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时代终于产生法国革命。愚蠢的时代从马尔萨斯开始。无政府主义者葛德文在1793年倡议法国革命的一些原则应该输入英国。 [1] 神学家马尔萨斯在1798年用“人口过剩”的原则和一种对上帝的新观念予以答复。
富兰克林早在1751年就首先提出人口过剩，作为工资制度的原因。 [2] 他有一种实际的目的。那是一种理由，抵制英国殖民政策的重商主义，这种政策禁止美洲的制造业。英国不必担心美洲制造业的竞争，因为在这自然资源丰裕的地方，不可能发生一种工资制度。富兰克林从生物学上的稀少性说起，归结到所有权的稀少性。
“总之，植物或动物的多产的天性是没有限制的，除非由于拥挤和妨碍到彼此的生活资料。地面上假如完全没有其他植物，也许可以逐渐种满和蔓生着一种东西，例如茴香；世界上假如没有其他的居民，几代以后也许可以由一个民族补充它的人口，例如，英国人。……在住满了居民的国家……所有的土地已经被人占有，并且高度地开发了，那些不能得到土地的人就必须替另一些有土地的人工作；当工人多的时候，他们的工资就会低；工资低，维持家庭生活就有困难；这种困难使许多人不敢结婚，他们因此长期替人工作，并且独身。……在美洲土地这样的多，而且这样的便宜，一个懂得农业的劳动者，在短时期内就能积蓄一些钱来买一块足够用作农场的新地，靠这块地他可以养活一个家庭，因而就不怕结婚。……估计现在北美洲有一百万以上的英国人（虽然人们想起来被遣送过来的不足八万），然而在英国也许一个人也没有减少，实际上还多了许多，由于殖民地给国内的制造业提供了就业的机会。……可是，尽管人口这样增加，北美的地方却非常辽阔，需要经过许多代才能把它住满；在人满以前，这里的劳动决不会便宜，没有人会长期……在一种行业里当工匠，而是去参加新的移民的队伍，定居下来，经营自己的事业……随着殖民地的增加，广大的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日益增长，希望无穷的市场完全在英国的势力之下，外国人不能插足。……因此英国不应该过分束缚它的殖民地的制造业。……奴隶的劳动在这里决不会像英国工人的劳动那样便宜。……〔美洲人买奴隶〕因为奴隶可以由主人随意地长期留住，只要有工作给他们做；雇用的工人经常要离开老板（往往在工作当中就走掉），自己去成家立业。……因此这些殖民地一时决不能妨害它们宗主国的依赖劳动和制造等等的行业，这种危险非常遥远，英国还不需要注意。” [3]
富兰克林1751年对英国重商主义者的呼吁，没有受到重视。马尔萨斯到修改他的《人口原理》，准备1803年再版时，才发现这一点。1798年马尔萨斯的议论，不像富兰克林的那样，不是对英国的利己主义作一种无益的请愿；可是，和富兰克林一样的具有一种实际的目的。它的目的是企图消灭理性时代的幻想，并且为现行制度辩解。 [4]
法国人已经从逻辑上把亚当·斯密的同情心、利己心、是非的意识和联合行动的否定，结合起来，并且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名义下，废除了地主、教会以及行会、公司和任何其他组合的一切集体行动。无政府主义者之父葛德文，把斯密的否定集体行动变成了否定国家组织本身，把斯密所谓自然的自由、平等和同情变成了一切人类都同样可以成为尽善尽美，只要消除政府的有组织的强制，虽然斯密还需要政府来保障财产的安全。
五年后，神学家马尔萨斯拿人类的自然罪孽来抵制葛德文的人类的自然平等，希望这一下可以打垮一切以假设的自由、平等和同情为基础的理论体系。他把斯密的为了人类幸福的天赐丰裕，变为天生的稀少，为了要磨炼人类，从“大地的泥土”炼成人类的心灵和道德品格。不仅工资制度，而且邪恶、苦难、贫穷和战争都是由于那天定的原则——人口比生活资料增加得快。马尔萨斯称为《人口原理》，也就是稀少性原则的生物学的基础。这个原理是他所谓“上帝的神奇的作用……为了创造和形成心灵；一种必要的作用，可以激发惰性的、混沌的物质，化为生气；使大地的尘土升华，变成灵魂；使泥土的肉体发出神妙的活力”。 [5]
十九世纪的经济学家只采取了马尔萨斯在前半部书里所讲的人口过剩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而马尔萨斯本人认为他的重大贡献却是后半部里他的“道德进化”理论。根据人口过剩的论点，经济学家们向工资劳动者宣传了种族自杀。根据精神方面的结论，马尔萨斯从后来所谓“生存竞争”出发，宣传了人类性格的道德进化。他是第一个科学的进化论者，实际上也是第一个科学的经济学家，因为他的理论不是从假设引申出来的，像斯密的颠倒历史程序，而是从程序本身的研究开始。从这种研究中他发展了经济上的稀少性原则，这是何以达尔文和华莱士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以后，立刻就得到他们的进化观念。不过他的是“道德起源”。他们的是“物种起源”。两者都从人口过剩出发。 [6]
华莱士读了马尔萨斯的书以后立刻就陈述了他论证的程序。 [7] 他从实在的 对战争、贫穷、邪恶、苦难的防止出发，不是从预防性的、意志的 抑制出发，后者马尔萨斯称为道德的 抑制。这种非意志的或实在的防止，只产生达尔文和华莱士的“生物学的进化”，那不是马尔萨斯的目的——人类性格的“道德的进化”。
这是马尔萨斯，摆脱了从洛克到魁奈和斯密一脉相传的、那种天赐恩惠和人间丰裕的老观念。马尔萨斯说，我们不应该“擅自从上帝推论到自然”，而“应该从自然向上推论到自然的上帝”，他的思想在我们的思想之上，“如同天在地之上”。在这神定的道德进化的程序中，首先使心灵觉醒的，是肉体的欲望的刺激，因为只有活动能创造心灵。
“无可疑问，广大人类中倘使没有这种刺激，一定会发生普遍的和危害性极大的麻痹，毁灭一切未来进步的根苗。……为了促使人类充分开发大地，推进上帝的仁慈的计划，天意注定了人口增加的速度比食粮快得多。” [8]
这样，洛克、魁奈和斯密的天赐丰裕变成了马尔萨斯的天定稀少。前者会使人类成为一种懒惰的、愚钝的动物；后者使他们为未来的进步而工作、思想和计划。
可是不仅斯密的丰裕和斯密的利己心，而且连斯密的同情心，都起源于人口过剩。
“人生的忧愁和苦难构成另一种刺激，这种刺激似乎是必需的，由于一种特殊的印象的影响，可以使人的心变得温和而有人道，可以激发社会的同情，可以产生一切基督的美德，并且可以作为大量发挥仁爱心的对象。……似乎很可能，道德上的邪恶对于美德的产生是绝对必要的。”人口的原则“毫无疑问，产生很多局部的害处；可是仔细想一想，也许可以使我们相信它产生更多的益处。” [9]
可是，由此推论，当然一切人类不可能是同样的自由和完善。“社会的中间地带”最适宜于这种理智的和道德的提高。奢侈和贫穷都产生害处，而不产生益处；但是我们没有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就不能有中等阶级。“倘使人们在社会里不能希望上升，或者害怕下降；倘使勤劳不能获得报酬，懒惰不会受到惩罚，社会的中间部分一定不会是现在这样。” [10]
马尔萨斯说，“葛德文过分把人当作一种仅仅是理智的生物”——洛克、魁奈、斯密、边沁以及理性时代的其他哲学家实际上也都是这样。把人当作一个“理性的存在物”就像“计算一个在真空中降落的物体的速率”。人是一种“复合的实体”，他的“肉体的倾向作为扰乱力的作用很强。”实际上肉体的倾向通常支配他的理性。 [11]
因此，马尔萨斯把情欲引进了经济学，另一方面，到斯密、边沁和葛德文为止的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所谓“感觉”，只是理智的计算器，由理性的人用来计算力量、或然性、供给和需求、最大的幸福和最大的利润。可是，在马尔萨斯看来，
“问题……并不仅仅系于一个人是否可以被说得了解一个明明白白的命题，或者被一种无可辩驳的理由所说服。作为有理性的人，真理可以使他确实相信，尽管他可能决定采取一种违反真理的行动，作为一个复合的实体……饥饿……酒……女人，会驱使人们采取种种行动，这些行动所产生的对社会一般利益的危害，他们完全知道，甚至在他们犯罪的时候就完全知道。” [1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不仅国家的强制和处罚是必要的， [13] 而且私有财产制也是必要的。葛德文的错误在于认为邪恶和苦难是由于人类的制度，不是由于人类的天性。
“政治的规章制度，以及原有的财产管理，在他看来，是一切邪恶的源泉。……其实，它们是轻微的和表面的，仅仅是浮在面上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比它们重要得多的，还有那些存在深处的污秽的原因，败坏了泉水，使得整个的人类生活之流混浊不清。……人类不能在丰裕中生活。不能大家同样地分享自然的恩赐……假设苦难和罪恶的一切原因……都消除。战争和争执停止，普遍的仁爱替代自私。”若是这样的话，把他的议论缩短来说，人们结婚就可以不负抚养子女的责任，因为根据平等原则，如果父母不养活他们，社会自会养活。人口因此就会按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只按算术级数增加。他接着说：“情况变成什么样呢？……已经消失了的可恨的情欲……将在短短的五十年内重新出现。……暴力、压迫、虚伪、苦难等一切使得现今的社会这样堕落和不幸的各种罪恶和痛苦，似乎是由于那压力极大的环境，由于人性中内在的法则，而与一切人类的规章制度完全无关。” [14]
葛德文的社会“最好叫做惯例”。
“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人是否应该把自己不用的东西给予另一个人；而是他是否应该把他自己生存所必需的食物给予他的邻人。……迫切的需要似乎命令人们无论如何必须尽可能每年增加生产物；为了实现这个第一重大的、必要的目的，宜乎进一步分配土地，保障每个人的财物，使其不受最有力的制裁的侵犯。……因此似乎很可能，一种和现在文明国家里的办法差不多的财产制度，应该建立起来，作为最好的（虽然还是不完善的）补救方法，纠正那为祸社会的邪恶。……” [15]
“没有疑问，”马尔萨斯结论说，“想到使社会不能有很大进步的重大障碍，竟是一种我们决没有希望克服的原因，真令人非常失望。……但是……如果忽视这个问题，也不会有什么好处。……仍然有不少对人类有益的事情需要我们去做，足以鼓起我们最大的努力。” [16]
他后来182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他对李嘉图的唯物主义所作的一种困惑的可是人道主义的答复。 [17]
这样，马尔萨斯用深信不疑的说法，重述了怀疑主义的休谟的结论，不仅利己心和私有财产，而且自我牺牲、同情和公道，都是从稀少性原则出发的，这稀少性原则也就是他的人口的原则。从此以后，人的情欲取得一种地位，和斯密的天赋自由以及边沁的理智的苦乐计算法并驾齐驱。达尔文和华莱士都承认得益于马尔萨斯。为了生命和财产而作的政治和军事的斗争，替代斯密的天赐丰裕；同时愚昧、情欲、嫉妒、习惯、习俗、稀少性的地位，超过了理性、自由、平等和博爱。斯密的乐观主义在马尔萨斯自认是一种“人类生活的阴郁的色彩”中消失了，可是，这种色彩他发现确实存在，因为他从人性的无情的现实出发，不混淆事实和对事实的辩解，不混淆现状 和他自己的愿望 ，不混淆自然和自然应该是怎样。本章开始时我们讲到他认为上帝对人类的安排是对的，这种看法不是他的全书的开始。这是社会哲学家在他的《人口原理》里的结论。
这样，马尔萨斯在“理性的时代”崩溃的时候，宣告了“愚蠢的时代”。它从法国革命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起，继续到俄国的共产主义哲学，到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纳粹主义哲学，到美国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哲学。“自然”的概念从洛克的伊甸乐园的丰裕改变到达尔文的稀少和适者生存——这些所谓适者之所以生存，不是因为他们在道德上适合，像马尔萨斯希望的那样，而只是因为他们适合了道德的和经济的环境，像休谟所推想的那样。马尔萨斯开始了一种幻想消灭的时代，这个时代有的是商业循环、生产过剩、生产不足 [18] 、失业、大规模的移民、关税壁垒、垄断以及地主、农民、农场主、资本家和工人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斗争；这个时代把经济学家分裂为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工团主义各派的理论家；这个时代带来了又一次世界战争，结果引起了革命、独裁、关税壁垒、帝国主义、无益的美国效率以及美国对欧洲的过剩人口的激烈排斥——马尔萨斯的“阴郁的色彩”证实了，甚至浓得可怕。
* * *
[1] 葛德文，威廉：《论政治正义》，共二卷，1793年版。
[2] 富兰克林：《关于人类增殖和各国移民的探索》，1751年版。引文根据杰雷德·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文集》，1882年版，第2卷，第311页。
[3] 杰雷德·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文集》，第2卷，第312—319页。
[4]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1798年版，第173页。
[5] 参阅《人口原理》（原文，前引版，第353页）。
[6] 引自《人口原理》，1798年第1版。马尔萨斯在1803年该书再版本中，强调预防性的抑制。经典派经济学家后来在工资收入者要求增加工资时，即采用它来对他们说教。《英国百科全书》中，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条目，表明他们如何受马尔萨斯的见解的影响。
[7] 华莱士：《我的一生》，1905年2卷本，第1卷，第232、240、361页。
[8] 《人口原理》，第350、359、361页。
[9] 《人口原理》，第372、375、361—362页。
[10] 《人口原理》，第369页。
[11] 《人口原理》，第252页。
[12] 《人口原理》，第254、255页。
[13] 《人口原理》，第259页。
[14] 《人口原理》，第176—191页。证实这一论点的许多例证之一：苏联农民在共产主义胜利后，拒不接受缴纳粮食供应城市的命令。
[15] 《人口原理》，第195—198页。
[16] 《人口原理》，第346、347页。
[17] 参阅本书第八章（Ⅶ），《李嘉图和马尔萨斯》。
[18] 如卡耳文·胡佛所详述的，德国纳粹政府苦心孤诣做成的情绪哲学是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原则的一种特殊情况。参阅胡佛：《德国进入第三帝国》，193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