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梵语学者，也不是巴利语学者，而是因智慧而永恒的书籍爱好者。把印度智慧与中国智慧合在一起，目的是把对印度这个国家文学的美丽和智慧的快乐体验表达出来，与我的读者分享。在编撰过程中，就算是我亲身去了一趟印度欣赏也不过如此。又怎么会是别的样子呢？与诗人、森林圣人和这片土地上最智慧的人接触，瞥一眼古印度智人在探索精神真理和生存意义时的最初萌醒，他们有时候孩子气般地天真无邪，有时候则带着深刻的直觉，不过总是认真诚挚，充满激情。这种体验一定会令大家都很兴奋，尤其因为印度文化与其他文化大相径庭，因此可以有许多东西奉献出来。印度文学里展现出来的东西，可以让人们一窥这个国家的思想和社会思潮，三千年来，这些内容一直在激活和塑造着这个民族。只有看到印度思想的丰富性及其本质精神，我们才能理解印度，才能奢望分享其各民族的自由和平等，而这些正是我们试图从这个道德和政治上都混乱不堪的世界创造出来的东西，尽管显得有些蹩脚和踌躇。
出于中国人的礼节，我把印度的智慧这部分放在了前面，跟书名的顺序恰好相反。之所以把中国放在书名的前部，是因为我特别怀疑一般读者是否相信印度跟中国具有同样丰富的文化，同样富有创造性的想象力、睿智和幽默，印度在宗教和想象文学方面是中国的老师，在三角学、二次方程式、语法、语音学、《一千零一夜》、动物寓言、象棋以及哲学方面是世界的老师，她也启发了薄伽丘1、歌德、赫尔德、叔本华、爱默生，可能还有伊索。
然而，西方欣赏印度文学和哲学的伟大时代，威廉·琼斯爵士、弗朗兹·博普和埃德温·阿诺德爵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伴随着梵语的发现和直接由它激发的印欧语系文献学学科的建立而来的热情也很快烟消云散了。1860年是个转折点。G.T.加勒特在他那篇资料翔实的文章“印度一英国文明”（《印度的遗产》）里写道：“这个词语注定不会长久。他（指威廉·琼斯爵士）的后继者很快开始接受那种略微敌视且带优越感的态度，这种态度标志着英国人撰写印度问题著述的特点……大约从1836年始，这一传统已经坚固地确立了下来。印度是‘惋惜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英国人流亡了许多年，生活在一个半野蛮、半颓废的民族之中。”“在叛乱之后……新型英国人往东部走去，其中有记者和学校校长。他们带着妻子，有旅游者去看他们。在印度，定居的英国人和欧亚人正在大量增加，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英国人很快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得到新官员、种植园主和商人的极大充实，这些人是在1860年之后蜂拥到东部地区的。作家们有一种自然的趋向，更为集中描写被流放同胞的这片聚居地。”由此产生了大量廉价小说，“几乎所有这些小说对（印度）种族都十分冒犯。”“大约1870年直到本世纪末，英国在这片土地上最静止不动、最沾沾自喜、最死气沉沉时期的官僚统治，在小说中彰显得非常清楚，因而十分有趣。拉迪亚德·基普林关于印度的大部分著述都直接处于这个传统之中，尽管他自身的天才使之光彩夺目……”除了这些“丛林”书籍，他的大部分印度小说和诗文还关注（欧洲和亚欧）这两个小社会、行政官员和军官以及隶属的欧洲人和亚欧人。在他们周围涌起了印度的海洋，但是这个从属民族中几乎所有以个体身份出现的人都是小人物，大部分是英国人的家仆或他们收留的女人。他笔下为数很少的几个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给介绍进来，似乎是为了满足英国人在印度那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基普林让自已对印度的两重性和谎言或某些种族身体上的怯懦作了最为惊人的概括。大约1860年，埃德温·阿诺德爵士在他的译著《嘉言集》前言中这样写道，“现在谁也不会把这个伟大民族的高度文明视为‘野蛮的’鲁莽无知”，他真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如今的印度已经成为一个碰不得的话题，而最碰不得的话题是关于英国人在印度的碰不得的种姓制度——我现在必须避免去碰这个话题。
西方对印度的一般态度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对印度的了解是，印度人是佛教徒，因为佛教教义的涅槃意味着灭绝，显而易见，印度对世界文明没有做出什么贡献。”这句话有四层不真实：第一层不真实是，印度人是教徒，但他们作为一个民族却不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像犹太人拒绝基督教一样，印度人也拒绝了佛教。第二层不真实是这种假想：涅槃的意义被人类那有条件的、有限的、富有逻辑的智慧所理解。第三层不真实是从以下的事实而来：除了佛教之外，实际上，印度已经产生了一个巨大丰富的想象文学和哲学，而且印度文化特别富有创造性，事实上已经以那种离奇古怪的幽默丰富了世界文学，我们常把这种幽默与《一千零一夜》联系起来。第四层不真实是认为，印度教和佛教中人类的基本精神概念，它们根本上否认唯物主义，以及它们对于从那些宗教而来的非暴力立场，这些对现代世界没有什么教益。佛教认为，最大的罪是无知或无思想，神圣的生命肇始并奠基于道德渴求和探索与自省的精神。关于印度无思想的这一罪必须得停止了。把印度或英国在印度的统治问题弄成一个碰不得的话题，谁也不会从中受益。我坚信，这一代的年长政治家已经无望了，我们必须以教育下一代对印度这个民族有一个更为正确的看法而开始。
关于印度教信仰、当今印度人的国家宗教以及像甘地和尼赫鲁2这些印度领导人的基本资料，可以在第一部分印度信仰里看到。印度思想的特征是：在印度，宗教和哲学是分不开的。在这个国度，重提哲学和宗教之间的“关联”就没有必要了，在现代世界也不存在找到缺少这一环节的关键问题。印度哲学和关于上帝的知识是分不开的，正如中国哲学和人格问题不可分一样。我们不知晓我们是否正处在一个世纪的结束，不知晓我们高度专业化和部门化的思想家是否有能力把科学、哲学和宗教联合起来。不过，印度显然是一片充满宗教和宗教精神的土地。印度出现了太多的宗教，中国则太少了。印度宗教精神的涓涓细流流淌到了中国，充盈了整个东亚地区。印度的麻烦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但凡一个人若是缺少宗教精神，转向印度而非世上其他任何国家，看起来似乎更符合逻辑，更为合适。显然，如今宗教还是一种活生生的情感，基督教把另一边脸转过去的教义，只能在印度而非世上其他国家才可以转化成一个由大众进行的国家性运动。印度的悖论是全世界不抵抗主义者的悖论。然而，和平只能从非暴力和不相信武力而来，非暴力只来自印度，因为印度人似乎真正相信非暴力。
在想象文学的王国，伟大的印度史诗将会自圆其说。与《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比较是无法避开的。我倾向于把《罗摩衍那》的整个故事呈现出来，而不是把两部史诗都拿出来，但哪一部都不完整。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读读人人图书出版的《摩诃婆罗多》。由于篇幅缘故，我还觉得有必要省去“印度的莎士比亚”迦梨陀娑3的《沙恭达罗》（人人图书版）中引人注目的伟大诗歌和《小泥车》4（阿瑟·威廉·赖德译，哈佛东方系列丛书）这一流行的经典戏剧。
动物寓言体裁和《一千零一夜》的许多故事归功于因寓言而著称的印度人，此类寓言在佛教和非佛教文学中都非常丰富，这一发现也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启示。H.G.罗林森在《印度遗产》里“欧洲文学和思想中的印度”一文中写道，“在格林或汉斯·安徒生作品里看到的许多欧洲神话，包括魔镜、一步七里格靴、杰克与豆茎都可以在印度找到起源。许多此类故事可以在《罗马人的事迹》5《十日谈》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中看到。”《威尼斯商人》中采用的三个小匣子的故事在《巴拉姆和乔刹法特》中可以看到，这显然是佛的故事，被乔装改扮成了基督教装束，后来被封为如圣乔刹法特一样的基督教圣人！大家当然都听说过挤奶女工的故事，她梦想着自己的婚礼，结果把牛奶桶打翻了。这一故事可以在婆罗门的一大罐麦片的故事里看到其原型，后者收在《五卷书》的选篇里。
最后，我把佛教教义和非教义著作中的重要文章收录在此，主要是从摩诃衍那6即“大乘派”或者“北方佛教”流派而来。我承认带有个人偏见，大多使用以译自梵语的中文本为基础的大乘文本。约在1880年，对巴利语的研究开始重要起来，重心转移到“南方佛教”流派的小乘文本。我认为，除了研究巴利语的学术方便以外，普通人对于佛教作为一门宗教的令人满意的理解必须来自大乘文本。我试图在《首楞严经》选篇的前言中讲清楚这一点。尽管巴利语异常丰富，我还是认为，对于研究人类大真理的学者而言，最终搜集到的零星材料作为活生生的信仰一定还有点儿荒芜。
我认为可以把三个选篇——《梨俱吠陀》颂诗、《薄伽梵歌》和《法句经》（本书把后两篇完整地呈现出来了）——看成是印度思想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此中可以看到印度对于人类在世上生存意义的最优秀思索成果。
自然，本书没有把印度在实证科学领域的发展包含在内。非常有趣地看到，英国雅利安7主义的使徒休斯敦·张伯伦想证明雅利安的优越性时，他须把帕尼尼8作为世上第一位语法家。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印度遗产》的相关篇章里读到，也可以在萨卡尔的“古印度人的实证科学”里看到，但这篇文章不容易找到。
我要感谢纽约市立大学的塔拉克纳思·达斯博士，他帮我找到一些参考资料，还向我解释了一些令人模糊的印度术语，并且浏览了本书中印度部分的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