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悬念小说代表作。斯科特·亨德森与妻子大吵一架后负气出门,与一位陌生女子约会一晚,不料回家后发现妻子被杀,自己则无端被控告行凶,被判死刑。本可证明他清白的神秘女子,从那时起却如人间蒸发。随着行刑日期逐渐接近,所有寻找神秘女士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斯科特自己也开始怀疑,是否真有这样一位女郎存在。
《入夜》是美国悬疑小说殿堂级人物康奈尔·伍尔里奇的遗作,由当代最具风格的推理小说作家劳伦斯·布洛克续写完成,让这部爱恨交织、悬念迭起的作品得以与读者见面,功莫大焉。小说基本上沿袭了伍尔里奇在四十年代的经典写法:玛德莲·查默思误杀了一个年轻女性,陷入了自责的折磨之中。她循线找到那个女性生命中的两个冤家,一男一女,决意代为报复。她因此有了新的身份,迂回在那两人的世界中,她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伺机摧毁他们,却不想情不自禁爱上了她要暗杀的男主角。《入夜》证实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尽管如此悲惨艰苦,还是没有丧失那种让人不寒而栗的神奇笔触。此作足可与作者的经典作品《黑衣新娘》、《幻影女士》、《我嫁了一个死人》并列,毫不逊色。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的书信体小说。小说没有完整具体的故事情节,也没有称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有的只是一些零散的小故事。作品的主线是写两个波斯人郁斯贝克和里卡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末期和摄政政府初期在法国的旅游生活。他们给国内友人以及妻妾、阉奴写信,报导他们在法国的所见所闻,同时他们也收到来自波斯的书信,讲述东方色调的闺房中妻妾、阉奴的悲惨生活。小说就是由这两大类共160封书信组成。作者通过这两个波斯人之口,猛烈抨击法国专制制度的暴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教会的虚伪说教;揭发上流社会妇女享乐腐化以及在政治舞台上的幕后活动;讽刺新闻界的夸夸其谈;嘲笑法官的无知和律师的狡猾。作者不只满足于揭露和讽刺,还对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文化、艺术等发表议论,提出很多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意见,主张法国建立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政体。 波斯人信札是启蒙时期的一部重要作品,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反对君主专制的进步思想,为法国政治变革作了前导。它同时也是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给读者以文词优美、说理清晰、讽刺尖锐、轻松活泼的感觉。作品也有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作者反对君主专制,但并不反对君主政体,把改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开明的君主身上。他反对宗教,但他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
发表于1876年,是屠格涅夫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他反映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生活斗争的又一部艺术性的编年史。巴金根据1929年万人丛书版同1906年屠格涅夫小说集版两种英译本进行翻译,译文1944年6月由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现存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巴金译文全集》第3卷。小说的题词点明了主题: “要翻处女地,不应当用仅仅在地面擦过的木犁,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这是7年后病故的屠格涅夫留给俄国青年的遗嘱。小说反映了19世纪70年代民粹派“到民间去”的活动。作者同情“民粹派”,颂扬了民粹派基层人员的正直、热情、淳朴和英勇,同时也指出了民粹派脱离农村实际,把农民理想化的弱点。屠格涅夫坚持反农奴制的一贯立场,讽刺保守派,但他不相信革命斗争,而是推崇自上而下的温和的改良。后来在谈到题词的涵义时,他着重指出:“我的题词中的‘铁犁’不是指革命,而是指教育。”
《青年同盟》(1868—1869)是挪威作家易卜生创作的剧本,是易卜生在德国用散文写的第一个现实主义的社会问题剧。为了掌握适当的戏剧艺术表现方法,追求新时代的艺术效果,剧作家为创作这出喜剧整整工作了一年。 这个剧本取材于挪威现实社会生活。《青年同盟》直接表现了自由主义政客和投机分子的嘴脸,折射了挪威社会政治制度的丑恶。他借剧中人物之口,提示了一种社会现象“只有靠不住的人才能当政客!”对于揭露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和资产阶级政客的嘴脸,这是一语中的经典台词。
又译《社会栋梁》或《社会柱石》。挪威作家亨利克·易卜生创作于1877年的四幕话剧。剧中主角博尼克是个唯利是图的船主,以正直的企业家和道德高尚的人自诩,为了巩固自己的名声,散布谣言,中伤自己的妻舅约翰。多年以后,约翰带着异父同母妹妹洛娜从美国回来,博尼克从前曾经追求过洛娜。在资产阶级社交界为博尼克举行的庆祝会上,他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陷于绝望,假意忏悔,使宾客们大为震惊。但博尼克又提出分享修建铁路的利益的建议,于是他那一度动摇的威望重新恢复。这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就是资产阶级的“社会支柱”。
挪威社会问题剧。易卜生著。1881年出版。中译文1919年《新潮》杂志刊出,潘家洵译;1949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重印。女主人公阿尔文太太接受曼德牧师的教训,忍气吞声地同放荡荒淫的丈夫过日子,苟安于恶劣的家庭生活,心甘情愿地恪守妻子的本分。她把儿子欧士华打发离开家,以免受其父的影响,但后来欧士华学业成就回家来,却与女佣人调情。阿尔文太太惊恐万状地喊道,她被一大群鬼死缠着。这里说的鬼,是一切早已死亡或正在死亡的东西在社会上留下的残余影响,它们很顽强,象一座大山把人们压得喘不过气来。剧终时,阿尔文太太在绝望的痛苦中呼号: “给我阳光!”剧本的锋芒主要指向资产阶级的家庭、道德和宗教,并号召人们向“群鬼”展开无情的斗争。它的上演,推动了欧洲的戏剧革命运动,也引起了挪威国内卫道者的极大仇视。
易卜生社会问题剧之一。写于1882年。中译本载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易卜生戏剧四种》,潘家洵译。全剧共分5幕。一译《国民公敌》。通过一个小镇发生的一起事件,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机构的反人民本质、私有者的唯利是图、新闻界的趋炎附势。斯多克曼医生从一个兴建中的疗养区矿泉发现了危险的病菌,认为这是传染疾病的根源,因此主张改建矿泉管道。但这样做会影响资本家的收益,市长(他的哥哥)和义父(制革厂老板)打着“公众意见”的旗号,要求他保持缄默。斯多克曼医生愤然拒绝,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决定举行讲演会,向市民说明真相。而市长却在报界、房主等私有者的支持下,利用这次集会以表决的“民主方式”宣布斯多克曼医生是“人民公敌”。斯多克曼医生是个单枪匹马的人物,他不了解资产阶级的“多数”的虚假性,而把人民群众也包括在这种“多数”里,因此认为“最孤立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实际上宣扬的是进行“精神反叛”的个人主义思想。
五幕悲喜剧《野鸭》发表于一八八四年十一月。早在这一年九月初,易卜生就在一封信中预告,这个剧本和他过去的剧本在许多方面不一样,很可能引起争论。它可能把年轻的作家引上新的创作道路,可以说这是件“很好的事”。这里指的是他过去所宣扬的缺乏理想的危险性,现在开始强调强迫别人接受不切实际的“理想”的危险性,还有他在表现手法上的创新。一八八五年一、二月间,这出戏在挪威、瑞典、丹麦各大剧院上演,舞台效果很好。关于这出戏的评价,也如剧作家自己所说,有人赞叹不止,有人竭力反对,意见分歧是明显的。 剧情是在两个家庭间展开的,一个家包括工商业资本家老威利和他的儿子格瑞格斯,另一个家包括照相馆老板雅尔马,他的父亲老艾克达尔中尉,妻子基纳和女儿海特维格。启幕之前,两家已有一段纠葛。艾克达尔和威利曾合伙经营一家林业公司,由于非法交易而受到政府取缔,狡诈的威利说他什么也不知道,结果艾克达尔一人承担全部罪责。艾克达尔出狱时,一点办法也没有,威利让他在办公室抄写文件,报酬优厚。他还把自己玩弄过的女仆基纳许配给雅尔马,并资助雅尔马学照相,成家立业。充满幻想的格瑞格斯对父亲很不满意,长期在父亲的一座矿山工厂工作。
四幕悲剧《罗斯莫庄》发表于一八八六年,翌年即在挪威、丹麦上演。这出戏的写作,与一八八五年剧作家回挪威小住有密切关系。易卜生在特隆赫姆工人联合会为他举行的一次集会上,讲了自己新近对政党纷争局势与人民精神生活状况的观感。他认为,挪威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还缺少真正的民主与自由;挪威社会需要“品质、意志和灵魂上的高尚”。他返回德国后,就迫不及待地在慕尼黑构思、写作这出新戏。此剧在中国,除了潘家洵的译本,还有刘伯量的《罗士马庄》(1930)。 这出戏的主人公罗斯莫牧师是罗斯莫庄的最后的继承人,虽已退职在家,但凭着罗斯莫这个古老望族的声誉,在地方上仍有很高的威信。他的妻子碧爱特遵守罗斯莫庄的古老传统,热爱自己的丈夫,但不知为什么竟从庄园的一座桥上跳进水沟自杀了。对此事,大家都讳莫如深。从此,给碧爱特做伴并料理家务的吕贝克小姐更能畅行无阻地影响罗斯莫了,她使他从保守的方面转向急进的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