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象与本质的道家名言整理70条

时间: 2024-03-16 句子 我要投稿 人气:100

提起儒家,五千年文化的精髓,我们马上会想到孔孟之道。但是,一直以来,我们都没有一个简单的渠道去真正了解孟子的历史,清晰地学习孟子的理论。以下是孟子

孟子读书笔记1

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我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首先,我觉得孟子的厉害处正在于,所提倡的“仁义”思想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物利益关系的短视,而仁、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有“舍生取义”、“舍利取义”之说。狭义的“仁义”是指封建时代人伦的忠义孝悌,实则是千百年来对孟子的误解,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三纲五伦已革了命;《中庸》讲:“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那末,此“仁义”还有永恒的意义可言吗?所以我们今天理解孟子的“仁义”,实应站在高处,从广义入手:如同道家的“道”、佛家的“菩提”,都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认识,孟子的“仁义”也不二致。而这种认识,可让孟子如一熟练渔夫的手钳在了螃蟹扼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纵有大腿大脚亦是摆脱不了。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或困难,孟子皆显得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而绰绰有余。

当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统论”、“系统思考”,虽口口声声反对舍本逐末,而要动态、长远地看事情,说透了:皆可从孟子的仁义思想找到雏形。用的话“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仁义之道最为恰当不过了。而抓不到仁义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终生疲命于随时浮现的海市蜃楼的追逐中去。

另有一点,我觉得孟子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是他独行特立,不同流合污的气概。这点即注定了他若有机会作为,给予一发挥才干的舞台,则必能成一王业的大人物也!独行特立者,立场坚定,意识独立;不同流合污者,则能做到不见异思迁、不心随物转。有此二者,则造就了孟子之大气魄,表现在文风上则气势雄奇而磅礴,用来创业则整个世界都向他一人倾倒,孙子兵法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体现。当今社会形势风起云涌,常常人置于其中而莫辩方向,倘学得孟子一二,何怕不能惊天地而泣鬼神呢?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驭形势的气魄。

孟子读书笔记2

作为传统文化的先祖,孟子于中国的影响是达数千年之长远,我辈中人自然难以三言两语以揽括,虽然我的认识只是管锥之见,但孟子本人的思想、精神和气魄却如穿透万里晴空的红日,我即使局限于视野和眼识,亦已感到了耀眼的光芒。

首先,我觉得孟子的厉害处正在于,所提倡的“仁义”思想最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要害。孟子看到“生”、“利”是对事物利益关系的短视,而仁、义却能长远影响到未来,故有“舍生取义”、“舍利取义”之说。狭义的“仁义”是指封建时代人伦的忠义孝悌,实则是千百年来对孟子的误解,因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三纲五伦已革了命;《中庸》讲:“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那末,此“仁义”还有永恒的意义可言吗?所以我们今天理解孟子的“仁义”,实应站在高处,从广义入手:如同道家的“道”、佛家的“菩提”,都是对客观普遍规律的认识,孟子的“仁义”也不二致。而这种认识,可让孟子如一熟练渔夫的手钳在了螃蟹扼要的部位,任螃蟹用力再猛,纵有大腿大脚亦是摆脱不了。无论事物表象出现多么错综复杂的问题或困难,孟子皆显得不昏沉也不散乱,经常化险为夷、转难为易,而绰绰有余。

当今著名于世界的“系统论”、“系统思考”,虽口口声声反对舍本逐末,而要动态、长远地看事情,说透了:皆可从孟子的仁义思想找到雏形。用的话“干振而枝披,将麾而卒舞”,以形容孟子的仁义之道最为恰当不过了。而抓不到仁义精髓的人,有如行走在茫茫沙漠或海洋上,终生疲命于随时浮现的海市蜃楼的追逐中去。

另有一点,我觉得孟子最值得后人效仿的是他独行特立,不同流合污的气概。这点即注定了他若有机会作为,给予一发挥才干的舞台,则必能成一王业的大人物也!独行特立者,立场坚定,意识独立;不同流合污者,则能做到不见异思迁、不心随物转。有此二者,则造就了孟子之大气魄,表现在文风上则气势雄奇而磅礴,用来创业则整个世界都向他一人倾倒,孙子兵法言“致人而不致于人”,在孟子身上得到了体现。当今社会形势风起云涌,常常人置于其中而莫辩方向,倘学得孟子一二,何怕不能惊天地而泣鬼神呢?

虽然研习《孟子》的时间短促,然而孟子光明的仁义之道已足以令人受益终生了,最后,再对孟子的仁义之道作一总结:一是其舍末逐本的思想,二是其独行特立的精神,三是其驾驭形势的气魄。

孟子读书笔记3

孟轲的文字,已经是论点论据俱全,长于说理,不若《论语》般读整书方知逻辑,也不若《道德经》玄妙牵强,读起来认同感比较强。《孟子》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先从一般事物说起,再慢慢引出道理,让别人不知不觉间承认自己的错误。孟子说:“我的力气足以举起三千斤的东西,却举不起一片羽毛;我的视力足以看清秋天野兽毫毛的尖端,却看不见一车子的柴禾。大王会相信这话吗?”话中所说的显然不符合常理。宣王说:“不会。”孟子说:“显然,一片羽毛举不起来,是因为不肯用力气;一车的柴禾看不见,是因为不肯用目力;百姓不被您爱抚,是因为不肯施恩德啊。所以大王未能做到用仁德统一天下,是不去做,而不是不能做啊。”就这样,孟子让君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比起直话直说的谏臣,孟子所说的让至高无上的君主更容易接受。道理层层递进,就像是设下了圈套,一步一步地让人不知不觉走进去。

孟子怀抱着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用他的所知所觉,用他的“义”与“道”,从个别情况的“应该”到人生征途的光明大道,导人向善,也就是“觉此民”。

孟子的所有观点首先都必须建立在所谓“人性向善”观点的基础上,而这个观点也恰恰是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并且对于当今这个时代来说最值得每个人去仔细思考领悟的。孟子的“人性向善”论,先提出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是人皆有之的“仁、义、礼、智”四端,如果能够去扩充它的话,将“若火之始燃,泉之始达”,所以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

既然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又何来的恶人呢?有些人何以做不到“乃若其情”呢?孟子给了我们两个答案:其一,是不可忽视的外在原因,即环境因素,也是孟母之所以三迁的原因,而这里的环境又不仅仅只是周围人或事的影,也包括所处的时代、社会情况,还有具体到逆境与顺境的差别,《孟子》中的一篇关于嗟来之食的议论,身处逆境的人被激发的羞耻心可使之用生命维护原则,而身处顺境时的人却更易迷失,放弃了“乡为身死而不受”的那些原则,环境可以说是决定为善还是为恶,义或不义的重要因素;其二,要向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在要求就是坚持,孟子也在书中举了“杯水车薪”的比喻,义能克不义,仁能克不仁,然而没有坚持也无法成功。

当一个人能够做到抵御环境坚持本心时,仁义之士必是贤人、君子,“枉己而不能直人”,只有坚守原则的人才能够辅佐君主、诱民向善;“仁者无敌”,仁义之诸侯与民同乐、亲贤疏佞,又怎不会“王天下”呢?所以尧、舜、禹之世,孝悌礼义为人所共循,天下安乐。

虽然孟子有一套从人性向善到仁者无敌的完整理论,但是要想导善,还缺不了他的非凡辩才。孟子无论是与君主对答,还是与对手辩论,都能够引经据典,把《诗》《书》灵活应用;并且以常理入手,以小见大,十分生动;更擅长环环设问,最后以对方的答案为自己所依托来解答对方的问题,让对方只能无言以对,认可孟子的想法。

二十一世界的中国,正值东西方文化潮流交互撞击之际,从个人到家庭,至自各阶层的社会乃至于国家,在当今物质文明较为发达的今天,却逐渐陷入一种内外不安,身心交瘁的状态。在这个物欲横流,进退失据的环境中,人们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茫然失措。精神信仰受到很大挑战,但是,究竟是什么在变化?变化的背后是什么?

在当今这个时代,还有多少人面对各种所谓的领导敢于说出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与感受。还有多少人能做到如孟子般真正心系国家。现在的人们大都追名逐利,惟命是从,而很少有人能真正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与感受,给我们的国家真正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想法。又有多少人能做到面对自己与领导者统治者的意见不合的情况时,能坚持自己的意见呢?在这个充满金钱与利益的社会中,人们渐渐的迷失了自我,只会跟着金钱与利益随波逐流,也许只有当每个人如孟子般坦诚,率真且真正做到心系国家时,我们的社会才能变成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吧。

首先,社会的稳定是实现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社会只有稳定的环境中,才能求得前进和发展。孟子提倡的和谐相处,执中有权的原则及方法,揭示了对立面之间的统一性,对我们不断协调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使上下级之间、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处于和谐状态,具有积极的启示。同时,它又为社会的和谐提供一定的心理基础。其次,人民是国家的根本,这是孟子的基本思想之一。他强调治国为政要爱民、保民、利民、安民、富民、与民同忧同乐、获得民心,进而安定社会和统一天下,主张国君要把人民当作三宝之一,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卓越见解,深刻地阐述了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将先秦时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为了维持社会的和谐统一,孟子提出了一套对社会进行经济约制的主张。这主要包括社会分工和产品交换制度、制民恒产的土地制度、“取于民有制”和薄收赋税的财政赋税制度、优先照顾穷困的抚恤制度。

当我们今天做事时,总会不由的想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当我们面对灾难,能够伸出援助之手时,我们不禁要感慨:华夏儿女的优良传统与善良之心。爱人者人恒爱之,这是千年前儒家学说代表孟子的至理

相信许多人都写过

以善言为话题的议论文1

庄子说: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大意是说,狗不因为它善叫就认为是好狗;人不因为他能说会道就是贤人。。看一个人是否贤能,不能以他是否能说会道为依据,夸夸其谈的人不一定有才有德,看人关键要看他的行为,是否言行一致。

狗无论叫得好听,还是不好听,即使叫出天籁之音来,他依然还是狗。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八面玲珑,见风使舵,也不见得是一个贤能的人。

语言和实际,总有一段距离。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样的人总是有的。说着言不由衷的话,想着毫不利人的事,做着全不靠谱的活,是有些人的最显著的特点。

巧言佞色、花言巧语、天花乱坠、油嘴滑舌、巧舌如簧、摇唇鼓舌、鬼话连篇等形容人们能言、善言的词,总都含有一定的贬义。农村有一句土话,叫着12个麻雀炒一碟,全是嘴。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给人警醒的话,往往都不是那么好听,阿谀奉承的话,听着舒服,却往往给人伤害。

古代的那些奸邪的佞臣,往往说话,像嘴上抹了蜜,但嘴甜心苦、口蜜腹剑、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也不少。像伯嚭、安禄山、杨国忠、秦桧、蔡京、严嵩等人,这些人能把国王、皇帝哄得团团转,但一个个都是心狠手辣的角色,心里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把国王、皇帝哄晕、哄迷之后,自己罪恶、可恨的嘴脸也都暴露出来了,他们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国王、皇帝的江山社稷,而是自己见不得光的东西。

但历史是公平的,这些善言的贼子逆臣最终的结果,还是验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恶有恶报。伯嚭害贤祸国,国破被诛;安禄山祸国奸雄,死于非命;杨国忠恶贯满盈,乱刀杀死;张邦昌卖国求荣,自缢身亡;蔡京有才无德,抑郁而死;秦桧通敌卖国,遗臭万年;严嵩巨奸大恶,抛尸荒野。虽然他们做的恶已经无法弥补,但总算给后世的人一点心理安慰。我们国家在董仲舒后,一直信奉天人合一的思想,也许真的是人在做,天在看。老天也是忍无可忍、不可再忍,愤而惩罚这些恶者。

善言者务必善行,善言不如善行。《道德经》上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大意为,真实的话听起来不好听,听起来好听的话不真实;行为良善的人不狡辩,狡辩的人不善良。

古语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实际上,有时酒香也怕巷子深。你默默干活,不讨好、不卖乖,不往领导身边蹭,不为领导不时唱一点连自己也不相信的赞歌、说一些连自己也不相信的鬼话,也让你文才虽满腹,不值一文钱,更让你深刻

但先哲庄子的话,还是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是否善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人要善良。敏于事而讷于言,也是不错的性格。

以善言为话题的议论文2

很多人羡慕直言痛楚的本能,也有人常常以不言痛楚为毕生的追求,认为那样是坚强,是成熟。其实我不大相信所有痛苦都可以这般的分辨清楚,我更认同的是人生之痛皆有轻重缓急,轻者是“直言之痛”,重者是“不言之痛”。

而直言之痛不该过分直言,不言之痛不该闭口不提。发而中节,痛而善言,方为最上之策。

直言痛楚是初生婴孩的本能,而人生长成熟,从动物性的用“言痛”来寻求保护到渐次经历“半世浮萍随水逝”大起大落的过程中,对于某些痛苦的直白表达却仍然没有退化。这部分痛苦是轻痛,它如你拾起玫瑰时候不小心触及了花刺,所期待许久的礼物和花朵突然落空,小孩子没有要到想要的那颗糖果。这种痛苦极容易排解,一场泪和风雨里的狂奔便万事大吉,它太容易促使人直抒胸臆,也只需要直抒胸臆,我愿谓之“直言之痛”。

而不言痛楚我更认为它所代表的坚强也是一种原始本能。这类表现所对应的痛苦大都很深,因为积郁太久而言传不清。《悲剧的诞生》中有“表象和歌词在努力模仿本质的情感”。可见情感越深重,就越难用“言”和“泪”这么基础简单的手段表达清。所以此时不言是启动自我封闭,而免于被“不理解”再度攻击。就如同归有光写“今已亭亭如盖矣”时对丧妻之痛选择不动声色轻描淡写,卧轨自杀的海子诗句里回避了心底的苦恨,而惟努力充盈着“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重痛太深,所以承受重痛的人大都启用缄默而保护心底最后的软肋。故谓这类痛为“不言之痛”。

所以你看,从“少年爱上层楼”,到“欲说还休”,从“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到“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其实直言和不言痛都是一个人对世界上不同痛楚的不同表达形式,无高下之分,皆可认为是“本能”,而本能之上的层次,我们称之为“善言痛”。

善言痛,是对于那些可以直言的轻痛时,要克制“言”的程度。这种做法是少年敢骂天地不仁,却能在泪与愤恨之后立即收场,对痛苦作以潇洒挥去,再春风得意,马蹄生急。也是敢于像自己承认痛苦之轻,哭喊着它疼后,也会收了眼泪说“没那么疼”。此时,克制的善言是免于用微不足以撼动人生的痛苦将自己“为赋新词强说愁”一样画地为牢,免于用不值当的言语,把轻若蚊叮的痛苦翻覆加重。

善言痛,是对于那些不能言语的重痛时,要改变“言”的方式。你看子期伯牙的流水高山,嵇康一曲《广陵散》,圣贤发愤而为的《孤愤》《说难》。这时候“善言”是能在深重打击中不言却不选择沉默。说是善“言”,更不如说是善于排解,无人可说便说给这世上浩渺而美好的其余一切,说给人世间的明月清风,说给自己的济世抱负;无话可说便狂歌痛饮、大醉不归、弹琴长啸。这时“善言”看似是独自的排解,而其实是将人最本真的灵性归于最初,于是不用表达就有万物会懂;也是摒弃了语言最苍白的部分,你看它从未提过关于那些痛苦具体的一个字,却一样在放肆宣泄。唯有这样才能使无言之痛不再一层层沉积到“却道天凉好个秋”,才能在这之后,三十春载,再起东山。

善言痛,如此看是轻言轻痛,重解重痛。能用语言和泪水表达的痛就不刻意加重的倾吐干净,再重拾剑柄。而不可言之痛便交于这世界上不用说也懂的万物灵性,解以花酒新茶,再哪日重新剑指天涯。

言痛之事,说来也是手段罢了,不为其他,只是为了解尽心中之痛,再毅然决然披上铠甲继续冲锋。

以善言为话题的议论文3

善言虽然与人之贤否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语言能力是人生存的最重要的素养之一,善言自当是贤者应具备的素质。恰如武林高手所佩的那把削铁如泥的`宝剑。

善言可以化解困难。人之贤否固然要看其作为与贡献,有时一番言辞,即可在黑云压城之时拨云见日,让难解的难题化为乌有。当年郑国被秦、晋两大强国重兵围困,危在旦夕。此时朝中文武大臣束手无策,而烛之武见秦君后的一番言论,顷刻让秦兵变敌为友,驻守郑国;而晋国也不得不退兵。这不是善言的作用吗?正是靠善言,烛之武才成为名垂青史的贤者,千载之下其英姿仍熠熠生辉。

善言有时胜过百万雄兵。外交上善言很重要,在军事上也未必一定要靠军队和武器才能取胜。《孙子兵法》不也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吗?刘邦取得天下,其谋臣张良功不可没,而他立下功勋靠的正是三才不烂之舌,史传他靠言辞让七十座城池不战而降,归顺刘邦。这与靠战争取胜,靠杀戮成功相比孰优孰劣呢?善言而不是刀枪达成了和解,避免了让无辜的百姓抛尸荒野。曾有诗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比较而言,像张良这样的善言之人才算得上真正的贤者。

善言也是人间的润滑剂。善不仅在治国中举足轻重,在平常的生活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人们说“良言一句三春暖”,有时一句中听的话就可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构筑起和谐的社会关系。人们又说“听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这不正是对善言者的高度赞扬吗?更不用说在商业活动中,再好的产品也需要良好的宣传,再能干的人才也需要善于推销自己。孔子虽然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好像他不主张人们追求善言,其实不然,他还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样的

有的人善言就是其职业追求。如作家、外交家,追求善言是他们的使命,难道有作家只顾思想深邃正确而不管语言的艺术性而写出名作吗?难道有外交家不求语言艺术而取得重大外交成果吗?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字不肯放松的严柯的追求,所以有诗人说“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一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正是有了这种对善言的苦苦追求,才产生那如珠玉的文学作品。而他们也因此而堪称贤者。

虽然说善言者未必百分百是贤者,但是,但凡贤者都有对语言艺术,也就是善言的自觉追求。因为善言是善思的外露,常常是想得清楚才能说得明白,而善言正是他在纷乱中理出正确思路的体现。人们常挂在嘴边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这是对只说不做,光说漂亮话的人的讽刺,这诚然是有道理的,但是善言是善行的前奏,正确的语言代表了正确的思想,而在正确的思想的指导下,才可以在正确的道路上奔走,从而事半功倍地走向成功。

善言者不贤吗?在当今时代,我们应屏弃传统思维的桎梏,让自己成为善言的高手,因为这是成为贤才的重要条件。

以善言为话题的议论文4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们眼前的事物,往往与我们的想象差距甚远。《庄子徐无鬼》云:“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看来,真正的良犬、贤人,往往都是深沉的。

水深的河寂静,博学的人谦逊。

一个人是否贤能,不是看他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如果一个老师将书本背的滚瓜烂熟,上课可以滔滔不绝地将书本上的内容反复讲上四、五遍;但他仍算不上一个好老师,因为他讲的东西都是书中的,却毫无自己的创新,那他又怎么称得上“贤师”呢?

有人抱怨自己怀才不遇,有人抱怨自己大材小用。但很少有人想到自己为什么会“怀才不遇”,为什么会“大材小用”;他们只是气呼呼地在生活中吵吵闹闹,却总是想不到自己“腹内原来草莽”。

要知道一个人自卑什么,就看他炫耀什么。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卖橘子的人声嘶力竭地炫耀自己的橘子,但却落得一个骂名;原因何在?就在于他炫耀的东西恰恰是他最缺乏的!

我曾碰到一个对狗颇有研究的人,他告诉我说:“咬人的狗往往是不叫的。”正因为狗不叫,所以人们才会被它看似温顺的外表所迷惑,然后贸然的接近它,结果却一不小心被咬了个正着。

人也是如此。一个学者若是天天到外面大肆演讲;谈方法、谈理论、谈感想、谈哲学……那他还有什么时间真正静下心来好好地进行学术研究呢?看起来似乎嘴上功夫极好,但肚内却依旧是空空。

一个人若炫耀,那是因为他想要掩盖他所没有的东西。

是金子总会发光。

一个人学富五车,他便不会到处嚷嚷:“我很有学问。”一个人富甲一方,他便不会肆意宣扬:“我很富有。”一个人智勇双全,他便不会逢人便说:“我很勇敢。”他们只是默默地做着自己该做的事情,正如一块被放置在墙角的金子一般,日日夜夜闪耀着夺目的光辉。而一旦被人发现,自然是价值连城。

溢于言表,总是让人感到虚浮不定;沉着内敛,则让人体味到安心。

以善言为话题的议论文5

道家提倡不言,他们认为贤人一般都不善言,在《庄子—徐无鬼》中就有“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而况为大乎?”这一说。以狗不因善叫为好狗,喻指人不以善言为贤士,其意思一目了然,即是看一个人是否贤能,不能以他是否能说会道为依据,夸夸其谈的人不一定有才德,看人关键要看他的行为,是否言行一致。

中国有一句老话常用于贬义:知人知面不知心,其实反之亦然。

会叫的狗一定是条好狗吗?不有一句话说会叫的狗不咬人,那么如若有大奸大恶之人,那纸老虎似的叫吠是挡不住那行恶的脚步,置主人危险于不顾,只在一旁瞎叫喊,这样的狗有什么用?这样的狗又怎么是只好狗?

语言真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掩饰在骨子里的庸俗,它可以粉饰灵魂深处的怯懦。电视上常有这类镜头:一个人决定赴死,将刀举至数米远,慷慨陈词一番才缓缓下手,这时,定然会有人在一旁阻止,而后不了了之。我的天,这样的慷慨就义,杀身成仁也未免太惺惺作态了吧!一个人心丧若死,执意了决才不会有那么多的废话,这样的作秀,太假太虚伪。

我向来不喜欢白居易,向来不喜。那个在《琵琶行》中说:“出宫二年,恬然自安”的人,纵然有千般诗名,却也用诗断送了关盼盼命。其实关盼盼又有什么地方值得你白居易横加评断,什么“黄金不惜买娥眉,拣得如花四五枚。歌舞教成心力尽,一朝身去不相随。”贤者不言,万物生存自在道理,殉夫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只可惜人言可畏,或许只是言才无心,可叹只因为听者有意,而后便是香魂离世的悲凉。乐天啊乐天,那一句“见说白杨堪作柱,争教红粉不成灰。”也太欠忠厚。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封建的礼教,容不得一丝闲言,燕子楼中枯槁的容颜,守节十年,最终留给了乐天一句“儿童不识冲天物,漫把青泥汗雪毫。”的叹息。司马湿了的青衫,只是为了自己叹息琵琶女只是一个附庸,琵琵如血琵琶行,美丽的诗句,掩不住满腹的牢骚,善言非贤人,小蛮的纤腰只是白居易后屋绝色中的一个,我不能释怀,一个温良的女子死在一个风流的士大夫的言语之下。关盼盼的大爱归于无声,用十年的守节来完成自己心底的忠贞,即使活着,比死艰难,比死痛苦。而白居易错在了多言,错在用自己腐朽的思想,去干涉别人的自由。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只是贤者无言,大爱无声,白居易也只是在红尘中翻滚过的人,平凡的人。记住,会叫的狗不咬人,虚张声势的纸老虎,浮华的外壳之下或许是早已腐坏的灵魂。

以善言为话题的议论文6

“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

这很符合当今盛行的一句话,“沉默是金”。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无声胜有声,安静更恰当。

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发言,滔滔不绝的人并不一定是优秀的人。真正优秀的贤者,在别人争论不休或是积极发言的时候,虽然很安静,但确是在静心思考中的。偶尔发出会心一笑,点点头,抿抿嘴。外静内动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

我们发现,在学术交流会上,真正有才学的人并不总是站着发言,只是偶尔阐述一些自己的见解;而那只有半桶水的人,并没有真正沉下心来学习,而是整天想着如何如何出风头,如何如何吸引人家的眼球。

古人云:“言多语失。”

这更加说明言多,并不是什么好习惯,话语过份的多不仅仅会降低自己的生份,更会显得自己的无知。在自己不懂的地方还进行显摆,装懂,更会显得你愚蠢,可笑。

很多人认为健谈的人交际就广,我看未必。

一个陌生人,跟你说这说那,我想,你应该不会认为他是一个交际广的人吧,也许,也许,你首先就会想,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呢?他有什么企图,为什么跟我讲这么多话?

这,不仅会使他的交际范围无法再扩大,甚至因为别人的反感,让身边的朋友与其保持距离,从而使他的交际圈缩小,得不偿失。难道,人以善言为贤?

[摘要]“学达性天”是康熙皇帝赐给岳麓书院等处的匾额,主要表彰这些书院对于传承理学、培养人才的贡献。“学达性天”有着丰富的内涵,主要是指通过教育,通过做学问,通过“养性”,达到“性命合一”,达到“性”与“天”齐,达到“性”和“天”的统一。这既是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也是中国教育几千年不变的目标。对我们现在的教育教学工作仍有现实借鉴意义。

[关键词]下学上达;性命合一;天人合一

一、缘起

20xx年年初,在“中国大学文化百年”研讨会上,湖南大学的李兵老师介绍岳麓书院时,有人提出问题:“能否将湖南大学的文化史从岳麓书院算起?”我认为,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大学的文化是百年还是千年的问题。我的观点是,如果单单从现代大学的定义看,中国的大学确实只有百年的历史。而如果从大学的文化意义上看,中国大学的历史就远不止百年,而是千年,甚至几千年了。但是如何认识几千年的中国大学文化呢?我当时提出,是否可以从研究岳麓书院讲堂上方横匾的“学达性天”四字入手?会后,李兵老师告诉我,这个横匾是康熙皇帝送给岳麓书院的。当年康熙共给全国送了9个同样的匾,其中给书院的有两块(另一块给了白鹿洞书院)。由此我更加认识到了这四个字的分量,甚至想到,这四个字是否相当于今天的教育方针?所以我决定,对这四字进行进一步的思考,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二、“学达性天”的解读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学达性天”四字是康熙题写的,但其思想却是出于先秦的儒家,在《论语》、《中庸》、《孟子》及郭店竹简的“性自命出”篇中均可发现其渊源。

首先,其直接的来源是《论语》的“宪问”篇第35章: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天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由此可知,“学达性天”中前两个字“学达”的含义就是“下学上达”。朱熹在其《四书章句集注》中引用程子(即程颢、程颐兄弟)的解释:“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盖凡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然习而不察,则亦不能以上达矣。”

其次,要理解“性天”,则须理解《中庸》一文中的开首三句话:“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还有“郭店竹简”中的“性自命出”章:“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奠。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及其见于外,则物取之也。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内(入之)。”

相对而言,“天”较容易理解,无非指“自然之天”或“义理之天”(可相应理解为“先天之天”和“后天之天”,因为“义理之天”是人为后天赋予的)。而“性”则较难辨析。我认为,要全面理解“学达性天”的含义,需要将《中庸》和“性自命出”章的思想融会贯通,并借鉴郭沂提出的“天道下贯”思路,用“天-命-性-情-道”五位一体的观念来解读。由此,要理解“性”,就需对“命”有所认识。相对于“天”的“自然之天”和“义理之天”的双重含义,“命”也具有“生命之命”和“命运之命”的双重含义,而“命运之命”又有“宿命之命”和“使命之命”的双重含义。同时,“命”可作为动词使用,作为动词的“命”同样具有“命定”和“使命”的双重含义。由此,“性”也相应具有“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的双重含义。“性”者,“质”也,“性质”也,“本质”也,兼气质而言者也。一个人,既有先天的气质,也有后天的气质;人的本质,是先天气质和后天气质的统一体。记得存在主义有一句名言:存在先于本质。我认为,这句话只讲了一半:人只有先存在,才能具有本质,但还应加上一句:存在创造本质。存在与本质是一个统一体。存在是人的生命的存在,是“命”的存在;本质是指人的本质,即人的“性”,所以,存在与本质的统一,用中国古代的话语讲,就是“性”与“命”的统一。“性”与“命”的统一,即“性命合一”,就是“性”与“天”的统一,也是“人”与“天”的统一。所以,“性命合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天人合一”。或者,至少可以说,“性命合一”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内涵,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内涵(因为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不同的内涵)。中国儒家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就是通过教育,通过做学问,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大学“八条目”),通过“养性”,达到“性命合一”,达到“性”与“天”齐,达到“性”和“天”的统一。这既是中国文化人几千年不变的追求,也是中国教育几千年不变的目标。我认为,这就是“学达性天”的内涵之所在。无怪乎钱穆先生在他的《人生三步骤》一文中将“性命合一”作为人生的最高层次。如果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话语表达,“性命合一”就是人的“自我实现”,也是马斯洛所推崇的人的最高层次的需求。

分析到此,我们应该认识到了“学达性天”的内涵和重要意义,但是,如何达到这一目标呢?因此,我们还必须继续认识“情”和“道”的作用。

如上所述,“性”,准确讲是“养性”,在“学达性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大学“八条目”中的“诚意、正心、修身”都体现了“养性”。所以,《中庸》讲“率性之谓道”:按照“本性”行事就符合道,就是“道”。但是,是不是直接从“性”就可以抵达“道”呢?实际上,这中间还有一个环节。正如庞朴先生所说,“郭店竹简”的发现,为《中庸》命题的出场,做了充分的思想铺垫,补足了孔孟之间所失落的理论之环。这就是“情”的环节:“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者近义。”由于历史的原因,后世的儒家对“情”产生了错误的认识,认为“性善情恶”,认为“情”就是“欲”,进而提出要“兴天理,灭人欲”,从而完全对“情”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将“情”逐出了教育的视野。这样的错误做法,一方面使得“道”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某种程度上成了假道学;另一方面,使得人的培养发展中压抑了情,偏离了正常的途径,出现了不少伪君子。这样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深刻地记取。事实上,人的情感也具有两个方面:作为动物性的情欲和作为真正的人的情操。不仅对情操要肯定、要培养,就是对正常的、为生存必需的情欲也要肯定。只有当情欲超出了一定的限度并损害了他人利益时,才需要给予限定和制裁。而且,情感的正常发展对人的心理健康、个性形成,进而对才华的发挥有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大部分天才都是性情中人,是和常人不一样的人。所以,应该注重情感的辨析、培养和熏陶,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使其合情合理、近义成道。正是因为对“情”的不同把握,就成就了不同的人,如明代吕坤在《呻吟语》中所说:“小人纵情,君子制情,圣人调情。”可见,只有通过“情”,才能使得“天-命-性-情-道”的下贯和上达流畅无碍。

还需指出的是,“道”同样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天道和人道。“天-命-性-情-道”的下贯就是“天道”的下贯,也就是中国古人“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维方式,其体现了“道”的先天性、自然性及人对其的研究。经过长期的观察,中国的古人得出了“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充气以为和”的观点。因此,我认为,可将“天道”概括为“阴阳和(谐)”更为合适。同样,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推天道以明人事”,得出了“人事”即“人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参照上述的天道“阴阳和”,我认为可将“人道”概况为“仁礼义”(礼者,理也;义者,宜也)。而教育的途径是“修道之谓教”,“学人事以明天道”,就是程子所说的“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也就是“人道”(人事)的上达,其体现了“道”的后天性、人为性。具体讲,即沿着“道-情-性-命-天”的路径,以道调情,以情化性,以性符命,以命合天,从而上达天道,完成一个完整的“天人合一”过程。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是先天和后天的统一,是符合人类的认识规律的,也是符合人类的发展规律的。这样的教育思想,即使从今天的角度看,不也同样具有合理性吗?不也同样可供教育工作者参考借鉴并且进一步思索吗?由此可以看出,“学达性天”恰恰体现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目标、理想和途径。所以,我认为,将其称为中国古代的教育方针,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几点启示

从上述的分析思考中可以得到如下一些启示:

1.要认真研究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

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是十分系统、十分深刻的,特别是对人性论、心性论、“天人合一”理论有着深入的研究,值得我们珍惜。“学达性天”只是其中的一例。在此,我愿意向大家推荐一本书,是台湾学者贾馥茗的《教育的本质——什么是真正的教育》。该书在内容提要中指出:“本书抛开‘教什么’和‘怎么教’的芜杂表象,深入传统文化中探寻‘为什么要教’的本质问题,梳理如何教育、如何成人的历代智慧,提出人道教育要旨,认为真正的教育,其责任必须以引导学习者成人为务,以发展人性、培养人格、改善人生为目的。”

2.要倡导和引导学生“乐天知命,穷理尽性”

所谓“乐天”指的是乐其自然,尊重自然,保持乐观的心态,如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所谓“知命”指的是既知天命,也知使命,肩负一种责任,不失时机地加以履行,如陶行知所说:“生为一事来,死做一事去”,以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所谓“穷理”指的是努力学习科学和人文,格物致知,极力穷尽天下的道理。所谓“尽性”指的是在了解自己和其他人事本性的基础上,竭尽自己的才能,也发挥其他人和物的作用。这正如孟子在《中庸》篇所说:“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按中国的文化传统,人当与天地并立为三才。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从“至诚”和“尽性”为起点,以“尽人之性”和“尽物之性”为条件才能达到化育天地,共享和谐。我认为,这正是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的目标和理论基础:人以“诚”和“明”达到自身身心和谐、人与他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

3.要倡导和引导学生认识自己,既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又避免盲目攀比

一个人只有认识了自己,知道了自己的“本性”,才能真正做到“尽性”。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一个人,立于天地之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因此必须根据自己的特长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正如杨振宁先生在2007年世界杰出华人颁奖会上谈到对年轻人的希望时所说,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时代,作为年轻人,要珍惜这个时代,作出自己的贡献。但首先要认识自己,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在这一方面,包括上面谈到的对人性和情感的认识,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还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杨慎初.岳麓书院史略[J].长沙:岳麓书社,1986.

[2]杨伯峻.论语译注[J].北京:中华书局,1958.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4]庞朴.古墓新知——漫读郭店楚简[J].《中国哲学》第二十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

[5]贾馥茗.教育的本质——什么是真正的教育[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