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政治和道德的一般原则的缺点

摩莱里Ctrl+D 收藏本站

本论文的主题 

在这篇论文里,我通过分析来阐发真理。这些真理尽管简单而又明了,但几乎一直被人所遗忘,或被偏见的阴影所笼罩。我力图把散见于我们的某些哲人的著作中的这些真理收集起来;但是,这些真理却同大量的错误见解混淆在一起,或者陈述得如此无力,以致在书中几乎不被觉察。我把它们收集在一起,为的是使其恢复全部力量。有一首无论就其主题还是就其结构来说都是新颖的长诗①,最近以史诗的优美形式表达了这些真理,使其放射出光彩,具有更大的魅力。我在本篇论文中,只保留这些真理固有的明显性,而不加任何的修饰。 

①“一首无论就其主题..都是新颖的长诗”:此段涉及摩莱里的长诗《巴齐里阿达,或浮岛之沉没》。

该诗共三卷,1753

年在巴黎作为译自印第安语的译中出版。摩莱里隐瞒他是该诗的作者,甘愿冒充为译者。在这本乌托邦作品中,他描绘遥远的地方存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译注 

理性的状况是如此可怜,这就应当竭尽全力、千方百计地撕下蒙在它眼睛上的绷带,使它把视线转到人类的真正利益上去:《巴齐里阿达》的主旨就在于此。在交代过这部长诗的主题和结构之后,我便要在这里不加修饰地陈述它的道德体系了。 

对《巴齐里阿达》的结构和主旨的总看法 

看来,作者认为,不必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及其注释,只要借助于生动的、受判断力指引的想象力,便能创造出符合一切艺术规则的英雄史诗;这些艺术规则本身,比运用天才描写英雄人物的事实要晚得多,而其权威也正是从这灵魂之火所产生的作品里取得的。总之,正如人为的逻辑学出现以前就已进行推理而且是进行正确的推理一样,一些十分优美的诗歌也早在人们注意研究其结构以前就已经存在了。 

我和作者一样认为,在给予古今名作家的聪明幻想以公正评价的同时,可以为史诗开辟一条新的途径,并可按这样的计划进行创作:即内中不必引进伟大诗人们认为值得歌颂的任何激情的行动、任何悲惨与流血的事件或者浪漫式的奇遇。 

这些名人的虚构之作都是与各民族的宗教、政治和道德的偏见有联系的,他们曾想教诲这些民族或者想取悦他们;他们自己就尊重这些偏见;似是而非的东西比真实的东西更能打动他们,他们只求美化那些自以为美好和值得赞扬的事物。 

认真地考察到他们的道德会大大低于他们力图用以装饰道德的那些寓言和讽喻的时候,人们就不禁要将他们和那些以华丽的刺绣来装饰不值钱的布料的艺人相比。我赞赏工艺之美,但看不起它的材料。这些幸运的天才想令人得到娱乐,因为他们期望由此进行说教:他们的意愿是值得称许的;但是实际上他们仅仅成功了一半,他们只做到了取悦于人。 

看来,作者也象他们一样,追求着有益于人类的荣誉,并且力图超越他们。为了达到这一点,他走了一条几乎全新的路,他需要新的方法。他没有任何先例可援。到哪儿去找范例呢?那里正是无人想到要去寻找范例的地方。 

每个诗人都只满足于把自己的主题局限在有关某一民族的习俗,宗教或荣誉的某一历史情节或寓言故事的范围内;M *** 先生(指《巴齐里阿达》的作者,即摩莱里本人)却给自己规定:除了全人类的真正利益之外,不知有别的东西。①最后,他需要的是这样一个主人公:他能够按纯朴的自然的和平法律来管理人民,他不象其他大多数主人公那样受谬论所赞扬,也不象他们那样,被阿谀奉承任意把最讲究的头衔加在头上。 

①M***先生:指《巴齐里阿达》的作者,即摩莱里本人。——译注 

迷信随时而且几乎处处地把怪诞或可笑的东西加到其畏惧之物或狂热崇拜之物上,但这首诗的各部分却完全避免了这种怪诞可笑的东西,那也是十分必要的。不要让诗的组织产生虚有其表的幼稚的魅力,而应让其展示出令人赞叹的宇宙结构。诗中主人公的保护力量应当是神的唯一真正属性的美妙的象征,而不是人格化了的离奇古怪的魔鬼;这些魔鬼在我们通常的诗歌中的作用是为了导致某个狂人的冒险事业的收场,或者为了把某个不幸者从困境中拯救出来。 

不必多作比较,人们一读到这部著作便会感到所有这些差别。人们也会发现,作者象我们那些名作家一样,在画面和描写方面力求模仿优美的自然;如果有时他也描写一些相同的事物,他就尽可能避免从同样的角度或用同样的观点来处理这些东西。我请读者对新颖的场面、优美的构思和表达作出判断。现在让我们从手段转向主要的目的吧。 

这个目的就是:指出真正的主人公是由自然的教诲造就出来的人,并且根除一切使他对这位可爱的立法者的声音听而不闻的不幸的偏见。这部长诗的正题①正是从这个高尚的主题产生出来的,并且通过《浮岛之沉没》的寓意,指出大多数理性受蒙蔽的浅薄人物所应得的命运。 

①《巴齐里阿达》(la Basiliade)在希腊文里意思是指一个真正有资格统治世界帝国的人的英雄行为。——译注 

通常道德的根深蒂固的错误;这些错误漆黑一团、积聚成堆并难于打破 

令人惊讶、甚至可说骇人听闻的是,我们的道德 —— 几乎与所有民族相同的道德,正以公认的原则和行为准则的名义向我们发出那么多的谬论。这门科学,就其基本原理及其结论来说都应象数学本身那样简单明了,却被如此之多的模糊而复杂的观念以及总是以错误为前提的主张所歪曲,以致人的头脑几乎不可能摆脱这种混乱:它习惯于相信那些自己无力考察的东西。的确,有千百万被认为是肯定无疑的、人们不断据以推理的命题,无非都是一些偏见。我常常拿它们同古董家根据伪造的纪念章写出的学术著作相比。如果有人对这些博学者受到某个铸工的欺骗而感到惊讶的话,那么当一个哲人发现人们多少世纪以来屈从于那些不断扰乱他们安宁的谬误的时候,他也会同样感到惊讶。这种盲目性及其持续时间之长和难于治愈的根本原因是:真理是一种如此精致、准确和敏锐的尺度,以致于稍有失误就会发生偏差;开始时,这种偏差极其微小,几乎看不出来,随之便迅速增大;其发展的速度和递增的程度比任何一种可以计算的错误都要大得多。但它有这么一点令人讨厌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人愈犯错误,愈不以为自己有错;如果他一旦认识到迷误,那时这个迷宫竟如此之大、如此迂回曲折,从而会使他害怕和不知所措,他也就不能或不敢去寻找走出这个迷宫的路径了。 

近代,甚至当代,象培根、霍布斯、洛克、蒲泊①和孟德斯鸠等派人物都感到,道德是哲学中最不完善的部分,这是因为其观念繁杂,平原则变幻无常,其方法又无规可循所致;它的方法不能用以证明任何东西,而且每一步都会遇到其反面也同样能站得住脚的命题。 

①亚历山大·蒲泊(Pope,Alexandre)(1688—1744年):英国诗人,讽刺诗《邓西亚特》(Dunciade)

(1728年)的作者。他在诗中嘲笑了清教徒的文学。1733年,蒲泊发表了他的《人论》(Essay on

man),用诗的形式表达了他的哲学的乐观主义。一译注 

这些困难使一部分伟大人物却步,而使另一部分陷入了普遍的怀疑;只有其中某些人试图把这个整体分成若干部分,并且分别对其各个部分进行考察,但是他们不敢作出任何结论,这或者由于他们未能发现这个复杂结子的活头,或者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给读者指出一条道路让他们自己猜测下去。 

古今道德家的错误根源;为了认识和避免这些错误,他们本应做些什么 

我力求发现错误链条的第一个环节,并显示使我们的道德家和立法者越来越离开真理的这一最初的偏差点。请听一听他们都说些什么吧!他们会向你们提出下面这个重要命题作为他们体系的不容争议的原则和基础:人生来就是不道德的和凶恶的。某些人则说,不对,不过人现在所处的环境、他的品质本身,不可避免地促使他变得邪恶而已。① 

①人们在散文和诗中曾就这个题目写过多少胡言乱语啊! 

所有的人都严格接受这一点,谁也没有想到有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因而谁也没有发现可以提出和解决下面这个极妙的问题: 

找到这样的环境,人在其中几乎不可能腐化或作恶,或者最多只犯minima de

malis(最轻的罪)。 

我们古代的教师们由于忽略了这个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也就觉察不到一切罪恶最初的唯一根源,看不见能使他们认识错误开端的明显的唯一媒介。我们现代的教师们在步他们的后尘,离最初的真理更远了,这一真理本来能使他们清楚地认识邪恶的本源、性质和彼此的联系,认识通常的道德要提供的救治药方之无效。我认为,他们借助这种认识,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把这种教育上的道德分成若干部分,证明它的假设的虚假,它的戒律的无力,它的箴言的矛盾,它的手段是和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一句话,本来可以详细证明这个怪异的整体的每部分的缺陷。 

这种分析,象分解数学方程式一样,排除和消掉一切虚数和疑问,最后求出那个未知数,我是说,得出真正可以得到最明确证实的道德。 

我用这种方法发现,我们的智者为了力求挽救堕落(他们错误地认为这是人的地位注定的属性),总是由这样的设想开始:这个堕落的原因是在它从来不存在的那个地方,他们恰恰把这种毒药当作良药去治疗他们认为是病因的病症。 

这班饶舌家不断地互拾牙慧,谁也没有料想到:人类堕落的原因,正是他们最初的一篇说教。在他们看来,他们说教的内容那么纯洁,那么庄严,他们的法律、规则那么明智,那么值得尊重,以致人们不敢把这种极大的祸害归咎于他们;他们则宁愿把这种祸害推到自然的身上:这样一来,尽管人从自然界脱胎出来时都不带有任何形而上学观念或道德观念,而只具备接受这些观念的能力;尽管人在生存的初期与其说倾向于某种猛烈的激情,倒不如说对任何活动都十分淡漠,可是这样的人,却被我们大多数哲学家认为原来就存在大量的恶习,其中夹杂着若干天赋的美德和天赋的思想。人甚至在出生以前,就已经怀着有害的堕落的种子,促使他为谋求自己的利益,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不惜损害整个人类和整个宇宙。 

当我接触到这种似是而非的谬论时,我总可以有权指出:这些医生并没有寻求根除或抑制这种不良倾向的办法,以便让微弱的美德得以发扬(据他们说,美德之根并没有完全腐烂);我还要指出,他们并没有鼓励这些有益的倾向,相反,他们所做的正是要把罪恶的种子撒进从来没有这样的种子的人的心中并使之开花结果;正是要扼杀他们以为在人的心中栽培起来的为数不多的美德。 

利己心变质的原因 

作为例子,让我们来看看你们当成七头蛇的利己心吧!的确,由于你们自己的告诫,这利己心已经变成七头蛇了。在自然界的秩序中,这种自爱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就是以简易而无害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生存的持久的愿望,而这些方法是上天赋予我们的,并且只有极少数需要所引起的感觉刺激着我们去使用它。 

然而,一旦你们的规章给这些方法加上许多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且甚至吓人的危险时,naturae bellum lndicant,confligat

oportet① ,那么,看到和平的本性一变而为狂暴,同时变得能干出最可怕的极端行为,迫使你们为平息其冲动或补救所造成的损失而持续许多个世纪去进行工作,付出巨大的劳动却得到很小的收获,这又有什么奇怪呢?这种自爱不是变成你们徒然痛骂的一切罪恶,便是变成你们预备加以反对的那副伪善的假面具,当你们看到这种情况时,会不会感到惊讶呢? 人们的普通教育正是从你们可怜的道德中蒙上阴暗的色彩的;人们过去和现在都看到,这种道德说教从人的幼年时代起就把有害的因素带到他们的心中,而你们却错误地把这点归咎于自然。 

①如果有人向自然的本能宣战,那他就得战斗。 

因此,当一位父亲第一次用这类戒律来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也就是种上了不服、反抗和暴力精神的祸根。这种反抗是自然的恶习吗?当然不是;它是自然权利的完全合法的捍卫者。 

如果这位纯朴而粗野的父亲在治家和维持家庭和睦的方法上产生错误,如果他为此目的而想在家庭中建立的秩序是有缺陷的话,那末,在开始的时候祸害是不会很大的。 

你们这些人类的改造者,应当从这种治理缺陷的祸害中警觉起来,应当意识到祸害的原因,注意到它的影响,并且预见到它的危险后果;而你们却接受这些错误,促进它的发展,使它象民族一样增多,你们还把它作为管理民族的准则;你们难道是情有可原的吗? 大体说来,这就是《巴齐里阿达》里所要抨击的根深蒂固的错误。下面谨简述我想在本书中确立的真理。 

从自然界脱胎出来的人的状态,自然界为了培养社会性的人做了些什么 

人既没有天赋的观念,也没有天赋的倾向。他在自己生命的第一刹那,处在完全无所谓的状态,甚至对于自身的存在也是如此。一种与动物的感觉毫无区别的盲目感觉是使这种无所谓状态中止的第一个动力。 

我既不想详述最初使人摆脱这种漠然状态的事物,也不想详述事情是怎样进行的;我要说的是:人被自身的需求逐步唤醒,这种需求使他关心自我保全。他正是从所关心的最初事物中获得自己的初步的观念的。 

自然界英明地使我们的需求和我们力量的增长相符合;再者,在为我们其余整个生活确定需求数额的时候,它使这些需求总是稍微超过我们能力的限度。我们来看看这种安排的缘由。 

如果人在满足自己的需求方面并没有遇到任何阻碍,那么他在每一次获得满足以后,就会回复自己最初的无所谓状态,而只在感到新的需求刺激的时候,他才会重新摆脱这种状态;如果需求可以轻易得到满足,那他也就无须有超越动物本能的知识了。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社会性就不会多于动物。 

但是,最高智慧的意图并不是这样;它想使人类成为一个聪慧的整体,这个整体凭借简单而奇妙的结构自行建立起来;它的各个部分准备就绪,可以说已为组成最美的结合体而雕琢好了。某些轻微的障碍与其说妨碍人们的这种趋向,倒不如说强烈地激发他们结合在一起:在彼此分开的时候,人们是无力、娇弱和敏感的,能使他们得到满足的物体由于一时尚远而引起的那种愿望和不安,必然会增加他们之间的这种道德引力。 

从这些发条的张力会得出什么呢?两种惊人的效果,即: 

(1)对一切减轻或有助于我们克服软弱的事物产生善意的感情; 

(2)理性得到发展,这种理性是自然为了帮助软弱而和软弱联在一起的。 

从这两个丰富的源泉还会引出:社会性的精神和主旨、共同的技巧和一致的预见性,总之,是一切直接或间接与共同幸福有关的观念和知识。因此我们可以同意塞涅卡①的话:“Quldquid

nos meliores beatosque facturumest,nutura in aperto aut in pro-ximo posuit”。② 

①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法文作S(neque,生于公元前4年,死于公元65年),罗马斯多葛派哲学家,政治家和作家。——译注 

②“自然界已把一切会使我们更美好和更幸福的事物部摆在我们的眼前,安排在我们的身边了。” 

自然界正是抱着这种目的把全人类的力量按不同比例分给每个人。但是,自然界却让每个人拥有出产其赠品的土地,它使所有的人和每个人都利用它的慷慨赠与。世界是一张大饭桌,配备足够全体进餐者需要的一切,桌上的菜肴,有时属于一切人,因为大家都饥饿,有时只属于某几个人,因为其余的人已经吃饱了。因而,任何人都不是世界的绝对主宰者,谁也没有权利要求这样做。 

自然界正是借这个稳固的基础来支持那些本来就是易变的和运动的事物;它还注意调整这些事物的运动并使之相互配合。 

详细说明社会性的真正基础 

我还要考察一下这部奇妙机器的主要发条的原理、次序和相互配合的情况。 

(1)祖传土地的共有及其产品的共同使用。 

(2)这些产品丰富而多样化,超过我们的需要,但是不付出劳动就不能获得。这就是为我们保全自己而作的准备,是我们生存的支柱。 

让我们再来看看,自然界为了使人们同心同德和睦一致曾作了些什么,它是怎样预防由于野心而可能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发生的冲突的。 

(1)自然界通过人们感觉和需要的共同性,使他们了解自己地位和权利的平等,了解共同劳动的必要性。 

(2)由于这些需要每时每刻多种多样,这就不会使我们所有人在同一时刻感到同样的需要;自然界提醒我们有时要放弃这些权利以让给他人,并促使我们要毫不勉强地做到这一点。 

(3)有时,自然界以足够数量的、能满足每个人需要的物品来预防我们之间的愿望、趣味、爱好的对立和竞争,或者它使这些愿望和爱好多样化,以便防止人们同时向往某种独一无二的东西,trahit

sua quemque voluptas①。 

①各从其好。 

(4)按我们一生中的不同年龄或不同的器官构造而形成的力量、技能和才干的多样化,自然界给我们指出各种不同的工作。 

(5)当我们孤立无援的时候,我们的需要总是稍微大于我们的力量,要满足这些需要,就得经受困顿和劳累;自然界希望,这种困顿和劳累能使我们懂得必须依靠援助,并启发我们热爱协助我们的一切。由此,我们厌恶自弃和孤独,我们喜欢强大的联合体 —— 社会 —— 带来的快乐和好处。 

最后,为了鼓励和维持人们之间的相互援助和相互感激,为了向人们指出给他们规定这些义务的时刻,自然界考虑得十分细致周详:它让人们依次经受焦急或平静、疲倦或休息、体力的衰弱或增强。 

在社会这部奇妙的自动机中,它的齿轮、平衡锤、发条、效力,一切都经过准确调节,经过衡量,一切都已预先规定。 

如果人们从中看到力量的对抗,那不过是无震动的摇摆,或是没有暴力的均势罢了;其中一切都被带动,一切都被引向唯一的共同的目标。 

总之,这部机器虽然由各个理性部分构成,但它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一般都不依它们的理性进行工作;不许这位指导者(指理性 —— 译者注)发表议论,它的议论只会使得它成为感觉到的东西的旁观者。所以,就可以和西塞罗①一起说:Natura

ingenuit,sinedoctrina,notitias parvas maximarum

rerum,virtutem ipsaminchoavit②。 

①西塞罗(Marcous T. Clcero,公元前106—43 年),罗马演说家,政治家和作家。——译注 

②自然界不加思索就把最伟大真理的初步知炽传给我们,并为我们播下了善行的种子。 

道德和政治应当根据什么原则建立自己的规则和制度 

道德和政治应当ad ea principia quco accepimus

consequen-tiaexquirere①。 

① “从我们所接受的原则中去寻求结果。” 

道德和政治正应当根据这种最好的安排通过人工来尽力协助自然界,也应该按照自然界的活动来调节人工。道德和政治正应当根据人类力量的分配情况来调节每个成员的义务和权利,并给他们分配职位;正是在这方面需要使用天秤和砝码,实行cuique

suun②的原则。管理人们的心灵和行动的科学正应当根据整体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来确立维持和促进社会团结的真正手段,以及恢复社会和睦的真正手段(如果有什么东西损害或破坏了社会和睦的话)。应当根据每个公民的工作热情、能力和服务功效的程度来安排那种被称之为和声的音调的东西,我说的是地位、尊严和荣誉。这样,为了鼓励有利于公共福利的一切高尚的劳作,可以赋予这种劳作以光荣的标志而不冒任何风险;现在,这种标志是用来装饰空虚的幻影 —— 妒忌心的琐屑的对象的。这种恶习十分可耻,只损害那些会有益于我们的东西;妒忌只有在虚荣心已把功绩之名利攫为己有的地方才存在和可能存在。总之,倘若规定,人们的名望和值得尊敬的程度只与他们的善良相应,那末,他们之间就只会存在彼此为对方谋幸福的竞赛了。那时,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就会成为唯一的恶习、唯一的罪行和唯一的耻辱;那时,人们所奢望的就不会是想奴役和压迫别人,而是想在技能、劳动和勤勉等方面超过他人;尊敬、赞扬、荣誉、光荣就会是感激或共同喜悦的情感的经常性表现,而不是施与者的卑贱或恐惧的可耻贡品,也不是要求者或接受者的被称之为发财、高升的那种东西的虚幻而骄傲的支柱。 

②“人各有份。” 

我所知道的宇宙中的唯一恶习就是贪欲;所有其他恶习,不管怎么称呼它们,都只不过是这种恶习的变种和不同表现而已:这是一切恶习的海神、财神,是它们的基础和媒介。请分析一下虚荣、自负、骄傲、野心、狡猾、伪善、邪恶;同样,请把我们的大多数假道德来一个分解,最终,你到处都会得到这个不可捉摸的、有害的因素 —— 贪欲:甚至在无私的当中你也会再次发现它。 

但是,个人利益这种普遍的瘟疫,这种慢性热症,这种一切社会的痨病,难道它能在从来找不到养料、甚至找不到任何一点危险的诱因的地方流行开来吗?我想不会有人对这个明显的命题提出异议:在没有任何私有财产的地方,就不会有任何因私产而引起的恶果。 

自然正直之观念;怎样才能防止其变质 

自然正直是宇宙总秩序中一种无限英明的安排的结果。 

由于这种安排,任何人都不能出于偶然的原因而去妨害他人的活动或生存;我认为,这种正直在人的身上是始终如一的,它对一切违反自然的行动有着不可抑制的厌恶,它是由感情支配并为精神和心灵所赞许和喜爱的法律。一个人既摆脱了贫困的恐惧,他就不会遇到削弱或破坏有理性的生物的这种和平状态的持续障碍,他只有一个希望的目标,只有一个行为的动机,那就是公共福利,因为他个人的福利是公共福利的必然结果。因此,我再重说一遍:所谓正直,是持久不变的;它具有我们在日常交往中所称道的一切装饰,我说的是殷勤、和蔼;一言以蔽之,就是举止和习俗的文明。 

谁会不懂得这种道德能够得到不仅最清楚而且最简单、最为人人所接受的证明呢?从这种道德中吸取自己的戒条的教育,至少象普通教育给千百种可笑的偏见以力量和威望一样,能使十分明显而令人普遍感兴趣的真理取得支配一切心灵的权力和影响,这一点有谁能怀疑呢?我们的教育预防一切恶习,会使人们不知道他们能够变成坏人。 

但是,在更详细地考察有理性的人的自然正直为什么竟如此奇怪地被歪曲之前,让我们从道德家们的反对意见中找出新的证据,以证明按我们原则安排的那种教育的训诫的成效。 

反对意见 

他们说,即使同意你们的意见,认为政治和道德实在不足以医治我们的痼疾,那么支持如下的主张是否就不正确呢:政治和道德的软弱无力与其说是来源于它们自身的根基,倒不如说来自那些生来就有作恶倾向的人的不良意志,这种作恶倾向必须用暴力加以抑制?比方说,请看一下两个孩子的情况吧:当他们刚开始识别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有一种争执、争夺、反叛、急躁和执拗的精神:一个孩子虽已得到他吵着向你要的东西,但他还想得到你刚刚给了另一个孩子的东西;我们经常看到这些弱小的 “ 自动机 ” 在愤怒地、狂乱地相互争夺着一个微不足道的玩意儿。这是他们未来的凶残和纷争的不良预兆啊! 

回答 

我的回答是:第一,这种年龄的儿童所具有的本能并不比某些为人所驯养的动物的本能更细腻;他们也同这些动物一样,只有刹那间的发怒,只存在短暂的争执的原因,这些都是由于突然强烈地感觉到某种需要或某种忧虑而引起的,这种感觉偶尔使他们为获得同一个东西而争夺。但是同类幼小动物之间所产生的这类短暂的争执和争吵,一般地说对他们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因此,如果人的能力也象这些动物一样十分有限,那末,他也就会象动物一样,既没有仇恨和忌妒,也没有惯常的欲念,更没有能经常促使他去行凶的那种明确而固执的意愿了;因此,他也就不比幼小动物更需要道德和法律,而从道德上来说,他对待同类也就不会比动物更凶恶,更坏。 

什么样的教育可以防止一切恶习 

第二,我要补充的是,既然在人身上理性在代替一种盲目的感情,人就可以成为一切动物中最温顺、最随和的动物;实际上,人本来是会变成这样的动物的,如果首先让这种无知的感情只是机械地用于使人养成温和的习惯,然后让理性来使这些温和的习惯完善起来的话。不管我们的哲学家们怎么说,理性的使命根本不在于压制我们的强烈欲念或预防混乱的现象;如果把人造就好了,就是说,如果通过符合我们的原则的那种教育机构来教育人,这种混乱现象是从来不会存在的。那时,人除了需要为认识或享受合理建立起来的社会的好处而运用自己的智力以外,就不再需要任何其它东西了。一个从少年时代开始就习惯于服从这个社会的法律的人,永远不会想去违犯这些法律的。他不必担心得不到援助,也不必担心缺乏必需或有用的物品,没有任何担心会在他的心中激起奢望。如果一切私有制观念都被长辈们慎重地排除,如果一切使用公共财产的竞争都被防止或被消除,难道人还可能想到以暴力或诡计劫掠那些从未有人同他争夺的东西吗? 

我想同意的是:尽管我们的教育制度作了慎重的预防,人们之间仍然会存在着某些争执、争论的问题。然而,这些轻微的不轨行为会同引起这些行为的原因和具体情况一样,都是暂时的。既然任何争执的总的和经常性的原因完全不存在,既然人类的心灵不再遭受长期而剧烈的震动,也不再因难以忍受的窘境而忐忑不安,那末,很明显,人类的心灵就不可能感染上使其堕落的恶习。此外,它受教育所养成的爱好和平的主见会不断地帮助那没有被大量错误思想掩盖起来的理性,来克服那种微弱的激动不安的心情。 

什么样的教育使得道德的错误永远存在下去 

我刚刚向我们的对手所作的让步,向我提供了对付他们的新武器。既然在人类目前的状况下不可能找到完全有效的手段来预防社会中的任何混乱,那么,由下述那种代代相传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戒律、榜样和偏见中,还有什么有害影响不会产生呢?这种教育依据那充满被奉为永恒真理的严重错误的道德,从人的幼年时代起就给人制造恐惧,专把人刚刚出现的理性引向令人悲痛的思虑。在这种情况下,看到这种理性变成恶毒言行的最危险的工具之一,这又有什么奇怪呢?理性的步入歧途正是由此开始的。 

实际上,这种教育除了使智慧和心灵经受违背自然而且经常自相矛盾的人为道德的桎梏而外,还能给智慧与心灵以什么帮助呢?因为事情不幸地按照这种道德的劝告作了安排,或者毋宁说被弄得一片混乱,以致在无数的情况下,疯狂的欲念竟不可避免地从道德指定来用以对抗和抑制欲念的手段中产生出来。 

大多数立法者破坏了社会性的联系,引起或保持了这种破裂的可悲后果 

现在,我们试图通过实验来证实我们方才以推论确立的那些真理;人类的大多数都记得采用法律已有六七千年了;而几千年来这些重要而宝贵的真理却遭到那些参与给人类立法的人的反对。 

我们应当指出,我们由于愚蠢而仰慕的这些所谓圣贤,剥夺了半数人的自然福利,取消了自然的英明安排,并给一切罪恶打开了大门①。 

①请人们暂时不要在这里提出为立法者们辩护而可能向我提出的异议,说他们既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也没有败坏任何东西。我随后就要证明,他们好儿个人都可以受到指责,在改革方面,没有改进什么,反而败坏一切。 

这些领路人也象他们想领着走的人一样盲目;他们窒息了一切必然会把人类的力量联合起来的友爱的动机。他们把整体的共同远见和一切相互援助变成了这个巨大机体的四分五裂的成员之间共有的怯懦的担忧:他们通过千百次的对这些分裂的、混乱的成员作相反的煽动,燃起了狂热的贪婪之火,激发了饥饿和贪得无厌的欲望。他们糊涂的立法使人经常遇到缺乏一切的危险;为了排除这些危险,欲念冲动到狂热的地步,这有什么可以奇怪呢?除了使这种动物相互吞噬外,他们难道还能有更高明之举吗?因此,这些经验论者为了预防这一不可避免的灾难,该要作出何等的努力啊!平静的溪流由于受到轻率建成的堤坝的拦截而暴涨,溪水溢出了堤外,变成了汹涌澎湃的大海,不得不利用规章和告诫来堵塞堤上经常存在的漏洞。 

拙劣的机器匠弄断了这些链带和发条,而破坏它们就会引起整个人类的解体。他们力图利用绕得奇形怪状的韧带和临时应付而加上去的平衡锤来阻止人类的毁灭。他们的劳动能得出些什么结果呢?是卷帙浩繁的道德和政治的论著,quorum

tituli remedia habent,pixides venena①。因此,其中许多,著作可题名为:在最漂亮的借口下利用正直和道德的最美的戒律使人们变得凶狠和邪恶的艺术;另外一些著作则可贴上这样的标签:通过那些最能使人们变得凶恶和野蛮的规章和法律来统治人们的方法。 

①“其标签标的是良药,而其箱子里装的是毒剂。”(拉克坦斯)拉克坦斯(Lactance):基督教辩护者,约于公元250年生于非洲;他先后在非洲和尼哥米底亚(Nicomedie)教过修辞学。他也是《神的制度》作者。圣·杰罗姆(saint

Jer6me)称他为“基督教的西塞罗”。——译注 

为什么自然法变成行不通 

正是由于我们第一批道德大师的这些错误,《巴齐里阿达》的道德,在《Bibiotheque imptlrtiale》②和《Nouvelle

Bigarrure》③的博学作者们看来,才显得绝对行不通。在行不通这点上,我同意这些博学作者以及所有会对这种道德提出异议的人的意见④。但是,像这首诗的主人公那样出色的立法者,尽管他在自己的领地上具有彼得 · 阿列克谢耶维奇⑤般的力量和权威,竟也无人听从,那是当代才会出现的事,可见我们根深蒂固的荒谬偏见实在太顽固了。 

② 《公正文库》,1753年11月,第8卷,第3部分,第401—415页。 

③ 《新杂谈》,1753年11月,第9卷,第145—150页。 

④在此处和第二篇的开头,摩莱里不再隐瞒自己是《巴齐里阿达》的作者,与这一著作的批评家们论战。——译注 

⑤系指俄国皇帝彼得大帝(1672—1725 年)。——译注 

此外,由于我断定通常的道德是在自然法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所以,为了恢复自然法,就必须完全推翻通常的道德。此外,我想这些批评家一研究这首诗就会懂得,作者的目的(正如他在注解中所说的那样)①是要人们知道:为什么通常的道德和政治与他所思考的真理那样对立;并且还要指出,如果最初的立法者遵循了这些真理,那么这些真理是完全行得通的。我敢于在这里断言,如果这种幸福已经来临,我们现在就会把一切其它治理制度看成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也许我们甚至连对这个制度的概念都不会有了。 

①《巴齐里阿达》第三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