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那一年的挂历上印上了伦勃朗的画。因为印刷套色不佳，这幅自画像显得脏兮兮的。画里的伦勃朗拿着一个脏兮兮的调色盘，手指也是脏兮兮的。他还戴着一顶黑巾帽，看上去也不怎么干净。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支画笔对空比画，看起来好像谁付他点钱，他就会画上几笔。他的脸看起来上了年纪，露出松弛之态，是对人生嫌恶和酗酒的结果。不过，我喜欢这画里流露出的苦涩的愉悦感，而那双眼睛就像露珠一样晶亮。
下午四点半，我正隔着办公桌看着画中的伦勃朗，电话突然响起，我听到了一个冷酷、骄傲又自我感觉良好的声音。我拿起话筒以后，那声音慢吞吞地问：“你是那个菲利普·马洛，私家侦探？”
“说对了。”
“噢，你是说你是的。有人向我推荐你，说可以信任你保守秘密。我想请你今天晚上七点来我家，我们可以讨论一些事情。我叫林赛·马里奥特，住在蒙特马·维斯塔区的卡布利罗街四二一二号，你知道在哪儿吗？”
“我知道蒙特马·维斯塔区在哪儿，马里奥特先生。”
“噢，好的。卡布利罗街有些难找。这里的街道分布都是有趣却复杂的弯道，我建议你从街头咖啡屋步行上来，这么走的话，卡布利罗街就是上来的第三条街，而我的房子是街上唯一的住宅。七点可以吗？”
“马里奥特先生，请问这桩工作是什么性质？”
“我希望不要在电话上讨论。”
“能不能给点提示？蒙特马·维斯塔区离我这儿并不近。”
“如果你不愿意接这份工作，我很乐意照样付你的路费。你对工作性质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只要合法都可以。”
那声音突然变得冷冷的：“如果不合法，我不会打电话给你的。”
嗬，听起来像个哈佛毕业的家伙，遣词造句都经过斟酌。我的脚跟发痒，但我囊中羞涩。我声音甜蜜地说：“谢谢你打电话来，马里奥特先生，我会赶到的。”
他挂了电话。我觉得伦勃朗先生正以鄙夷的神色看着我。我从桌子的抽屉中拿出一瓶酒，喝了一杯。一会儿后，伦勃朗先生脸上的鄙夷神色就消失了。
一抹阳光晒过桌角，悄悄地落在地毯上。交通信号灯在大街上明明灭灭，市区内的汽车熙来攘往，隔壁律师办公室传来单调的打字声。电话又一次响起时，我已经在烟斗里装好烟丝点燃了。
这次是纳尔蒂打来的，他的声音含混不清，好像嘴里塞满了食物。“嗯，我想这次我不是太聪明，”知道是我答话后他说，“我错失了机会，马洛伊去找了弗洛里安的女人。”
我紧抓着电话，感觉上唇一阵冰凉。“说吧，我以为你们把他围堵住了呢。”
“那是另一个家伙。马洛伊根本没去那一带。我们接到西五十四街一个喜欢偷窥的老太太的电话报案，她说有两个人去找过弗洛里安的女人。第一个把车停在街对面，很小心的样子，仔细观察了房子很久才进去，大概在里面待了一个小时。他身高六英尺，黑头发，中等结实身材，出来时很安静。”
“大概他的呼吸中还含有酒气。”我说。
“噢，当然。那个人是你，对吧？好了，第二个人就是驼鹿，穿着引人注目，块头大得像栋房子。他也是开车去的，可是老太太没能记下车牌号码，距离太远了。她说，他大概是在你走后一个小时去的。他进去得很快，在里面只待了五分钟。他出来上车以前，掏出一支很大的左轮手枪在手中旋着，我猜老太太就是看到这些才报警的。她倒没听到枪声。”
“这可让她失望了。”我说。
“是啊。你又开玩笑，别忘了提醒我休假时好好笑笑。老太太也漏看了一些情况。巡逻车去了现场，巡警按了门铃，没有人回应，他们便推开没有锁的门进了屋子。没有人死在地上，没有人在家。那个弗洛里安的女人早溜出去了。他们就去敲隔壁老太太的门，她因为没看到弗洛里安的女人出门，气得不得了。他们回来报告情况后，又继续调查这件事情去了。一个小时后，也可能一个半小时后，老太太打电话来说弗洛里安的女人又回家了。他们把电话转给了我，我问她有什么重要的情况没有，她竟然挂了我的电话。”
纳尔蒂停下来喘口气，意思是等我说两句。我一声不吭，一会儿后他只好抱怨了。
“你有什么看法吗？”
“没有。驼鹿当然可能去那里，他一定和弗洛里安太太很熟。他当然不会在那里待很久，他怕警察会去找弗洛里安太太。”
“我想，”纳尔蒂镇定地说，“也许我该过去看看她——查查她到底去了哪里。”
“好主意，”我说，“如果你能找到人帮你把屁股从那张椅子上挪开。”
“什么？噢，又捉弄我。现在这不会有太大的作用了，我想我不用去了。”
“好吧，”我说，“我们就等着吧。”
他笑了。“我们找到马洛伊了，这次可真的找到了。我们在吉拉德路上发现了他的踪迹。他正开着租来的车往北走，在那儿加油时被加油站的小子认出来他就是我们通缉公告中的那个人。他描述的特征和马洛伊的情况都符合，除了马洛伊这次换上了一套黑西装。我们调派了州县两级警察一齐会合。如果他往北开，我们会在凡杜拉公路上抓他。如果他转至山岭公路，一定得经过卡斯塔依克收费站，他要是过站不停，他们会打电话通知前面的警察封锁道路。我们得防备好，不能牺牲任何警察。不错吧？”
“听上去很不错，”我说，“如果这个人的确是马洛伊，如果他也完全如你们所料的行事。”
纳尔蒂清清喉咙：“是的。你打算做点什么——万一有事的话？”
“什么也不做。为什么我得做点什么？”
“你和那弗洛里安的女人相处得很好，也许她还有什么想法。”
“你只要带瓶酒去就可以问出来。”我说。
“你很会对付她，也许你应该多在她身上花点时间。”
“这不是警察的工作吗？”
“当然，不过是你先想起那个女孩那条线索的。”
“那条线索没用了——除非弗洛里安太太在撒谎。”
“女人什么谎都撒得出来——对她们而言，这只是练习而已。”纳尔蒂冷酷地说，“你不是很忙吧？”
“我有工作要做。这是一份有赚头的工作，是在见到你之后接的，对不起。”
“你不管了，是吗？”
“别这么说，我得挣钱谋生哪。”
“好吧，朋友，既然你这么想，那就算了。”
“我不怎么想，”我几乎要喊了，“我只是没有时间替你或任何其他警察跑腿。”
“好吧，去生气吧。”纳尔蒂说着挂断了电话。
我仍对着话筒咆哮：“这城里有一千七百五十个警察，而他们想要我替他们跑腿。”
我把话筒放下，又从抽屉里拿出那瓶酒倒了一杯。
过了一会儿，我下楼到大厅里买了一份晚报。纳尔蒂起码有一件事情说对了，那就是关于蒙哥马利被杀的事件至今报上没登半点儿消息。
我又离开了办公室，我还赶得及吃顿晚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