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開皇十三年五月癸亥詔，人間有撰集國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絶。自是以來，私家撰史之風漸息。唐初官家修史，於是有晉、梁、陳、北齊、周、隋諸史之作。李延壽躬與其役，退而撰《南北史》上之，是爲通史，性質略異。當時文學批評之論，皆于此數史中窺之。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德棻言于高祖曰：“近代都無正史，梁、陳及齊，猶有文籍，周、隋遭大業離亂，多有遺闕，當今耳目猶接，尚有可憑，如更十數年後，恐事迹湮没，如臣愚見，並請修之。”詔下數年，竟不能就。貞觀三年，太宗敕德棻與岑文本修《周史》，李百藥修《齊史》，姚思廉修《梁》《陳史》，魏徵修《隋史》，與房玄齡總監其事。當時所稱爲《五代史記》者也。諸人中唯姚思廉貞觀二年起功，多於諸史一年，餘皆貞觀三年創造，至十八年方就。其中十志出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等手，至高宗時始就，編入《隋書》，其實别行。又貞觀十八年，玄齡與褚遂良受詔重撰《晉書》，太宗自著四論，總題曰御撰。又《史通》稱顯慶中，符璽郎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于隋，合一百八十篇，號《南北史》。總斯以論，《梁書》《陳書》，起功最先，其次《北齊書》《周書》《隋書》，其次新撰《晉書》，最後《南北史》，至於作者則以北人居多，南人領史事者姚思廉一人而已。
姚思廉父察，陳吏部尚書，嘗修梁、陳二史未就，臨終令思廉續成其志。唐貞觀三年，思廉受詔與魏徵同撰梁、陳二史，徵雖裁其總論，其編次筆削，皆思廉之功也。《梁書·文學傳》，述姚察之言作贊，大旨謂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至《陳書·文學傳叙》則云：
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並日月。大則憲章典謨，裨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
贊曰：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
思廉本爲南人，故論述文學，妙推性靈，言及梁簡文帝，亦不過稱其“時以輕華爲累”。至於其餘諸史，論調皆異，考其原因，不外二途。一則梁、陳覆亡，近在眉睫，遂謂文章爲人禍福。昔荀卿謂亂世之文匿而采，《詩序》亦稱亡國之音哀以思，得斯兩語，奉爲科律，遂輕於醜詆，此蔽於聯想之謬者一也。次則，隋人代周，唐人代隋，自許朔土，薄彼南人，故譏彈梁、陳，嘲弄徐、庾，此蔽于方域之見者又一也。雖以魏徵、令狐德棻、李百藥、李延壽之才識博通，皆爲偏見所蔽，惜哉。
李百藥《北齊書·文苑傳叙》，首稱“文之所起，情發於中”，次言文章之成，或本天資，或出學力，語皆平實。及其評論南北朝文學，則言：
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宫，刑乎流俗，雜惉滯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爰逮武平，政乖時蠹，唯藻思之美，雅道猶存，履柔順以成文，蒙大難而能正。原夫兩朝叔世，俱肆淫聲，而齊氏變風，屬諸弦管，梁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並爲亡國之音，而應變不殊，感物或異。何哉？蓋隨君上之情欲也。
《舊唐書·令狐德棻傳》稱魏徵修《隋史》；《徵傳》則稱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其《隋史·叙論》，皆徵所作。按徵有《梁論》，稱簡文帝“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靡，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持論已可概見。其《隋書·文學傳叙》云：
江左宫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争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閑，其文匿而采，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于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每念斫雕爲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以人廢言也。
南北對舉之論，此篇言之最詳，然鄙薄蕭梁，動稱輕險，則李百藥、魏徵、令狐德棻三人之論，如出一手。《周書·王褒庾信傳贊》云：
子山之文，發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于鄭、衛。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信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德棻之詆子山，可稱不遺餘力，然詞賦罪人之語，豈可曰平。至其尚論文章，頗有折衷之言，如云：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詩賦與奏議異畛，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旨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代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秘奥，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焕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以上所述，五史之論已盡。李延壽《南北史》，本合諸史而成，《南史·文苑傳序》，首采《陳書》，次采《梁書》，間加補輯，不及百字。《北史·文苑傳序》，首采《周書》，次《北齊書》，次更采《周書》，而以《隋書》終之，所補輯者亦不過百字。延壽之書，原以通史爲體，不諱抄撮，其中論議，既出自他人，不待繁述。
《晉書》之成，在五史後，文采工麗，于諸史中特異。《文苑傳序》謂：“當塗基命，文宗鬱起，三祖叶其高韻，七子分其麗則，《翰林》總其菁華，《典論》詳其藻絢，彬蔚之美，競爽當年，獨彼陳王，思風遒舉，備乎典奥，懸諸日月。及金行纂極，文雅斯盛，張載擅銘山之美，陸機挺焚研之奇，藩夏連輝，頡頏名輩，並綜采繁縟，杼軸清英，窮廣内之青編，緝平臺之麗曲。”此言于魏、晉之文學，略述一斑。《文苑傳贊》則歷述諸家，加以詮評，語涉繁碎，今兹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