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政治家、哲学家埃德蒙·伯克著。全名为《打算寄给巴黎一位绅士的信中的法国革命和伦敦一些团体对这次革命的辩论感言》,于法国大革命发生的第二年——1790年出版。作者在本书中猛烈地攻击法国革命。作者所写的这本小册子完全站在英国统治阶级立场,向法国革命的解放思想宣战,暴露出当时欧洲反动势力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憎恨。本书刚一出版,立刻得到当时全欧君主王朝以及一切反对革命的人的赞赏,波兰国王曾为此赐给作者一枚金质奖章。作者反对自由、平等,认为没有政府、军队、财产安全、宗教道德等就谈不上有任何自由。
托克维尔在回忆录中以当事人的身份回忆法国1848年革命前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对当时一些重要的政界人士及事件发表犀利的评论,不仅为后人研究1848年革命史增添了一份珍贵的史料,而且也为后人阅读学习《旧制度与大革命》等著作提供了较好的参考资料。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是意大利作家托马斯·阿奎纳创作的政治理论图书,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于1963年4月。 该作主要讲述了阿奎那关于国家和法律的主要观点。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7—1274)是西欧中世纪一个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他的著作不但卷帙浩繁,而且把一切知识都纳入了他的神学体系之中,一个现代读者读起来很不习惯。这本《阿奎那政治著作选》摘录出阿奎那关于国家和法律的主要观点,对于初读他的著作的人是很方便的。
《教育思想的演进》根据杜尔凯姆1904-1905年在巴黎大学开设的“法国中等教育史”课程整理而成,是史学界公认的社会史的开山之作。它考察了长达十几个世纪的教育制度和观念史,几乎涵盖了法国启蒙教育从早期教会的“肇发时期”到19世纪的“危机时期”的演进过程。本书不仅把教育观念的演进与思想体系史融通起来,也与教育体制内的制度安排和实践形式环环相扣,以教育为视角和切入点,勾画了一幅现代性在制度化和文明化的意义上从生成到危机的全景。
本书是杜尔凯姆晚期代表作,内容涉及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对现代政制的建构颇多启发。作者系统考察了职业伦理的社会起源从而揭示了职业伦理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所起的奠基性作用。同时,还从国家和个人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政治形式与公共道德的特殊关系。后,追溯了财产权和契约权的历史演变,进而批驳了天赋人权的观点。作者主张以社会事实作为社会研究的对象,因此本书不仅仅局限于纯粹伦理理论的探讨,而是结合法学、政治学、人类学实践,从而反映了其深厚的历史社会学视角。
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人们采取分类的方式来安排他们的观念,人们又是在哪儿发现分类这种独特配置的蓝图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涂尔干和莫斯考察了人类所形成的最粗陋的分类。在澳洲,在中国,图腾呈现了最原始的分类模式,而分类的几种原初形式又揭示了人类现今分类观念的集体之起源,社会之起源。
《普通法的诉讼形式》是英国法律史学家梅特兰的名著,是其担任唐宁讲座教授时所用的讲稿,被誉为了解英国普通法的“金钥匙”。该书共七讲,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包括第一讲和第二讲,梅特兰开宗明义地指出,“虽然我们已经埋葬了诉讼形式,但它仍从坟墓中统治着我们。”为了解释诉讼形式核心地位的确立,梅特兰专门分析了中世纪英格兰的司法系统及其各自的审判特点:第二部分是该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从第三讲到第六讲,共四讲。从1066年诺曼征服到1833年,诉讼形式经历了兴起、发达和衰落的发展历程。梅特兰将这一历程分为五个阶段,并详细分析了占有之诉、契约之诉、直接侵害之诉和间接侵害之诉等各阶段具有代表性的诉讼形式及其历史演变。梅特兰认为英国法自身的严密性在其抵御外来法律制度的影响时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三部分即第七讲,梅特兰重点评述了对于诉讼形式的几种分类方法,他警告学人在对诉讼形式进行分类时必须注意具体的历史晤境。
记述拿破仑执政前军事活动和对若干军事著作评论观点的文集。主要内容是拿破仑在晚年被囚禁时口述的笔录。由后人收集、编辑成书。中译本据苏联国防部军事出版社1956年俄文版翻译,俄文本译自法文原版。原书为1卷本。中译本分上下两卷,共60万字,由商务印书馆于1982年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出版。译者陈太先,校者胡平。拿破仑一世(Napoleon Ⅰ1769—1821),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统帅,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执政,法国皇帝。出身于破落贵族家庭,少年时即入军事学校。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成为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极少数军官之一。在镇压王党叛乱时表现果敢,取得重要兵权。后统兵作战,指挥了一系列战争,功绩卓著,威望日隆,成为法国的执政和皇帝。1814年兵败退位,被放逐于厄尔巴岛。1815年恢复短期统治,又失败,再次退位。1821年死于流放地圣赫勒拿岛。本书详细记述了拿破仑所参加和指挥的1793年围攻土伦的战斗、1796—1797年对意大利的战争、1798—1799年远征埃及和叙利亚的战争,以及他在这些战争中向士兵发表的讲话、命令,他对交战国开展的错综复杂的外交斗争等等;收录了他对若米尼等人军事专著所作的几十条评论和批语。这些回忆录和评论、批语,体现了拿破仑的战略战术思想和军事指挥艺术,反映了他的建军思想和作战原则,对于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影响,是研究拿破仑军事思想的重要资料。
德国费希特著。1808年发表。该书是费希特在法国军队占领下的柏林公开发表的讲演,目的在于鼓励德国人民振作起来抗击法国的侵略,但在法军压境之际,只能用一种委婉的措词表述。作者认为德国民族精神是建设新国家的重要因素,德国民众应该在这种自由活泼的民族精神之下团结起来,为一个统一的祖国而战斗。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复兴德意志民族的道德,教育人民认识全民族的共同利益。认为德意志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自由的民族。德意志民族的语言有一种异常的可塑性,能表现深刻的思想,是德意志民族的创造力的充分证据。宗教改革证明德意志民族的伟大,要是没有自由的民族的感情就不可能提出宗教改革这样伟大的思想事业,也不可能完成这个思想事业。德意志民族的哲学是深刻思考的哲学,别的民族不可能有这样的哲学。该书表现出作者的爱国热情,反映出人道主义思想。
英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费边社的主要政治理论家沃拉斯(Graham Wallas)著,成书于1908年。这是一部在现代科学,特别是在政治学中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从柏拉图到18、19世纪的大多数政治思想家在进行政治思维时,总是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出发,他们所建构的政治理论自然也是以这一假设为基础,沃拉斯则是最早用新的视角来审视政治、研究政治的政治思想家之一。他力图把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政治,试图突破传统政治学的僵化状态。在这部著作中,沃拉斯揭露了西方民主制度的种种弊病,指出传统基于“人是理性的”这一假设之上的民主政治理论是不科学的,传统政治思想家从这种“唯理智论”的假设出发往往对人们的政治行为寄予假性的期待,从而构造出一些非现实的民主政治理论。沃拉斯在实际政治中发现,大多数人的政治行为是非理性的,是基于本能和情感之上的。他认为人性由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因素组成。人性的非理性因素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基础,人类文明发展的唯一希望在于人类理性的胜利。但是,现存的西方民主制度无助于人类理性的胜利。作者提倡政治学要研究人的行为,这对后来的行为主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