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绝古今

妙绝古今

通代散文总集。4卷。宋代汤汉编。此书旧本无编辑者姓名。仅有嘉靖三十四年(1555)南赣巡抚谈恺刊书序和南安知府王廷幹跋,均称其为宋人所选。《宋史·艺文志》亦无著录。《四库全书总目》据元人赵访《东山存稿》考证,认为是汤汉所编。此书所编皆古代散文,始于春秋左传,终至北宋苏轼《王元之画像赞》,所选文章79篇。先秦文章取《左传》、《国语》、《庄子》、《列子》、《孙子》、《荀子》、西汉文章取《史记》、扬雄《答客难》、刘歆《移太常博士书》、诸葛亮《出师表》,唐代文章取韩愈《获麟解》、《答李翊书》等、柳宗元《梓人传》、杜牧《守论》,宋代文章取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欧阳修《泷岗阡表》等、曾巩《新序·目录序》、徐稚《祠堂记》、王安石《书洪范传后》等、苏洵《族谱引》、苏轼《六一居士集序》等。此书编选目的在于为学习古文者提供精良的选本,所选篇目皆“体近乎古而义切于用者”,“云妙绝古今者,谓文章必有法程而凡操觚染翰者固当究心乎体要欤”(王廷幹《序》)。此书在编选意图上和真德秀《文章正宗》相似,体例上仅以夹注形式简注难读难解的字词,未加品题和评点。有明刊本、《豫章丛书》本、《四库全书》本。

李太白集分类补注

李太白集分类补注

三十卷。唐李白撰。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杨齐贤,字今存子见,舂陵(今湖北枣阳)人,生卒年不详。是李白诗最早作注者。萧士赟字粹可,生卒年亦不详。潜心笃学,他对杨齐贤注“ 惜其博而不能约,因取其本类比为之,节文善者存之,注所未尽者以所见附其后”而成此书。康熙中,吴县缪曰芑翻刻宋本《李翰林集》,前二十三卷为歌诗,后六卷为杂著。此本前二十五卷为古赋乐府歌诗,后五卷为杂文。且分标门类,与缪本目次不同。其为杨齐贤改编,或萧士赟改编,原书无序、跋,已不可考。惟所辑注文,则以齐贤曰、士赟曰互为标题以别之。故犹可辨识。注中多征引故实,兼及意义。然卷帙浩博,不能无失。但其大致详赡,足资检阅。中如 《广武战场怀古》一首,士赟谓非太白之诗,厘置卷末,亦具有所见。《四部丛刊》 曾影印行世。到了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郭云鹏校刻时,对杨齐贤、萧士赟旧帙加以整理删削,又收入杂文五卷,增至三十卷。卷一为赋,卷二至二十五为诗,卷二十六至三十为杂著,有文无注。尚有明许氏刊本、《四库全书》本等。

李太白文集

李太白文集

诗文集。唐人李白撰。三十卷。白有《李太白集》已著录。此编系来人宋敏求在乐史所编三十卷本基础上,参以各本,重编而成。书成于神宗熙宁元年(1068)。乐史所编本前二十卷有诗七百七十六首,宋敏求又从王溥家所藏之三卷本(三卷中缺下卷,仅存二卷)李白诗集中补充一百○四首,又从“唐类诗诸编洎刻石所传,别集所载者“补入七十七首,共得一千○一首诗,编为二十三卷;又将原乐史本别集十卷所载之赋、表、序、碑、颂、记、铭、讚文等编为六卷,附于诗后;李阳冰、魏颢、乐史序及范传正、李华、刘全白、裴敬四人为李白作的墓碑碣记,共编为一卷,列于诗前,成一新三十卷本。宋敏求本“沿旧目而釐正其汇次”,各类漫无次第。后曾巩对其编次加以更订,晏知止校刻。该刻本卷一为诸家序、碑、志、碣记。卷二至卷二十四为诗,分为乐府、歌吟、赠、寄、别、送、酬答、游宴、登览、行役、怀古、闲适、怀思、感遇、写怀、咏物、题咏、杂咏、闺情、哀伤二十类。卷二十五至卷三十为杂文。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该书有蜀刻大小二本。该本收诗数量之多,远超以前各本。但其中杂入伪诗亦复不少。苏轼曰:“今《太白集》中有《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并后来五代间贯休、齐己辈诗也。”(《书李白集》)。陆游《入蜀记》亦指出,此为宋敏求“贪多务得之过”。虽然如此,该本仍有遗漏,如《才调集》所收之《寒女吟》、《会离别》二首,《文苑英华》所收之《初月》、《雨后望月》、 《对雨》、《晓晴》、《望夫石》、《冬日归旧山》、《邹衍谷》等十七首,均缺收。有宋刻本,典藏北京图书馆,日本静嘉堂亦有收藏,恐即蜀本。

李文公集

李文公集

十八卷。唐李翱(772—841)撰。李翱谥号为文,后世称为 “李文公”。生平详见 《论语笔解》(辞目)。此书版本较多,据 《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载均为十卷,而陈振孙《书录解题》则称有 “蜀本,分二十卷。”但均散佚不存。此集共十八卷。所录皆文,无诗。前有广西布政使何宜序。集中卷一为赋,卷二一五为文,卷六一八为书,卷九为表疏,卷十为奏议状,卷十一为行状实录,卷十二为碑传,卷十三为碑述,卷十四一十五为墓志,卷十六为祭文,卷十七一十八为杂著。李翱才学虽皆逊韩愈,不能熔铸百氏皆如己出,而立言具有根底。大都温厚和平,俯仰中度,不象李观、刘蜕等人有矜心作意之态。苏舜钦评为“其词不逮韩,而理过于柳。”另外,光绪初冯焌光刻《三唐人集》丛书本,为 《李文公集》十八卷,补遗一卷,附录一卷。首为提要,次为何宜序,黄景夔序,附录有史话、欧阳修读李文一则,卷末有邢让、赵汸、毛晋、全祖望、吴大廷、冯焌光等人跋语。还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三唐人文集》本行世。均为十八卷。

梁溪集

梁溪集

诗文别集。一百八十卷,其中诗二十八卷。宋李纲撰。《宋史》本传言其“文章、歌诗、奏议百馀卷”。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著录《梁谿先生文集》一百七十卷。《直斋书录题解》著录《梁谿集》一百二十卷。由于其各种杂著如《靖康传信录》等,或收或不收,或收多收少,故流传有各种卷帙不同之本。李集最初由纲子秀之编辑,当时只刊表章奏札八十卷,不包括诗、文。赵记之一百七十卷本、陈记之一百二十卷本,皆包括诗、文而言,诗、文部分,当为后人所补辑。此集尚有宋刻残本传世,为南宋宁宗嘉定(1208—1224)时史氏所刊。另有清影宋刊本,《附录》一卷,为年谱、行状、谥议、祠记、祭文、挽词等,刻于清宣宗道光十四年(1834)。此本犹存宋刻遗意。《四库全书》所收《梁溪集》为一百八十卷、附录六卷本,包括赋四卷、诗二十八卷、表本诏书二卷、拟制诏四卷、表札奏议六十四卷、札子二卷、状三卷、书二十二卷、启二卷、记二卷、序六卷、赞二卷、颂箴铭辞一卷、论二卷、迂论十卷、杂著六卷、题跋三卷、祭文疏词二卷、碑志五卷、《靖康传信录》三卷、《建炎进退志》四卷、《建炎时政记》三卷,另附年谱一卷,行状、谥议、祠记、祭文、挽诗、像赞、书跋等五卷。李集流传版本较多,如南宋嘉定时其孙李大有刊印之八十卷本,明武宗正德(1506—1521)间邵武县刊印之《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议》六十九卷、《附录》九卷,明末左光先所刊《李忠定公选集》四十七卷以及清圣祖康熙(1662—1722)间李荣芳之重刊本。又有明刊《李忠定公选集》四十卷本。

清江三孔集

清江三孔集

四十卷。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撰。临江(今江西清江等地)守王编。孔文仲字经父,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嘉祐六年(1061)进士。官中书舍人。孔武仲字常父。嘉祐八年(1063)进士。官礼部侍郎。孔平仲字毅父。治平二年(1065)进士。官金部郎中。事迹见《宋史》本传。是集收孔氏三兄弟之诗文。孔文仲兄弟与苏轼、苏辙同时,并以文章名一世。故黄庭坚有“二苏联璧、三孔分鼎”之语。南渡后遗文散佚,王始访求而刻。前有庆元五年(1199)周必大序。陈振孙《书录解题》称文仲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一卷,与此本合。文仲诗仅七首,然吕祖谦《宋文鉴》载其《早行》古诗一首,乃佚而不收。《宋文鉴》编于孝宗淳熙四年(1177),《舍人集》编于宁宗庆元四年(1198),在其后二十一年,不应不见,不知王是否有所去取。武仲侍郎集,青词、斋文同题曰制,于例未安,似非原目。平仲郎中集古律诗外,别出诗戏三卷,皆人名、药名、回文、集句之类,盖仿 《松陵集》杂体别为一卷例。案王士祯《居易录》,载宋荦寄三孔文集,通仅五卷,惜其已非庆元之旧。王士祯、宋荦皆家富图籍,而所见尚非完帙。此本独全,则足应重视。有 《四库全书》 本。

刘宾客文集

刘宾客文集

诗文集。唐刘禹锡撰。三十卷。外集十卷。晚年因裴度力荐,任太子宾客,加检校礼部尚书。世称刘宾客。与柳宗元交谊笃厚,世称“刘柳”。与白居易唱和甚多。世称“刘白”。其诗通俗清新,善用比兴手法。颇得民歌风韵。《金陵五题》、《乌衣巷》、《西塞山怀古》等咏史怀古之作语言平易,别有寄托,脍炙人口。《聚蚊谣》、《飞鸢操》等寓言诗讽刺时政,发泄积愤,感慨尤深。《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为有名的感慨身世之作。有句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表现了诗人达观的人生态度。学习俚歌俗调,摹仿民歌所写的《竹枝词》、《杨柳枝词》等,情绪健康开朗,具有浓郁的民歌色彩。刘氏手编《刘氏集略》自选集,以及《杭越寄和集》、《吴蜀集》、《彭阳唱和集》等多种诗文集。然《新唐书·艺文志》等仅著录有四十卷本,约为刘氏身后由他人整理以上诸集而成。至北宋,四十卷集已佚卷二十一至卷三十,剩三十卷。存诗五百多首。宋敏求从各集中辑出诗四百多首,文二十多篇,编为《刘宾客外集》,从而形成今本。《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即此本。卷一至卷二十为文,卷二十一至卷三十为诗。文按赋、碑、论、记、书、表、状、启、集记、杂文十类分编,凡一百九十九篇。诗按杂兴、五言今体、古调、七言、杂体、乐府、送别、送僧、哀挽、悲伤九类分编,凡五百○九首。外集前八卷为诗四百○八首,后二卷为文二十二篇。该本正集三十卷经董弅校过,而外集十卷则未校。此编仍未能收全刘氏作品,如《文苑英华》卷一○四所收《平权衡赋》、卷三四八所收《竞渡歌》(“五月五日天晴明”)、《唐文粹》卷十四所收《三乡驿睹玄宗望女儿山诗有感》等,均失载。有南宋绍兴八年(1138)广川董弅刻本,《四库全书》本,近代刘氏嘉业堂刻本,一九七四年陕西人民出版社据明本影印本,一九七五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本。

湘西

湘西

沈从文著。商务印书馆1938年初版,收入散文8篇。本书一名《沅江流域识小录》,与《湘行散记》风格大致相似,但更偏重于风俗人情的记载,而且此书是作者1938年取道湘西去云南时在沅陵住了约4个月,因有感于时局和社会人事的变异而写的,故而对故乡人民的感情和希望更见殷切,诚如《题记》所述:“当我拿笔写到这个地方种种时,心情实在很激动,很痛苦。觉得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藏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首篇《常德的船》即别出心裁,以船喻人,船人一体,写出了地处湘西交通咽喉地带的那些各具个性的船只与船民,介绍了种种古风犹存且奇崛多姿的人生现象,观之令人耳目一新。《沅陵的人》记述沅陵地方带有神秘性的环境中各色人等,抒发对于湘西民族纯朴强健特征的赞扬、对于愚蒙迷信人生悲剧的哀叹。《白河流域几个码头》、《泸溪·浦市·箱子岩》、《沅水上游几个县分》等文,介绍与描述了湘西独特的物产、景观、风俗、民情,亦肯定民众生活与自然契合的纯朴强健之处,又昭示必须设法加以改造,以免与自然一同衰亡。《辰谿的煤》披露了一个矿工家庭的悲剧,指出这种家庭在当地是很普遍的,人们“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地狱俨然就是为他们而设的”。《凤凰》中描述该地多有因封建迷信摧残而致心理变态的妇女,或放蛊,或行巫,或落洞,不是发疯、就是惨死,令人耳不欲闻、目不忍睹。至于所谓“苗民问题”,也完全是外来统治者滥施暴力苛征所导致。作者回溯历史、记叙往今,均与现实人生紧密相关;揭露军阀官绅的腐败糜烂,同情百姓的悲苦遭际,又寄托了变革现实的真切希望。但是,他常于描绘自然胜景、赞叹奇妙人事时追寻一种崇尚原始、返朴归真的理想,则与现实矛盾相悖,显得空泛无力。叙事多用笔记体,将风景、地理、民俗与传说、神话、现实有机地融合,构成一幅幅充满魅力的人生图画,其“文字魔术师”的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游目集

游目集

现代短篇小说集。沈从文著。1934年4月上海大东书局初版,列入“新文学丛书”。收《腐烂》、《除夕》、《春天》、《夜的空间》、《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平凡故事》等短篇小说6篇。本集小说是作者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的一种尝试。《除夕》描写地下革命者的斗争生活。《平凡故事》记述某教会大学生匀波同时与两个女学生恋爱的不洁的灵魂。《三个男子和一个女人》记叙瘸脚号兵、“我”和“年青诚实”的豆腐店老板,同时私恋着商会会长的女儿。当那女子不幸死后,痴心的豆腐店老板竟把她从坟墓里掘出来,放到一个山洞的石床上,在那少女的“地下身上各处撒满了蓝色的野菊花。”《腐烂》和《夜的空间》都是反映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作品。前者以散文化的笔调,描写上海闸北附近“承受了市里阴沟脏水的稻草浜一带”,每到夜里,无家可归的“玩蛇的,拔牙的,算命的,卖毒鼠药的”流浪者都聚集到这里,大家“在一张破席子上躺下来”栖身。他们吃的是“发臭的,粗粝的”东西,终年过着“风雨虐待”的日子。但是,从市公安局到区长到巡丁,他们照例不会忘记向这些“下等人”收取“房捐,营业捐,路摊捐,小车捐”等等苛捐杂税。后者记叙生长在大江边,住在“肮脏船上或小屋里”的贫民百姓,痛苦的生活迫使他们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梦里发财”。至于那些“不做梦”的贫血体弱的女孩子,小小年纪,就不得不做“十三点钟夜工”的童工,每天过着“休息时一句话不说,就靠在乱茧堆边打盹”的非人生活。作者以写实主义的手笔,描绘了一幅“下等人”的苦难生活画面。

如蕤集

如蕤集

现代短篇小说集。沈从文著。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5月初版。列入“创作文库”。内收《如蕤》、《三个女性》、《上城里来的人》、《生》、《早上——一堆土一个兵》、《泥涂》、《即日》、《白日》、《黄昏》、《黑夜》、《秋》等短篇小说11篇。其中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是《如蕤》、《三个女性》、《上城里来的人》、《早上——一堆土一个兵》等篇。《如蕤》(最初题名《女人》,刊于1933年8月25日至9月12日《申报·自由谈》)描写超凡脱俗的美貌少女如蕤为了追求美好的人生和理想的伴侣而奋斗的故事。如蕤出生于高级官僚家庭,但她厌恶充满污浊和罪恶的上流社会,“厌倦那些成为公式的男子,与成为公式的爱情”,于是毅然独自出走。后来,她在一次海难中得到一个朴实、勇敢的少年的救助,并对他一见钟情。由于两人社会地位的悬殊以及他对上层贵族的刻骨痛恨,她的爱情遭到了拒绝。最后,当她终于以自己少女的热情和爱感化了这个骄傲的男子时,她却又悄然离去。作品歌颂如蕤在昏暗的上流社会里不甘沉沦,力图超拔泥淖,洁身自好,追求充实人生的高尚情怀。《三个女性》(初载《新社会》半月刊第5卷条3至第6号)塑造了蒲静、仪青、黑凤等3位天真无瑕的少女形象,表现了少女青春的活力和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上城里来的人》(初载1928年8月17日上海《中央日报·红与黑》)描写国民党军队在山村抢劫财物、奸淫妇女的罪恶行径,展示了农民在兵匪骚扰下被迫背井离乡,流落城市的悲惨景象,揭露了官、兵、匪相互勾结,欺压人民罪行。《早上——一堆土一个兵》(初载《东方杂志》第30卷第9号)叙述一个老兵在抗日战场坚守阵地、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英勇故事,歌颂中华儿女可杀不可侮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精神,同时也讽刺了某些国民党官员无意抗战,“搬了宝贝向南边跑”的丑恶行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