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士人，旧通用青绢凉伞。大中祥符五年九月，惟许亲王用之，余并禁止。六年六月，始许中书、枢密院依旧用伞出入。
丁晋公天禧中镇金陵，临秦淮建亭，名曰“赏心”，中设屏及唐人所画《袁安卧雪图》，时称名笔，后人以《芦雁图》易之。嘉初，王侍郎君玉守金陵，建白鹭亭于其西，皆栋宇轩敞，尽览江山之胜。
唐成都府有散花楼，河中有薰风楼、绿莎厅，扬州有赏心亭，郑州有夕阳楼，润州有千岩楼。今皆易其名，或不复见。
秘府书画，予尽得观之。二王真迹内三两卷，有陶谷尚书跋尾者，尤奇。其画梁令瓒《二十八宿真形图》、李思训著色山水、韩《水牛》、东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熙、唐希雅，蜀黄筌父子画笔甚多。
王祁公家有晋诸贤墨迹，唐相王广津所宝有永存珍秘图刻，阎立本画《老子西升经》、唐人画《锁谏图》；王冀公家褚遂良书唐太宗《帝京篇》、《太宗见禄东赞步辇图》；钱文僖家书画最多，有《大令黄庭经》、李邕《杂迹》；钱宣靖家王维《草堂图》；周安惠家献之《洛神赋》；苏侍郎家《魏郑公谏太宗图》；楚枢密有江都王《马》；王尚书仲仪有《回文织锦图》。（以上皆录见者）
杨州后土庙有琼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卫公所谓玉蕊花也。旧不可移徙，今京师亦有之。
近人有收《汉祖过沛图》者，画迹颇佳，而有僧为观者所指，翌日，并加僧以幅巾。
金阁老王胜之转运两浙，于民家得唐沈既济所撰《刘展乱纪》一卷。时《唐书》已成，所载展事殊略。按展上元元年为宋州刺史，与御史中丞李铣皆副淮西节度使王仲升。铣贪暴无法，而展性刚鲠不折。王仲升奏铣状而诛之，次谋及展。然展居睢阳，有兵权，难亟图。乃与监军使邢延恩矫诏以展为都统江南、淮南节度防御使，代李亘，欲其赴镇于涂中执之也。展颇以为疑，遣使请符节于亘，既得之，悉举睢阳兵七千人赴广陵。延恩始约李亘与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图展。及事露，传檄州郡，言展反状，发兵拒之。展亦露布言李亘反，而南北警急，文檄交驰于道。景山渡淮，陈于徐城洪，为展所败，又破李亘于下蜀。二年，命田神功举平卢军东下。展迎击，为神功再破之，遂弃广陵而奔江南，以舟师自金山引斗。神功有五船，而展杀其二船，后为贾隐林射展中目，因而斩之，传首京师，收器械三十余万。展既平，租庸使元载以吴、越虽兵荒后，民产犹给，乃辟召豪吏分宰列邑以重敛之，其州县赋调，积有逋违，乃稽诸版籍，通校大数八年之赋，举空名以敛之。其科率之例，不约户品之上下，但家有粟帛者，则以人徒围袭，如擒捕寇盗，然后簿录其产而中分之，甚者十八九，时人谓之“白著”，言其厚敛无名，其所著者，皆公然明白，无所嫌避。一云世人谓酒酣为“白著”，既为刻薄之后，人不堪其困弊，则必颠沛酩酊，如饮者之著也（《刘晏传》中亦有白著，与此差异）。渤海高云有《白著歌》曰：“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多白著。”其所纪用兵次第甚详，此概举之云。
贾直孺在翰林，建言，皇子不当为检校师傅，乃诏止除检校太尉。
九宫贵神，始，天宝初，术士苏嘉庆上言，请置坛，明皇亲祠。及王为相，又劝肃宗亲祠。大和中，监察御史舒元舆论列，遂降为中祀。会昌中，李德裕为相，复为大祀。宣宗时，又降为中祀。乾符中，宰相崔彦昭因岁旱祷雨获应，又升为大祀。
宗衮言，世传魏钟徭《表》云：“疠愤怒之众”。疠非可通勉励之意，恐古人借使，又疑其误。
宰相三入者，赵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两入；吕文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吕许公、张邓公仁宗朝皆三入。
学士三入，李文正、刘中山子仪（中山三入，《玉堂集》云：三入翰林皆待诏，杨昭度宣召入院，其举自代，皆宣献公）、宋景文、范景仁四人，李邯郸五入，而一不拜。
建隆三年十二月，班簿二百二十四员：文班一百五十四人，内南班一百一十人，两省二十七人，学士三人，留司十人；武班七十四人，内留司一十一人。
梁开平二年南郊，执仪仗兵士二千九百七十人。建隆四年郊，兵部执仪仗兵士一万三千六十人，太常寺鼓吹等二千六百四人、太仆寺推驾兵士六百八十二人、六军执擎人员兵士五百五十二人、左右金吾街仗各一百五十二人、左金吾仗三百五十八人、右金吾仗三百五十九人、殿中省押番人员并执擎兵士共五百三十一人、司天台一百六十二人、八司都四千三百七十三人、合兵部二万七千四百三十三人。
予家有范鲁公《杂录》，记世宗亲征忠正，驻跸城下，尝中夜有白虹自淝水起，亘数丈，下贯城中，数刻方没，自是吴人闭壁逾年，殍者甚众。及刘仁赡以城归，迁州于下蔡，其城遂芜废。又曰，江南李发兵攻建州王延政，有白虹贯城，未几城陷，舍宇焚殆尽。
又曰：近朝皇太后、皇后皆有印篆。文曰：“皇太后之印”、“皇后之印”。故事，二宫立，各有宫名，长秋、长乐、长信之类是也，宜以宫名为文。至尊之位，亦不合言印，当云“某宫之宝”。
又曰：近世诸王公主制中，称皇子、皇弟、皇女，疑“皇”字相承为例，止合云第几子、第几弟、第几女云。
又曰：江南有国时，田每十亩蠲一亩半，以充瘠薄。
又曰：罚俸例，一品八贯，二品六贯，三品五贯，四品三贯五百，五品三贯，六品二贯，七品一贯七百五十，八品一贯三百，九品一贯五十。
又曰：上古以来，逐朝历名，黄帝起元用《辛卯历》，颛帝用《乙卯历》，虞用《戊午历》，夏用《丙寅历》，成汤用《甲寅历》，周用《丁巳历》，鲁用《庚子历》，秦用《乙卯历》，汉用《太初历》、《四分历》、《三统历》，魏用《黄初历》、《景初历》，晋用《元（正字犯圣祖名）始历》、《合元历》、《万分历》，宋用《大明历》、《元嘉历》，齐用《天保历》、《同章历》、《正象历》，后魏用《兴和历》、《正元历》、《正象历》，梁用《大同历》、《乾象历》、《永昌历》，后周用《天和历》、《丙寅历》、《明元（正字犯圣祖名）历》，隋用《甲子历》、《开皇历》、《皇极历》、《大业历》，唐用《戊寅历》、《麟德历》、《神龙历》、《大衍历》、《元和观象历》、《长庆宣明历》、《宝应历》、《正元历》、《景福崇元（正字犯圣祖名）历》，晋天福用《调元历》，周显德用《钦天历》云。本朝太祖用《应天历》，太宗用《乾元历》，真宗用《宜天历》，仁宗用《崇天历》，英宗用《明天历》，已而复用《崇天历》。
忠懿钱尚父，自国初至归朝，其贡奉之物，著录行于时。今大宴所施涂金银花凤狻猊、压舞茵蛮人及银装龙凤鼓，皆其所进也。凡献银、绢、绫、锦、乳香、金器、玳瑁、宝器、通天带之外，其银香、龙香、象、狮子、鹤、鹿、孔雀，每只皆千余两，又有香囊、酒瓮诸什器，莫能悉数。祥符、天圣经火，多燕去，今太常有银饰鼓十枚尚存。
外臣除节度使，景德前，止舍人院作制，杨文公《外制集》议：潘罗支、厮铎督朔方军节度，数制是也。其后遂学士院降麻，如大礼加恩，在将相后数日方下，然不锁院，不宣麻。近年遂同将相例，锁院告廷矣。
交州进奉使，旧多遣兵马使，或摄管内刺史，或静海节度宾幕之职。及其归，多加检校官，或就迁其职，如行军司马、副使之类。近皆自称王官，又亦以王官命之。
尚书省旧制，尚书侍郎郎官，不得著ヒ鞋过都堂门。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选限内不朝。今审官东西院、三班院皆预内朝，而流内铨止趋五日起居，疑循旧制也。
丁晋公、冯魏公位三公、侍中，而未尝冠貂蝉。杜祁公相甫百日，当庆历四年郊祠，貂冠公衮，又升辂奉册，改谥诸后。
杜祁公罢相知兖州，寓北郊佛寺，以待兖州接人，逾再浃日。会宗衮自汶阳召还，过其寺，造谒，而杜公曰：“处此几与在中书日同矣，旦莫北去，欲识壁云郭汾阳曾留此。”盖自戏其居位不久也。
杜祁公休退，居南都，客至无不见，止服衫帽，尝曰：“七十致政，可用高士服乎？”
唐宰相奉朝请，即退延英，止论政事大体，其进拟差除，但入熟状画可。今所存有《开元宰相奏请状》二卷，郑畋《凤池稿草》内载两为相奏拟状数卷，秘府有《拟状注制》十卷，多用四六，纪其人履历、性行、论请，皆宰相自草，五代亦然。寇莱公谓杨文公曰：“予不能为唐时宰相。”盖赖于命词也。今中书日进呈差除，退即批圣旨，而同列押字，国初范鲁公始为之。
李西枢宪成为知制诰，尚衣绯，出守荆南，召为学士，阁门举例赐金带，而不可加于绯衣，乃并赐三品服。太宗命制球路笏带赐辅臣，后虽罢免亦服焉。赵文定罢参知政事，顷之，除景灵宫副使，赐以御仙带。自后罢宰相仍服笏带，罢参枢皆止服御仙带。
江南有清辉殿学士，张公洎为之。蜀有丽文殿学士，韩昭为之。今契丹有乾文阁待制。
皇后有谥，起于东汉，自是至于隋皆单谥，光烈阴皇后、明德马皇后、和熹邓皇后、文献独孤皇后是也。史家取帝谥冠其上以别之，如云光烈皇后阴氏，明德皇后马氏也，非谓欲连帝谥而名之也。然则质家尚单，文家尚复。后世或用复谥，如唐正（正字犯仁宗嫌名）观中，长孙皇后谥文德，后太宗谥文皇帝，文德自是复谥。其议自用二名，偶同太宗之谥尔。中宗谥孝和，赵氏谥和思，言取帝谥配之。其后昭成、肃明、元献、章钦（正字犯翼祖庙讳）、睿真、昭德、庄宪诸后，皆不连帝谥。国初，追尊四庙三祖之后，冠以帝谥。及杜太后崩，始谥明宪，未几，欲同三祖之后，遂改昭宪。及太祖诸后，自连“孝”字，太宗后连“德”字，真宗后连“庄”字，皆用复谥，非连帝谥为义。庆历中，乃言“孝”字连太祖谥，“德”字连太宗谥，遂改为“章”，以连真宗谥。且祖宗谥号皆十余字，岂止配一字为义？又太祖功烈，岂专以“孝”称？太宗后连“德”字乃在下，文与祖宗后谥文不对，可如东汉诸后单举之乎？皇中，予为礼官，龙图阁直学士赵周翰奏议甚详，下礼院，时新以“章”易“庄”，朝廷以宗庙事重，不欲数更张，遂寝其所奏。
祖宗朝，使相、节度使未尝有领京师官局者，其奉朝请，必改他官，多为东宫三少、上将军、统军。赵中令以使相自河阳还，除太子少保。至明道中，钱相始为景灵宫使。治平中，武康节度李公端愿始为醴泉观使。
至和中，仁宗疾平，以太宗至道年升遐，深恶其年号，趣诏中书改之。是岁以郊，为恭谢天地，改元曰嘉。
宋景文言：大、小孤山以孤独为字，有庙江ヂ，乃为妇人状。龙图阁直学士陈公简夫留诗曰：“山称孤独字，庙素女郎形。过客虽知误，行人但乞灵。”时称佳句。
太祖时，大卿监卒，皆辍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赠三品，皆不得谥，曾任三品官乃得谥。真宗大中祥符中，命陈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书、节度使卒，始辍朝。赠尚书、节度使，许定谥。自后遵用其制，而《日历》、《实录》、《国史》皆遗其事。
尚父钱忠懿王，自太祖开基，贡献不绝。帝以其恭顺，待之甚厚。及讨江南，命为升州东南面行营招抚制置使，屡献戎捷。及拔常州，拜守太师，依前尚书令兼中书令、吴越国王。又亲赴行营，帝益嘉之，诏令归国。江南平，亟请入觐，许之。既至，会太祖幸洛阳郊，西驾有日矣，诏趣其还。忠懿临别，面叙感恋，愿子孙世世奉藩。太祖谓曰：“尽吾一生，尽汝一生，令汝享有二浙也。”忠懿以帝赐重约，既得归，喜甚，以为大保其国矣。是岁永昌鼎成，后二年来朝，遂举版籍纳王府焉。
唐王及善曰：“中书令可一日不见天子乎？”太祖开宝元年，以中外无事，始诏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辅臣犹对于后殿，问圣体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犹对辅臣，至夕帝崩。李南阳永熙挽词曰：“朝冯玉几言犹在，夜启金滕事已非。”时称佳作。至真宗时，旬假辅臣始不入。宝元中，西事方兴，假日视事。庆历初，乃如旧。
唐白文公自勒文集，成五十卷，后集二十卷，皆写本，寄藏庐山东林寺，又藏龙门香山寺。高骈镇淮南，寄语江西廉使，取《东林集》而有之。《香山集》经乱亦不复存。其后履道宅为普明僧院。后唐明宗子秦王从荣，又写本置院之经藏，今本是也。后人亦补东林所藏，皆篇目次第非真，与今吴、蜀摹版无异。
夏郑公为宣徽使、忠武军节度使，自河中府徙判蔡州，道经许昌，时李邯郸为守，乃徙居他所，空使宅以待之。夏公以为知体。
凡公家文书之槁，中书谓之“草”，枢密院谓之“底”，三司谓之“检”。今秘府有梁朝宣底三卷，即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中崇政院书也。检，即州县通称焉。
祖宗时，宰相罢免，唯赵令得使相，余多本官归班，参、枢亦然。天禧中，张文节始以侍读学士知南京，天圣中，王文康以资政殿学士知陕州，自庆历后，解罢率皆得职焉。
祖宗时，唯枢密直学士带出外任，李尚书维罢翰林为集贤院学士、知许州，刘中山子仪自翰林为台丞，李宪成以翰林权使三司，皆蕲出，并以枢密直学士，刘知颍州、李知洪州。蔡文忠以翰林兼侍读两学士，改龙图阁学士，知密州。自翰林改龙图而出藩，徭文忠始也。近岁，率带侍读及端明学士，邢公以侍读学士知曹州，孙宣公亦以侍讲知衮州，二公皆久奉劝讲，遂优以其职补外。自张文节以旧辅臣带侍读出守，至宝元中，梅公询始以侍读学士知许州，侍读带外任自梅公始也。其后翰林出者，率皆换其职。
晁文元公，天禧中，自翰林承旨换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台。吴正肃公，皇中，以资政殿学士；李少师公明，嘉中，以龙图阁直学士，并换集贤，判西台。近岁皆以禁职分台。
太宗命创方团球路带，亦名笏头带，以赐二府文臣。明道初，张徐公为枢密使兼侍中，独得赐之。皇初，李侍中用和以叔舅蕲赐，时王侍中贻永为枢密使，遂并赐之。其后曹侍中亦以叔舅而赐焉。
文穆王冀公，天圣初，再为相，既拜命谢恩，即请诣景灵宫奉真殿朝谢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千建道场，托先公为斋文，其略曰：“奉讳之初，谢病于外，临西宫而莫及，企南狩以方遥。”失其本，余不尽记。自后二府初拜恩入谢，即诣景灵宫，盖踵冀公故事也。
凡拜职入谢，多有对赐，拜官加勋封谢恩，虽二府亦无有。景德初，王冀公以参知政事判大名府召还，加邑封。时契丹方讲好，真宗欲重其事，冀公入谢，特命以衣带鞍马赐之。自后二府转官、加阶勋、封邑入谢，并有对赐。
庆历四年，贾魏公建议修《唐书》。始令在馆学士人供《唐书》外故事二件。积累既多，乃请曾鲁公掌侍郎，唐卿分厘，附于本传。五年夏，命四判馆、二修撰刊修。时王文安、宋景文、杨宣懿，今赵少师判馆阁，张尚书、余尚书安道为修撰。又命编修官六人，曾鲁公、赵龙阁周翰、何密直公南、范侍郎景仁、邵龙阁不疑与予，而魏公为提举。魏公罢相，陈恭公不肯领，次当宋元宪，而以景文为嫌，乃用丁文简。丁公薨，刘丞相代之。刘公罢相，王文安代之。王公薨，曾鲁公代之，遂成书。初，景文修《庆历编敕》，未暇到局，而赵少师请守苏州，王文安丁母忧，张、杨皆出外，后遂景文独下笔。久之，欧少师领刊修，遂分作《纪》、《志》。鲁公始亦以编敕不入局。周翰亦未尝至，后辞之。公南过开封幕，不疑以目疾辞去，遂命王忠简景彝补其缺。顷之，吕缙叔入局。刘仲更始修《天文》、《历志》，后充编修官。将卒业，而梅圣俞入局，修《方镇》、《百官表》。嘉五年六月，成书。鲁公以提举日浅，自辞赏典，唯赐器币。欧宋二公、范王与余，皆迁一官。缙叔直秘阁。仲更崇文院检讨，未谢而卒。圣俞先一月余卒，诏官其一子。初，编修官作志草，而景彝分《礼仪》与《兵志》，探讨唐事甚详，而卒不用，后求其本不获。缙叔欲作释音补，少遗逸事，亦不能成。
太尉旧在三师之下，徭唐以来，以上公为重。李光弼自司空为太尉，薨，赠太保。郭子仪自司徒为太尉，薨，赠太师。李德裕自司徒为太尉，皆以超拜。李载义自司徒为太保，王智兴自司徒为太傅，二人卒，俱赠太尉。是以上公宠待宗臣，余虽有功可迁保、傅，而掌武之尊不可得也。五代至国初，节度使皆自检校太傅迁太尉，太尉迁太师，然无升秩明文。
北都使宅，旧有过马厅，按唐韩诗云：“外使进鹰初得按，中官过马不教嘶。”注云：“上每乘马，必中官驭以进，谓之‘过马’。既乘之，躞蹀嘶鸣也。”盖唐时方镇亦效之，因而名厅事也。
唐明皇以诸王从学，名集贤院学士徐坚等讨集故事兼前世文辞，撰《初学记》。刘中山公子仪爱其书，曰：“非止初学，可为终身记”。
二府旧以官相压，李文正自文明殿学士、工部尚书为参知政事，而宋惠安公乃自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迁刑部尚书，居其上。至祥符末，王沂公与张文节公同参知政事，王转给事中，张转工部侍郎，而班沂公下，意颇不悦。乃复还贰卿之命，止以旧官优加阶、邑。自后第以先后入为次序。
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曰《太平御览》。又诏翰林承旨苏公易简、道士韩德纯、僧赞宁集三教圣贤事迹，各五十卷。书成，命赞宁为首坐，其书不传。真宗诏诸儒编君臣事迹一千卷，曰《册府元龟》，不欲以后妃妇人等事厕其间，别纂《彤管懿范》七十卷。又命陈文僖公裒历代帝王文章为《宸章集》，二十五卷。复集妇人文章为十五卷，亦世不传。
枢密院问降宣故事，具典故申院。按，今有梁朝宣底二卷，载朱梁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三年、四年事，每事下有月日，云“臣李振宣”，或除官、差官，或宣事于方镇等处，其间有云：“宣头”、“宣命”、“宣旨”者。梁朝以枢密院为宗政院，始置使以大臣领之，任以政事。正（正字犯仁宗嫌名）明年是李振为使。当时以宣传上旨，故名之曰“宣”。而枢密院所出文字之名也，似欲与中书“敕”并行。虽无所明见，疑降宣始自朱梁之时。晋天福五年，改枢密院承旨为承宣，亦似相合。其底，乃底本也。系日月姓名者，此所以为底。闻今尚仍旧名。（熙宁七年六月十三日）
或问今之敕起何时？按蔡邕《独断》曰：“天子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然自隋、唐以来，除改百官，必有告敕，而从敕字。予家有景龙年敕，其制盖须由中书门下省。故刘之云：“不经凤阁、鸾台，何谓之敕。”唐时，政事堂在门下省，而除拟百官，必中书令宣，侍郎奉，舍人行，进入画敕字，此所以为敕也。然后政事堂出牒布于外，所以云牒奉敕云云也。庆历中，予与苏子美同在馆，子美尝携其远祖向唐时敕数本来观，与予家者一同。字书不载敕字，而近世所用也。
皇二年，仁宗始祀明堂。范文正公时守杭州，而杜正献致政居南都，蒋侍郎希鲁致政居苏州，皆年耆体康。范公建言：朝廷阔礼，宜召元老旧德陪位于廷。于是乃诏南都起杜公，西都起任安惠公陪祀，供帐都亭驿以待焉。二公卒不至。加赐衣带器币，赐一子出身。自后前两府致政者，大礼前，率有诏召之，然亦无至者。礼毕，皆赐衣带器币焉。
本朝两省清望官、尚书省郎官，并出入重戴。祖宗时，两制亦同之。王黄州罢翰林，《滁州谢上表》云“臣头有重戴，身被朝章”，是也。其后，祥符、天禧间，两制并彻去之，非故事也。
祖宗时未有磨勘，每遇郊祀等恩，皆转官，未满二载者不转官，例加五阶。王黄州自知制诰，未有勋便加柱国，在滁州为散郎，自承奉郎加朝散大夫阶。
宋，后唐明宗之外孙，汉太祖之驸马，历累镇节度、检校太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有女十五人，开宝皇后最居长，韩枢密崇训、寇莱公、王武恭皆其婿也，多享国封。
张尚书安道言：尝收得旧本《道家奏章图》，其天门有三人守卫之，皆金甲状，谓葛将军掌旌，周将军掌节（其一忘记）。嘉初，仁宗梦至大野中，如迷错失道，左右侍卫皆不复见。既而，遥望天际，有幡幢车骑乘云而至，辍乘以奉帝，帝问：“何人？”答曰：“葛将军也。”以仪卫获送帝至宫阙，乃寤。后诏令宫观设像供事之，于道书中求其名位，然不得如《图》之详也。
至道二年十一月，司天冬官正杨文镒建言：历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太宗以谓“支干相承，虽止于六十，本命之外，却从一岁起首，并不见当生纪年。若存两周甲子，共成上寿之数，使期颐之人，犹见本年号。”令司天议之。司天请如上旨，印造新历颁行，可之。
本朝之制，凡霈宥，大赦、曲赦、德音三种，自分等差。宗衮言：德音非可名制书，乃臣下奉行制书之名。天子自谓“德音”，非也。予按唐《常衮集》，赦令一门，总谓之“德音”，盖得之矣。
太宗淳化五年《日历》载：“上谓侍臣曰：‘听断天下事，直须耐烦，方尽臣下之情。昔庄宗可谓百战得中原之地，然而守文之道可谓懵然矣。终日沈饮，听郑、卫之声与胡乐合奏，自昏彻旦，谓之舌帐。半酣之后，置畎酒篦，沈醉<身矢>弓，至夜不已。招箭者但以物系银器，言其中的。与俳优辈结十弟兄。每略与近臣商议事，必传语伶人，叙相见迟晚之由。纵兵出猎，涉旬不返，于优倡猱杂之中，复自矜写《春秋》，不知当时刑政何如也。’”苏易简书于《时政》曰：“上自潜跃以来，多详延故老，问以前代兴废之由，铭之于心，以为鉴戒。”上来数事，皆史传不载，秉笔之臣，得以纪录焉。
唐《日历》正（正字犯仁宗嫌名）观十年十月，诏始用黄麻纸写诏敕。又曰：上元三年闰三月戊子敕：“制敕施行，既为永式，比用白纸，多有虫蠹，自今已后，尚书省颁下诸司、及州下县，宜并用黄纸。”（《魏志》：刘放、孙资劝明帝召司马宣王，帝纳其言。即以黄纸令放作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