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目答问
清末张之洞撰。系张任四川学政时为成都尊经书院学生开列的阅读书目。五卷。以经史子集丛五部分类，列举书籍二千二百种，注明书名、作者、版本、卷数，个别有简单按语。多以通行习见本为主，所收多有《四库全书》之后出现的清人著作。末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列举清代著名学者姓名、字号、籍贯，以示清人学术流别。旧时初学文史者多参考此目。有光绪二年(1876)贵阳初刻本，附张撰《輶轩语》。近人范希曾撰《书目答问补正》五卷，增益校注甚详。近人孔彦培编有《书目问答索引》。
书目答问补正
范希曾编。5卷。国学图书馆初刻于1931年，中华书局1963年影印出版。本书是为补正《书目答问》中的错误和疏漏而作，有以下特点： (1)保持原书面貌。凡有补正的地方先标出“[补]”字，然后加进自己的补正文字，既与原著浑然一体，又使补正与原文可以互见。(2)补入与原书宗旨相关著作1200余种，也补上原书著录各书缺漏的作者、卷数、版本、时代等具体事项。(3)纠正答问疏漏或讹误的书名、卷数、作者姓氏、刻书年代等近百处。象《答问》一样，《补正》也在一些必要的地方附加按语，使原著得到完善。王锦编《书目答问补正索引》(香港崇基书店1964年版)，为查检《书目答问补正》提供了方便。
颜氏家训
中国古代家书。颜之推著。本书旨在告诫颜氏子孙遵守儒家传统，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认为上智之人不教而成，下愚之人虽教无益。对于中庸之人，则应加强教育。主要是以礼为教本，读圣贤之书，以达到诚孝、慎言、立身、扬名的目的。认为对后代的教育应从婴儿时代抓起，甚至实行胎教，即让孕妇目不邪视、耳不妄听。在孩子出生以后，就应以仁义礼节来教育。之所以重视幼时教育，是因为此时儿童神情未定，易受熏陶感染。人即使到了中年，也应加强学习。本书还提出了具体的道德原则，来调节家庭中的父子、兄弟、夫妇等人伦关系，认为父对子不应溺爱，兄与弟要和睦。在处理夫妇关系上，坚持男尊女卑的原则，认为妻子不应主持家政，更不应参与国政，只能在家服侍丈夫。人们持家要以“中庸”为准则，教育子孙在待人处事上要小心谨慎。反对悭吝，但又要俭朴持家。家里要有财富和奴婢，但不能太多。官也要当，但不能超过中品以上。只有在各方面切忌过与不及，才会立于不败之地。还要求人们教育子孙重视节操，反对奴颜卑膝。既要重视生命，又要追求名誉，如不能兼得，就应舍生取义。本书宣扬的虽是封建的伦理纲常，但也有许多合理的思想，对改善今天的家庭伦理气氛和社会风尚仍有借鉴意义。
书林清话
叶德辉(1864—1927)撰。叶氏毕生致力于古书的收藏和整理研究。该书从大量古书文献中收集有关图书版本知识与历代图书版本的源流、掌故资料，按照其性质分门别类，组织成篇。全书共126篇，每篇皆有篇题，每篇之首，先载明作者自己的见解、观点，然后排列资料作为论据，文中亦时时附以己见，表面看去，似乎类同古代笔记之信手拈来，实际上主题纷繁、观点众多、触角遍及、史料丰富，是一篇篇精巧的有价值的学术札记。著者“通过对古典目录价值的新开发、近代科学方法的应用和中国书史体系的奠定三个方面的努力，建立起了自己的方法论”(徐雁《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全书之组织亦系匠心独运，表现出较强的系统性。这种内容体例和研究方法，在文献学史上尚属首创，对于后来中国书史和古书版本学的研究乃至现代书话体作品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书现通行有1957年古籍出版社铅印本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均与《书林余话》2话》刻成之后，将所遗漏及新得之资料整理排比而成。书后附录有《书林清话校补》一文。
申鉴
东汉末荀悦著。共5卷：政体、时事、俗嫌、杂言上、下。通行版本有《汉魏丛书》、《四部丛刊》。清卢文绍作《申鉴校正》。主张儒术治国，强调“重民”，“人主承天命以养民者也，民存则社稷存，民亡则社稷亡。故重民者，所以重社稷而承天命也”(《杂言上》)。主张“德刑并用”(《时事》)，“教初必简，刑始必略，事渐也。教化之隆，莫不兴行，然后责备;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后求密。未可以备，谓之虚教;未可以密，谓之峻刑。虚教伤化，峻刑害民”(同上)。强调“以道德治民者”(《政体》)是渡水之舟，“乘舟者逸而安”(同上)。认为统治者应以身作则，“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后人;不善禁者，先禁人而后身;善禁之至於不禁……若乃肆情于身而绳欲於众，行诈於官而矜实於民，求己之所有余，夺下之所不足，舍己之所易，责人之所难，怨之本也”(《政体》)。认为“生之谓性也，形神是也。”“凡言神者，莫近于气，有气斯有形，有神斯有好恶喜怒之情矣”(《杂言下》)。认为“孟子称‘性善’，荀卿称‘性恶’，公孙子曰‘性无善恶’，掦雄曰‘人之性善恶浑’”都不合理，肯定刘向“性情相应，性不独善，情不独恶”之说。强调性与情是相统一的，“好恶者，性之取舍也，实见于外，故谓之情尔，必本乎性矣”(同上)，“凡情、意、心、志者，皆性动之别名也”(同上)。反对“性善情恶”等割裂性情的错误说法。
孙子兵法
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春秋末年齐人孙武编撰的我国古代一部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又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共十三篇。有《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共约五千九百字。该书总结了我国古代，特别是春秋时期的战争经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和最有影响的兵书。书中对于战争的各个方面，均有系统而精辟的论述。作者认为，战争是国家大事，必须认真研究。他提出了决定战争胜负的五项基本要素：道——对人民有无恩信，即战争与民心向背的关系;天——是否上知天时;地——是否下知地利;将——能否委贤任能;法——是否法律严明。在这里，他把“道”，亦即政治列为第一位的决定性因素。他还认为战略战术在战争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进而提出两条指导原则：①实行速决进攻的运动战，反对域塞战。②争取主动，使敌人陷入被动;消除自己的弱点，使敌人陷入被动;消除自己的弱点，造成敌人的弱点。总之，该书对于军事领域里的许多基本矛盾，都进行了很好的论证。它不但为我国历代军事家所推崇，而且也深得世界各国军事家的高度重视和崇高评价，被誉为“东方兵学之鼻祖”，影响极为深远。自古以来，该书版本不下五十余种，主要有曹操、杜佑等十一家注。现存重要的版本有南宋宁宗时刊刻的《十一家注孙子》三卷足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本等。
尸子
战国时尸佼作。《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尸子二十篇”，谓尸佼为鲁人。《史记·荀卿列传》“楚有尸子”。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说：“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之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书已散佚。唐《群书治要》卷36，录有《劝学》等13篇。清汪继培辑有14篇与若干片断，较为完善，但已非原书。其中存有先秦佚说甚多。其学术思想，“非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刘向《孙卿子叙录》)。提出“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尸子·公事篇》)的主张。但有兼综、贯通各家学说的倾向，提出：“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学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巳皆弇(同掩)于私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尸子·广泽篇》)
昌言
全名为《仲长子昌言》。东汉仲长统著。“昌言”即为“当言”。据《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统每论说古今及世俗行事，恒发愤叹息，因著论名曰《昌言》，凡34篇，十余万言。”但大部分已经佚失，只有十之一二保存下来，《后汉书》“本传”中录有《理乱》、《损益》、《法械》3篇，另外，《群书治要》、《齐民要术序》、《太平御览》等书中存有某些残文。内容主要是对汉末各种社会弊端的批判，主张“限夫田以断并兼”，反对汉初以来的神学传统思想，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观点和因时变易的思想。《昌言》的辑本有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的《全后汉文》和清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
慎子
战国慎到撰，一卷。《汉书·艺文志》著录42篇，今存七篇及一些佚文，内容多为法治理论，如云“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大君任法而弗躬”，“官不和亲，法不遗爱”等。 《四部备要》收入一卷之五篇，系明人搜集残缺，重为编次之本。 清有严可均所辑，收入《全上古三代文》;缪荃孙有据明慎懋赏刻本移写之藕香移钞本，此本附补遗、校记，涵芬楼影印并收入《四部丛刊》;马国翰《玉函山房丛书》亦有所辑。
曾胡治兵语录
中国近代语录体兵书。蔡锷辑。1915年云南陆军讲武堂石印本。1917年上海振武书局铅版印行。蔡锷(1882—1916)，湖南宝庆(今邵阳)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从事军事教育工作。1911年在云南发动反清起义，1915年又参加护国战争。翌年病逝于日本。一生潜心军事研究，编撰有《军国民篇》、《五省边防计划》等多部军事著作。1911年初调任云南新军协统时，为加强新军教育，摘录曾国藩、胡林翼论兵言论，辑成《曾胡治兵语录》。共1.4万多字，分为将材、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正、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12章，每章后附按语。蔡锷在序言和按语中，阐发了对选将、用人、治军、作战等军事问题的主张和观点。认为选将要慎重，为将要智勇兼备;能耐劳苦，赏罚分明;练兵要严格要求，申明号令;兵机讲究持重稳慎，简练慎出;战法重奇正，强调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制定战略战术“须因时以制宜，审势以求当”;主张中国对外敌作战，宜采取诱敌深入战略，“据险以守，节节为防，以全军而老敌师为主，俟其深入无继，乃一举而歼除之”。1924年蒋介石曾将本书增辑“治心”一章，加序言再版印行，作为黄埔军校学员教材;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解》，作为八路军将士军事读物;1945年八路军山东军区又重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