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未来性

Ⅰ 债务的流通性

1. 债务和商品

政治经济科学在十八世纪开始出现时，和当时占优势的认为人类原来是自由的和有理性的学说相一致。卢梭在他的名著《社会契约论》（1762年）里，通俗化了这种学说。人原来是自由的，而政府使他变成奴隶。人也是有理性的生物，只要能自由，就会按照理性行动。这是独立宣言和法国革命的理论。它始终是古典派、乐观主义者和心理学派的主要假设。他们的理论的基础是一个绝对自由的个人，他了解自己的利益，如果让他自由行动，所有一切行动的总和自会是利益的协调。

这些自由和理性的学说在推翻君主专制、废除奴隶制和建立普及教育上造成了非常重大的结果。可是，那不是因为这些学说在历史上是真实的——而是因为它们树立了未来的理想。从历史上说，比较正确的说法是绝大多数的人生活在一种解除不了的负债状态中，自由是由于逐渐代以可以解除的债务而实现的。从历史上说，比较正确的说法是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人类原来是一种具有情欲的和愚蠢的生物，对于他们，自由和理性是一个道德品格慢慢进化以及由政府执行纪律的问题。

由于现代历史研究的发展，特别是由于获得现代社会学、人类学和法学史的帮助，人们可能完全改变十八世纪关于一种原始的自由和理性状态的幻想，说明怎样通过实际的可是受到反抗的步骤，根据从属阶级的习惯和目的，可以解除的债务变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基础。政治经济学变成不是个人自由的科学，而是一种有关债务的创造、流通性（negotiability）、解除和稀少性的科学。

我们现在称为商人阶级的那种人，他们买进和卖出、雇用和解雇、借入和贷出，并且因为握有对产业的合法控制权，现在是其他各种人的“发款员”。这些人原先是奴隶、农奴或者小贩，没有公民的权利，而只靠封建领主和君王是否愿意和能够赐予和委派给他们一些特殊权利。他们最想望的权利是自治，就是集体控制他们自己的成员，不受到封建领主的专横暴力。有了这种集体的自由，他们就可能建立自己的法庭，制定自己的规则，用来判决他们自己之间的争执。

这样就产生了商人基尔特 [1] 和商业习惯法，然后又产生了同业行会；通过这些东西，适宜于买卖、制造和国外贸易的契约和习惯就由它们自己的法庭发展和实施起来了，很像我们现今在商事仲裁和劳动仲裁中所看到的那样。

可是，商人和制造家所需要的不仅是不受任意的干扰——他们也需要君主所创立的法庭的帮助，以便实施他们的契约和习惯，正如提倡商事仲裁的运动现在正争取立法规定，要法庭执行他们自己的仲裁庭所作出的裁定一样。这后一运动是四百年前在英国法庭中开始发生的那种情况的再现，美国法庭的习惯法方法就是起源于那种情况。

在十六世纪以前，买卖行为比较少。买卖只限于市集和商业村镇。只有地主和富人能订立契约，习惯法法庭会保证它的执行。这种人高于别人一等的特别标志在于他们各有一种印信，可以用火漆盖在冗长的文件上，作为他约定偿付的证据。那叫做“盖印契约”。这种交易需要时间和郑重的手续。今天在房地产的出卖和抵押中它仍然存在，虽然在发源于澳大利亚的托伦斯制度下，连这种手续都被取消了，代以一种类似汽车所有权登记的简单的登记制度。

可是，买卖商品的商人没有闲暇、财富或政治权力。他们的“口头的”或者没有盖章的契约不能一律在法庭上执行。但在十六世纪中，他们成了不可少的、有势力的人物。法庭现在必须想法执行他们的成百成千的契约。经过若干年的实验以后，聪明的法律工作者发明了一种简单的假设，认为一件交易的当事人的心中一定有这种假设的情况。这种假设认为商人无意于掠夺、窃取或欺骗，他们只是想做正当的事情。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商人实际把一种商品交给另一个人，有意使他成为这一商品的所有者，那另一个人就有意付给代价。即使没有提到价格，他也准备偿付恰当的代价。他承担了偿付的义务。

这是“口头的”契约，或者不如说，行为的契约。自从有“欺诈律”以来，它只限于小额的契约。然而，它仍然存在于证券交易所的规章里，在交易所中，价值百万的财产在几分钟内仅仅凭发狂似的经纪人的手势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其契约由交易所本身执行，虽然必须有书面的证据才能在法庭上执行。当一个监工接受一个工人的产品，或者接受一个供给者的原料时，公司方面就有意偿付代价。现在 我们认为这种意图是当然的，是一种自然法则；可是它是四百年前法律家的发明。商品的接受就造成一种法律上的负债，尽管在心理上也许并没有想要偿付的意思。

可是，对商人来说，这还不够。他们还需要可以买卖债务的法律上的权力。法律家费了整个十七世纪的时间才完全发现债务的流通性。商人所需要的是把他们的债权变成货币。在早期的历史上，货币仅仅是一种计算上的货币，像希腊所用的牛；后来它变成一种金属的商品。后来，国王们在金属上标以印记，使它成为纳税和偿付私人债务的合法手段。铸币于是就不再是商品。它成为一种制度，就是“法币”，偿付公私债务的共同手段。

因此必须赋予铸币两种属性，以便使它和商品有所区别。这些属性又是法律家的发明。一种是流通性，另一种是可以解除债务的属性。

如果一个诚实的商人在卖货时从一个窃贼手里收到他偷来的钱，这些货币就变成那商人的财产，全世界都不能干涉他，包括那被偷的人在内。那窃贼取得了惊人的法律上的权力，使他对原来不属于他的东西有了完整的权利。这就是流通性的意义。必须将可转让性和流通性区别清楚。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人的东西，不能超过他自己所有的权利。他只能转让他的“平衡法上的权利”——买方仍然对这项财产上的任何留置权负责。这是可转让性。可是，买进所谓商品——即铸币——的“买方”，也就是卖出货物的卖方，对于货币却取得完全的权利，没有任何义务要为他的占有权提出证据。这是流通性。因此，铸币和金银块不同，甚至和外国钱币不同，外国钱币在输入的国家里不是法币。金银块或者外国钱币可能被偷去卖掉，但是，可以被合法所有人收回。货币可能被偷去，如果由卖货人在老老实实的交易中作为“货款”收进，那就不能由原失主收回。那失窃的原主只能控诉其他有关的人，要求赔偿损失。

因此，如果要使商人的债务像货币一样，就必须使债务也可以流通。这里有另一种困难作为障碍。契约曾被认为是一种履行诺言的义务，但只以对契约的另一方为限。这是一种个人的问题。工作之约 [2] ，婚姻之约，至今还不能卖给一个第三者。假如以契约的自由为借口，那岂不是奴隶制、劳力偿债制或者蓄妾制。可是，一种有一定数目和一定日期的偿付法币的契约，为什么不可以卖给第三者换取货物，虽然那货币还不存在？人们不仅费了十七世纪而且费了以后的几个世纪才发明了方法，使得这种契约可以转让。结果，“可转移的票据”法成为法律上的一套办法，这些办法把货币的预期变成了货币本身。 [3]

在发展债务流通性的这一段长时期的同时，由自然权利到私有财产的观念也在发展着。直到1689年的革命把统治权和财产分开以后，这种权利才在英国生效。只要统治者对臣民的生命财产有任意处置的权力，就不可能存在什么不可侵犯的财产权；像我们在费尔默和洛克的辩论中所看到的那样，不管人们认为这种权利多么“自然”或“神圣”。

可是，又经过一百五十年之久，财产权本身包含商品的两种矛盾的意义，即有形的物质和物资的所有权。古典经济学家的卓越的著作之所以调和一致，完全是因为他们本身内含的矛盾是看不出的。直到1840年至1860年二十年中，从正统学派的这种基本矛盾中产生四派非正统的经济学家时，这一矛盾才显得很突出。普鲁东把这种矛盾转换为无政府主义，马克思把它变成共产主义，凯雷和巴斯夏把它变成乐观主义，可是，麦克劳德采取了商品所有权那方面的意义，把商品的物质的意义放在生产论和消费论里面去。

这种商品的双重意义，一直是既有通俗的意义，又有经济学家的意义。商品是一种可买可卖的有用的东西，可是，当它正被使用时（不管是用于生产或者用于消费），却不是商品。它在这时候只是物资——包括土地、设备、生产过程中的半制成品，或者最终消费者手里的消费资料。只有在市场上，它才是商品。

麦克劳德所做到的是创立一种在市场上可以出卖的“经济量”的概念，用它替代古典经济学家的物质资料。这种经济量他称为“债务”，相当于法律上的“义务”之经济名词。这“经济量”的概念对经济学家们显得非常奇怪，以致他们不能了解，可是，我们发现它的意思等于现代“资本”的意义。这种现代的意义本质上是一种法律的概念，因为它完全以所有权为基础。它使古典经济学家感到稀奇，是由于它包含“未来性”作为它的一面，同时也包含老派经济学家们的使用价值和稀少性价值。然而，未来性是商品的所有权方面的要素，他们以前认为这是当然的。

因此，在作为法律家的麦克劳德看来，人们通过让与和取得的合法程序所买卖的不是物资，而是物资的所有权 。因此，任何所有权（不是所占有的物资）都是一种“商品”。一种所有权是物质的东西的所有权——有形体的财产。另一种是债务的所有权——无形体的财产。两种所有权因此都是“商品”，因为两者都能让与和取得，一种在商品市场上，另一种在债务市场上。

这样，麦克劳德这第一个法律家和经济学家，在1856年是第一个形成一种债务市场观念的人。他在一项概括的原则里，把商品市场上所有权的交换和债务市场上所有权的交换结合起来。由于这个缘故，他使“交换性”成为经济学必须研究的唯一的原则。他说得很对，这种交换性实际上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原则。

然而，如麦克劳德自己所说，他以为在那双重的所有权的移转中两种经济量相互交换，这种双重移转我们认为向来总是被了解为一项“交易”的意思，和“交换”有所区别。每一种经济量实际上是由交易造成的一种债务。一种是卖户要在短期内交出具体物资的债务，例如交出一千吨钢，这个我们称为履行 的义务。另一种是买户要在一定期限，例如六十天内付给钢的代价，这个我们称为偿付 的义务。这些债务是经济上的名词，意思等于法律上的义务。这些义务都不是物质的东西，可是它们有交换价值。因此，这里就用得着麦克劳德的“经济量”的概念，就是一种债务，等于他的法律上的义务的概念，当然，这不是一种物质的量，但仍然是一种可以出卖的量，因此是一种经济量。

2. 债务市场和债务金字塔

根据麦克劳德的债务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区别，我们能建立一种“债务市场”和“债务金字塔”的公式，使他的理论适合联邦准备制在1924年6月29日的情况。债务市场通常称为“金融市场”，虽然它是由于债务的流通性才可能产生的唯一的市场。它的每日记录是联邦准备制的贷方和借方，从四千八百万有赢利业的买者和卖者，一直到这些买者和卖者、移转交易中所造成的债务所有权的会员银行甚至非会员银行，必要时再移转到十二家准备银行，这些银行本身由联邦准备银行董事会和美国财政部统一调节。

非会员银行，甚至属于“金汇兑”体系的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可以把它们的商业债务卖给会员银行，从而和准备银行发生关系，以致连整个世界都被债务的流通性联系在一起。在我们以下的研究中，这一点将在许多地方出现。

通过黄金的集中于中央银行所造成的惊人的上层建筑，人们把这种制度正确地称为“债务金字塔”从附图6和7，可以看出“债务金字塔”的复杂情况。这种以最低限度的黄金为基础的庞大债务市场的相互作用，可以在别处发表的长篇巨著中看到，现在我们只能对麦克劳德所奠定的基础作一种批判的检查。

麦克劳德的理论有几种缺点，一部分是法律的，一部分是经济的，主要地由于他周围的古典经济学家的唯物主义的概念，以及他在努力构成一种不是唯物主义的“经济量”的新颖概念中所有的困难。我们将追溯这些困难的解决，从麦克劳德的债务的流通性（1856年）起，经过西季威克的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区别（1883年）；威克塞尔的世界范围的债务偿付社会（1898年）；卡塞尔的等待的稀少性（1903年）；纳普的债务的解除（1905年）；霍特里的债务的创造（1919年）；以及费希尔的负债过多和萧条（1932年）。这些都是从1856年开始的麦克劳德的著作中发展出来的。

3. 财产和财产权

麦克劳德说：“如果有人问，什么发现对人类的财产变化的影响最深，我们大概可以符合实际地说——那是人们发现债务是一种可以出卖的商品。……丹尼尔·韦伯斯特曾说信用 对于使国家富裕的贡献千倍于全世界所有的矿山，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指人们发现‘债务是一种可以出卖的商品或物；它可以像货币那样使用；并且产生货币的一切影响’。”

这种可以出卖的商品，麦克劳德认为，是“财富”！我们叫它“资产”。

实际上，债务或所有权都不是财富。它们是制度。我们从数量观点把它们叫做资产和负债，我们认为这是商人的资本的意义。由于逐渐承受十七世纪中商人的习惯，在法律上发明了债务的流通性，人们已经使债务可以出卖，像商品的所有权那样，特别像法偿商品——铸币。银行家买进一项债务时，他不是买一种具体的物资，而是买那叫做债务的制度。制造家买进具体的物资时，他所买的不是物资，而是物资的所有权。

图6 债务市场贷方和借方

1929年6月

上图一部分根据1929年7月和1929年12月联邦准备银行公报所载资料编制。

图7 债务金字塔

1929年6月29日

根据1929年7月和1929年12月联邦准备银行公报。“自由黄金”数字，经过联邦准备银行董事会特许引用。

麦克劳德曾受到责备，人们认为他把一件东西算了两次，一次作为有形的物质，一次作为财产权。因为这个缘故，他的名字不列在权威方面所编的经济学家名单之内 [4] ，尽管他的银行贴现原则在调节黄金的流入和流出方面是一种重大的发现，后来英格兰银行还曾采用。

麦克劳德确实把某种东西算了两次，但不是东西 本身和对那东西的权利 ，因为他在经济学里完全丢开了有形的物质，只算那可以转让的债务和商品的所有权。可是，他把几种其他的“东西”算了两次——他把两种财产权——有形体的和无形体的——在一年的时间内算作两种存在物。他把无形的财产算作一种债务，其实那是债务的否定。

既然他是根据一个法律家渊博的法律知识分析法律权利经济学 [5] 第一个，实际上也是唯一的经济学家，既然他的谬误议论和他的批评家的误解曾使经济学家们更坚信边沁以痛苦和快乐替代布莱克斯顿的法律和习俗的说法，我们应该找出麦克劳德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从而看到这些错误怎样可以纠正。因为，我们认为，只要他的物质的比喻和双重计算取消，障碍就去掉，就可以建立关于财产权的经济理论，像他想要做到的那样。

麦克劳德的理论体系所根据的基本观念，虽然由于物质的比喻而显得混淆不清，却是“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意义里所包含的“未来性”原则。麦克劳德认为，未来性客观地存在于一种现在的“经济量”里，这经济量就是“信用”，它的意义和债务相等。

适当地确定麦克劳德的地位，最好从庞·巴维克所作的批评开始，在所有的经济学家中，他自己尽了最大的力量把“未来性”引进了主观的经济学。庞·巴维克也重叠了他的主观的未来性和技术的效率概念，就像麦克劳德重叠了他的法律上的未来性和物质的比喻那样。他在经济学说里排除了麦克劳德的“权利和关系”，正如麦克劳德排除了后来是庞·巴维克的心理的东西。麦克劳德认为，心理的欲望虽然是基本的，却没法测量，因此不能作为科学的根据。可是，庞·巴维克认为，权利是社会的关系，包含了双重计算。

庞·巴维克说 [6] 经济学家向来选择于四种独立的概念之间，这四种概念都是从一件物质的东西推论出来的——例如清水。第一是有形的物质，水；第二是它的内在的客观特性，有用性或效用；第三是它对人类有用的劳务；第四是对水的权利。

其中第一项，物质的东西本身不管它的特性，庞·巴维克正确地予以否定，因为它除了作为它的有用的特性的寄身之所以外，不可能是经济学家的研究对象，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工作是选择某些特性和其他的特性分开。麦克劳德所择取的特性是交换性，他认为这就是“财富”，并且这是庞·巴维克的四种概念所共有的。

如果我们考查这样结合在“财富”这个名词里的个别的意义，被庞·巴维克区别为第二、第三和第四项的那些名词，我们将发现它们实在是三种不同的科学的出发点，每一种都用“经济学”的名义，可是在现代的研究和教学里每一种都是被区别开来的。庞·巴维克的“内在的客观特性”——有用性或效用，我们称为技术的使用价值——是工程和家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不管麦克劳德的交换性或者“使它参加商业”那些判断的标准。庞·巴维克的“对人类有用的服务”是财富的生产和消费，其中最重要的是欲望的满足，这方面已经成为家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7] 。他所说的“对水的权利”是法律通过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liberty and exposure），对人的控制，这就是以麦克劳德为创始人的制度经济学。

重农学派和李嘉图是农业和工程经济学家；包括庞·巴维克本人在内的快乐主义者是家政经济学家；制度学派则是所有权经济学家。由于名词的双重的和三重的意义，由于类比、隐喻和人化，这些不同的学科在历史上发生了混淆和重叠。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每一种“特性”在一个包含其他特性的“领域”以内运行，任何一项特性的选择都是一种分析、实验、判断和具有目的的精神活动。

麦克劳德的前辈，重农学派和古典经济学家选择了第二种特性即使用价值，可是和其他的特性混合起来，它们的“嫡系的”子孙是工程和农业经济学。心理经济学家，像庞·巴维克本人，选择了第三项，就是对人类有用的劳务，他们的子孙是家政经济学。可是，我们称为制度经济学家的那些人选择了第四项，就是财产的权利。

麦克劳德的误解一部分起源于“财产”的双重意义。麦克劳德澄清了这一点，可是人们对他不了解。

“大多数人，”他说，“在说到或听到财产 的时候，想到某种物质的东西，例如土地、房屋、牲畜、货币等等。”可是，那不是财产的真正意义。“财产这个名词的真正的和原来的意义不是指物质的东西；而是指使用和处理一件东西的绝对权利。……财产……的真正意义是完全指一种权利、利益或所有权；因此，把物质的东西叫做财产和叫做权利、利益、所有权，是同样的荒谬。” [8]

接下去他又说，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土地、房屋、牲畜和谷物”，而是土地、房屋、牲畜和谷物“以及一切其他东西”上的“财产”。财产和财产权一样；物质的东西对经济学没有价值，除了因为它们能被人依法占有和它们的所有权能依法转移。任何其他一种持有或转移是侵占、掠夺、偷窃。其他科学研究物——经济学研究对物的合法权利。这样他把物质的东西推移到未来，代以他的所谓“经济量”，对物的未来使用的现在权利。

既然麦克劳德这样消除了前辈留传的物质的东西与物质所有权的双重意义，因此完全在对未来事物的权利的意义上研究财产，人们对他的理论的批评就不应该针对他的假定的对物 和权利 的双重计算，而应该针对他对权利 本身的双重计算。这起源于他的“信用”这个名词的双重意义，以及他自己不能完全摆脱以前法律家和经济学家的物质的类比。对财产和物作双重计算的是他的批评者，他们忽视了麦克劳德所说的他根本不把物质的东西作为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

然而，他给他们留下了误解的缘由，因为他用了他们的物质概念来表示他的意思。他对一物只计算一次，作为财产权的交换性，这个他叫做“财产”，并且对一切财产权给予他所谓经济量（“信用”）那种东西的意义。经济学家向来认为商品当然是财产。因此，那是一种不变的特性，他们就能一心讨论物资的具体的生产、运输、交换、分配和消费，不管那假设的相等的特性（财产权）方面的任何变化性。可是，麦克劳德排除了作为属于其他科学的范围的物质的东西，而一心研究对那些东西的权利的交换性。实际上，财产权中的某一种，“可以出卖的债务”，在它自己的市场上可以单独变化这一事实，对他来说，是他的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可是，在这方面可以出卖的债务和一般财产权没有区别——一切财产都是信用和债务，他认为，因为那是预期可以从别人那里取得有价值的东西。仅仅这种预期就能买进卖出。

4. 有形体的、无形体的、无形的财产

（1）时间和时间的尺度——在区别现在与过去和未来方面，麦克劳德遇到严重的困难。在一个地方，现在指的是一种时间的零点 ；在同一问题上，又指未来的一年 [9] 。这是他对“有形体的”财产和“无形体的”财产的区别。有形体的财产延长到未来的一年。可是，无形体的财产在有形体的财产已经停止以后完全延长到未来。在一个地方，无形体的财产从现在的零点时间开始，而在另一个地方，从未来的一年以后开始。

第一，关于他的时间的零点。

“财产，像两面神一样，”他说，“有背对背的两面。它有关过去 和未来 ，”因此“属于对立的特质。……现今在一切数理和物理科学中，向来的习惯总是用相反的 符号代表相同的 数量，可是属于相反的 特质。因此，完全为了便利起见，并且遵守自然科学上不变的习惯，如果我们把这种财产之一作为正的 ，就可把另一种表示为负的 ，作为区别的标记。……如果我们把对于在过去 取得的东西的财产表示为正的 ，就可以把对于将要在未来取得的东西的财产表示为负的 。” [10]

现在“数学家知道”，他说，“我们像用正号一样，能够用负号作同样的运算。”因此，麦克劳德用正号加（+）代表“过去的产物的财产”，就是他所谓有形体的财产；用负号减（-）代表“未来的产物的财产”，就是他所谓无形体的财产。他这样地表示：

可以转移的财产 [11]

财产（过去的产物） 现在 财产（未来的产物）

有形体的财产 0 无形体的财产

正的（+） 负的（-）

土地、房屋等…………………… ………… 永远的每年收益

商人已获货币…………………… ………… 他的信用

营业房屋，店中的存货………… ………… 商誉

专门职业者已获货币…………… ………… 业务执行

已出版的书籍等………………… ………… 版权

已造成的机器…………………… ………… 专利权

商业公司的资本………………… ………… 股份；各种年金；基金；收费权；摆渡权；地租，等等

像在上列图表内看到的，有形体的财产是对已经生产的物资的产权。可是，在同一问题上，他说有形体的财产在未来的一年后存在。

“……虽然土地的每年产物只有隔开未来的时间才实际存在，对这些产物实际存在时的权利 或财产 却是现在的 ，可以像任何物质的有形体财产一样地买进卖出，例如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或者若干谷物。就是说，这些永久年产物各有一种现在的价值 ：土地的买价只是这一系列永久未来产物的现在价值 的总和，再说，虽然这一系列未来产物是无限的，一种简单的代数公式说明它有一定的限度：这一定的限度主要决定于当时的平均利率。当一般的利率是百分之三时，总的土地价值大约是三十三倍于它的年产价值：因此土地总财产的三十三份中的三十二份是无形体的 ：只有剩下的一份是有形体的 。” [12]

这里有形体的 财产是一年的预期，无形体的财产到那第一年年底才开始。这和他的表格里的说明相反，在表格里无形体的财产从一个现在的时间的零点开始，可是，在这里他的有形体的财产似乎没有未来性，连一年的未来性都没有。当然，事实是他的有形体财产的价值 包括他的全部“三十三倍于它的年值”。如果是这样，他的有形体的财产本身也就是“无形体的”财产，应该改列在他的表格的负方。 [13]

有形体的或正的一面，作为财产和作为价值，完全消失。它在过去可能是财产，在过去可能有过价值，可是那是因为过去 是当时的现在 ，并且在它前面还有未来。当过去消失，消失在现在时间的零点时，财产权和这些权利的价值也跟着一起消失。

实际上，有形体的财产的意义是双重的，都是面向着未来。它意味着占有 为了个人自己未来的使用，又意味着把持着别人所需要可是不占有的东西。前者是麦克劳德所谓对永久的每年产物的现在权利的意思。可是它们不仅仅是每年的产物。它们是占有一切未来产物（最近的或遥远的未来），供自己使用的权利。

第二种意义是“交换性”，在议妥价格以前不让别人取得某种东西的权利。这种权利，他说得不错，并不等待一年。它是一种在他的现在时间的零点立即开始的权利。可是，这种交换性的权利就是他的无形体的财产和有形体的财产的流通性或可转让性的意义。

他所以弄得像这样对未来时间作双重计算，是由于他十分粗浅地混淆了时间和时间的计量，就是年或者“每年的”收益。他说，

“债务或信用，和任何物质的财产一样，是可以买卖的商品：为了销售的便利，它们必须被分成某种单位：煤按吨出卖；谷物按夸脱出卖；糖按磅出卖；其他东西按盎司出卖。债务的单位是对一年后支付的 一百镑可以要求支付的权利 。用来购买这债务单位的货币的总数是它的价格；当然，用来购买固定的债务单位的价格越小，货币的价值就越大。” [14]

这样，如果债务是一年后偿付的一百元，银行家以九十五美元的价格买进，那么，银行家的货币的价值就是略高于每年五美元。可是，如果银行家所付的价格减少到九十美元，他的货币的每年的价值就是略高于十美元。

当然，这不过是一种年率 ，他也很了解，可是这是金融市场的语言，金融市场把货币的“价值”或货币的“价格”说成每年的利率。然而，在债务市场上作为“贴现”，这种贴现实际是在现在的时间点上发生，虽然那未来时间的间隔可能是一天或者九十天，为了便利起见折合为一种计量单位，一年。但是他的“债务的价格”的概念使麦克劳德能作出他的重要发现，发现了英格兰银行在控制黄金的流出和流入方面的适当的贴现政策。 [15]

结果，麦克劳德的“现在”的概念，原来在他的表格里从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时间零点开始，这一来被转移到时间的两点——一年的起始和终了——之间的一段时期。因为在一年未来时间中的这种奇怪的重叠，批评家就好像有理地指摘了关于物质的东西和对东西的权利的双重计算。可是，他根本没有计算物质的东西——他计算了对东西的所有权。他的双重计算是对于未来时间的双重计算，只在有关供自己使用的有形体财产的情况下，在一年的未来期内。

麦克劳德的不幸的未来第一年，必须看作商品经济学家遗留下来的唯物主义的痕迹，以及他自己不能一贯地区别他们的有形体的东西 （从过去积累起来的）和他的有形体的财产 ，他的有形体的财产和他的无形体的财产同样肯定地只面向未来。

实际上，像上文提过的那样，他在他的经济理论体系中没有运用这种双重意义，因为他的中心观念是交换性。他说经济学只讨论交换价值，而不讨论使用价值，后者他认为是心理的。只有交换价值能用货币为尺度。因此，他的意思真正所在的有形体财产的权利，不是可以使用 那东西的权利，而是可以让与 那东西的所有权 的权利，以及可以给予买户一种合法所有权的权利。

这种让与权并不等待一年，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也不包含时间的重叠或者有形体和无形体的权利的重叠。所有人现在 就可以给予别人合法的所有权，如果他现在 有法律上的所有权。他现在就能取得他对土地或任何其他“有形体的”财产的权利的交换价值，不必等待一年，虽然他可能要等待一年才能得到那土地将生产的作物的所有权。可是，作为麦克劳德的唯一的研究对象的让与的权利，从现在的时间点开始，由于这一点才可能造成对土地的交换价值，或者对它的未来产物，或者对其他东西的权利。他的“可以转移的财产”图表无疑的是他自己的比较正确的了解，在那个表里现在是时间的零点，而不是未来的一年时间。

在同一问题上可以看出，他在他的有形体的财产的意义中确实不包括未来的一年。

他说，我们可以有“一种财产或权利，完全和任何特殊的主体 或者被占有的物品分离和分开。它甚至在现在的时间可能还不存在。因此，那些占有土地、果树、牲畜等等的人，对它们的未来产物有财产权。虽然产物本身只将在一个未来的时间存在，对那产物出生后的财产权却是现在的，可以买进卖出，和任何物质的财产一样。或者，那东西也许已经存在，可是现在也许是别人的财产 ；只能在一个未来时间才归我们所有。这样，一个人可能有权利在一个未来时间向另一个人要求一笔钱。这笔钱，没有疑问，可能已经存在，但是还不归我们占有；甚至还不归将来应该付出的那个人占有。在付给我们以前，它可能经过不知多少人的手。然而，我们可以要求这笔钱的权利却是现在的和已经存在的，我们可以出卖它和处理它，就像它是物质的财产一样。因此，它是财产 ；可是在罗马和英国法律里，它叫做无形体的财产 ，因为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权利 ，完全和任何特殊的实体分开。” [16]

因此，有形体的和无形体的财产都是在现在的时间点开始，都是现在的估价，期待着未来的取得。

古典派的商品经济学家在经济理论中不管时间 这一项因素，因为在他们看来，时间只是一种心理的抽象作用，因此没有经济价值。从他们的观点来说，他们是正确的，因为他们的研究单位是物质的东西（假设有形体的财产和物资是同一的），他们的研究方法类似牛顿的物体运动定律。

在这些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里时间不存在。时间是由人的经验放在那里的。物质的东西，甚至动物，没有时间观念。它们只管继续存在，而不思考这个问题。可是人类，由于社会的语言活动，以及制造工具供将来使用，构成一种未来时间的顺序，这种顺序他们从本身得出，然后用来解释周围的世界。最后，他们从自己的活动中，构成抽象的时间观念。

第一种困难是时间和时间的计量混淆不清。由于这个缘故，过去、现在和未来不能精确地加以区别。麦克劳德第一个试图把时间引进经济理论，他的“现在”的观念在一点时间和一年时间之间犹豫不定。现在，对经济学家和对历史学家一样，只是现时的事情，没有什么精确的持续期间。

经历了整个十九世纪，甚至到了二十世纪的数理的统计，经济学家才能明确时间和时间的计量在经济理论中的地位。从这些结果中，我们得出一点 时间和一段 时间的区别，以及物资和所有权的区别。

如果我们把“现在”解释为未来和过去之间的一个移动中的时间零点 （麦克劳德，数学派），或者作为一种移动中的时间瞬息 而没有可以量度的长短（皮亚斯，柏格森），那就没有物资和所有权的双重计算。物资完全是从过去到现在的时间点的物质的积累。非等到从现在的时间点开始，赋予它们未来性以后，它们对于人类并不作为所有权 或价值 而存在。因为，所有权（有形体的和无形体的财产）总是一种对物资的未来使用或出卖的现在的权利，所谓未来可能是极近的也可能是遥远的。物资，作为纯粹物质的存在，总是在过去。它们本身没有未来性。可是，那物资的所有权和估价总是对未来的预期。这两者被一个移动着的时间点——现在——分开，在现在的时候，物资终止，因为在它们本身以及对它们本身，已经没有什么预期；可是，它们的所有权和价值从那移动着的时间点——现在——开始，因为这些是人类对它们的预期。

这种把物资变成所有权和价值的移动着的时间点，在过去四十年中，被称为时间之“流”。在自然科学里，时间之流是事件的连续。可是，在作为一种“人类预期”的科学的经济学里，“时间之流”是预期的 事件的连续。

可是，另有一种很不同的未来时间的概念，一个现在的和一个未来的时间点之间的间隔 。这种间隔通常被区别为时间的“经过”，可是，经济学家在人类事件中对它作更精确的解释，作为一个现在的时间点和一个未来的时间点之间的一种预期的 间隔。在1889年，庞·巴维克第一个从事于分析这种未来的时间的间隔 。可是，它的实际应用是在转移所有权的交易中。那交易在一个现在的时间点生效，例如1932年9月1日12时。它创造两种债务（无形体的财产），一种是未来的履行 的债务，或者物资或服务的交货，这种物资或服务的所有权已经在交易中被让与；一种是未来偿付 的债务，由那在交易中取得所有权的人承担。换一句话说，每一项交易发生在一个时间点，这时候所有权被让与和取得。可是那交易只关系未来，全靠这一点使所有权获得价值 。

预期的时间之“流”（在此期内“交易”陆续发生），和预期的时间之“经过”（在此期内“等待”发生）之间的区别，最后使人们可能区别利润和利息，这两者以前总是混合在一起的。利润和损失在连续的时间点上一次又一次的交易中发生，可是利息是在两个时间点当中的期间产生的。 [17]

（2）辩护和经济学——如果经济学，作为一种人性的科学，只讨论未来，因为只有未来使现在的所有权具有价值，那么，过去的 物资、过去的 所有权和过去的 估价变成什么呢？它们成为完全给个人在现在做的事或者想要在将来做的事辩护。

我们必须使自己处于皮亚斯的记忆、活动和预期那种完全人类的状态它们发生于各个连续的时间的瞬息。过去在那瞬息时间已经消逝，可是记忆从两方面使它复活：一方面是到现在为止已经得到的物资，另一方面是人们对于在现在为未来所要求的所有权的辩护。一方面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是由于过去的合法活动而要求的既得权利。后者是洛克的“自然”权利和麦克劳德的“财产”。

如果我们向过去看，那么，到现在时间点为止所累积的一切有用的物资，是马克思的在过去发生作用的社会劳动力的社会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的所有权 在历史上又被区分为公共的和私有的财产。然而，它们不断地消逝，作为已往的过去的财产，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并且正在作为未来的财产重现，这一点就给它们一种现在的价值。它们作为价值、资产、负债、所有权、交易和债务而重现，为了未来的生产和消费、未来的让与和取得。它们在移动中的现在没有从过去积累起来的价值，像李嘉图和马克思的劳动学说所主张的那样，因为价值只是未来的收入和支出的一种预期。

它们确实具有马克思的社会使用价值 （这是他用来代表财富的名词），可是那是一种社会概念，根据这种概念他给未来的共同所有权进行辩护。这种价值将继续不断，如果生产和补充继续不断，可是它不是对个人的价值，除非他现在能预期取得一份供他个人私用的社会财富。这预期的一份是私有财产。

因此，财产或所有权和价值是同样的情况。如果物资是过去的财产或价值，那只是因为在连续发生的时间点上，过去是当时的 现在，面向着当时的 未来。

因此，现在的所有人从对过去的考虑中所能得到的结果，只是一种辩护的理由，说明他现在主张所有权的权利是合理的。若是发生疑问或争执，他能用他的理由在法庭上辩护他现在的所有权，这是他现在的权利，可以把合法所有权让给别人或者自己使用那物资。他的辩护是用他预期法庭会接受的那种方式向法庭陈述。这种辩护可以一般的根据普通的习惯，结合他本人在过去的合法行动等特殊情况，例如他的过去的 劳动和经营；或者他过去 行使所有权权利，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或者他过去 怎样通过合法的交易，由于让出其他合法的所有权权利，而取得这一种所有权；或者用任何其他有效的方法，根据过去发生的事情为自己辩护。这是所有权的辩护，不是所有权本身；是对于现在的和打算要做的经济活动的一种辩护，这种经济活动是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

这种辩护和经济学的混淆，在大众的、经济的和法律的语言里，几乎普遍存在，并且是经济科学开始时的主要困难。当一种经济分析的结论有人不同意时，不同意的人很容易地立刻从经济学转向辩护或谴责。他用“自然权利”、既得权利，以及他过去依照法律和习惯已经取得的东西来辩解。可是，那是辩护，不是经济学。经济学要问，一个人现在和今后可以任意行使的权利是 什么？那种权利在现在的价值 是什么？从别人的冲突的权利以及个人行使权利的社会后果看来，这种权利和它的价值应该 是什么？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麦克劳德的代表过去的加（+）号是辩护；他的代表未来的减（-）号是有形体的、无形体的和无形的财产。他的代表移动中的现在的零（0）号是交易、估价和未来的折扣。这种时间的零点区别辩护和经济学。

可是，麦克劳德在他的“未来性”的分析中有两种其他的缺点：没有债权和债务的一致性，以及债权作为债务和作为售货的双重意义。

（3）义务和债务，权利和债务——麦克劳德分不清过去和未来时间更加严重的是他不把未来的两个相反的方面作为在现在一起同时存在。

债务的流通性，由于英国习惯法里一种古怪的偶然事件（在美国法律里照样仿效，可是在大陆法里没有这种情况），分开了债权的存在和相等的债务的存在，认为债权 在交易的那天就产生，而债务 要到以后个人的偿付义务 履行的那一天才算存在。“债权”在偿付债务的义务实际存在以前就能买进卖出。

这是不了解法律上的义务和麦克劳德本人给它的“经济量”所题的名称——债务——是同一的。当然，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经济上的债权和债务，同时产生，也同时消灭。债权人在六十天后收进一千元的权利，和债务人在六十天后付出一千元的义务是同一的。然而，从法律上来说，郡长执行偿付的义务的责任，在债权人请得法院命令郡长以前，还不存在，并且不会存在。可是，债权存在，作为一个企业的“资产”方和另一个企业的“负债”方的同一数量。从预期的观点来说，义务在现在的“服从”状态中存在，等于在现在的“安全”状态中存在的权利。 [18]

麦克劳德严正地面对这个问题，选择了似是而非的说法。他实际上引证了和他自己反对的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 [19] 塞纽希曾说：“各个个人的资产负债表包含三种账目：现存货品、债权和债务。可是，如果我们把世界上每一个人所有的贷借对照表集中起来，变成一张表，债务和债权相互抵消，结果只剩下一种账目：现存货品。”

可是，麦克劳德，作为一个习惯法的法律家，用区别“义务”和“债务”来答复。“债务不是债务人所欠的货币，而是个人应该偿付货币的义务。”他说，罗马法律家认为当一个商人买进货品，约定三个月后偿付价款时，那个商人是“负债，但延期补偿”。可是，英国法律“似乎”采取一种不同的见解。

“如果在债权到期以前，债权人提起诉讼要求偿付，英国法律的原则是未到期的债权可以用一般的争点予以抗辩 ：就是，被告可以答复说，他根本不负债。”麦克劳德似乎认为这是“正确的见解。当一个商人同意买方用期限三个月的票据和他自己的货品交换，并且收到票据时，他的货价已经得到偿付 。……因而，在票据到期之前，没有债务 或者付款的义务。……货品已经成为买方的实际财产，他三个月后偿付的义务并不减少他现在的财产。在这期内，他有绝对的权利可以处置这批货：债权人对它没有任何权利；或者没有权利来阻止他任意加以处置。结果‘追诉权’和货物或货币同时存在，同时在商业中流通。” [20]

显然，在这里，麦克劳德依赖一种偶然的法律上的错误，认为债权和它的追诉权现在存在，而债务和它服从那追诉权的义务现在不存在。可是，两者现在都存在，基于同样的原因——预期和经济状态。

这种错误似乎是一般的误解以及法律上的错误的根源，美国法院对于土地和抵押双重征税，作为两种经济量同时独立地存在，债务的价值和土地的价值。它们确实存在于两种市场，可是，土地所有人个人的偿付义务还不存在。如果土地在地产市场上价值一万美元，抵押债券在金融市场上价值五千美元，那就有“追诉权”五千美元和“货品或货币”一万美元，两者“同时在商业中流通”，总共的征税价值是一万五千美元。完全由于执行的困难，而不是由于认识到经济上的错误，人们才开始取消对抵押的征税。

我们想要在这里采用一笔交易和交易的条件依法生效以后当事人所处的“经济状态”所造成的两种 义务，从而纠正麦克劳德的错觉。每一项交换所有权的交易造成两种法律上的义务，卖方的履行的义务和买方的偿付的义务。履行的义务是卖方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交货，例如一千吨某种规格的钢。他已经接受了交货的义务，如果他的交货不符合规定的条件，买方有麦克劳德所谓“追诉权”迫使卖方按照规定交货或者取得赔偿。转移那一千吨钢的所有权的合同，可能是在纽约签订的，而交货可能在中国。这样就造成了麦克劳德的“经济量”，一种卖方未来交货的债务，和一种相等的“债权”，或者买方取得交货的权利。所有权已经在纽约转移，可是交货将按照规定以后在中国履行。 [21]

同时，那买方可以把他自己对卖方的履行的权利卖给一个第三者，因为它是一种占有未来的钢的权利，这一批钢在中国或者世界上另一个地方交货时，对他或者另一个人的价值超过他在纽约已经付出或者约定偿付的数目。

他在纽约为了转移所有权所付的代价是一种偿付的义务，例如在六十天后按每吨二十美元或总数二万美元付款。这是另一种经济量，对那作为债权人的卖方的价值是一万九千八百美元，这种经济量他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卖给另一个买方——银行，如数换取银行的即期债务或存款。这些信用工具的许多不同种类在这里不关我们的事——我们只管那一般的事实，每一件交易造成两种债务和两种债权，这是经济上的说法，意思等于两种权利和义务，履行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偿付的权利和义务。

可是，这些权利和义务，债权和债务，只是预期。它们是“经济量”，和物质量不同，完全因为它们只在未来存在。可是，它们不仅在精神上存在。它们在现在的活动和计划的调节中存在。行为对社会预期的调节在历史上称为一种“状态”。 [22] 状态是一种业务规则的预期，在这种规则的范围以内，个人调节他的现在的行为。债权人所处的状态是预期的安全。债务人所处的状态是服从债权人的安全。从法律的观点来说，它们是权利和义务；从数量的经济的观点来说，它们是资产和负债；从管理行为的规则的行为主义观点来说，它们是安全和服从。

我们采用“经济状态”的观念和麦克劳德自己的经济量的观念，想借此纠正麦克劳德的错觉。

状态是一种预期，在它的范围以内，个人调节他的现在的行为。债权人的状态是预期的安全，可是债务人的状态是预期的对债权人的安全的服从。这是资产和负债那种两面的经济状态。

这种两面的状态（不是物质的商品和个人主义）使经济学成为所有权的和制度的经济学。可是，麦克劳德，由于接受英美法院把法律和经济学分开的原则，使交易的债权方成为一种独立的经济量，可以在金融市场上买卖，直到债务方履行偿付的义务，这种经济量被消灭的时候为止。

这一点引起人们对麦克劳德的误解，认为他把一样东西计算两次，一次作为物质的商品，又一次作为以这种商品抵押担保的债务偿付的预期。可是，他根本没有计算物质的东西。他的错误在于不把负债方面算作和资产方面同时存在。

这一缺点损害了麦克劳德的名誉，使他的名字在经济文献中没有地位，以及他的重大发现被归功于别人。庞·巴维克说得很对，麦克劳德是古典经济学家嫡系的可是被脱离关系的儿子 [23] 。我们应该说，这是因为法律上流通性的发明把债务的地位变成了麦克劳德所谓商品。可是，债务—债权只是一种流通的制度，一种经济上安全和服从的状态，一种具有未来性的经济量，像商品一样可以出卖；因此它蒙蔽了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为止的那些经济学家，直到麦克劳德才认真研究他们，揭穿了他们的谬误。

例如亚当·斯密，麦克劳德说，“明白地把钞票、汇票，以及其他证券”和鞋、谷物一起包括在“流动资本”这个名词项下。“所有的现代著作家把钞票叫做资本 。”可是，麦克劳德说，“这些只是权利 或信用 。”

“当钞票——不过是权利或信用——被认为是资本时，经济科学作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定义就变得难以理解。因为谁会了解债务或信用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意义呢？另一方面，每个人知道各种债务都可以买卖，像任何物质的财产那样。现代商业中最庞大的一个部门——信用系统——内容完全是买卖债务：债务的可以交换的关系完全受同一普遍的价值法则的支配，和物质商品的可以交换的关系一样。” [24]

然而，他的可转让的债务是资本的现代意义。麦克劳德说，经济学家“从来没有要把‘信用’和‘银行业务’这一科目加入经济科学的主体：实际上，他们已经在极度失望中放弃了‘银行业务’这整个科目”。 [25] 麦克劳德解决这种困难，由于把物质的东西转移到未来，并且代以智力的行为和法律的作用，这两者产生财产权。如果财产权本身是信用，那么银行业务只是买卖信用的一般原则的一种特殊情况。

（4）交换性——麦克劳德说，亚当·斯密的“财富”这个名词的用法有一种双重的意义。在他的著作的上半部中，财富被解释为“土地和劳动每年的产物”；在下半部中财富是任何可以交换的东西。李嘉图效法斯密，但他的意义只限于任何以出卖为目的的劳动的产品。约翰·穆勒曾把财富解释为“一切具有购买能力的东西”。在这方面他遵守了斯密的说法，斯密曾把钞票、汇票和其他证券包括在财富之内。麦克劳德说，这些是追诉权，或信用和基金、股份、商誉、专门职业者的业务等等没有区别（除了关于“它们从而产生的来源”），这一切都是“可以交换的权利” [26] 。因此，麦克劳德采取了他们的财富的种种意义中所包括的一切，使交换性成为财富和价值的要素。然而，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这一点混淆了财富和资产。

再说，麦克劳德和其他一些使交换性成为经济学的唯一研究对象的物质经济学家认为，一种精确的科学，只有在能够像自然科学那样，被化为数学方程式时，才能形成。

“一种自然科学，”他说，“是若干一定的现象完全基于一个性质最普遍的观念或者特质。……不管什么数量，只要它包含那种特质 ，就是那种科学里的一个元素或者成分。……力学是‘力’的科学：力的定义是‘任何引起或者足以引起运动或运动的改变的东西’。”在经济学上这种力 是需求 。 [27]

可是，经济学家本身，他接下去说，不研究需求，因为研究需求“就会把整个心理学引进经济学”。

实际上，价值，“从它最初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的特质或愿望，它意味着尊重或重视：例如我们说一位很受尊重的朋友。可是，这种价值不是经济的现象。要使价值进入经济学，必须以某种具体的形式把它表现出来：例如，一个人付出某种代价换取一种东西，从而表现他对那种东西的欲望、重视或价值 。……因为一项交换的实现，需要两心的一致 。……因此，显然价值是一种比率 或等式 。和距离一样，……一物的价值总是外在 于它本身的东西。……单独一件东西不能有价值。我们不能说什么绝对的或内在的距离或者相等。……任何经济量可以依据任何其他经济量为标准而有‘价值’。” [28]

这样，麦克劳德由于把经济学归结为交换的比率，把它归结到当时的自然科学的概念，而这些比率就是价值。这种交换率的科学，他指出，是古今所有经济学家的意图。“财富的生产”这个名词，在重农主义者以及斯密和李嘉图，意思是从土地或者从劳动中取得某些东西，为了“使它加入商业 ”。这是“生产的劳动”；“不生产的劳动”是生产成果不上市场的劳动。“消费”是从市场上拿走一些东西，他们在经济学里却不包括消费本身的法则。麦克劳德说明他们的不合理，以及怎样可以避免这种不合理，由于放弃他们的生产、分配和消费那种含糊的名词，把经济科学的范围缩小到他们真正目的所在的东西——交换价值的法则。

可是，所交换的是什么呢？是物质的东西 呢，还是对东西的权利 呢？是债务的无形体财产呢，还是债务所有权 的权利呢？是买卖权的无形财产呢，还是无形财产的所有权 呢？

麦克劳德认为，经济学家以为对交换的是物质的东西，可是法律学知道所交换的是对东西或债务的财产权。麦克劳德解决了困难，由于用一种经济量——信用——替代物质的东西。这种经济量可以被人占有、买进和卖出。因此，他开始了资本的现代的意义。

（5）信用的双重意义——可是，麦克劳德有一种矛盾的信用的意义。它的意思是一种将从未来的债务偿付中得来的货币收入，它的意思又是一种将从未来的产品销售中得来的货币收入。简单地说，它同时指债务收入和销货收入。第一种我们和他一样称为无形体的财产；第二种我们给它比较新近的名称，无形的财产。

那矛盾的意义似乎是他由银行的债务或存款的创造中得来的，存款具有一般的购买能力。一个制造家让与他的产品的所有权，接受一笔六十天后付款的商业债务的所有权，作为全部代价。他按贴现办法把这笔债务卖给一个票据商人或者银行，收进一笔银行即期付款的债务，因此付款时不需贴息。

两种债务都有购买力。作为一种“特殊债务”的商业债务，交换一种银行的即期债务。可是，银行的即期债务或存款，也是一种银行对存款人的“特殊”债务。然而，后者具有一般的购买力，可是六十天期的商业债务也有购买力，虽然要照票面价值折息。因此，第三者在商品销售中不打折扣而接受的银行债务，和硬币一样。麦克劳德说，硬币也是一种一般的信用，他的意思是指一般的购买力。

就货币和信用两种来说，所谓债务人是“整个世界”，就是说，根本不是债务人，而是任何东西的出卖者，他们不折不扣地接受货币或信用，偿付他们所卖的东西。货币和信用是一样的，因为都可以流通，因此没有留置权需要从票面价值中扣减。银行家和企业家自己把他们的存款作为货币或现金，虽然存款不过是可以转移的、过期的债务，因此不折不扣地被人接受。麦克劳德完全采用了他们的语言。

因此，他必须区别“一般”信用和“特殊”信用。一般信用是任何购买者买进商品时，可能负起的未来的债务。特殊信用是全世界的购买者当中的一个购买者实际负起的一种债务。可是，“特殊”信用是唯一的债务，“一般”信用是一般购买力！

他把经济学从东西改变到东西的所有权时怎样会发生这种矛盾的意义，可以从他对货币和信用的起源的说明中看出：当我买一匹马或者土地的时候，我所买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对马或土地的未来使用的一切权利，这种权利“全世界不得侵犯”。他说，那些权利是“信用”。由于买进那一束“信用”，一匹马或土地，我成为对卖方的一个债务人。如果我立刻付给一批牛和猪作为代价，像在物物交换经济中那样，我所卖给他的也不是牛和猪，而是我对牛猪的未来使用和出卖的权利。麦克劳德认为，这是另一种类似的信用，彼此互相交换。

在物物交换经济中，如果这种“信用”的交换是相等的 ，交易就结束。若是不相等 ，就有一个差额，由一方欠另一方。这差额可以立刻用货币支付，或者可以延迟一个时期。这是货币和信用的起源。

有了货币或“一般”信用，受者就可以通过购买 其他产品或服务，从世界上其余的人“收取他的债”。因此其余的人也是他的“债务人”。或者，如果那件交易的特殊债务人不立刻用货币偿付差额，他的义务就推延到以后一个时间，这又是一种信用。可是，既然这是可以出卖的，其余的人就也是他的“债务人”。货币和信用都是一种“一般”信用，不分彼此地以全世界为背景。

可是，债务的创造中包含着两种可以说是相反的经济关系。一种是债权人—债务人的关系，另一种是卖方—买方的关系。麦克劳德最关心的是卖方—买方的关系，就是债务的流通性或交换性，并且他使他的名词的意义适合他从经济学家手里接受过来的根本事实。我们已经看到，他在债权人—债务人的关系本身这方面是非常薄弱的，由于他承受了英国法庭的错误。可是，使所有权的交换性成为他的理论体系的中心，而不讲实物的交换性，确实是一种新颖的识见。然而，把债务和它的交换性都叫做信用，其错误类似那些经济学家把“产品为了交换”的劳动作为生产的劳动，“产品为了自家消费”的劳动作为不生产的劳动，其实两者都是生产的。这样，麦克劳德把给予个人的特殊信用作为两个人之间的私事，可是这种信用的流通性成为一种生产的事情，它增加交易的速度，从而增加“参加商业”的财富数量。

这很像亚当·斯密的劳动作为价值的尺度的矛盾的意义，就是，在交换中可能支配的劳动的数量，以及增加了一种商品数量的劳动力的数量。一种的意思是稀少性，另一种的意思是效率。这些没有加以区别，直到李嘉图采用劳动力作为价值的尺度，把所支配的劳动留给马尔萨斯和其他斯密的信徒去讲以后，才区别清楚。所以麦克劳德没有区别两个人之间一件特殊交易所造成的债权人—债务人关系，和流通手段所造成的、以“全世界”为背景的那种关系的交换价值。

麦克劳德对“支配”一词也有双重的意义，一种经济的和一种法律的意义。他不区别支配生产者的服务或商品，用货币或信用跟他们交换，和由国家对一个债务人命令履行或偿付。一种是买卖中的经济能力，另一种是法律上强迫履行义务的能力。

可是，它又是对两种义务的混淆，这种混淆很容易从他对“行为”和“不作为”这些名词的法律家的用法中产生。履行和偿付的义务是造成债权人—债务人关系的义务，可是“避免”的义务造成完全相反的、自由的关系——无义务。买者没有买的义务，卖者没有卖的义务。可是，履行或偿付的义务不可能自由地承担或者保持，除非“全世界”都必须遵守一种避免干涉的义务。他不利用这种避免某种行为的义务，因为那只是一种“不作为”的义务，它确实是这样，可是在他的那种实在的交换行为的经济制度中并不需要，这种制度由于债务的流通性才可能实现。

债权人实际上有两种 权利和两种 义务互有关系，这才保证他的债务人一定会偿付。他对债务人有积极的偿付的权利，对“全世界”有消极的避免的权利。履行或偿付的义务是债务。可是，避免的义务是一切其他的人不得干涉债务人的履行或偿付义务的义务。麦克劳德的所谓以“全世界”为背景的“一般信用”不是一种履行的义务，而是一种避免的义务。这种避免的义务也是“全世界”不得干涉卖者和顾客接近的义务。

信用的矛盾的意义，作为从债务偿付中得来的未来收入和从销货中得来的未来收入，以及他的有形体财产的重叠的意义，使得批评家不能了解麦克劳德的主要论点。因此，他的最详尽的批评者庞·巴维克，本人虽然在一切经济学家中尽了最大的力量把未来性引进主观 经济学，却不能了解在他以前三十年把未来性引进客观 经济学的麦克劳德。如果经济学完全讨论财产，就是财产权，显然它只讨论“收入的预期”。如果这些预期要有现在的存在作为一种可能量度的经济量，而不是一种只能用例证来说明的心理的感觉，麦克劳德就能很方便地在信用和货币的流通性里，发现这种经济量的客观的存在。他只需把它扩大到一切财产权，不管是商品、货币或信用。

如果信用这个名词被想象地扩大到购买力，那是因为麦克劳德在信用的观念中有一种合理的原则——未来性，它在一个项目下把商品、货币、信用和特殊债务的所有权等一切特别情况合成一体。庞·巴维克所不能了解的是这种客观的未来性应用到具体的物资上面，虽然他了解主观的物资的未来性。当未来性包含在银行业务和投资里的时候，问题很明显，可是具体物品的财产权也只是未来性客观地表现于财产，这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得很对，把麦克劳德当作当时正统学说的一个嫡系的可是脱离了关系的子孙。家长不承认和麦克劳德的关系，因为他使债务成为他的科学的经济量，而不用物质的东西和劳动，因此造成了他的批评者的错误印象，认为他把物和债务都 算作了“物”。

既然债务是从量的，在市场上以交换率为尺度，如果使经济科学以债务为基础，我们就有一种普遍的经济量作为建立理论的根据。当一种债务的现在价值用美元和美分计量的时候，它和一种物质的东西用蒲式耳计量或者水用夸脱计量的时候，完全同样是从量的。

因此，当麦克劳德说人们所交换的是财产权，而不是物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从经济上来说，人们所交换的是债务，用美元计量。对他来说，一切财产权是债务的所有权。不仅特殊的债务（像期票那种东西）是债务，而且所有的财产权，包括有形体财产、钞票和银行信用在内，都是债务，按照他把信用既作为债务又作为购买力的双重意义。人们所交换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对于出卖那些物资所取得的未来的货币或信用收入的全部或一部分权利。那些权利是特殊债务或一般债务的所有权。

直到现代“无形”财产的概念开始和麦克劳德的“无形体”财产有了区别以后，交换性或者买卖的权利，包括参加市场不受干涉的权利在内，才可能在法律上和未来债务的履行或偿付那种无形体财产分开。在这里，从销货中得来的未来收入——就是无形的财产——和从债务偿付中得来的未来收入——就是无形体的财产——是有区别的。

我们运用后来这种无形财产的概念，借助于后来霍费耳德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人们有理由说麦克劳德使用“权利”这个名词具有权利和“无权利”或“自由”的双重意义。或者，用经济学的字眼来说，他用“信用”这个名词，具有双重的意义——一种是要求债务人偿付债务的权利 ，一种是要求买方偿付商品代价的权利 。一种我们称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另一种我们称为卖方和买方的自由—暴露关系。

说明麦克劳德怎样会把这种对立的社会关系像这样混淆起来，就会显出名词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意义上一种相当普遍的错误，产生不幸的社会后果。这种说明将使人们必须作重大的区别，以便对交易和运动中的机构作适当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分析。

麦克劳德从而出发的主题是，政治经济学是一种“财产的法则”的科学，不是物质东西或心理感觉的法则。然后，他把经济学的范围缩小到这些财产权利的交换价值，因为否则它就不能算是一种总是必须研究数量和计量单位的“科学”。可是，如果他排除了从过去积累起来物质的东西，只讨论一些将在未来存在的数量，那些在市场上有一种现在的存在的未来数量，可能是什么性质呢？它们一定是人们预期其他的人会给那所有人做的事，就是向他提供“未来的产物”。这种预期在现在的市场上有一种现在的存在，他说，它的最普通的名词是“信用”。

因此，信用有三种形式。①一切有形体财产权的现在价值。这是他的“商品信用”。②未来的硬币的现在价值，这个他称为“硬币信用”。③以一个特殊债务人为对象的一种特殊信用的现在价值。最后这一种是信用的唯一的真实的意义，我们区别为无形体的财产，一种债务。头两种是无形的财产——“避免”的权利，在未来的买卖的交易中可以自由的权利。

如果我们研究麦克劳德关于把信用作为一切财产权的数量的表现这种普遍概念的全部理论，就会看出他想要怎样完全颠倒古典经济学家和重农主义者的时间因素。他在全部经济学里用未来时间替代过去时间（除了在有形体财产的一年问题那个不幸的错误上），可是把未来时间当作一种向后拉到现在市场的商品，如同他们曾把过去时间向前拉到现在的市场一样。因此，他的理论是那一时期占优势的学说的“嫡系的可是被否认了的子孙”。但是，它是嫡系的，因为对未来收入的权利和商品一样，是可以交换的。它又是被否认了的，因为当时占优势的学说不把所有权和所拥有的物资分开。

（6）无形的财产——检查麦克劳德的“可以转移的财产”表式 [29] ，就看出他的所谓“无形体的财产”中只有两项以债务的意义的根据，就是“年金”和“基金”。其他各项都是未来产品的现在的所有权，或从未来服务或产品的销售 得来的未来货币的现在的所有权。

从他的现在的有形体的财产得出的“永远的每年收益”，是预期的供自己使用的产品或未来产品销售所产生的货币收入，或者是未来的“地租”。“他的信用”不是一种对某一个债务人的特殊信用，而是一个企业家的一般“好信用”，就是投资者和银行家的好感，他期望他们愿意贷款给他，买进他的约期偿付的契约。他的企业的“商誉”是预期的有利的和顾客的交易。“业务”也是律师的诉讼委托人或医生的病人的好感，他们愿意付出代价换取他的服务。版权和专利权是优惠的或独占的销货收入的预期。商业公司的“股份”是预期的股利或其他获利机会的现在价值。“收费权”和“摆渡权”，和专利权一样，是预期的从特权产生的优惠价格。

这些，按照现代的判例，应该称为“无形体的财产”。唯一的无形体的财产，或者作为债务人的偿付义务的那种经济意义上的信用，是“年金”和“公债”，后者是预期的债务偿付的现在价值。

这些区别不仅是学究的诡辩。它们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因为，我们已经在别处指出，由于不能区别工人的“产业的好感”和一种“工作的义务”——就是，不能区别无形的财产和无形体的财产——才引起人们反对美国最高法院所核准的“黄狗合同” [30] 。这个以及类似的问题，溯源于法律家—经济学家麦克劳德的信用的双重意义。他的信用作为一种经济量的意义仅仅是一切预期收入的现在价值，不管是债务的偿付或者价款的偿付。

然而，这双重意义却是现代运行中的机构的混合的意义，那是预期债务人将偿付他们的债务以及“全世界”将付出有利的价格换取物资或服务。如果我只取得对一个企业的物质设备的所有权，而不取得对它作为一个进行营业的机构的所有权，那么我所取得的不过是对废料价值的权利，我可以从拆掉那企业的设备，然后在商品市场上按照废旧的程度卖掉零件取得这种废料价值。可是，如果我买进那企业是作为一个运行的机构，那么，我取得的所有权就不是对拆掉的物料，而是对一个运行中的工厂，生产着具体的物资，以及那机构所有的债权和自由参加市场的权利。我取得对预期的未来的全部总收入的权利，将它们分配给我的雇工、我的债权人、我的房东和我自己。

然而，既然我不是单纯的个人，而是一种股份持有人和债券持有人的组合，不仅是这样，而且也是一种一切职工和代理人以及一切出卖原料的人的组合，既然我们这些人都期望从那业务机构的总收入中取得我们的报酬，作为我们预期为我们机构服务的代价；那么，从我们的共同产品的购买者和机构的债务人所得到的总收入，是我们的共同收入。这共同的收入通过各种交易分配在各个人当中，每一笔交易当时造成无形体财产的债权人—债务人关系，可是，每一笔交易的继续或再现，有赖于所有的人愿意参加。这种预期的参加是无形的财产。

整个的是一种运行中的机构。它是全体参加者的一种共同的意愿，雇工和经理愿意维持和经营那工厂；顾客愿意买，投资者和银行家愿意贷款，原料供给者愿意卖，以及其他的人愿意参加。各个人可以参加和因此而取得报酬的“权利”是自由和暴露的无形财产。可是，各人个别地因为他从前的服务而获得报酬的权利是债务那种无形体财产，在这里机构是债务人。麦克劳德叫它信用——是一种运行中的机构的价值。他把它看作在一点时间上的一种静的经济量。实际上，在会计员编造他的常年报告的那一点时间，作为一个运行中的机构的横断面，它确是这样，可是它是一种继续进行着的程序，经过预期的一段时间。

从技术上来说，这种运行中的机构的价值，为了立法和行政管理的目的，意思是指股票和债券的现在市场价值，在某一点时间；或者一种不列出证券市价的计算法。这些表示预期的营业净收入（除去捐税）的现在价值。可是，从经济上来说，运行中的机构的价值是全体参加者的全部预期收入的现在价值，包括征税机关在内，这一切说明全部销货总收入的内容 [31] 。

三种道德的和法律的义务因而产生，有助于维持那种愿意的态度，从而使机构能继续进行业务。履行和偿付的义务由所有的参加者自愿承担。这些是“债务”的无形体财产。避免或不干涉的义务由局外人承担，包括国家在内。克制的义务在外界干涉不可避免的地方由当事人承担，特别在独占事业、公用事业或者工会规章问题上是这样。人们预期他们的契约都不会超越这些范围，这种预期是无形的财产。这些预期的履行、避免和克制等权利和义务构成无形的财产，并且在参加者可以自由参加或不参加的范围内，他们的愿意或不愿意是“自由”和“暴露”的无形财产的道德的和法律的意义。

因此，那运行中的机构是无形体的和无形财产的连续，它们反复地被创造出来，不断地发生和不知不觉地过去，麦克劳德把它们叫做特殊的信用和一般的信用。特殊的信用是履行和偿付的义务。一般的信用是避免和克制的义务——根本不是信用和债务，而是预期的买卖的交易中的自由和暴露。他所谓特殊的信用是无形体财产。他所谓一般的信用是无形财产。考虑到时间之“流”和时间的“经过”两者的区别，无形体财产是一种预期的时间的经过，可是无形财产是一种预期的时间之流。

（7）从有形体的到无形的财产——这样，制度的组织给我们一种运行中的机构的观念，依据参加者在他们对工作、等待和冒险的预测中所受的诱导而行动，服从一些限制他们的买卖、管理和限额的交易的范围的通则。可是，技术的组织给我们一种运行中的工厂的观念，工厂在工程师的指挥下，为最终消费者生产物品和服务，服从技术效率的法则。两者是分不开的，可是，它们给我们两种不同的归结为不同的社会哲学和政府概念的社会概念。一种是参加者的不断变动的资产和负债，另一种是国家财富的创造中不断变动的入量对出量的比率。一种是有关可以转移的权利和自由的所有权经济学；另一种是有关入量和出量的工程经济学。一种是不仅分派份额，而且，更重要的是，使那机构继续周转进行的计划。另一种是结果造成若干出产品，分给各有关方面。

老派物质的和快乐主义的学说的困难，在于它们正当公开拒绝业主的经济学的时候，却不能不私下引进所有权的经济学。它们甚至曾把财富解释为物资和物资的所有权。可是，它们的概念是静态的，没有通过交易来改变所有权那种活动的方面。适当的研究方法是首先区别经济学的两种要素，确定各自应得的地位，然后在一种集体活动的概念里把它们合在一起，这种概念，根据习惯来说，似乎运行中的机构的观念可以满足它的要求。

这一点的主要关系不在于采取新的概念，而在于打破旧概念的双重意义。这样，商品和财富从前具有所有权的财产权意义和技术的物质东西的意义；“成本”这个名词具有所有权的支出的意义和技术的入量的意义，价值这个名词具有所有权的收入的意义和技术的出量的意义。

过去几十年间在经济学说的改造中，往往只需要在基本概念上作很轻微的变动，就可以从前一时代的静态的物质的和快乐主义的概念转变到二十世纪的制度观点的活动的概念。费特在1907年从奥国学派的效用概念改变到意志观点的选择的概念，虽然表面上这是一种很轻微的变动，因为效用总含有快乐和快乐的选择的双重意义，但这一变动却使他能采取活动的概念，从而完全从庞·巴维克的快乐经济改变到现代以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制度主义，尽管他硬说自己坚持着他的心理学。他实在是采取了活动的心理学，这也是以活动为出发点的无形财产的概念。 [32] 美国主要的数理经济学家费希尔也是这样。他在1907年，根据历史的传统，把财富解释为人类所有的物质的东西 [33] 。这种定义，一经改变到活动的概念，结果产生了财富的矛盾的意义，既作为增加出产，又作为限制出产。

我们已经说过这种矛盾的意义关键在于未能区别财产的制度和生产的技术。如果把制度经济学和工程经济学区别清楚，就不会有这种使人迷惑的问题。两种都是以活动为对象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是人与人的关系中交易的活动，可是，工程经济学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增加出产的活动。国家的全部人力是它的全部活动的入量，全部对自然力的控制是从活动中产生的全部出量。可是，制度方面的表现是为了分配 和预测 那出量而做的活动，这种活动决定机构本身将继续运行或停止。

因此，社会的制度的组织是个人和机构的不断变动的资产和负债，它们本身又是未来的经济诱因，引起工作、等待和冒险。买卖、限额、管理和预测的制度，扩大、限制或停止入量和出量，或者把入量和出量转移到不同的方向，或远近不同的各种未来时间。生产以前的买卖、限额和管理的交易的组织，决定利益和负担的分配，并且供给诱因，使社会机构继续运行或不运行。可是，社会的工程的组织是物理、生物和心理科学的进展，它使人类能支配自然，这种支配自然的能力是否用来取得幸福或毁灭，将决定于全世界种种制度的集体行动。两者是很不相同的，如果财产的意义仅仅是不活动的有形体的财产。因此，我们用物资的出量 和劳动的入量 替代“物资”这个名词 [34] ；用预期的物质出量 和货币收入 的无形财产替代有形体的和无形体的财产。

（8）商品市场和债务市场——二十年前在费特的《价格的定义》那篇重要论文里 [35] ，哈德利是一百十七个经济学家中唯一的一个把价格解释为一种“权利”的价格。根据费特的引文，哈德利说，“价格，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是一种东西的数量，用来换取另一种东西。价格，从商业的意义来说，可以解释为对一种东西或服务的权利 所交换的货币的数量。” [36]

费特所研究的只是物质的和快乐主义的经济学家，不是像哈德利那种制度经济学家，他并且是在找寻一种他们可以同意的价格的定义，不管他们的主观的或客观的价值学说或者货币的和非货币的学说。他所得到的定义是：“价格是在换取一种物品时付出或收进的另一种物品的数量。”

可是，显然麦克劳德的价格的定义和哈德利的相同。价格是换取所有权权利所付的代价。它同样适用于商品市场和债务市场。

在商品市场上我递给你一本书，你就递给我一块钱。那是一种两重的肉体上的行为，它的意义和动物在相互帮助时的行动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在人类社会里，如果那本书不归我所有，我就不能合法地把它交给你，收取代价。而且，即使在我可以合法地交给你的时候，我也不能使你成为那本书的所有人，使所有的来人不得干涉，除非法律认为我的肉体上的行为中含有另一种行为——一种心理上的“意志的行为”——我有意要使你成为所有人，以及另一种心理的行为——你有意要成为所有人。然后法律执行，或者人们预期法律会执行，那种两重的意志的行为。经济科学的对象是那种两重的肉体行为呢，还是那种两重的心理行为呢？显然，肉体的行为是技术的，由体力劳动的工人在所有人的指挥下实行。可是，心理的行为是所有权性的，实际上通过法律的作用，转移所有权。

再说，我交给你那本书，你收受保存，可是不交给我那一块钱。法律现在认为那本书的转移含有同样的、两个意志合一的同样的心理行为——我有意使你成为那本书的所有人，你也有意取得所有权。可是，法律也认为同一物质的转移中含有另一种物质的转移——这一次是一种预期的 物质的转移，把那一块钱从你手里转移到我手里，以及我的预期的收取那一块钱，有意使它归我所有。经济学家们将怎样处理这一对两重的物质的行为呢？它们是同样的物质的转移，和前例中所举的一样，可是发生了一种时间的间隔。

经济学家们在失望中认为没法处理，麦克劳德说，结果落得极端的混乱。 [37]

混乱的原因是由于有两种市场，“商品”市场和“债务”市场，以及“货币”这个名词把商品的物质的意义带进了债务市场，然后由于类比，债务市场也成为一种“商品”市场。但是铸造的 货币，我们已经说过并且将要看到。不是一种商品。它是一种偿付债务的制度 [38] 。麦克劳德本人，因为他的信用的双重意义，未曾有效地区别商品市场和债务市场。在这个问题上，他信从了一般流行的那种物质主义的错觉：银行家说他可以借给顾客的“货币的供给”增多了，其实他们收进的只是顾客或其他银行家欠他的债务。顾客和投机者问“货币价值”若干，其实他们的意思是，债务价值若干？

麦克劳德和其他的人也许可以避免了这种物质主义的固执的观念，假如他们不讲比喻的“货币市场”，而代以真实情况，债务市场。甚至“商品市场”，诚如麦克劳德说得很对，也不是交换商品的市场，而是交换商品的所有权 的市场。“货币市场”，也如麦克劳德所说，不是交换货币的市场，而是交换债务的市场。

价格，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一种因为“报答”某种形式的合法控制权的转移而付给的代价。它是对服务的“报酬”，或是立刻的报酬或是延迟的报酬。这是权利和义务的让与的制度的意义，不是物质的交换的意义。

假如，麦克劳德有效地贯彻他把债务作为“可卖的商品”这一点线索，不使债务的所有权和商品的所有权变成一样，而一贯地区别债务市场和商品市场，他就会正确地说明现代企业，避免了双重计算。那就干脆有两种市场，而不是在一种市场上作双重的计算。

证券交易所和货币市场是“债务市场”的两个车轮：大车轮，股票和债券，看到未来的若干年；小车轮，银行贷款和存款，看到未来的若干小时和若干日。虽然股票在法律上不像债券那样是债务，可是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它们在逐渐成为债务，因此似乎符合麦克劳德的“可卖的债务”那种说法。股票是企业对股票持有人的“负债”，甚至股利也渐渐地被看作对股票持有人的习惯和债务。连法律上也承认这一点，例如在依法管理的公用事业中，人们用股票和债券的总价值以及现行的利息和利润率来计算公众（作为预期的债务人）必须交付的代价，以便债券持有人可以得到利息，股票持有人可以得到股利。“公众”是债务人，股票持有人以及债券持有人是债权人。在特殊情况下，对股票持有人付给股利，正逐渐成为公司组织的一种法律上的责任，差不多和依法必须对债券持有人付给利息一样。债券持有人只是优先债权人，股票持有人是延迟的债权人。人们又采用了中间阶层，例如各种各样的“优先股”，它们的地位在作为债权人的债券持有人和作为准债权人的普通股票持有人之间。

即使在没有法律规定必须对普通股付给股利的地方，也发生了一种属于投资者商誉的性质的经济制裁。在美国资本主义经常的通货膨胀时期内，董事会不承认有什么必须发给股利和维持股票市场价值的道德的或经济的（更不用说法律的）义务。可是，随着千百万分散的投资者的产生，以及由于全部所有权的经营管理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里 [39] ，出现了公司组织的金融资本时代，因为经济上有必要维持投资者的商誉，那些代表公司的董事会不得不采取一种付给惯例的股利的政策。显然还需要一种法律上的责任——这种责任已经在所谓“证券买卖取缔法”中开始，这一法令的目的是保障股票和债券投资者的利益。

因此，证券交易所是把长期债务按照法律和经济制裁分别等级的市场，从最受法律保障的债券，经过保障较差的优先股和许多种单纯的“权利”，直到法律上保障最差但是主要靠经济制裁的道德债务，历史上称为普通股份。

在这有限的范围之内，麦克劳德的预言对几种特殊的情况是对的，可是并不一般的都正确，他把一切 财产权利说成“债务”或“债权”，把经济学变成一套债权人—债务人的关系。只有在要求发给股利的经济的和道德的制裁变成由法庭执行的法律制裁时，财产权利才能变成这种关系。可是，这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制度既需要股票那种无形财产，其价值决定于利润的多寡，也需要债务那种无形体财产。 [40]

可是，并不是说因此债务就应该称为商品。假如真把它们称为商品，我们就只能说麦克劳德是在作比喻，而不是讲科学。他把债务和购买力混淆起来。前者是无形体的财产，后者是无形的财产。

商品市场上的情况和债务市场上的情况相同。它们都是一种为了取得未来的货币收入的市场，这种未来的收入麦克劳德称为“信用”。换取物质货币的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未来货币收入的所有权，这是从现在商品的所有权里产生出来的，那商品被卖出去换取对未来货币收入的主权。麦克劳德认为每一种预期是一种信用，商品信用被卖出去换取货币信用。可是，它们不相同，因为一个是债务，一个是购买力。然而两者都是未来货币收入的预期。

这正确地说明资本主义。企业家买进商品时，不是买进物质的东西——他买进一笔未来货币收入的预期，这笔收入将由卖出那商品来取得。 [41] 银行家买进企业家的债务时，他买进一笔未来货币收入的预期，这笔收入将在债务人卖出商品、偿付债务时取得。按照麦克劳德的说法，他们都是买进一种信用。

因此，一个商品市场和一个债务市场在一起发生作用。这里的两种机能是出产品的所有权和短期债务的所有权。在商品市场上，人们造成短期债务，立刻在债务市场上卖出，交换银行的即期债务或存款。商业债务创造出来是为了出卖，并且是因为能卖给银行才创造的。那么，商品和债务的唯一区别在于被占有的和为了换取银行即期债务而出卖的对象。就债务来说，那对象是债务市场上债务人将偿付的未来货币收入的未来合法控制权。就商品来说，那对象是准备出卖换取未来货币的物质东西的未来合法控制权。商品和债务市场都预期货币收入。两者都是对一种未来货币收入的权利，其中一种是信用——无形体的财产；另一种是未来的利润——无形的财产。

两者的区别是两种价格的区别。一种是债务市场上短期货币使用的价格。另一种是商品市场上购取所有权所付的交换价格。这种分别麦克劳德弄不清楚，以致混淆了利息和利润。我们将根据他认为贴现和利润相同这一点，进行研究。

（9）贴现和利润。

a.两种价格

“债务的单位 ，”麦克劳德说，“是要求对方一年后偿付一百镑的权利 。用来购买这债务单位的货币 的数目是它的价值；当然，购买固定的债务单位所付的价格越小，货币的价值就越大。可是，在‘债务的商业’中，通常不用购买债务的价格来估计货币的价值。因为货币自然要产生一种利润，购买定期一年的债务所付的价格，显然必须少于债务本身。价格和债额的差数是买进债务所得的利润。这种差数，或利润，叫做贴现。很明显的，随着债务的价格的减少或增加，贴现或利润就增加或减少。在债务的商业中，通常总是用贴现或货币产生的利润来估计货币的价值。因此，在债务的商业中——货币的价值 和贴现 成正比例 。这个定理包括商业的两个部门——货币的价值 和价格 成反比例，和贴现 成正比例 。……在商品的商业中，货币的价值是指它能购买的商品的数量 ；在债务的商业中，它是指买进债务所得到的利润或贴现。……利率或贴现率是在一定的时期内，例如一年内，所得的利润 的数额 。” [42]

这两种价格，我们区别为短期价格或贴现，但不是利润；和交换价值，或购买力。

b.两种制造品

“一个银行家，”麦克劳德说，“最初决不用现金买进票据。他买进票据（一种未到期的债务），给予他的顾客一笔信用，按照债务的数目，扣去贴息，贷入他的账户：这是那顾客的一种行动的权利，他可以随时要求付款。就是说，他买进一种行动的权利，可以在一个未来时间得到偿付，由于创造或发出一种行动的权利——来取即付的权利。” [43]

麦克劳德认为，因此银行家“不是需要贷出的人和需要借入的人之间的居间者。事实是，银行家是一种商人，他的业务是买进货币和债务，通过创造其他的债务”。

因此，银行家的利润不在于“他借入货币所付的利息和他贷出货币所取的利息之间的差额。事实是，银行家的利润完全在于他由于超过现金准备额创造和发出信用所能获得的利润。一个发出信用只交换货币的银行，从来没有利润而且不可能获得利润。只有在创造和发出信用交换定期偿付的债务时，银行才开始获利。……银行和银行家的主要的和显著的特征是创造 和发出来取即付的信用 ：这种信用，人们准备它在市面流通，起着货币的一切作用。因此，银行不是一种为了借入 和贷出 货币的机关，而是一种制造信用 的工厂。” [44]

c.商品价格和短期价格 ——未来的债务偿付的这种贴现的价值，是买进债务所付的价格；可是，贴息本身是对方为了使用银行的货币而付给银行的短期价格。银行家“从无中制造”他自己的即期债务或存款——一种“过期”的债务——作为货币使用；他用这种债务买进顾客的定期债务，索取一种短期价格，作为使用他自己的过期债务的代价。定期债务的价值愈到后来愈增加，由于短期价格的数目愈接近到期愈减少。这种价值上的增加是麦克劳德的“利润”。

“一个买卖人，”他说，“以较低的价格向一个人买进货品，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人，从而获得利润。同样地，一个银行家以较低的价格向一个人买进一笔商业债务——就是，向他自己的顾客——以较高的价格卖给另一个人——就是，卖给票据承兑人，或债务人。这样，银行家买进的债务，从他买进的那天起，价值越过越增加，直到还完为止。因此它产生一种利润，并且因此是流动资本，和任何买卖人的店里的普通货品一样。” [45]

当然，在这里不能区别由于债务接近到期的价值上的增加，和由于贱买贵卖的价值上的增加。后者是利润，从两件 交易中得来；前者是贴息，产生于一件 交易。就两件 交易来说，价格 这个名词的意思是买 价和卖 价。就一件 交易来说，价格 这个名词的意思是同一交易的开始和结束之间的贴现率。这种贴现，我们为了显出两者的不同，称为“短期价格”。

麦克劳德对利润和贴现的混淆之所以可能发生，是由于债务的可以转让。债务是从债权人——银行的顾客——手里买来的，到期时似乎是卖给那顾客的债务人——承兑人。表面上由银行家谈判了两件交易；实际上只有一件。

这种错误见解的关键在于以前提起的那种谬论，所谓信用或债权现在 就存在，可是，债务要等到偿付的义务到期时才存在。其实两者同时产生，银行家所买进的是债务人到期偿付的未来义务 。银行家不再谈判，这一次不须和债务人谈判偿付。他只是主张他的权利。

这种情况使我们必须把我们对于买卖的交易的概念弄得更明确，区别“交易的结束”和“谈判的结束”。谈判在交易达成协议、所有权转移的那一刻就结束。可是，那交易本身，直到以后履行和偿付都完成的时候，才算结束。

在现金交易中谈判和交易同时结束。在商品方面，不仅对商品的主权转移，而且商品也交到。在货币方面，不仅在结束谈判时主权转移，而且货币也交付。

这样，交易造成两种债务：履行的义务和偿付的义务。如果两者都立即实行，谈判和交易就同时结束。可是，必须到两种义务 都完成，交易 才结束。如果中间相隔一段时期，不到两种义务中的最后 一种完成，交易不算结束。如果那是偿付的义务，不到债务人偿付以后，交易不算结束。如果那是履行的义务，不到服务完成或者物资交到和验收以后，交易不算结束。

因此，就土地或劳动偿债的长期债务来说，一件交易可以延长若干年，可是，就货币市场上的短期债务来说，一件交易只延长几天。因此，交易确实是一种创造的过程。它不是创造商品，而是创造一种经济量和经济状态；必须到履行和偿付的债务解除，交易结束时，经济状态才从负债改变到自由。

因此，麦克劳德的表面上的第二次谈判，把债务卖给债务人换取债务人的现金，并不是一种谈判——而是法律上义务的履行，它解除债务，从而结束交易。银行家仅仅是“收取”应得的东西，为了证明偿付的完成，而把债务人的债务的所有权还给债务人。

麦克劳德未能注意到一件交易的开始和结束之间的这种间隔时期 ，所以可能认为贴现和利润是相同的。贴现是一种“短期价格”，为了预期的等待 的服务，在一件 交易的开始和结束的间隔时期中等待；可是利润（或损失）是以一种价格买进和另一种价格卖出的两件 交易之间的差额 。

可是，利润（或损失）也能从买进和卖出债务 的两件交易之间产生，跟买进和卖出商品 的两件交易一样。商业银行以百分之六的贴现零星收进顾客的票据，然后以百分之四的重贴现趸批地卖出，获得一种利润。这里真实有两个 市场和两次 谈判，一个零售市场和一个批发市场，因此有两件 交易。那商业银行在零售市场上以百分之六卖出他在批发市场上以百分之四买进的东西。 [46]

麦克劳德著述的时候商品经济学家还没有区别利息和利润。这种区别，我们已经注意到，被隐蔽在“时间之流”的双重意义里。利润是在时间之流中不同的点上进行买和卖的时候获得，而利息是在一段时期或“时间的经过”中挣得，在这时间的两点以内发生无报酬的等待。

当然，麦克劳德对利息和贴现作了通常的区别。它们意味着同样的东西，可是所不同的是关于两种计算的日期，把同一越过越增多的利息算作越过越减少的贴现。预付本金全数，并且等待到年底，那种“利润”是利息。在预付的时候就扣下利润，那种“利润”是贴息。 [47]

可是，从数学观点来说，贴现和利息确实不过是计算同一利率的两种方法，然而却有一点区别，产生于贴现和重贴现的办法，这种区别麦克劳德本人也注意到。为了使用银行家的货币而给他的代价如果是预付的，预先扣下利息，那就比较更接近麦克劳德的商品的代价的观念。银行家对于他的 信用的使用收取一种价格，而付出一种较低的价格给那重贴现的银行，为了使用它的 信用。

严格地说，它不是一种“价格”——而是一种比率 ，经过未来的一段时期。未来的增值，或者“地租”，或者为了货币的使用而预期的利息，被折合为一种现在的“资本化”的价格，就是贴息的数目。我们可以区别商品价格和短期价格，从而保存麦克劳德的分别。商品价格是换取商品或证券的交换价格。短期价格，或贴息，是先扣利息，为了货币的使用而预付的价格。

如麦克劳德所说，它们相反地变动，并且运用的范围比较广泛。例如，债券的价格和购买债券所用的货币上的利息成反比例，可是债券的收益和金融市场上货币的长期价格成正比例。货币的短期价格也是这样。短期商业票据的价格和贴现率成反比例地变动，可是，贴现率是银行对购买票据需用的货币所取的短期价格。

因此，债务或证券的价格是和商品的价格一样。它是为了换取债务而付给的货币。可是，贴息是为了使用 他买进的货币或信用而收取的价格。两者相反地变动。这种短期价格的意义使得麦克劳德能发现怎样由英格兰银行适当地运用贴现率，控制黄金的输出和输入。

d.英格兰银 行——安哲耳曾说“麦克劳德是……第一个人在文章里看到贴现率是外汇率的主要 决定因素之一，可以巧妙地加以运用，纠正外汇的情况。关于这方面的见解，人们通常归功于戈申，其实他在六年后才发表他所研究的问题。” [48]

戈申的著作写在英格兰银行已经实行麦克劳德的理论以后，他“不是故意地想要做什么新奇的事情”。可是，麦克劳德曾经说过，现金外流的主要原因是三重的，“国家的负债，纸币贬值，任何两国之间贴现率的差额 超过输送金银的费用。”麦克劳德也“十分接近”于“根据银行准备金和贴现率的变化来解释货币和价格的短期关系”，这种解说后来由西季威克于1883年给予“完全的和明确的形式”，并且由马歇尔于1888年予以更完备的补充。 [49]

麦克劳德形成他的运用贴现率并从而调节黄金外流和国内物价水平的理论，是通过他的“债务的制造”和英格兰银行的国家利益（不是为了私人利润）的理论。私人利润可以由债务的“制造”来获得；可是，当私人利润引起黄金外流时，英格兰银行的国家责任就必须抵抗或消除这种利润。

首先麦克劳德必须澄清那些认为钞票和银行存款不同的混乱的观念。1844年的银行条例就是由于这种观念的混淆而产生的，这一条例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部分，专管钞票的“发行部”和专管存款的“业务部”。在发行部里，按条例的规定，钞票的发行（超过法定的一种原始发行额以外的发行）必须由顾客存入等额的黄金作为保证，方能办理。钞票已经被认为是一种有关公众的重要问题，可是银行存款在条例里被认为是银行和顾客之间的一种完全私人的甚至秘密的事件，政府不应该干涉。

可是，麦克劳德认为，从法律上和经济上来说，钞票和银行存款属于完全相同的性质。在法律上，它们都是一种即期债务，由银行创造出来作为货币使用。银行存款和钞票同样是一种货币的“发行”，因为它们都是一种债务的“制造”，这种债务都是即期的，来取时即用黄金支付。在经济上，它们的影响完全相同，因为同是为了随时提出黄金，以供输出。

存款，麦克劳德说“不过是伪装的钞票。它们只是一种庞大的信用 的上层建筑，建立在一个比较小的金银的基础上：完全和钞票的发行 一样。……这种表面上的存款，不是若干现金，而是信用，或者行动的权利 ，由银行创造出来作为他们用来买进现金和票据的价格，这些现金和票据列在另一面作为资产 。银行存款的突然增加，实际上不过是一种信用的膨胀，和钞票的突然增加完全相同。……因此，这种存款的减少不是现金存款的减少 ，而是信用的收缩”。 [50]

1844年银行条例的结果证明了麦克劳德预先所说的话不错。按照条例的规定，如果黄金从发行部提出，输出国外，银行就按提出的数目减少它的钞票。这样做的理论是，这钞票的减少会引起国内商品价格的低减，使输出商品比较输出金银更为有利，因而制止黄金的外流 [51] 。可是，银行条例在业务部留下了一个“漏洞”。人们可以从业务部提取黄金来输出，只需开出支票要求付予黄金，就可以办到；虽然黄金在流出国外，钞票的发行额并不会减少 [52] 。他说，“实际上那只船有两个 漏洞。条例的制定者只能看出一个；他们只防备了一个：结果非常惊诧地发现那只船由于另一个 漏洞在很快地下沉，这个漏洞他们忘却了”。 [53] 在1847年的危机中银行条例不得不“暂时停止”，以便准许英格兰银行发行钞票超过从发行部提往业务部的黄金的数额，借此解救企业家和其他银行家的困难，使他们免于“整个毁灭” [54] 。

按照麦克劳德的看法，困难在于那流行的理论，所谓“黄金只输送出去偿付由于销售货物而产生的差额，因此当这种偿付完成的时候就一定会自动地停止。可是，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见解”。

“……如果伦敦的贴现率是百分之三而巴黎的贴现率是百分之六，这种情况的简单的意义是黄金可以在伦敦按百分之三买进而在巴黎按百分之六卖出。可是两地输送的费用不超过百分之二分之一，结果，这一番买卖可以有百分之二又四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的利润可得。……当贴现率相差很大的时候……在伦敦的人开出由他们的巴黎代理人付款的汇票 ，专门为了在伦敦卖出换取现金，然后他们把现金汇往巴黎，在巴黎再以百分之六卖出。很明显，只要贴现率上的差额存在，这种外流就不会停止。再则，巴黎的商人立刻把他们的票据寄到伦敦去贴现，并且当然把现金汇给他们。……阻止这种外流的唯一方法是使两地的贴现率相等。” [55]

他陈述了这一般的原则，从此以后人们一直采用：“当任何两地的贴现率的差额超过两地间输送金银的费用时，金银就会从贴现率较低的地方流往贴现率较高的地方。” [56]

关于这一原则，他说，“不管这种原则在商人中多么熟悉，我们发现它从来还没有被人载入任何商业的书籍，并且肯定从来没有在通货的讨论中被显著地提出来，作为逆势汇兑的一种原因，和国家的负债或者纸币的情况完全无关。”

那么，当黄金外流时这种贴现率应该怎样提高，黄金内流时，贴现率怎样降低呢？能把它留给银行家的私人竞争去解决，听任他们各自和顾客订立私人合同，追求自己的利润吗？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曾提出争辩，认为贴现率是他们本身和业务顾客之间的私事，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追求利润。可是，麦克劳德指出，竞争使银行家的数目“增加得太多”，以致在贴现率应该提高防止黄金输出时，降低了贴现率 [57] 。再说，“商人的利益总是尽可能取得便宜的供应。” [58] 英格兰银行，由于习惯的发展，已经成为各地银行的黄金准备的仓库，因此在黄金流向国外时，它的贴现政策必须控制其他银行的政策。因此，他说，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有责任在紧要关头预先 采取行动，不仅要不顾他们自己的眼前利益，而且要不顾广大商业界和其他银行的眼前利益，才可能保全国家的黄金准备，不让它受到损失。英格兰银行的私利必须服从它对公众的责任。麦克劳德说，“英格兰银行负有不可避免的责任，应该经常注意邻近国家的贴现率，跟着这些变动采取措施，以便防止从本国输出金银可以获利。” [59]

在以后1857年的不景气期内，英格兰银行董事第一次根据麦克劳德以前主张的这种公共责任的原则采取行动，及早提高贴现率，阻止黄金的外流。约翰·穆勒后来能够说，英格兰银行在1847年以前一切行动所根据的原则是，他们除了自己作为一个银行的利益以外没有任何问题需要考虑，在1844年的条例里起草人皮尔爵士曾使英格兰银行确信“他们作为银行家在经营存款上的一切行动和公众无关，只是他们自己的事”；可是自从1847年以后，他们已经认识到

“英格兰银行这样的一个机构不同于其他的银行，不能像其他银行那样，可以认为它们的个别的交易不会一般的影响商业世界，以及它们只需考虑自己的地位。英格兰银行的交易必然影响全国的交易，该行必须采取一个银行所能采取的一切措施，防止或减轻商业危机。英格兰银行的地位既然是这样，1847年以后，该行对这一点的认识比较从前也清楚得多，他们在行动上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只顾银行本身的安全，而不考虑任何其他问题。” [60]

因此，英格兰银行是现代资本主义下私人企业家的第一次重大的协力一致的行动，不通过立法，就承认他们对公众的责任——这种责任是由于全国的福利已经依赖他们，由于他们采取了协力一致的行动，作为一个发行和贴现的中央银行，完全和政府的行为分开，政府明白地让他们自己决定怎样追求自己的利益。实际上，经过舆论的重大压力，英格兰银行的当局才愿意接受像麦克劳德这种经济学家的学说，可是麦克劳德本人在后来一次再版的他的有关银行的著作里竟然能说，“制定1844年银行条例的必要，对英格兰银行的董事是一种很丢脸的事。那是宣告他们不能做好他们自己的工作。可是，既然现在他们已经证明他们完全能够做好，那条例也就不必要了。” [61]

中央银行在稳定物价以及制止黄金的流入和流出方面的进一步的责任，麦克劳德没有说明，直到威克塞尔在1898年才试图予以详细的解释。 [62]

（10）从心理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交易的公式可以用心理学的说法来陈述，是很有意义的。生产者卖出一千单位的钢效用，价格是每单位边际效用二十，或者总效用或价值二万单位减去未来性（远期）折扣或贴水 二百单位，产生现在的效用一万九千八百单位。要把它变成制度经济学，只需采用财产的权利；法定的计量单位；债务的创造、流通性和解除；集体行动对交货和偿付两种义务的执行，这集体行动是国家，或者商务委员会，或者商会或类似的团体，它建立一种从事于司法判决或商事仲裁的组织。然后，那公式就变成这样——一千吨使用价值，钢；边际效用每吨二十美元，或价格；未来总效用或未来价值，二万美元；未来性折扣，二百美元；现在的总效用或价值，一万九千八百美元。

我们研究从哲逢斯到费特那些心理经济学家，看出他们逐渐把他们的心理学发展到差不多这种最后的一致性，现在他们尽可以自称制度经济学家，和称为心理经济学家同样的适合。费特在他的《垄断的伪装》里，从心理的经济学过渡到制度的经济学。

未来性的折扣在不同的经济学家的著作里，表现得不同。庞·巴维克的“贴水”是加上去的 ，在未来加上较多的劳动，以便增加未来的出产品。可是，费特的折扣是减掉 的，减少现在的劳动的数量，使未来的出产品不增加。庞·巴维克把前者说成“增加迂回过程”，虽然，他主要地讨论贴水 ，从这一点可以推论，同样的现在和将来的关系也能由减少 “迂回过程”来实现。他所谓“增加迂回过程”有时候使人误解，因为现代发明的趋势是减少 或缩短那迂回过程，从而减少生产一种效率较大的机器所需的劳动量。可是，我们的推断是根据他显然忽视了这一事实。如果不用劳动成本较低而效率较高的新机器来替代劳动成本相同和效率相同的老机器，我们关于庞·巴维克的迂回过程的推断是正确的。

例如，这种心理的估价无疑的是农民会有的情况，只要他用他的劳动生产一种未来的使用价值供他自己和家庭使用，而不出卖 。它也适用于鲁滨孙和消费经济学的范围，在那里没有一件东西是为了出卖而生产的。那农民由于经验了经济学家的“效用递减”原则，知道如果他生产得太多，他的供自家使用的产品的价值将降低很多。他也知道，如果生产的东西超过他一家将来需用的数量，现在 工作太多就是无用的牺牲；如果他现在不充分工作，生产出自己家里将来需要的数量，家庭的需要将受到牺牲。

因此，由庞·巴维克发展完善的这种心理经济学，是普遍存在的。它存在于人类的本性中。它在生产不是为了出卖的一切经济学里肯定有相当的地位。因此，它虽然普遍存在，却不适合于买卖世界。它只讨论劳动、物资和预期，公然地丢开私有财产、有关那些未来产品所有权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既转移具体物资的应有权又创造可转让的债务的交易（这种债务的所有权也被转让）。

这种对所有权完全不管，其根本原因在于从个人 心理出发，这里没有社会的利益冲突，而不是从谈判和交易的社会心理出发，这种心理起源于冲突。社会心理不仅需要可以实行的权利和义务；也需要客观的计量单位，以便所有的当事人可以知道期待于未来的是什么，以便负责判决的机关可以根据数量来作出决定。

在通俗的和经济的语言中往往是这样，一种量的计数单位 被用来替代所量度的量。我们说重量或者温度表上寒热的度数，可是这些是看不见的物质力量的计量单位，这些力量在我们面前从量地起着作用。经济量也是这样。它不是一种物质东西的量，而是一种“力”的量。它是一种强有力的看不见的社会力量，预期将在看不见的未来发生作用，个人在现在的交易中对它们的计量标准是货币价值。因此，虽然麦克劳德的“经济量”的概念似乎是空幻的或想象的，其实不是，因为那是看不见的未来时期中的看不见的社会压力，表现为现在的交易中一种货币的计量。

人们采用了这种用货币表示的计量制度以后，经济量就成为现代资本的意义。货币价值 是一种看不见的经济量——资本——的尺度。人们于是区别“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现货”和“期货”等等，在这里现在的现金或银行存款构成“货币市场”，债券和股票（未到期的债务）或者未卖掉的销货，构成资本市场。

这些经济量——现代“资本”——的所有权由交易加以转移。它们转运到世界各地，就是银行家和商人账册上的贷方和借方，由电报、电话或邮信加入或抵消。纽约的联邦准备银行对于纽约货币市场上进出的“货币”编有经常的报表。可是，这种报表不过是货币市场上贷方和借方的记录。近年来准备银行才发表“分别保管”的黄金这一个项目，这种黄金实物 是在银行里，但所有人在其他国家，因此作为不在 美国国内。经济量是所有权，不是物资。

这种现代的资本的意义，作为一种以货币为尺度的经济量，既非常有力又非常敏感。资本完全具有一种法律的基础，如果那基础被推翻，资本可能整个地消失。资本的数值反映世界经济上的一切变动或对变动的忧虑。可是，这种经济量比政府的势力更大。它使劳动就业或失业。它偿付债务和捐税。它制造战争。

可是资本，一种存在于未来的经济量，是很敏感的。我们上文举例中的远期折扣二百美元可以再加上一种由于危险性的冒险折扣。这种冒险折扣若是高到百分之一百，资本的现在价值就完全消失，并且在那种危险程度达到以前产业早就停顿。可是，在繁荣时期，冒险折扣较小，并且可以用两种方法来抵消它：提高卖价，或者提高利率或贴现率。

如果不能提高价格，把危险转移给买方，就可以由卖方负担，接受一种比较高的贴现率。如果完全没有危险，利率也许降低到百分之三或更少；如果在我们的前例中利率是百分之三，现在的价值就是一万九千九百美元，而不是一万九千八百美元。我们可以假设通常的冒险折扣一并包含在我们的例证中的百分之六利率里，因此钢的现在价值，包括利息和冒险折扣在内，是上面所说的一万九千八百美元。

在这里必须注意从“交换”这个名词的旧意义传留下来的一种含糊的意思。古典派学说假设双方从交换中得到。各人把对他自己价值较小的东西转移给对方，而从对方收进对他自己价值较大的东西。从个人的观点来说，这当然是真实的。他总是在现有各种对象中选择较好的或“比较不坏的”一种。他总是 得利，不管所放弃的或避免的另一种对象是多么繁重。可是，这种说法混淆了个人的心理和客观的经济量 [63] 。在一件交易中卖出的经济量和买进的经济量完全一样，实际上是同一件东西。一种经济量，例如一匹马——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预期的一匹马的有用的服务——的所有权被转移，换取现金或银行存款，例如一百美元。一方对马比对货币看得重或者另一方对货币比对马看得重，这是一个主观的或个人的问题。它不是客观的和可以测量的在交易中发生的情况，在交易中总有一种明确的经济量的所有权被转移，虽然有关的各个人对它重视的程度也许彼此不同。

债权和债务的相等也是这样。主观地以及从个人来说，双方对它们的评价可能大大的不同，债权人和债务人各人根据自己的目的。可是，客观地来说，债权，例如一万九千八百美元，和债务一万九千八百美元是完全相同的经济量。双方相等地增长，趋向到期，可是在任何一点时间上它们是同一的经济量。

我们以前说过的关于“自由”和“暴露”的相等，也有同样的情况。主观地，当工人辞工不干的时候，雇主也许觉得他所受的损失超过工人所得的利益。或者，那工人也许认为辞工不干，他自己的利益超过雇主的损失。或者，那工人也许认为他辞工不干比继续工作利益较大，而雇主也许认为他开除那工人比留用那工人利益较大。

可是，客观地，当工人辞工或者雇主开除他的时候，雇主损失一种未来的经济量，就是预期的那工人一天的工作——和那工人现在取得并且可以在别处利用的经济量完全相同。两方之中的一方也许比对方更知道怎样较好地利用那预期的一天工作，可是这是一种个人问题，客观地并不改变那对于双方都是相同的经济量。既然普通的工人可以任意辞工，那“经济量”就由于冒险而减小。可是，就“合同工”或者演员、棒球球员等的专业合同来说，冒险折扣却大大地降低。

或者，拿“商誉”或商标的意义来说——另一种自由和暴露的关系，这种关系我们区别为无形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大资产之一。虽然“商誉”的未来的收入也许是很空洞的，但在交易中它的所有权作为一种现在的经济量可以转移，按照一种金钱的估价，其中包含预期的销售、价格、利息和高度的冒险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一种很高的冒险折扣率。一方也许比另一方认为它价值较大，可是客观地，它是同一经济量，是资本的现代意义——作为资产。

甚至运行中的机构的意义是一种类似的经济量，它的现在的价值也许是它的股票和债券的不断变动的价值，代表一种金钱的净收入的预期。

法庭或仲裁人所考虑的是一种同一的经济量的所有权的转移——不是个人认为他们获得或损失的个人利益或亏耗，快乐或痛苦。后者相当于心理的价值的意义，可是，我们只把它们当作谈判心理中“商谈的要点”，交易成功，它就不存在。 [64]

经济学家往往用“物品”这个名词包括物质的东西、债务、股票、债券、企业的商誉、运行中的机构这些不同的概念，在这种地方我们按照麦克劳德的说法，用“经济量”这个名词，这些量值大小不同的经济量，人们买进、卖出或保持着供未来使用。这种分析类似克拉克在区别“资本”和“资本物品”时显然想要构成的分析 [65] 。他的“资本”是一种“价值的基金”；他的“资本物品”是具体的物资。在这里“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些名词是方便的名词，将加以使用，因为它们显然只限于生产和消费物质资料的技术范围以内。可是，如果把“物品”这个名词的意思扩充到包括股票、债券、银行存款、信用、债务或其他形式的有形体、无形体和无形财产，那就是（像麦克劳德对斯密和约翰·穆勒的批评） [66] 混淆了生产和消费与债权和债务。为了保持这种分别，我们把物质的东西称为古典经济学家的技术的资本，可是所有权是现代的资本的意义。所有权是克拉克的“价值的基金”，麦克劳德的“经济量”，以及公司财政中的资产和负债。 [67]

（11）债务市场的分开：a.货币和资本——亨利·西季威克在1883年 [68] 是第一个经济学家利用麦克劳德对所有权和物资的区别，可是他纠正了麦克劳德，指出麦克劳德认为相同的财富和资本两者的不同。西季威克的财富是“社会效用”，是劳动的结果；可是，资本是私有的财富的所有权，财富是财富；资本是资产。区别的关键在于利息的意义。

“利息，”西季威克说，“是产物的一部分，用利息的名义归于资本的所有人；所谓‘资本’的意思是指被使用的财富，它可以给所有人产生一种新财富的剩余。从个人的观点来说，这种资本可以有理由被认为仍然存在，即使那财富已经用掉，没有留下物质的结果，只要它是用于给所有人取得一种合理的预期，可以期待它连本带利回到他手里，甚至只是永久地收取利息。” [69]

可是，西季威克区别三种资本——股票、债券和土地价值。

“……这种公司的股利应该认为仅仅是股东所有的资本的利息，等于每年付给债券持有人的钱……并且土地的收益是一种利息。” [70]

这三种资本，在最初的投资以后，可能大大地变动。这决定于利率上的变动（假设货币的购买力是稳定的）。

“当现行利率从百分之三降低到百分之二时，一块土地的地租如果不变，土地的价格就会上涨百分之五十（其他情况如果都不变）。” [71]

显然我们可以说，他的其他形式的资本，股票和债券，也有同样的情况。利率降低百分之三十三，如果其他的情况不变，就会使资本的数值上涨百分之五十。

可是，这种资本数值上的增加，从社会的观点来说，并不是资本的增加。

它们的价值上的增加，“显然并不构成真正的财富的增加：因为社会所拥有的对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支配能力，总的来说，并没有加大。由于利息降低，它的生产工具的交换价值因而增高。可是，从个人的观点来说，财富的增加，在某种意义上，是实际的而不仅是名义的；因为，虽然资本所有人的实际收入并不因变动而增加，他的购买消费品的能力肯定已经增加，虽然他只有用掉他的资本，才可能发挥这种购买的能力。” [72]

可是，这种资本将怎样用掉，从而变成可消费的商品呢？把它变成具有一般购买力的银行存款。

西季威克着手创立一种货币的定义，要适合麦克劳德的可转让的债务的定义，可是避免商品的物质的类比。他应付了解释货币这样一个“变动很大和不明确的”名词的困难，由于批评哲逢斯提出的根本反对试图作任何定义的那种说法。西季威克说，哲逢斯曾经说过，认为我们“解决一个名词（货币或资本）的意义，就能避免许多事物的一切需要分别解释的复杂的差异和种种不同的情况”，那是一种“逻辑的错误”。哲逢斯曾提到那些叫做或可以叫做货币的矛盾的东西，例如“金银块、标准硬币、代币 [73] 、兑现的和不兑现的钞票、法币和非法币、各种支票、商业票据、财政部证券、股票等”，其中每一项“需要有它自己的定义”。可是，西季威克答复说，哲逢斯认为“对许多‘种’分别予以解释，在逻辑上是对的；可是企图解释它们共同的‘类’，在逻辑上是错的”；他这种议论是“自相矛盾”。如果我们要精细地确定它们的意义。“种”的本身有“同样的困难，和广义的‘货币’的概念一样”。

然后，西季威克规定一种“货币的主要的和根本的职能”，用来作为货币的一般职能。这种职能将区别货币和“物品”或“商品”或“财富”，可是使人对于一种货币和另一种货币的差异能作比较详细的解释。这货币的一般职能是“用于交换，以及其他财富的转移，其目的不是移转某种特殊商品，而是移转一般的对商品的支配权：由于作为财富移转的媒介，货币才有资格执行它的另一重要任务——作为价值的尺度”。 [74]

西季威克根据所有各种货币所共有的这一基本职能，说明企业家、银行家，甚至像巴杰霍特那样有名的经济学家怎样会起初把货币解释为硬币或钞票，可是，在他们的大部分理论中又把货币说成“银行家在顾客来取时立即付给货币的义务，这种义务连钞票里也不一定存在”。他们的解释是“在平常时期”一个实地经验过的人都知道“他能把他的银行家的负债的任何一部分随时变成黄金或钞票 [75] ，他完全为了自己的方便才让他的钱保存在非物质的状态中。……因此他自然地会认为并且说一切‘存在银行里的货币’是‘现金’”。因此，巴杰霍特以为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有“更多的现金”，其实它所有的是更多的来取即付的银行债务。

后来，遇到危机和信用崩溃的时候，“银行家的负债和他们偿付这些负债的手段之间的区别变得非常明显；他（巴杰霍特）刚才叫做‘现金’的那同样的东西，似乎又以相反的角色‘信用’出现；于是他（巴杰霍特）认为英国‘手里的现金’那样的‘非常之少，使一个旁观者看到它的微小和以它为基础的信用的庞大，相形之下，几乎会不寒而栗。’” [76]

西季威克心目中既有这种货币的双重意义，所以决定效法麦克劳德，采取货币市场上流行的名词，以便用货币来指“全部的”通常交换的媒介。他批评穆勒“看不起”麦克劳德“把信用的扩张说成……好像信用真正是资本”，而穆勒认为，信用只是一种“让一个人使用另一个人的资本的许可”。西季威克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金币。

“……它的唯一作用是，‘准许’或者使它的所有人能取得和使用其他财富：只有在这种意义上，穆勒的说法才适用于银行贷给顾客的信用或负债，不管是用钞票的形式或是用‘存款’这个有些使人误解的名称。没有疑问，这种信用是用来转移财富的一种比较脆弱和容易消灭的工具；可是在现代产业社会里，它是主要地用于这种重要用途的工具，人们没有理由不顾这一事实。” [77]

西季威克这就改变了沃克的货币的定义，来符合麦克劳德的定义。沃克曾把货币解释为“在社会中自由地从甲手转到乙手，用于债务的最后清偿和商品的全部偿付方面的一种东西”。 [78] 可是，西季威克改变沃克的字眼，把“从甲手转到乙手”改成了“从甲所有人转到乙所有人”，以便包括银行存款在货币的范围之内；这银行存款不在沃克的货币的定义之内，虽然他包括了钞票。

“似乎是这两种字眼的差别，使得沃克先生不愿承认银行存款是货币；因为存款不能像钞票那样，‘从甲手转到乙手’。可是，在用钞票（不是法币）实行偿付的时候，没有疑问，重要的事实不是几张纸的单纯的物质的移转，而是对银行提出要求的权利的移转：这种要求权的移转在用支票偿付的时候同样可以实现。” [79]

这种对沃克的批评说明西季威克已经抛弃了物质经济学家把“交换”和“流通”作为商品“从甲手转到乙手”的具体交货的那种观念，而代以麦克劳德的“从甲所有人转到乙所有人”那种制度性的移转。

“没有疑问，”他说，“支票的收受人可以 要求用钞票兑付；可是，钞票的收受人同样地可以把钞票交入银行，如数加到他的账户上。再说，前者可以要求用黄金兑付；可是，后者同样地也可以要求。从这两种观点来看，都似乎两者没有任何根本的区别。我这样说的意思不是抹煞用钞票偿付和用支票偿付之间存在的重要的实际区别。支票不像钞票那样流通：支票的收受人通常立即付予代价，因此要选择银行，选择他同意接受它的负债作为货币的那种银行，而钞票的收受人通常不作这种选择；因此银行的负债的移转在支票上比在钞票上较为复杂；因为……银行有变更以及银行顾客有变更。可是，交易的实质仍然同样是‘债务的最后清偿和商品的全部偿付方面’银行的义务的移转。因此我认为，一种货币的定义，如果一般的包括钞票而排除其他的银行负债，实在是不能接受的。” [80]

寻求“货币代用品”的定义，是西季威克在创立一种货币的定义中的主要困难。经济学家笔下的“货币代用品”的意义一定总是他的“货币”的意义的残余。如果货币只是金币，转移所有权的其他一切偿付和购买的手段就是一种货币代用品。

西季威克用各种不同货币在债务的清偿和商品的全部偿付中的“终极性”这个题目，应付这种困难。他认为终极性是程度的问题，“最高度”的终极性属于现代政府的不兑现纸币，这种纸币作为国内交换的媒介，通过两种法律的手段，由政府按票面价值接受，准许人们用以缴纳国家捐税，并且承认它们为私人债务偿付中的法定货币。这种货币的“终极性”甚至超过黄金。如果黄金不是法定货币，如果偿付金块而不付法币的契约在法庭上不可能执行 [81] ，黄金在债务偿付中的终极性就低于法定货币的纸币。

西季威克说，银行钞票，不是 法定货币，它的终极性低于不兑现的纸币，然而和银行存款没有重大区别。这种比法定货币较低的终极性，是由于人们可以要求银行用法定货币清偿它们自己的债务。可是，这种负债由于银行另有收进黄金或钞票换出它自己的负债那种相反的交易，而获得平衡。因此“平时人们在一般债务的最后清偿中接受银行的负债”。 [82]

可是，我们认为，在流通性以外，还需要另一种特质。要使债务可以成为一种交换的媒介，必须使它在用于偿付或购买时不受 任何时期折扣 的限制。如果受这种折扣的限制，它就不是货币，而是资本。西季威克似乎看不出这种区别。他的货币的定义以“流通性”为中心，但不包括时期折扣 的有无作为货币和资本的差别的根据。他说：

“……有一些广泛被人接受的证券——某些政府的公债、铁路的债券，等等——运输起来比金银方便得多，因此在国际债务的偿付中往往用这些证券替代金银。当这种证券被人们买进卖出是为了完成这种任务的时候，如果否认它们在这个范围内具有货币的最主要的特征，那就使我们自己成了语言的奴隶。” [83]

不错，我们应该说，这些证券是可以流通的，和货币一样，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终极性”。可是，它们不应该被包括在货币的定义之内，因为它们的价值越是接近到期越是增高，由于需要打折扣的时期越过越缩短。可是，真正的货币不附带时期折扣，并且这是银行存款可以适当地解释为货币的理由。银行存款可以被列为货币，因为它是银行的过期的 债务，可是“证券”，不管是短期商业债务或者长期债券等，都是未到期的 债务，因此应该列在“资本”一类。 [84]

这符合于三种市场，“货币市场”，包括过期的 银行债务的所有权的移转；“短期资本市场”或者未到期 但是短期内即将到期的债务的所有权的移转；“长期资本市场”，或者未到期 但是将在一个较长的未来时期的终点到期的债务的所有权的移转，这种债务的利息每年或每半年一付。总而言之，货币市场是过期债务的市场，不受时期折扣的限制；资本市场是未到期的债务的市场，因而受一种时期折扣的限制。那么，货币或过期债务 的“代用品”是“资本”，或未到期的 债务。

当然，以上所讲的意思并不是“货币的价值”在“购买力”的意义上没有变动。那是另一个问题。它只意味着货币的价值不因未来的时间的经过而变动。过期的 债务没有未来性 ，不是 资本，而是“现金”，就是银行里的“存款”账户。同样地，短期或长期证券的购买力可以改变，可是这也是另一个问题。未到期的 债务具有未来性 作为它的一个方面，因此是 资本，并且可以作“现金”的代用品。它是“资本”，因为它表示一种未来的价值的增长，不是作为购买力，而是作为缩短未来的时间的经过，直到偿付到期为止。 [85]

但是，即使像这样区别了货币和资本（作为货币的代用品），仍然是西季威克运用麦克劳德的债务的流通性或者债务的所有权的移转，首先消除了物质的“循环”的比喻以及麦克劳德的把债务作为“商品”那种物质的比喻。现代银行支票根本很少循环流通的。支票开出来、加以背书、存入银行、然后注销，或是清偿以前买卖的债务，或是偿付当时按照市价转移商品所有权，因而造成的新债务。在美国，这方面的实际情况最近才可能作科学的计量，由于现在有了报告和公布的“个别账户的借方”的统计。 [86] 这些借方的记录是企业家的大部分购买行为的记录，因此是银行的即期债务从银行的一个债权人转移到另一个债权人的记录。“流通”这个名词不适用于这种程序。它始终是一种比喻，一种从硬币时代遗留下来并且从血液循环推论出来的比喻。实际情况不是像比喻那样，而是银行账上的借方和商人账上的贷方，起源于所有权的移转。因此，我们可以根据那使它生效的行为，称为“借方货币”，从而保留一般所用的“流通货币”这个名称，专指那为数不多的纸币和硬币。

麦克劳德把信用说成“生产的资本”时，他心里所想的显然是这种由于借入账户而节约货币的使用。他的意思不是说信用生产商品，像劳动那样，而是说信用增加财富的生产所依赖的各种交易的速率 。他的观念很像李嘉图的观念，李嘉图区别了机器和资本——机器增加劳动的生产力，但机器不是资本 [87] 。麦克劳德也是这样，信用是生产性的，不是因为它生产 什么东西，而是因为它增加生产的速率 。换句话说，麦克劳德所做的工作实际上是把生产的意义从“生产”改变到“生产的速率”，这是从生产到效率以及从“流通”到重复的速度的改变。

麦克劳德的意思是，信用增加了商品买卖的周转的速率，超过仅仅用硬币所能达到的程度，从而大大地增加财富生产的速率 （不是生产）。他的意思确实是这样，这一点从他认为硬币的使用比物物交换经济的办法具有较大“生产力”的见解中，可以看出。硬币和物物交换比较，银行信用和硬币比较，它们在技术上的意义是大大地提高商品周转的买卖的速率，这是国民生产力上一种巨大的增加。麦克劳德的解说是适当的。他说，按商业的通常过程，物品或商品从生产者或输入者手里转到制造者，然后到批发商，然后到零售商，然后到顾客或消费者。如果那生产者或输入者从批发商那里得到现金，他就能立即生产或输入另一批商品，补充他已经卖掉的部分。同样地，如果批发商从零售商那里收到现金，他就可以向制造家再买进一批，补充他已经卖掉的货。零售商和消费者也是同样的情况。

“如果个个人都时刻有现金可以动用，循环之流或生产就可能川流不息地继续下去，以消费或需求所容许的速度前进。……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很少的人或者没有人时刻有现金可以应付他们的需要。……如果循环之流，或生产，必须等到消费者用货币付了物品的价款以后才能重新开始，生产就会大大地减少。……可是，假设那商人对批发商的品格和诚实有充分的信任，他就凭信用把货物卖给那批发商。……就是，他卖出货物，所交换的不是货币，而是一种信用或债权。……因此，我们看到信用引起了完全相同的循环或生产，和货币一样。”因此，下一步是“使债务本身成为可卖的商品；把它卖出去或是换取现金，或是换取适当数额的其他债务，可以随时要求换成货币，因此等于货币”。不然的话，大量的商人债务就“全部是死货”。银行家买进他们的“死货”，给予“活动力和流通……把它从死货变成进一步的生产能力，然后大量的商业债务全部被变成生产的资本 ”。 [88]

显然同样的话也可以适用于硬币。它把农业和工农从迟缓的物物交换的程序改变到快速的买卖的程序。麦克劳德说，“信用是生产性的资本，跟货币完全是同样的道理和同样的意义。”

这含有一种生产的双重意义，并且表示麦克劳德的批评者不了解麦克劳德的“生产力”的确切的意义，和当时所谓“生产”的意义不同。生产力是生产的速率 。“生产”的意思，对古典经济学家来说，是使用价值的生产，不大管生产的速率 。可是机器、货币和信用是相同的，因为它们同样意味着增加那生产的速率 ，从而增加全国的生产力或生产的速率 ，这生产的速率我们称为效率。

b.资本收益和银行利率 ——在以上的讨论中，我们只考虑了短期和长期债务的“无形体的财产”，作为跟短期和长期资本相同的东西。可是现代资本由无形财产以及无形体财产构成。无形财产是预期的未来销售 所产生的净收入的现在价值；而无形体财产是预期的债务偿付 的现在价值。这两者一起构成现代的资本。麦克劳德对两者不加区别，我们已经看到；西季威克也没有加以区别。西季威克把债券的现在价值（无形体的财产）以及股票和土地的现在价值（无形的财产），同时结合在单一的“储蓄”的概念里。他因袭了麦克劳德的错误，把它们都作为债务看待。因此，他不区别更现代的“债券收益”和“股票收益”，或者和股票收益类似的、根据土地的资本化的现在价值而产生的收益。我们对于这些和类似的收益——根据资本化的现在价值而产生的收益——将称为资本收益。 [89]

西季威克使这种区别的关键系于两种利息，资本收益和银行利息。

在西季威克以前，经济学家通常满足于只谈“平均”利率。可是，西季威克区别了短期贷款的利率和长期贷款的利率。西季威克向主要考虑商业银行短期贷款的麦克劳德进攻，他说，

“职业贷款者所借出的贷款必须为贷款者产生一些‘管理的工资’以及严格的利息；因此，我们根据这个理由，可以预期汇票的贴现率高于一般资本的利率。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银行在很大的程度上生产它所借出的货币，就是它自己的义务，这种义务只要它的业务顺利，实际上决不会必须还清；它能以低于一般资本利率很多的价格出卖这种商品的使用。因此，如果银行家主要地放短期贷款给商人，从而扩大他的业务的范围和增加他的业务的安全，竞争也许会使他对这种贷款所取的利息不高于——甚至低于——永久而同样安全地投资的资本所得的普通利息。这似乎是实际的情况；也许部分地是因为商人是银行的特别重要的顾客；可是，主要地是因为银行家借钱给在一定的短期后必须偿还的借户，比较方便，这样他们遇到需要作大宗支付时，就可以随时减少放款的数额。因此，我们没有理由预先肯定地说，银行家对商业票据所取的贴现率——即使是平均的并且把危险程度的差别计算在内——和一般资本所得的利息相同；没有经济上的理由可以说商业票据的贴现率不应该高于资本的利率，因为银行家的麻烦必须得到报酬；另一方面，没有理由可以说它不应该低于资本的利率很多，如果上面提到的有利条件的价值确实很大；因为对于银行家自己不费多大成本生产出来的交换媒介，一种比较低的利率就足以使他在营业资本上获得正常的利润。” [90]

银行家所得的这种利率，西季威克区别为“货币使用 的价值”，可是，那些不是“职业货币商”的人所得的利率是“为了使用储蓄 而付的价格”，或者另一种意义相同的说法，“所有人因为让别人使用他的资本而取得的价格。”

这样，西季威克的货币和资本的区别，其关键在于付给银行的利率和付给其他的人的利率的区别，前者不是 因为银行的储蓄，而后者是为了他们的储蓄的使用。他认为这些储蓄是“资本”，表现为土地价值、股票价值和债券价值这三种形式，按现在的价格计算。就“职业货币商”来说，利息是一种银行收费，不是储蓄的代价。就其他贷款的人来说，利息是一种资本收益，是储蓄的代价。

可是，在这方面，两者没有什么不同。银行收费是一种为了储蓄的使用而付给的利率，和资本收益是为了储蓄的使用而付给的费用，完全一样。西季威克的谬误起因于两种错觉，麦克劳德所谓信用的制造厂，而不讲信用的交易 ，以及储蓄的实体 ，而不讲储蓄的市场价值 。

（a）制造家还是商人？——西季威克仿效麦克劳德，把银行家想象为自己不花成本的 “信用制造者”，对这种信用的使用，他收取一种价格（贴息）。

可是，银行家不是一种制造家。他买进他的顾客的短期或长期债务，在他的账册上把别人的所谓储蓄转移给他们，这种储蓄他已经承担了随时付还储户的责任，由于发出他自己的过期债务（存款）。

这样，如果为了买进一项六十天期的债务二万美元，银行家以存款账户的方式付给一万九千八百美元，那么这一万九千八百美元就是一种负债（他一般的对其他的人的负债）的移转，使他们的“储蓄”可以由他们随时请求支付。为了承担这种责任，他收取一种价格（贴现率），在本例中是二百美元，年息百分之六，或者每两个月百分之一。

或者，反过来说，银行家卖给 他的顾客他自己的一般 “良好信用”的一部分（一万九千八百美元），这种信用的保障在于他的商誉、他的法定准备金和其他为了加强他的信用而规定的法律条件。为了这种一般信用的使用，他收入二百美元。可是这种“良好信用”完全在于他能随时应存户的请求，付给存款。同时，在法律的让与的意义上，他买进 了他的顾客的特殊的 良好信用，结果在这一笔交易上他的利润是二百美元。

假如，那二万美元是一种长期债务或者债券，同样的关系也能适用。可是这里在核计价格时必须考虑那一年一付或半年一付的利息，这价格是用一种存款负债的名义支付的，由银行家从他对所有其他存户的负债或随时应他们的请求归还储蓄的责任中，转移给这个特殊的卖方，用“现金”或一般购买力计算。

因此，银行家不是“信用的制造者”。他是一个商人或中间人，买进和卖出别人的“储蓄”，所采取的形式是用他们的未到期的 债务交换他自己的过期 的债务。在这种买卖的交易中，决定价格的不是一个制造家的“生产成本”，像麦克劳德所暗示的那样；而是商人的机会的选择，这种选择我们曾加以分析，作为机会成本，或者反机会价值。 [91]

因此，在这方面麦克劳德混淆了制造家和商人。没有成本 的制造家是商人，所谓成本的意思是古典派的“正的”或积极的生产成本。正如我们在对凯雷、巴斯夏和庞·巴维克的学说的分析中看到的，他是一个商人，买进和卖出社会的“储蓄”。商人的成本是“负的”或消极的成本，由于选择一种较大的收入而避免了一种较小的收入；他的“价值”是“负的”价值，由于选择一种较小的支出而避免了一种较大的支出。从制造家的生产成本的积极意义来说，这些是“没有成本的”，然而银行这个机构的清偿能力、周转能力或破产却决定于这些没有成本的机会的选择。

（b）储蓄和储蓄的市场价值——这使我们要谈到另一种错觉——关于储蓄的错觉。古典派学说把储蓄说成等于资本，有一种“正的”生产成本——节欲。 [92] 这种在消费上节欲的强度由利率来表现。利率若是高，节欲的痛苦或者储蓄的“生产成本”就重；利率若是低，节欲的痛苦或者储蓄的“生产成本”就轻。

可是，储蓄具有一种和利率一样的“资本价值”。西季威克注意到只有在储蓄被用来按股票、债券或土地的当时市场价值购买“资本”的那一刻时候，储蓄等于资本。此后如果利率发生变动，它们在价值上就分开。

可是，它们根本并不“分开”。储蓄本身消失，一种别的东西再现，就是资本。如果利率低落，“资本”在价值上增长；如果利率上涨，“资本”在价值上减低。“资本”现在不是储蓄，而是储蓄的增加的或减少的市场价值。

可是，我们注意到，这种储蓄的市场价值不仅决定于利率。它也决定于繁荣、投机买卖、萧条、银行的周转能力、信心、熟悉内幕者对价值的操纵、货币购买力的波动等等一般情况。储蓄的价值可以因股票、债券、土地的价值跌落或者银行的破产而消失。或者储蓄的价值可以因资本价值的增长而扩大。

早期古典派对物质资本（物资）的劳动生产成本学说也有同样的情况。生产时劳动的原始使用价值产量，后来由于折旧或陈废，可能减少；或者它的使用价值，在最初生产出来以后，由于新用途和新时尚的关系，可能增加。

储蓄在理论上被认为和资本相同的时候，也是这样。储蓄发生在过去，可是，资本是打了折扣的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相同性。实际上，从亚当·斯密的节约和极度俭省的观念或者悉尼耳的节欲观念来说，储蓄正像早期经济学家的劳动学说一样，完全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消没。变化是从储蓄到储蓄的市场价值，就是，从储蓄到资本。我们说银行家是一种中间人买进和卖出“储蓄”，我们的意思其实不是 储蓄，而是对未来收入的现在权利。这是现代的资本的意义，和陈旧的储蓄的意义完全没有关系。“储蓄”这个名词变成可以说是仅仅一种宣传家的口号。 [93]

这种排除储蓄、代以资本价值的说法，似乎符合现代的很中立的名词，债券收益和股票收益，以及它们的结合体“资本收益”这个名词 [94] 。这些名词仅仅是说明资本价值和资本所有人有权利取得的一种收入之间的比率 。各种因果作用影响这种比率的大小，可是不管怎样，那比率是预测的标准，而不是过去的储蓄的量值。

这种比率的概念，当资本家比较他们投资在各种短期或长期债务、公司股份或者土地价值的资本的估价时，表现在他们的日常语言中。计量单位是每年收入的美元。取得这笔收入所需要的资本的市场价值的数额和利率成反比例，和预期的净收入成正比例。这样，在我们的举例中，如果利率是每年百分之六，那取得这项利息所需要的资本数额就是大约十七与一之比。或者，如果利率是百分之三，取得这项利息所需要的资本数额就是大约三十三与一之比；依此类推，可以适用于许许多多不同的利率或贴现率。

因此，我们得到一种计量麦克劳德的“经济量”的标准。它是一种和预期每年从销售或利息上所得的净货币收入成正比例 并且对利率 成反比例 的倍数。实际上这种观点很久以前在欧洲从土地价值开始，这土地价值是按购买若干年的预期的每年收入的代价计算的 [95] 。如果，像西季威克举例说明的那样，利息从百分之六降低到百分之三，那以若干年计算的购买价格就从十七增长到三十三。换一句话说，增加一倍的不是 储蓄，而是收入的“资本化”。银行家所买进和卖出，交换他们自己的过期债务的，是这些预期收入的资本化。他们的来取即付的负债不是他们必须负责在顾客来取时恢复储蓄的原状，而是他们必须负责在顾客来取时恢复资本的原状，用“现金”或一般购买力来计算。

c.从单一的因果关系到复合的因果关系——西季威克说他的分析是一种“静态的”分析，不是“动态的”。所谓静态，他的意思是假设利率在研究的时期以内始终不变，以及货币的购买力没有显著的变化 [96] 。所谓动态，他的意思是指货币、制度和生产上的一切变化。这两者就是我们所谓单一的因果关系和复合的因果关系。一切科学作为一种研究的工具，必须作出这种区别。基础必然奠定在一种单一的因果关系的分析里。每一因素都是相继推论出来的，正像其他因素未发生变化似的。可是，所有的因素是在一起变化。我们将用限制的和补充的因素的经济概念，得到一种复合的因果关系的理论 [97] 。同时，我们将研究各种不同的因素，债务的创造、稀少性、可转让性和解除。

我们已经考虑了麦克劳德的债务的流通性。我们现在要考虑纳普的债务的解除，霍特里的债务的创造，以及卡塞尔的等待的稀少性。

Ⅱ 债务的解除

纳普在他的“偿付的社会”的概念中开始了一种动态的分析。偿付的社会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协力一致的行动，建立一种怎样解除债务的程序或手续。纳普是德国的麦克劳德 [98] 。他根据德国和奥国的经验创立了他的“货币国定学说”，如同麦克劳德根据英国的经验创立了他的习惯法学说。可是，不像麦克劳德，纳普的货币和债务不是商品。它们是制度，作为可以买卖的债务和一个偿付债务的社会在债务的购买和解除上所必需的协力一致的行动，具有双重意义。他所谓“债务的解除”就是我们所谓“结束那件交易”的意思。

在他的货币学说里，“主要的”特质是支付手段，至于货币是金属还是纸的，那是“偶然的事”。实际上，为了使他自己不用比喻的说法，并且用一种“以政治学为基础的制度的观点来替代硬币论者的观点”，他杜撰了一种奥僻难懂的名词，像生物学家把猿叫做猿猴“hylobate”那样 [99] 。这样硬币就称为“hylogenic lytric”——一种用若干重量的物资来解除债务的手段，而纸币是“autogenic lytric”——一种用命令、立法或法庭判决来解除债务的手段。

支付手段的这种“主要特质”是什么呢？这必须用一种一般的法则去找，这种法则将包括像1866年的奥国国家钞券那样的贬值纸币以及硬币。纳普说，“因为，仔细考虑一下，似乎在这种‘变坏了的’货币中可以找到线索，从而发现货币的性质，尽管初听起来，也许显得不合理。通货的灵魂不在于一个个钱币的物质材料，而在于管理钱币的使用的法律条例。”纳普说，“硬币论者”只研究货币的“不会动的躯体”，而不能解释通货、流通或纸币。纸币“也许是一种有疑问的，甚至危险的货币，可是即使最坏的一种也必须包括在理论之内。它必须是货币，才能是恶货币”。 [100] 纳普特意说，他不主张采用单纯的纸币。“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理由要在正常的情况下脱离金本位。”

纳普的支付手段的“主要特质”系根据可解除的和不可解除的债务之间的区别，以及商品和支付手段之间的区别。我们可以说，奴隶是受一种不可解除的债务的支配，那是一种终身为主人服役的义务；这种债务不是由主人强派和核定的，而是由社会的管理势力所规定和许可，在这个社会里那主人是一个成员，那奴隶是一个不情愿的参加者。可是，一个自由人——那主人自己——主要的是受可解除的债务的支配，从这种债务中，他能把自己解脱出来，由于提供一种东西，社会认为可以接受作为一种赎金或解放的代价。

纳普不研究这种从不可解除的债务到可解除的债务的历史发展，这种发展是文明的全部历史。因此，他不谈履行的债务。他只谈可解除的、偿付的债务。麦克劳德认为，债务是经济量，这种经济量的义务是个人的责任。解除债务是解除义务，不管是履行或是偿付的义务。在历史上，各个阶段是逐渐发展的，从执行正式的和习惯的履行或偿付的契约（不管负担多么繁重），发展到一再扩大解除的方法。解除的方式和方法从废除奴隶制和为了债务的监禁，从破产法和工资免税法，直到爱尔兰的废除地租契约，美国的废除公用事业契约，逐渐废除劳工的定期或终身契约而代以“随意”的契约，禁止实物偿付而代以货币偿付，等等。在多数的时候，用来替代习惯的债务或契约的债务的，是国家当局认为“合理的”履行或合理的偿付。由于扩大了解除债务的方式和方法，债务和义务因而减少。资本主义是可解除的债务的现在的状态，纳普的支付手段的定义是方式和方法上的变化的一般原则的一种特殊情况，这些变化，通过文明在有关解除债务方面的运行规则上的变化，不断发生。

这是货币的“主要特质”，根据纳普的说法。纸币实在不是国家的“债务”，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含有国家承担偿付的意思。和硬币一样，它是一种解除债务的手段。

“纸币解除我们的债务，一个摆脱他的债务的人不需要花费时间来考虑他的支付手段是不是物质的。主要的是它解除我们对国家的债务，因为国家在发出纸币时就承认它在收进税款时将接受这种支付手段。租税的关系越大，这一点对纳税人越重要。……用非物质的货币支付，对原始发行的国家来说，和任何其他的支付是同样的真实。它足以应付国内贸易的需要；实际上它使这种贸易可能进行。它确实不能满足某种其他的需求，可是那种现象本身不是不正常的。” [101]

纳普的次要的区别，商品和支付手段的区别，系基于首要的区别，可解除的债务和不可解除的债务的区别。他把商品解释为“交换商品”，从他所谓“十分基本的观念”出发。在这一点上，他明确地说出一切经济学家和法律家在“商品”这个名词本身所含蓄的意思。它意味着所有权的可转让性，“交换”这个名词并不增加任何意义。交换商品就是商品。

可是，一种商品是不是一种支付手段呢？我们说不出它是不是，如果只看“一件交易”。

“然而，在任何社会里，例如一个国家，如果法律上逐渐承认一种习惯，一切物品都应该对一定数量的某种特殊商品（例如白银）交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白银”就是一种一般的 交换商品，“一种社会交易的制度；它是一种在社会里取得了特殊用途的商品，最初由于习惯，后来由于法律上的承认。” [102]

这种社会承认的一般的交换商品向来是“支付的手段”。

“并不是每一种支付手段都是社会承认的交换商品。……要成为商品，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用途以外，又能有工艺上的用途。……工匠眼睛里的纸币只是一张张的纸，这些纸就是没有其他产业用途的东西。因此，它们不是交换物品，虽然是一种交换的手段。”“一个能使用自己因为某种工作而获得的交换商品、可是不能使它继续流通的人，他所有的是一种商品而不是支付手段。” [103]

这种金属，用作支付手段的时候，取得一种例如“镑”或“美元”的名称，这种名称，经过相当时期以后，就原来的重量来说，变成纯粹“有名无实”。那名称甚至还沿用到纸币上，以致从原来的重量的观点来说，它不是一种实际存在——其意义已经转移到另一种目的，一种为了用于债务偿付的“效力的单位”。现在对它的解释，不是从真实出发，而是从历史的发展来说。

因此，纳普认为货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和“制钱”及纸币都有区别，后者在他看来，只是一些“圆片”、“符号”、“表记”、“券”。“‘券’这个名词是当时的一种很好的说法，久已用于表示一种能移动的、有标记的并且有一定形状的东西，由法令使它有一种用处，不受本身物质的影响。……它的意义不能从标记上了解，而是必须参考法令的规定。” [104] 以往，在法令生效以前，支付必须通过权衡重量；现在，支付根据公布的法令来进行。

这种法律上的意义起源于习俗，然后被法律采纳，使它在国家的管辖范围以内普遍适用。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这种意义都由纳普的“偿付社会”的概念表现出来。银行和它的顾客“形成一种所谓私人的偿付社会；公共的偿付社会是国家”。 [105] 这个“偿付社会”里的情况是成员们彼此之间根据“效率单位”偿付债务，这种效率单位等于“价值单位”。它们是“有效的”，因为得到社会的承认，意思就是说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解除债务人以后再偿付的义务，从而使得它们有效。

那么，支付手段和交换手段的区别在于后者是具有交换价值的一般商品的一种特性，而前者是一种社会认可的赎金，或者义务的解除，这种义务是个人所在的社会由于别的原因加在个人身上的。一种用交换价值的单位计量，另一种用债务偿付效率的单位计量。一种是经济的，另一种是法律的。这种效率单位，在它具有交换价值的范围内，也是一种价值单位，虽然我们从历史上知道它可能有效力而没有交换价值。

人们立刻可以看出，这种“支付的手段”或者债务的解除的概念，是一种普遍原则，适用于从原始时代到最现代的一切人类社会，只要它们继续是“进行中的机构”；可是关于表示债务解除的工具和行为，却有彼此大不相同的规章法则。在这里纳普由于他的概括的“偿付社会”的概念，比麦克劳德更前进了一步。

我们不需要进一步追问，纳普的“偿付社会”凭借什么制裁，使成员们不得不接受和使用这种解除债务的工具。那不仅是暴力的“法律制裁”（纯粹的“国定论”只限于这种制裁），而且也是他所谓“私人的偿付社会”的道德的和经济的制裁。法律制裁可以称为法币或法偿——其他的都是“法律以外的”，因为它们是习惯的手段或者习惯的偿还行为。用他所举的商业银行和顾客的例子来说：什么东西强迫顾客们接受一张所谓存户支票的那样一种“券”所代表的一家有偿付能力的银行的即期债务，作为别人偿还欠他们的债务呢？这种银行债务，根据成文法或习惯法，都不是由暴力强迫使用的法币——它们是习惯的手段。然而，债权人在习惯的范围以内不得不接受，在经济上（虽然不是法律上）却是强迫性的，因为任何要在这个社会里做生意或者继续做生意的人，必须接受这种支票。假使他坚决不肯接受，总是要求对方用法币支付，那么，在这一偿付社会的范围内就没有人会和他发生通常的买卖关系。他为环境所迫，不得不接受“信用良好的”银行支票，让人们用来偿还欠他的债务，正如他不得不接受法币一样。这不仅是一种对他便利的问题，也不仅是一种自愿的选择，也不仅是预期他自己作为债务人的时候也能用同样的或相等的银行支票偿还自己的债务，也不是预期人们用法币赎回——而是一种经济的强制问题。是竞争的经济制裁，有关最后的利润或亏损、成功或破产，使他不得不接受银行支票那种习惯的手段。结果，在美国十分之九的债务偿付不是用法币实行，而是用习惯的手段实行的。

在历史上，其他的“偿付社会”也是这种情况。支付手段作为习惯的用币开始，后来可能成为或者不成为法币。例如——把纳普的德国历史转移到英美偿付社会来说——公历1300年，在圣伊弗斯镇 [106] 的集市法庭，理查德·梅控诉约翰·斯坦格朗德不公平地破坏了一项契约，因为他用“去角牛和废马”偿还他所借的一头牛和一头猪的债务，而不用英镑偿还。在订约的时候一头 去角牛或一匹废马照当时惯例作价一便士，可是在交易开始以后结束以前的期中国王发布了公告，在英国各地禁止去角牛和废马，“以致没有人应该接受它们，除非按两头 去角牛或废马折价一便士计算。”集市法庭的陪审员于是决定应该服从国王的命令，不应按照习惯行事，约翰应按所欠债款每便士补给理查德一头去角牛，外加对“不公平的拖延”赔偿损失。后来，经济学家把这种赔偿称为变相的利息。

纳普所作的解释，可以适用于像这种事例，其关键在于他的“价值单位”和“效率单位”这两个名词的意义。他把它们说成是相同的，并且用“价值单位”这个名词，不管法律上的效力和经济上的价值的区别。他的名词没有经济的或物质的意义，是纯粹法律的名词，只有一种“有名无实的”意义。这“有名无实的”意义就是一种债务偿付的效率的单位，由偿付社会承认、给它一种名称、并且实际施行，不管那偿付社会是圣伊弗斯集市的买户和卖户的社会，或是联邦准备银行制度中的银行和顾客的社会，或是一个中古时代的国王、现代的立法机关或者现代独裁者所统治的社会。在交易中，就像在“英镑”或“废马”这些名词所含的物质的或经济的意义发生变动的时候，理查德得到利益而约翰受到损失那样，某些个人也许大大地损失经济价值，另一些人也许大大地获得那同样的经济价值。可是，这不是支付手段的法律上的“要素”。重要的是，人们用习惯的手段或法定的货币完成偿付时，那偿付社会就解除债务人以后再偿付的义务。

这似乎是很平常的道理，也许可以认为当然，不须讨论，像物质的和快乐主义的经济学家的看法。当然，如果由于战争危机或黄金不见流通，或者由于集中黄金，以致纸币或钞票或银行存款替代硬币，使国家甚至若干国家的集团不得不通用的时候，这一点的重要性就显露出来。

作为维持一种“支付手段”的制裁，纳普认为第一重要的是需要用来偿付对国家的强迫的债务，例如租税；第二重要的是偿付公民彼此之间或国家和公民之间自愿的、用法币偿付的债务。第一种我们将称为“租税”，作为代表对政府的一切强迫的债务；第二种我们将称为“债务”，作为代表自愿的债务，包括政府作为一个私人在市场上进行买卖时人们欠政府的债务在内。租税是强迫的债务，例如捐、费、定额税、关税，这些捐税人民必须缴纳，不是因为买卖的交易，而是因为国家根据纳税能力或其他原则而规定的限额。它们可以更恰当地称为“命令的”债务，因为是由命令强加的，不是由劝诱或说服而来。可是，自愿的债务是严格意义上的债务，因为它们起源于劝诱或说服，按照习俗、习惯法或成交法所立下的规则，因此可以更恰当地称为“公认的”债务。命令的债务是租税，公认的债务才是债务。 [107]

这种区别同样适用于私人的团体，例如工会、卡特尔、俱乐部、商会。成员们对一个私人团体应纳的会费、费用、指定捐款，是命令的债务，属于本团体内的租税的性质；成员之间遵照团体的规章所做的交易产生公认的债务。两种债务同样由“偿付社会”加以执行，同样是必须偿还的，可是，一种的起源不经过 买卖，另一种经过 买卖。这种区别彼此混淆，像塞利格曼说明的那样 [108] ，可是，也相当明了，足以作为下文的基础。

纳普提出的问题是，作为采用解除个人对其他个人的债务的手段的基础 ，哪一种比较重要？是租税，还是公民之间的公认的债务呢？纳普的答案是前者比较重要。

他说：“因为国家一经把一种货币（例如国家发行的钞票）提高到‘价值的代表’的地位（可以由国家收进和付出），它在法律上就不能要求私人债务者用一种方法履行他的偿付的义务（可以解除的债务），而国家作为债务者却用另一种方法。因此，如果由于政治的必要，国家宣告它今后将用国家的钞票偿付一切，那么，作为法律的源泉，它就必须同样地准许国家钞票可以用于其他的支付。……在发生争执的时候，国家作为裁判者，必须决定只要用国家钞票支付。假使它不这样决定，那么，作为裁判者，就是否定它自己的行动，就是自相矛盾。” [109]

他认为，虽然在逻辑上确实是这样，可是，在历史上，我们还应该考虑两种因素的比较重要性，就是现行制度和国家的迫切需要这两种因素，哪一种较为重要。当信用的制度在社会里比旧的硬币的制度占优势的时候，由于惯例（像上文所说的商业银行）或是由于法律（例如代替金镑的纸币和国家银行的钞票），支付手段受债务偿付的需要的支配就较多，超过付税的需要对它的支配。同时，如果国家的需要或政策为了其他目的比私人债务的偿付更加重要，那么，这些特殊的国家需要就决定用什么工具作为私人交易中的支付手段。

因此，付税的手段和偿付债务的手段这两种目的共同发生影响，可是在历史上它们曾被分开。在公历1300年以前，英国国王们曾下令规定，除了用实物完纳的租税以外，在人们向国家交付一切强迫的债务或租税时，国家只接受金镑，可是直到国王真正禁止私人交易中的去角牛和废马，圣伊弗斯的“偿付社会”才消除用它们作为偿付手段的习惯。偿付私人债务的手段和交付租税的手段是可以分开的。国家规定作为交付租税的手段的东西，即使“在逻辑上”也不一定必须用作偿付私人债务的手段。圣伊弗斯的商事法庭继续用它自己的惯例的偿付手段，直到国家真正禁止它们，才停止使用。

因此，更重要的区别不是租税和债务的区别，不是它们在决定当时的支付手段上哪一种占优势，而是国家目的和私人目的的区别，究竟由哪一种目的支配，决定租税或债务的支付手段。由那为私人目的服务的商业惯例来支配呢，还是由为公共目的服务的政府政策来支配呢，不管是立法、行政或者司法方面的政策？这些公共目的的关键不是仅仅在于租税的征收，实际上它们和租税的减低不是矛盾的，因此和租税在规定私人支付手段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减少，也不是矛盾的。

圣伊弗斯法庭上的行动在美国南北战争初期重演了。国会最初发行了它的“见票即付的票据”，用来购买战争物资。这种票据，可以用作付税的手段，可是不是私人支付中的法币。公众在私人偿付中不收这种票据，因为它们用于交付关税时可以升水，以致不能一般的流通。因此，在战时的需要下，政府采取下一个步骤，强迫通用，发行了美国钞票（绿背纸币），赋予法币的特质，适用于公私债务的偿付。但是，这种纸币在交付关税时不作为法币。再则，政府授权财政部再发出这种纸币，支付政府在商品市场上的采购，可是不能用于支付公债的利息。

美国最高法院，对宪法作了解释，最初否认国家有权对这种纸币赋予法币的特质，可是后来它又改变了自己的解释，于是作为法币的绿背纸币成为一种永久的支付手段，适用于公私债务。这种改变所根据的理由，起先是在战时必须保存联邦，后来又说国会在平时享有最高权力，可以宣告国家的政策。因此，在决定私人债务的偿付手段方面，人们承认公共目的是主要的，其重要性超过私人目的。

再说，1873年从复本位制改变到金本位制的时候，债务人被剥夺了以前可以用比较便宜的白银偿付的机会，可是公共的目的达到了，国家需要建立一种等于英德的金本位的币制，可以便利对外贸易。

1910年有关当局决定在菲律宾建立金汇兑本位制的时候，菲岛政府禁止银币出口。有一个商人在联邦法庭提起诉讼，控告菲律宾政府，理由是“不经合法程序”，他被剥夺了私有财产，这种剥夺是美国宪法以及设立菲律宾政府的权能授与法令所不容许的。那商人的银币在香港的价值比在菲律宾较高，每一美元多值八美分，因此他被剥夺了银币的价值，虽然不是剥夺银币本身。这种稀少性价值被认为是私有财产，可是美国最高法院却认为所谓“合法程序”在本案中的意思是指建立金汇兑本位的那种公共的目的。虽然，菲律宾采取的措施可能不妥当，可是它的行为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政策问题，因此那商人被剥夺了他的财产，不是不经过 而是经过 合法程序的。

英美历史上的这些例子说明纳普所主张的那一般原则，国家作为最高的“偿付社会”，用单纯的命令创立支付手段。可是，它们也说明那一般原则不应该从租税交付的情况中产生，而应该产生于各方面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当局认为一种公共目的比私人目的更为重要。在所有这种时候，私有财产——就是私有财产的稀少性价值——从一种人的手里，债权人或是债务人、买户或是卖户的手里，被移转到另一种人的手里，债务人或是债权人、买户或是卖户的手里，由于单纯的政府命令，宣告用什么作为法定的支付手段。

它们也更清楚地说明纳普对他的“价值单位”这个名词的意义是什么。实际上它是一种法定效力的单位，而不是一种经济价值的单位。“种种辅助的货币，”他说，“带有申水 （例如，在使用绿背纸币时的金币和银币，菲律宾事例中的银币），假使它们的圆片作为一种商品来使用，所值的债务偿付能力单位多于作为支付手段时所得的价值；‘有（交换）价值’是商品的一种特质；有效率是靠命令的钱币的一种法定的特质。” [110] 法定的效率解除债务人的义务，使他不再受债权人在法律上对他的控制。如果用经济的字眼，把这种效率称为一种价值的单位，那所谓“价值”是一种新的使用价值——集体行动的“使用”，我们称为一种制度。一蒲式耳小麦或者一元的实物黄金，在工艺和产业上有一种技术性的物质使用价值。用它们可以制成面粉和食物 [111] 。可是，一种人类的制度的使用价值——就这个特殊例子来说——是对债权人和债务人的用处——对债权人有用，因为那偿付社会解除他需要逼迫他的债务人偿还的麻烦；对债务人有用，因为偿付完成以后，它解除他再偿付的义务。这种偿付债务的用处，实际上是一切“社会使用价值”中最重要的一种，因为资本主义就建立在这一点上面。

然而，在这里显出了每一种偿付义务的相互的或相对的一面。不仅有偿付的义务——在相对的一面，还有交出商品或服务的义务，我们称为履行的义务。

这种履行的义务是用使用价值的单位来计量的。契约上交货一蒲式耳小麦的义务和偿付小麦价格的义务是相互的。这里，法律上的效力单位是蒲式耳 ，可是经济上的价值单位是那一蒲式耳小麦的价格 。由于交出一定数量的商品若干蒲式耳小麦，他解除了再履行的义务。由于交到一定数目的美元，他解除了再偿付的义务。

因此纳普的“偿付社会”也是一种履行的社会。在“偿付”方面，它确定法定的或惯例的偿付的数额。在商品或劳动方面，它确定法定的或惯例的履行的数量。一种是法定的偿付手段或惯例的偿付手段；另一种是法定的履行或惯例的履行。一种计量法用于解除买户偿付的义务；另一种计量法用于解除卖户交出一种商品或提供一种服务的义务。无论就哪一种来说，被计量的对象都是那可以作为法定的或惯例的履行手段或者作为法定的或惯例的偿付手段的东西。

这里我们得到纳普所谓“价值的单位”的完全的意义。它是履行或偿付手段的一种法定的或惯例的计量 单位。作为一种效率的单位，它只是重量和度量的单位，一种从被衡量的东西上抽象出来的概念。因此有所谓价值单位的“名义性”和“命令性”那些说法，其实他的价值单位只是一种效率的单位。一个“蒲式耳”也是“名义的”和“命令的”，因为我们的“履行社会”用这个单位来量度完成履行义务所需要的行为量。社会在完成履行的义务中所实施的是法定的履行单位，和一切其他计量单位一样。美元也是“名义的”，因为“偿付社会”用它作为一种计量单位，确定在完成偿付的义务中所需要的偿付量，不管那偿付量所包含的是黄金、白银或是银行信用，这些都是偿付或支付手段。

这是我们对纳普的所谓“价值单位”所能作出的唯一的解释。由于是“效率的单位”，它只是一种计量的单位。它是单纯法律的或惯例的衡量的制度，从被衡量的东西上抽象出来，法庭使用它，以便对任何一种偿付或履行可以计数。它是执行偿付或履行中的计量单位，从而解除诉讼当事人的偿付或履行的义务。实际上，计量单位是从历史上而不是从逻辑上来解释的，因为它们是历史的制度，从习俗或法律中发展出来，为了使法律的执行可以准确。一切计量单位都是“名义的”，如同语言是名义的或空洞的一样。然而，它们有实在性。它们的实在性是集体行动，因为它们使运行的规则可以准确，这种规则决定个人或法人组织应该偿付或履行的是多少。

这使我们接触到这些效力单位的经济意义。它们的制度的意义在于义务的计量、执行和解除。它们是法庭所用的单位——因此也是一切可能发生纠纷需要法庭解决的私人交易中所用的单位——法院在按照当时的国家政策而决定的相互的履行和偿付的义务中，用它们来计量、执行以及解除个人所负的义务。它们的经济意义在于每一项交易谈判的时候，那种预期的关于履行手段和偿付手段的相对稀少性。

这适合交易上的价值的意义，具有使用价值、稀少性价值和未来扣息价值这三个可以计量的方面。第一方面由标准的物质单位来计量，例如蒲式耳或者金元的物质重量。第二方面由标准的稀少性单位（美元）来计量。第三方面由一种标准的时间单位（年）来计量。第一种单位量度法律上履行的手段；第二种量度法律上偿付的手段；第三种量度等待和冒险的服务。

这使我们得到纳普所谓“券”的一种双重意义——一种是要求商品的使用价值 的委托券，另一种是要求商品的价值 的债务券。他认为“券”是一种“符号”，而它的意义必须求之于法律书籍。习惯法发展出相当于价值的两种意义（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法律上的工具，即“券”。 [112]

对一个人要求一种商品，只管它的使用价值，而不管它的稀少性价值或扣息价值上的变化，这是委托法所创造的一种“券”，可以名之为“商品券”。被委托人的责任（由栈单、提单、保管库存单、黄金或白银券等为凭），是交割该项商品，当然所有原来的使用价值必须没有损减，但不问价格或者任何预期的时期间隔上的变化。可是，要用一种商品券或合法的要求权交换另一种合法的要求权，却是一个有关它们的稀少性价值和扣息价值的买卖的问题；在法律和经济学里，这是它的价值。古代银行业务中的金银券（这是商品券或委托）由金匠发行 [113] ，其发行额超过存金时，不得不由法律规定这种券属于银行的债务，而不是委托，也就不是一种商品券；它们变成价值券。作为一种价值券，或者债务，它们是一种符号，代表着使用价值、稀少性价值和扣息价值那种三面的意义 [114] 。可是，作为一种商品券或委托，它们只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符号。

使用价值和合法控制权的稀少性价值或扣息价值之间的这种区别，不仅是古怪的和比喻的，它而且是从约翰·劳到普鲁东以及克洛格的美国绿背纸币主义一切历史上纸币谬论和祸害的根源。他们的错误就是不能区别作为使用价值的委托或符号的纸币，和作为稀少性价值和扣息价值的符号的纸币。他们因此要求有足够的纸币来“代表”一切商品，而不曾采取预防物价高涨的措施。他们混淆了作为委托（要求交付商品）的“券”的意义和作为债务（要求交还商品的价值）的“券”的意义。

对于“在市场买卖”一字的双重意义，常常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混淆。它的意思可以指买卖的实际活动，或者指市场上的买卖议价。在买卖的实际活动中，“券”和栈单一样，要求实际交割 货物。可是，在市场上的买卖议价中，“券”和商业债务或银行存款一样，要求偿还货物的价值 。如果委托是可以转让的，它要求的是商品货物。如果债务是可以转让的，它要求的是商品价值。

因此纳普所谓支付的手段也成为购买的手段。如果我从另一个人手里收到一种商品，成为它的所有人，而不是一个小偷、强盗或拦路贼，法律就假设我已经同意按当时市价用当时的法币或者以前的所有人肯接受的等值的东西付给代价，那以前的所有人现在被认为卖户，而不是被害者。

因此，所谓商品或服务的“购买”在法律上是一种债务，是所谓购买者因为取得商品或服务而负担的债务，信用销售和现金销售的唯一区别在于实际交货时刻和债务解除时刻中间经过的一段时间。在“现金”购买中，债务的偿付即时实现，没有一段值得量度的时间，可是在债务（一般意义的所谓债务）的偿付中，商品的交货和债务的偿付之间却有一段经过的时间。卖和买跟贷和借同样是债权和债务，贷和借在法律上也是一种可转让的工具的卖和买。可是，在现金销售中，债务随即偿付，没有可以计量的时间经过，而在信用销售中债务要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才偿付。时间上的不同可以区别为债务的现金偿付、短期偿付和长期偿付。

因此纳普和麦克劳德一样，认为一切商品所有权的移转是债务的创造，因而对“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不作区别，这种见解是正确的。“偿付社会”一经替代了物物交换，一切东西的交换不再单纯用实物进行，不管所有权的问题，像物质经济学家实际上假设的那样，而东西的所有权 的移转是用偿付社会所建立和实行的一种债务偿付的手段为代价，那就无论在事实上、惯例上或者法律上都没有区别。

必须注意，纳普对他的问题的处理，其关键在于立法和行政的分别。立法是国家承认 要做的事；行政是它实际做 的事。关于1866年奥地利的国家纸币（显然也适用于1862年的美国绿背纸币），他问道“在法律上，这些纸币是什么地位”。

“……在表面上，法律也许承认它们是债务，可是实际上，如果那债务是不准备偿还的话，它们不是债务。就国家发行的正式纸币来说，国家不提供其他的支付手段；因此，即使明确地声明由国家负责的话，它也不是一种承认国家负债的契约。这种声明无非是政治上的善良意向，实际上国家并不会把它兑换成某种其他的支付手段。决定性的因素不是国家尽可能地肯做什么，而是它实际所做的事。因此，认为用不兑现纸币偿付不是真实的偿付，那是完全错误的。它是一种真实的偿付，虽然不是物质的。……如果我们拿国家机关在征收捐税中接受某种货币作为测验，那就非常接近事实。……根据这一点来说，有决定性的不是发行，而是，我们称为，承认 。” [115]

正像上面解释的，此外，我们还要加上私人必须和国家官员一样地承认。

就是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区别，使纳普把支付手段分别为“起源的”和“功能的”两类。起源的一类说明支付手段的由来，那是双重的：凭重量的支付，以及凭法令的支付。这种区别产生他的“名义性”的观念，因为在衡量上和法令上都使用同一名词，美元、法郎或马克。 [116]

可是，功能的分类是属于行政的，产生“本位”和“辅助”的区别。本位币是本身就有效的货币，因为行政上和法庭上用它作为支付的手段。它可能是硬币或纸币；它的主要特质是用于偿付债务和完纳租税的现行法币。辅助币是在对法币（本位币）的一定关系下有效的货币，也可能是硬币或纸币。本位币（法币）不起商品的作用，决不作为买卖的对象。它是行政和法庭在偿付上的“最后的手段”，不管是付出或收进。可是，辅币是一种商品，因为它毕竟是用法币购买的。 [117]

这样，纳普比一般的货币概念进了一步，深入那更为根本的社会学的概念。他用可以转让的制度替代物质的商品。他说普通人生来是一个“硬币论者”。例如，银行家说他收进的“钱”增多了，因此钱就“松”，其实他所收进的是他对存户的负债额的增多。这些债务是支付的手段，那所谓“松”的东西，不是钱（货币），而是过期的债务。“华尔街”号称“货币市场”的中心，其实它是债务市场的中心。经济学家说“货币的数量”或者“数量货币论”，其实不是一种货币的数量，而是一种债务的数量，这笔数量的债务总有一笔相等数量的债权存在。货币的数量是债务的数量，债务的数量是债权（信用）的数量。那“真实的东西”、“本体”，不是货币——而是债务交易的现在的和预期的重复，在这种交易中所谓货币的“额”就是债务的“额”。货币的额不是“物”的额，而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交易的重复。货币的制度的本体是义务和债务，自由和债务的解除，由“偿付和履行社会”使其实现；它的物质的本体是商品；它的经济的本体是稀少性、有用性和扣息。

纳普特别避免了这经济的本体和他的法律问题上一切“经济的反映”。我们将从霍特里身上得到这种对经济价值的反映，适合于纳普的法定效力学说。

Ⅲ 债务的创造

麦克劳德和纳普都不把债务和商品联系起来，纳普是因为故意地避免一切“经济的反映”，麦克劳德是因为误认债务就是一种商品。直到1919年，霍特里才辨别债务和商品，可是，把两者在单独一项交易中结合起来。

霍特里说，人类所创造的人为的东西，像货币、茶匙、伞，必须以它们的用途或目的来解释，跟自然事物，像地震和金凤花不同，在这些自然事物中，用途与解释或定义没有关系。 [118] 商品经济学家的学说认为货币的主要用途是作为价值的贮藏，交换的媒介、价值的尺度和延期支付的标准。可是，霍特里跟麦克劳德和纳普一样，认为货币的主要用途是解除债务，这种债务起因于不相等的交易；它的次要用途才是交换的媒介和价值的尺度，以致它的“价值的贮藏”只是别人所欠的一种债务的市场价值。

商品经济学家对货币的四种功能的说明，系根据一种假设的、起源于物物交换的货币的历史发展。可是，霍特里区别他所谓货币的“逻辑的”起源和“历史的”起源。逻辑的起源是作为一种“计算上的货币”，用来支付买卖人之间的差额，因此它可以记在脑子里或者账簿上，没有物质的存在。

再说，债务和“偿付的契约”是有区别的。债务“根本上是一种不是偿付货币而是偿付财富 的义务”。它起源于生产的程序本身，通过这种程序“所作出的服务造成一种债务，使获得产品所有权那个人对作出服务的那个人负债”。从法律上来说，货币的使用使债务人能结束那笔交易，或者，如纳普所说的，能解除债务人所负的义务。可是，从经济上 来说，必须等到债权人在市场上取得“他收进的购买力所代表的那么多财富”以后，那债务本身才算偿付完毕。因此，债务是欠另一个人的“财富”，货币是通过偿付债务而供给那笔财富的手段。

这是“计算上的货币”起作用的地方。“如果，他不从债务人那里收进货币，而把他在债务上的权利转让给另一个人，换取相当数量的财富，他就采取了达到同一目的的捷径。”这种债务的转让意味着他用其他方面的人欠他的债，向一种人购买商品。可是，他不可能继续不断地这样做，除非所有和他有业务关系的人也都把人欠的债务转让给一个中间人。这中间人是银行家。他们向银行家换得的银行信用也仅仅是一种债务，这种债务“和其他债务所不同的只在于银行家所提供的便利，可以把它转移给另一个债权人”。他们找银行家帮忙，不是为了“货币”，而是为了“计算上的货币”，因为银行是给社会记有债务账目、抵消他们彼此的债务，并且用他自己的债务清偿差额的中间人。那是纳普的偿付社会。

这样，我们的经济理论的出发点，不是亚当·斯密所假设的个人生产和取得财富的自由，而是霍特里所假设的一种生产和交付财富的义务。虽然霍特里认为无需详尽地发挥他的出发点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含义，但是他的学说和古典派及快乐主义经济学的差异非常之大，我们将努力指出我们所看到那种对比。

亚当·斯密认为，个人的自由不仅是“自然的”（他的意思是指理论上必然的），而且从历史观点来说也是想象的个人的原始状态。可是，霍特里认为，理论上必然的和历史上的状态是有区别的。个人由于作为社会成员而发生的根本的理论上必然的状态，是有义务把财富交付给对他服务、生产财富并且把财富交付给他的那些生产者。这种交付财富的义务是债务，债务是经济的语言，它的法律上的等义名词是义务。照斯密的说法，财富是自由地 生产出来，以供预料会自由地生产其他商品进行交换的其他的人使用之商品。照霍特里的说法，财富是必须 生产出来，以供已经作出服务而未受到报酬的其他的人使用之商品。一种是个人自由，另一种是社会义务。在一种情况下，人们没有生产财富的义务，所处的状态是个人的自由和暴露。在另一种情况下，人们有生产财富的义务，所处的状态是债务的制度的束缚。照斯密的说法，信用学说和生产学说完全脱离关系，因为生产只创造一种交换价值，信用必须在另一种不同的理论基础上从头说起。可是，照霍特里的说法，生产学说同时就是一种有关生产和信用两者的学说，因为生产在那取得产品的一方造成一种债务，同时为那交出产品的一方造成等值的债权。

霍特里虽然未曾从事于一种历史的研究，以便发现他对所谓“根本的”东西的“逻辑的”分析，从历史观点来说是否也是根本的（斯密却假设他认为合乎逻辑的情况因此也就是历史的情况），然而，历史的研究——不是空想的历史——却表明，从历史的观点来说，霍特里的逻辑的基础即“债务”，也是经济史的根本出发点，这种经济历史不是空想。原始社会往往有“赠与”的制度，这是他们创造债务的方法，并且人们知道他们甚至创立了一种计算上的货币。只要有纳普的可以解除的债务和不能解除的债务的区别，并且考虑到契约、流通性和法币等这种值得注意的法学上的发明，就可以完成一种经济学说，不仅使生产和信用统一，而且也使历史和逻辑统一。

这可以做到，只须注意霍特里怎样把他关于计算上的货币、交换的媒介和价值的标准等主要概念，在逻辑上联系起来，然后观察这种逻辑怎样和历史秩序互有关系。他那种逻辑的货币的起源是从一种假设出发，首先假设一个“完全有组织的和文明的社会，具有一切现代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然后研究“假如没有货币的使用，现在这样的社会可能存在到什么程度”。他从社会的一个横断面出发。他发现这种社会，没有一种作为货币的商品，就会采用一种“计算上的货币”。很有趣味，现代人类学家确实发现了一些在社会成员间的确以这种计算上的货币 [119] 进行交易，而对其他社会即“对外”贸易时使用商品货币的原始社会。换一句话说，他们在内部贸易创立了一种相当于纳普所谓偿付社会和霍特里所谓计算上的货币的东西，使得霍特里从现代信用社会所推论出来的想象的逻辑，实质上是历史上原始社会里实有情况的一种写照。以下是霍特里对这种计算上的货币的叙述：

“商品被拿到市场上来交换。可是，尽管没有交换的媒介，商品并不因此就必须直接地物物交换。如果一个人卖一吨煤给另一个人，这就造成一笔买户对卖户的债务 。可是，那买户本身也会是对另一个人的卖户，那卖户本身也会是一个买户。市场上的买卖人可以聚在一起，抵消他们的债务和债权。可是，为了这个目的，代表各种商品买卖的债务和债权，必须折合为某种共同的标准。实际上，一种债务的计量单位 是不可缺少的。在一种商品被用作货币的地方，它自然地可以作为债务的计量单位。在没有货币的地方，这单位一定是一种完全习惯的和指定的东西。这是学术上称为‘计算的货币’的东西。甚至在使用货币的地方，有时也会发生一种情况，计算债务的单位在某种程度上和流通的货币不完全一致。假使那样，货币和计算货币的分别立刻就成为一种实际问题。标准钱币的价值将用……计算的货币为计价单位，人们将需要用不同数量的标准钱币来偿付一项固定的债务。这就接近我们所假设的那种事态。” [120]

那么，在没有商品或法币作为货币的地方，由什么机构发生作用，稳定这种计算的货币，使它会继续作为日常债务的标准计量单位呢？一种机械作用必须代替商品的作用。计算的货币或者由习俗或者由银行使它稳定。在原始社会里，我们已经说过，在社会成员当中计算的货币可以由习俗加以稳定，另一方面，在部落与部落间的贸易上，人们使用商品货币，而由买卖谈判的各种力量决定一切。

可是，在一个现代社会里，如果没有商品货币又没有法币，稳定计算货币的责任就放在银行家的身上。霍特里说，他所描写的机构不是空想的，因为那是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至1812年这十五年中所起的作用，当时“英国普遍的支付手段是英格兰银行钞票，那不是法币，而只是英格兰银行应该偿付的一种债务的证据，可是，这种债务不能用黄金或任何其他媒介物偿付”。 [121] 它仅仅是一种银行钞票，在经济上和银行存款没有区别，结果在那一时期内商业债务不用货币支付，甚至不用将来付货币的契约支付，而用英格兰银行所管理的计算的货币。因此，可以看出，霍特里的“计算的货币”是不兑现的纸币，这种计算的货币的单位是“英镑纸币”。 [122] 英国于1931年以及美国于1933年停止硬币支付以后又是这样。

在没有货币或法币的情况下，机构的运行和纳普的偿付社会一样。霍特里说：

“整个社会的债务可以通过银行转账或者交付钞票等代表银行义务的证券来清算。只要银行有偿付能力，银行的义务是一种完全适当的手段，可以用来解除债务，因为（如麦克劳德所说）一笔债务可以和另一笔债务对消，就像由偿付货币来消灭它一样。当然还是可以说，假使银行家本身被人在法院追诉，却没有一种法币可以由法院命令他用来偿付他的债务。可是，如果他是有偿付能力的，他就能从另一个银行家那里取得信用。实际上，对一个私营商人的偿付能力的自然的考验，就是他是否能取得足够的银行信用来应付他的负债；对一个银行家的偿付能力的考验，就是他是否能把自己的义务变成其他银行家的义务。” [123]

可是，这里立刻发生问题，如果我们假定一种没有货币的社会，既没有黄金又没有法币，然后又认为有偿付能力的银行的银行信用和货币一样地完成相同的目的，那么，我们用另一种名称引进货币，是不是违反了我们的假定呢？不是，因为我所引进的一种东西在法律上和经济上都跟货币不同。霍特里说，

“……我们习惯于认为银行信用是货币。可是，这不过是因为对于日常的实际用途，银行信用和货币的区别没有什么重要关系……银行信用仅仅 是一种债务，和其他债务所不同的只在于银行供给的便利，可以把它移转给另一个债权人。没有人想象贸易上的债务是货币，尽管它和银行信用同样是一种资产。” [124]

因此，我们回到霍特里最初的假设，所谓一种社会没有商品货币也没有法币，只有一种自愿采用的计算的货币，并且回到他的最初的问题，所谓银行的作用，如果没有商品货币或者法币，是否能稳定那用于债务的计量和偿付的计算的货币的单位。

结果是一项债务和一项价格是同样的数量，或者不如说，价格的作用是“决定一项债务的大小”。因此，计量债务的单位和计量价格的单位是同一的，后者决定那债务的大小。这是因为霍特里不是从商品的观点把价格看作一种商品在交换中取得的其他商品的数量（这些其他商品之一是商品货币），而是从交易的观点把价格看作由交易的当事人造成的一种法律上认可的义务。它是习惯法的口头契约 学说的自然的结果，作为在十六世纪中起始的现代契约学说的元素。“……任何商品在市场上开出价格时，就构成一种‘要价’，接受这种要价就造成商品的买卖对卖者的债务。价格的作用是决定这项债务的大小。” [125]

因此，霍特里的假设，所谓一种社会，没有商品货币也没有法币，只有一种计算的货币，那不仅是说明信用和货币的区别的逻辑的方法，也是历史情况的“必然”结果，历史上的情况使法庭在解释和执行契约时必须有一种比那不稳定的计算货币更进一步的东西，才可能保障经济上的安全（有别于法律上的安全）。这种必要在逻辑上（但不是在历史上）怎样发展的，以下是霍特里的说明。

既然计量债务的单位就是计量价格的单位，它也“必然是计量价值的单位。一切商品的相对价值（从价值的经济的意义来说）都以它们的相对价格为尺度。各商品的价格是它的单位价值的尺度”。

这里所用的价值这个名词，是指交换价值那种经济的意义。商品的价格是它换取货币的交换价值，就是，每单位那种商品在市场上会换得这种计算货币的数目。

“只要价值的意思是指交换价值，任何东西，不管是一种商品或是计算的货币单位，它的价值一定总是一种比例 ——以另一种东西为根据的价值。正如每种商品有一种依据单位计算的价值，计算的单位也有一种依据每种商品计算的价值。它也许是一种裤子或者一吨煤的等值。” [126]

这样，一条裤子或一吨煤的“价格”，用习惯的货币单位计算，也是那裤子或煤的“价值”。

在这里人们会注意到，价值具有双重意义：作为每单位的价值，那是价格，又作为一批商品按那种价格计算的价值。我们已经把这些意义区别为价格，以及数量和价值。从这两种意义里将区别出价值的第三种意义，各种商品价格的平均。这第三种意义的产生是由于“价值单位必须具备的主要条件是稳定性”。因此，价值的这第三种意义是一切价格的平均数，霍特里对这种平均数作如下的说明。“说单位的价值必须不变化，那的确很好，可是那单位的价值没有单纯的解释。它在煤这方面的价值也许稳定，而在裤子方面的价值也许上涨或下落。”然而，这种情况，一种商品黄金和假设的计算单位都同样会有。“只须说，如果我们能指出以那单位计算的一切 物价同时上涨的趋势，那意味着单位的价值在下落；一切物价下落的趋势意味着单位的价值在上涨。” [127] 那是说，如果一切物价的平均数上涨，就是货币单位的价值在下落，相反地，如果物价的平均数下落，单位的价值就是上涨。这种道理，对于在没有货币时的计算单位，和对于货币的单位，同样适用。

那么，如果没有货币，而只有一种算账的单位用来支付债务的差额、仅靠“一天一天的继续使用那种单位，是不是就会自然地防止它的以商品计算的价值变得过高或过低呢，虽然它并不和任何特殊商品有等值的关系，并不受到这种约束？”

要回答这个问题，且看信用的机构怎样发生作用。“当一个银行家贷出时，我们说他贷与或创造信用，或者‘一种债权’。这是对一种双重交易的模糊的说法。”事实是“两种债权或债务被创造出来”。其中的一种，银行家的债务或者“银行信用”，来取即付，是顾客的财产，作为一种“存款”归他所有，由他通过对银行发出支付命令的方式，用这笔存款偿付另一个人，偿付他因为购买商品而欠那第三者的债务。另一种债务，顾客对银行家的负债，“由于它在到期以前的这一段时期内产生利息或贴现，供给银行家的利润。” [128]

这种对顾客的银行债务，由顾客创造他自己对银行的债务用来向银行家购买，但是那顾客将购买多少呢？如果那顾客是商品的买户，他的标准首先是“当时一般的市场价格”；如果他是制造家，标准就是他必须付出的原料和劳动的市价。他创造自己的债务来购买的银行债务，其数额将决定于他的需要，决定于他在这些先前的生产者生产，这些货品和他自己在市场上向这些货品的购买者收进价款之间的一段时期内需要付给先前生产者的数额。可是那货品的这个购买者以及所有以后的批发和零售购买者也必须创造自己的债务用来购买银行债务，以便支付这些价款，这样继续下去，直到最终消费者付出了价款为止。

可是，另一方面，这个最终消费者在不断地以银行的顾客们向银行借入的这些信用中收进他的购买力。他们的购买力的来源受这些银行信用的数额所支配；实际上这种购买力就是用银行家贷与商人和制造家的信用在他们的产品销售以前预先付给他们的。虽然最终消费者，例如工资劳动者，不向银行借款，可是他们的雇主代他们在借，从而能够付给他们工作的报酬，在他们作为最终消费者出钱购买制成品的若干月甚至若干年以前就付给他们。

结果，要按照当时市价供给消费者的购买力所需的资金，只需由银行不断地每天创造足够的新 信用来替代它们的顾客不断地每天偿还银行的老 信用，他们用来偿还银行的就是银行每天在创造的这些新信用。它循环地运行，一种无尽止的循环，银行家创造他们自己的银行存款债务，从而买进它们的顾客的商业债务，并且使这些顾客们后来能解除这些商业债务，由于创造数额相等的新银行债务，用来偿付顾客们的商业债务，这样循环不绝地在货币市场上创造和解除债务，从而在商品市场上偿付货物的价格。

如果每天都是这样，没有一切物价同时上涨或下落的趋势，那么，只要继续不断，就足以维持算账的货币单位的稳定的价值。“信用机构的经常运行……依靠新借款大体上足够补充还掉的旧借款，既不太少又不太多。……假定做到这样，整个机器的其他各部分就自然会稳定。” [129]

可是，我们开始所讲的计算上的单位的价值的稳定又怎样呢？

假定这种经常的运行受到阻碍：“如果我们要证明那货币单位是一种稳定的价值的标准，必须证明那单位若是遇到任何扰乱的原因，就会回复 它以前的价值，或者，无论如何，会达到一种新的和比较稳定的价值，和以前的价值没有多大差别。” [130]

在这一点上，首先考虑新借款的缩减所引起的波动，然后考虑新借款的扩增所引起的波动。

借贷的缩减可能由于商人减少向制造家订货，或者由于借款人减少自己的负债，而不用他们的信用去购买商品和劳动。就后一种情况而言，消费者将购买较少的商品；并且在这两种情况下，“减少新信用的创造意味着减少对制造家的订货。” [131] 这情况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蔓延，结果“最初的信用的限制会继续实行并且加强”。

可是，不久就有一种纠正的倾向开始发生作用。

“信用的限制意味着银行家的业务受到限制。银行家不会心甘情愿地坐视他们的利润因此减少，他们将诱引顾客来借款。事实上，他们将减低所取的利息。” [132]

可是，减低利率的不仅仅是银行家的自愿，也是由于经济的强制。

“信用的缩减引起商品需求的萎缩。这需求的萎缩将产生物价的下落。商人将发现他们手里的存货损失价值，这价值的损失将减少利润——他们用这种利润来支付供给这些存货的资金的借款的利息。因此，跌价会自然地使借款不如以前令人感觉兴趣，减低借款人所愿付的利率。银行家必须相应地减低他们所取的利率，才可能引诱顾客继续按减少了的数额借入他们的货物周转所需要的资金；如果要诱得这些顾客增加他们的借款，必须把利率减少到甚至这种低水平以下。” [133]

可是，如果这些措施并不促进人们借款，物价将跌到什么程度呢？信用的运转不会减缩到完全停止的地步，因为失望的商人们会被迫接受任何条件的借款，“仅仅为了使他们的企业能苟延残喘。”因此，老一套经常的运转将会恢复，可是，在一种较低的物价水平上——就是，较高的单位的价值——并且没有“自动地回复以前价值的倾向”。通过一种缩减新借款的新的波动，它可能继续落到更低的水平。

可是，谈到那相反的波动——那引起信用扩张的事态。

“……这种变动在范围上甚至更没有限制。私利促使大胆进取的商人总是要多借一些，以及大胆进取的银行家总是要多贷出一些，因为信用运转的增加对于双方都意味着业务的增加。……物价的普遍上涨将引起借贷方面一种比例的增加，以便供给一定数量的产品所需要的资金（不包括产量的增加所需要的资金的增加）。……这种过程发展到什么地步为止呢？在信用缩减的时候，银行家的私人利益和商人的困苦使得他们要恢复信用的创造，虽然不能达到以前的水平。可是，在信用扩张的时候，却没有这种矫正的势力在起作用。信用的无限扩张或膨胀似乎同样有利于商人和银行家两者的眼前利益。” [134]

再说，计算货币的价值完全失去了标准。这里是货币本身有用的地方。第一，作为银行家和顾客在法律上解除债务的手段。这是它的主要用途。“银行家的义务必须是偿付货币”，因为它本身不是解除债务的合法的手段。

第二，作为交换的媒介，“因为购买造成一笔债务，货币供给偿付那债务的手段。如果用现金偿付，那不过意味着债务立刻解除。”因此，“交换的媒介”，从法律和经济的观点来说，是一种债务的创造和立刻 解除。如果那媒介是银行信用，债务的解除是由于自愿的接受；如果那媒介是货币，债务的解除是由于强制的接受。

第三，作为价值的标准。“一种立刻到期的债务必然等于依法偿付这种债务所用的手段的价值。因此稳定信用和稳定货币的价值是同一问题。” [135]

这样，霍特里完成了法律问题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不仅是由麦克劳德和纳普而且也是由马克思和普鲁东开始的。它的关键在于财产和价格。在马克思和普鲁东看来，财产的意义是古典派和快乐主义经济学家所主张的意义，就是，个人绝对占有一种物质的东西，供自己使用，任何人不得干涉。麦克劳德添上了“无形体的财产”的法律意义，就是一个人欠另一个人的债务。可是，他把这种债务像商品一样看待，因为，由于法律上发明了“流通性”，这种债务可以像商品一样地买进卖出。因此，由于英国习惯法上一种纯粹技术的偶然性所引起的误解，他把这种债务当作一种重复的商品，在物质商品以外的另一种东西，那物质商品的担保或出售创造了这种债务；他没有看到商品市场和债务市场只是同一市场的两方面。

然后，纳普由于他的“偿付社会”的概念，发挥了一种债务市场的原理，而不是一种商品市场的原理。最后，霍特里详细研究商品市场和债务市场上现代商业交易的每一步骤，用他所讲的价格的两重表现把这两种市场结合起来：商品市场上的一项价格决定货币市场上一项债务的数值。在法律方面，麦克劳德只采用了法律上“流通性”的方法，适合于债务所有权的移转；霍特里添上了早期法律上的契约 学说，适合于债务的创造本身。这种学说，经过现代的发展，已经成为各种市场上差不多一切交易的基础，并且，实际上，就是假设只需商品市场上有人提出一种价格和有人接受，就按这个价格造成一种债务，它在货币市场上的流通性引起了麦克劳德的兴趣，它可以由银行办公室里用记账方法来解除，引起了纳普的兴趣。

因此，不是商品而是债务成为一种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这种经济科学在一种相互依存的机能关系上把财富的生产、财富和货币的相对稀少性以及财产的法律结合起来。既然霍特里的所谓银行的债务，或者当作货币使用的所谓“存款通货”，是银行账册上借入和贷出的流动账目，我们可以根据那使它生效的行为，称它为“借入货币”。结果，那三种货币是硬币、纸币和借入货币。

霍特里于1919年讨论了那些生产者的短期债务和银行家的随时偿付的债务，这改变了货币的概念，使它成为“账上记入借方”的概念。完全为了研究历史的变迁，我们回溯到硬币时期的经济学家休谟和杜阁，然后说到借入货币和算账货币的中央银行时期的经济学家卡塞尔、威克塞尔、马席士、海耶克、凯恩斯和费希尔。

Ⅳ 债务的稀少性

1. 硬币的稀少性

从洛克到斯密和李嘉图、马克思和普鲁东的劳动经济学以及从边泌到门格尔和庞·巴维克的心理经济学终于成为效率和稀少性的概念，和它们同时并进的有一种货币经济学在发展形成，从休谟起，经过杜阁、麦克劳德、西季威克、哲逢斯、卡塞尔、威克塞尔、纳普、霍特里和费希尔，结果产生了未来性的“债务”的概念。

休谟于1752年在他对重商主义的攻击中引进了三种观念，这三种观念有助于把后来不同派别的经济学家分为商品论者和货币论者。第一是变动和稳定的区别；第二，稀少性和习俗的区别；第三，货币的利息和资本的利息相等。

休谟对于以商品和劳动为标准的货币供给上的变动 以及货币供给的稳定 两者的区别，结果使那些还没有数学方法可以研究变动的相对性的物质经济学家，用劳动替代货币作为永久不变的价值的尺度，因而混淆了效率和稀少性。后来，约翰·穆勒悄悄地用金属货币替代劳动作为价值的尺度的时候，货币已经从金属货币变成借入货币，然而在他看来，那是一种心理学上的东西，和他的一般经济学理论无关。休谟只谈金属货币。他说：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里，只要货币开始流入，比以前增多，一切就会呈现一种新面貌：劳动和产业获得生气；商人变得更加勇于进取，制造者更加勤快和熟练，甚至农夫犁田也会更加敏捷和专心。……虽然金银的增加必然会引起物价的高涨，但不是立刻就上涨的；而是必须经过相当的时期，然后那货币才流遍全国，使各种人受到它的影响。起初，人们看不出变动；物价逐渐上涨，一种商品先涨价，然后另一种再涨，最后全部物价达到新的水平，和国内现有的现金的新数量成适当的比例。我认为，只有在取得货币以后和物价上涨以前这当中一段时期的情况下，金银数量的增多有利于产业。”另一方面，“在金银减少时，这种中间时期对产业有害，和金银增多时对产业有利一样。工人不能从制造家和商人那里获得雇用；虽然他仍旧出同样的价格在市场上买东西。农人没法出卖他的谷物和牲畜；虽然他必须向地主缴纳同样的地租。那必然会产生的穷困、衣食不周和怠惰，不难预料。” [136]

货币的稀少性方面这些变动的影响完全在商品和劳动的价格上。节省下来的 商品的数量和因此而产生的利率，决定于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在一个只有一种地主利益集团而没有任何其他东西的国家里，因为不俭约，借债的人一定很多，利率必须和它成适当的比例。”他把这种情况和一个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作了对比。

“一切勤劳的职业必然会产生俭约，使贪图利得的心胜过贪图享乐的心。……为了要有许多贷出的人……不一定必须有大量的金银，而且单有金银也还不够。只需国内的财产（不管大小）或者对那财产的支配权集中在某些人的手里，形成相当的数目，或者构成一种庞大的金钱上的利益集团。这就产生若干放债者，压低高昂的利率；这……并不决定于现金的数量，而决定于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它们使现金聚集为许多分开的数目或者价值很大的巨额集团。……那些认为货币多是利息低的原因的人，似乎是把附随的结果当作原因；因为那压低利息的产业，一般也需要大量的金银。花色繁多的精巧制造品，加上时刻留心的善于经营的商人，很快就会把货币吸引到一个国家来，只要世界上有这种货币。……虽然货币多和利息低这两种结果都自然地起源于商业和产业，它们却完全不相互依赖。”货币的数量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对利息没有影响。可是，劳动和商品的现有量多一些或者少一些一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出利息借入货币的时候，实际的结果是借入这些东西。” [137]

这产生了休谟的第三种观念，所谓货币和节储下来的实物以及付给这种节储的物品作为利息的实物，是相等的。

“如果你借给我这么多的劳动和这么多的商品；你取利百分之五，就是收进这样比例的劳动和商品，不管用什么来代表，不管是用金币或银币，不管是用一镑或一盎司。” [138]

换一句话说，如果人们付出较高或较低的价格购取用作资本 的商品和劳动，他们就也付出同样较高或较低的价格购取那作为资本的利息 的商品和劳动。因此，货币数量多少上的变化引起商品和劳动的价格上的变化，但不引起利率上的变化。利率的变动是由于生活标准的变动。休谟的分析的目的在于揭露重商主义者的错误和解除他们对国际贸易逆差的忧惧。人们不必担心一个国家会失去它在世界的金银中应当保有的一部分，如果商品输入量超过商品输出量。由于现金的输入或输出而分别引起的国内物价的上涨或下落将加以矫正，最后会使所有的“邻近国家保有适当数量的货币，差不多和各国的产业和技术相称”。如果英国国内货币的数量由于输出货币偿付商品输入而减少，劳动和商品的价格就会下落；其他国家就会“送回我们所失去的货币”，因此，把英国的物价提高到国际水平。物价不可能永远涨得高于那国际水平，因为“没有邻国买得起我们的商品；另一方面，它们的商品变得比较起来非常便宜，以致不管制定多少法律，便宜的商品总会弄到我们国里来，我们的货币总会流出去。” [139]

虽然休谟的论辩只限于它对重商主义在国际贸易中争取金银的关系，可是，将近二百年来，他的三种新观念把后来的经济思想分成商品论者和货币论者两派。在商品论者方面，如果货币只是反映真实资本和真实利息的一种容易变化的镜子，那么，货币就是有名无实的东西，应该完全丢开不谈，人们只应该注意物质的自然，注意劳动和商品。这一派从魁奈、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一直发展到近日的管理经济学家。

可是，在货币论者方面，如果货币数量上的变动 有一种影响，能刺激产业或者使产业萧条，那么，货币就不是有名无实的东西，而是所有决定生产、积累、买卖和消费的各种交易中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货币论者这一派可以说是从杜阁对魁奈的修正开始，直到最后金属货币的绝迹，黄金由中央银行集中为止。这些学说中有特色的转变是从休谟的硬币转变到麦克劳德的可转让的债务，以及从偶然变动的观念转变到不断变动的观念。

2. 资本和资本物品

杜阁是最博学的重农主义者，他对法国革命的关系就像洛克对英国革命的关系一样。他是伏尔泰、休谟和魁奈的朋友和信徒；亚当·斯密在法国寄居期间访问过他；当过法国一个穷苦的省区的行政长官，并在该省进行了一些改革；当过财政部长，可是由于把国家经费的负担一部分转移到地主贵族身上而被免职；他的种种改革由十五年后的大革命重新实行，这次的革命把那些他本来也许可能挽救的人们送上了断头台。

杜阁是他自己的理论的实行者。在革命的二十五年前，他还当着一个省区行政长官时，他早就写成手稿，陈述理论的基础 [140] ，为了他的种种改革，也为了现代的货币学说，这些学说继承古典的和快乐主义的商品经济学家。在商业银行、证券交易所和企业公司的时期以前，在当时货币是白银、土地财产是“巨大事业”、封建主义正变成资本主义的时代，他阐明了货币、价值、资本、利息、商品市场和货币市场这一些复杂纷乱的问题。他说：

“在商品市场上，若干数量的小麦 按相当重量的白银 来估价；在借款市场上，被估价的对象是一定数量的价值 在一定时期 内的使用 。第一种情况是若干数量的白银 和若干数量的小麦 作比较；另一种情况是若干数量 的价值和它本身 的固定的一部分作比较，这固定的一部分成为在一定时期 内这若干数量的价值的使用 的价格 这种时间—价格是利息。” [141]

对于这种说法，卡塞尔曾作了评论，他说杜阁由于放弃了那种把利息作为“货币的价格”的旧观念，而把利息解释为，“为了在一定时期内使用一定数量的价值而付给的代价”，创造了“一个最明确的公式，至今还没有比它更好的说法。” [142] 那么，杜阁所谓“若干数量的价值”，人们为了它而付出代价（利息）的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呢？它有两方面，麦克劳德区别为无形体的财产“债务”和有形体的财产“地产”。前者是一种法律上的契约，约定为了使用白银的价值而付出白银。后者是一种权利，可以取得土地的收益。

“一块土地，若是每年生产净收入六头羊 ，它所能卖得的一笔价值，一定能用等于这笔价值的羊的数目来表示。……那么，这块地产的价格简单地就是它的每年收入的若干倍。二十倍，如果价格是一百二十头羊；三十倍，如果价格是一百八十头羊。因此，土地的市价按本身财产的价值对每年收入的价值的比率自动调整，财产价格所包含的每年收入的倍数叫做若干年的年收益。例如，当人们用二十倍、三十倍或四十倍的每年收入购买土地时，土地的价格就是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的收益。” [143]

杜阁把地产的这种买价也叫做一种“价值的总量”，那每年的六头羊叫做土地所有人收入的总量的一种比率。构成预期的年收入的羊数和构成“价值的总量”的购买土地所付的羊数之间的这个比例，是所有人由于让别人使用购买此项地产原来所需要的羊数而收入的“每年的价格”。

决定这种利息和资本的比例的东西是什么呢？是需求和供给。这比例“一定按愿意买卖土地的人数多寡而变动，正如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按供求的不断变动的比例而变动一样”。因此，如果地产的买者所付出的“价值的总量”是一百二十头羊，他每年所得的收入是六头羊，那么，那买者由于使用他买地的一百二十头羊而收入的代价是每百头羊每年五头，比率是一对二十。可是，如果土地购买者的竞争把价值的总量抬高到一百八十头羊，而预期的年收入仍然是六头，那么，每年收入的代价就是每百头羊三头。土地的卖者放弃每百头羊每年收入五头的预期，如果买者为了取得这种预期的年收入而付出一笔“价值的总量”等于一百二十头羊；或者，那同一卖者放弃每百头羊每年收入三头的预期，如果竞争使买者不得不付出一笔“价值的总量”等于一百八十头羊，换取预期的每年三头的收入。

最后，杜阁和休谟一样，把借款、土地以及每年的收益变成等值的白银。

“二万盎司白银的价值在商品市场上不管是等于二万蒲式耳小麦或者只等于一万蒲式耳，这二万盎司白银一年的使用，在债务市场上，仍然值本钱的二十分之一，或者一千盎司白银，如果利息是按二十年的收益计算。” [144]

换一句话说，每蒲式耳小麦或每头羊的价格是一盎司还是两盎司白银，对利率没有关系，因为这是一种用 白银支付的价格，为了换取白银的使用，而前者是借银人用 那白银本身购买商品或土地所付的价格。如果商品的价格加一倍，利息还是照旧不动，因为它是两个货币数量之间的比率，可是那变动的物价是一个货币数量和一个非货币的商品数量之间的比率。一种是债务市场上资本与利息的关系；另一种是商品市场上买与卖的关系。

同样的原理在各种制造业以及商业的各部门中都适用。它是杜阁的“资本”和“资本物品”的区别。“资本”是企业家和贷款者所垫支的“价值的总量”，可是“资本物品”是这样垫支的“积累的财富的总量”。这区别类似一百二十余年后克拉克所区别的“资本的基金”和“生产资料的流动”。按杜阁的说法，资本是资本基金；资本物品是生产资料。克拉克作为效用来计量的东西，杜阁作为羊或白银来计量。杜阁认为，它们是同一价值的总量，可是资本是货币在购买物品中的价值，而资本物品是用货币购买的同样价值的物品。

这种区别使杜阁懂得了魁奈所谓“货币的流通”的“真正的意思”，也使他自己区别了储蓄和投资。

他说，货币的流通产生“许多资本物品或者许多可移动的积累的财富，这种财富，最初由企业家以这些各种不同的努力垫支出来，必须每年回到他们那里去，连同一种稳定可靠的利润；可是那资本在同样企业的继续经营中必然会再被用于投资，重新垫支出去，而利润就用来供给企业家相当舒服的生活。资本物品的这种垫支和归还，构成人们必须称为‘货币的流通’的那种情况；这种有用的和有利益的流通，使社会的一切工作获得生机，维持一个国家里的活动和生命，极有理由可以比作动物身体里的血液循环。” [145]

这是储蓄和投资的区别。储蓄是省钱。投资却是用钱。一个积累资本 ，另一个“形成”资本物品 。杜阁说，

“货币在现有资本物品的总数中不起什么作用；可是在资本物品的形成 中它所起的作用很大。实际上，所有的储蓄差不多都是通过货币来进行的；业主以货币形式收进他们的所得，各种企业家以货币形式收回他们的垫支和利润。因此，他们所节储的是货币，每年资本物品的增加也通过货币实现。可是，企业家们没有一个不是立刻 把货币变成他们的企业所依赖的各种用品；于是这货币重又加入流通，资本物品的一大部分只以各种用品的形式存在。 [146] ……任何人，如果从自己的土地收益中或者从自己的劳动工资中每年收入的价值超过他需要花费的数目，都可以把这种多余的部分加以保存，积累起来。这些积累的价值就是所谓资本 。” [147]

杜阁总结地说明使用“资本物品”的不同方法，都是通过“资本”的投资和回收，以货币为手段。

“第一是购置地产，取得固定的净收入。

“第二是把自己的钱投资于农业经营，租赁土地——这土地的出产应该在租赁的代价以外，足以支付经营者的垫支应得的利息以及他所使用的物力和劳动的代价。

“第三是投资于工业或制造业。

“第四是投资于商业。

“第五是贷给他人，取得利息。” [148]

这是关于投资。它是有关用掉货币的积极的买卖的交易。可是，储蓄也是积极的——它是等待的服务。

“不管什么人，只要看过制革匠的工作场所，就体会到一个穷人或者甚至几个穷人绝对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置备生皮、石灰、鞣酸皮、各种工具……房屋……维持几个月的生活，等待制成的皮革卖出去。”那么，谁来垫支这些费用呢？“垫支的人将是那些拥有资本物品 或者可移动的积累的价值的人们之中的一个。……这个人将等待皮革售出，然后不仅收回他的一切垫支，而且外加一笔利润，足以补偿他假如用他这笔钱购置产业所可能获得的价值，还要足以补偿他的工作、操心、冒险、甚至他的手腕所应得的报酬。” [149]

这样，杜阁把资本和资本物品、资本基金和生产资料、货币价值和生产资料的价值、消极的节约储蓄行为、积极的等待的服务、用掉所节储的货币以及把储蓄投资于生产资料的那种买卖的交易等种种概念，都等同看待，作为同一价值的总量。利息成为换取等待的服务的代价或价格。

杜阁把这些都认为同一的以后，进一步揭露多玛·亚奎纳的谬误。

“经院派神学者，”他说，“根据货币本身不生产任何东西的事实，认为贷出的货币要收利息是不公道的。 [150] ……货币作为一种自然物体来看，作为若干数量的金属来看，不生产任何东西；可是，货币用于对企业的垫支，经营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却取得一定的利润。人们用货币能购置产业，从而取得一种收益。因此，贷出货币的人不仅放弃对这笔钱的占有，而且剥夺自己的机会，不能运用这笔钱谋取利润或收益；利息补偿他在这方面的损失，不能认为不公道。” [151]

因此，杜阁的利息或利润不是决定于正面的实在的成本，而是决定于其他可以选择的机会，后来格林和戴文波特称为“机会成本”。

杜阁没有一贯地区别利息和利润；因而他没有始终区别债务和购买力，或者储蓄和投资，这些是近来对无形体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区别。在麦克劳德用“债务”这个名词的地方，杜阁用“保证”，并且他和麦克劳德一样，区别了特殊的保证和一般的保证，前者是债务，后者是购买力。他说，“每一商品是一切商品的一种代表的保证。” [152] 从这些特殊的保证中产生那一般的保证即货币。它们是保证，意思是说商业“使每种商品有一种与每种其他商品相对的当时价值；因而也就是，每种商品是相当数量每种其他商品的等值物，可以认为是代表它的一种保证。” [153]

因此，杜阁的“保证”，应用在货币和一切商品上，是经济学上的预期的购买力，其意义等于法学上的“无形的财产”。它不是一种债务——它是买卖的交易中预期的对商品的价格达成协议的能力。它是财产，因为人们有不受干涉的权利，有自由可以参加市场并且有自由可以通过谈判规定商品的价格和价值。他的地产，或者有形体的财产，将成为无形财产，如果那预期的有形体的收入羊或小麦成为预期的、把羊或小麦卖成货币所得的价格。

杜阁最出色的创见是他的边际生产力的概念，这种概念一百六十年后变成威克塞尔的“自然利息”的概念，可是，在这一段期间，由于李嘉图的边际生产力的概念盛行，而没有受到重视。李嘉图的是一种劳动生产力的概念；杜阁的是一种“资本物品”生产力的概念。杜阁得到这个概念是在他从事于研究的过程中，他要说明增加储蓄的供给因而减少对等待的报酬是对社会的服务。他说，

“那么，贷款的现行利率可以认为是一种温度表，反映一个国家里生产物品多寡以及可以运用贷款的各种事业的范围。……利息的价格可以看作一种水平，在这水平以下一切劳动、一切农业、一切工业、一切商业都归于尽。它像一片海，铺盖在广漠的地面上：山顶露在水外，形成肥沃的耕作的岛屿。如果，这片海偶然退落，海水逐渐低降，起初露出山腰，然后平原和山谷先后出现，生长着各种产物。海水涨落一英尺就足以淹没很大的地区，或者使这些地区可以经营农业。资本物品的丰裕使一切事业获得生机；货币的低利息是资本物品丰裕的结果和标志。” [154]

杜阁把这种说明从整个的工业和农业扩大到特殊的企业。如果，由于“资本物品”的稀少，利息是百分之五，那么工业和农业就被限制于较高的水平，在这里它们的产品卖得的价格可以给资本产生百分之五的收益；那么一种每年产生五万里佛尔 [155] 的财产的价值就是一百万。可是，如果由于“资本物品”丰裕，利息是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那么工业和农业就扩张到较低的水平，那同一财产的价值就是二百万。

因此，资本物品 的“边际生产力同时是资本 的扩大范围的和增加深度的‘边际收入’”，这是同一资本物品 的丰裕或稀少的两面。出产方面是“各种产物”；收入方面是出产在商品市场上换得的白银。它们是相等的，因为所取得的白银是出产的交换价值。一面是物质的 生产力，另一面是“价值生产力”。然而，这价值生产力是收入，不是出产。首先它是一种总收入。必须有一种白银的净收入留给资本 ，以便支付利息——为了使用垫支的价值总数量而付的价格。因此，同一资本物品 的丰裕或稀少有两面——未来和现在。未来是预期的从商品市场所得的白银净收入；现在是为了取得资本 市场上的那种预期而付出的等于若干年收益的价格。例如，他说：

“一个每年收租五万里佛尔的人，如果地产的卖价是二十年的收益，他的财产只值一百万；如果地产的卖价是四十年的收益，他就有二百万的财产。如果利息是百分之五，一切未开垦的土地，凡是出产所得除了垫支的归还和耕种者的工作报酬以外，不能再负担百分之五的利息者，就不会有人来耕种。任何制造业和商业，如果营业所得除了经营者的劳力和冒险的报酬以外，不能再有百分之五的利息，就不会继续维持下去。如果有一个邻近国家，在那里货币的利息只有百分之二，它就会不仅从事于那个利息百分之五的国家所不能经营的各种商业，而且，由于它的制造家和商人能满足于一种较低的利润，就会更进一步，把他们的商品以低得多的价格推销到所有的市场。” [156]

这样，资本物品 的丰裕或稀少，对那构成资本 的价值总量，从多方面发生影响。它增多或减少商品的产量，连带地就增多或减少产品所售得的白银收入；反过来说，它提高或降低一宗地产的现在价值 （即资本 ）。

因此，资本物品的折旧和利息是不得不负担的必要支出，和劳动的工资以及种地的佃户的报酬一样。损耗的和用坏的资本物品 必须加以补充，以便保持资本 不受损失，保持它原来的价值总量；利息的高低必须适应资本物品 丰裕或稀少的当时情况。这一切支出都是“不可避免的”，就是经济上必需的，因为国家不能用暴力强制，不能“挪用其中的一部分应付国家需要而不对国家有所损害。……在一个国家里，除了土地的纯产物以外，没有任何真正可以随便使用的收入。” [157]

因此，租税的负担必须不仅从制造家和商人身上去掉，而且从农业和贷款上面去掉，同时不是像杜阁的批评者假设他说的那样，放在农业上面，而是必须放在地主和地主贵族身上，这些制造家、商人和农业家所付的这种地租都是付给他们的。

他说，不错，资本家作为“一种可以移动的资本 的所有人，可以选择还是用它取得地产，还是用它经营农业或工业，谋取利润”。可是，在他“已经在农业或工业上成为一个企业家”以后 ，他就不能再有所选择，和工业中的工人或者耕田的农夫一样。即使他是贷款给一个“地主或者企业家”，一方面和当时的工人和农夫不同，他还能“处置他自己的身体”，然而，对于他的资本本身，却没有再选择的机会，因为那资本已经“陷入企业的垫支中，收回资本就会损害企业，除非由一笔相等价值的资本来替代。” [158] 以贷款为业者“就他的身体来说，属于可以自由处置的阶级，因为他不忙于做业务工作，可是，就他的财富的性质来说，他又不属于这种阶级。” [159]

另一方面，贷款者或资本家从他的货币上所得的利息是“可以自由处置的”，因为，他个人可以随意使用。可是，就农业、工业或商业来说，利息不是可以自由处置的，因为它们并不是无代价地或无故地给他利息。利息决定于资本物品的一般丰裕或稀少，因此“是垫支的价格和条件，没有那种垫支企业就不能进行。如果这种报酬减少了，资本家将收回他的货币，企业就完结。”这利息的数目，既是这样决定于资本物品 的一般丰裕或稀少，“应该是不可侵犯并享受完全豁免的特权，因为它是对企业垫支的代价，没有这种垫支，企业就不能进行。侵犯它就会增加一切企业中付给垫支的代价，因而减损企业本身，就是减损农业、工业和商业。”

付给地主的地租，情况不同，因为他们并不自己耕地取得工资或利润，也不垫支资本取得利息。

“社会中一切其他阶级的收入，只是工资和利润，这些工资和利润，或是由所有人从他的收入（净所得，例如地租）中支付，或是由生产阶级的代理人从准备用来满足他们的需要的部分中支付，为了这些需要，他们不得不向那生产阶级购买商品。这种利润或是分配给工人作为工资，或是给企业家作为利润，或是作为对垫支的利息，不管什么形式，并不改变它们的性质，并不增加生产阶级所生产的在它的劳动的代价以外的〔净〕收入的数目——在这个数目里产业工人阶级所分享的只限于它的劳动的代价。

“那么，所谓除了土地的纯产物以外没有收入（地主的净收入，或地租）那个主题，仍然不受影响，一切其他每年的利润或者由收入来支付，或者构成那用来生产这种收入的经费的一部分。” [160]

这种情况怎样造成的呢，杜阁的解说不是根据魁奈的“自然权利”学说，而是根据一种历史的分析，这种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是一种经济的和制度的对历史的解释。 [161]

第一，是原始的土地耕作者之间的地域分工和产物交换。

第二，劳动者被这些土地耕作者雇用，或者，到了“后者的劳动使土地的生产超过个人需要时”，工匠的产品由耕作者用代价换取。

第三，那只有自己的劳动可以出售、此外一无所有的劳动者的工资。

“由契约规定（和耕作者订立契约），耕作者尽可能压低代价；既然他可以在很多的工人中选择，他喜欢用劳动代价最便宜的人。工人们因此不得不降低价格，互相竞争。在各种工作中一定会发生，并且事实上确是这样，工人的工资只以能够取得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为限。”

第四，耕作者的地位不同。

“土地直接给予他劳动的代价，不受任何其他的人的支配，也没有什么劳动契约。大自然不和他讨价还价，使他不得不接受绝对必需的最低生活。自然所赐予的，既不按照他的需要，也不按照一种用契约规定的对他的工作日的估价。那是土地生产力以及他用来增加地力的良好方法的自然结果，这两种因素的关系大大地超过辛苦的劳动。到了耕作者的劳动的出产超过他的需要时，他就能用自然完全作为一种恩赐所给他的这种多余部分，购买社会中其他成员的劳动。后者出卖劳动给他，只能获得他们的生活；可是那耕作者，在他的生活以外，聚集一笔自主的和可以自由处置的财富，这种财富他并未买进，可是他卖出。因此，他是财富的唯一来源，这些财富，经过流通，使社会所有的劳动获得生机；因为只有他的劳动所获得的收入超过他的劳动的工资。”

最后，当人口增长而土地稀少时，那耕作者本身变成一个佃户，起先作为自耕农，然后作为资本家。

“土地被人占有，开垦的越来越多。最好的地终于全部被占。只剩下第一批人所不要的瘠地给后来的人。可是，到最后所有的土地都有了主人。……所有权可能和耕作的劳动分开；不久确是分开了。……地产作为商业的对象，现在被买进卖出。……许多所有人的土地他们自己耕作不完。……他们不把自己的全部时间用于辛苦的劳动，而宁愿把自己多余的一部分给予愿意替他工作的人。……耕作者现在和所有者有了分别。……由于这种新的安排，土地的产物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包括耕作者的生活费用和利润以及他的资本所得的利息。剩下的是那自主的和可以自由处置的部分，就是土地在耕作者的垫支和工资以外完全作为一种恩赐而给他的那另一部分；这是所有人的部分，或者就是净所得，他可以靠它不劳动而生活，并且可以随意把它带到什么地方。因此，社会分成三种阶级：耕作者阶级，对这种人我们可以保留生产阶级 的名称；工匠和其他从土地产物中领取生活工资 的人。（这两种人所得的报酬都不超过他们的劳动。）第三，所有人阶级，只有这一种人，他们不因生计而被束缚于一种特殊的劳动，能被用来为社会的一般需要服务，例如军事和司法，或者由本人亲身服务，或者由他们从自己的收入中付出一部分，国家或社会可以用来雇人执行这些职务。因此，对这种人最适合的名称是可以自由处置的阶级 。” [162]

那么，这种纯产物，这种属于可以自由处置的地主阶级的、超出经济上必须付给劳动阶级以及必须作为对垫支的利息付给资本家的数目以外的净产量，是从那里得来的呢？这不是来自他们的储蓄。“虽然所有人阶级拥有较大的多余部分，他们却节储较少，因为他们有较多的闲暇，于是有较多的欲望；他们认为自己的家财比较有保障；他们对于怎样安逸地享受想得比较多，对于怎样增加家财想得比较少；享乐生活是他们继承的传统。”可是，其他阶级的工资收入者和企业家，如果他们“在生活外还有多余，……就用于他们的企业；忙于增加他们的财产；由于劳动，他们没有什么花费很大的娱乐和欲望；他们节储所有的多余部分，又投资于他们的营业，从而增加他们的多余。” [163] 因此这些其他阶级增加资本物品的丰裕，减低利率，扩大耕作范围到较低的边际，并增多属于地主的价值总量。 [164] 那么，如果地主的地租不是来自他们自己的劳动，或者来自他们的经营或储蓄上的利息，而是来自别人的劳动、经营和储蓄的增多了的产物，这种地租一部分是无代价的恩赐，完全由于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而来，同时一部分是一种强迫得来的收入，由于压低雇佣劳动和那种自己没有土地的农夫的报酬。

因此，这些地主应该负担一切租税。资本家不会受害，虽然地主会受损失。

“如果只有土地担负供应国家支出的租税，这种租税规定以后，购买土地的资本家在他的货币的利息里就不会把那必须派作租税的一部分收入计算进去：就像现今买地的人并不买进教区牧师所收的什一税，甚至只要是已经知道的捐税都不包括在内，而仅仅买进扣除什一税等各种捐税以后所剩下的收入。” [165]

难怪贵族因为杜阁实行他的理论而罢免他的官职，可是后来自食其果，发生了农民、工人和资本家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没收了贵族的土地；杜阁所要做的只是增加他们的捐税。

杜阁对边际生产力的说法，应该和五十年后李嘉图的说法比较一下。杜阁的是一种货币论，李嘉图的是一种劳动论。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他们得到相似的结论。他们都认为，地产的价值是一种财产的权利，地主作为单纯的所有人，取得这种权利而对社会毫无贡献；可是，资本物品的价值代表一种对社会有益的等值的商品和服务的生产。并且他们都认为，没有财产的劳动者只获得最低生活。但是，关于地租——地产的资本价值的决定因素——的根源，他们得到他们的结论是经过相反的道路。李嘉图的“地租”是自然在耕种边际上的较大吝啬和在较好田地上的较小吝啬之间的差额，就这种差别起源于土壤的“固有的和不可毁灭的”特质来说，杜阁的地租起源于自然对地主的无代价的恩赐，超出了资本家在李嘉图所说的那种耕种边际上所得的收入。可是，他们都认为，地租又和工资有关系，工资若是低，地租就比较高，工资若是高，地租就比较低。

李嘉图认为只有农业中有报酬递减原则和边际生产力原则，可是杜阁认为一切制造业、商业和工业中都有这种原则。因此，李嘉图对于农业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赋予一种因果关系的力量，它规定一切商品的价值；可是杜阁认为各种事业中资本物品的总的丰裕或稀少是因果关系的力量，它决定各种事业中边际生产力高低的程度。

他们分别由货币的和非货币的道路达到了相似的结论。李嘉图丢开货币，代以劳动者的生活作为“资本”，因而资本变成“物化劳动”的数量。杜阁仍然讲资本物品的形成是由于在货币流通中所支付的价格，因而他的资本变成“物化的货币”。

李嘉图的资本物品 是用工时为尺度的劳动力的出产，可是，杜阁的资本物品 是用货币为尺度的投资的支出。

另一方面，杜阁的资本 是未来的净收入的现在价值，可是，李嘉图的资本 是资本家用在劳动的生活上的过去的一部分总产品。

显然，杜阁和李嘉图分别根据货币的和非货币的假设而得到相似的结论，但是他们的理论的对象都是金属货币时代，不是银行信用时代；是个人企业时代，不是运行中的机构的联合行动的时代；是小工具时代，不是庞大的、由劳动大军操作的工厂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刚从封建主义或半封建主义中开始或半开始的时代。然而他们奠定了基础，后来可以在上面进行建筑。

如果我们引申杜阁的分析，把它变成后来一些经济学家的相等的名词，他的“价值总量”仍然是资本，不是作为一种价值的总量，而是作为预期的净收入的现在价值，或者，照他的说法，“估价”。这种“估价”有很多名称，例如资本、资本价值、资本化、投资资本、投资、垫支、借款、贷款。估价不是用羊或者小麦来计算，也不用白银或黄金，而是用银行债务。我们所有的不是在流通中的白银，而是商品市场上现在的和预期的交易的反复，把结果所产生的债务卖给银行，换取存款信用。这些债务构成资金、购买力、交换价值的尺度，它们相当于杜阁的流通中的白银的价值。这种信用交易的反复发生是由运行中的机构的代理人所经营，正是这些运行中的机构代替了杜阁的地产。那机构的所有权，或者不如说是那机构的预期的净收入（包括预期的利息和利润在内）的所有权，由公司组织的债券和股票代表，或者由地产证书代表。证券交易所成为杜阁的“价值总量”的市场；商业银行成为债务市场，代替他的白银市场；在商品市场上，他的“资本物品”的价格和数量是许多个别账户上借方记录的一再反复。他的资本物品 的边际生产力以及和它同义的资本 的边际收入成为运行中的机构的“债券收益”和“股票收益”，环绕着这两种收益，商业利率或高或低地变动。他的利息对价值总量的比率，变为债券和股票价格的上涨或下跌跟债券收益和股票收益的减少或增多成反比例。

3. 等待的稀少性

卡塞尔在1903年回溯到杜阁，他认为“价值总量”和“等待的数量”是同一的，利息是为了等待的服务而付给的代价。 [166]

杜阁区别了“资本”和“资本物品”。资本物品是以货币计算的物品的价值。资本是物化在物品里的货币的价值。作为利息付出去的货币是为了换取“资本的使用”而付出的。卡塞尔说，化成一种“算术上的数量来说，这种资本的使用是一种具有两面的数量，它的测量的方法是若干数量的价值乘 使用的时期”。

可是，他继续说，“这种测量法和等待的测量法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推论‘等待’和‘资本的使用’意味着同一件事 。事实上，它们表示同一生产业务；‘等待’用来表示供给劳务的人所做的事，‘资本的使用’表示购买劳务的人所取得的东西。” [167]

因此，等待是和工作的劳务一样，具有同样的重要性、根本性、生产性的供给生产手段之积极的人类劳务。卡塞尔说，“煤毫无疑问是一种生产要素，但不是一种不依赖其他东西的要素；它是由其他要素主要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可是，等待却不能像这样被变为更基本的要素；它是一种完全独立的和性质特殊的人类努力。” [168]

因此，生产的基本要素是工作和等待。从这里衍生的要素才是煤、小麦、金属、建筑物，甚至土地，以及最后消费资料之类的物质的商品。它们是工作和等待这两种基本的人类劳务过程中的各种结果。

悉尼耳（1834年）曾认为利息作为对禁欲的一种报酬是有理由的， [169] 禁欲是迟延消费资料的使用。可是，悉尼耳的概念只是对利息的一种伦理上的辩护，而不具有一种经济数量上的意义。后来（1874年），开因斯曾想对禁欲给予数量上的意义。他说，禁欲的测量方法，“是对于……所克制的财富的数量……乘 禁欲的时期。” [170] 可是，麦克文（1887年）曾批评开因斯，大意是说“禁欲本身不是一种主要的产业事实”。它仅仅是一种消极的因素——“不做”什么。“根本的事实是劳动的支出和成品的占有之间必须经过的那一段时间。” [171] 麦克文接着建议用禁欲这个术语来代替杜阁的“等待”。

卡塞尔批评麦克文，根据两项理由，等待的数量以及所等待的对象。他说，

麦克文的“‘等待’这个名词只包含一种成分——是一种‘单一的量’，只有时间一面。当然这是不能承认的；只说‘等待若干时期’而不说明所延迟的是什么 ，那毫无意义。也许麦克文的意思是‘等待’应该被了解为意味着某项具体 事物或享受的延迟。可是，假使那样，我们就应该放弃等待作为一种算术上的数量的特质，这一来就会使等待成为一种很无用的概念。而且，这样一种等待的定义，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缺点。很少有 什么具体事物的延迟；节约储蓄的人并不一定知道，假使他没有节约，他的钱会用在什么上面；他只是延迟若干数量价值 的消费。因此，在事实上 ，测量‘等待’的方法是若干价值乘 等待的时间。这种测量方法说明等待的根本定义；这种意义上的等待，是构成具体生产费用的各种服务之一。” [172]

对待哲逢斯所杜撰的两种概念，货币的“投资的数量”和心理的“禁欲的数量”， [173] 卡塞尔的方式和麦克文一样。哲逢斯认为“投资的总量”决定于两个可变的数量，一个是M，代表所投资的货币，另一个是T，代表投资经历的时期，结果投资的总量是MT。

可是，哲逢斯又创立了一种“禁欲”的量的公式，根据他自己原来发现的主观效用，作为快乐的程度递减，而按最后的效用加以平均化。因此，他的禁欲的数量是UT，这里的U是最后效用量，T是经历的时间。

可是UT，或者禁欲的数量，照卡塞尔的看法，就是MT，或者投资的数量。因此，为什么不把它也叫做M或货币，代替U或效用呢？卡塞尔的解释是这样的：

“用这样一种名词‘像效用’，”他说，“似乎不……正确。它只可能是想象的，因为我们还没有真正建立一种方法，可以直接测量感觉的强度。经济学家可以用作效用的尺度的唯一标准，似乎是购买商品时所出的价格 ；如果我们承认这个标准，就必须用M代替哲逢斯的禁欲数量公式中的U。结果这种数量变成和投资的数量相同。” [174]

这样，卡塞尔在杜阁的基础上发展，把所有后来的理论都变成一种算术上的数量，相当于杜阁的“价值总量”。我们不是仅仅禁欲，而是通过投资参加生产；我们不是等待消费资料，而是等待“若干价值的消费”。

可是，这种等待“价值的消费”是从杜阁的理论衍生出来的一种错误的说法。价值不是被消费掉，也不被节约，也不被等待。卡塞尔后来提出“资本控制”或者“资本支配”这些名词，作为相当于杜阁的“价值总量”和他的“价值的总数”这些名词的意思比较接近债务市场和商品市场上的议价交易。他们所指的是相当于债务那种无形体财产的法律上的控制。他在1918年说：

“‘等待’的意思是一个人在一个时期内，放弃对一定数额的价值的支配。由于这样，他使另一个人在同一时期内能够处分那笔资本。因此，从算术的观点来考虑，‘等待’和资本控制，其数量是相同的；并且，和资本控制一样，测量的方法是资本乘 时间。因此，那种理论一般的不必要用两种名词。在下文中，我们将用资本的支配也同时表示节约储蓄者对资本市场的劳务”。

“这样地解释‘等待’的意义，我们同时解释了劳务，为了酬报这种劳务，人们付给利息，作为一种算术上的数量。” [175]

这样，那假定相等的名词的意义就明白了。放弃一定数额的价值的那个人，放弃了另一方面的一般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他本来可以随意在任何现在的市场上使用。他放弃消费资料和资本物品两种的购买，这意味着他放弃消费和投资。由于这样，他使另一个人能购买消费资料或资本物品，就是，使别人能消费或投资。

可是，那两者不是相等的，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谈判的时候，面向着未来。

事实上有两个等待的人——储蓄的人和投资的人。这是无形体财产和无形财产的制度上或原理上的区别。当我们储蓄的时候，我们储蓄货币，等待债务人偿还。当我们用那货币投资的时候，我们购买商品或劳动，等待顾客来购买产品。不管在哪一种时候，都有一种意志的因素，为将来打算，因而承担和转移风险。法庭在必须判断由于交易而起的争执时，创造了各种财产权和自由权，来配合那参加交易的冲突的意志。那么，如果我们像法庭那样想象我们自己是在谈判的时候，从当时向前看，看到各当事人的目的和预期，我们就能分析一切交易中所考虑的种种经济打算，作为等待、冒险、预测和计划。卡塞尔，和其他的人一样，把这种未来性的原则称为“愿意”——“人们愿意等待”以及“愿意冒险”。两者是分不开的，“然而，在现代社会的许多交易中，风险减低到最小限度，实际上几乎不加考虑。” [176]

就是说，现代社会已经把由于交易而起的担保和债务那种无形体的财产，与自由和暴露那种无形的财产区别开来。

它们都是从决定交易的同一谈判中产生出来的，它们虽然是分不开的，然而是可以区别的。在现代经济的运行中的机构里，它们被区别为对机构的各种服务，因此该机构即承担补偿的义务。利息是对等待意志的报酬，工资是对工作意志的报酬，利润是对冒险意志的报酬。关于当初表明的意志或默契的意志与事后的履行之间一致到什么程度，可能是有争执的，但是造成某些特殊个人之间法律上的关系的，是当事人的意志；这些意志，如果不发生争执，就默契地生效，如果发生争执，就由法律的判决明确地使其生效。这种“法律的作用”，默契地或者明确地，是偿付或履行的义务的解除。经济的结果是相应的偿付和履行的债务。

把资本作为一定数量的“资本的分配”那种货币论的法律的和意志的概念（这种资本处分权我们称为法律上的控制），在时间方面，和古典经济学家把资本作为过去贮存为将来生产服务的物质商品的累积那种概念，完全相反。卡塞尔说明从过去到未来的改变如下：

“节约储蓄的人无疑地避免某些商品或劳务的消费。由于这一事实，就产生了一种极古怪的概念，因而在政治经济学里引起了很多混淆。资本被认为只是这些非消费商品的积聚，像亚当·斯密所谓在‘某处积藏的各种存货’；因此，人们就说，资本的作用是作为一种储存的基金，为了在劳动者的劳动果实还未成熟以前维持他们的生活。这种见解完全错误。实际上，所有避免消费 的商品和劳务，根本没有被生产出来；大体说来，只有消费者需要的东西才被生产。如果消费者决定要节约储蓄，把他们的钱投资于生产企业，那意味着社会的产业，在某种程度上，从生产立刻有用的东西转移到生产资本。因此，节约储蓄的意思是把生产的力量转向未来的目的。” [177]

因此，意志这种谈判心理的经济结果不是禁欲的痛苦的“成本”，甚至也不是什么等待的痛苦的“成本”。它的经济结果是意志的成本，放弃可能取得的另一对象，或是因为另一买户给卖户一种较低的收入，或者因为另一卖户要买户负担一种较高的支出。 [178] 可是，这种对象的选择使生产转变方向。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人类预测和计划的其他方面。其他一切，无论是预期的利息、预期的利润、预期的工资等等，都是一样，对现在机会的选择会把生产转向近的或远的将来，会有这种社会的结果。

可是，这种不同对象的选择，只是一种表面的说法，实际上就是限制选择的那种经济局面，这完全是稀少性的原则，因为有稀少性，所以必须付出代价才可能得到劳务。

等待的劳务必须由受益者付予代价，不是根据伦理的理由，而是因为稀少性的关系。

卡塞尔说：“利息是等待或者资本使用的价格。……可是，既然被报酬的劳务本身是由一年中所使用的一定数目的货币来计量，那劳务的价格将作为此项数目的一部分计算。因此，等待或资本使用的价格是用‘率’或者‘百分’之几来表示。然而，不应该让这种情况隐蔽了根本事实，就是利息是一种真实的价格，应该和一切其他价格处于同等地位。” [179]

这种一切价格的“同等地位”是卡塞尔对国家政策的主张。在古典派所发展的理想的物价制度下，例如他们的和重商主义的歧视政策对立的自由贸易政策，价格的社会任务或者公共目的要求任何同样的一项商品要有一个一律的价格。要这种一律的价格的原因是供给稀少，那价格防止次要的欲望获得满足，从而减少需求。可是，一种较高的价格也“使社会的较大一部分的生产性劳务被用于该项商品的生产。因此，一种物价制度不仅可以作为消费的调节者，而且可以作为社会的整个生产的调节者”。 [180]

利息作为一种价格也是这样。它必须高得足以引来充分的等待的供给，但是不可太高，以致引起需求的减少，最后发生等待的过剩。

既然对等待的需求和对资本支配的需求意义相同，所需求的数量“可以用一定数目的货币乘 一定的时间来求得”。一个资本一百万元的公司“每年使用一百万单位的等待”。为了使用这种等待所付的价格，或者利率，是它的稀少性的尺度。

这样，由于卡塞尔的深邃的识见，自从休谟以来各派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许多概念，都被归纳到同一算术上的数量，货币乘 未来一段时间，以及那普遍的稀少性原则。那许多概念之中，有些是显然主观的，例如禁欲、无耐性、时间选择、节约本能。有些是显然客观的，例如货币、资本、资本物品、资本货物、物质资本。一切都被集合在“未来性”和“稀少性”这两种意志的概念里，像等待和投资；我们从活动来说，区别为买卖的交易，从制度来说，区别为无形体的和无形的财产。

卡塞尔又区别长期的等待和短期的等待。

“……长期 的等待是等待的真正的和主要的形式。短期 的等待，和长期的比较起来，是次要的形式。这种等待所作的劳务只适应一种生产程序的小部分，最普通的是适应一种特殊的分配的状态；并且只有通过人为的手段，特别是通过复杂而巧妙的汇票方式，这种等待才可能实行。” [181]

威克塞尔在1898年创立了长期等待和短期等待的机能关系的观念。 [182]

Ⅴ 利息和利润贴现（或折扣）

利息和贴现通常被认为是同样的支出，不过是从现在和未来两种不同的时间观点来看，但是，既然一切谈判和交易发生于现在，一切交易中的普遍事实就是现在的贴现，而不是未来的利息。在数学上，我们知道，同一经济数量，例如年息百分之六，作贴现计算，大于作利息计算。并且在心理上也是贴现原则支配一切交易，因为未来的利息不如现在的贴现靠得住。庞·巴维克的理论以未来利息为基础，因此需要在现在的估值上加上一种未来的消费资料的贴水 ，以便使现在的和未来的价值相等。可是，这是假定那未来在现在 是已知的，其实不过是猜测。为了谨慎起见，较大的现在贴现推动交易，这种贴现，随着怕担风险的程度，可以达到巨大的比例。所以，如果我们从现在的观点出发，那就是利息贴现和风险贴现两者支配一切交易中的谈判。这是庞·巴维克的快乐经济和麦克劳德的贴现经济的不同，前者指望未来的较大的丰裕，后者注意现在有限资源的较大的牺牲，以及未来的较大丰裕还有疑问。

劳动者参加工作的时候，不是预先拿到报酬。他等待到发工资的日子。暂时他是企业中的一个投资者。每交割一样在雇主的原料上所加的使用价值，就增加他这方面应计的债权和雇主那方面的债务。那是一种法律上的程序，反复的提供和承兑。监工代表雇主所接受的每一件使用价值，使雇主同时增加了对雇工的债务。此项债务在发工资的日子清理，可是那使用价值混合在一种共同产品里，那雇主预期这种产品在商品市场或债务市场上将给他一种对另一个债务人的债权。这里的原则正像等待三十天或六十天后，原料供给者收到他们的原料的价款一样。

劳动债务是一种短期债务，由于劳动市场的惯例，劳动者的等待的劳务应得的报酬不另外计算，而是折算在他的工作的报酬之内。他所承担的风险也是这样。他对风险的预测，像亚当·斯密所说的 [183] ，在他未去工作以前，就参加他的谈判的心理，并且也折算在他的工作的报酬之内。习俗、法律、交替机会、讲价力，像在其他的交易中一样各自发生作用，然而，当那劳动者去工作的时候，他却因此已经在一项交易中，作为债权人，将工作、等待和冒险的未来报酬都予以贴现。这种用贴现来折算的程序，可以称为“预测”。它对工作、等待和冒险的未来报酬做出一种现在的经过贴现的估价。

说到雇主的市场的时候，在劳动市场上所暗含的意思，在商品和债务市场上都变得明确了。一个制造家预计在六十天后将卖出一种产品，那时候可以值六万美元。他向银行借款，由他自己出具一张六十天期的六万美元期票，交给银行。银行按年息百分之六将这张期票贴现。这就是说，银行在一笔五万九千四百美元的存款账户上成为对制造家的债务人，该款立刻可以支取。制造家用这笔钱购买原料，他开出由银行见票即付的支票，付给那出卖原料的人。或者，如果他要付出现金，例如工资和薪俸，他就开一张“付现”的支票，从银行提取通用货币，然后作为工资发给他的工资劳动者。

不管是用支票购买原料或是提取现金发付工资，事实总是那制造家答应付给银行家六百美元，作为使用银行信用六十天的代价，以便制造家自己可以在收到产品售价的六十天以前购买原料以及发付工资和薪俸。

这六百美元必须有人负担。实际上是这样负担的：那制造家现在所愿意付出的原料价格和劳动工资，比预期在六十天后可以收进的产品的售价，少六百美元。换一句话说，原料和工资的现在价值 是六十天后产品的扣去贴息的预测的价值 。

可是，企业家在他付给银行家的六百美元利息以外，又必须为他自己取得利润。如果他预期的赚头是全部售货额的平均年息百分之六，这种赚头就是每六十天百分之一。他取得这种利润也是通过同样的方法，在原料和工资上面少付六百美元。换一句话说，为了要给利息和利润两者预留余地，他在原料和工资上面所付出的，比预期在成品上所收入的，将要少一千二百美元，就是，如果他预期六十天后在成品上可以收入六万美元，他只能在原料和工资上面付出五万八千八百美元。这五万八千八百美元是具有六万美元“预测价值”的商品的现在贴现价值或现在价值。

因此，现在价值是预测价值经过双重贴现或折扣的结果，一种利息折扣和一种利润折扣。在我们的举例里，利息折扣是六百美元，利润折扣也是六百美元。利息和利润两项的折扣总共一千二百美元。双重折扣的准确性依赖预测的准确性。它结果可能是损失 ，如果那预期的价值成为现在价值的时候，少于六万美元；或者可能是利润 ，如果那预期的价值结果确是六万美元或者更多。

这种变化无常在配合商业循环的一种动态分析中，对我们关系很大，因为在这种变动的情况下，利息折扣和利润折扣反比例地相互影响。如果由于预期价格上涨和销售增加而利润折扣低，那么，利息折扣就可能高，像在1919—1920年那样。可是，如果由于物价下跌和销售减少的风险大，而利润折扣高，那么，利息折扣就会低，或者完全消灭，因为没有人借款。

这种变动现在在我们的静态分析中，对我们没有关系。如果利息和利润两种折扣不是一千二百美元而是二千美元，那么，现在价值或购买力就只有五万八千美元，而不是五万八千八百美元。较高或较低的预测折扣可以照此类推。

我们以前已经提到，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长期证券。如果发行一批股票的债券，票面价值一百万美元，实售九十万美元，预期股票和债券的年收益是十万美元或者百分之十一，那么，现在可以用于建筑的数目就是九十万美元。可是，如果这批证券售得一百一十万美元，这就是现在的购买力，对资本家来说，资本收益是年息百分之九。

费特教授在时间折扣和资本化的一般原则下，非常高明地概括了这些贴现和价格的原则。他从而看出了庞·巴维克的贴水和实际贴现程序的区别，他的方法是把一切未来的地租、利润、利息甚至商品的未来价格，都归纳到预期的净收入 这个单一的概念，这种收入，他和庞·巴维克一样，称为“租金”，可是他把它们推到未来，不像庞·巴维克保留它们作为现在的租金。然后，这些未来的“租金”一律用时间折扣化成现在的价值。这种经过折扣或贴现的估价是资本化的普遍原则，这是“资本”的现代的意义。 [184]

可是，费特的时间折扣很恰当地也是一种利润折扣。一种是等待一段时期的折扣。另一种是在预期的一段时期中变化无常的折扣。对等待的报酬是预期的利息收入。对冒险的报酬是利润或损失。风险折扣是一种损益折扣。

利润和利息往往同时变动。如果由于风险较少，利润的希望很大，借款的人就出得起较高的利息，像在1919年那样。如果利润的预测变成损失的预测，人们就不会再承担付出借款的利息甚至本金的责任，像在1932年那样。总之，企业滞缓或者停顿，因为风险折扣大大地减少了甚至消灭了现在的资本价值。

Ⅵ 交易的货币和价值制度

我们的讲价交易的周转的公式，向来不包括银行家在内。然而现代一切交易都需要银行家参加。甚至一般称为“货币流通”的“现金”支付，也只是从银行提出现金，而不在银行里转移见票即付的债务。这种现金又“流”入银行，偿付欠银行的债务。银行本身，如果缺少这种“流通中的货币”，就向联邦准备银行请求供给“货币”，因而减少它们在准备银行的存额。或者，如果流通的货币有多余，它们就把自己的“现金”还给准备银行，偿付对准备银行的债务，因而增加它们在准备银行的存额。

因此，一项买卖的交易中两个买户和两个卖户，他们作全部的债务支付，不仅各人必须在自己来往的银行里有一个账户，而且必须和银行家约定怎样取得支付手段，这种支付手段由那银行家自己创造，作为一种存款，以供进行交易。

这样，我们的一种完全的买卖的交易的公式必须有四个银行家，交易中的两个买户和两个卖户各有一个银行。这四个银行家是否实际上只是一个 银行家，那没有关系，因为没有一个银行会把某一顾客的账户的情况告诉任何其他顾客的。即使四个不同的银行通过票据交换所和联邦准备银行制度共同协作，它们的行动也不包括彼此交换关于顾客账户上的消息，虽然银行检查官经过宣誓保守秘密的手续，可以取得这种资料。因此，就交易中的四个参加者来说，他们每人各有一个分开的私人账户，以及各人和他自己的银行有一种私人的谅解。

因此，从每一笔商业交易中可能产生各式各样的短期商业债务，不管是个人票据、商业承兑票据、银行承兑票据或者其他票据。所有的票据有一点共同的事实，就是商品的出售造成一项商业债务，这种债务由银行家购进，而把他自己的存款债务卖给那商人。商业债务存在的期限从一天到九十天，一笔交易非到约期届满债务清偿时不算结束。银行家在交换中创造“过期”债务，因而是来取即付，其数额以商业债务经过贴现的未来价值为范围，这种存款是支票账户，顾客立刻可以开发支票，偿付他因为购买原料和劳动所负担的债务。

因此，每一笔借贷交易创造它自己的货币。并没有一种“流动”的货币的基金，而是反复地创造、出售和偿付短期债务，其数额等于被让与的所有权的贴现价值。因此，以后将发生两种价值上的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出量的增加，由于加上了劳动的入量；以及贴现的债务接近到期时价值上的增加。

第一种价值的增加在各种商品市场上出现，例如铁矿的价格变成生铁的价格，然后变成辗钢、农业机器以及餐具刀叉的价格，由最终消费者购买。第二种增加在货币或债务市场上出现，在这里每一笔短期债务由于时间减短而价值增加，直到清偿为止。

每一笔借贷交易因此创造它自己的货币，因为银行家是积极的参加者。以往关于数量货币论和商品货币论的争辩，其关键在于自然的因果关系，根据这种关系，人们认为先发生的事情是后发生的事情的原因，统计对这一点的证明或反证，在于说明货币数量上的变动是先于还是后于物价上的变动。可是，交易或预测的货币和物价学说，是一种讲预期物品的所有权的移转的学说，不是讲物品的移转，因为物品以后才来。双方协议的价值是取得所有权权利的价格，这种价格总是对最近的或遥远的将来的一种预测。这种因果关系在未来，不在过去或现在。米契尔的研究证明通常是价格的变动先来，后来才交货，然后货价的支付， [185] 这符合所谓价格变动的“原因”在于共同的对未来的预测那种原理，甚至这种未来延长到超过偿付的义务到期的日子。因此适当的因果原理存在于无数的交易中，其中创造货币的银行家作为一个对交易的指导者参加活动。工程师是效率专家，企业家是稀少性专家，银行家却是未来性专家。

很难理解，以往的货币数量论和商品数量论怎样能适用于这种估值的程序，这种在转移经济量的所有权、转移作为货币的银行债务以及消灭商业债务代以新创造的银行债务的交易程序中的估值。确实，这些都是“数值”，可是货币的物质数量在哪里？那数值是一笔买卖的交易中双方同意的价格或价值的算术的说法。我们所有的不是若干数量的货币，而是一种可以变化的银行债务的“周转额”，它的总额每三十天或差不多这样的天数就谈判、创造、勾销、再重新开始一次，可是，在数值上随着预期的商品、服务和债务的价格和数量而各不相同，这些商品、服务和债务的价值主要地决定以后所有权移转所造成的新债务的数值。在这种时候，物质的类比不适用——只有对周转率、迟滞量以及预测等等的统计的考察和实验才可能有效。交易的和预测的货币制度从所有权的估价开始，在这里每一个银行家的估价创造它自己的货币，供所有权的移转使用。

这种交易的货币论似乎包括并超过柯普兰为了否定数量货币论而论述的范围，柯普兰曾说明价格和贸易额（PT）在货币的数量和速率（MV）之前发生 [186] 。他在“交换方程式”的计算法中，说明“商品”只占支付的三分之二，其余那三分之一包括对“无形的东西”的支付，例如利息、股利、捐税、债券、股票等等。由于包括这些“无形的东西”，他得到这种结论，认为“大多数的时候，在因果关系上PT先于MV”。

可是，如果我们用商品的双重意义——物资和所有权——来区别一种商品，那么，所有权的移转总是先于物资的生产。这种所有权和他们所提到的那些无形的东西完全是同样的“无形”，因为它们都是指望未来的有形的物资，由于现在所有权的转移，那些物资将被一方提供出来，归另一方取得。在现在的交易中被移转的，不是物资，而是可以要求未来物资所有权的现在权利。这种道理适用于商品的所有权，和适用于股利、利息、捐税、股票，和债券完全一样。它们都是期待未来的物资的所有权，不管是生产物品或消费物品。那“交换方程式”，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现在时间点上的交易中，总是一种所有权交换的方程式。就是在这里，在交易的谈判中，价格被规定出来，因为付出价格是为了换取所有权，不是为了换取物资。

恰巧柯普兰的“无形的东西”通常较多地指望到远距离的未来，或者是取得最后物资以前的中间交易，而商品的所有权期待在物资提出或消费以前的短期的未来。这使得测量所有权的移转和物资的出现之间的时间距离，更加困难，但仍然必要。未来时间的长短 不是充分的理由，可以用来区别商品的所有权和其他无形的东西的所有权。它们全是未来，交换的方程式总是期待未来的所有权的交换，而不是一种物资的交换，不管是在现在的时间或者最近的或遥远的未来。因此，我们应该总是预期PT先于MV。

以上所述的一切，说明货币在现代的意义上是关于因交易而产生的债务的创造、可转让性及其解除的社会制度。如果偿付随即实行，不经过一段值得计量的时间，我们就称为现买或现卖，它和短期及长期债务有所不同，只因为省去了债务的可转让性那个中间阶段。因此，货币作为交换的媒介是它的次要的职能——主要地是一种创造、转移和消灭债务的社会手段。

可是，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如果每一项借贷交易创造它自己的货币，那全部总额每三十天经过一次创造和消灭，货币的定义就应该从静态的数量的观念改变为动态的过程的观念。那过程是无数的买卖的交易，其中有银行家参加。

我们认为，如果用动词代替名词，可以把一种过程解说得比较正确。名词可能引起误会，因为它们给人静的数量的印象，而动名词适合于买卖的交易，这种交易实际就是定价、估值和造成负债的程序，它们创造、转移、消灭和再创造经济数量以及把它们作为价值来计量的货币。价格、价值、债务都是在双方的协议转移所议定的经济数量的时候连带决定的，如果不能算是真正创造；所有的变化，按时间的顺序合在一起来说，是一种用交易的手段进行定价、估值和造成负债的程序。

我们已经说明货币计量稀少性的大小，这种大小，在把一种经济数量的一个单位孤立起来单独计量时，就是它的价格。价格是任何东西的稀少性的尺度，无论是商品、股票、债券、服务或者甚至等待和冒险。

可是，稀少性只是结合在一起共同发生作用、从而构成价值的各方面因素之一，每一方面必须加以测量，以便确定每一方面的变化性，因而确定那被估值的整个经济量的可变的数值。这种数值的大小以及和它相等的债务，对无形体的财产来说，不是单独一个可变数——价格——的数值，像我们如果对霍特里不充分研究就可能推论的那样，而是等于在交易中双方同意的总价值。这种价值和债务的数量，是现代短期和长期“资本”的数量，它需要分析。我们可以把它分析为九种或十种或者更多的能独立变化的可变的数值，每一种可以归结到，而且隐蔽在，每一项买卖的交易和每一项债务的货币计量总额里面。因为，如费希尔所说，“货币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从错综复杂中造成统一的计量标准。” [187] 大部分这些可变的数值，我们可以称为：商品或者所经营的证券的稀少性，支付手段的稀少性，等待的稀少性，预期的时间经过，所冒的风险，商品的数量，商品的种类和质量，财产权利，以及讨价还价的能力。我们把这一切归结为三种可变因素——使用、稀少性和未来性。

因此，必须创立一种交易论的价值的定义，说明由这些不同的独立的可变因素所构成的价值，这样构成的价值，其数量将与按这种价值转移所有权而造成的债务本身的数量相等。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使用价值”无法比较和计量，因而丢开不谈，只研究交换价值，简称“价值”。可是，所谓“使用价值”，如果我们的意思和他们大概一样，是指人们认为有用的物品的客观的物质特性，那么，使用价值就不难测量，并且人们向来总加以测量，利用许多不同的物质计量制度，例如钢以吨计，糖以磅计，面包以个计，电力以千瓦时计等等。而且又用越来越精细的“分级”制度来计量，从而标准化和区分质量上的差别。

这些物质的计量法的意义是每单位 使用价值总是完全一样（减去折旧或陈废），不管它的稀少性方面发生什么变化。这物质的方面是使用价值的出产额，它和同一质量的物质单位的数目成正比例地变动，例如十亿蒲式耳小麦的使用价值十亿倍于一蒲式耳。因此，使用价值的三方面，在买卖的交易中所必须考虑的，是种类、等级、数量、折旧或陈废，用物质单位计量。

可是，稀少性价值变动的方向相反。它和数量成反比例地 变动。像门格尔所说的那样，丢开货币和财产不谈，稀少性是需要的数量和可有的数量之间的社会关系 [188] ，当然这是供求的社会关系的一种说法。稀少性价值因此是两种可变量之间的关系，然而它们都不能客观地测量。那关系本身，以往古典经济学家用若干单位自然对人的阻力来计量，快乐主义经济学家用若干单位自然给人的递减的快乐来计量。可是，这些是人格化。从所有权出发的稀少性的尺度是价格。价格是“稀少性标签”，我的一个学生有过这样的说法。在这里我们所测量的——不是直接测量供求，也不是门格尔的需要的数量或者可有的数量——而是测量两者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的影响 ，这种影响表现在每一项买卖的交易中双方同意的价格里。有些类似我们测量热量的方法，不是直接地，而是间接地用水银的膨胀和收缩来测量。温度表是一种人造的工具，为了准确地测量热的影响，如同货币是一种人造的工具，为了准确地测量稀少性的影响。一种是机械，另一种是制度。机械测量一种机械的数量，制度测量一种所有权的数量。

可是，如同在一切计量的制度中一样，测量的工具必须具有和被测量的东西同样的大小或轻重，不管我们是直接测量那东西本身，或者只测量它的影响。“码”直接地测量长度。“磅”间接地测量重量，由于用相同的影响来比较。无论如何，创立一种人为的单位，总要使差别和变动能用数字的语言来计算和比较。对于稀少性也是这样。那人为的数量是支付手段，它的稀少性也是需要的数量和可有的数量之间的社会关系。所需要的数量是需要用它来支付。可有的数量是由政府、银行和企业机构的共同活动所供给。还有，我们不能直接地测量需要的数量和可有的数量。我们只能测量个别的买卖、信用和“资本”交易中两者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的影响。因此，价格是两种稀少性关系之间的一种关系，其中之一的货币，被区分为大小不同的单位金额，用来量度另一种稀少性关系。

在这一切测量数值上相对变化的方法中，我们可以像已经用过的那样，适当地使用原因和结果那种意志的名词，因为我们不是和复杂的宇宙总体发生关系，而是测量特殊因素的特殊变化，这些因素是根据限制性的和补充性的因素的原则，从宇宙总体中选择出来，为了指导和控制目前的人类行为。

价格确实是稀少性的结果、原因和尺度，这在买卖或讨价还价的程序中可以看出。在这里意志的程序是人们熟习的，并且认为当然。我们用两种计量方法，稀少性的计量法和数量的计量法。一种是稀少性价值的尺度，另一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小麦的价格是每蒲式耳一美元。为了测量稀少性，我们自然地假设使用价值的数量不变，总是一蒲式耳。那么，和可以用来购买此项小麦的货币有关的小麦的稀少性，就随着美元的数目多少而变化，那是它的价格。可是，为了测量使用价值的数量，我们就自然地假设价格不变，从而丢开稀少性不管，那么，使用价值就随着蒲式耳的数目多少而变化。当我们把两者合并在一个数值里的时候，那是“价值”，含有它的两种可变数，稀少性价值或者价格，和使用价值或者物资的数量。

上面所讲的这种价值的意义，等于费希尔对价值和价格加以区别以后那种价值的意义所根据的原则。 [189] 在这方面，费特在关于“单位”的意义上对费希尔的批评，是测量法的理论本身原有的含义。当一种被测量的东西具有两个或更多的可变因素时，能对其中一项因素单独进行测量的唯一方法，就是假设其他因素不变。那些其他可变因素并不消灭——它们仍然存在，不过它们的可变性被消除了。价格经双方同意以后，另外再协议按这种价格购进的数量。价格是单位量的价格，价值是按这种价格购进的若干单位量的总数。因此，在单位量的时候，显然价值和价格的意思是指同一数值。

可是，在“若干单位的总数”的时候，把总数的价值 说成总数的价格 ，就违反习惯用法。一辆汽车的“价格”是一千美元。这也是双方所同意的那汽车的“价值”。可是，如果是两辆汽车，那就有两个价格，两个价格的总数是两辆汽车的价值 。同样的习惯适用于一所农场或者整个一家运行中的机构，作为一个单位来说。购买那农场或整个机构所付的“价格”也是那农场或机构的“价值”。可是，如果所买的是若干农场或机构的一种集合体，那就是集合体的“价值”，而不是“价格”。

价值和价格的这种区别之所以产生，不是仅仅因为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的唯一区别是数量上的区别。那是因为“价值”是一种平面的或两面的概念（省去未来性）——具有两种不同的因果关系，一种是稀少性价值或价格，决定于供求，另一种是在交易以后的劳动程序中被创造出来的使用价值的产量的多少。

同样的理论适用于可以相互代替的物品，在这里所有的单位完全相同。小麦的“价格”是由于假设使用价值的数量经常是一蒲式耳，不会变化，因而双方同意的供给和需求，或者价值的稀少性的一面。然而，只有对这一蒲式耳来说，价格和价值是相同的。可是，对一蒲式耳以上或者一批农作物全部来说，那另一面——使用价值，物质的一面——是可以变化的，对于这种单位的集合体，应该用的名词是价值。

因此，在买卖的程序中凡是定价和估值的时候，可以说有关各方总是明确地或者由于习惯而自然地测量价值的两面：用价格测量稀少性方面，假设一种习惯的或法定的使用价值单位，以及用这些物质的单位测量物质方面，假设一种双方同意的单位价格。两者的结合是估值，其结果（包括未来性折扣在内）是价值、“资本”以及和它等值的债务。

这是货币为什么是一种和商品不同的东西的一个原因。它是计量的标准。每一项交易必须用两种合法的计量单位——一种支付的单位和一种履行的单位。履行的单位用来表示交易中约定必须交货的商品的数量。支付的单位用来表示必须支付的商品的单位价格。两者的倍数是价值，等于交易所造成的两种债务。没有这些合法的计量单位，现代商业不能进行；如果要说明自从国王任意改变单位那种时代以来的商业，经济学家使用合法计量单位以外的东西，是不容许的。在家庭经济学里可以那样做，可是在商业经济学里不能。这是一点，在这里“制度”经济学用它的业务规则替代心理的和劳动的经济学，因为计量单位是强迫性的制度，不是心理学或传奇式历史的幻想。

当费希尔用一蒲式耳小麦的说法来说明他对“数量、价格和价值”的分析时，我们理解这不过是说明需要有一种共同的单位作为价值的尺度，因为所有他的实际计量标准都是用货币单位。 [190]

甚至在心理学的领域里，维塞尔也有这同样的情况。费希尔很可以引证维塞尔作为他自己的“新奇的建议”的一种“前例”。维塞尔的值得注意的“价值的反论”那一章 [191] ，正是费希尔的概念，不过他所根据的是随着物品的数量增多而递减的边际效用。然而，因为他的“边际效用”只是价格的人化，他的“价值的反论”也只是那普通的价值概念，所谓价值决定于两个可变数，价格和数量。既然价格，或者“边际效用”，随着数量的增加而减少，那就是说总额的价值 增涨，如果数量的增加超过价格的下落，总额的价值低减，如果价格下落的速度超过数量增加的速度。这是“价值反论”的一种公式，二百余年前就由格雷戈里·金用货币算出 [192] ，并且是人们在一切商业和统计中很明白的价格、数量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十九世纪的劳动和心理学说把经济学家引入幻想和魔术时，那是从金氏原来的商业意义的一种错误的演变，因而使费希尔到1907年还不得不说他的公式“有些不合于经济学上的习惯”。它并没有不合于商业上或法律上的习惯，或者常识，或者金氏。

然而价值还有其他的意义。有一种意义是经济学家和大众习惯用法所需要的，因为货币的一般购买力不稳定。货币作为稀少性的尺度，不是一种稳定的单位，像码或蒲式耳作为数量的尺度那样。它可以说是像气压计，它所表示的气压必须按海拔高度的不同加以校正。货币上校正的方法是人们所熟悉的。就是把现在所有的物价按一种基数水平，例如1860或1913年的水平，加以折合。这种一般购买力的反比例，就叫做“货币的价值”，物价的均数上涨，就是币值降低，均数降低，就是币值上涨。

但这种价值的意义不是穆勒的“一般购买力”的意思，后者包括货币在内，作为属于同类的“可以购买的商品”之一，这种商品，一件东西的所有权可以加以支配。它也不是所谓“价值可以用任何一种财富、财产或服务来表示，而任何东西的价格总是用货币表示”， [193] 那种说法所包含的意思。这里“财富、财产或服务”大概包括货币在内，价格并不是属于不同种类的东西，而是财富或财产的价值的一种特殊状态。照这样来说，价值的意义和穆勒的意义相同，包括货币在内作为可以购买的商品之一。相反地，“货币的价值”那个名词只是一个简略的名称，代表货币价格总额的反面，表示货币作为一种计量单位的不稳定的程度。这，我们可以称为购买力观点的价值的意义。

和交易的及购买力的价值的意义有密切关系可是又不相同的，是通常由“名义价值”和“实际价值”这两个名词所表示的那种区别，像我们说实际所得或实际工资和名义所得或名义工资形成对照。这种实际价值的意义最接近穆勒把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意义，以及以“财富、财产或服务”为根据的价值的意义。可是，它在本质上不同，因为那些意义包括货币本身在内作为可以购买的商品之一。而“实际价值”完全撇开货币作为属于不同种类的东西，因此是“名义的”，虽然在交易的和购买力的意义上它是“实际的”，和买、卖、债务以及资本的现代意义同样的“实际”。然而，农夫或工资劳动者想知道他所卖出的小麦或劳动究竟能换得多少他所买进的商品。他只有撇开货币价格才能够计算那种数量。古典派和效用论经济学家用劳动或快乐代替货币，真正所要排除的就是这种“名义价值”的意义。现代统计学实质上但不是实际上排除货币，它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货币是名义的，而是因为要达到一种不同的目的——测量财富分配上的变化，所用的工具是货币。

价值和价格的其他意义，含有伦理的或心理的成分，例如“评估的价值”，属于我们所谓谈判的心理，因为，如果在任何谈判中把它们变成可以计量的尺度，就是货币价值。把这一切都考虑在内，我们有三种不同的价值的意义，都是基于同一概念，认为货币和那种可以用货币买进卖出的东西有区别，它属于不同的种类。一种是交易的价值的意义，作为价格、数量和未来性折扣的倍数，因此和债务及“资本”等值。另一种是购买力的价值的意义，作为价格的总额。第三种是分配的价值的意义，作为实际价值，以货币和价格为财富分配的工具。在这几种意义里全有那几项原则：稀少性，以价格为尺度；使用价值的数量，以物质单位为尺度；以及价值，作为价格和数量相乘 的总额。

可是价值还有其他一面的可变因素，以前所讲的已经包含这个意思，经济学用这第三方面——时间 的长短——来运行。可是，在交易的估值程序里，时间总是未来时间 。未来性在等待和获利（冒险）两方面发生作用。这两面都是折扣大小的问题，由于这种折扣，一个未来量的现在价值，在货币的数量上，总是小于假使在交易依法生效的现在时间和预期获得结果的时候之间没有一段距离时的价值。我们已经辨别了未来性的影响，作为利润折扣和利息折扣。两者都是变动很大的。假使两者之一达到百分之一百的折扣，现在价值就完全消灭，产业停顿。1929年7月以后几乎所有的产业都缩小范围，其起因是利润折扣，不是利息折扣。

冒险和等待通过两种不同的时间的意义而发生作用，商品经济学家对这两种意义不加区别，这一点从他们不能辨别利润和利息中可以看出。一种是时间之点的重复，在这些时间点上预期某些事件会发生；另一种是两个时间点之间的距离，在这一段时期中利息产生。这是一种时间的“流动”和一种时间的“经过”的分别，往往辨别不清。预测是预期的风险，可是等待是预期的延迟，两者合在一起造成银行。未来性的这两面在事实上是分不开的，因为银行家也是预测家，可是两者在测量的标准上可以分开，甚至可以在银行家和其他企业家的分工中分开。

事实上，一切有价值的商品在空间上总是或多或少地有相当距离，在时间上或多或少地总是未来，像“欲望”或“需要”这种名词所表示的那样。到了不再需要的时候，像“满足”所表示的那样，它们已经越过现在的时间点进入过去。

在价值的这个未来性方面，显然有“隔着相当距离的行动”，这是心理的价值学说的根据。然而，经济学家对心理学的需要只有在未来性方面，如果他们理解“效用”和“反效用”是稀少性的人格化。因此，交易论的价值的定义成为一种有意义的定义，因为它包含未来性。实际上，很显明，整个的价值概念是意志的而不是机械的，因为价值是对预期于未来的东西的现在的估价，不管是立刻的、短期的或者远期的未来。这种心理的作用是意志统一一切的原则，这一原则把所有的可变因素结合在一起，既然意志本身的变化性很大，也许可以被指定为价值的另一种可变因素。可是，这是多余的，因为心理的变化性无法测量，而且不管它有什么影响，已经在各种未来性的测量标准的协助下，包括在谈判里面。

实际上，未来性必须根据主观的心理吗？是不是有一种它可以作为根据的“客观的”心理呢？不倚靠哲学的或理性主义的关于客观性的理论，有没有一种经济学上的对象，既是心理的又是客观的，但不是一种商品？它必须是那样的一种东西，不依靠从事于估值的个人的感觉或意志，就能把未来和现在结合起来。如果有这样一种东西，它能把未来和现在结合起来，并不依靠每项买卖的交易中个人的意志，那么，这种东西就符合客观性的真正意义。事物并不必须是物质的而后才可以是“客观的”。它只须不依赖任何个人的意志。理解了这一点以后，我们所说的那样东西就是集体行动，它可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麦克劳德第一个主张这研究对象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财产。麦克劳德是用律师的职业语言在说话，律师为了本身职业上的用途，觉得把财产和财产权作为相同的东西就够了。然而，财产这个名词，为了适合经济学而加以分析，包含三种可以分开的概念，就是稀少性、未来性以及集体行动所造成的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不是预期会稀少的东西，都不是财产，凡是预期会稀少的东西，很快就由集体行动使它进入财产权的意义的范围。当预期的波长的稀少性引起关于使用权的冲突时，连空气也必须加以限额配给，归个人专用。

财产的这种稀少性—未来性方面，像我们以前说过的那样，在美国对公用事业的估值中已经造成它自己的一种特殊的名称，就是“无形的财产”或“无形的价值”。无形的财产是取得预期的经济量的权利，这种经济量的计算标准是作为从预期的商品或服务的销售中可以产生的价值；立法的行为，如果“不合理地”削减公用事业公司将来所取的价格，法院就认为是没收公司的财产。它没收预期的稀少性价值。

这种“无形的财产”和麦克劳德的“无形体的财产”肯定不同。无形体的财产现在必须区别为一种债务——债权人（包括作为征税权威的国家在内）迫使债务人偿付一定数目货币的权利。可是，无形的财产是完全不同的各种预期，例如商誉、专利权、铁路的评价、继续营业的权利、可以参加某一种劳动市场的权利，它们的现在价值决定于在集体行动的控制下预期可以从未来交易中获得的数量和价格。因此，甚至无形体的财产可以用转让的方法变成“无形的财产”，因为债务现在有一种市场价值，债务的“价格”，它根据长期、短期和即期债务的不断变动的比较稀少性而上涨或下落。这种债务的市场价格是它的稀少性价值或价格，并且这种市场价格就是债务市场上的“无形的财产”，正如商品、服务或劳动的预期的价格是其他出卖者在其他市场上的无形的财产和无形的价值。它们的“无形”是它们的稀少性和未来性，这两项东西的预期是财产，它们的价值的尺度是价格，它们的“客观性”既是资本的现代意义，又是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不依赖个人意志，造成财产的权利。

因此，不管是有形体的财产、无形体的财产或者无形的财产，财产的意义是四重的：有用性、稀少性、未来性以及集体的法律上的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等关系。它意味着占有、保留、让与、取得和不受干涉的权利。这是买卖的交易的定义。当财产被购买时，这些所有权的关系的全部或一部分就转移。所交换的不是物质的东西——那是一种劳动程序——不如说所转移的是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从心理学来说，这些是一种未来的预期的移转，然而这些预期在现在的买卖的交易中具有一种贴现价值。

麦克劳德错误地把无形体的财产叫做商品，离开有权利可以取得的未来的商品或货币，独立存在。他像一般的律师那样，没有把商誉及专利权那种无形的财产和债务那种无形体的财产区别开来，因为两者都是可以出售的。这种无形的财产，在可以转让的意义上，也是一种“商品”。麦克劳德的双重错误起因于他的不正确的“时间”的概念。然而，如果像律师麦克劳德以及一切律师所知道的那样，财产权不过是一种制度上的方法，为了使未来的预期可以靠得住，从而把未来的商品、未来的价格以及未来的货币和现在接合起来，由于使别人将来不得不交货、付款或者不得干涉市场和价格——那么，财产权就和商品本身同样是客观的，因为连商品也只是指未来的商品，而财产权是指其他的人在交货和付款方面的未来行为。其他的人的这些未来行为是客观的，不是因为它们是物质的商品，而是因为它们不依靠任何个人的意志。再说，财产权像这样解释，不把一件商品计算两次——一次作为商品，又一次作为对商品的权利——它们计算同一商品所有权的未来和现在。

在时间的作用和客观性的意义方面作了这些修正以后，麦克劳德的基本命题是对的。制度经济学和工程经济学及家庭经济学有别，它的研究对象不是商品、不是劳动、也不是任何物质的东西——而是集体行动，它规定有关所有权的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的业务规则；这些是买卖当事人的现在的预期，认为社会将注意使他们买卖的价值由他们自己和别人在将来予以实现，无论是关于商品、劳动、货币或者任何现在人们预期会有未来用途和稀少性的东西。

这是价值的另一方面的可变因素——对于集体行动通过法庭、行政、评议会、委员会，以及发行钞票的中央银行所执行的习俗、法律、权利和自由将如何处理的预期。价值的这一方面的可变因素通常被人作为一种不变数，因为价值是一个名词，不是估值的程序。可是，不仅苏联证明它是可变的，而且美国法律史也证明它的变化性很大。我们不直接地加以测量——而是根据它在现在交易中对货币估值上的影响来测量。

因此，事实是我们并不买卖商品——我们买卖它们的价值，这些价值是经济量的货币计量，其对象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对未来的东西的法律上的控制的预期。这种法律上的控制是预期的集体行动。

经济学家自然地反对这种法律上的价值和价格的定义，认为是表面的。他所要的是在它下面的真实。可是，真实是有的——那是人类所想望的一切“物品”的未来的 真实。这种预期的真实跟着买卖的估值而来。需要经过两种步骤，一种法律的程序，要求付款、履行和不干涉；以及技术的程序，在所有人的命令下进行商品的制造、运输和交货。它们的估值成为人们熟悉的谈判心理，这种心理现在在估值的程序中进行业务，交易当事人预期在所希望的政府、产业和银行的稳定状态下，取得未来的具体真实。

通过价值协议进行合法控制权的买卖，是一种高度的心理程序，只有心理学的语言能予以解释，因为它的本质是未来性。可是，所需要的心理是劝说、强迫、命令、服从、恳求和争论的谈判心理，不是商品的快乐和痛苦。一项交易的各当事人都有他自己的竞争者和对方当事人的竞争者，并且受他的需要和选择机会的驱使。这意味着初步的谈判，法律的分析把这种谈判归结为劝说或强迫、公平的或不公平的竞争、均等的或不均等的机会、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价格，这一切全受稀少性、预期以及当时当地的习惯上和法律上的准则的支配。后来假使劝说、公平、均等和合理这些条件不能获得满足，或者当事人完全置之不理，那代表集体的法庭就根据历史上著名的契约学说，解释谈判，认为其中含有一方出价和一方接受，这就造成一项债务，其数值决定于以上陈述的价值的各种因素。

这样，经济学上的价值的概念以及实际上现代“资本”的概念，和其他科学上的种种概念一样，经过几个历史阶段，最后才达到一种用数字表示的纯粹相对性的学说。它最初从通俗的原始的一种物质上客观的东西的概念开始；然后转变到一种非常主观的东西；然后加上未来时间的一面；然后接受了财产的概念，那是稀少性、未来性以及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的客观的等值物，这些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又是稀少性的集体的结果和原因。然后，根据人们已经承认的计量单位，这些各方面的可变因素，或是直接或是间接地，由于它们的原因或结果，开始被结合起来，成为用数字表示的计量单位，表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不断变动的经济关系的不断变动的数值。这种程序中使用着三种计量单位系统：使用价值的物质计量单位，稀少性的货币计量单位，以及预期的风险和等待的货币计量单位。通过这些预期，人们作出综合的估值。

这九种或十种估值的因素以及和它们等值的债务可以归结为三项：稀少性，表现于三方面，商品的稀少性，支付手段的稀少性，等待的服务的稀少性；数量，表现在使用价值的种类、质量和数额上；未来时间表现在等待和冒险的折扣上，其中冒险再分为自然的风险、个人的风险和集体行动的风险。

因此我们作出一种交易论的价值以及和它等值的债务的定义，甚至适用于现代资本，这种价值由稀少性、使用和贴现折扣这些方面的可变因素构成，它们的联合的变化性被折合为贷款和账上的借方记录。

这样我们从心理学过渡到有形体的、无形体的和无形的财产，这是现代的资本和资本主义。正当美国法院在创立无形财产的概念时，经济心理学家在创立一种相似的心理学。这一点在费特身上达到了最高峰。他的心理经济学具有无形财产的许多特质，可是，因为它是个人主义的，它不能有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平等的讨价还价能力或者合法程序那种制度的概念。这一切都包含在交易论的货币制度、货币的价值的意义以及社会的集体行动里面。

Ⅶ 利润的边际

关于利润在国家或世界经济中所起的作用，有两种不同的问题。一种是动态的问题，什么东西使得机构运行不辍？另一种是静态的问题，获利者使机构运行不辍，所得的利润占国民收入的什么比例？前者我们称为利润边际 ，后者我们称为利润份额 。

两种衍生的和从属的利润关系，我们区别为利润率 和利润收益 。利润率是按股份的票面价值计算的比率；利润收益是股份收益，或者根据股票的市场价值计算的股利率。如果利润率是股票面值的百分之六，而股票的市场价值是百分之二百，利润收益就是百分之三，或者如果股票的市价是百分之五十，利润收益就是百分之十二。

从投机家和投资家的私人观点来看，这些从属的问题相当有趣，可是从社会观点来看，问题是两重的——利润的边际怎样使得国家运行或停止，社会对这种服务所付的代价是太多还是太少？一种是程序的问题；另一种是认为这种程序是有益或有害的问题。这两者通常并不分开。两者都是具有社会重要性的问题，因为获利者是一切其他各种人的发款员。是维持机构运行比较重要呢，还是公道地分配出产比较重要呢？

经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从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在这一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时代开始，就可以区别两种主要的可是对抗的关于繁荣与萧条交替发生的原因的学说。一种我们称为利润份额 学说，另一种称为利润边际 学说。两者都基于一项根本事实，就是，对产业具有法律上控制权的企业家，由于这种控制权，决定生产和就业是否继续、扩大或停止。支配他们的唯一动机是“利润”。公司组织现在甚至控制着制造业中生产总额的百分之九十，并且实际上控制农业以外其他产业中的全部生产，这些公司是由法律创造出来，完全为了适应利润动机。个人可能有其他的动机，可是当他们加入公司组织时，一切其他动机都丢开不谈。公司是追求利润的机构，如同教堂是敬神的机构，以及家庭是爱情的机构。

根据法律上的控制权这一根本事实，利润份额论者认为国民收入中归于所有权的收入太多，例如地租、利息和利润，而归于消费者的收入太少，特别是工资和薪俸。因此，消费者不能购回他们自己作为劳动者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因此生产过剩，结果是商业萧条和失业。这是马尔萨斯派的学说。

利润边际论者认为，商业萧条和失业的原因是企业家不能在一切费用以外取得足够的收益，让他们能获得利润，继续经营，不遭受损失和破产。这是李嘉图派的学说。

马尔萨斯派的利润份额论的四个阶段，我们将区别为消费阶段、储蓄阶段、股利迟延和销售迟延。

另一方面，利润边际论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假设利润的边际只能用削减工资来维持，而后来的理论认为工资增加还是可能维持利润，只要价格水平不降低，而是仍然稳定，或者增加得比工资更快。前者是李嘉图派的学说，后者是从威克塞尔的学说推论出来的。

利润边际是为了各种用途而引起的负债和全部产品销售所得的总收益之间的差额。这种边际通常被称为“销货利润”或“净利润”，为了要销货而引起的一切负债的总额通常被称为“销货成本”，或生产成本。然而，既然利润和损失是不断变化的资产与负债的差额，我们用制度的名称“负债”替代古典的名称“成本”。

可是，在这方面，我们将区别营业边际和损益边际。营业边际是营业净收益，从这里面产生捐税、利息和利润，可是损益边际是支付营业费、捐税和利息以后余剩的纯损益的净收益。因此，我们有几种附属的利润边际需要考虑，其中的三种我们称为“应税边际”（利息付过以后），“财务边际”（捐税付过以后），以及“价格边际”，或者价格变动对利润边际的影响。 [194]

下列一种典型的收入表的百分数表，就我们现在的目的来说，将表明这些不同的边际之间的关系，并且可以作为“利润的边际”以后有关各节的一种提纲。正是这些可变的利润边际，需要和利润的份额加以比较。

典型的收入表(百分数)

1. 利润的份额

“利润的份额”决定于我们所谓“利润”的意义。共产主义者和早期经济学家未曾区别利润和利息。可是，我们现在加以区别。利息是由法律执行并且在契约中规定的报酬。法律保证债务人将偿付，只要他有财源。否则，法律就宣告他破产。利息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一种法律上的关系。可是，利润不是由法律保证的。利润是买方和卖方、借者和贷者、雇主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其中每一方都有可以自由地参加或不参加，每一方因为对方有这种可以参加或不参加的自由，都暴露于或者获利或者损失的情况。它是法律所允许并且由法律执行的一种自由—暴露的关系。利润的获得是通过按低物价或者按低工资、低利率，或低地租买进的交易和按高价卖出的交易。反之，结果就是“损失”。

因此，那些对公司组织和一般企业握有法律上的控制权的人，总是在追求利润，恐怕损失。那么，他们的工作是两重的：预测和计划，而那些取得纯粹利息的人仅仅是储蓄和等待。 [195] 利润是预测和计划的结果，这是何以在私有财产制度中，能获利的人取得产业的合法控制权，如果他们不能获利，就通过破产而丧失法律上的控制。因此，我们问利润的份额 多少，就是问全国为了预测和计划付出多少报酬。可是，我们问利润的边际 多少，就是问个人企业家和公司组织在付掉他们的债务以后还有多少剩余。

柯普兰采用金氏的计算法，估计1925年全部商品和劳务的国民总收入可以估值八百二十亿美元。可是，这包括那种还没有列入货币系统的“非现金”项目，例如自有住宅的租金价值、已经估计但是未用货币支付的利息，以及生产者自己家里消费掉的产物。这些非现金项目的价值估计有八十亿美元，因此估计的货币收入是剩下的七百四十亿美元。这种货币收入分配如下。 [196]

货币收入的分配(1925年)

因此，根据这些算法，可以看出，职工取得全国货币收入的将近三分之二（百分之六十三），百分之八归于租金和特权报酬，百分之五归于利息，其余归于利润的一份约为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股利百分之六，利润百分之十八）。

可是，这四分之一的国民收入包括那些不是公司股东的所有人（例如，农民和非公司组织的商店）会 以工资和薪俸形式收入的数目，假如他们是职工的话。金氏估计，假使他们的利润被分为纯利润 ，和他们假如作为工资劳动者、律师、医生或者股东会 得到的劳动收入 对比，那么，纯利润就会只有四十亿美元，他们的劳动收入就会是九十五亿美元。纯粹利润，包括股利在内，就会是大约百分之十一（股利百分之六，利润百分之五），一方面利润获得者的劳动收入就会是全部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十三左右（24-11=13）。

可是，这种利润和工资薪俸的比拟可以不必重视。企业所有人并不因为他自己的工资或薪俸而对自己负债。他冒着得不到工资和薪俸的风险，和得不到利润的风险一样。他可能以利润的形式实际上获得一种收入，不超过甚至还远远不及他付给别人的薪俸或工资。可是，那是在数字已经编就以后的回顾，不是企业经营的方法。企业所有人是向前看的，他可以叫做自己的工资或薪俸的那种东西，如果能得到的话，将合并在预期的他支付了一切债务以后所剩余的利润边际里面。换一句话说，为了经营业务谋求利润，他变成对别人负债，要付给他们工资、薪俸、租金、特权使用费和利息，然后凭先见和计划，碰机会在将来取得他自己的工资或薪俸，不是作为工资或薪俸，而是作为利润。利润的边际不仅是纯粹的利润——而且是表面上是利润而实际是企业家的工资和薪俸的边际。

因此，我们可以回到金氏的计算法，不求十分精确，我们可以估计，像在1925年，劳动取得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六十。作为工资和薪俸，财产所有人和企业家取得百分之四十。这百分之四十再细分时，其中百分之九归于租金，百分之六归于利息，百分之二十五归于利润。换一句话说，如果全部国民收入，用美元计量，是七百五十亿，那么，劳动分得的份额是大约四百五十亿，财产所有人的份额是三百亿，后者再分为租金七十亿、利息四十亿和利润一百九十亿。

显然，如果劳动只取得产品的百分之六十，那么，以货币形式归于工资和薪俸的一份 就不能购回全部产品。

根据这显明的事实，沃尔在代表美国劳工联合会讲话时，作了下列的论断。

“自从有了大量生产以后，生产额不断地提高。……工资总额已经降低。……这种趋势的结果是购买力的总量减少，越来越不能满足它的需要，或者用购买来吸收那日益增长的出产。……劳工的政策可以用几句话来说明：必须使大众消费跟大量生产齐步前进。……国家的第一需要是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越过越高，不仅要供给充分的和日益增加的就业，而且要促进社会发展，作为一种国家政策。” [197]

这种理论的倾向在1837年后从劳伯特斯开始，我们将这种理论的两个阶段称为马尔萨斯派理论发展程序的社会主义者阶段和工会阶段。其区别是社会主义者在这方面不依照马克思而依照劳伯特斯的学说，要通过政府的行动来实现购买力的增长，可是工会主义者要通过劳工自愿的组织使这种增长实现。

马尔萨斯创立他的学说作为从1815年后的萧条和失业中复苏 的手段，而劳伯特斯创立他的学说作为萧条和失业的原因 （后来有霍布生和其他的人信奉他的理论）。 [198] 根据劳伯特斯的说法，地主和资本家吸取了技术生产力的日益增多的出产，供储蓄和投资，因此劳动者不能买回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东西供消费之用。结果生产过剩、劳动失业和物价低落，若要加以防止，只有由政府规定一种标准的工作日，随时调整劳动的钟点和工资，以便保证劳动的人在日益提高的劳动生产力中可以得到适当比例的一份。

一位比较晚近的社会主义著作家刘易斯，曾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三个阶段，大意是说，为了预防失业，归于财产的一份应该减少，用来增加归于劳动的一份。我们略微修改他的说法，把那种理论的这些阶段称为消费阶段、储蓄阶段和股利迟延阶段。我们将认为第一阶段是那种理论的共产主义阶段，第二和第三阶段是社会主义和工会阶段。此外，我们将加上一个第四阶段，这是福斯特、卡钦斯和黑斯廷斯共同研究出的说法，我们称为这种理论的销货迟延阶段。利润份额 论的整个发展体系，我们称为马尔萨斯—劳伯特斯程序，有别于我们称为桑顿—威克塞尔体系的利润边际 论。

（1）消费和储蓄——在这种理论的共产主义阶段，所得到结论是一切财产收益，包括地租、利息和利润，应该用共同所有制予以废除，使劳动会以工资或薪俸的形式取得产品的全部价值。据说，这种补救办法会消除失业。关于这种理论的共产主义阶段，刘易斯说：

“人们主张最力的一种对周期性的商业萧条的解释，认为这种萧条的原因是我们的产业生活中利润的地位和存在所引起的普遍的生产过剩。根据早期社会主义者粗浅的陈述，这种理论是，由于地租、利息、股利和利润以及工资和薪俸都是从产品中支付，工人不能取得他所生产的全部价值，因而工人们不可能买回他们所生产的全部产品。诚然，工资和薪俸的总额少于所生产的全部价值，因为产业的所有人以财产收入的形式取得产品的一大部分。可是，对这种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人们断然予以答复，那些以地租、利息、股利和利润形式取得收入的人，也消费商品，产业所有人用掉他们的收入，就足以买回工人们的工资和薪俸所不能买的那一部分产品。” [199]

刘易斯说，社会主义者面对着上述的理由，所谓财产所有人也是消费者，他们就“回答说，和工人比较起来，产业所有人倾向于花费掉他们的收入中小得多的一部分，而用大得多的一部分去投资，正是他们的储蓄和投资会引起消费者的购买力方面相对的不足，不足以适应全部产品，换一句话说，就是引起普遍的生产过剩。”关于这种理论的第二阶段，刘易斯说：

“这种理论的根本困难在于储蓄只是一种目的不同的用钱方法。既然用钱不会引起生产过剩，就似乎没有任何理由硬要储蓄负生产过剩或者消费不足的责任。储蓄和投资的人也是用掉他的钱，虽然他用来购置资本设备，或者购置持久的消费品，例如一所住宅，这和用钱购买在消费行为中立刻消灭或者至少很快就消灭的消费品，完全同样是用钱。甚至一个公司用增加它的资本设备来储蓄的时候，它不过是用它的钱来支付工资给那些在生产和装置资本设备的产业中工作的工人，而不是把钱作为股利付给股东，由他们间接地支付工资给那些在生产这些股东们决定购买的东西的产业中工作的工人。换一句话说，储蓄不过是用钱购买生产物品（资本设备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而不是用钱购买消费物品。因此，储蓄的实际效果是造成一种倾向，使劳动流入生产资本设备的产业，而不流入生产消费物品的产业。

“例如，如果一个富人决定用掉他的钱，他也许用他的部分收入购买一只游艇，这就使劳动流入生产游艇的造船厂。他也许购买国际商船公司的债券，这就使劳动流入那些生产货船或客船的造船厂，而不流入生产游艇的造船厂。储蓄和用钱的主要区别只是使国家的生产力量所流入的方向不同，无论如何，对这些生产力量的产品的总需求不一定会减少。因此，似乎很清楚，增加资本设备的行为本身并不引起任何普遍的生产过剩，或者消费者的购买力的普遍不足。

“如果在某一年中用于增加资本设备的储蓄比较另一年有显著的增加，实际的影响就会是减少某些生产资本设备的工业中的活动，但是这不是周期性的萧条的特征。因为这些周期性的商业萧条的主要特征是各种产业都萧条，它们的活动都比正常时期减少，而不是某些产业消沉低落，同时其他的产业却兴旺繁荣。” [200]

（2）股利迟延——刘易斯于是放弃那种认为同时 分别归于劳动和资本的份额如有变化，就会造成就业或失业数量上的差别的说法，转而陈述我们称为那种理论的“股利迟延”阶段，作为利润使用时间 上的一种差别。他说：

“利润不可能在它从而产生的产品卖出以前就支付，因为不到产品卖出的时候利润不能取得，甚至还不存在。同样的道理当然也适用于股利，和利润一样。因为股利不过是支付公司所得的利润的方法，一部分地租和利息也用这种方法支付。这一事实是重要的，因为它意味着某一年度（或某一季度）的营业所产生的利润不能用来买回当年付出的工资所不能买回的那一部分当年的产品。换一句话说，如果1928年所生产的产品一半归于工资和薪俸，一半归于利润和股利，那么，产品的一半——利润的那一半——不能用来购买1928年的产品，因为到1929年才分配。”

如果利润是每季或每半年分配一次，同样的原则仍然适用。我们可以用“某一时期”代替他的“年度”这个名词，并不影响那种理论的正确性。

可是，还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刘易斯说，“上年度获得而在次年分配的利润被用于那种用途。换一句话说，1927年的利润不在1927年而在1928年付出，然后用来买回1928年付出的工资所不能买回的那一部分1928年的产品。”

刘易斯说，这种不同的意见无可争论，如果某一年的出产量和上年的出产量相同，并且两年的分配比例也相同。

“假设1928年的产品是五百亿，半数或二百五十亿归于劳动，半数作为利润和股利。全部产品都可以卖掉，因为，虽然二百五十亿的利润要迟到1929年才付出去，在市场上作为有效需求发生作用，但是那1927年获得而迟到1928年才付出的利润二百五十亿美元，将补足此项差额。”

可是这种连续两年产量相等的情况，实际不是如此。刘易斯说：

“让我们再假设1929年生产增加，产品不是五百亿而是六百亿，分配的比例仍然和上年一样，一半归于利润，一半归于工资和薪俸。那么，可以用来购买1929年的六百亿产品的钱，是工资三百亿和上年获得而在1929年分配的利润二百五十亿。这就剩下价值五十亿的东西卖不掉。” [201]

他把这种例证进一步说到第三年，指出每年出产增加就有卖不掉的商品积压下来，并且结论说：

“显然，只要生产继续每年增加，卖不掉的商品的数额就会这样地增加。这些商品作为增加的存货留在零售店里，留在批发商的手里和仓库里，以及作为制成品和原料的增加的存货留在制造家的手里。”

刘易斯然后继续十分正确地说明，零售商手里的卖不掉的商品怎样在生产全线发生不利的影响。

“当然，卖不掉的商品存货增多的最后结果是，零售商减少他们向批发商的订货，于是批发商减少他们向制造商的订货，制造商减低生产，将工人解雇或者缩短他们的工作时间，并且大大地减少他们向天然物生产业购买原料的订货单。”

刘易斯更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企业又会兴旺起来。他说：

“诚然，制造商所采取的政策，解雇工人或者缩短工作时间，由于减低购买力和生产，会加剧和延长萧条状态。可是失业的人还是要吃。虽然无工可做，他们还是消费东西。他们提取自己的银行储蓄存款，以及用人寿保险单抵押借款，筹得钱来无论如何使商品有一些流动。在很大的程度上，工人们向邻近的商店赊取商品，从而使商品流动，虽然在很长的时期内没有货币在另一方向流过去。

“再说，有些营业在萧条时期照常进行，但不能获利，甚至真正亏损，以致支付给消费者的购买力的数额，大于在这种环境下生产出来的那一部分产品的价格。由于这种种情况，积压的商品存货逐渐减少。最初以买一天吃一天的方式进行的购买，数额增加，产业又开始好转。” [202]

最后，刘易斯在结论中提出社会主义理论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中所主张的同样的补救方法 ，那种理论的正确性他以前曾加以否定。他说：

“显然，利润以及与利润同样性质的报酬，例如股利，应负周期性生产过剩的责任，这种生产过剩一直是资本主义的特征。

“这种理论方向的实际结果是，任何一种政治的或产业的计划，如果它有助于减少归于股利和利润的一份，而增加归于工资和薪俸的一份，就有助于减低我们的周期性产业萧条的严重性，或者延长周期之间的繁荣时期。转移我们的租税负担，使较多的一部分落在利润上面，或者增加用利润上的捐税支付的社会劳务，或者管理价格来减低利润，这一切将有助于减少失业。同样有益的结果也可以用其他方法取得，例如加强劳工组织的力量，使它们能通过有利的集体工资协定，增加以工资形式付给劳动的一份产业成果，或者扩大采用‘非利润’的产业经营方法，像生产或消费合作社，或国有与国营。”

在以上股利迟延论的说明中，对“未分利润”以及“公司盈余”的处理，完全没有谈到，或者谈得很少。显然，还没有 宣布为股利的利润并不闲置在公司的金库里，像收藏钱币那样。这种利润或者由公司用来购买商品和劳动，扩张业务或补充损耗，或者存在银行里，让银行贷给其他公司去购买商品和劳动，或者暂时投资于正在购买商品和劳动的其他公司的债券。分派股利时，不过是把那么多的购买力从公司手里转移 到股东手里。股利迟延论是谬误的，因为未分的利润被用来购买的商品和劳动，和同样数目的利润作为股利分配时所能购买的商品和劳动，数量完全相等。

（3）销货迟延——因此福斯特、卡钦斯和黑斯廷斯共同创立了利润迟延论的第二种公式，就是销货迟延论。 [203] 根据黑斯廷斯发表的最完全的议论，其说法大致如下：

“……企业机构，除了从其他来源取得的一切货币以外，一般支出的货币不等于它们生产的东西的价值。……即使商品的生产者在产品的总销售价格增加的同时，增加支出，并且数目相同，这种购买力方面的增加也许不能和商品同样快地到达市场；因此也许有卖不掉的商品积压起来，直到新的货币的流动在零售市场上达到十足的数额。……既然为了图利的商品生产者不是在商品生产出来的时候支付这种利润，而是必须在商品售出以后，他们在开始增加生产时支出的数目不等于商品的销售价格。……利润的数目落后于生产的数量这种暂时的迟延，以及商品的相对价值的调整……会引起卖不掉的商品的积压……原料的成本并不总是当时支付。这一事实有时使债权人不能使他的当时的支出等于他所生产的物品的全部成本和利润。……有组织的原料生产者、半制成品生产者、分配商以及劳务和无形商品生产者，也不能使当时的支出等于当时生产的商品或劳务的价值。……因此……利润的不使用和‘不恰当的’使用——两者代表商业复苏和活跃时期所得利润的很大一部分——引起这种时期卖不掉的商品的积压，最后产生商业危机，作为无可避免的结果，即使没有其他因素促成这种结局。” [204]

这种议论由福斯特和卡钦斯加以扩充：

“通常称为‘生产过剩’的那种使人灰心的结果，也许不如称为‘消费不足’。不管叫它什么，主要是由于两种原因：第一，产业付给消费者的钱不足，以致他们不能购买增加的出产；第二，消费者由于必须节约，甚至连他们从产业方面得到的钱，也不能全部用掉。而且他们没有其他收入的来源。” [205]

根据利润的销货迟延论所得出的结论，和我们从关于消费者购买力不足的消费、储蓄和股利迟延等理论所注意到的那些结论相同。工资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必须增高，以便他们可以在 企业家的利润之先 购买全部产品，这种利润不到他的产品卖出以后不能成为购买力。

可是，这种利润的销货迟延论，我们可以证明它和股利迟延论同样的谬误，并且代以一种和它相反的可以叫做销货预测 论的利润学说，或者风险折扣 论，两者的意义相等。

2. 销货预测

显而易见，工资和薪俸是在产品销售以前支付，有时在三十天之前。那么，企业家怎样取得货币，在产品销售之前 支付工资和薪俸呢？不到产品卖出之后，工资和薪俸确实不能支付，正如不到产品卖出之后利润不能肯定或者股利不能宣布一样。

银行制度使得工资和薪俸在产品销售之前可以支付，并且用作购买力。也是这种银行制度，使利润能在产品销售之前被用作购买力，这种利润，以及工资、薪俸、利息和租金，都从产品销售中得来。这银行制度用两种方法运行，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商业银行供给产业运转 所需的资金；投资银行供给产业的资本设备所需的资金。

商业银行使企业家能在产品销售以前购买原料和支付工资。这一切通过我们已经说明的货币的预测制度来进行。不仅未来的利息支付，而且未来的利润（考虑到未来的风险），都被扣掉 ，所用的方法是现在在原料和工资上所付出的钱，少于 预期在产品卖出时所收进的价格。拿我们用过的那个简化的公式来说，一种预期六十天后可以售得六万美元的产品，由于减掉利息和利润的双重折扣，它的现在价值是五万八千八百美元（利息六百美元，利润六百美元——共计一千二百美元）。可能有种种变化，可是为了简化，我们丢开变化不谈，因为我们在这里只管那一般原则，利润只有在商品已卖之后 才成为购买力，还是在商品未卖之前 就成为购买力。构成对现在商品和劳动的购买力的，只是每一项交易的已实现 的利润，还是对每一项交易的预期的 利润呢？如果只有每一项交易的已实现 的利润成为购买力，那么，归于利润的一份显然就落在生产之后，就逐渐有剩余的卖不掉的商品积累起来。可是，如果是预期的 利润决定现在的 购买力的数额，那就没有什么利润迟延，利润作为购买力就不落后于生产，正如工资作为购买力没有迟延一样。

然而，要了解利润迟延论和利润预测论的争点，我们需要再考查银行制度的结构。我们可以问：是不是也有一种利息迟延？银行家在什么时候得到他的六百美元利息，他得到利息时用它来做什么？他通过贴现的方法，显然在产品销售的六十天以前就得到利息。他贷给他的顾客六万美元，由顾客在六十天后偿还，可是那银行家在自己的账册上向商品的卖方负责见票即付的数目只有五万九千四百美元。差额六百美元是未使用的银行信用，银行家可以把它贷给任何其他制造家，这位其他的制造家就能把它作为一种存款账户，立刻用来购买原料和支付工资。通过这种贴现方法和银行存款的移转，那六百美元利息由其他 雇主付出去，购买其他 原料和支付其他 工资，早于那特殊产品的销售六十天，从这一笔销售中，那位用六十天的期款六万美元向第一个制造家购买商品的顾客，将本金和利息偿付给银行家。

因此，如果商业兴旺，就没有利息迟延。利息的数目，由于原料和工资的价格低于 制成品的预期的价格，预先有了准备。并且这若干利息实际上由其他制造家用在别处，创造对劳动的需求，直接在他们自己的工厂里，或者间接地通过对原料的需求。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利润。可是在这里我们必须采用一种运行中的机构的概念。在上述的例证中，我们选出单独一笔六十天期的借款交易。可是，这只是不断反复发生的无数的同样交易之一，如果一切商业照常进行，其他运行中的机构都发生交易。假设这个特殊的机构每天生产和销售价值六万美元的制成品。那么，一年之中每天在六十天前所借的款项和所做的生意上获得利润六百美元。每天收得这笔六百美元的利润，因为在六十天前制造家在原料和工资上预先付出的钱，比他现在在制成品上收进的钱少得多 ，由于以前的利润折扣。

他对这每天的利润六十美元怎样处理呢？他用掉或者节储起来。利润来到他这里是支票的形式——命令许多银行支付的支票，这些支票他存入他自己的银行，记入他账上的贷方。如果他提付出来供个人消费，他直接或间接地用于使劳动就业。可是，如果他把这笔钱节储起来，他可以采用两三种方式。他把它留在银行里自己的账上作为存款，这样，银行就能贷给其他企业家去雇用劳动。如果他因为借款关系本来对银行负债，现在存入的钱就减少他对银行的负债额。可是，它也减少银行的见票即付负债，如果那银行还没有达到法定的最低准备，银行就有活动的余地，可以把第一个制造家减少的负债额六百美元贷给其他制造家。不管哪一种情况，那制造家总是节储 了他的利润，并且通过商业银行，借给其他制造家，他们用这笔钱可以立刻雇用劳动和购买原料。

黑斯廷斯，跟福斯特和卡钦斯意见一致，不承认这种偿还银行借款就等于支出货币购买商品和雇用劳动。他说：

“企业偿还银行的钱可以贷给另一个制造家 （或者甚至再贷给那同一制造家本人），作为商品生产的资金。因此，最后 ，它可以到达一个消费者的手里 ，可是必须在它已经被用于另一批商品的生产以后 。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 和商品生产者所支出的购买力 之间的差额将仍然存在。因此，我们不把银行借款的偿还当作一种货币的支出。” [206]

这里显然残留着那种错误的见解，认为消费——不是储蓄——造成对商品和劳动的需求。由银行放给另一个制造家的贷款是一种利润的“节储”，立刻 被用作购买力，购买原料和雇用劳动，从事于商品的生产，这种商品以后将由那另一个制造家卖出。它不必等待到达一个消费者的手里。

再则，这样支出的购买力大致等于 （扣除预测的错误）所生产的商品经过折扣的未来销售价值的现在价值。例如，在我们的例证里，现在价值是五万八千八百美元（减去了利息折扣和利润折扣），这是在销货的六十天前支付给原料和劳动的数目，结果所支出的购买力当然和所购买的原料与劳动的价值，在购买的时候 ，是一致的。在六十天后它的价值将较多，可是银行的作用和预测折扣解决此项差额。

或者，那制造家不让银行把等于他的利润的数目贷给其他制造家，他可以从他的账上提取货币，支付他自己企业里的费用，和他提款供个人消费时完全一样。他可以加以运用，把它作为“未分利润”又投入他自己的企业，在这种时候他就是用这笔钱来雇用劳动添造房屋或扩充其他设备。或者他可以用来在产品销售以前直接支付工资，而不向银行借款来预先支付。在这种时候，他账册上的资产方面就含有“制造中的货品”或“存货”这一类项目，按照他为了它们所支出的数目而估定它们的价值。

或者最后，如果他已经把制成品卖给顾客，三十或六十天后付款，他账册上的资产方面就会有“应收未收账”这一项目，可是在负债方面不会有相应的一笔对银行的债务，因为他每天六百美元的利润已经实际上贷给顾客，他对银行的债务也如数地减少。然而，在他账册上的负债方面却有“应付未付账”这一项目，由于购进原料尚未付款。

如果他的债务人们偿付他们对他的债务，从而减少他的“应收未收账”，他们就付给他由他们的银行付款的支票，他把这些支票存入他的银行，因此增多他自己的活期存款，可以随时支用，购买原料和劳动。另一方面，如果他减少他的“应付未付账”，偿还他对其他制造家的债务，他也是付给他们一张由他自己的银行付款的支票，那些其他制造家把这种支票存入他们自己的银行，就立刻可以用来购买原料和劳动。

黑斯廷斯又否认减少“应付未付账”是支出货币，作为购买力。他说：

“最后，我们有这种可能性，那一百美元（现金的增多）也许用于减少‘应付未付账’。如果这笔钱所付给的那个企业机构以前因为成本和利润所支出的货币等于所生产的商品的全部价值 ，它就不需要在本期的充分支出之外再支出这笔钱。它甚至可以用这一百美元来归还银行贷款，不因此打乱购买力的流量和商品的流量之间的平衡。然而，那债权的企业机构，往往不能支出所需要的全部数额 ，因为这种购买力被冻结在它的 ‘应收未收账’上；虽然它现在可以补足这种差额，但是和这笔钱在生产商品时同时支出却不相同。” [207]

这里又是关于储蓄的谬论的一种残余，支持那销货迟延的谬论，由于看不出银行的作用和预测折扣。当制造家用他的一百美元来减少应付未付账时，他把存款一百美元转移给他的债权人，付给他一张由他的银行付款的支票，那债权人将支票存入银行，增加他自己账上的存额一百美元。这等于增加银行对他的即期负债一百美元，因而减少他的银行借款一百美元。

谬论的起源在于那种错误观念，认为债权机构以前不能支出所需要的全数，因为它的购买力被冻结在应收未收账上。应收未收账会被“冻结”的唯一理由是因为“呆账”。如果不是呆账，就不会冻结。那就是他的资产的一部分，凭着这种资产，他的银行将按相当的折扣预借给他购买力借以立即购买原料和劳动。

这种预借通常可以用两种方法取得，一种是通过“顾客的贷款”，另一种是按相当折扣把应收未收账卖给银行。顾客的贷款构成美国国内银行业务的主要部分，在运用顾客贷款方式的时候，应收未收账虽不卖给银行，却是银行所了解的，它们构成顾客的资产，凭着这些资产，银行“支持”顾客，通过贷款和相应的支票账户，贷给他必要的数目，直到应收未收账收回为止。因此，应收未收账并不“冻结”购买力，不一定必须等待商品销售以后才能运用。它们正是银行机构在商品的价款未收到以前预先垫借购买力所根据的基础。

另一种银行预借的方法是确实把应收未收账卖给银行，减去一种“利息—风险”折扣，银行创造一笔存款，收入卖方的账户，等于那应收未收账的未来面值，减去贴现折扣。这种贷款的一个例子是“商业承兑汇票”或“双名票据”，用这种票据的时候，商品的卖户和买户都负有到期偿付的责任。这里，“应收未收账”从银行顾客的资产中消失了，替代它的仅仅是一笔“银行现金”存款，“立即可以用来购买原料和劳动。这里又是没有利润迟延，也没有利息迟延。银行机构之创立，显然就是为了防止这种购买力上的迟延。银行机构使得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以及商品未销售以前能够创造购买力。

再说，这种购买力大致等于（扣除预测的错误）所生产的商品的现在价值 ，因为它们的现在价值就是按照时价在生产过程中购买原料和劳动所实际支出的购买力的数目。它将按它们的现在价值 ，“购回”所生产出来的一切，到未来价值成为现在价值的时候，同样的道理仍然适用。预测折扣和银行的作用提供了按产品的现在价值计算的支付手段。

因此，如果业务正常进行，或者通过商业银行或者通过人们在自己的企业里使用，一切利润都可以立即用作购买力，用来雇用劳动，不须等到产品卖出以后，也不须等到利润被变成股利以后。我们和利润迟延论所不同的有两点：我们讲一项交易的结束 ，不是讲股利的分派；我们讲继续经营的企业中交易的反复 ，不是讲单独一项交易，把它孤立起来处理。

这样，用交易代替股利的分派，使我们能加强我们以前对交易的意义所说过的话。 [208] 它在时间上有一个开头和一个收尾。开头我们称为“完成谈判”。收尾我们称为“结束交易”。

开头是在两种所有权的转让上谈判生效的日期和钟点。交易的收尾是在履行或支付完结的日期和钟点，不管两者之中哪一项最后完成。这最后的日期是交易结算的日期，因为交易创造两种债务，履行的债务，这种债务在商品实际交接时解除；支付的债务在货款收到时解除。

交易可以立即结束，在这种时候两种债务立刻清偿，这是一种“现金”销售。在这里履行和支付之间相隔那么短，通常不认为是债务，然而仍旧是一种债务，不过在时间上相隔极短，不值得加以测量，以便计算一种利息的折扣或比率。或者交易必须在履行和支付之间的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以后才可以结束。这种债务可以转让，在我们的例证里，交易在六十天期满时结束。据估计，美国这种商业交易的平均周转率是十五天左右，或者每年周转二十六次。 [209] 这意味着每十五天就可以知道这当中发生的交易的利润。同时，这些利润被变成存款，由银行贷给其他制造家，或者再投入设备的扩充，或者用于营业费，包括补充重置在内。不管怎样，这些利润被“节储”了，这种节储是以继续不断的反复的节储利润，从而也造成继续不断地反复地运用利润来雇用劳动，从事于生产或建造。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为了建造房屋和购置机器而发行的长期债券。这种交易非到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期满不能结束。这里，如果精确地计算，可以期望债券的期限将大致符合设备有效存在的期限，由于此项设备的运用，产品被创造出来，这种产品所需要的资金则由短期的商业贷款供给。新的设备折旧，如果预期新设备的寿命是十年，就发行一种期限十年的债券，每年付息，并每年准备偿债基金，或者等于本金的十分之一的设备折旧基金，就可以在设备用坏或陈废的时候结束这笔债款交易。

据说有一家大规模的汽车制造组织采用每年“消除”机器百分之二十的政策，五年期满时它的机器就完全剔除。陈废是主要的理由。公司如果使用五年前的旧机器，而竞争者在装置新的效率较高的机器，就不能竞争。如果公司用五年期限的债券借入款项，它就预期每年拨出一笔相当于本金的百分之二十的偿债基金。 [210] 可是，既然它不是借入这笔钱，它就在资产中每年“消除”机器百分之二十，作为损耗和折旧。无论用哪一种方法，公司必须补偿自己的损耗，所规定的汽车的价格要包括每辆汽车应分担的折旧和陈废，作为间接费用。如果用每年销除机器原价百分之二十的方法，这个数目将从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和收入表上的利润中减掉。如果用偿债基金账的方法，这笔账将作为一种资产出现，它抵消由于五年期限的债券所引起的负债。可是，这偿债基金资产是从减低预计的利润而取得的。

这两种方法都是把利润留下，而不转移给股东作为股利。仅仅“消除机器”是“节储”它的利润。这种程序和商业借款或利润再投资没有区别，除了预期的时间长短不同。汽车或其他产品的未来价格和数量折成现在价值，加上银行的作用，使得现在的利润可能被“节储”。一般说来，它是购买较少原料、建造较少机器或房屋、雇用较少劳动或者支付较低价格和工资的程序，因此，减低现在的总债务或负债，使它的数目少于预期从未来的成品销售中所获得的未来的货币总收入。利润赚得后马上就“节储”下来，节储下来以后，就在成品未销售以前用来购买劳动，只有那不被节储下来的余额作为股利分给股东，由股东去“用掉”或“节储”。

因此，我们的结论是，由于银行的利息制度以及预测的利润折扣，利润作为购买力没有什么迟延，和工资作为购买力没有迟延一样。在生产进行的同时，利润就可以用作购买力，和工资在生产进行的同时可以用作购买力，完全一样。

利润的销货迟延论由于有一种货币的“流通”论而显得好像有理。销货迟延论，我们已经看到，创始于法国的魁奈，1758年时法国还没有商业银行，只有硬币构成“通货”。货币，在魁奈看来，是一种商品，和谷子或小麦一样，它从买方“流”到卖方换取产物。当纸币开始代替硬币时，它也是从甲手“流”到乙手，作为一种“流通的媒介”，使商品能向相反的方向流动。

那比喻很妙。魁奈从血液循环中得到这种意思。显然，在只有硬币或纸币的时候，消费者除非荷包里确实有物质的制钱或纸币，不能购买。公司的股东，非到以制钱或纸币的形式分得股利以后，也不能用他的利润作为购买力。制造家非到他的产品真正卖出换得制钱或纸币以后，不能用他的销货利润购买任何东西。有着这样一种从硬币时代遗留下来的货币理论，如果扩充到极大限度来说，只有工资劳动者在他们生产的时候是他们的产品的购买者，而且，既然他们只以制成的消费品形式购买那些产品，他们不可能购买生产那些消费品时所用的全部原料。他们购买消费品所用出的钱，在他们正生产这些消费品的时候，也不可能支付那些只生产原料的其他工人的全部工资。

这种物质的流通的概念，自从魁奈以来经历了几个世纪，是一切不了解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作用的人们的日常经验；它的现代形式，在下面所引的福斯特和卡钦斯的议论中可以看出。这两位作者画了一种和一百七十年前魁奈的《经济表》十分相似的“货币的循环流动”图表以后，说：

“有些货币很快地完成循环，有些货币比较慢。像图表中说明的那样，消费者的收入一部分直接用于换取个人服务，一部分付给个人换取旧货汽车和其他‘旧商品’，因此直接从一个消费者转到另一个消费者。然而，消费者用出的货币大多数经历较长的过程，才回到消费者手里。一部分用于换取新商品——例如一双皮鞋——的货币归于批发商；这笔货币中，一部分归于制造家；一部分归于制革者；一部分归于饲养牲口的农民；一部分归于收割机器的生产者；一部分归于工厂中的工匠，这样就回到消费者的手里。在从消费者回到消费者的循环中，用来换取那双皮鞋的货币有些经过比我们的例证里更多的手；有些经过较少的手。零售皮鞋商以每周工资形式立即付给他的店员的那一部分很快地完成了循环。现金放在一边指定作为制鞋商的未分利润的那一部分，可能需要长时期才能完成循环。我们称为货币的循环时间的，是所有的货币从一种消费用途流到另一种消费用途所需要的平均时间。” [211]

这种物质的类比只适合于硬币或纸币的时代，而不适合商业银行和它的支票账户。它是产业的“现金出货”计划。它适合工资袋和荷包。这种“流通中的货币”由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制钱和纸币所构成，每种钱币的发行量有限，从而保持它和黄金的规定比价，每种钱币是一项专门研究，有它自己的历史，可以从过去七十年的法规中加以调查。

所有这种“流通中的货币”在商品的购买和债务的偿付中从甲手转到乙手。可是，十分奇怪，这四五十亿美元的流通货币真正支出的不过全部购买额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全国全部买卖交易的总值的百分之八十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用根据存款的银行支票支付。即使如此，所有这种流通中的货币都来自银行，已经包括在存户账上的借方。这些“存款”是银行家的过期债务，因此来取即付，这种存款由银行创造出来，专门为了买进企业家的还未到期 可是在一定的未来时间偿付的债务。根据这种存款而开出的支票，除了经过背书以后可以酌量转让以外，并不流通。它是一种命令，使银行家在他的账册上把银行的一种来取即付的债务（存款）转移到另一个人账上的贷方。这种命令就是购买力，实际上适用于一切交易的一切价值。通常支票只存在一天或两天，可是那使得支票可能发出的贷款或贴现可以存在一天、三十天、九十天或者更长的时期。

因此，每一项贷款交易创造它自己的货币。例如，商业承兑以及一家银行和买户及卖户打交道。一个钢铁制造家卖给一个农具制造家辗钢一千吨，每吨四十美元，六十天后付款。由农具制造家“承兑”的债务是四万美元。银行家按年息百分之六或者六十天息百分之一的贴现率买进这笔债务，在他的账册上为钢铁制造家开立一个存款账户，作为存额三万九千六百美元。在这六十天内那农具制造商在同一银行已经成立一个存款账户，六十天期满时他根据自己的账户开发支票，付给银行四万美元，交易于是结束。

这笔交易在农具制造家还未能付款以前为钢铁制造家创造了购买力三万九千六百美元，此外还有四百美元可以由银行家（如果他没有超过法定准备金的限度）贷给另一个制造家，立刻动用。在这六十天中钢铁制造家的存款被支出作为购买力，可是又回到银行、贷入账户，又可以被支出；可是六十天期满时，农具制造家减少他自己的存款四万美元，用来消灭了那四万美元的贷款，同时银行也付清了他的存户。就这笔交易来说，在交易开始时银行的账册上将表现出一笔贷款四万美元，一笔存款三万九千六百美元，一笔盈余四百美元；在贷款收回的前夕，账上的情况仍然是这样。可是当农具制造家偿还贷款时，贷款和存款都被消灭，只剩下银行的盈余四百美元。这笔交易创造了它自己的货币。没有什么“流通”。只有购买力的创造、存在和消灭——总之，一定期间的“周转”——决定于价格和数量的预期。

把这种假设的单独一家银行的过分简化的交易扩大为一年中反复发生的无数的类似的交易，再加上全部银行和它们的交换所，我们所有的就不是一种货币的流通 系统，而是一种货币的预测和反复发生 的系统。每一笔贷款或贴现交易创造和消灭它自己的货币，由于预期生产和销售将增加价值。或者，反过来说，它自己的产品的现在价值，在生产时 的未制成状态中，是它在销售时 的未来价值减去了折扣。基本产业中农民、矿主、伐木人预期卖给面粉厂、鼓风炉、家具制造家；这些又预期卖给批发商，批发商预期卖给零售商，零售商最后预期卖给最终消费者。在全部过程中他们大家都是提供原料给下一步生产程序，最后达到最终消费者。在全部过程中，未来生产程序中下一步的人们要买的这些原料的预期的 价格和数量，被按照前一步未制成品的生产中所支付的较低的价格和工资，予以贴现。

银行业配合这种生产程序，使每一生产者，在他自己垫支的资金以外，能预先 取得所需要的购买力，按照以预期的未来价值为根据的现在价值 计算。消费者的货币并不流通——它在每一笔交易中被预先支用、贴现和消灭，可以逐步追溯到它在天然资源中的起点；这些交易的每一项，由于银行制度的帮助，创造和消灭它自己的货币。

因此不会没有购买力来购回所生产的全部产品，不会因为工资劳动者不能获得他们生产的全部价值作为工资，或者因为储蓄不如同样数目的货币用在消费上造成那么多的就业，或者因为每一笔销货所得的利润不到货款支付以后不能成为购买力，而致购买力不足。这些论辩基础是认为国民收入中太大一部分 归于利润，因而引起卖不掉的商品的积压和失业，所有这些议论都是谬误的。我们必须在其他地方寻求生产过剩和失业的原因，它们的原因不在利润的份额 ，而在利润的边际 以及货币的预测制度 上的计算错误。

3. 就业迟延

我们现在有可能考虑那可以叫做就业迟延论的有关购买力不足的理论。如果工人由于技术的失业而不能获得工作，劳动在全国产品中所得的一份就减少，所减少的数额是假使他们就业所能取得的工资。因此，效率上的改进不仅排除工人，而且这种排除又会减少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购买力，使他们不能购买就业的工人所生产的东西。

道格拉斯对“永久的技术失业”和“暂时的技术失业”作了重要的区别。关于前者，他的结论是“永久的技术失业是不可能的”。他说，“就长期来说，改进的机器和较高的管理效率不会使工人永远得不到工作，也不会造成永久的技术失业。而是，它们增加国民收入，使利润和个人收入的水平能够提高。”

即使技术的进步确实不引起永久的失业，而且提高各种人的生活水平，可是，诚如人们时常说的，人类不是生活“在长期中”。人类一天一天地生活，由于技术效率改进的暂时失业降低生活水平。

但是，两个问题必须分开。一个问题是，较高的生活水平本身是值得想望的吗？另一个问题是，维持较高生活水平所需要的较高工资，比那较低水平时的较低工资，提供较多的就业吗？我们在以上讨论归于资本和劳动的份额 时已经答复了这些问题。较高的生活水平是值得想望的，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理由。可是，高工资并不比低工资对劳动提供较多的就业，因为在低工资的时候，归于租金、利息和利润的那较大的份额，也会像它作为工资支出时雇用同样多的劳动。可是，我们现在从另一种观点考虑这两个问题，从全国效率的增加来考虑。

根据道格拉斯所引证的联邦准备银行董事会的算法，1929年每人的出产量超过1919年大约百分之四十五，平均每年效率增加百分之四点五。道格拉斯说：

“这种效率的增加带来了就业人数的减少，制造业所雇用的工资劳动者人数减少了百分之十，因为1919年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是九百万，在1929年底的不景气以前就业人数已经只有八百十万左右。……不仅制造业如此。采矿业的每人出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五，……而且烟煤业中，在就业工人的范围内所浪费掉的时间更大大地超过这个数字。我们的铁路工人的效率，如果用每人吨英里计算，在这十年中提高很多，可是就业的人数大约减少了三十万，或者百分之十五。最后，由于采用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农业机器，以及改良了耕种方法和牲畜饲养方法，农业方面每人出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然而在这十年中，根据农业部的估计，离开田地到城市去的人大约有三百八十万，其中至少有一百五十万是有资格就业的男子和妇女。

“因此，在这四种基本产业中就业人数大约减少了二百八十万；假使它们继续雇用的工人达到它们1919年的雇工对人口的比例，就会增多二百万以上的工人在这些产业中就业。” [212]

如果由于生产的效率提高，有三百万工人失业，如果工人的平均工资每天四美元或者每年一千二百美元，显然劳工作为一种阶级的购买力减少了，他们购买就业工人所生产的东西的力量每天减少了一千二百万美元，或者作为每年三十六亿美元。这种购买力的不足将继续存在，直到工人在扩张的产业中找到工作为止。可是，既然新产业的兴起和新工作的产生都需要相当的时间，就会有一种就业迟延，在这期内，劳工作为一种阶级其购买力不足以购买就业工人的增加了的出产品。

道格拉斯给这种“就业迟延”举出四种原因。（1）工厂里货物的较低价格需要时间才可能以较低零售价格的形式影响到消费者。（2）新扩张的产业需要时间才可能造成足够的工作，雇用那些被紧缩的产业解雇的工人。（3）工人需要时间才可能从紧缩的产业中转移到扩张的产业。（4）工人不愿或不能改做扩张的产业中不同种类的工作，以及不愿或不能改变他们的居住地点。他又加上一个第五种原因，那不是失业的原因而是较低生活水平的原因。（5）即使劳工最后转移到一种扩张的产业，新的工作往往工资较低，并且不如所离开的那个旧工作满意。

最后，道格拉斯提出七种方法，减少“暂时的技术失业”所造成的损失：（1）较好的预测。（2）较好的计划。（3）较慢的解雇劳动。（4）公众就业介绍所。（5）职业训练。（6）解雇工资。（7）失业保险，这里还可以加上“公共工程”。近年来人们正确地很注意这些补救方法。这些方法的目的是缩短就业迟延，使工人们尽速在新的或扩张的产业中就业，在这些产业里不仅他们的生活水平可以恢复，而且他们的增加了的购买力将创造一种对商品和劳动的要求。

可是，就业迟延 也是一种生产迟延 。再拿我们的例证来说，如果有三百万工人的技术失业，因而劳动的购买力每年减少了三十六亿美元，如果我们假设劳动在新产业中所得的份额继续是百分之六十，财产所有人的份额继续是百分之四十，为了恢复充分就业，这些新的或扩张的产业中就必须创造销售价值六十亿美元的新产品。如果，像我们用作计算根据的1925年那样，一切产品的总销售价值是七百五十亿美元，这就意味着销售额增加到八百十亿美元。可是，各方所得的份额 仍旧不变，百分之六十归于劳动，现在的数目是四百八十六亿美元，而不是四百五十亿；百分之四十归于财产所有人，现在的数目是三百二十四亿美元，而不是三百亿美元。所有的新产品，和以前一样，将由分别归于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的不同份额合并购买。可是，现在会发生的情况是，由于效率增加以及同样的人数充分就业，各种人的生活水平一定会提高。劳动的暂时失业没有了，因为资本的暂时闲置没有了，可是这一切是在较高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出现的，因为全国的效率有了增加。

因此“就业迟延”和“利润迟延”完全不同。利润迟延是一种谬误的理论，认为利润不能用来买回刚生产出来的产品。可是，就业迟延是产品本身数量上的迟延，又是付出工资上的迟延。这里，事实是工人没有购买力，因为他们不在生产任何需要人购买的东西。可是，由于同样原因，没有利润可以用作购买力。并且银行的商业借款上没有增加，因而在商业利息支出上有一种相应的迟延，这种利息本来也会有购买力。换一句话说，由于技术改进而发生的就业迟延完全是产业本身的发展速度不够。有失业的时候，就也有利润上的减少。

当然，由于机械发明的巨浪不断地发生，这种暂时的失业可能接二连三地来得那么快，以致实际是暂时的事情看上去好像是永久的，因为劳动来不及获得调整。这种时候的困难十分严重，可是那不是因为归于劳动的份额 太少——而是因为新的产业扩张得不够快。这是另一种问题。 [213]

现在问题又转移到利润的边际。为什么整个产业不继续扩张下去，造成新的产品，不仅吸收那些紧缩的产业中解雇的失业工人，而且提供新的和日益扩大的机会，谋取利润、利息、租金以及工资呢？我们首先来考虑所谓供求“法则”的双重意义。

4. 供给和需求

在以上各节中我们把产业和银行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现在我们深入到特殊的产业，考虑对特殊商品的供给和需求，通常称为“供求的法则”，可是，用供求的机能关系的语言来说，更精确地称为“供求的伸缩性”。不管用哪一种名词来说，我们将辨别“商业的供求法则”或者“商业的供求伸缩性”和“消费者的供求法则”或者“消费者的需求的伸缩性”。为了弄清楚这种区别，我们将根据前引的道格拉斯的论文，扼要陈述我们所谓消费者的供求法则，然后再说如果改为由投机法则支配的商业领域，情况怎样完全相反。

（1）消费者的供求法则——道格拉斯用印刷业为例证。他假设工人的工时效率增加一倍，在本来一千工人生产六十万册杂志的地方，现在能在同样工作时间内生产一百二十万册。

他然后说明在假设的三种不同的“需求的伸缩性”下会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消费者的供求法则的三种不同表现。如果需求的伸缩性是“一”，意思是价格减低一半（从十美分减到五美分），需求的数量就增加一倍（从六十万册加到一百二十万册），每周的总收入仍然是六万美元。同样数目的工人（一千人）将仍然按每周平均工资六十美元继续被雇用（除去以前解决的暂时失业）。如果需求的伸缩性是“一”，就没有技术的失业，因为“一”意味着同样的销货总额 ，六万元。

可是，道格拉斯说，假设需求的伸缩性大于“一”。假设价格减低到每册五分时销数增加到三倍（一百八十万册）。销售总额就从每册售价一角销数六十万册时的六万美元增加 到每册售价五分销数一百八十万册所收入的九万美元。工人的数目从一千增加到一千五百，每人工资六十美元。如果需求的伸缩性大于“一”，这种产业里当然没有技术的失业。而且对劳动的需求有所增加。

可是第三种，假设需求的伸缩性小于“一”。假设在价格减低到每册五美分时销数只增加到九十万册。销售总额现在就从六万美元（销数六十万册每册售价十美分）减少到四万五千美元（销数九十万册每册售价五美分），工人的数目从一千人每人工资六十美元减少到七百五十人每人工资六十美元。

可是杂志的读者，最终消费者，现在有一万五千美元余留在他们的荷包里，这笔钱以前是用于购买读物的。这一万五千美元将恰好雇用等数的二百五十名失业工人（不是同样的那些人），工资同样是每周六十美元，不管以前的读者“用掉”或是“节约”这笔钱。如果他们“用掉”一万五千美元，他们就是雇用和二百五十名失业工人每周工资六十美元相等的工人，从事于经营一些“扩张的”产业，例如汽车、飞机、橡皮糖、电影、舞厅以及许许多多其他扩张的企业。如果他们“节约”这笔钱，他们的储蓄银行就把它投资在价值一万五千美元的新债券上，这种债券所吸收的钱将雇用同样数目的工人（二百五十人每人每周工资六十美元），在一些也是“扩张”的产业中工作，例如铺设铁路双轨，或者建造鼓风炉，或者建设一所工厂。因此，即使需求的伸缩性小于“一”，也不会有技术的失业，不管消费者“用掉”或是“节约”他们的钱。

当然，在这里不可忘记道格拉斯对永久的和暂时的失业的区别。他的上述的例证只适用于永久的技术失业。那些例证，我们已经说过，说明永久的技术失业是“不可能的”。可是，仍然有由于这种技术变革的暂时失业，完全因为从雇用较少劳动的“紧缩”的产业转移到雇用较多劳动的“扩张”的产业，需要时间。我们在说明原则时不管那暂时的失业，因为补救的方法不同。

（2）商业的供求法则——让我们现在改变那些例证，从按照零售价格购买杂志的最终消费者，改变为经营印刷业谋取利润的企业家。现在似乎有两种需求的伸缩性的法则，一种消费者的法则和一种商业的法则。它们起着相反的作用。

如果杂志的价格上涨，消费者一般的就购买较少 的杂志（需求的伸缩性小于“一”），而购买较多 的没有涨价的其他的东西。因此，在那例证中，如果价格从十美分涨到十五美分，消费者就会购买较少 的杂志而购买较多的没有涨价的报纸。或者，如果价格从十美分跌到五美分，消费者就会购买较多 的杂志，可是，如果他们的需求的伸缩性小于“一”，像道格拉斯说明的那样，他们就会有一万五千美元的余款，这笔钱他们可以用掉或节约下来，用在杂志以外的其他东西上面。

这是消费者的需求的伸缩性的法则。它的起源在于消费者的购买力有限 ，这种购买力产生于他们以前 所收入的工资、租金、利息或利润。为了使他们的有限的购买力尽可能发生最大的作用，他们倾向于少买 涨价的东西，而多买 跌价的东西。

这种倾向我们称为“替代的原则” [214] ，意思等于机会的选择。由于这一原则的作用，类似的商品的价格往往向同一方向变动。如果杂志的价格上涨，消费者就减少他们对杂志的需求，而增加对报纸的需求，结果杂志价格的上涨被需求减少所遏止，报纸价格的上涨被需求增加所促成。替代原则倾向于使这两种价格一起上涨或一起下降。

这替代原则可以普遍适用。如果苹果的价格上涨，人们一般的就购买较少的苹果，而购买较多的没有涨价的替代品。因此，这时候的倾向是减少需求从而遏止苹果价格的上涨，以及增加需求从而提高替代品的价格。或者，如果苹果的价格下降，这时候的倾向是多买苹果，因而遏止价格下降，并且少买替代品，以免加剧苹果的跌价。结果是互相替代的东西在价格上倾向于同涨同落，替代原则的普遍性使人们可能讲一般物价水平上升或下降，虽然这种一般水平只是几百种物价的平均数，每一种物价各有其特殊的供求和代替的伸缩性。

在这方面投机的供求法则和消费者的法则一样。类似的商品的价格倾向于同涨同落，由于替代原则的作用。可是，在动态的方向 上，投机的法则和消费者的法则相反。如果预期 价格上涨，商人就多买 而不是少买，想要按较高价格卖出，从而获取利润。可是，如果预期 价格下跌，他就少买 而不是多买，并且尽可能赶快卖掉，想要避免预期的跌价的损失。

因此，在同一价格上涨的市场上，当消费者因为价格已涨 而少买 时，商人却多买而不是少买，因为预期 价格要上涨。消费者不预期卖出 。他只想使自己的有限的购买力在满足他的需要上起较大的作用。商人却预期卖出 。他想在物价上涨的市场上谋取利润。

在物价下跌的市场上发生相反的情况。消费者因为价格已跌 而多买 ，他的有限的购买力在满足他的需要上起着较大的作用。可是，商人却少买 而多卖 ，因为预期价格要下跌。他买进越多，卖的时候损失就越大。现在 他卖出越多，以后他的损失就越少。

当大家在涨价的市场上竞争先买 ，以便使别人不能买得预期会涨价的东西时；或者当大家竞争先卖 ，以便把预期会跌价的东西“抛出”给别人，使自己可以“脱身”时；于是利益的冲突加强利己主义的作用，把涨价促成“暴涨”或者把跌价压成“暴跌”。

这是在私有财产的基础上为利润而经营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性。这是一种不良的特性，它使得许多人相信，这种制度存在一天，繁荣和萧条的循环就一天不能避免。因此，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要求废除私有财产和利润的主张很有力量。社会主义者主张为消费而生产，不为利润而生产。确实，如果资本主义不能接受“业务规则”来防止这种内在的弊病，也许共产主义就比较可取。可是那另一条出路需要研究和实验。

第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消费者的供求“法则”和商业的或投机的供求“法则”是一般的稀少性原则的两个不同的方面。两者对个人都是强迫的——稀少性和同样行动的强制。最终消费者被迫 不得不根据边际效用的原则来经济地利用他的有限的资力。他的家庭生活决定于他从收入中所付出的物价。商人被迫 不得不在涨价的市场上抢先购买，否则别人将买去他自己必须取得的东西；在跌价的市场上他被迫不得不抢先卖出，免得自己损失或破产。因此，所谓供求的“法则”，不是仅仅比喻的说法。它确实是一种法则，因为个人必须遵守，不然就会失败。这种强迫性的法则，我们称为“习俗”。

当然，可以承认最终消费者在一定限度内也受预期的 价格变动的影响。如果他们预期煤价上涨，只要自己有购买力或信用，就会购藏一批存煤供冬季使用。如果他们预期价格下跌，就不会购藏存煤。可是，即使这样，他们的“投机”只限于自己预期的消费需要，而不是决定于卖出他们所买进的东西是否可能获利。

那么，商人从什么地方取得所需的货币，可以用来超出消费者的供求法则的范围，建立投机的法则呢？他从银行取得所需的货币。一个商人卖给另一个商人一千吨钢，每吨三十美元。因而造成一笔三万美元的债务。那是由买卖的交易的两个可变因素造成的。一个是若干吨的钢，另一个是每吨的价格。两者的积数是“未来价值”。就是这种“价值”创造那等值的债务三万美元。

可是，那债务要三十天后才到期，在此期内可以转让。一个银行家买进这项债务。如果它是三十天到期，年息百分之六，三十天期满时的价值将为三万美元，可是现在只值二万九千八百五十美元。银行家在账册上所登记的是“贷款”三万美元，可是，存款项下是二万九千八百五十美元。那差额一百五十美元成为银行家的资产。那三万美元是卖钢者或买钢者或双方（商业承兑）对银行家的债务，并且可以卖给其他的银行家，在这种情况下，那其他银行家欠第一个银行家二万九千八百五十美元加上所生的利息。

可是，那银行家已经贷给卖钢者二万九千八百五十美元，这是他承认见票即付给卖钢者那么多的货币。这种银行债务是现代货币。卖钢者可以根据它开发支票，这种支票也可以转让，他可以用来偿付原料价款、劳动工资和利息。

假设钢的生意很好。商人预期价格上涨，需求的数量增多。他们买卖两千吨，每吨价格六十美元。现在的价值是十二万美元，不是三万美元。它增加到四倍，因为价格和数量都加倍了。相应的债务也增加到四倍。银行家买进这笔债务。他现在可以收取利息百分之八，因为商人生意兴隆，他自己的准备金在减少。在三十天后这笔债务值十二万美元——如果那商人能够偿付。银行家以年息百分之八扣算按它的现值收购，就是十一万九千二百美元，给那商人创造一笔等于此数的购买力。这两项交易创造出来的货币增加了四倍，其他各种产业都感受影响。投机的供求法则在发生作用。那是价格看涨的希望。

后来，由于某种原因，钢的价格跌到二十五美元，并且预期还要下跌。商人只买进五百吨。这笔交易的价值以及和它等值的债务现在只有一万二千五百美元。银行家按百分之四扣算予以收购。在三十天后它的价值是一万二千五百美元，可是，现值只有一万二千四百五十七美元六十六美分。这是银行债务的数目，可以由那商人用作购买力。投机的供求法则又在发生作用。那是恐怕价格下跌和无力偿付。

每项贷款或贴现交易创造了它自己的货币，其数量决定于被卖出的以及由同样方法创造出来的其他货币偿付的商品的预期价格和数量。因为到期必须偿付，否则就得宣告破产。偿付不是用货币，而是用另一个商人开出的由同一银行家或另一银行家付款的另一张支票。这另一张支票消灭对银行家的原始债务，只须通过贷入他自己的账户。可是，这另一张支票本身成为同一银行或另一银行账册上又一个商人账户中借方的一笔记录。因此债务由债务抵消，银行支票成为债务偿付的一种手段，不是因为国家权力使得它这样，而是因为商业习惯使得它这样。我们把这种支付手段叫做习惯的支付手段，不是法定的支付手段。

因此有两种“支付手段”债权人不得不接受，从而解除他们的债务人的义务，以后可以不再偿付。一种是法定的支付手段，单纯的国家权力规定的法币。另一种是法律以外的或习惯的支付手段，商人的习惯行动。凡是违反这种商业习惯的人就不能做商人。

因此，有两种市场由信用制度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没有一个商人甚至农民或工资劳动者能逃出这两种市场的罗网。它们是商品市场和债务市场。商品市场是零售和批发商店、物产交易所、房地产交易所，甚至劳动市场，在这些场所人们按双方同意的价格移转财物和服务的所有权。债务市场一部分是商业银行，在那里商品市场上所创造的短期债务被买进卖出。债务市场也是证券市场，例如证券交易所，所买卖的对象是对未来货币的长期权利；这些由债务的可转让性和商业银行相结合。把我们的例证中钢铁市场上的交易扩充为各种市场上亿万的交易，全部由信用制度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其中许多市场的动态，由于替代原则的作用，趋于同一方向；然后用统计矫正我们的例证，就可以看出股票价格、土地价值和商品价格的动态。

既然银行债务或存款的作用等于货币，而且有时候伸缩性非常之大，它可以作为容易扩张的购买力，商人用来在价格上涨时增加他对商品和劳动的需求，在价格下跌时减少他的需求。它的作用和消费者的法则恰恰相反。信用制度是最重要的因素，它使商人能在物价上涨时多买 ，而消费者能在物价下跌时少买 ；它又使商人在物价下跌时不得不少买 ，而消费者在物价已跌时多买 ，因为他不做生意，不准备在将来卖出。

因此，消费者的需求的伸缩性决定于他以工资、租金、利息或利润形式所取得的购买力的数量，商人的需求的伸缩性决定于银行可能为他立刻创造出来或者从别人的储蓄中转移给他的数量不定的购买力，由于预期他按未来价格卖出时可以获得的未来利润。

5. 边际

在以上“份额”的讨论中，国民总收入被分为四种份额：租金、利息、工资、利润。可是商业不是这样进行的。商人——凡是取得利润和股利的人我们将称为商人——首先成为对其他各种人的债务者。他因工资成为对工资劳动者的债务人，因利息成为对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的债务人，因租金成为对地主或房主的债务人，因捐税成为对政府的债务人，因加工的原料成为对其他商人的债务人。这些创造债务的交易被隐蔽在份额的计算中。那商人从其他商人手里购买原料 。在购取这些原料所付出的价格中隐藏着所有以前参加者的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追本穷源，可以一直回溯到森林、农夫、铁路、制造家、经纪人和银行家。那商人也付出捐税 ，这些捐税分析为各方所得的份额时，主要的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和薪俸。

经济学家在计算这种份额时对全国的算法是，根据全国的总收入，把它分成四份。这样，一切原料 和一切捐税 都看不见了，被归结为租金、利息、工资和利润分别所得的份额。这是在统计编就以后 所做的工作。

可是，让我们从统计未有以前个别商人（或公司）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他因为工资 、利息 、租金以及原料和捐税 而成为一个债务人。他的利润将是他因为这一切所负的债务和他的总收入之间的差额或边际 。

这种对商人的债务和总收入之间的边际的分析，将显示关键性交易和一般性交易的区别多么重要，这种区别我们以后将加以研究。 [215] 商人的这些不同债务中任何一项和边际的关系会变动。在这种变动上我们将看到他的问题。那变动的因素有时是他所处理的各种债务中的这一项，有时是另一项。在任何时候其变动最关重要的一项，就成为当时的关键性因素，商人必须处理，因为它的利润边际很小。

为了弄清楚这种区别，我们从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基础出发。我们必须用单独一个机构的收入表和资产负债表来开始：在1927年，司威夫蒂肉类罐头公司报告，全部产品销货业务总收益九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为了取得这笔总收入，他们首先付出四亿七千万美元购买牲畜。从这笔购买原料所付出的巨款中，所有以前的 利润、利息、租金和工资付给那些供给原料的人。司威夫蒂公司然后直接付出四百二十五万零七百五十五美元利息给他们的债权人、债券持有人和银行家。他们的报告书没有说明他们付了多少给工资劳动者。可是，这一点对我们现在的目的无关重要。他们的全部生产成本，也就是他们的全部负债——包括工资、利息、捐税、原料、折旧以及其他一切在内——是九亿一千三百万美元，只剩下一千二百万美元可以作为利润。

可是，这笔利润一千二百万美元现在从三方面出现，作为（1）利润率 ，（2）利润收益 ，和（3）利润的边际 。

作为一种利润率 ，那是股利和股票的面值 二亿美元的比率。因此利润率是百分之六。作为一种利润收益或者“股份收益”，那是根据股票的市场 价值的比率，如果市场价值是三亿美元，股份收益就是百分之四，或者，如果市场价值是一亿二千万美元，股份收益就是百分之十。

可是，作为一种利润的边际 ，那同一亿二千万美元就和销货总额九亿二千五百万美元比较。因此，利润的边际只有百分之一点三。

对我们现在的研究目的来说，利润率 和利润收益无关重要，可是利润的边际是重要的。用另一种方法来说明这种边际，就是：为了取得总收入中顾客所付出的每一美元，公司引起并偿付了它的债务八十七美分，剩下利润的边际每一美元收入只有一十三美分，或者销货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三。 [216]

这似乎是一种极端的例子，因为在原料上付出的数目很大，而且簿记方法、周转额、隐蔽的利润等等关系很大。有些年份中，边际比较大；另一些年份中，不但没有利润而且有损失。某些企业，边际很大；某些相互竞争的企业，有一种损失边际 ，而不是利润边际。

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可以作为根据，从而估计一切产业的平均利润边际。现有的最好的关于制造公司的资料是财政部国内税收局为了对纯利润 （这是我们所谓利润边际的意思）征收所得税而编制的“收益统计”。根据这种统计，我们可以估计制造公司的利润边际，这些公司大约生产和出售所有制造品的百分之九十，只剩下百分之十由个人和合伙经营。 [217] 我们将区别五种边际，分别称为营业边际、损益边际、应税边际、财务边际和价格边际。

表Ⅰ和表Ⅱ提供统计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将作出下文对各种边际的分析。

（1）总收入和销货总额——公司的总收入或总收益主要地从出售它们的产品和服务而来。可是在过去十年中它们的收益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债券，来自政府公债、定期存款、租金和特许权以及其他各种非营业收益。两种收益来源之间的关系在图表8中可以看出。

下列图表，上面一部分表现绝对数量，下面一部分表现销货对总收入的比率，和其他收益对总收入的比率。1922年以前，财政部的报告中只列出总收入的数字，对于销货和其他收益来源不加区别，可是自1922年以后从销货以外其他来源生产的收入达到总收入的百分之六点三（1925年）。1922年以前，我们所有关于销货总额和其他收益的数目系根据全国产业会议委员会的估计。这种“其他收益”可以部分地看作一种“垫层”，目的在于防备销货收益有意外的减少。它的影响在我们下文对“利润的垫层”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和我们有关系的主要是销货方面的收入。

（2）营业边际——图表9和图表10表示1918至1929年制造公司的平均营业边际，根据表Ⅰ和表Ⅱ的资料。我们所谓营业边际，意思是指一切营业费用（包括折旧和陈废在内）支付以后留给利息、捐税和利润的余地。从图表9的上部可以看出制成品的销货总额在货币价值上变动很大，从1918年的四百四十亿美元增涨到1920年的五百六十亿美元，然后降低到1921年的三百七十亿美元，然后又剧增到1923年的五百四十亿美元，1924年一度下跌，可是最后在1929年增长到六百九十亿美元。

图表8 销货总额和总收入 [218]

销货总额，对总收入的百分比

图表9 营业边际 [219]

营业边际，对销货总额的百分比

这些销货总额，我们称为“价值”或者“产品的价值”，因为它们是由价格和售出数量两种可变因素构成。“价值”这个名词因此在一个以钱计算的数字里包括经济学的货币的和非货币的两项因素。用商业的语言来说，它是“销货总额”。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它是“价值”。

另一方面营业总成本包括因为工资、薪俸、原料以及固定资本的维持、修理和折旧而用出的钱。销货总额和营业成本之间的边际由图表9的下部所列的对销货总额的百分比表示。如果销货总额每年都用一百来代表，那么，利息、捐税和利润所占的营业边际在1918年是百分之十二，可是1921年降低到百分之零点四，1922年增高到百分之四点三，1923年又略增到百分之四点八；1925年降到百分之二点五，1926年又回升，1927年再降到百分之三点一，然后1928年又升到百分之四点三，1929年达到百分之四点九。

图表10是为了就“折旧”成本所发生的影响，对营业成本作进一步的分析。折旧通常跟捐税和利息一样，被作为一种“间接费用成本”，因为这三项是不随着营业成本变动的固定支出。可是，我们区别“技术间接费用”（折旧）、“政府间接费用”（捐税）和“财务间接费用”（利息）。并且我们辨别“真正折旧”（技术间接费用，包括耗损的间接费用，物质设备由于没有维持和修理而发生的耗减和陈废），和“虚假折旧”（包括超出真正折旧的实际成本以外的隐蔽的利润或盈余）。既然这种区别是一种需要对各个企业机构作个别研究的问题，我们假设“联邦所得税”机关所承认的范围是“真实的”，那就是技术的折旧，虽然结果也许一部分是虚假的折旧。

真正折旧可以认为是营业成本中的一项间接费用。在图表9和图表10中是这样处理的。可是，它成为营业中所用的工资和原料，因此必须认为是营业成本的一部分。从图表10中可以看出，折旧费只是营业成本中微小的一部分，比数的幅度从1918年的百分之三点三到1919年和1920年的百分之二点二。

图表10 折旧 [220]

折旧，对营业成本的百分比

（3）损益边际——以上所述有关营业成本（包括折旧在内），可是和经营业务的总成本没有关系。我们所谓总成本的意思包括三项：营业成本、捐税和利息。既然我们已经认为折旧是营业成本中的间接费用，我们将认为捐税和利息是总成本中的间接费用。在图表9中我们已经看到营业成本和销货总额的关系。图表11是为了表示总成本和销货总额之间不断变动的关系，以及结果对平均利润和损失（损益）的影响。

图表11 损益边际 [221]

损益边际，对销货总额的百分比

图表11中，代表销货总额的曲线和以前图表9中所表现的一样。可是代表总成本的曲线是营业成本加上间接费用捐税和利息，像表Ⅰ中第（8）项所列出的数字。结果是损益边际，表现为销货总额的百分比数。这样，在1918年，销货收益的每一美元有平均利润百分之五点五。换一句话说，在该年度中制造公司平均须付出九十四美分五厘才取得一元收入，它们的平均利润边际是销货总收益的每一美元中的五美分五厘。

可是，在1921那最坏的一年，它们的净损平均是销货收益每一美元损失三美分四厘。在该年度中这些公司平均付出一美元零三美分四厘取得一美元销货收益。它们在其他年份的损益边际可以从各图表以及表Ⅰ和表Ⅱ中看出。

根据图表11，显然没有“标准利润”那种东西。然而我们可以讲一种“每年的销货平均利润”，意思等于“每年的平均利润边际”。并且我们可以讲每年销货平均利润边际的“中位数”。这样，最高的平均利润边际是1919年销货的百分之六点七，最高的平均损失边际是1921年销货的百分之三点四［表Ⅱ，第（6）项，图表11］。中位数是一种等于销货的百分之一点七的利润边际，这个数字很接近1923年和1926年的平均边际（分别为百分之一点八五和百分之一点五）。假使计算一种十二年的加权平均数，就会是一种等于销货的百分之一点六的利润边际。

我们发现这个数字很接近我们以前给司威夫蒂公司所计算的利润边际。因此，该公司十亿美元左右的销货所有的很小的利润边际，我们本来以为也许是例外的情况，结果却很有代表性，代表着六万七千到九万六千家制造公司的一般平均利润边际，它们的销货共计三百七十到六百四十亿美元［表Ⅱ，第（9）项，图表11］。

然而，为了种种理由并且因为不可能十分精确，我们将估计最高和最低平均利润边际之间的均数是销货的百分之三，而不是上面所讲的根据所得税统计表计算出来的百分之一点七。换一句话说，等于制造公司销货的百分之三的一种一般的平均利润边际，成为基线，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比较繁荣时期的较高平均数和萧条时期的较低平均数，而且可以比较业务兴隆的企业的高的边际和“边际”企业的低的边际。

这种估计的意义如下：在中间时期，在繁荣的高峰和萧条的深渊之间的一般时期中，制造业中的平均利润边际大约是销货的百分之三。可是，在特别繁荣的时期，像1918年和1919年，利润边际可能大于此数一倍。 [222] 再则，在萧条的年份，像1921年或1925年，平均利润边际变成一种损失边际。在其他年份，有理由可以讲什么“没有利润的繁荣”。

我们下一步将研究有关征税问题的应税边际，以及有关银行业和债券的财务边际。

（4）应税边际——各种捐税，不管是所得税或财产税，不管是不是用较高的价格转嫁给顾客，每个私营企业都正确地认为它们是一种政府强派的固定的间接费用的生产成本。利息也是这样。利息是一种相对地固定的费用，应该付给债券持有人和银行家，我们称为财务开支。那么，为了分开捐税和利息这两种间接费用，估计每一种对上文所讲的最后利润边际的影响，我们需要把每一种分开来研究。因而我们就有利润的“应税边际”，在利息已付之后 计算，以及利润的“财务边际”，在捐税已付之后 计算。

再则，一切捐税，和利息一样，必须从现时的收入中支付，在我们的例证中这种收入是销货总额。因此我们有四种不同的比率要计算：（1）捐税对销货总额的比率，（2）捐税对生产总成本（营业、利息和捐税）的比率，（3）捐税对营业边际（包括利息、捐税和利润），以及（4）捐税对捐税边际的比率（捐税和利润）。在表Ⅰ中我们已经列出连续各年的捐税总数。根据此表，我们在图表12和表Ⅱ中算出捐税对总成本、对营业边际、对包括利润和捐税的应税边际（利息已付之后）的各种不同的关系。

我们省略了捐税对销货总额的比率，因为（例如图表9中所表现的）销货总额和总成本那样接近，甚至彼此交叉，以致表示捐税对销货的比率的曲线在图表上和那表示捐税对总成本的比率的曲线，不可能有多大的区别。

表示捐税对总成本的比率的曲线说明一切捐税在生产总成本中所占的份额真是多么微小。1918年，由于对过分利得的战时高税，全部捐税（二十四亿美元）是生产总成本的百分之五点八。可是，由于战后捐税减低以及从利润转变到1921年的损失（图表11），全部捐税负担（七亿九千三百万美元）降低到生产总成本的百分之二。1926年，由于更低的所得税和更大的销货额，捐税虽然增加到十亿美元以上，可是只占总成本的百分之一点九；1928年只占总成本的百分之一点八。大体上，除了在战时，国内税 [223] 只占销货总额或者总成本的百分之二。

可是这百分之二不是测量产业和利润上捐税负担 的尺度。产业上的负担必须由捐税对营业边际的关系来测量，利润上的负担必须由捐税对捐税边际的关系来测量。

营业边际是营业纯收益 ，在表Ⅰ里可以看到此项数字最高是1918年的五十三亿八千五百万美元，最低是1921年的一亿七千五百万美元。这种营业纯收益，或者营业边际，是利润、利息和捐税的来源。图表12说明在战时的1918年，捐税负担（二十四亿美元）是营业边际的百分之四十五，可是在1921年它是营业边际的百分之五百。后一种情况下的示数是1921年的捐税负担五倍于作为捐税、利息和利润来源的平均营业纯收益。

图表12 应税边际 [224]

捐税的百分比

如图表12及表Ⅰ和表Ⅱ所显示，捐税负担是平均营业边际（包含利润、利息和捐税）的百分之七十六，而十年中捐税负担的最低点（1919年）大约是平均营业纯收益的百分之三十。那些中间的负担每年不同，从1923年的百分之三十八到1924年的百分之五十七；可是捐税负担的最低和最高限度是1919年平均营业边际的百分之三十和1921年的百分之五百。

可是，这种捐税对营业边际的关系不能充分表现捐税负担的重要性。当我们不仅从捐税负担对营业边际的关系，而且在减去了“营业成本加利息”以后，从它对利润和捐税两项的边际的关系来估计的时候，我们大大地扩大这种重要性。这不是因为利息是一种比捐税更重要的、有优先权的支出，它根本不是。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一个企业是一种“运行中的机构”，它必须支付利息和捐税这两项支出。

这种已经支付利息以后的边际，我们称为应税边际，因为在这个边际里只有利润或损失和捐税面对面地站在一起，其时营业费用和利息两项支出已经付过。

图表12说明，用包含利润和捐税的边际（或者纯收益）来说，捐税负担在最低点的时候（1921年），平均占这种付过利息以后 的纯收益的百分之三十四。在1921年，捐税未付以前就是损失。既然包含利润和捐税的边际已经消灭，我们可以说加于可以用来付税的所得（利息已经付过）的捐税负担，在这一年平均是无穷大。从另一种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在这萧条的年份，销货损失的百分之六十二是由于捐税。这一年是“不正常的”。拿其余年份的最重的负担来说，我们看到最重的负担在1925年，该年的捐税是可供支付捐税和利润两项的边际的百分之一百三十四。在这一年（1925年）销货遭受损失，部分地因为对财产的捐税完全没有调整，不适合于萧条的年份。

这样，在生产工业品的百分之九十的制造公司身上征收的捐税 ，通常少于全部生产成本的平均百分之二，而利润上的捐税负担平均占已付利息以后可供支付捐税和利润的纯所得的百分之三十四到百分之一百三十四。在最坏的年份（1921年），当时没有一种可供征税的捐税边际，而是在捐税的开支未付以前就有平均的损失，平均损失的百分之六十二是由于捐税——像以上图表12中所表示的那样。

（5）财务边际——我们已经看到（本书第169页）利息的份额大约是美国人民全部所得的百分之六，1925年的数目是三十九亿元左右。从表Ⅰ中可以看出，根据为了联邦所得税而编制的报告，制造公司付给银行家和债券持有人的利息最少是1918年的五亿三千九百万美元，最多是1928年的七亿一千八百万美元，其间差别的幅度很小。正因为一切产业所负担的这种支出相当固定，不管繁荣和萧条，所以把利息支出叫做“财务间接费用”。当我们从注意利息在全部收益中的份额 转移到注意捐税已付之后 的利润边际（我们称为财务边际）时，我们必须像对捐税那样，计算利息的四种比率：（1）对销货总额，（2）对生产总成本，（3）对营业边际（包含利息、捐税和利润），以及（4）对财务边际（包含利息和利润）。根据表Ⅱ中第（11）项制成的图表13表示这些比率。

和讨论捐税的时候一样，我们又省略了利息对销货总额的比率的计算，只注意那差不多相等的东西，利息对营业总成本的比率。

图表13 财务边际

利息的百分比

从图表13中可以看出,利息支出只占生产总成本(营业费用、捐税和利息)的很小的一部分，以致代表利息的曲线在那需要用来代表利息的财务负担的比例尺上简直辨别不清。作为生产成本的利息的平均变动，只从1919年的低点占平均生产成本的百分之一到1921年的高点占平均生产成本的百分之一点六。最后四年，根据所有的资料计算，利息对生产总成本的平均比率是百分之一点一。

像在对捐税的讨论中那样，利息对营业边际的关系被看作产业上的利息负担，另一方面，利润上的利息负担由利息对财务边际的关系来测量。

我们发现，利息对营业边际（包含利润、利息和捐税）的比率的变动，平均从1919年的低点百分之八到1921年的百分之四百零三。这意味着在1921年利息是可供支付利润、利息和捐税的销货纯收益的四倍以上。图表13表示在1921至1929年那些比较正常的年份，此项比率的变动是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七。大体说来，利息平均占营业边际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当我们问“利息对利润有什么影响”时，我们必须依赖利息对财务边际的比率来回答。为了算出财务边际，我们从营业边际里减掉捐税，结果得到表Ⅰ第（11）项中的美元数字。我们发现利息在1919年负担最低时占捐税已付之后纯收益的百分之十二。在1921年利息负担最高时，我们发现供给或包含利润和利息的边际已经消灭，像在讨论捐税时那样，我们可以说利润上的利息负担是无穷大，平均没有纯收益可以供给利息和利润，而是有损失（捐税作为已经付过）。然而，从该年度销货损失的观点来说，我们可以说损失的百分之五十左右是因利息而起。既然这一年（1921年）是不正常的，让我们再看负担最大的一年，那是1926年，其时利息是财务边际的百分之一百八十。

这样，我们发现利息负担的幅度是可以供给利息和利润（捐税已付之后）的所得的百分之十二到百分之一百八十，就是我们的财务边际。在最坏的年份（1921年），只有损失，没有纯收益。

因此，我们看出商人的债务和预期收入之间很小的边际怎样增加这些债务任何一项中任何变动的重要性。甚至任何一项中似乎是次要的一种变动，在考虑到它对利润的潜在影响时，就成为头等重要。 [225] 在谈判贷款的时候，正是这种重要影响把利率提高到限制性因素的地位。

（6）价格边际——“价格边际”比应税边际和财务边际重要得多。因为那可变的捐税和财务两种边际决定于价格边际。前列图表说明一百四十年中不断变动的物价。该图表显示在法国革命开始以后的二十五年中英美物价上涨，然后突然下降，间有些微的回升，这样继续到1849年。在1810到1820年这一段时期内，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在各种份额对边际的问题上发生了辩论。商品的价格正在下跌，如同自从另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物价已经下跌那样。在物价下跌的同时发生失业。马尔萨斯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各种东西生产得太多，以致工人不能消费他们所生产的东西。是这一点使得物价下跌。他主张征税举办公共工程以及地主多用钱经营自己的产业，以便使工人就业而所做的工作不会造成产品来参加竞争的市场，压低物价。

可是，李嘉图对于正在商人获利甚微或者不能获利的时候增加捐税这种主张，觉得十分不妥，他很有理由地辩说，纳税人会雇用的劳动并不少于付给工人的税款会雇用的劳动。他认为失业的原因是当时完全没有组织的劳动非常固执，不肯接受较低的工资。 [226] 如果工人肯接受较低的工资，即使销货价格较低，雇主就会有获利的余地，然后他们就会雇用那失业的人。他反对马尔萨斯，认为不可能有普遍生产过剩那种事，因为任何一种商品的增产会增加对一切其他商品的需求。可是，利润的边际可能普遍减小，假使价格减低而工资不比例地减低。

自从一百多年前李嘉图的时代以来，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遵奉马尔萨斯的学说。他们从份额的观点立论；李嘉图和商人从利润的边际立论。劳伯特斯于1837年第一个采用后来把工人所得的份额不足作为产业萧条的原因那种方式，陈述社会主义者的论点。 [227] 同一时期内，卡尔·马克思创立了他的理论，从1848年革命的时候在《共产党宣言》中开始。

可是，由于1849年黄金的发现，世界物价又开始上涨。这一次的上涨，在美国纸币膨胀的影响下，继续到1863年，其间偶有些微的回跌。然后又开始了世界范围的物价下落，直到1897年为止，其间也偶有些微的回升。然后又转为上涨，直到1920年为止，接着再一次下跌，仍然间有回升，继续跌到1929年的萧条。

我们用平均批发价格上这些世界范围的波动，来研究价格边际问题。

让我们回头再讲我们以前举例的印刷业里的一家公司。每册售价一角时，销售额六十万册，产生价款六万美元，或者每周每一工人产生六十美元。可是，现在把这六十美元分成所有的生产成本——一切工资、利息、租金、包含在原料成本中的以前其他商人的利润、捐税等等。然后酌量以售价的百分之三十作为这家个别公司的平均利润边际。这利润边际的数目是一千八百美元，余下五万八千二百美元作为每周的生产总成本。这生产总成本是公司所负担的全部新债务，为了取得每周六万美元的总收入，剩下一千八百美元作为利润的边际。

这相当于售价的百分之三的利润边际可能是股票票面价值的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利润率 ，决定于该公司发行的票面股份共有多少。那是一个簿记问题，在这里和我们没有关系。可是，假设货币的平均购买力发生了世界范围的上涨，一切商品的价格每月下降百分之一。这差不多是1920年夏季以后以及1929年以后物价下降的速率，像图表14中表现的那样。为了配合我们的例证，让我们假设那五万八千二百美元的债务是月初造成而产品是月底卖出的。这符合通常给予顾客的三十天信用。在此期间世界范围的物价水平下降百分之一。

因此，在例证的那个月里，且不管任何技术的效率增高，销货所得从六万美元减少到五万九千四百美元。可是这六百美元是利润边际（一千八百美元）的三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三十三。这样，物价的普遍下降，基本上同样地影响着所有的商品，由于售价下降百分之一，减少利润边际百分之三十三。

如果某个其他公司的利润边际本来是百分之二，只等于一千二百美元，那么，由于售价下降百分之一，利润边际就会减少百分之五十，这是受世界性的原因的影响，不是个别企业所能控制。或者，如果一个比较兴旺的公司，利润边际是百分之十，那么，售价下降百分之一，就会减少利润边际百分之十。

人们也许可以说，如果价格下降百分之一，以致销货总额从六万美元减少到五万九千四百美元，那么，消费者手里就会多出那笔钱六百美元，可以用来购取其他商品，因此可以相应地增加劳动的就业。

图表14 1919—1933年美国的批发价格

美国劳动统计局编制的指数，根据商品550种。新编784种商品的指数，用1931年个别的平均数的比率折合到550种商品的基数。（录自1931年联邦准备银行董事会报告；及1932年1月—1933年5月联邦准备银行公报。）

这里出现了上面提到的那种错误思想的另一方面，这种想法只注意国民总收入的各项份额 ，不注意利润的边际 。杂志购买者可能用于购买其他商品的那六万美元或者五万九千四百美元从哪里来呢？他们从那些成为对他们负下这笔债务的商人们手里得来。他们取得这笔钱，一部分是直接地 作为工资、租金和利息；或者一部分是间接地 作为包含在卖出的原料中的工资、租金、利息和利润，或者所缴纳的捐税。因此，这些杂志购买者可能根本不能得到他们的购买力，假使由于一切商品的售价平均下降百分之一，一切商品上的利润边际减少掉百分之三十三。他们不能再作为杂志的消费者 ，因为他们失业 了。他们失业，是因为利润边际发生了变化。

这种物价的普遍 涨落对全世界所有的商人的所有的利润边际发生基本上同样的影响。他们大家基本上同时减少雇工。世界性的普遍的原因产生基本上同样的影响，不管需求的伸缩性是“一”，或是大于“一”或是小于“一”。

我们说“基本上同样”或者“基本上同时”，意思是说对于不同的机构和不同的商品在时间或地点上不免有些变化。关于这些变化和先后，我们在这里不需要细说。它们就是那样，在失业方面的影响总要到物价开始降落的几个月后才表现出来。 [228]

这里，要点不是这些对平均数的差异，也不是时间上先后的不同。要点是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在非常狭小的利润边际上经营，如果一切物价的平均数发生变动，这就等于说——不管原因是货币的或者非货币的——在全世界对利润边际的影响实质上比对商品批发价格的影响要大三十三倍，假如平均边际是销货总额的百分之三。归于利润的份额 已经不值得考虑。利润的边际 成为最重要的问题。

这种边际正是我们的杂志购买者必须指望从那里取得他们的钱来购买杂志的地方。他们都是从商人手里取得他们的货币，商人又是从银行手里取得这笔货币，商人在现代的情况下获利甚微，他们在狭小的利润边际上经营业务。企业和就业是否继续下去，或者扩张，或者减低发展速度，或者停止，都决定于狭小的利润边际。在维持人们就业的问题上，重要的不是归于利润的份额 ，也不是归于工资的份额 。这两种份额在其他问题上十分重要。可是为了使资本和劳动得到使用，不受技术进步的影响，那就像道格拉斯说明的那样，无论是劳动取得一半或者三分之二或者五分之四，无论是资本家取得一半或者三分之一或者仅仅五分之一作为他们的份额 ，都没有关系。在关于份额上，道格拉斯的话是对的；可是有关系的不是份额，而是边际 。

直截了当地来说明问题，如果在1923至1929年效率增加的这一段时期中工资有相应的增加，是不是就会防止1930至1933年世界范围的失业呢？如果世界上主要的中央银行在1925年以后曾彼此合作，把货币的购买力稳定在1926年的批发物价水平上，是不是就会防止1930至1933年的失业呢？（在这里我们不考虑实行的可能性问题，而假设这两种预防方法都可能实行。）

对第一个问题的答案，道格拉斯说得不错。减少归于利润、租金和利息的份额 ，用来增加归于工资的份额，防止不了1929年以后的失业。

可是必须注意，道格拉斯的答案关键在于会有一些扩张的 产业来承受那些被紧缩的 产业解雇的失业者。

是否可能有扩张的产业呢？由什么来决定呢？决定于投机性的或推测的利润边际 。如果一切物价都在下跌，并且预期还要下跌，一切利润边际就被减少到物价下跌程度的十倍、二十倍、二十五倍、三十倍或更多的倍数。因此产业不扩张。表面上似乎是技术的失业，其实是产业不能扩张的结果。

另一方面，如果一切物价都在上涨，利润边际增加的程度就二十倍、二十五倍或更多倍于物价的上涨。由于物价上涨，产业就扩张，除了道格拉斯所谓暂时的失业以外，没有技术的失业。

可是到了所有的劳动充分就业的时候，物价再涨就是纯粹的膨胀，因为利润边际虽由于物价上涨而再增加，却不能使更多的工人获得工作，如果他们都已经就业。

因此，他建议的稳定货币购买力，可以使某些产业按照它们不同的投机性的供求伸缩性而扩张和紧缩。可是，它防止普遍的过度扩张，因为对一切利润边际都发生影响。李嘉图主张在物价下跌时减低工资来维持惯例的利润边际，而主张稳定一般购买力的人们却要在效率增高时用日益增涨的工资来维持利润边际。

这些是其他因素，是早期的学说中所不了解的——较高的生活水平和技术效率的增加。李嘉图主张，为了增加利润边际，工资必须减低，因此把较低的生活水平强加在工资劳动者身上。原来他硬要降低生活水平的唯一理由是1815年以后商品价格的普遍下落。假使他考虑到可能有一种稳定的物价水平，他也许能看到他的利润边际可能维持，而不必降低生活水平。

我们所假设的印刷公司那个例证，可以比照图表14加以折合，变成一切产业的统计的平均数。这些批发价格的平均数，相当于制造家、农场主、矿山所有人以及其他那些对自己从而获得利润的产业有控制权的人们所收入的价格。如果我们假设，这些商品售出时平均是三十天的期限，如果我们在这里应用边际的原则和投机的原则，又假设平均利润边际是售价的百分之三：那么，卖方，在1919年2月，在售价一百三十美元时，他们的全部生产成本等于一百二十六美元十美分，他们的利润边际是三美元九十美分。可是，既然当时的物价以每月百分之二的速率在上涨，三十天后的预期价格是一百三十二美元六十美分，这个数字虽然在售价一百三十美元上只增加百分之二，在利润边际上却增加百分之六十六。

或者，如果货物是在最高峰平均价格一百六十八美元时售出，如果价格以每月百分之三点六的速率开始下跌（实际确曾下跌），那么，三十天后价格跌到一百六十三美元，减少了六美元。如果生产成本已涨到一百五十八美元零一美分，仍然和从前一样留下售价的百分之三作为利润边际五美元，那么，价格上的下跌虽然只是售价的百分之三点六，在利润边际上却是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减少。

这些计算，虽然只作为例证，并且是根据一个物价涨落的非常时期的情况，却能给我们一种概念，知道商人对于成本或价格上微小的增加或减少极其重视。这是因为商人做生意的关键在于“剩余”而不在商品的全部成本或价格。在付出的价格或者收进的价格上平均百分之二的变动，可能在利润边际上就是百分之三十的增加或减少。如果那变动是上涨，利润就增加那么多；可是如果那变动是下跌，就可能完全消灭利润，造成亏绌。 [229]

（7）利润垫层——到这里为止，我们始终是考虑制造公司在销货 上的利润边际。我们现在要讲到这些公司用来缓和利润边际上不利的波动会造成的打击。图表8里说明了销货总额和总收益（总收入）的关系。可以看出销货总不会少于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七，销货通常在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五和百分之九十六之间。从其他来源取得的那数目比较小的一部分收入，我们称为“利润垫层”，像图表15中所表示的那样。

图表15 利润垫层 [230]

1919年以前制造公司的一般惯例是靠它们的营业收益或销货作为取得利润的方法，差不多完全不管其他来源。大约从1920年起开始了一种发展得很快的办法，用那没有作为股利分派出去的基金来投资，开发其他的收益来源。我们在关于总收入和销货总额的一节里（参阅本章，第5（1）节）曾提到这些新的收入来源，例如其他公司的股票和公司债、政府债券、定期存款、租金和特权使用费等等。美国税务局报告中第一次列出关于这些收益来源的数字是1922年。该年度的总收入的百分之四点九来自销货以外的其他来源。图表11中较低的那条线所表示的销货的利润边际在1922年低到百分之零点八；可是，在加上其他收入所供给的垫层以后（图表15暗影部分），最终利润竟达总收入的百分之五点七。我们计算那用于1921年的垫层，说明该年的损失从总收入的百分之三点二减少到百分之一，减少的程度将近销货损失的百分之三十。1925年利用垫层免除了损失，从1922到1928年把平均最终利润维持在总收入的百分之四点八到百分之七之间，这样大大地缓和了我们销货上利润边际的波动。

这些关系表现在图表15中，销货上的损益边际和最终损益都用每年总收入的百分比数来表示。利润垫层由这两种曲线之间的空隙地带来表示，作为销货的波动的一种缓冲。

这种办法使公司组织可能对股东所得的股利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在业务好和业务坏的年份没有多大差别。因此，我们把这种办法叫做利润垫层 。

这种利润垫层的运用，不影响我们以前关于损益边际的变动对就业和生产数量的影响的理论，不需要作任何重大的改变。因为，当商人或制造公司认为他们的营业结果一定是损失时，他们的倾向自会是减少生产和就业，像我们所说明的那样。因此，我们觉得利润垫层有益于股东，并且由于防止或减少损失，使企业在财政上较为健全，可是对于在物价下跌时期防止失业，比较没有什么作用。

（8）既得权利和利润边际——以上的议论使利润一般的显得颇为可怜。实际上利润是一种“自由—暴露”的关系。难怪精明的商人总要想法赶快把他的利润变成一种既得权利，以免得而复失。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往往“抛出”给别人，而自己“脱身”，就是，在适当的时机把他预期会跌价而别人不知道的商品或证券卖给别人。

商业上许多重大的成功是由于这样的起源。公众一般地不辨别由于效率而致富和由于把死马抛售给别人而致富。两者是同样的体面，根据商业的习惯和法律上的“倘有损失购者自己负责”。

“抛出”的目的通常在于取得一种不暴露于微小的利润边际的东西。其中最靠得住的是有担保的债券以及日益发展的社会中正在增长的土地价值。范德比特地产是前者的实例，阿斯特 [231] 地产是后者的实例。

一个能把自己的脆弱的利润在它未损坏以前成功地变为既得权利的人，做到了两件事——他可以使自己和子孙为将来节约；他使将来的商人不得不更加努力，争取他们的利润边际，因为他们不得不支付那已经转到他们身上的固定开销。利润的边际不增加——可是，支付债券利息和土地租金的义务却增加，使得利润边际波动很大。

一个负担着“空头”债券的公司可能表现一种较低的利润边际，低于一个没有这种负担的公司。一个需要赚得因为过去的弊病而担负的固定开销的公司，它的利润边际可能小于一个新开业的没有负担的竞争者。这些都是有严重社会意义的问题，而且因为一般不了解边际和过去遗留下来的既得权利的区别，问题就更加严重。它是不能辨别股份和边际的又一个实例。不管股份是完全公道的或是完全不正当的，可是使得机构运行或者停顿的却是利润边际。

因此，利润边际对资本主义文明含有许多社会的意义。由于近年来公司财政的科学研究兴起，它的重要性和可测量性才日益显著。 [232] 那完全是“在剩余上做生意”或者“在边际上做生意”，这一点在各种股票投机中久已人人知道。可是，它更深入到整个私有财产制度中的一切生产程序。

我们在上面只用了制造公司一种行业来说明利润边际的算法。并且我们只用了平均数，可是利润边际的意义，必须到应用在差数上面的时候，才充分表现出来。在五百亿到六百亿美元销货总额上的平均利润边际可能只是百分之三，但是在这平均数里面包括有个别公司，它们的边际有时也许高到百分之五十，也有其他的公司显然在百分之三以下。这些差数使人想到累进税的复杂问题，以及对个人所得的累进税和对公司收益的累进税之间的严重区别。对个人所得和既得收益征收高度累进税，在现代分配不平等的情况下，是有理由的，并且这些所得来自不同的、不相竞争的来源。可是，对于从单独一个来源并且在和相同的企业竞争之下得来的公司纯收益征收累进税，就可能破坏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目的，这种文明运用利润动机来增加生产效率。来自股利的个人的纯收益，是一切公司费用已经支付以后分给个人的一种剩余；它不是无法避免竞争的利润边际。对于长期债券以及从过去积累下来的既得权利的国家政策，也同样重要，这种债券和权利使产业在未来好几代中负担着固定的支出，因而减少利润边际。有人曾主张发行债券的期限不应超过一代，结果这个期限还是长于现代资本设备由于折旧和陈废而减短了的寿命。又有人认为这种由“死手”强派的负担越来越多。不管这些话怎样，利润边际是维持资本主义文明不断运行的活手、头脑和情绪。

（9）边际与生产成本——古典经济学家老一套的理论，受自动平衡观念的支配，认为平衡会使波动的价格回到标准的成本，他们注意“生产成本”。现代制度学派的理论注意利润边际，那完全没有什么“标准”，而是摇摆不定地上下波动。平均数的想象虽然减轻这些困难很多，可是它至少给人一种概念，使人了解生产成本论和利润边际论的分别多么大。这样，成本论者一定会说相当于工资账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的意外事故或失业保险费，对于雇主肯不肯防止事故或稳定就业，只会有很小的影响或者没有影响，因为保险费还不到生产成本的百分之一；可是雇主们自己非常了解的边际的分析，却说明保险费减少他们的利润边际，所减少的程度十倍到三十倍于生产成本上的增加。肯不肯预防事故或预防失业，其关键不是那庞大的生产成本，而是敏感的利润边际。 [233]

同样地，成本论者认为中央银行贴现率上一厘或二厘的变动影响很小 [234] ，然而，如果货币市场和证券交易市场上竞争性最高的交易的微小的利润边际还不到售价的百分之一，那么，生产成本上百分之一的变动可能就是利润边际的百分之百。

而且，在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剧烈的竞争把利润边际减到空前微薄的程度，公用事业公司对竞争者在所取的价格上很轻微的歧视或优待，或者在政府所收的捐税上有所歧视或优待，就可能使一家公司破产，不是因为它的成本略高一些或者它的效率略低一些，而是因为它的利润边际被消灭了，没有获利的余地。在最近三十年利润边际日益微小的这一段时期内，美国最高法院才认识到这种新的歧视的手段，扩充了习惯法的意义来配合它。 [235]

显然，对于垄断性的公司必须应用一种不同的原则。问题的关键主要地在于那公司是靠提高效率来取得利润，还是靠享受着垄断性的和造成差别的特殊利益，不受竞争的威胁。也就是那公司所得的利润是“效率利润”还是“稀少性利润”的问题。 [236] 这是由于容易变动的价格边际而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问题。

（10）时间顺序和伸缩性——以上这种分析，关键在于狭小的利润边际，往往被指责为虚幻的，因为你只要稍微改变任何一项因素，显然就能消灭那利润边际。我们曾用利息和捐税两种固定费用以及售价消灭了它。工资或购进原料的成本价格上的变动也可以做到这样。如果成本价格中任何一种上涨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利润边际减少的程度就可能达到它的十倍到三十倍。因此，整个的分析被认为是虚幻的，根本是兜圈子的说法。

这种批评忽略了时间上的顺序以及需求或供给的不同的伸缩性。所有的因素并不在同时发生同一方向的变动，而且，即使这样，其中有些因素变动的伸缩性较高，有些伸缩性较低。

对于商人或者政治家，所有这些问题并不在同一时候发生。它们在不同的时候发生，决定于哪一项因素在变动，或者变动最大或变动最小，或者当时最容易控制或最难控制。这些问题，不是所有的因素在同一时间的问题，而是限制性的和补充性的因素的问题，只有那限制性因素一项受人注意，如果人们断定在当时和当地实际是它对其他因素起着限制的作用；那补充性因素，将来随着情况的变化，其中这一项或那一项会随时变成限制性的因素。 [237]

这原则不仅适用于私营企业，而且适用于公营企业。毫无疑问，那是实行家所必须具备的最伟大的一种天赋才能，我们称为“及时”，这掌握时机的才能是最伟大的战士、最伟大的政治家以及最伟大的企业家的突出的本领，他们能使一个纷扰不安的国家受他们的控制。对政治家来说，一个时候的限制性因素也许是捐税，另一个时候也许是物价，另一个时候也许是过分的乐观主义，另一个时候也许是过分的悲观主义，另一个时候也许是对外贸易，另一个时候也许是国内贸易，另一个时候也许是卫生或者信用，依此类推，可以有非常之多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说明的要点是，在现代资本主义中，这些数以千计的因素，每一项，在它自己的适当时机，都具有强制的力量，能影响那真正是很脆弱、很重要、很微小的利润边际。

经济学说，在这过渡性的新的集体行动的阶段，运用着数学和统计，越来越集中注意于找寻那不断变动的限制因素，这些因素造成和解除那一再发生的经济危机。

米尔斯，在全国经济研究所的合作下，大大地推进了这种时间顺序的研究工作。 [238] 他就统计资料许可的范围，按照距离最终消费者的远近，对物价、生产、信用和证券进行了分类。这相当于庞·巴维克对那迂回的程序所分的阶段。可是，米尔斯不像庞·巴维克那样，只注意利息问题，而是把四十年一段时期中所有的因素都考虑在内，这样，按照它们在商业循环的起伏中在时间顺序上和变化程度上的变动，使它们有相互关系。

在我们的表和图表中，我们竭力采取米尔斯规划的线索，对1919—1929年这些年份，把这种不断变化的因素大部分放在一起。他叫做物价和生产的“变化性”的那种东西，我们叫做供给的伸缩性，意思是指零售价格和消费量所表示的消费者的需求方面的变动，通过人们的预测，对那些比较远的生产阶段中的价格和产品发生影响的程度。

我们区别价格和价值，像以前所讲的那样。生产者的出产品的价值由两项因素构成，价格和按照这个价格售出的产品的数量。从这种组合中，生产者得到全部价值或者“销货总额”，从销货总额里他能支付各项成本要素的代价。如果价格上涨而售出的产品不增加，甚至产品还减少，或者如果产品增加而价格不涨，他的销货总额或产品的价值增长。反之，结果也相反。这种情况，我们在图表中已经看到，在那些图表里销货总额（产品的价值）跟全部收入和营业成本作了比较。这些价值 的变动，我们就称为供给的伸缩性——在两方面有伸缩，价格和数量，两者的结合总是折成货币计算。

从消费者的价格开始，一切其他价格（甚至距离最远的价格）都以它为目标，显然零售商方面出产量的伸缩性，和消费者方面货币的需求的伸缩性，是完全相应的，实际上是同样一回事。米尔斯用批发价格，不用零售价格，作为消费者的需求的指标，也就是批发商对零售商所取的价格。我们用批发价格作为制造家对批发商所取的价格的指标。

（11）结论——总结起来，我们就可以说，国民货币收入的份额 论之所以不能说明交替的繁荣和萧条，主要是因为增加一个阶级的份额，减少其他阶级的份额，并不改变所有各阶级的总购买力。所有各阶级的购买力，无论用作储蓄或者用于消费，对劳动供给同样的就业，除了有一些暂时的调整的困难。为了增加劳动的购买力，必须使失业者获得工作，要从创造新货币 着手，而不是把纳税人现有的购买力转移 到工人手里，像马尔萨斯主张的那样，也不是由政府借钱去用，那是转移投资，并不增多投资。

这种新货币不能由银行家来创造和发行，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或者中央银行都不能，因为，在萧条时期，利润的边际或余地已经没有，没有商业借款人愿意在创造新货币方面和银行家合作。为了创造消费者的需求 （商业靠它才能销货），政府本身必须创造新货币，完全跳过整个的银行系统，直接付给失业者，或者作为救济，或者用于建设公共事业，像它在战时所做的那样。除了归于工资劳动者以外，这种新货币又必须有一部分归于农场主、商业机构以及差不多所有的企业，因为是他们大家一起构成消费者需求的总额。

这种或者膨胀银行信用或者发行政府纸币，从而创造消费者需求的困难情况，使得我们必须研究“中央银行”政策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政策是1898年由威克塞尔首先有系统地陈述，在战后时期中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或多或少地据以采取行动。我们把这个叫做利润边际论的桑顿—威克塞尔体系。

Ⅷ 世界范围的偿付社会

桑顿—威克塞尔理论体系是一种利润边际论体系。它在1802年从亨利·桑顿开始，那是在英格兰银行停止硬币支付（1797年）以后，这一体系的前后连续关系可以像这样由远而近地加以追溯：图克，1844年；威克塞尔，1898年；战后经济学家霍特里，1919年；凯恩斯，1930年；费希尔，1932年；1921年联邦准备银行的政策；1931年9月停止硬币支付时英格兰银行和瑞典银行的政策。

桑顿的理论是一种中央银行贴现论。1797年英格兰银行停止硬币支付后，他说，纸币信用（钞票）数量增长的限度主要地系于英格兰银行所取的利率和当时商业利润率的比较 [239] 。如果银行利率低于 这种利润边际，商人就会增加他们的借款，英格兰银行，既然已经不受法定黄金准备的限制，只根据借款人的偿付能力来决定是否创造它的银行信用，就会继续扩张纸币的发行，适应有偿付能力的企业在物价上涨时的“正当”需求。可是，如果因为银行利率提高，流通手段的数量停止增加，那“额外利润就终止”。这种理论在图克手里又出现， [240] 1898年在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手里更获得一种新的出发点。回想到西季维克把货币市场上的短期利率和证券市场及地产市场上的长期利率分开，这种理论的重要性就显得清楚。后两种市场上的低利率是美国“绿背钞票”理论的基础，此项理论于1849年由爱德华·克洛格首先提出。

1. 长期利率和物价

1919年联邦准备银行根据以前叫做“绿背主义”的货币理论采取行动，绿背主义的创始人是克洛格（1849年），它的有名的拥护者是出色的制造商彼特·库柏，“绿背纸币党”1876年的总统候选人。克洛格在美国，和当代欧洲的普鲁东及马克思极其相似，他们都主张减低利率，减到以经营银行业务的劳动成本为标准。

克洛格和库柏的理论被称为可以相互兑换的证券货币制度。 [241] 目的是减低他们所谓银行家的黄金和钞票垄断所收取的高利率，以及恢复企业机构和地产的价值，这两方面的价值，在克洛格的时候，1837年以后曾急剧下降；在库柏的时候，1865年以后曾急剧下降。

他们那种理论忽略了货币的“价值”的双重意义，就是利率或贴现率和货币的一般购买力。克洛格和他的信徒们采用了前一种意义，认为

“货币的价值决定于它将积累的利息；一切财产的价值决定于它所能取得的租金。……如果任何财产的租金收入不能和借出去的钱一样，在同样长短的时期中，积累一笔钱等于财产本身的估值，那种财产就会跌价，跌到租金对财产价值的比例和利息对本金的比例相同为止。……财产的价值随着作为价值的尺度的美元的价值的增长而比例地减低。凡是货币的价值由于利息上涨而增加时，财产的价值总有相应的低减。……没有人会把自己的钱投资在财产上，除非他假设那财产可能产生的收益将不少于他购置财产所付出的钱可能产生的收益。” [242]

克洛格主张应该防止利率涨到百分之一以上，他估计这是经营银行业务的劳动成本。后来全国劳动协会和绿背钞票党中他的信徒们分别于1867年和1876年把这种估计提高到百分之三。政府可以印发法币钞票，凭抵押贷出，利息百分之三，贷款额可达土地价值的百分之五十。借款人然后可以用那法币钞票购买商品和支付工资，于是钞票进入一般流通。任何人收进法币，也可以不买商品而借给其他的人，或者可以投资于政府库券，那不是法币，可是有百分之三的利息。另一方面，一个持有库券的人，如果他有机会在工业或农业上获利百分之三以上，也可以随时向财政部申请，把库券换成法币，用来购取原料和劳动。

这样，利率不可能涨到百分之三以上，因为，如果私人贷款者向借款者索取百分之三以上的利息，那借款者就可以按百分之三向政府借款，或者向另一个可以按百分之三借到钱的人去转借。另一方面，利息也不会跌到百分之三以下，因为有钱贷出的人用法币去购买库券总能得到百分之三。这样，全国的利率就会稳定在百分之三，不致像过去那样地波动，在市面萧条的时候利率只有百分之一或百分之二，在繁荣的时候或者金融紧张的时期，地产、商业或活期借款的利率高到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百分之一百或者更多。

克洛格的相互兑换的货币和证券方案屡次在国会里或者在纸币计划里重行出现，往往作为一种新发明，而不知道它在1849年最初的起源。最近，自从1929年后物价下跌以来，它又出现了，作为一种农业救济计划，发行无利息的美国法币钞票（绿背纸币），把这些钞票换成利息百分之三的政府债券，用这种债券来承受田地的抵押。如果债券的市价超过票面，财政部长应即售出债券，收回等额的美国钞票；如果市价低于票面，财政部长应即用法币钞票买进债券。运用这种方法，和在克洛格的方案里一样，可以预期在债券价格高于票面时债券的供给将增多，从而把市价压低到票面，也就是发出债券换取纸币，暂时收回通货；在债券价格低于票面时债券的供给将减少，从而把市价提高到票面，也就是再发行纸币换取债券，暂时收回债券。

克洛格说他的这种纸币决不会贬值，像法国革命政府的纸币，或者美国在独立战争期中发行的钞票贬值那样，因为它们那种货币“不代表财产”，而他的相互兑换的货币确是代表财产——地产抵押形式的财产。他说，如果政府“贷出货币以价值两倍于贷款的生产土地为抵押，并且供给了产生利息的钞票作为资金，这种纸币就代表着财产，一定是优良的”。 [243]

然而克洛格看到了，如果货币能够随便地和不断地按百分之三的利率借到，那些实际地租或利息收入在百分之三以上的土地或者任何债券的价值一定会立刻上涨。可是他没有讲到它的通货膨胀的结果。

如果在市场利率是每年百分之六时一块价值一千美元的土地产生地租六十美元，或者一种票面价值的债券每年产生利息六十美元，那么，假使利息是百分之三，同一土地或债券的值价一定会涨到两千美元。土地或债券的购买者在一项两千美元纸币的投资上所得的收入，和他在投资于财政部钞票的两千美元纸币上所得的收入，同是每年六十美元，可是那不是百分之六，而是百分之三。

因此，如果那块土地涨到两千美元，它作为抵押品的价值就比以前大了一倍，它的所有人仍然按土地的新价值的一半，就能借到比以前多一倍的钱。土地的价值是一千美元的时候他借了五百美元，现在土地的价值是两千美元，他就能借一千美元。

同时，土地的产物——它的小麦、谷物、牲畜——的商品价格一定也上涨，像克洛格也承认的那样，因为法币通货增多了。如果实际上这些物价上涨百分之一百，像土地价值涨了百分之一百一样，那地租六十美元现在大概就是地租一百二十美元纸币。如果地租是一百二十美元，土地的价值就会涨到四千美元，仍然继续产生一种相当于市价百分之三的地租收益。它的抵押价值，按市价的一半计算，现在就是两千美元，借款人可以按百分之三的利息借得两千美元。只要对法币的数量或者利息百分之三的相互兑换的库券的数量没有限制，这种螺旋形的影响就会继续下去，首先提高土地的价值，然后土地产物的价格，然后又是土地的价值，然后又是产物的价格，互为因果，直到无限大。

克洛格的理论的谬误是两重的：混淆了货币的价值作为利率和作为购买力的双重意义；以及像古典派那样混淆了生产力和购买力。根据他的解释，生产力不仅是产品的数量，也是产品的价格。稳定货币的价值作为一种稳定的利率 ，恰恰在相反的方向发生影响，使得作为购买力的货币的价值不稳定。

联邦准备银行于1919年根据克洛格的理论采取行动。财政部发行“胜利公债”，利率相当于百分之四又四分之一，当时市场的平均利率是百分之五又四分之三到百分之六。债券通过会员银行卖出，准许购买者借钱支付债券的价款，把债券存在银行作为抵押品。为了给债券的面值创造有利的市场条件，准备银行规定了会员银行用政府债券抵押向准备银行借款，重贴现的利率应比用商业票据抵押的利率（百分之四又四分之三）低减百分之零点五。 [244] 结果是会员银行的借款用政府债券作担保的达百分之八十五，用商业票据作担保的只占百分之十五。公债担保借款的利率成为有效的利率。

在纽约，对商业票据担保借款的重贴现率1917年是百分之四，后来在1918年以及1919年中提高到百分之四又四分之三。在同一时期内，对政府债券担保借款的利率1917年是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1918年以及1919年中提高到百分之四又四分之一，保持着百分之零点五的差数，优待用政府债券抵押的借款，直到1921年5月为止。 [245]

结果是，如果一个银行家提供政府债券作为担保，他可以按百分之四又四分之一向联邦准备银行借款，然后在一般货币市场上按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八转贷出去（公开市场商业利率，图表16）。

这样，用政府债券担保的借款从1917年的差不多没有一直增加到1919年5月的十七亿美元，其间正在发行胜利公债。结果，从1919年3月到1920年5月这一时期中准备银行贷给会员银行的信用总额从二十五亿增加到三十二亿美元；联邦准备券从二十四亿增加到三十二亿美元，所有的会员银行的活期存款从一百二十七亿增加到一百五十三亿美元。 [246]

对物价的影响值得注意。 [247] 到1919年底批发价格水平上涨了百分之十五，这股动力使它继续上涨，到1920年5月又增长了百分之十三。在战争史上，从未有过战后 的物价暴涨。这是实行克洛格的理论，人为地使短期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的结果。

最后，胜利公债售完以后，1919年11月间纽约的准备银行开始一再提高贴现率，在1920年6月间达到商业票据抵押借款百分之七以及政府债券抵押借款百分之六的惊人高峰（图表16）。

显然，假使准备银行早在十二个月前1919年4月间就开始提高贴现率到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六，它们也许可能防止了战后的物价暴涨，甚至在1919年就已经压低了物价，而不是在1921年。可是它们是在实行克洛格的相互兑换的债券和货币的理论，目的要使胜利公债抵押借款的利率低于商业借款和一般资金的市场利率，以便照票面卖出公债。假如不是这样硬把利率减低，一种百分之四又二分之一的债券的市价，在银行和贷款者可能从其他放款上获得百分之六的时候，一定会跌到票面以下很多，像克洛格已经说明的那样。为了避免这种结果，所以采取了那种通货膨胀性的低利率。

2. 短期利率和物价

和克洛格的理论颇为相反的，是渊源于桑顿的威克塞尔的理论。 [248] 他选择了货币的价值的另一意义，不是利率，而是货币的一般购买力。他主张稳定货币的购买力，不是稳定对货币的利率。

麦克劳德在1856年发挥了银行利率变动对黄金输出和输入的影响的理论。威克塞尔在1898年构成了这种变动对一般物价水平的影响的理论。威克塞尔的理论直到1922年才受人注意，这时候全世界的货币黄金已经大部分消灭，联邦准备银行现在拥有黄金太多，已经发现可以运用中央银行利率来防止物价的暴涨，只要在公开市场上买卖证券作为后盾。

威克塞尔在个人主义的讲物质的理论和战后讲中央银行的一致行动的理论之间处于一种过渡的地位。旧学说的影响在他身上仍然存在，表现于他把“自然”利息看作和李嘉图、杜阁以及庞·巴维克的边际生产力是相同的。这是他比1802年桑顿的理论前进了一步。他不仅要把中央银行利率和桑顿的商人 所付的商业利率联系起来，而且要把它和生产 的整个技术程序以及资金供给也联系起来。现代的一些理论以三重的关系出现，这三重关系是他提示的，就是以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自然利息上的变动、物价均数上的变动以及各中央银行在控制贴现率的变动上一种世界范围的一致行动这三方面之间的关系。

如果，由于世界范围的行动，中央银行利率减到低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自然”利息，银行的顾客们就会因此增加他们对银行信用的需求，从而增加他们对商品和劳动的需求，结果提高一般的物价水平。

反过来说，如果，由于世界范围的一致行动，中央银行利率提高到超过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那么，商业顾客们，因为利润边际微小，就减少他们的借款，减少他们对商品和劳动的需求，结果物价和就业也减少。

可是，如果由于同样的世界范围的行动，中央银行利率被维持得差不多等于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那么，物价和就业量的平均数就趋向稳定。

这种理论和财政部及准备银行在1919年和1920年的官方行动是相反的，他们那种行动，我们已经看到，符合于克洛格的理论。1919年银行利率低于市场利率很多，照威克塞尔的说法，这一定会引起那后来确实发生的物价上涨。可是，在1920年以及1921年初期，银行利率开始高于市场利率，照威克塞尔的说法，这一定会引起那后来发生的物价下跌。 [249] 官方的理论，以及一般主张的理论，表示银行利率应该追随 市场利率，因为它们没有关于利息对物价的关系的理论。威克塞尔主张银行利率应该领先 ，走在市场利率之前，以便防止物价的上涨或下跌。

威克塞尔认为，世界范围的一致行动的必要是根据麦克劳德和1857年以后英格兰银行的众所熟知的原则，所谓一个国家的贴现率高于其他国家，通常就会吸取其他国家的黄金，可是，如果所有的国家一起行动，大家同时提高和降低它们的贴现率，然后各国根据自己的国际收支差额以及可能发生的黄金输出或输入等情况，可以调整各国个别的利率，稍微高于或低于那世界范围的利率。

这种黄金的输出和输入表现在银行的黄金准备上，费希尔曾总结威克塞尔的贡献，说他的学说的关键在于使贴现率“和其他利率协调”。在这方面，他认为威克塞尔“比任何其他的人”作出了“更多”的贡献，提出了重要的论断，认为“除了黄金准备外，在存款通货支配物价水平的地方，一种商品的价格水平将完全受银行的贴现政策的支配”。

因此，威克塞尔的贡献的意义在于他主张由各国采取集体行动，以便稳定世界范围的一般物价水平，因为世界文明已经到了一种硬币和纸币都服从商业银行的债务货币的阶段。威克塞尔在三十五年前怎样创立这种乌托邦式的理论，怎样必须等到资本主义文明陷入战后的悲惨境界才对它做实验的研究和尝试，以及必须怎样加以修正来适合这种实验，是经济理论的建设中突出的经济、政治和外交问题，这种经济理论的建设只有一百多年前另一次世界战争以后的理论建设可以和它相比。

3. 从边际生产力到资本收益

威克塞尔的预测和中央银行控制的理论中发现有三种缺点——边际生产力的可以测量的程度，公开市场利率和顾客的利率的分歧以及风险折扣。

在历史上，有三种关于利率的边际生产力的说法，威克塞尔加上一个第四种。杜阁的解说以储蓄的多寡为关键，储蓄越多，利率就越低，因而生产扩充到较低的边际。原因是在储蓄这方面。李嘉图的解说从相反的观点出发，他从人口的扩张说起，人口增多把劳动和资本推进到农业生产的较低水平，相应地减低利息率和利润率。他所讲的原因是在自然和人口方面。庞·巴维克的理论是讲现在物品的技术的优越性，假设一定数量的劳动现在用在迂回的方法上，一经使用之后，时期愈长，将生产愈来愈多的产量 [250] 。

这些理论都没有考虑到由于新发明和改进组织而产生的资本的技术效率上的变动。他们主要地只讲资本的数量。杜阁用他的“温度表”，长期借款的利率，来测量资本的数量。李嘉图和庞·巴维克用生产所需要的工时数来测量资本的数量。威克塞尔放弃了用工时测量资本数量的方法，回到杜阁的货币的测量法。可是，他采用了资本工具的效率 上的变动 ，和资本的数量有所区别。实际上，李嘉图曾用效率上的变动作为他的理论的基础，可是那是一种下降的效率，因此也是下降的利息率和利润率，由于人口的压力把生产推向农业上的较低边际。他没有一种有效的关于新发明的理论，这些发明实际已经在一切产业中提高了劳动的效率，克服了人口使生产推向农业上较低边际的压力。马克思用递增的劳动效率代替李嘉图的递减的效率，但是他的效率是一种剩余产品增加的倾向，这种剩余属于资本主，不属于工人。

可是，威克塞尔注意到，在一种革命性的新发明的时期中，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效率——增高，因而有较大的对储蓄的需求，自然利率也增高。可是，在技术进步迟缓而储蓄继续增加的时期中，边际生产力趋于下降，结果对储蓄的需求减少，自然利率也降低。因此，威克塞尔尽管和杜阁一样，也用货币测量资本的数量，但在他测量资本的“自然利息”时却是用资本货物或生产工具的技术效率上的变动。

可是，威克塞尔更进一步，把主观学派的心理的利息看作和边际生产力及储蓄的利息是相同的东西。我们在卡塞尔的可以测量的“等待”的数量以及对等待的价格里，曾注意到卡塞尔也作这样的等同看待。它结果是和杜阁的趋于低减的“利息的价格”相同，虽然由威克塞尔用效率上的变动 加以修正。可是杜阁的“利息的价格”被他说成或者是一种低利率，在农业、工业和商业中引起劳动就业的时多时少，在那退落的大海的水平线以上；或者是利率（利息的“价格”）上涨，使劳动在那上涨的大海的水平线以下趋于消没。

边际生产力的概念，现在由威克塞尔改成一种社会效率的概念，成为一种包含两项可变因素的概念，社会生产进行的速率 的增高或减低，以及新的储蓄积累的速率 的增高或减低。自然利率随着增高的社会生产量而增高，或者随着低减的社会生产量而减低；又随着储蓄的供给减少而增高，或者随着储蓄的供给增多而减低。

另有一种可变因素也考虑在内，就是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这种波动会改变商品的价格和一切服务的价格，改变一切参加技术程序的商品和劳动的价格。因此，为了可以完成他的理论的说明，他和李嘉图、庞·巴维克以及所有的理论家一样，消除了这种可变因素，由于假设物价水平不变。有了这种假设以后，我们就剩下四项可变因素：社会出产量，资本或储蓄的数量，市场利率和中央银行利率。社会出产假设是按不变的价格售出，不管效率上的变动。资本储蓄和利率因此也用一种不变的货币购买力来测量。结果，在这些假设之下，物价的涨落决不妨碍使社会出产量和参加生产的各方面的货币所得完全相等（无论按上涨的或者下降的生产边际计算）。边际生产力成为平衡的标准，在这里，物质生产力的剩余部分，用稳定的物价水平来计量，等于储蓄上的利息，也不受一般物价水平上的变动的影响。

然后，威克塞尔采用消费资料价格水平（零售价格）上的变动 ，生产物品价格水平（批发价格和工资），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上的变动，银行利率和市场利率上的变动，以及货币数额上的变动。这些变动以不同的变动率并且在不同的变动时间 发生，他从自己对各种变动的这些迟早先后情况的观察和测量中，得到那种怎样由负责发行和重贴现的各国中央银行用一致的预测行动来稳定一般物价水平的理论。

威克塞尔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在1931年和1932年引起凯恩斯、哈耶克和霍特里之间一场值得注意的争辩 [251] 。哈耶克认为凯恩斯在他的货币学说中没有给利润留下地位，他的学说完全是一种货币的理论，不考虑技术资本的物质生产力方面的非货币的变动。

在后一种问题上，哈耶克依赖庞·巴维克的生产时期愈长技术优越性愈大的学说，就是，延长迂回过程。如果投资于更大数量的技术资本，因而延长了迂回过程，未来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就会增高。可是，如果投资于较少的技术资本，因而缩短了那种过程，未来的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就会减低。这两种可能的情况在商业循环中确实发生，像威克塞尔已经说明的那样，在萧条时期中长期利率（债券收益）低的时候，发行较多的债券用在新工程方面，在繁荣时期中利息高或者债券收益高的时候，债券发行较少。

可是，并不因此就像庞·巴维克所说的那样，加长迂回过程就增加生产力，缩短迂回过程就减少生产力。现代发明的全部精神着重在如何缩短 迂回过程。例如用老方法需要几年才能建成或者不可能建成的摩天大楼，要想法在十个月内完工。从预期的出产量相对地来看，在这种效率较高的资本设备上的投资比在旧式设备上的投资少得多。建造一具庞大的发电机和附带的改良的机器，它的出产量等于整个一套蒸汽机和旧式机器，所花费的成本低得多，时间也少得多。从一种观点来说，现代技术在缩短那迂回过程，从另一种观点来说，它使进行新工程时需要发行的债券比以前减少，如果所谓迂回过程的意思是未来的一定比率的出产量 。

可是，这些未来的出产率或未来的边际技术生产力，或者未来的利润，用现在所有的任何统计方法是完全不能测量的。为了这些以及其他的原因，霍特里取消那“生产期”，正确地代以一种对工作期间的解说，认为所需要的时期的长短，主要地决定于生产者承担的任务、未完成的订货单、现有存货以及运用额外资金和劳动的可能性等各方面的情况。

因此，我们必须向其他地方去找关于商业上实际预测的量的证明，在商业上人们考虑现在的一切情况以及威克塞尔和霍特里所重视的预期的变动。如果我们把自己放在现在的时间点上，这时候谈判正在进行，双方正在安排彼此的义务以及原料和劳动的买卖，像霍特里所想象的那样，期限或是在短期或是在长期的未来，那么，对各个机构来说，就有它本身的经验和经常营业、同行和公众对未来的预期的判断，作为它在预测中的指南。

这些预测包含两项可变因素，预期的物质产量和预期它可以售得的价格，以便得到一个未来的利润边际，在这利润边际的基础上，银行家可能愿意垫借现在的购买力。因为银行经营业务所根据的不是物质的产量，而是预期 的物质产量乘 预期的价格。换一句话说，那是预期的“销货总额”。这种对产量和 价格的预测在不断地变动，可是，长期预测的现时趋向，可以根据证券市场上公司股票和债券的市价以及地产市场上土地的市价来推断，这几种市价分别和股利、利息及地租的净收入相对比。这些“股票收益”、“债券收益”和土地价值上“地租收益”的计算最接近预期 的产量乘 预期的价格。股票和债券价格有高度的投机性，容易变动，而且往往受操纵和宣传的影响，可是即使这样，它们也能表示那些投资和投机的人，暂时为了任何原因，愿意在什么范围内把未来生产扩充到较低边际的出产量乘价格 ，或者不愿满足于现有的收益率。如果一种票面价值一百美元的百分之五债券非常靠得住，以致市场价值是二百美元，于是买进债券的投资者愿意让那个企业的所有人增加设备，扩充生产到较高的销货总额水平。这只是一种百分之二又二分之一的债券收益，是一种较低的未来物质生产力边际乘 一种较高的预期的价格水平。然而，如果市场价值只是五十美元，债券收益就是百分之十，投资者就不愿让那个企业增加设备，按预期的价格扩充生产到百分之十的限度以下。

同样的原则适用于是否愿意在股票或土地价值上投资。可是在这里风险的成分很有决定性的作用，它的变动比利息的变动大得多，实际上就是预期利润的因素。因为预期风险而打的折扣可能高到百分之一百，在这种时候每股票面一百美元的股票落到现在市场价值“零点”，绝迹于市场，虽然人们为了它的投票权还可以“持有”它。或者，如果由于预期的产量和价格都增长，股票的价格就会涨到超过票面很多。

这些原则很简单，很容易了解，可是这里所注意的要点是它们把预期的产量和此项产量所能得到的价格这两种因素结合在一种价值里（销货总额）。因此这些原则使“自然”利息的概念退居次要，这种自然利息只根据技术的资本或者加长或缩短迂回过程。这一切可变的未来的物质出产量，连同未来的可变的价格、利润和利息，已经在资本市场上股票和债券的现在的买卖程序中被折算在价值之内。

我们采取西季威克的说法，把这一切长期投资所产生的收益叫做“资本收益”，不采取威克塞尔的“边际生产力”。因为它们是利润和利息两项合并的收益率，从最稳当的投资到最不稳当的投资，各不相同；人们现在买进预期的长期利息和股利收入的所有权，

在他们的估价中，对稳当的投资以利息为主要因素，对不稳当的投资以利润为主要因素。如果可能构成一种平均资本收益的加权指数，我们就不应该编造一种威克塞尔的“自然利息”的指数，因为自然利息在银行和投资业务上是没法测量的，而应该编造一种全部根据制度的组合的指数，这种组合根据所有当事人当时的精明的或愚蠢的、乐观的或悲观的判断，扩大或者限制生产。

我们用现有统计资料所可能做到的最接近这种平均资本收益指数的东西，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市场上挑选出来的若干种普通股和优先股以及债券的平均收益，按新发行额予以加权。这样的指数包括预期的供给和需求，或者价格，以及预期的按那种价格出售的技术的产量。我们的算法可以在图表16中的“资本收益”上看到。

这种算法有许多缺点，因为不完全，可是，就照这样，它在统计研究的现状中也提供一种约略的线索。如果把图表16中的这种指数和公开市场的商业利率以及纽约准备银行的重贴现率比较一下，我们对威克塞尔的分析的意义就可以获得一种暗示。“资本收益”不排除非货币的因素——它把技术的产量乘 此项出产量的价格结合起来，和资本市场上的实际情况完全一样。

那么，用这种资本收益的公式来替代威克塞尔那种根据技术资本的边际生产力的“自然”利率，他的理论就会是这样：首先，他假设在世界范围内，各国负责发行和重贴现的中央银行采取一致的行动，目的在于维持货币平均购买力的稳定。由于这种一致的行动，输送黄金支付差额的干扰可以消除，可以在国与国之间转移信用或者指拨黄金来抵消差额，结果实际上黄金准备可以集中，可以使其退出国内和国际汇兑。

图表16 资本收益，公开市场利率，重贴现率

“资本收益”，15种公用事业债券，15种铁路债券，15种工业债券，20种工业优先股票和90种工业普通股票的平均收益；按1919—1933年《商业与金融记录》所载新发行的公司债券、优先股票和普通股票加权；各类证券的收益，系根据“标准统计公司”的算法，曾经《现代商业概观》杂志最近引用。

“公开市场利率”，对第一流的4至6个月期商业票据的平均月息，根据《联邦准备银行董事会年报》，1927—1928年、1931年；及《联邦准备银行公报》，1932年1月—1933年5月。

“纽约联邦准备银行重贴现率”，根据《联邦准备银行董事会年报》，1924年及1931年；及《联邦准备银行公报》，1931年1月—1933年5月；1919—1921年的重贴现率是对60—90天期的票据；1922—1933年的重贴现率，对所有的各种票据都适用。

根据这种假设，那么，如果世界范围的平均资本收益（他的所谓自然利率）是低，表示投资和投机活动多，证券的售价就会高；这种高价格将成为一种诱因，使人们增多新证券的发行，从而增多按现行工资和价格可以购买的劳动和原料，用在扩充和新建设方面。总的社会投资和企业活动，以人们购买的劳动和原料的数量为尺度，因而增多；最后结果是产量日益增长。

现在，如果在证券价格高因而资本收益低的同时，银行利率被定得更低于资本收益，同样的趋势将转移到现时的业务经营。由于这种更低的银行利率的刺激，借款者将增加他们的短期借款的数额，购取立即交货的制成品，不再购买长期证券。这些较多的短期借款和证券的高价格发生同样的影响，因为它们使借款者能增加他们对劳动和原料的需求。这首先会增多购来供目前生产的营业上的劳动和原料，因此提高价格和工资，甚至在所有的劳动都充分使用的时候，结果不能再增加产出的数量。我们已经看到，这正是1919年的情况。

可是，另一方面，如果在资本收益（自然利率）低的同时，银行利率被提得高于资本收益，这较高的银行利率就会对低的资本收益发生反作用。借款者将减少向银行借款经营现时的业务，而增加对长期证券的投资，因此物价不会上涨或者产量不会扩大，像在银行利率低于资本收益时那样。

根据同样的理论，影响产量和价格的平均变动的，不是银行利率的绝对的 上涨或下降，而是银行利率和资本收益对比时的相对的 上涨或下降。如果资本收益是百分之六，那么，像1919年那样百分之四又二分之一的银行利率就是一种低利率， [252] 会引起平均物价上涨的趋势。如果资本收益降低到百分之四，像在1929年那样，那么，银行利率百分之五就是一种高 利率，会引起物价下跌的趋势。

这里可以看出威克塞尔运用借钱和买物之间的机能的关系，很有意义；这种关系，一切商业机构非常熟悉，可是在古典派和快乐主义经济学家的学说里没有加以利用。他们排除了货币，作为仅仅是一种“形式”，一种“交换的媒介”，对于在生产程序中早已决定的或者由快乐与痛苦决定的交换价值，没有影响。可是，威克塞尔说，货币不是仅仅“形式”上的分别，只起被动的作用，而是“实质”的分别，货币起着主动的作用。

古典派和共产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货币只有被动的消极的作用，不过作为移转货物中的一种方便的交换手段，和一条公路作为运输货物的手段没有区别，因此利率可以认为只有一种“自然”价格，用另一种普遍接受的商品（货币）支付；这种看法，也许还可能接近事实真相，假使他们的假设是确实的，所谓货币只是一种形式的商品，黄金或白银，它的价值是由决定和测量其他商品价值的那同样的劳动工时来决定和测量。可是银行债务的货币制度替代了硬币的货币制度以后，银行利率的变动，像西季威克以前说明的那样，就和他们假设的那种由资本边际生产力所决定的“自然”利率或者根据资本的市场价值计算的收益上的变动，情况不同。换一句话说，在这里威克塞尔在西季威克的两种静态的利率之间加入一种复杂的因果关系，银行利率并不总是和资本收益一致的，这种不一致反映在产品的数量和价格的变动上面。

威克塞尔的银行利率和资本边际生产力的相对关系的学说，使费特的所谓“威克塞尔的令人惊诧的贴现政策学说”那种批评，颇为费解。 [253] 费特否定威克塞尔的所谓边际生产力，因为它是一种“价值”生产力，它确实是这样，而边际生产力一般总认为是一种技术的或者产量的生产力。威克塞尔的“边际生产力”包括产量和此项产量所售得的价格。这是金钱上的价值—生产力，可以作为资本收益来计量。它确实是这样，因为物质的产品卖成货币，价值不是心理的——它是货币价值。

更使人不解的是费特竟然忽略了威克塞尔的主要学说——各种利率的相对关系 。费特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威克塞尔的学说里说到假定银行利率低于 “自然”利率的那一半，他同意威克塞尔的意见，认为这种情况会引起一般的物价上涨。然后，他就假设威克塞尔的意思是货币利率应该总是低于 自然利率，这样就会产生，像费特所说的，“经常的银行信用膨胀和经常的物价上涨，它们又造成想要增多商业借款的动机，增多到无限，像俄国和德国纸币膨胀的时候那样”。费特忽略了威克塞尔学说的另一半。提高银行利率，使它高于“自然”利率，就能停止物价的上涨，甚至能使物价下跌。

费希尔在他给费特的答复中表现了他对威克塞尔比较了解， [254] 他同意威克塞尔的理论，认为降低银行利率到自然利率以下，会引起信用膨胀和物价上涨，可是又指出，提高银行利率到自然利率以上，也会引起信用收缩和物价下跌；维持贴现率“和其他利率调和”，就会保持一种稳定的平均物价水平。 [255]

4. 公开市场利率和顾客的利率

威克塞尔没有着重说明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的分别，因为他认为这两种利率在市场上趋向于一致。在这方面他的见解很对，如果所谓短期利率的意思是“顾客的利率”。实际上，拿我们的“资本收益”和芮夫勒在他的名著里所讲的“顾客的利率” [256] 比较一下，就显出两者近于一致，以致它们的差别在图表16里分辨不出，因此顾客的利率没有列入图表。它和我们的“资本收益”是差不多相同的。

可是，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公开市场利率的情况就不同。公开市场利率是一种全国范围的利率，这种利率由于人们通过经纪人将有名的制造商的短期票据卖给无数的银行而产生；银行用它们投资于其他用途之外的“剩余资金”购进这些票据，因此公开市场利率是竞争性最高的市场利率。因此，在图表16里可以看出，它受中央银行利率的直接影响。

另一方面，顾客的利率实际上是单独一家银行和它的个别顾客间相互同意的一种优惠的或秘密的利率，顾客期望银行对他“优待”，而顾客自己仍然把余额存在那银行里。银行比较直接地受它另向证券方面投资的可能收益的指导。顾客的利率因此比中央银行利率更加接近“资本收益”。这种公开市场利率和顾客利率的差别，充分地说明威克塞尔为什么把一切短期和长期利率合并为一种平均市场利率，这种利率他认为和物质生产力的自然 利率形成对照；其他的人，像霍特里，比较重视短期公开市场利率和长期投资利率的不同。最快和最直接受到中央银行贴现政策影响的，是公开市场利率；至于顾客的利率以及和它实际相等的资本收益率，受到影响比较慢。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两种 生产力边际，营业边际和建设边际。营业边际大致相当于“货币”市场上的短期借款，而建设边际相当于“资本”市场上的长期债券和股票。这两种边际通常不一致，因为，短期利息和风险虽然跟着长期利息和风险的方向变动，可是它们的变动不同并且迟缓。如果对利息和风险的短期双重折扣低于长期的折扣，就会诱使制造商用短期借款扩充现时的商品生产到较低的营业利润边际，而不用长期借款来扩充厂址和设备，尽管后者的边际还比较高。当长期利率低于短期利率时，就发生相反的情况。我们常常看到，有时候一家工厂不充分开工，减少用在营业上 的借款；在这种时候，它趁着证券价格较高和资本收益低的机会，发行债券和股票，扩大本厂的规模 。

5. 风险折扣——负债过多和萧条

可是，有几种其他变动很大的因素；威克塞尔假设它们是不变的，从而将它们撇开。这些可以总括为“风险”。威克塞尔只考虑各种利率 上的变动对物价的影响。他因此撇开了风险上的变动，这是“有信心”和“无信心”的变动。一种百分之一百的“风险折扣”将使企业完全停顿。这是因为风险不是影响全部生产成本，而是影响那十分微小但是波动很大的利润边际。 [257]

这些风险折扣表现在商人愿意或不愿意负起债务，不管是长期的或者短期的债务。我们可以在费希尔最近的著作里找到对这种风险和债务的关系的生动说明。

费希尔出色地描写了债务市场所起的作用，对这种市场，他在繁荣和萧条的九项主要因素中说明它的背景。 [258] 我们的解释和费希尔的解释是一致的，读者可以参阅他的著作，不过我们从创造债务的交易 开始，和霍特里一样。那些其他的因素，费希尔说，是通货数额、价格水平、企业资产和负债的净值、利润边际、生产指数、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心理的因果、通货周转额（包括贮藏和利率）。

在市价上涨风险较小的时候，债务产生得比较快。如果债务人借款太多——特别是如果到期的日子定得不恰当——他们就走投无路。最先的征兆是实力较弱的债务人“忍痛出卖”，不得不降低价格。这影响一切竞争的物价，最后整个社会也许全被卷入“忍痛出卖”的旋涡，结果是压低一般的物价水平。“忍痛出卖搅乱供求法则”，因为这种出卖不是为了取得利润，而是为了还债和保持偿付能力。

这种恐慌的还债措施实际上减少银行里存款通货的数额，现代商业十分之九是用这种通货进行的。当一笔对商业银行的债务由债务人用存款支票偿还时，就是数额相等的存款通货消灭。在正常的时候，会有新的借款恢复银行的存款。可是，在跌价时期风险很大的时候，这种存款的恢复就不会发生，于是“信用通货”收缩。因此我们有费希尔的“债务循环”，作为在改变信用货币额和一般物价水平上的主要因素。

预期的风险就是那些控制产业并且有责任对一切其他参加者作种种支付的人的忧虑或信心。风险折扣是现在的估值中最重要的因素。如果像费特所说的那样，时间折扣以等待 的方式渗入一切价格，那么，时间折扣就以利润预测 的方式更显著地渗入一切价格。利润预测在波动很大的普通股的价格上最为显明，在政府债券的价格上最不显明，可是它影响一切价格、证券和商品，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物价看涨时乐观的预测降低风险折扣，因而增加对一切其他参加者的服务的需求。悲观的预测增高风险折扣，既减低需求又减低付给其他参加者的代价。

企业界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赋予利息折扣和风险折扣的比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已经产生了“预测”这一种新的专门职业，特别在大战以来是这样。在经济科学史上，未来性第一次在经济理论中取得一种数量的具体表现。有了威克塞尔所主张的世界范围的独占性的中央银行的一致行动，以及贴现率变动的幅度可能从百分之一高到百分之六甚至百分之十，没有疑问，威克塞尔的建议可能在引起物价下跌方面发挥较大的威力，大于在引起物价上涨方面。现代的利润边际微小，很少的产业能在世界范围的百分之十的银行利率下继续经营，另一方面，低到百分之一的银行利率本身显然不能刺激物价上涨，如果风险不利。对威克塞尔的批评，不应该假设一种永远低的银行利率，作为问题的关键，而应该着重说“预测”这一门职业目前还很幼稚，以及把控制银行利率这样重大的权力付托于各国中央银行的一致行动，含有政治上的危险。

6. 实验的尝试

以上对桑顿—威克塞尔理论的分析,从英国和其他国家在1931年9月间停止黄金支付时所采取的政策中获得相当的实证。英格兰银行采用了1802年的桑顿学说，这是该行在桑顿批评它1797年以后的政策时所没有做到的。瑞典银行采取了同样的行动，比较更接近于瑞典经济学家威克塞尔的主张。可是它们在决心防止物价上涨方面的措施，超过了桑顿—威克塞尔理论所建议的程度。它们把银行利率分别提高到百分之六和百分之八，在这种利率的条件下，利润边际很小的企业不能借款扩充营业。确实，它们获得了成功，特别是瑞典，把物价稳定在1931年9月当时的水平上达两年之久，可是没有恢复充分就业和生产，而美国的黄金价格继续很快地下跌，就业和生产日益减少，直到1933年3月又一次停止黄金支付时跌势才被遏止，这一次是由总统的行政命令公布施行的。

7. 战争循环

然而，必须注意，1920年以来使差不多所有的国家不得不放弃金本位的物价下跌，不是由于任何“自然”趋势，而是战时膨胀和后来收缩的结果。这是人们公认的事实。

实际上，威克塞尔在他的稳定物价的学说里明白地排除了战争以及为了应付战争的黄金集中，并且他不可能预见到战后中央银行的集中黄金。我们考虑他的学说和其他别人的学说，主要地是关于它们说明短期“信用循环”怎样上下变动，和物价上下的长期趋势构成什么关系。

可是，如果我们检查这些所谓物价的长期趋势，就会发现它们也是大约三十年中的信用循环。这些变动的趋势不是决定于发现金矿或银矿那种偶然事件，而是大部分决定于战时的财政措施，这些措施利用纸币和中央银行的商业信用，创造对商品和劳动的需求，为战争服务。从1815到1849年的下降趋势，是在英国用桑顿的“纸币信用”应付了一场二十五年的世界战争以后。 [259] 从1865到1897年的下降趋势，是在一次美国的革命、南北战争以及美国输出现金到其他国家而在国内用政府信用替代以后。1920年以后的下降趋势，在一次用信用应付战费的战争以后，可能同样地又会继续三十年（到1950年），除非由世界范围的一致行动加以扭转。在本书写述时，1933年11月，各国在一切国内和国际利益冲突的问题上，无论是在经济、货币或者军事方面，都已经肯定不能合作，未来的事很难逆料。风险折扣是百分之一百。

只有一点自从威克塞尔的主张以来所有的理论差不多是意见一致的——用一致行动从长期萧条中取得复苏 ，比用一致行动来停止一种通货膨胀 ，以免引起后来通货收缩，较为困难。

8. 自动的和管理的复苏

我们于1933年11月结束本书的写作。最近这八个月来——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伟大国家已经命令它的领袖引导他们走上一种管理的复苏，不是以前屡次萧条以后那种自动的复苏。以前只有过两次，在两次重大的战争循环的末尾，1847年和1897年，萧条曾达到同样的深度。可是这一次，距离战时的繁荣高峰还不到十三年，而不是三十年或者更多的年数，各国已经着手要实现一种管理的复苏，不再听任自然法则的支配。从列宁的共产主义以及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开始，扩大到罗斯福的民主主义、希特勒的纳粹主义、日本的军国主义，不同的国家各以自己的方式寻求一种管理的复苏，要在资本主义文明的战争后恢复元气。

在美国，国会已授予总统暂时权力，运用从法国革命的世界战争留传下来的两大利润学说——利润份额论和利润边际论——来保全资本主义制度，运用其中的一种或两者同时并用。和任何伟大的领袖一样，他在紧要关头，选择当时似乎是关键的因素，作出决定，然后把这方面的决定交给下级执行，他本人又立即转入下一步的关键性因素。可是各种因素非常的多又非常复杂，以致到处发生敌对的意见。资本主义分子转向法西斯主义会保全他们的利润边际。其他的人向往共产主义或者自愿的集体议价和规则，那会重行分配份额，防止一种日益增长的利润边际，甚至会废除利润边际。

在每天千变万化的变动中，没有一本书或者若干本书能出来得那样快，赶得上文明的运转。那是一种需要由每天、每小时、每周出版的刊物处理的问题。一本书只能提出一般原则和研究的方法。作者以及所有其他的人，在他们自己选择的原则和方法的指导下，必须注意解决眼前的迫切问题，这种问题大家差不多一样都碰到很多。没有人能预言一个伟大的领袖将做些什么，或者一些国家将做些什么。我们在这里不管他们，我们留心观察和参加活动，各人在自己的小角落里，等待机会，一天一天，一周一周，都是这样。

Ⅸ 社会

1. 从成本到份额

用制度的资本收益的概念代替物质的边际生产力概念，还有一种比以上讨论的实用主义学说更深远的社会哲学的基础。它涉及社会本身的性质，作为经济科学的实际运用的概念。它使我们必须要问：“谁是社会？”这个问题。是资本家吗？是地主吗？是工人吗？威克塞尔的学说，继承李嘉图、哲逢斯和庞·巴维克，把社会人化为资本家追求着利息和利润。社会因此有一种生产成本，它的纯所得就是这种利息和利润。

实际上，所有的经济学家都采取社会的观点，不管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资本主义者或是相信其他的主义的人。这就要求他们必须了解有关制度的买、借、货币、习俗、法律、资本化等种种交易，才能了解物质的实体。一切社会生产目标所在的最重要的实体是消费物品。可是，这些消费物品又是必要的生活条件，在这种生活条件的基础上，人们能生产更多的消费物品。消费物品是社会程序的开端和结尾。这些东西构成真实工资、真实利润、真实利息、真实地租，不同于名义的或者制度的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

李嘉图创立了那种观念，认为社会资本不是工具或机器，而是资本家和地主供给劳动者的若干消费物品。这是社会的生产成本。可是利润、利息和地租是资本家和地主取得的消费物品“净收入”。因此，李嘉图把“社会”描写为由资本家和地主组成，不是由工人组成。资本家供给工人的消费物品的数量是真实资本，而机器和土地的肥力是人类的发明，用来增加劳动的生产力，以便在劳动的生活费用以外，可以取得一种利润、地租和利息的净收入。他区别了“劳动、资本和机器”。机器不是资本，它是生产力，如同地力是自然的生产力。社会资本是由资本家供给而由工人消费的物品。 [260]

卡尔·马克思采取了同样的见解。他的资本家和地主是那些占有消费物品“总收入”的所有人，他们预付给工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消费物品；资本家和地主，在生产结束时，把除掉他们原来供给的数量以外的剩余消费物品，留给他们自己，作为地租、利息和利润。马克思的“剩余”就是李嘉图的资本家和地主的“净收入”，可是马克思认为它完全是非劳动所得。

哲逢斯沿袭李嘉图和马克思的说法，可是不用工时而用货币作为计量的单位。同时，哲逢斯认为社会资本是供应给工人的消费物品的数量，等于资本家的“投资”；可是地租、利息和利润是社会净得的消费物品的货币价值，这是资本家和地主在除了他们付给工人购买消费物品的货币工资以外所得的净收入。

可是哲逢斯，由于用货币而不用工时，用“自由”资本和“投入”资本这些新的重要的概念，替代了古典的和共产主义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概念。按照哲逢斯的概念（后来被威克塞尔采用），自由的或者未投入的资本的定义，不应该包括以前经济学家曾包括在内的各种各样的流动商品，例如原料、消费物品、存货、货币——以前经济学家由于以形体上能动的东西作比而致误解——而应该只包括工人用资本家付给他们的货币工资所买进的消费物品的数量。这些货币工资是资本家的全部投资 [261] ，可是，用它购买的消费物品的数量，不仅是真实 工资，而且是社会生产成本，因此这是在“自由”资本意义上的社会资本。劳动的消费物品是自由资本。

然而，一经工人把他们的工作加在资本家所有的自然物资上，这加上去的价值变成了资本家的财产，由那么多劳动的消费物品所代表的那么多自由资本就不见了，它的等值物变成了资本家的投入资本。在哲逢斯和威克塞尔的学说里，和李嘉图及马克思的看法相同，利息、利润和地租现在成为工人在他们以前的消费量以外所生产的多余的消费物品。这些额外的消费物品是资本家的“剩余”。

庞·巴维克在李嘉图、马克思和哲逢斯的学说里作了两点改变。只靠劳动——包括那些收入利润作为“业务管理的工资”的人——不能生产财富。劳动和管理必须获得自然力所作的“物质的服务”的帮助。因此，从社会观点来说——这种观点显然撇开财产权不谈——不仅工人和经理必须在生产以前预先获得消费物品的供应，而且那些供给自然物力的使用的人必须获得消费物品为报酬，而后生产才可能开始。这些物质服务的“使用费”，庞·巴维克称为“租金”，不是像李嘉图所谓自然增值那种狭隘的经济意义，而是像历史上的租金的意义，作为对任何东西的使用 的代价，例如房屋的租金、机器的租金、农场的租金、马的租金、雇工的工钱，可是不是为了使用资金而付出的利息。不过这些租金不是货币租金，因为他已经排除了货币。如果是这样，他的租金必须是消费物品，这些消费物品，在资本物品的使用可能开始以前，不能先消费掉。

庞·巴维克的这种概念被威克塞尔所采用。消费物品因此不仅是一种工资经费（包括管理经费），而且是一种租金经费。 [262] 它的意义在于必须在生产以前预先供给，以便使工人以及劳动在生产中所需要的自然物力一起投入生产。庞·巴维克曾说过，资本主义经济在于不仅使用劳动（包括管理），而且使用土地及土地改良，为了创造未来的消费物品；反过来说，现在的消费大部分是从过去的劳动和土地使用中得来的。物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劳动和自然力两者的产物，正如有劳动力的工人必须在生产以前给予他们生活所需的消费物品，自然生产力的所有人也必须在生产以前获得消费物品作为报酬。一种是消费物品的工资经费，另一种是消费物品的租金经费。 [263]

庞·巴维克使它和这些工资经费及租金经费发生关系的观念——被威克塞尔采用的观念——是未来的消费物品在现在的低估，结果较少的现在的 消费物品等于较多的未来的 消费物品。既然工资劳动者和租金收入者对现在的消费物品的估价高于对同样的未来物品的估价，那按照他们的现在估价供给他们现在消费物品的资本家，在换取较多数量的未来消费物品中，获得贴水 作为利息。

两者的区别在于那消费物品是在生产时期以前收入还是在生产时期以后收入。如果预先收入，那是消费物品的社会资本。如果在生产时期结束以后收入，那是消费物品的自然利息，是在生产以前消费掉的数量以外的东西。“自然利息”——就是，资本家所得的消费物品——不是 预先收入的。它是在生产程序已经产生了必要的剩余以后 收入的。可是“自然”工资和租金——就是，工资和薪水收入者以及租费收入者的消费物品——是预先收入的。它们因此是哲逢斯的“自由”资本。而任何作为利息收入的消费物品总不是预先收入，因此不是社会资本。

这未来性的采用是庞·巴维克的特色，使他成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没有他的创见，不可能得到研究现代问题的线索。

然而，结果是一种唯物主义的社会概念，在这种概念以及李嘉图、马克思和哲逢斯的学说里，工人是动力机器，由资本家用消费物品作为燃料加进去，以便为资本家生产更多的消费物品。可是，在加入未来性的庞·巴维克看来，“租金”或“物力的使用”也必须先有相当的准备，然后生产才能进行。他因此区别了地主、工资收入者以及一切其他供给物资的人，和那些从未来生产中取得收入的资本家。

可是，这是一种极有趣的妙法，借此从经济科学里排除“权利和关系”，把它完全建立在物质和快乐上。 [264] 在物质方面，庞·巴维克回到李嘉图以前的自然生产力和人一起工作那种说法，劳动本身是一种动力机器，必须用煤和其他消费物品供给它。在心理方面，他使那些等待一段 时间取得消费物品的人成为未来的消费物品贴水的唯一受益人。因此，他使那些依次在各时间点上从交易中获利的人完全没有实际的地位。他完全从取得利润的时间点移转到积累利息的时间间隔。

由于说自然是生产的，和生产的劳动一样，他回到了魁奈和斯密的自然恩惠的观念。这完全符合他的一般哲学，认为现代生活已经从李嘉图、悉尼耳和马克思的“痛苦经济”改变到一种“快乐经济”，类似十八世纪理性时代的上帝恩惠、世界丰裕和人间幸福。可是他用迂回生产过程的更大的技术生产力代替了神的恩赐。

他竭力从经济科学里排除出去的私有财产的权利和关系，又由一个边门里带回来了。因为消费物品当然不是付给“自然”的；而是付给自然的所有人 。这样，由于排除财产，他排除了经济科学中的稀少性。这又符合他的快乐和丰裕的哲学，因为只有稀少的东西才被人占有。

从这种同样的技术丰裕的哲学，庞·巴维克推论出他的“选择”学说，称为效用成本，或者较大和较小的两种快乐的选择——拿这个问题来说，是现在消费的快乐和未来消费的快乐的选择。在这种推论中，他不注意凯雷—巴斯夏的关于较大和较小的两种痛苦的选择的稀少性学说。

有人提出问题：为什么利息不由社会用消费物品的形式预先付给，以便使所有人等待？诚然，从个人的观点来说，收取利息的人必须放弃现在的消费，等待未来的消费。在那未来到达以前，他不能取得他的消费物品的真实利息。可是从社会观点来说，是不是这样呢？

还有利润也必须考虑在内。“利润”这个名词，在早期的学说中，和一方面利息以及另一方面业务管理的工资，都分别不清。作为业务管理的工资，它们后来被列在劳动的一面，作为管理的劳动的报酬；这样，就必须先付。这是马克思、哲逢斯和庞·巴维克的分类法。可是，即使如此，利润还不是和利息实际上分别得很清楚，如果仍然假设利润对利息有一种平均的关系，利息增长的时候利润也增长，利息降低的时候利润也降低。这种假设是不正确的。

但是，利润仍然是未来的 利润。从个人的观点来说，利润和利息一样，不到未来不付给，甚至不知道。只有在未来它们才成为消费物品的真实 利润。可是，从社会的观点来说，为什么利润不像工资和租金那样，也在生产以前预先付给，以便使那些有企业才能的人承担风险以及负起对别人的责任，必须在未来付给他们工资、租金和利息，以及借款的本金？

这些问题，不管它们似乎多么微琐，却涉及社会本身的性质。如果将社会人格化，那么，社会就有一种以消费物品为形式的生产成本，必须在生产以前预付，结果社会成为资本家，等待那构成利息和利润的消费物品。可是，如果社会只是一个名词，它的意义是一个运行中的机构里所有的参加者的共同行动，那么，它的成本就不是成本，而只是参加者个别地和集体地所能支配的总出产中的份额 ，为了使机构运行不停。工人不再像自然力那样，是动力机器。他们是公民，具有地主和资本家的一切法律上的权利与义务。当然，社会完全不知道什么痛苦、成本、等待、收入、价值或利润。它根本什么也不知道。一切所知道的东西都是由个人知道和据以采取行动的。他们所知道的是他们能取得社会出产量中若干的一份 ，只要他们被认为是那机构的一部分，只要他们参加工作，使它运行不停。

因此，社会成本不是一种成本——而是个人通过现行财产制度所取得的社会出产量的份额 。它是一种份额，不预先支付，但是预先议定 ，以便诱使所有的阶级不致保留着他们占有而别人需要的东西。那份额是“劳动所得”或者“非劳动所得”，没有关系。它总是财产、自由和政府的制度要求人们在继续不断的未来必须支付的一种份额，以便机构可以继续运行。所有的参加者，不仅资本家，都在指望着未来而行动。因此，一切预期的 消费物品，无论是最奢侈的生活或者最穷的工人最刻苦的消费，甚至儿童、乞丐和精神病者所消费的物品，都应该认为不是社会成本，而是生产的社会份额。从制度观点来说，最后提到的那一种可以作为捐税出现。从社会观点来说，它们是需要用捐税购买的消费物品。因此，一切消费物品都是社会资本，在现行财产和政府的制度下，需要不断地消费，以便生产可以按照实际情况继续下去。

这样就看出两种对立的社会观念——机械论的和制度论的。机械论的观念排除私有财产，可是从所有权这个边门里又把它带回来，为了提供一种诱因，刺激人们工作、储蓄以及冒险，从事于未来消费物品的生产。制度的观点是所有权本身，这种所有权提供了诱因，由有组织的社会用来维持机构的运行。机械论的观念具有物质东西的有形的实体，可以被处理、消费、享受、生产。它容易被常识所接受，是唯物主义和心理学派经济学家的确实的根据。制度的观念很难捉摸，因为它所考虑的一切物质的东西都在或近或远的未来，它们只在对集体行动的稳定性的现在的预期中存在。这些现在的预期，我们称为谈判的心理，它是集体的预测。

然而，所有的参加者都不能靠未来的 消费物品生活。现代制度的组织，如果运行顺利，用利息折扣和风险折扣的方法，供给现在 的消费物品。庞·巴维克的未来性是财产权。

2. 整体和它的部分

（1）械结构、有机体、机构——怀特海说过，十八世纪科学的方法，在关于部分对整体的不断变化的关系上，没有整体的有机统一性的观念。因此，他在陈述现代科学的方法时，构立一种公式，包含一种在瞬息时间发生的“事件”和一种“有机的机械结构”，作为不断变化的许多事件的时间连续。“事件”具有保留、持久反复的特性，它本身是动的机械结构在瞬息时间的一个横断面。可是那机械结构本身是“有机的”，因为它是一种延长的、不断变化的事件的交织，具有一种过去、一种现在的实在以及包含在现在事件中的一种未来的生命，用怀特海自己的话来说。

显然，当怀特海把“有机的机械结构”和“未来生命”这些观念注入自然科学（从质子到宇宙）时，他采用了从生物和人类心灵转移过来的比喻。因此，我们需要区别一种物质的机械结构和一种有生命的有机体，区别一种有机体和相应的社会制度，这种制度我们称为运行中的机构。怀特海的“有机的机械结构”，比较显明地说，是一种动的机械结构；可是有生命的躯体，从微生物到人，是一种运行中的和会死的有机体；社会制度是一种有目的的运行中的机构，它生活在未来可是行动在现在。如果我们要继续进行对比，那就可以说，机械结构是一种无生命的事件的连续；在有生命的有机体中，相当于物理学里的事象的东西是新陈代谢，它把无生命的物质变成有生命的物质，又变回无生命的物质；在社会组织里，相应的“事件”是交易，它们的预期的重复和运行法则是一种进行中的机构。

如果我们要找寻一些标志区别的特征，可以用来把各种不同的“部分—整体”关系在它们自己的范围内统一起来，我们就得找寻每种关系特有的原则。这种分析采取以前在有关理想类型的讨论中所用的方法。就这个目的来说，自然的机械结构的原则是盲目的压力；有机体的原则是生存竞争；运行中的机构的原则是共同行动，为了预见的未来目的。换一句话说，自然的机械结构的原则是“能力”，有机体的原则是“稀少性”，运行中的机构的原则是“愿意”。

所以要寻求这些起统一作用的原则，就是因为部分对整体的关系；这不过是陈述相对性学说的另一种方法。每一部分在维持整体的生存上执行一种任务，结果一个部分发生的变化会引起其他各部分的变化，因而引起整个机械结构、有机体或者机构的变化。这些机能的变化在各部分中间进行着，它们本身个别地是事件、新陈代谢或者交易；它们的反复发生，不管在什么特有的行动规则之下，是整个的机械结构、有机体或者机构。当然，我们用“能力”、“稀少性”和“愿意”这些名词，不是指实质和实体，而是一种相似性的原则，贯穿着所有的不断变化的部分，这种原则实际上是由研究者构想出来，把各个部分维系在一起，成为一种持久的统一形式。

可是，这些运行中的机构有两个部分，两者都不是机械结构或者有机体，因为每一个部分代表两种人类意志的控制。一个部分我们称为“运行中的工厂”，或者预期的对自然的技术控制。另一个部分是“运行中的营业”，或者预期的交易的连续，适用于利益的冲突、相互依存以及从冲突中造成秩序的业务规则。

因此，“运行中的”这个字眼，和上面我们提出来作为适用于自然科学的那个“动的机械结构”，意义不同。一个运行中的机构必须有预期才可能存在。它实际上生活在未来，而行动在现在，因为它是人类意志现在向着未来的结果在行动。可是，在一种应用于自然物力的动的机械结构中，却没有这种原则。它只是“动”，并不预期或指望向哪一个方向动，也不在现在使用什么会在未来产生任何结果的工具或手段。可是运行中的技术工厂和运行中的营业是由人类意志所创立，那意志预期它们进行到某种目的地，达到一定的目的。如果预期终止，它们也就停止运行了。

运行中的工厂和运行中的营业这两部分，每一部分本身可以作为一种整体看待，有它自己在时间点上的“事件”，只要不认为这两者各自与那“运行中的机构”无关，这机构是它们所组成的较大的整体。

这样说明了以后，“机械结构”这个名词，用在人类控制下的自然力上，是会引起误解的。恰当的说法是一种人为的机械结构，最高限度可以用到像“机器时代”这样的名词，那是从石器开始到无线电为止。和这个并行的是另一种人为的结构，运行中的营业。两者都是靠集体的意志。因为这些理由，我们创立两种类型的经济学，彼此互有关系，一种是工程经济学，它的原则是效率，另一种是所有权经济学，它的原则是稀少性。

“经济”这个名词本身的意思是指怎样配合各部分，取得最大成果或者花费最少努力的整个活动。因此“经济”这个名词向来意味着一种“部分—整体”的关系。可是，最近四十年中在经济学家的手里逐渐形成了关于这种部分—整体关系的比较精确的和可以测量的公式，作为两种互有关系的“营业额”以及“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公式。第一种标志着从旧时物质流通的观念转变到现代周转速度的观念。第二种标志着机械的平衡论转变到对自然力和别人的活动的意志的控制。营业额是周转重复的速度，可是对限制性因素的控制是怎样可以利用这些快的或慢的周转来指导未来的变动，达到所想望的目的。

（2）重复的速度——在以前讨论营业额或周转额时， [265] 我们注意到庞·巴维克所采用的一种平均生产周期的估计，从消费物品供应给参加者起到他的“迂回的”生产方法生产出消费物品为止，作为五年。庞·巴维克解说这种生产周期系根据劳动力的数量，可是哲逢斯的解说系根据为了使用劳动力而付给工资劳动者的货币的投资。威克塞尔采取哲逢斯的概念，构成了一种平均投资周期的观念。这种周期是为了创立资本而发行的长期债券的平均期限。

那么，这就是威克塞尔的平均投资周期。因为，在工资、利润、地租和利息已经支付以后，以及从而生产出来的物质的东西立刻作为原料用掉或者逐渐地由于损耗而用掉以后，剩下来归于资本家的是一些什么东西呢？他已经付出的钱不会留下来，以前所买进并且被那些已经取得他们的服务报酬的人消费掉的消费物品，当然也不会留下。留剩下来的只是一种账目，记载着为了生产技术资本而支出的一切费用，按它们当时的价格计算。这账目是威克塞尔的所谓个人“投资”，可是所有的这种投资的平均持续期间，既是平均生产周期，又是平均投资周期。

由于他的社会周转的概念，威克塞尔不得不把作为自然资本出现的消费物品总数量和作为本周期中自然所得出现的较多的消费物品总数量加以比较。周期结束时那较大数量中的超额部分 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这是他的所谓自然利息。因此可以看出，他采用一种稳定的平均物价，以便达到一种稳定的消费物品数值作为自然资本的概念，是很有意义的。 [266] 由于假设在生产周期中物价的平均数始终稳定，实际上就撇开了货币，只剩下从周期开始到周期结束时消费物品数量上的变动。数量增加的多少将决定于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这增加部分将归于投资者和企业家作为利息和利润。这样，用威克塞尔的举例来说：假定投资者在周期开始时付出一百万美元作为工资和地租，工人和地主用它购买价值一百万美元的消费物品，可是一年结束时由资本卖给工人和地主的物品只卖得一百万美元，假设平均物价稳定不变——这就没有剩余可以作为利息和利润。可是，如果由于边际生产力的结果，年终卖给工人和地主的消费物品卖出了一百一十万美元，那么，假设物价稳定，就是边际生产力增加了消费物品数量百分之十，这百分之十的增加归于投资者作为“自然利息”。假如边际生产力在消费物品的数量上只造成百分之六的增加，而平均物价始终稳定，那么，自然利息就是百分之六，依此类推。

然而，必须注意，李嘉图、马克思和庞·巴维克运用他们的“平均劳动力”达到同样的目的，构成了威克塞尔用他的平均物价稳定所达到的那种资本数值不变的概念。他们达到这个目的，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假设货币购买力不变；可是他们用平均劳动力代替了平均购买力。

因此，我们应该注意，威克塞尔的自然利息学说并不像有人认为的那样，混淆物质生产力和价值生产力。 [267] 他充分考虑到价值的两个可变的方面，数量和价格。物质生产力是数量的生产，可是“价值”生产力是按当时价格卖出那些数量所获得的货币收入。在威克塞尔的学说里，不是撇开价格不谈——只是由于假设一种稳定的平均价格而假设价格为始终不变。人们忽略了威克塞尔的平均物价稳定的概念，就可能产生误解，认为威克塞尔混淆了价值生产力和物质生产力。他并没有混淆这两种生产力，而只是假设了一种不变的平均物价，因而他的价值生产力跟着他的边际生产力比例地变动。

李嘉图的“自然”资本是指定给工人的消费物品的数量，用生产这些东西所需要的工时数为计量标准。他不认为机器或地力是资本——它们只是工具，可以增加制造业和农业里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力，使生产力高于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费的物品的数量，用平均工时为计量标准。李嘉图认为，资本是工人所需要的消费物品的数量，它的不断变化的数值由一种不变的单位为计量标准——需要用来生产它的平均劳动力。由机器或地力的生产力所造成的、超过此项不变的数值的任何剩余消费物品，供给了地租、利息和利润。 [268]

可是“资本”的物质的意义，像正统派的财富的意义那样，具有物资和所有权两重意义。马克思承袭了李嘉图，可是采取所有权的意义，不采取物质的意义。他有一种类似的不变的计量单位，平均工时，那给了他类似的产出的劳动价值。可是，他的“资本”是所有权的价值，不是李嘉图的物资的价值。

我们在这本书里想要纠正这些静态的双重意义，代以表示活动的说法。相当于物资的表示活动的说法是劳动的投入和使用价值的产出。相当于所有权的表示活动的说法是货币的支出，这是投资，以及货币的收入，这是产出的销售。

因为，劳动的投入所创造的，毕竟不是物资，而是物资的使用价值。这些使用价值是销售出去的产出品。全部社会总产量是从土地起直到零售商为止所创造的全部新的使用价值，为了代替那些损耗、陈废和消费掉的东西。那么，如果技术上的周转每五年一次，意思是一切体力、脑力和管理的劳动所创造的全部使用价值，平均每五年用光和再创造一次，或者折旧、陈废和消费合在一起的比率是每年等于总量的百分之二十。在平均生产周期中，每年必须创造各种使用价值总量的五分之一，来补充折旧、陈废和消费。

可是，所有权的移转，像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以大概七十至一百倍的速度进行。就全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可以假定所有权的周转比物质产品的周转要快一百倍。在投机的时期也许快二百倍，或者在极萧条的时期只快五十倍。

关于我们在这里称为所有权的周转或金融的周转的现象（有别于技术的周转），有三件事必须加以说明。一件是货币和所有权的价值的一致。另一件是账簿“借方”记录的周转。第三件是产生这些借方记录的贷款的周转。

所有权或法律上控制权的周转和所有权的货币价值的周转是一致的。证券市场上一张金额一百万美元的支票和商品及劳动市场上一千张每张金额一千美元的支票，对于周转的速度是同样重要。或者，支取现金十万美元分发工资给五千名职工，不比购买证券所付的一张金额十万美元的支票更重要。所谓“流通中的货币”，那主要地付给工人和零售商的货币，不过是那么多的数额记入存款人账户的借方。那附属的“从甲手到乙手”的流通受账户的借方记录的支配。

因此，每一笔借方记录是存款人资产上的“支出”，换取证券、商品或者劳动产出的所有权；在劳动程序正慢慢地对原料加上使用价值的同时，同一原料因为所有权的关系现在已经成为商品，在它本身还没有受到任何重要改变以前，可能在中间商手里变更所有权十次到十五次。

货币市场上的情况是若干数量的存款，比方说五百亿美元，它似乎是一种货币的数量，其实是债务交易的重复，估计平均每十五天到二十天重复发生一次。人们在交易中对所有权所作的估价造成若干债务，由存款人开出的银行支票代表，这些支票用来支付为了买进其他所有权而承担的其他债务。如果银行所负的存款债务的平均数额是五百亿美元，周转率是每年二十次，那么，人们在买卖的交易中所转移的所有权的实际价值是每年一万亿美元。

每一次所有权的卖出是银行里的一笔新信用，和一套新的对账户的借方记录。这些借方记录中只有一部分是购进商品的支出。可能其中三分之一或一半是为了换取无形的或无形体的财产而支付的代价。证券交易所，因为周转迅速，需要大量的“贷”和“借”的记录。到期利息的支付不代表商品价值的移转。捐税的支付也是这样。实际上，所有各种交易造成的一切债务的支付，都可以归结为一个说法：“价值等于借方记录的所有权的移转。”这些被转移的价值的记录，如果完全的话，就会是账户上所有借方记录的总数，这借方记录代表着债务的创造、转卖和消灭，这些债务等于人们在买卖的交易中对所有权所作的估价。

金融的或财产的周转的另一部分是创造存款的那些贷款本身的周转。我们可以估计贷款交易的周转率是每年十二次或者每月一次。因此，技术的周转也许是一千五百天一次，而贷款的周转是三十天一次，账户借方的周转是十五天一次。各种周转在时间、地点和种类上变化很大，可是这些数字是根据它们通常的相对速率而作的推测。

账户的借方记录可以作为按照所表示的价值成交的所有权的移转，可是它们不能说明被占有的不同对象的区别，因此需要进一步的分析。一种重要的区别是新商品的创造和现有商品的所有权的移转两者之间的区别。新商品的创造是劳动程序，仅仅对自然物资加上形式、时间和地点的使用价值。它的可以计量的相等物是工人的工时投入。

可是这些工人是他们的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给以报酬，不是为了他们的产出，而是为了他们的劳动力投入。他们的产出归商品市场处理。对他们的劳动力投入的所有权是劳动市场上的专门对象，可是在“自我就业”或者自己经营业务的时候，这种对劳动力投入的所有权就隐蔽在他们的产出的价格里。这些可以称为隐蔽的或转变的工资。

这是股票市场上熟悉的发行“新股”和偿还老股的区别：新发行股意味着新建立或者扩充设备。因此工资，无论是明确的或者隐蔽的，总是“新发行股”，为了创造新使用价值——可是这些新股是由在商品市场上转移新使用价值的所有权来偿还，附带相当的余头，以备支付利润、利息和租金。

这相当于哲逢斯和威克塞尔在他们的投资的概念中所作的区别。投资是为了换取劳动力或入量而支付的工资（明确的或隐蔽的），它创造新的使用价值；可是商品的销售是投资的移转，一种对“旧发行股”的偿还。

因此，由于周转（或重复的速率）的概念，我们对于所谓社会的全部消费物品既是社会资本又是社会收入那种似乎矛盾的说法，得到一个解决。如果我们采用庞·巴维克的平均生产周期作为一种有用的经济概念，可是加上制度观点的所有权概念，那就是一种周期，在这期间一切固定的和流动的资本——我们称为技术资本，相当于用钱购买时的投资——从归于全体参加者作为收入的消费物品被改变为或者被再生产为可以销售的出产品，使用着全体参加者为了预期的消费物品而愿意贡献的一切工具。

在这种平均生产周期中，比方说五年，社会的全部“储蓄”——我们现在可以称为物资的所有权——也消灭。可是，它们作为新产品的所有权再出现。由于采用那估计的五年，而不是一年，连技术形式的一切使用价值以及它们的所有权形式的投资，平均在大概五年中都消灭和更新；它们在所有权方面的变动却是平均十五天更新一次。因此，只是一种双重的程序，进展的速率不同——一种分不清头尾的周而复始的程序——消费、生产和消费；投资、偿还债务、再创造债务；取得所有权和变换现款。

我们所说的那种周转率的概念，和一切人类的解释一样，只是一种思想的方法，为了给那些不知从何时开始也永远不见结束的事物设立一个开端和一个结尾，从而使我们能更好地为它预作准备。如果，平均来说，人类的一切产品确系在创造出来以后的五年内消灭，人们就更了解损耗和折旧所需要的大量经费，更了解把债务延长到下代以及由于减低价格而增加债务负担的害处，最好是维持适当的物价，足以补偿你前进中的折旧和陈废。而且，如果由于贷款交易，每年货币被创造和再创造三十次，那就不是一种人类所不能控制的物质东西的循环，而是一种不断消灭的数量，可以根据集体的人类意志，使它再出现或者不再出现。

我们因此可以看出威克塞尔那种由银行在变更利率方面采取一致行动从而调节一般物价水平的学说的意义。用提高或降低银行利率的方法，大约只需要三十天就可以改变存款的总额。这种存款数量上的变动可以反映所有权移转额的变动，或者所有权移转时价格上的变动，或者短期贷款和贴现的数量上的变动。

因此，从制度观点来说，社会的组织是个人和企业机构的不断变动的资产和负债，这种资产和负债又是经济的诱因，使得人们工作、等待和冒险。由于集体行动而能生效的买卖、征税和预测的制度，扩充或者限制投入和产出，或者向不同的方面或远近不同的未来时间移动投入和产出。买卖的和限额的交易的组织，在法律的认可下，既决定社会产出的份额，又使社会机构继续运行或不继续运行。可是，社会的工程组织是物理、生物和心理等科学的发展，它们使人类能控制自然和人性，根据全世界的“偿付”和“履行”社会的集体行动，取得幸福或招致毁灭。

3. 关键的和一般的交易 [269]

周转的原则给了我们对经济交易中部分—整体关系的统计的测量标准，而“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原则，如果改变为关键的和一般的交易，就表示出那产生这些结果的意志的程序本身。这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原则，从李嘉图时代起就逐渐形成，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研究工具，用这种工具可以使老派的平衡的说法让位，代以人类能通过交易来控制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实际程序。因此，这种原则应用在两方面：通过管理的交易来控制物质的力量，产生相当的效率，用产出投入的比率为测量标准；以及通过买卖的交易来控制别人，用支出对收入的比率为测量标准。一种是运行中的工厂，另一种是运行中的营业。因此我们把一种叫做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效率”的意义，另一种叫做“稀少性”的意义。一种是对自然的“控制”，另一种是对别人的“控制”。在关键交易和一般交易的意志的意义上，两者的结合是运行中的机构的意义。

（1）效率——当然，诚如一般常说，人类不是从“无”中创造出东西来。人只是控制自然的力量，使它们为人工作。这种工作的结果是使用价值。因此使用价值不是一种属于外在物体的消极的东西。它是自然的积极的能力，由人加以控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化学的、物理的和生物的能力是自然的元素，或者使用价值的“实质”，通常称为“自然力的”效用，或者不如说自然力的使用价值。可是这些元素仅仅是未被利用的自然的活动力。它们必须在被使用以后才真正成为使用价值，这意味着在人类未运用脑力、体力和管理能力加以控制以前，它们不是使用价值。如果有二十万种化合物是自然界所没有的，这些就是使用价值。自然的元素对人无用，除非运用人的体力、脑力和管理能力使这些元素按照人的意思或需要发生作用。人所做的工作是推动它们，改变它们的形式、时间或地点，并且在它们完成本身的改变所需要的时间内，占有它们，不受别人干涉。通过体力劳动，人用自己的体力推动它们。通过脑力劳动，人间接地推动它们，由于推动其他事物，使它们自己的活动力在较大空间和未来时间内得到预期的结果。通过管理的劳动，人推动其他的人来推动它们。

通过劳动力来控制一种关键性因素，使得它或者它自己的能力可以控制许多其他的自然能力——这种意志的程序是普遍存在的，从人类最初发明工具的时候起直到空中的波长服从人类指挥的时代都是这样。它的普遍性是“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原则。限制性因素是一种因素，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用适当的形式加以控制，就会使那些补充性因素发生作用，取得预期的结果。很少一点钾肥，如果它是限制性因素，也许就会使谷物产量从每英亩五蒲式耳增加到二十蒲式耳。聪明的工匠注意控制限制性因素，他知道那些补充性因素自会产生预期的结果。举棋不定的人只在补充性因素上浪费时间。

可是，限制性的和补充性的两种因素不断地在调换地位。一度是限制性因素的东西，已经被控制了以后，就变成补充性因素；而另一种因素变成了限制性因素。在一辆汽车的运用中，限制性因素有时可能是电花，有时是汽油、有时又是司机。这是效率的意义——控制那可能变动的限制性因素，掌握正确的时间、地点、数量和形式，以便从预期的补充性因素的作用中增加总的产出。

我们把这些不断变动的控制性因素归纳为一个意志的名词“及时”。理想效率的最高度的“及时”是恰到好处地在正确的时间、地点、形式和数量上控制那些容易变动的限制性因素，从而控制一切补充性因素。

既然所有的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对整个生产的运行都是必要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样，因此最大的效率是把所有的因素在时间和地点上作最好的配合。一个农场或工厂的聪明的经理应该随时知道哪个是限制性因素；当他敏捷地加以控制，使所有的因素顺利合作的时候，他得意地指出他的所谓“高明的组织”。他的意思是没有一种限制性因素阻碍着任何一项或一切其他因素充分发挥作用。他已经取得在现有的科学和艺术条件下最大可能的效率，因为他控制了所有的限制性因素，它们又全部成为补充性因素。

因此，关于人类意志的运用效果，我们可以正确地说，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之和。整体不是一种总数，而是一种倍数。如果一堆煤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数量、适当的匀度和质量等条件下加到炉火里去，自然的力量就会把火夫的微小的气力扩大为一个火车头，每小时速率六十英里。自然完全不懂什么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人加以解说，作为“自然”中有这两种东西。它们完全是人为的。自然的力盲目地和不由自主地向前进。可是人把它们拦截住，为他自己的目的服务，如果他知道哪些是整体所依赖的部分，他就扩大它们的效果，成为它们本身从未想到的一种出产量。可是，如果他要知道他扩大了多少，他就用工时来测量，而不用货币。最大的效率是最大的每工时产量，或者按一定产量计算的最小的工时投入。效率扩大劳动和自然的力，大大地超过假如仅仅把它们加在一起的得数。在人类活动的程序中，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之和。

（2）稀少性——可是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稀少性的意义不扩大自然力量——仅仅转移它们的所有权。整体不大于现有效率所造成的结果。可是整体所必需的各个部分中，有的稀少性较大，有的稀少性较小，既然它们属于不同的人所有，它们的相对稀少性决定买进时的价格。既然任何运行中的机构都须运用许许多多的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既然这些因素各有其所有人，就必须付出一种代价，取得法律上的权利，才可以占有、使用和控制它们，不许别人干涉。现在的限制性因素是一种比较稀少、必须比较大量购买或者用较高价格购买的因素，以便维持那些补充性因素不断地运行。这种因素的购买，我们称为关键的交易。

因此，必须根据各种因素的相对稀少性，付出各种不同的价格。机车工程师、总经理或者邻近市场的地基，比护路工人、使童或者农业土地，较为稀罕。因此，从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稀少性意义推论出来的普遍原则是，增加得比较慢的和比较不能代替的生产因素的所有人，像派顿教授所说的那样 [270] ，在他们的买卖的交易中，比那种增加得比较快的和容易代替的因素，吸取产品的货币总值的较大一份。限制性因素是那些比较稀少和不能代替的因素，补充性因素是那些比较丰裕和可以代替的因素。它们相对的稀少和丰裕的程度不是用工时为测量标准，而是用货币。

因此，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这普遍原则——或者那和它意义相同的、从意志出发的说法，关键的和一般的交易——的两种意义之间没有任何不变的或者看得出的关系。实际上它们属于两种不同的经济学——管理的交易的工程经济学和买卖的交易的所有权经济学。少许钾肥大大地增加产出 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那钾肥的价格 一定是一种垄断性的价格。工程经济学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在这里少许钾肥可以起很大的作用。所有权经济学是人对人的关系。在这里少许钾肥可能费很小的代价，或者很大的代价。在工程经济学里，限制性因素的价格和它的效率完全没有关系。价格只和它的稀少性有关。我们不能说工程师的劳动、总经理的劳动，或者一英亩城市土地比普通工人、使童或者一英亩农业土地产生较多的财富，仅仅因为那些所有人从它们的销售或使用中能得到较高的价格。我们只能说工程师、总经理和城市土地比较稀罕。我们用工时测量生产力，而用货币测量稀少性，就保存了这种区别。

因此，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原则的效率意义和稀少性意义之间的区别是：在前一种意义下，对限制性因素的控制扩大出产量，可是在后一种意义下，对限制性因素的控制仅仅把出产中较大的份额转移给此项因素的所有人，而使别人得到较小的份额。

这个问题接触到门格尔和维塞尔之间的争点。门格尔认为对限制性因素的控制扩大出产量。维塞尔认为不扩大。争论的原因是他们都没有辨别效率和稀少性，虽然门格尔显然讲的是效率，而维塞尔讲的是稀少性。他们都不用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这种名词。他们都在讲“补充性因素”。 [271] 可是，如果我们把他们的说法转移到意志的程序，限制性因素就是那种因素，人们想要控制它以便间接地控制那些补充性因素，发挥它的两种意义上的作用：效率，它扩大出产量；稀少性，它转移所有权。

这里，在买卖的交易中，“及时”的原则又出现，不是作为管理的交易中财富的增多，而是作为对一个人增多资产，同时对其他的人减少等值的资产。在价格低的时候买进、价格高的时候卖出的商人，等到价格下跌才买，或者等到价格上涨才卖的商人，买进卖出都能掌握正确时间和数量的商人，比他的不能掌握时机的竞争者，更能增多自己的资产。他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对整个业务都是相互补充的，可是它们的价格会变动。全靠他的判断力使他能及时地买进限制性因素和卖出补充性的或者可以代替的因素。可是在这样及时的行动中，他并不扩大共同的财富——而只是移转所有权。

效率和稀少性的这种分别，使我们能看出“销售”一词的双重意义——一种劳动程序和一种买卖程序。劳动—管理程序是把产品送交其他劳动者，从而创造地点效用，可是买卖程序是产品所有人和购买力所有人在价格和价值上的协议。这种区别在“合作销售”的讨论中相当重要。合作意味着比它们排除的中间商效率较高的销售，以工时为计量标准呢；还是意味着较大的力量，可以把持供应，提高稀少性价值，以货币为计量标准呢？如果它意味着前者，合作销售就是合作的财富的生产。如果它意味着后者，合作销售就是集体议价。如果它意味着前者，那是一种管理程序，由于加上地点效用（使用价值）而增多使用价值。如果它意味着后者，那是一种所有权程序，由于相对的议价能力，增多一方所得的稀少性价值，减少另一方所得的稀少性价值。 [272]

因此，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原则的双重意义是它的效率的意义和稀少性的意义。生产程序中的限制性因素是那种因素，人们控制了它就能推动那些补充性因素，增多使用价值的出产量。买卖程序中的限制性因素是那种因素，它的所有权使所有人能在总收入中取得较大的一份，作为自己的收入，同时使别人所得的份额减少。

在无论哪一种程序中，部分—整体关系都在它的周转额和限制性因素这两种原则里出现，一种代表统计的结果，另一种代表意志的控制，这种控制使用或者造成那结果。因为“原因和结果”这种说法不适用于自然力。在自然界里，事物只是“偶然发生”。可是，从复杂的所发生的事件中，人选择限制性因素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如果他能控制这些因素，其他的因素就会产生预期的结果。“原因”是对限制性或关键性因素的意志的控制，通过管理的或买卖的交易。“结果”是那些补充性因素的运转以及一般性交易的重复。

无论在哪一种程序中，意志的控制有赖于了解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整体是比较不变的，尽管各部分以或大或小的速度在变动；但是，只有对限制性因素控制得恰当和及时，整体才可能比较不变。平衡和周转的比喻中一些会引起误解的东西去掉以后，我们所有的是意志的程序——管理的和买卖的交易的重复：通过管理的交易，创造、补充、扩大或减少财富，通过买卖的交易，创造、补充、扩大或减少资产，全靠对个别的容易变动的限制性因素取得关键的控制。

（3）机构——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原则的效率意义和稀少性意义完全不同，运行中的机构的意义是整体，管理的和买卖的交易都是它的构成部分。自从李嘉图讲农业上劳动的递减效率，或者杜阁讲一切产业中资本物品的递减效率以来，经济学家们已经逐渐地意识到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原则所包含的部分—整体关系的道理。卡尔·门格尔在1871年 [273] 明确地提倡这种学说，提出了他的关于相互补充的物品的正式理论，那里面指出在整个一套土地、劳动和资本的配合中，缺少一项因素就会使其他的因素不能运用。这是边际生产力的效率的意义。可是它很容易地被变成了关于满足欲望的边际效用论。边际效用论是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学说的稀少性方面。这两种学说都是讲配合所需要的一切相互补充的因素，产生一种想望的结果，要能够取得最大限度的使用价值或者最大限度的稀少性价值，并且这种配合的结果恰恰是各方面的边际单位相等。各项因素的主观效用随着它本身的供给增加而递减。如果供给太多，它所增加的主观效用小于加多其他因素（这些因素现在变成限制性因素）所可能取得的效用，它的主观效用就因而减少。

如果用价格代替价格的主观人格化那种效用的说法，这理论显然是对的。如果那些相互补充的因素之一价格下跌，这时候的趋势是买进较多的这种因素，可是，如果所生产出来的较多的数量因此变得和其他因素比例不恰当，从一切因素所得的全部净收入就可能减少。补救的办法是限制或者少买现有这种补充性因素，增加或者多买现有限制性因素。这样，就使得从每单位货币中所得到的边际增加量相等，因而使全部费用产生最大限度的净收入。这也是一种有名的和普遍的技术上的原则，叫做“最适宜的情况”或者“各项因素最好的配合”，或者一种“高明的组织”，用比较专门的字眼来说，这种方法是控制限制性因素，使所有的补充性因素可以产生最大限度的产出。

因此，具体表现在一个运行中的工厂的实际交易中的“效率—价值”的意义，是人们给予会变成限制性因素的东西的相对重要性，在现在的时间和地点控制这种因素，预期不仅要取得或保持对所想望的补充性因素的控制，而且要从整个机构中产生最大限度的产出。各项因素本身不断地在改变它们彼此的关系。现在是限制性因素的东西，被控制了以后，立刻就成为补充性因素。然后另一种因素变成限制性因素，以便保持或扩大以前那个限制性因素所产生的结果（现在它是补充性因素）。

从客观的意义上来看这种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原则，或者，从意志的意义上来看关键的交易和一般的交易原则，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全部要旨，正如它是人类意志在有关取得对环境的控制的活动方面的全部要旨一样，因此这种学说是一种经济的意志论。在这方面，可以认为这种学说的特点是有三方面的应用，详细内容彼此大不相同，然而实际上分不开，就是，稀少性、效率和运行中的机构。稀少性和效率方面的应用，我们已经讨论过，认为会引起混淆，如果对稀少性方面和效率不加区别。那是运行中的工厂和运行中的营业的区别（我们发现法庭也混淆了这些区别），这两部分，在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大范围内共同合作，构成单独一个企业甚至整个国家的运行中的机构。 [274] 最好的运行中的工厂，是它的技术上的各项因素由管理的交易适当地加以配合的工厂；最好的运行中的营业，是它的购买和销售由买卖的交易适当地加以配合的营业；最好的运行中的机构是它的技术和营业两部分适当地配合的机构。最好的国家是那种国家，在他国内，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在个人之间和阶级之间分配得最好。技术的经济是效率；营业的经济是稀少性；运行中的机构的经济是技术和营业；国家的经济是政治经济。它们都是“关键的和一般的交易”的一种特殊情况。

技术的经济是一种“机器”，有别于自然的机械结构。因为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学说完全建立在愿意的原则上，甚至在控制环境的具体问题方面，是愿意的全部要旨。这种学说不适用于自然的机械结构，它们那里只有向心力和离心力，或者能量的不灭和浪费，没有任何对未来的目的或计划，因此没有任何限制性因素，控制了它们就可以决定未来事件。自然的机械结构，例如原子或宇宙，不懂什么稀少性、欲望、人口过剩、有限的资源、经济地使用、目的、未来性等等。因此，它没有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需要从中选择，需要决定履行、避免或者克制。它只是能力，只是像牛顿的运动定律，或者爱因斯坦的时间与空间相对论，或者热力学，或者能量不灭论所解释的能力，然而，从人事观点来说，这些都是非常浪费的。

可是，当人的智力构成和运用一种机械结构时，那就不是机械结构，而是机器。机器是人的意志，通过语文、数学、习俗、度量衡等制度，一代一代地留传下来的。这里所有的因素——不是怀特海的自然机械结构的因素，而是人造机器的因素——变成限制性和补充性的，因为未来性、目的、经济、效率已经由人类的意志加到它们里面去了。现在的限制性因素是像杠杆、汽阀、电线或者汽油那种东西，当时整体的运转完全靠在它身上——这整体实际上是由所有的补充性因素构成的。如果司机的人具体地控制着限制性因素，掌握了适当的时间、地点和数量，如果他控制着一部对其他机器是限制性因素的机器，那么，他所有的就不只是机械结构——而是机器，作为一个整体，或者运行中的工厂，作为一个整体。例如，在农场里，有时候也许钾肥是限制性因素，有时候也许是氮肥，有时候也许是人的劳动力，有时候也许是管理的能力，等等。这些都是“投入”，它们的最好的配合产生“最适宜的情况”，就是从一定的总投入中所获得的最大限度的产出，可以作为“效率”加以测量。而且，不像十八世纪的老派学说认为因与果相等，我们的限制性因素这种“因”，由人类采用以后，扩大所想望的“果”，远远超过自然所能做到的程度。加入土壤的少许钾肥扩大所有的因素的共同出产量，从每英亩一二蒲式耳增加到二十或三十蒲式耳。可是，这是人的意志，不是自然的“经济”。

在生物的机械结构中（从阿米巴到人），相当于机械结构中的事象和业务机构中的交易的事物，是新陈代谢，新陈代谢的重复和交互作用是有机体。这里是完全新的“生命与死亡”的科学，应该说是达尔文的伟大功绩，他创立了有机体的科学，没有从牛顿的机械结构的科学里借用任何比喻。至今还没有发现任何科学的原理，能够说明有机体起源于机械结构。达尔文的问题因此是“物种的起源”，不是生命的起源。他的概念是一种新的概念，和机械结构的概念没有承续的关系，是“有生命的有机体”的概念。如果我们考察达尔文的有机体概念的详细成分，就发现那不是我们完全不了解的“生命”，而是“生命”如何行动的种种状态。“生命”如何行动的这些不同状态，是变化无常的种种举动，决定于一个本身能力有限的有机体和我们称为“有限的自然资源”的那个由各种机械结构和有机体组成的有限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这些作用和反作用，我们不称为“生命”，而称为“稀少性原则”。它们是遗传、人口过剩、变异性、斗争、死亡以及最后那些当时适合于取得和使用有限自然资源的有机体的生存。这种有机体的概念和机械结构的概念完全不同，后者的基本原则“能量”可以表现为对压力、体积和时间三种成分的一种概括。牛顿和他的后继者解说“能量”的原则，作为机械结构如何行动的方式；达尔文解说稀少性的原则，作为有机体如何行动的方式。

可是，尽管这样，达尔文辨别了“天然的淘汰”和“人为的淘汰”。人为淘汰对天然淘汰的关系类似机器对机械结构的关系。其所以是“人为的”，完全因为那是目的、未来性、计划，注入了并且大大地控制着生存竞争。达尔文承认他所谓“天然淘汰”是一种错误的字眼，后悔自己用了暗比的方法。比较恰当的说法是盲目的淘汰，另一方面，人为的是有目的的淘汰。天然淘汰，是“适者”自然生存，那产生狼、蛇、毒物、有害的微生物；可是，人为淘汰把狼变为狗，天然的毒物变为药品，消除恶毒的微生物，繁殖有益的微生物。荷斯坦因的牛 [275] ，假使任听天然淘汰，不可能留存至今——它是人为淘汰所造成的一种特殊动物，为了它将来对人类有益。它实在不是怀特海的所谓有机的机械结构，而是人的有机的机器，从自然的稀少性原则中解脱出来，转入人类的私有财产制度。

但是，达尔文的天然淘汰论影响非常之大，当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接触到社会和文明问题时，达尔文的自然有机体的概念又通过类比成为他们对社会的概念，这种说法在斯潘塞手里达到最荒谬的程度。他说社会是一种“社会的有机体”，维持它继续活动的能量是食物、感觉、本能、感情、生理以及最后各种腺，这一切都根据天然淘汰的原则在发生作用；他忽略了那事实胜于雄辩的道理，实际上更恰当的比喻不是什么包括狼和蛇在内的自然的有机体，而是由人类有目的地改造过来的人为成分很高的狗或牛。

这里，当谈到目的的时候，像贾德 [276] 在批评和总结前人在各种社会科学上的工作时所指出的那样，就有另一种概念，制度主义，它和达尔文的有机体也没有承续的关系，另有自己的原则，和牛顿的能量或者达尔文的稀少性都不同——它的这种原则，我们称为“愿意”。因为，我们检查一下那些构成制度主义概念的成分，就发现它们主要的特征是未来的预期，为了经济的目的，可以区别为未来性、习俗、主权、稀少性和效率。这些和那构成牛顿的根据能量原则的机械结构的压力、体积和时间完全不同，可是又以它们为基础。这些和那构成达尔文的稀少性原则的遗传性、变异性、人口过剩、斗争、死亡和生存完全不同，可是又以它们为基础。

因此，引导经济理论经过机械结构阶段和有机体阶段而达到运行中的机构阶段的，不完全是想象的比喻。这些运用比喻的理论，在相似的机能关系产生相似性这一点科学的意义上，甚至是类比方法的正确使用。可是那些类比范围太狭。它们不包括人类目的所带来的人为事物。因为它们变成了暗比。现代经济学用实事求是的方法使能量和稀少性这些原则服从那范围更大的愿意的原则，它的主要问题是把它们再合在一起作为一个运行的整体的组成部分。

因此，运行中的工厂，不是一种“机械结构”，而是一种机器，从克服自然的阻力而生产使用价值的观点来看，计算人力入量对使用价值出量的比率，和计算水力入量对电力出量，所用的方法相同。这是运行中的机构的效率方面，也就是工程经济学家认为是整体的那一面。它是机器作用，不是机械作用。

同样地，运行中的营业类似一种有机体，因为稀少性原则在它的全部交易中普遍存在。这种原则采取冲突、变化、竞争、生存的形式，可是也采取伦理、财产和公道的形式，像休谟指出的那样。因此它是人为淘汰，不是天然淘汰。

这是因为运行中的机构接触到效率和稀少性这两种原则的特殊方式，是通过未来性原则的许多方面，这许多方面合在一起来说，就是“愿意”的原则。实际上把这些个别的领域分开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思想上却必须用它们自己的术语把它们分开，像达尔文对有机体以及牛顿对机械结构那样；并且实际上斯密的分工先把它分开，然后才可能在思想上和事实上把它们在运行中的机构的机能的程序中结合起来。一切有机体都是机械结构，可是加上了稀少性。一切机构是有机体和机械结构，可是加上了目的。正是这种加上去的目的成为一般的原则，需要在它自己的范围内用它自己的术语加以说明并使其实现，结果所加上的目的是主要的，机械结构和有机体的原则本身成为附属的并且有了很大的改变，然而在它们的改变了的形式中还是必要的。

这种在思想上和事实上分开然后在整体的概念中重行结合的方式，适用于各种交易，这些交易的预期的有规则的重复就是那运行中的机构。管理的交易有关机构的机械结构和效率；买卖的交易在整个机构中到处有关稀少性原则；行政的、立法的和司法的处置，由于规定利益和负担的限额，使各成员服从整体，有关机构的统一和继续存在。这些交易，因为稀少性原则在它们当中普遍存在，和达尔文在有机体中发现的一些因素有许多奇妙的类似的情况。习俗——交易的重复——类似遗传；交易的重复和增多起因于人口的压力；它们的变异性显而易见，由于变异性而发生习俗和适者生存方面的变化。可是在这里适者生存是“人为淘汰”，人们选择有益的习俗而惩罚有害的习俗，这种人为的事物完全是表现于行动的人类意志，它把机械结构变为机器，把有生命的有机体变为制度化的头脑或智力，把无组织的习俗或习惯变为有规则的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

因为人的头脑不只是一种有生命的有机体。作为有机体，它不过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脑。这种脑，在未“制度化”以前，仅仅是动物有机体的一个部分。它在制度化以后，活动的范围就扩大，我们称为思想和意志。它的最初的制度是符号、单字、数字、语言、书法，我们称为字与数的语言。这是个人的一种习惯，也是从世世代代的个人手里留传下来的一种强制性的习俗——简单地说，是一种制度。人类的其他一些制度是火、工具、机器、家庭、政府等，这些制度的永久不断的重复（根据人为的、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适当配合的原则），我们称为运行中的机构。

因此，人不只是有机体——他是制度作用，只有制度化的头脑才可能造成经济活动的那个值得注意的时间尺度，我们称为“未来性”。未来性是有关制度的——与世隔绝的婴儿和成人，像禽兽一样，对未来事物一定懂得很少或者完全不懂。有机体的头脑像这样通过制度作用而扩展到遥远的未来时间，和它的扩展到遥远的空间是分不开的。头脑或智力活动的这两种制度化的扩展，使产业上和政治组织上高度发达的现代运行中的机构可能实现，这些机构对世界范围及未出世的后代发出命令。

至于“时间”，机械结构的能量在运行中完全和时间的经过没有关系，产出的测量标准中所采用的时间因素完全是人类头脑的外在作用，不是机械结构本身内在的东西。时间概念完全是制度化的头脑构想出来的。

可是，稀少性根本是对有机体本身的一个时间经过的问题，因为，即使在最低等的有机体方面，从努力取得有限的食物供给中的一份到这一份食物产生了欲望的满足，其间总有一段间隔。这是未来性的根源。在动物中这种间隔的时间那样短，以致对欲望刺激的反应很适当地被认为是本能的。本能的努力起源于遗传和稀少性，可是努力和满足之间的时间间隔那样短，以致用机械作比，那种反应被说成是自动的或直接的。可是严格地自动或直接的反应，不经过时间间隔，只有机械结构是这样，因为机械结构不经过什么欲望或努力，也不经过努力和满足之间的时间间隔。它们的能量只管继续流出，不管是否有必要辨别那些满足欲望的和不满足欲望的或者必须避免的外在事物。

因此，在有机体中也有对不同对象进行选择的根源，而机械结构不选择。再说，这时间的间隔当然是现在和未来的间隔——作为反应的现在行动和产生刺激的未来满足之间的间隔。可是那种间隔极短，能够由遗传性和本能作为桥梁把两面连接起来，不需要理性和社会制度的帮助。那是本能的时间，不是制度的时间。

因此，在那伴随着有生命的有机体一同在世界上出现的稀少性原则中，就有我们后来称为“愿意”原则的那一切事物的萌芽。也许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制度的科学和有机体的科学有承续关系，后者人们还没有充分了解，例如对于把无生命的物质变成有生命的肉的新陈代谢。然而，在制度的预期所产生的现在活动的未来性方面，人类有机体把未来事件变成现在的行动。从生理学来说，我们不知道这是怎样实现的。我们所说的关于“时间”的一切，对“空间”也适用。只有制度化的头脑能以全世界为活动范围，他们用运行中的机构和机器为工具。

扩展到未来的时间和遥远的空间，差不多永远不断和无处不在：在这两方面，运行中的机构不只是机械结构，也不只是有机体。就是平常人日常所说的和法庭所采纳的东西——一种很珍贵的运行中的机构，它使人们对有利益的交易的预期可以实现，并且要求人们忠诚、爱国和以身作则。

我们以前提到过所谓“行为主义心理学”在经济学说中应该占有的切合实际的地位，如果把行为分析为实行、避免和克制。这三者是“行动中的意志”的三方面，它们把法律和经济学结合起来。原来用“行为主义”这个名词的那些人，以纯粹个人主义的方式，把个人看成一种生理学上和解剖学上的机械结构 [277] 。可是，在经济学里，个人是交易中的参加者，是运行中的机构的成员。在这里跟我们有关系的，不是他的生理、他的“腺”和“脑型”——而是他作为一个整个的人，是否实行、克制或避免。近来的“行为主义”在儿童心理学和广告术上做了不少工作，可是在运行中的机构的行为主义上贡献不多。在这里，意志意味着个人的和集体的行动，表现在三个物质的和经济的方面——实行、避免、克制——这种行为，任何自然科学里都没有，在生物学里仅仅有一些最初的根源，但是可以用它本身特有的说法加以分析和测量，像电力或重力那样。

自然科学摆脱了隐喻的实体，像“力”或“能”之类，不是由于否定那种观念，而是由于把它从未经分析的灵魂、精神和实体改变为可以变化的运动量。意志也是这样。我们避免空谈意志，不是由于加以否定，而是由于分析和测量它的运动。“行为主义者”因为意志是“形而上的”而避免只讲意志的时候，他们从意志的外在行为跳到新陈代谢的内在行为，自以为在意志作为一种行为和生理作为另一种假定类似的行为之间，没有留下形而上的缺陷。可是实际上，有一种没法解决的缺陷。它们两者不相连接。只有利用形而上学——或者不如说是用隐喻——那缺陷才可能弥补。根据其他各种科学的教训，这种利用隐喻的跳法是不应该用的。我们应该说，对于个人意志，应该就它的行为的各方面，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让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去处理那有机体的内脏，作为另一个整体。

可是，为了我们现在的目的，我们且不管生理学和解剖学——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且不管心理这一种主观性怎样进入或走出生理学上的身体那另一种主观性——让我们来分析那结果合成的整体实际所做的事，这整体就是意志。它实行、避免、克制，作为一个整个的有机体，而且是和其他的意志联合起来这样做，通过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预期取得共同造成的结果。因此，作为整个的机构在行动（通过实行、克制和避免），个人意志是各个人之间行为上的联系，它结合所有的个别意志的运用，这种运用的方式我们称为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的运行法则——表现为机会、竞争、权力或能力、权利、义务、自由、暴露、使用、效率、稀少性、预期——由一个总的原则把它们全部联合在一起，这个原则我们称为愿意的原则。

在这种人类行为的分析中，时间和运动的概念完全不同于一切其他科学中时间和运动的概念。我们曾说过，麦克劳德所有的谬误理论都由于一个根本缺点——他的“时间”概念。我们以后还要指出凡勃伦的谬误理论是由于他不能分析“时间”。很不合理，麦克劳德有“未来时间”的概念，而没有“运动”或“运行”的概念。我们利用物质的类比，把运行描写为“时间之流”。从数学的观点来说，时间之流是一种时间的零点——现在，向前移动着，没有实体，因此是不实在的，介于即将到来的“未来”和正在退出的“过去”之间。这种概念麦克劳德没有，虽然在一个问题上他曾用“零”代表现在。可是，从心理学的观点来说，现在是时间的一瞬间，像皮亚斯描写的一样，对过去和对未来两方面的界限都不是那样的清楚。“过去”是记忆，“现在”是感觉，“未来”是预期。它们在现在的时间点上都一起存在于心里，像调子里的音，这种现在的时间点不是“零”，而是现在的事件，就是现在的交易。这样皮亚斯把休谟的怀疑主义变成了实用主义，数学变成了愿意。

这种实用主义的时间概念，使我们可能对未来时间的各种可以测量的长度作出分别，符合于习惯用法。“现在”是“立刻的未来”，在制度上可以用秒、分或许一二小时来计量，可是时间的间隔那样短，实际上没有什么等待或冒险的感觉。短期的未来，从证券市场上的“一夜贷款”利率到通常商业贷款的三十天、四十天或九十天的期限，在这里等待的时期相当长，因此加以计量。长期的未来是任何超过短期未来的持续期间。这些分别不是随意决定的，而是习惯的分法，因此在一种实事求是的对行为的研究中更加有用。麦克劳德假设时间总是客观的，具体表现为他的可销售的商品的一个方面——债务，因此它以一段一段的时间出现，随着债务的期限而变化，像使用价值或稀少性价值一样。可是，时间完全是制度性的。机械结构和有机体完全不知道时间。时间在预期中出现，预期支配现在的行为，随着各种人的不同习俗以及同一种人在不同交易中的情况而发生不同的影响。最精确的对未来时间的测量是债务市场对短期和长期未来性的测量。可是，在消费过程中，在游戏、体育运动、工作和其他日常事件的过程中，支配活动的是对“立刻的未来”的预期，时间的间隔那样短促，以致不值得测量。

因此，“时间之流”，从客观来说，是“瞬间”的“移动”；从主观来说，它是“瞬间”的记忆、感觉和预期的连续，以及有生命的躯体的生理上的新陈代谢。既然我们只有靠动物本身的行动才可能知道这些主观的运动，时间之流就是个人的行为，表现在它的实行、避免、克制各方面。因此，我们有一种运动——个人的实行、避免、克制——介于其他两种运动之间并且加以接合——外在的宇宙的运动，包括其他的人在内，以及伴随着记忆、感觉和预期的那种内在的生理的运动。这种人类行为之流，作为一个整体，介于外在的、宇宙和其他人等的运动之流以及内在的、难以理解地总有记忆、感觉和预期伴随着的生理的运动之间，我们在经济学里称为“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由“愿意”的原则予以推动。它是“人类的时间之流”，趋向于未来，以它为基础的一种经济学说，既不是唯物主义的商品论，也不是主观的感觉论或生理论，而是一种关于以未来效果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的意志论。

至于古典派和快乐主义经济学家，我们需要作同样的解说。我们从“未来”来看，把行动中的意志分析为实行、避免和克制，实在浅显得很，可是最靠近的东西总是最后才研究到。这种分析摆脱过分简单化的方法，那种方法只选择意志的一项特质——由痛苦、快乐或者递减的效用暗比地使它和商品发生关系的一种特质，并且根据那比喻建立一种数理的经济理论体系。可是，个人意志是一个整体，有它自己的人格，通过交易并且在种种机构的范围以内活动，这些机构又是协作行动的其他整体。

因此，交易论的意志的分析使我们可能有一种经济学说，避免那种一面是伦理学和法律另一面是经济学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从斯密和边沁就开始），因为它在“愿意”这一个概念里结合了有关实行、避免和克制的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的伦理上和法律上的关系，运用经济的分析，把“价值”和“估值”分析为“未来的”经过折扣的冒险价值和稀少性价值。

这些预先的解说，使我们可能把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原则，应用在交易和运行中的机构上，作为法律的和经济的因素。所以能这样应用，是由于稀少性和未来性这两种原则。对于那个要为自己取得利益的个人，限制性因素是当时和当地他自己或者别人的特殊行为，这种行为会影响别人的补充性的行为。在一件法律诉讼中，限制性因素可能有时是法官，有时是陪审员，有时是郡长。在一个制造机构里，限制性因素可能是技工、监工、厂长甚至打杂的工人，通过命令和服从的管理的交易，取得对他的控制，可以决定全部交易的总成绩。这种控制的结果是“运行中的工厂”作为一个整体，具有可以测量的结果——效率。通过这些控制个人行为的社会关系，由集体控制的制裁为后盾，一种命令别人服从的权利可能成为限制性因素，作为一种可以立即进行控诉的“行动权”。

以上所讲的这些“效率”关系和“稀少性”关系是分不开的，因为这里的问题有关在需要的时候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是丰裕还是稀少，因而也有关为了取得这些因素所必须付出的价格或捐税。效率和稀少性在分析研究中可以分开，在实际上却是分不开的，因为它们在机能上相互影响，共同构成那运行中的机构。开动一辆汽车所需要的汽油数量，经营一所工厂所需要的技工或监工人数，或者办理一个法庭所需要的法官人数，在思想上可以和价格、工资或薪俸分开，但是在实际上分不开。

因此，就人类意志为了一种目的而努力处理问题来说，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原则在一切科学中普遍出现。某些因素和其他因素比较起来在供给的数量上是有限的，这些因素就被认为重要。所有的因素在预期中必须存在，可是在行动中只有那些被认为限制性的因素存在。就行动上来说，补充性因素是在未来。如果靠得住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能有，人们就不加注意。它们在机构里处于一般的交易的地位。这样，一个人的“权利”现在存在，并且他“有权利”，可是在亿万次交易中它们只是一般性的，不是关键性的。如果它们是靠得住的，那就在亿万次交易中难得有一次成为限制性因素。如果是靠不住的，那就把其他一切都丢开，出动主力来控制那限制性因素。

限制的或关键的和补充的或一般的因素和交易，用效率、稀少性和未来性可以加以测量，这种学说似乎包含了形而上学的“本质”和“存在”问题中所有的一切。本质是补充性因素的靠得住的预期，而存在是限制性因素的不稳定的状态，对这种限制性因素的控制，可以决定其他因素的稳定。然而，柏拉图的所谓“本质”距离这些预期还很远，因为那是永恒的存在，人们从来不预期它具体化，它对现实的关系是作为一种永恒的整体，和它的不断变动的各部分完全分开。可是，在现代的意义上，“本质”是一种外界存在的东西，甚至是一种“绝对”，它在等待，到时候将要来到下界，被体现在真实的行为里。如果是这样的意思，“本质”就不过是补充性因素的预期。这种用“本质”替代单纯的预期，似乎在康德的“纯理性”、山达亚那的“纯本质”以及新康德派对“本质”和“存在”的区别中，都是这样。麦克劳德和法律家的“自然权利”似乎也是一种类似的先在的本质，等待着在实际交易中被发现为一种存在物。

可是，如果我们研究这些不存在物在实际的交易程序中的意义，就会发现本质或者抽象只是一种预期的在需要的时候会重复的相似性。它不是一种先前存在的永恒的绝对或者外界的不存在物降落下来，具体表现出来。它是未来性具体表现在现在的价值和估价中，构成一种现在的预期。实际上，它是一种很真实的预期，然而没有人注意它，因为它是靠得住的，如同空气是一种真实的预期，没有人注意它，除非它变得太热、太冷或者太稀少。

因此，凯尔森正确地认为法律上的关系的“本质”在于“行动的事实”和官吏的“执行”这两项，他否认权利、义务、能力、责任等名词从纯粹法的意义来说，是“法律”名词。它们表示社会的或伦理的关系，不是法律的关系。凯尔森在这种分析里提供了很正确的和很有启发性的见解，可是我们通过实用主义的未来性学说以及经济的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学说，得到相同的结果。麦克劳德的现在存在的抽象权利成为一种对凯尔森的所谓法律强制的预期，这种法律的强制表现于“诉讼权”，必要时可以提起诉讼，取得有权利向另一个人索取的商品、服务或者钱。假设我们预期一种已经确立的法律制度可以继续实行，法律关系的“本质”不过是预期官吏在强迫公民服从法律的强制的交易中将重复同样的行动。如果预期是这样，在无数的交易中，那不是人们现在认为是价值所依赖的限制性因素。限制性因素是双方私人的直接行为——他们约定的事物，经济物品的种类、质量、数量等等，根据个别交易的情况而定。预期的官方行为的相同，在任何现在价值的估计中，具有很大的决定性，可是在交易行动的时候，它不是限制性因素，只要对它的预期是靠得住的。法庭的判决引起价值上的重大变化，并引起价值的重大移转，从某些个人和阶级转移到另一些个人和阶级。这样造成的各种预期，就叫做权利、义务、自由、暴露。实际上，这些是社会的和经济的预期，它们的基础是公民（个别地或集体地）在控制立法、司法和行政当局的行为方面的政治权力。这不是柏拉图主义，或者新康德主义，或者绝对论——这是分析的实用主义。

本质和存在的调和一致，在实用主义的未来性学说里实现。权利和价值现在 存在，就在这行动的时刻，可是它们作为未来事物而存在。它们构成一种预期的状态。法律上的能力，如果不行使，不是现在在行动中存在，可是它的确以有保障的预期的状态存在着，这完全是一样，甚至更好。它是未来的行为，它的现在的预期叫做权利。法律上的能力是未来本身，“权利”是它的未来事物。价值是用权利可以取得的未来的有限数量的物品的现在的预期。

这些不是抽象——它们是预期——集体行动的预期。这些权利、价值和能力全是在现在的时间存在，可是它们只作为现在的预期状态而存在，准备在需要的时候被“体现”在交易里。这些心理的预期是洛克的“观念”以及柏拉图和康德的“本质”，不受时间的限制，因此它们是怀特海的“永恒的”、“超时间的”原则和概念。可是具体地、从实用观点和时间观点来说，它们作为限制性的或者补充性的因素在行动的时刻存在。甚至在这时候补充性因素还是只作为未来事物而存在——然而未来事物是人类据以行动的唯一“对象”。它们是皮亚斯的“真实”，它们的“本质”是未来时间，它们的现在的“存在”是“预期”或者所处的“状态”，它们的现在的外在现实是交易之流和运行中的机构。

这些未来性学说以及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学说，正是经济学家对休谟时代以来哲学家的形而上的问题的答案。休谟在柏克莱的基础上加以发挥，认为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当时对物体的感觉，我们从身体的感官上不知道我们的许多感觉之间的关系，也不知道我们的感觉从而发生的外界事物之间的关系。在休谟以后的一百五十年中，所有的哲学的不变的主题始终只是给这些关系确定一种适当的状态，最显著的解决是康德的《先验感性论》。可是他的答案把一个只由事物之间的关系组成的绝对的世界和只由经验组成的经验主义的世界分开。后来在詹姆士的《极端经验论》里——皮亚斯的实用主义的引申——所有以前从斯图亚特、霍季森和皮亚斯以来的经验论的学说，被发展为一种心理学，在这种心理学里面，内在的“已知”和外在的“已知”是同一机能作用的两面，因此不仅感觉和被感觉的对象是同一的，而且对象与对象之间的反应和那关系的感觉也是同一的。在最近的形态心理学里更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是美国实用主义的德国复制品。这些经验论、理性主义、实在论、实用主义、形态论等等不同的哲学和心理学，在关于意志的根本性质方面，不管结果怎样，经济学上关于意志的学说显然总是一种环境的或者制度的意志，在这里人们通过经验教训直接地知道或者预期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在这里杜威的心理学差不多最适合情况。人类意志体验各项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因素本身，否则它不可能知道怎样控制关键的因素，从而取得遥远的结果，这种关键因素又能影响其他因素；机器和制度确实产生了巨大的成果，比个人所能取得的成果大得多。

实际上，人类智慧从限制性因素和补充性因素的关系中推论出因果关系的观念。由于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数量、适当的地点上控制限制性因素，人类意志控制了其他的因素，结果就是一种运转的机器、运行中的营业、运行中的机构。这种控制有一个含义广泛的综合的名称，“及时”。实际上，“及时”是从经验中学来，并且是那适宜的感觉的一部分，这种感觉不能由单纯的理智产生。它提供了艺术和科学的区别，抽象的“愿意”的概念和在一定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中采取行动的“具体意志”的概念的区别。科学家或哲学家可以埋头研究抽象的概念，不管“时间”，可是事务家必须注意及时。“因”与“果”已经被人们恰当地从自然科学里排除出去，代以各种方程式。数理经济学家也想把因果从经济学里排除出去。可是，因果是经济学和它的愿意原则的重要成分，这种原则及时地控制现在的限制性因素，从而实现未来的目的。

因此我们有一种经济的“意志”概念——行动中的意志，受目的和预期的指导。约翰·穆勒所陈述的因果论和布莱德雷所陈述的绝对论 [278] 都体现在经济学的意志论里，意志控制着限制性因素，为了给大家扩大未来的产出，或者为了给自己取得较大的收入，而同时减少别人的收入，或者由于控制公司组织或其他机构，把意志伸展到遥远的空间或遥远的未来，这些公司和机构，各在自己的范围内，通过各种交易，按照自己的目的，最好地配合一切限制性和补充性因素。

* * *

[1] 商人基尔特，向国王献金而获得商业独占权的商人组织。——译者

[2] 除了不能替代的 劳动，例如演员和棒球球员。

[3]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35—261页。

[4] 帕尔格雷夫：《政治经济学辞典》，直到1923年的新版本，麦克劳德的名字才包括在内。

[5] 麦克劳德曾受皇家委员会的委任，编订一种票据、纸币等法令汇编，转载于所著《银行的理论和实践》和《经济学原理》。

[6] 庞·巴维克：《权利与关系》，1881年。他们所谓“关系”就是我们叫做无形财产的商誉、商标等等。庞·巴维克的后来的一些著作没法了解，除非参证他在1881年所奠定这种较早的基础。

[7] 原来是家政经济学家的“农家经济学者”，近来加入了市场关系，自称农业经济学家。

[8] 麦克劳德：《经济学入门》，第23、24页。

[9]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1卷，第154—159页。

[10]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1卷，第154—155页。

[11]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1卷，第159页。

[12]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1卷，第156—157页。

[13] 我们在下面称为“无形的”，代替“无形体的”。

[14]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1卷，第57页。

[15] 参阅本章《贴现和利润》。

[16]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1卷，散见第152—156页，经重新排列。

[17] 关于不能区别时间之“流”和时间之“经过”，参阅本书第十章，《凡勃伦》。

[18] 参阅本书上册，《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图解》。

[19]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1卷，第303页。

[20]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1卷，第290—291页。

[21] 可以看出，这是“匹兹堡附加”案中一种基价和一种交货价格的争点的一部分。参阅本书上册，《从公司法人到运行中的机构》。

[22] 参阅本书上册，《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图解》。

[23] 庞·巴维克：《权利与关系》，第5页；并参阅克内斯：《货币和信用》，1876、1895年版。

[24] 麦克劳德：《经济入门》，第13页。

[25] 这一点从约翰·穆勒的《论信用》第一章中可以看出，然而那一章和他说明价值以生产成本为根据的理论基础没有任何关系。他的信用论的基础是心理学，这是他的李嘉图式的价值和成本学说所不采纳的东西。

[26]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1卷，第75—89页。

[27]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1卷，第3页。

[28] 麦克劳德：《经济学原理》，第1卷，第53—55页。

[29] 参阅本书《可以转移的财产》。

[30]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94页。

[31]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182—213页。

[32] 参阅费特最近的著作：《垄断事业的伪装》，1931年版。

[33] 参阅本书上册，《效率和稀少性》。

[34] 包括“劳务”在内。

[35] 费特的论文见《美国经济评论》，1912年第2期，第783—813页。

[36] 弗兰克·哈德利：《经济学、私有财产与公共福利关系的说明》，1896年版，第70、72页。重点是本书作者加的。

[37] 克内斯后来把它作为有时间间隔的交换。克内斯：《货币和信用》。

[38] 参阅本章，《债务的解除》。

[39] 里普利：《正街与垣街》，1927年版；布鲁金斯：《工业所有权》，1925年版；邦布莱特与米恩斯：《控股公司》，1932年版。

[40] 参阅本章，《利润的边际》。

[41] 参阅本书《商业的供求法则》。

[42]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1卷，第57—59页。

[43]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1卷，第325页。

[44]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1卷，第326、357页，词句先后经重新排列。

[45]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1卷，第358、359页。

[46] 这种区别直到后来西季威克才弄明白，参阅本章（I），第4（11）节。

[47]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1卷，第372页。

[48] 安哲耳：《国际价格论》，1926年版，第138页。

[49] 同上书，第117、118、138页。这种贴现和价格的关系直到1898年才由威克塞尔予以充分的说明。参阅本书有关威克塞尔各点。

[50]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1卷，第329—330页。

[51]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1卷，第412页。

[52]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2卷，第342—343页。

[53]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2卷，第343页。

[54]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2卷，第170页。

[55]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1卷，第418页。

[56]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2卷，第344页。

[57]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与实践》，第2卷，第139页。

[58]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2卷，第366页。

[59]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2卷，第418页。

[60] 贝克哈特：《联邦准备银行制度的贴现政策》，1924年版，第29页引用。此篇对英国银行利率的讨论以及根据1797—1850年的经验所产生的贴现政策公式，都作了很好的历史上的叙述。

[61]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与实践》，第4版，第2卷，第367页。

[62] 参阅本章，《世界范围的偿付社会》。

[63] 例如在奥国学派的“主观的交换价值”这个名词上。参阅本书上册，《机会》。

[64] 参阅本书上册，《谈判的心理学》。

[65] 克拉克：《财富的分配》，1899年版。

[66] 参阅本书，《交换性》。

[67] 参阅本书，《资本和资本物品》。

[68] 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1883年版。这里所引证的是根据1887年再版本，据作者说，再版中对重要论点没有什么改动。

[69] 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256页。

[70] 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258页。

[71] 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259页。

[72] 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259页。

[73] 英国历史上，商店自己发出的一种辅币。——译者

[74] 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225、226页。

[75] 主要是英格兰银行的钞票。

[76] 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223页。又参阅本章，图7，债务金字塔。

[77] 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224—225页附注。

[78] 沃克：《货币对贸易和产业的关系》，1879年版。

[79] 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226—227页附注。

[80] 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227页附注。

[81] 在宪法有关“损害契约义务”的禁令内，计划订一现代的办法：抵押契约中双方同意将来用“符合现在法定标准重量与成色的北美合众国金币，按照纽约通行的汇兑率”偿付债务。

[82] 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227页。

[83] 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230页。

[84] 它们可以按一种“冒险折扣”收进，因为无力偿付或靠不住。可是，所谓“时期折扣”，我们的意思是指一种预期的时间的间隔，在这间隔期中产生等待。

[85] 我们在这里不考虑现代资本的另一种形式，“无形的财产”。我们只考虑“无形体的财产”的流通性。

[86] 参阅本书上册，《从流通到重复》。

[87] 参阅本书上册，《李嘉图和马尔萨斯》。

[88] 麦克劳德：《银行的理论和实践》，第1卷，第303—305页。

[89] 参阅本书，《从边际生产力到资本收益》。

[90] 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前引版，第245—246页。

[91] 参阅本书上册，《服务的成本和产品的成本》、《服务的价值和产品的价值》。

[92] 参阅本书，《等待的稀少性》。

[93] 参阅本书，《宣传家的理想典型》。

[94] 参阅本书，《从边际生产力到资本收益》。

[95] 参阅本书，关于杜阁部分。

[96] 西季威克：《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59页。后来克拉克在所著1899年版《财富的分配》中采用了一种比较扩大的静态的分析，他的所谓“资本基金”是心理学的说法，其意义等于西季威克的制度的资本价值。

[97] 参阅本书，《关键的和一般的交易》。

[98] 纳普：《货币国定论》，引文根据英译本1924年版。

[99] 纳普：《货币国定论》，英译本，第2页。

[100] 纳普：《货币国定论》，英译本，第1页。

[101] 纳普：《货币国定论》，英译本，第52页。

[102] 纳普：《货币国定论》，英译本，第3页。

[103] 纳普：《货币国定论》，英译本，第4、6页。

[104] 纳普：《货币国定论》，英译本，第32、33页。

[105] 纳普：《货币国定论》，英译本，第134页；又参阅本书，《世界范围的偿付社会》。

[106] 圣伊弗斯（St.Ives）：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市镇，在圣伊弗斯湾上。——译者

[107]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83—121页。

[108] 塞利格曼：《财政科学的社会理论》，载《社会科学季刊》，1926年第41号，第193、354页注。

[109] 纳普：《货币国定论》，第110页。

[110] 纳普：《货币国定论》，第164页。

[111] 纳普：《货币国定论》，第4页。

[112]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第254页。

[113] 十八世纪以前，金匠往往兼营银行业务。——译者

[114] 参阅本书，《交易的货币和价值制度》。

[115] 纳普：《货币国定论》，第50、51页。

[116] 卡南：《1797—1821年的英镑纸币》，1919年版。

[117] 卡南：《1797—1821年的英镑纸币》，1919年版，第158页。

[118]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1919年版。引证系根据1923年再版本，第1—16页。并参阅霍特里：《中央银行技术》，1932年版。

[119] 特纳：《在波利尼西亚十九年》，1861年版；戈登—柯明：《在斐济的故乡》，1885年版；霍伊特：《原始商业，经济学心理学》，1926年版。以往在希腊这种计算货币是牛。

[120]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2页。

[121]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3、14页。

[122] 卡南：《1797—1821年的英镑纸币》，1919年版，第xvii—xxix页。

[123]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4页。

[124]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5页。

[125]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5页。当然，霍特里在这里只说到债务的量的一面，其他方面是“价值”的其他方面。

[126]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5—6页。

[127]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6页。

[128]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0页。

[129]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1页。

[130]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1页。

[131]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1页。

[132]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2页。

[133]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2页。

[134]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2、13页。

[135] 霍特里：《通货和信用》，第16页。

[136] 《休谟哲学选集》，格格与格娄斯1898年校订本，第3卷，第313、315页（《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论货币》，《论利息》，《论贸易差额》等篇）。

[137] 《休谟哲学选集》，第3卷，第325—328页。

[138] 《休谟哲学选集》，第3卷，第322页。

[139] 《休谟哲学选集》，第3卷，第333页。

[140]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英译本1898年版；引文根据英译本，但作者又对照1788年版法文本有所修改。

[141]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78节。

[142]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1903年版，第20页。

[143]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57节。

[144]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78节。

[145]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67节。

[146]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100节。

[147]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58节。

[148]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83节。

[149]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60节。

[150]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73节。

[151]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73节。

[152]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38节。

[153]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33节。

[154]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艾希利版，第29、90节。

[155] 里佛尔（livre），法国的一种旧币，价值等于现在的法郎。——译者

[156]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艾希利版，第89节。

[157]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法文版，第95节。

[158]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艾希利版，第94节。

[159]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艾希利版，第96节。

[160]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99节。

[161]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1、26、44、63、98节。

[162]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10、15节。

[163]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100节。

[164]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78、81节。

[165]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与分配的考察》，第98节。

[166]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1903年版，第20页。

[167]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第48页。

[168]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第89页。

[169] 悉尼耳：《政治经济学》，1834年初版；引文根据1872年的第6版，第58页。

[170] 开因斯：《政治经济学主要原理新解》，1874年版，第87页。

[171] 麦克文：《生产成本的分析》论文（《经济学季刊》，1887年第1期，第481、483页）。

[172]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第41、42页。

[173] 哲逢斯：《政治经济学理论》，1886年，第3版，第232、233页。

[174]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第49页附注。

[175] 卡塞尔：《社会经济学理论》，1918、1924年版，引文根据1924年版，第184—185页；本书1926年德文版，第171页。

[176]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第135页。

[177]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第134页。

[178] 参阅本书上册，关于机会成本和反机会价值部分。

[179]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第92、93页。

[180]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第73、77页。

[181] 卡塞尔：《利息的性质和必要》，第135页。

[182] 参阅本书，《世界范围的偿付社会》。

[183] 参阅本书上册，《亚当·斯密》。我在斯密的冒险 以外又加上劳动者的等待 。劳动者的这种等待，往往比他们的工作或冒险还更加痛苦难受，这一点在他们宁愿对“高利贷者”或“小额贷款”公司付给特别高的利息时，可以看出，这种利率有高到年息百分之三十，百分之四十，甚至百分之二百者。“等待”的折算，往往也出现在劳动者宁愿选择较低的 工资，只要是每天或每星期发一次，而不愿每半个月或一个月发一次。我在南部看到过有些黑人认为每天发工资 比工资的高低更加重要，并且选择每天发工资的雇主，不欢迎那些每星期发一次工资的雇主。又参阅本书上册，第361页，关于机会成本和反机会价值部分。

[184] 费特：《经济学原理》，1904年版，第8、10、15、17各章；《利息理论和价格变动》，《美国经济会议录》，1927年3月，第62—122页；《最近对资本概念的讨论》，《经济学季刊》，第15期（1900—1901年），又《旧的地租概念已成过去》，同上季刊，第416—455页。

[185] 米契尔：《商业循环问题及其调整》，1927年版，第137页。

[186] 柯普兰：《货币、贸易和物价——因果先后的测验》一文，载《经济学季刊》，1929年第43期，第648页。

[187] 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性质》，1906年版，第1卷，第15页。

[188] 参阅本书上册，《门格尔、维塞尔、费希尔、费特》。

[189] 参阅本书上册，《门格尔、维塞尔、费希尔、费特》。

[190] 费希尔：《资本与收益的性质》，第1卷，第14页。

[191] 参阅本书上册，《门格尔、维塞尔、费希尔、费特》。

[192] 格雷格里·金：《英国商人》，见所著《自然和政治论丛》，1802年再版。

[193] 费尔柴耳德、弗尼斯、巴克合著：《经济学基础》，1926年版，第1卷，第24页。

[194] 其他各种利润边际将于以下各节中加以考虑：1.本章，第VIII（8）节，《自动的和管理的复苏》；2.第十章VII（6）节，《意外事故和失业——保险和预防》；3.本章，第IX（3）节，《关键的和一般的交易》。

[195] 像以前说过的，股东是又冒险又等待，正如债票持有人又等待又冒险。假如统计十分精细的话，我们可能区别得更精细一些，可是我们只能假设股利是纯利的一部分，放款利息是纯利。

[196] 柯普兰：《近来的经济变动》，全国经济研究所1929年版，第2卷，第767页。

[197] 沃尔：《美国政治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年鉴》，1931年3月第94期，第85页。

[198]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版；《李嘉图致马尔萨斯书信集》，邦纳编1813—1823年版；劳伯特斯：《劳动阶级的要求》，1837年版；霍布生：《失业的经济学》，1922年版。

[199] 艾尔弗雷德·贝克·刘易斯，见1930年11月9日《新领袖》杂志。

[200] 艾尔弗雷德·贝克·刘易斯，见1930年11月9日《新领袖》杂志。

[201] 艾尔弗雷德·贝克·刘易斯，见1930年11月9日《新领袖》杂志。

[202] 艾尔弗雷德·贝克·刘易斯，见1930年11月9日《新领袖》杂志。

[203] 黑斯廷斯：《成本和利润对商业循环的关系》，1923年版；福斯特与卡钦斯：《货币》，1923年版；《利润》，1925年版；《没有买户的商业》，1927年版；《富裕的道路》，1928年版。

[204] 黑斯廷斯：《成本和利润对商业循环的关系》，第6、9、11、14页。

[205] 福斯特与卡钦斯：《没有买户的商业》，第167页。

[206] 黑斯廷斯：《成本和利润对商业循环的关系》，1923年版，第95—96页。

[207] 黑斯廷斯：《成本和利润对商业循环的关系》，第96页。重点未依据原文。

[208] 参阅本书，关于结束谈判和结束交易部分。

[209] 参阅本书上册，《从流通到重复》。

[210] 复利会稍微改变这个比率。

[211] 福斯特与卡钦斯：《货币》，第306页。

[212] 道格拉斯：《技术的失业》，1930年8月份《美国劳联运动杂志》。

[213] 参阅本书，《物价》。

[214] 参阅本书上册，《代用的法则》。

[215] 参阅本书，《关键的和一般的交易》。

[216] 在司威夫蒂公司的1925年年鉴里，该公司估计每头牛的牛肉的利润，在支出利息以前，是1.95美元。买进牛的平均价格是60.08美元。全部费用，包括运费在内，是12.63美元；副产品的净收入是11.25美元。因此，利润和利息两者 的边际在1924年是业务生产成本的2.7%和每头收入的2.6%。如果减去利息，利润一项的边际就会更小。该公司又提出一种比较表，从这种表里我们算出下列的财务边际，或者每头牛的利润和利息两者 的边际。

会计年度 未付利息以前的损益

1915 $1.64

1916 1.65

1917 1.29

1918 1.02

1919 0.70（损）

1920 0.06

1921 1.13

1922 2.52

1923 1.10

1924 1.95

[217] 全国产业会议委员会编，《联邦公司所得税的转嫁和影响》，1928年版，第Ⅰ卷，第172页。

[218] 根据表Ⅰ和表Ⅱ。

[219] 根据表Ⅰ和表Ⅱ。

[220] 根据表Ⅰ和表Ⅱ。

[221] 根据表Ⅰ和表Ⅱ。

[222] 埃梅特、博里斯：《百货商店》1930年版，可以作为边际分析的一个范例。书中所用名词是商业会计的术语，可是埃梅特的分析类似我们在对制造公司的边际分析中所用的那一套。埃梅特的“纯利润”就是我们的利润边际。拿销货一百万美元以上的百货商店来说，这一数字，作为对销货的比率，最高达1923年的百分之三点六，最低到1928年的百分之一点五。这样，我们看到百货商店的利润边际低于我们所估计的制造公司的“一般的”边际。埃梅特说明百货商店的利润边际大部分决定于周转率，因为较快的周转减低费用对销货的比率。

[223] “国外的”或者对进口货的关税被吸收在物资的价格里，隐蔽在营业的生产成本里面。

[224] 根据表Ⅰ和表Ⅱ。

[225] 当然商人不能精确地知道某一项要素的变动将在他的利润边际上引起什么变动。可是，他心中十分有数他的利润边际很小，因而知道任何变动对于减小或加大他的利润非常重要。

[226] 《李嘉图致马尔萨斯书信集》，邦纳编1887年版，第187—192页。

[227] 劳伯特斯：《劳动阶级的要求》，1837年版。

[228] 参阅本书，《自动的和管理的复苏》。

[229] 实际可能发生亏绌是由于间接费用的缘故。制造的费用中很大一部分可能继续存在，不管生产是不是进行，为了维持企业，作为一个运行中的机构。为了支付这些费用，一定数量的有限的生产将继续下去，即使利润边际已经完全没有，销货只能支付间接费用。

[230] 根据本书下册，第207—208页，表Ⅰ和表Ⅱ。

[231] 科尼利厄斯·范德比特（1794—1877年）：美国垄断资本家，经营商业和铁路投机；约翰·雅各布·阿斯特（1763—1843年）：美国垄断资本家，阿斯特家族的创始人，以经营皮货致富。——译者

[232] 莱昂斯：《公司财政》，1916年版；格斯顿伯格：《企业的财务组织和管理》，1914年版。

[233] 参阅本书，《意外事故和失业——保险和预防》。

[234] 劳伦斯：《稳定物价》，1928年版，第12章。

[235] 参阅本书，《稀少、丰裕、稳定——经济的阶段》。

[236] 福尔曼：《效率利润和稀少性利润》，1930年版。

[237] 参阅本书，《关键的和一般的交易》；又《意外事故和失业——保险和预防》。

[238] 米尔斯：《物价的动态》，1927年；《美国的经济倾向》，1932年版。

[239] 亨利·桑顿：《大不列颠的纸币信用》，1802年版；康芒斯：《稳定物价》一文，见《社会科学百科全书》。

[240] 托马斯·图克：《1793—1856年物价的历史》，共6卷。

[241] 爱德华·克洛格:《一种新的货币制度》，1861年版。

[242] 爱德华·克洛格：《一种新的货币制度》，第153—154页。

[243] 爱德华·克洛格：《一种新的货币制度》，第280—281页。

[244] 参阅本书，图表16。

[245] 图表16中不表现。

[246] 本书图表16中不表现。

[247] 参阅本书，图表14。

[248] 威克塞尔：《利息与价格》，1898年版。

[249] 参阅本书，图表14、16。

[250] 参阅本书，《从心理经济学到制度经济学》。

[251] 哈耶克：《对凯恩斯的纯粹货币论的意见》，见《经济季刊》，第11期，第270页；第12期，第23页；凯恩斯：《答辩》，见《经济季刊》，第11期，第378页。又参阅哈耶克：《物价与生产》，1931年版，及霍特里的书评，见《经济季刊》，1932年，第12期，第119页；以及所著《中央银行的策略》，1932年版；凯恩斯：《货币论》，1931年版；《劝说集》，1932年版。

[252] 参阅本书，图表16。

[253] 费特：《利息学说和物价变动》，见《美国经济学会会报》，1927年3月，第62、98页。

[254] 费特：《利息学说和物价变动》，见《美国经济学会会报》，1927年3月，第106、107页。

[255] 费特：《利息学说和物价变动》，第108页。

[256] 芮夫勒：《美国的货币利率和货币市场》，1930年版，第62页及以下。

[257] 参阅本书，《自动的和管理的复苏》。

[258] 费希尔：《繁荣和萧条》，1932年版。到目前为止，这是关于此项问题的最重要的一本书。望读者参阅此书，我们在这里可不必多加讨论。他根据罗亚尔·米克尔的计算，将美国的全部负债列为二千三百四十亿美元，等于国民财富的一半。

[259] 参阅本书上册，图表1。

[260] 麦卡洛克编：《李嘉图集》，1888年版，第5页，序言。

[261] 威克塞尔：《利息与价格》，第117页及以次。

[262] 威克塞尔：《工资与地租》，第114、115页。

[263] 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英译本1891年版，第420页以次。

[264] 庞·巴维克：《权利与关系》，1881年版。

[265] 参阅本书上册，《从流通到重复》。

[266] 李嘉图所假设的物价稳定是某些特殊物品的价格稳定，不是物价的平均数。原因是他把“货币价格”作为和“工时”的意义相同来用了。

[267] 参阅本书上册，《门格尔、维塞尔、费希尔、费特》。

[268] 参阅麦卡洛克编：《李嘉图集》，第348页。

[269] 参阅本书上册，《交易和业务机构》；又见本书，《意外事故和失业——保险和预防》。

[270] 派顿：《动态经济学的理论》，1892年版，第18页。

[271]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版，第11页；维塞尔：《自然价值》，马洛克英译本1930年版，第101页。

[272] 参阅本书，《政治》。

[273] 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版；1923年再版本第23页。

[274] 康芒斯：《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275] 产于荷兰北部，肉与乳均有名。——译者

[276] 贾德：《社会制度和个人》一章，载《社会制度心理学》，1926年版，第56—77页。

[277] 例如，沃森：《行为主义》，1924年版。

[278] 穆勒：《逻辑》，1848年初版；引证根据1925年第8版，第211—241页；布莱德雷：《逻辑学原理》，1922年第2版，第583页以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