨温利（1484——1531），瑞士宗教改革家，苏黎世大教堂的“民众神父”。
“是的，我明白。”迪克站了起来，“我只是说说大话。一切还只是开始。大多数在法国的美国人急于回国，但我并不如此——即使我只在大学里听听课，我仍然能在一年余下的日子里领到军饷。不过对一个规模庞大，了解它将来的重要人物的政府来说，又算得了什么？然而，我想回家去一个月，看看我的父亲。随后再回来——我找到了一份工作。”
“在哪儿？”
“你的对手那儿——固特拉肯市的吉斯莱诊所。”
“别去那儿，”弗朗茨对他提出忠告，“他们一年只收治十多个年轻人。吉斯莱本人就是个躁狂抑郁症患者。他妻子和她的情夫在经营这家诊所——当然，你明白咱们这是私下说说。’”
“你先前有关在美国的计划怎么样了？”迪克轻声问道，“我们去纽约，开办一家收治百万富翁的现代化诊所。”
“你这是在说孩子话。”
迪克同弗朗茨、弗朗茨的新婚妻子以及一条有股橡皮燃烧的味道的小狗在他们的单幢住所里用餐，弗朗茨的房子就在诊所院子的边上。迪克感到一种莫名的压抑，这并不是因为室内朴素节俭的氛围造成的，也并不是因为格雷戈罗维斯夫人，她光前就被介绍过了，而是因为弗朗茨看来已安于突然变得狭窄的视野。对他来说，苦行主义的边界是有不同标志的——他能够将苦行主义看作是到达终点的一种途径，甚至当作一种过程。在此过程中，苦行主义自身就是一种光荣，但他很难设想将生活故意降低到只是继承前人衣钵的程度。弗朗茨和他妻子在窄小的屋内为家务忙得团团转的样子，既不优雅，也不刺激。迪克战后在法国住了几个月，在美国积极主持下，法国进行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这影响了迪克的世界观；另外，男男女女看来都想利用他，而促使他回到瑞士——这世界钟表之都来的也许只是一种直觉，即往日那种生活并不适宜一个个性严肃的人。
他使得克特-格雷戈罗维斯觉得自己可爱迷人，而他自己则对身边的生活的平庸越来越烦——同时还因不知怎么产生的这种浅薄念头而自责。
“天哪，我也终究同那些人一般见识了吗？”——因而他常常会在夜半惊醒过来——“我同那些人一般见识了吗？”
对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情形颇为可怜，而对那些主要从事世界上最特殊工作的人而言，则是好事。几个月来，他一直在清理他年轻时的生活经验。那时，是否要为不再相信的东西而献身是已经解决了的事。在苏黎世那些静悄悄的黎明前的时光里，当他的目光穿过街灯的光芒，落到一户陌生人家的餐具室时，他时常想，自己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要做一个善良的人，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和一个聪明的人，但这一切做起来相当难。他也想着要被人爱，如果他值得为人爱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