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李武曾論文書
僕自季夏與武曾別，舟行無事，每誦武曾送行之文，雖未即方駕乎古人，其於今之為古文辭者，固已不侔矣。日月逾邁，易夏而冬，知武曾近所造就，當有十倍曩昔者。然僕竊感古之君子，往往以離群索居為過，蓋切劘者寡，則怠心乘之，又恐武曾以僕之去，復置古文於不講也。故輒陳近日所得，冀武曾垂聽焉。
僕之將遊大同也，筮之，得明夷之“既濟”，文曰：“箕子之明夷，利貞。”私念昔之聖賢，文明柔順，蒙難而克正其志，以之用晦而明，天殆欲嗇我遇，以昌我文，未可知也。既至大同，閉戶兩月，深原古作者所由得，與今之所由失，嘿然以疑，憬然以悔，然後知進學之必有本，而文章不離乎經術也。西京之文，惟董仲舒、劉向經術最純，故其文最爾雅。彼揚雄之徒，品行自詭於聖人，務掇奇字以自矜，尚安知所謂文哉！魏晉以降，學者不本經術，惟浮誇是務。文運之厄數百年，賴昌黎韓氏，始倡聖賢之學，而歐陽氏王氏、曾氏繼之，二劉氏、三蘇氏羽翼之，莫不原本經術，故能橫絕一世。蓋文章之壞，至唐始反其正，至宋而始醇。宋人之文，亦猶唐人之詩，學者舍是，不能得師也。北宋之文，惟蘇明允雜出乎縱橫之說，故其文在諸家中為最下。南宋之文，惟朱元晦以窮理盡性之學出之，故其文在諸家中最醇，學者於此可以得其概矣。
以武曾之才，正不必博搜元和以前之文，但取有宋諸家，合以元之郝氏經、虞氏集、揭氏傒斯、戴氏表元、陳氏旅、吳氏師道、黃氏溍、吳氏萊，明之寧海方氏孝孺、餘姚王氏守仁、晉江王氏慎中、武進唐氏順之、昆山歸氏有光、諸家之文、遊泳而繹之。而又稽之六經，以正其源；考之史，以正其事；本之性命之理，俾不惑於百家二氏之說，以正其學。如是而文猶不工，有是理哉？惟怠心乘之，役於妻子衣食，而輟置不講，則其害有不可言者。然吾黨處貧賤不堪之境，尤當以艱貞自勵，不可自夷其明，此箕子所以處明夷之道也。武曾聞之，以為然邪，否邪？
相去四千里，信問實難，人旋之日，幸賜報命，並示近制，以補區區之不及，幸甚幸甚。
○與查韜荒弟書
與韜荒別六月矣，前行至長洲時，曾寓書左右，以古文辭相勖。不審別後進德修業，能直詣古人堂奧否？
文章之難，古今不數，僕頻年以來，馳驅道途，幸不後君子之教。然自商丘侯朝宗，南昌王於一二子之外，其合於作者蓋寡。二子又未盡其蘊以死，僕誠痛之。比來京師，五方之人，操翰管而高視者，何啻百計，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況夫與古人方駕者哉！既又自念天之所以與我者，未嘗有靳，己則自棄，而厚望於人，非大惑歟？由是日取六經、諸史及唐宋元明諸家之文讀之，惘然若有所遺亡，而恍乎其有得也。雖未敢遽附乎作者，其於二子之文，蓋或庶幾焉及之。所可憾者，與韜荒相去四千里，無從討論得失，不知是非果有當於作者否也。
《記》曰：“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韜荒方在壯年，又樂於取友，吾黨之士，可語者不乏，相觀而善，以底於成，則惟韜荒是賴。夫天之生才，非必千里一賢，百里一士，棋布而星羅之。蓋嘗聚於一境之內，孔門四科，遠者惟言子一人，其餘類皆齊魯宋衛之士，而廬陵、南豐、臨川，近在數百里之內，至眉山蘇氏，乃萃於一門。韜荒在吾黨，試與二三子相勉無倦，士貴立志，志既立而業不成，未之聞也。然後各出其言，務勿戾於聖賢，而有裨世教，使吾黨之文，振起一境之內，豈不盛哉。
其言之不怍，恃韜荒之助我也。
○與高念祖論詩書
京師苦寒，念祖無恙。伏承手教，再四諄諄，以詩律下問，念祖年齊於僕，而謙以自牧若此。又處客途窮乏之時，饑寒奔走，無一足以動其心，惟風雅之是務，是豈當世之士所能冀及者。故輒陳萬一之得於左右，惟高明擇之。
僕之於詩，非有良師執友為之指誨也。蓋嘗反覆求之，其始若瞽之無相，倀倀乎墜於淵谷而不知，如是者十年，不敢自逸。然後古人若引我於周行，而作者之意，庶幾其遇之矣。《書》曰：“《詩》言志。”《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古之君子，其歡愉悲憤之思感於中，發之為詩，今所存三百五篇，有美有刺，皆詩之不可已者也。夫惟出於不可已，故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後之君子誦之，世治之汙隆，政事之得失，皆可考見。故不學者比之牆面，學者斯授之以政，使於四方，蓋詩之為教如此。
魏晉而下，指詩為緣情之作，專以綺靡為事，一出乎閨房兒女子之思，而無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遺，惡在其為詩也？
唐之世二百年，詩稱極盛，然其間作者，類多長於賦景，而略於言志，其狀草木鳥獸甚工，顧於事父事君之際，或闕焉不講。惟杜子美之詩，其出之也有本，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歟？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論者或詆其時非天寶，事異唐代，而強效子美之憂時。嗟乎！武宗之時，何時哉？使二子安於耽樂，而不知憂患，則其詩雖不作可也。
今世之為詩者，或漫無所感於中，惟用之往來酬酢之際，僕嘗病之，以為有賦而無比興，有頌而無風雅，其長篇排律，聲愈高而曲愈下，辭未終而意已盡。四始六義闕焉，而猶謂之詩，此則僕之所不識也。而念祖以未能工此為慮，是何足道哉！比得念祖所為述祖德詩諷詠數過，深有合乎古人恭儉好禮廉靜疏達之義，此非有本者不能為也。而又謙以自牧，無一足以動其心，其進於古也不難耳。
僕自至大同，未嘗為詩，辱索新詩，無以報命，謹錄雜文六首，冀念祖教其不及，幸甚幸甚。廣平之行何日，與念祖同舟而來，中忽相失，不禁悢悢也。
○報李天生書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勖，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為歌詩，皆必傳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也。
文章之本，期於載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於麟為北，而道思應德熙甫數子為南乎？僕少時為文，好規仿古人字句，頗類於麟之體。既而大悔，以為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契乎韓、歐陽、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數子也。
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之，視僕之所為，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速。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強足下以所不為，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為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尚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禮》曰：“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適萬里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焉，以為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層崖峻嶺，雖極於嵩、華、恒、岱之巔，我未見其能達也已。文之不能載道，何以異此？僕之深契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古人而神明之，勿規仿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心，而不為虛發，將足下所謂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途哉？
慺慺之誠，忘其愚蒙，而辨說於左右，冀足下亮之而已。
○與顧寧人書
太原客館，兩辱賜書，贈以長律二百言，久未得報。去夏過代州，遇翁山天生，道足下盛稱僕古文辭，謂出朝宗、於一之上。僕之於文，譬猶秋蟬候蛩，僅能遠去穢滓，以自鳴其風露焉爾。夫人所尚不同，則文亦異焉。足下謂僕之文，異乎二子可也，而豈遂過之與？亟欲就見足下，自訟其短，既至京師，而足下已去，見所撰《詩本音》，謂三百篇無葉韻。自僕思之，聖人復起，豈有易於足下之所云乎？繼見足下《與武子書》，論苓字音義之訛，證以《簡兮》、《采苓》之詩，且廣引《定之方中》、《盧令》、《車轔》諸篇。凡零、令等字，悉當讀若鄰。足下之用心，可謂勤矣。然僕竊有疑焉，《采苓》之詩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釋者謂苓，蘦也，今甘草是也。而枚乘曰：“蔓草芳苓。”李善注《文選》以為：“苓，古蓮字。”僕因是悟向者箋釋之誤。蓋苓之為蓮，猶夫茄之為荷爾。蓮，水花也，而采於山巔，五沃之土產蓮。而首陽至瘠之地，正以喻人言之不足信也，而鄭氏以為首陽山之上信有苓矣，豈不謬哉！揚雄之頌趙充國也，曰：“明靈維宣，戎有先靈。”而《漢書》金城有令居郡，則零令等字，古之人類讀若憐，而非鄰矣。夫鄰之與憐，其音雖通，然亦不可不辨。
聞足下將攜是書，刻之淮上，故以是聞於左右。僕之言本無足采，足下試因其言而詳繹焉，亦未必無小補也。
○報汪苕文戶部書
彝尊不敏，言行不足取重鄉里，比來京師平生交遊，惡其姓名之賤，至有患難相援，懿親相目者，登其堂或避匿不出。而執事無一言之介，揖諸坐客之右，有請必見，規我以道德，繩我以文章，此昔人所謂知己也。遂忘其勢分之隔，而遽以所生之墓銘為請，執事不拒，纚纚數百言，述先人之行義甚備，且以子厚、永叔二子為喻。彝尊受而讀之，始而慚，既以感，泫然不知涕洟之被面也。
古之葬者，書賵於方，書遣於策，後乃納之以銘。銘之作，必其文辭之工，卓然可傳於後，庶足遺其子孫，而信之百世。近代不然，往往就爵位相次者，列其名以為榮，不復計辭之工否。故公孤之葬，不乞銘於卿大夫，卿大夫之葬，不乞銘於士，則夫士之不得志以歿，欲求卿大夫一言以誌其墓，抑又難矣。往先曾祖賜葬日，其神道碑，例當請之宰輔。是時閹寺擅政，正人皆已去國，在位者率非其人，由是神道之碑闕焉。至先大父卒，亦未克表其墓。自執事銘及先人，而上及於先曾祖，先大父，幽潛之德，廉慎之節，皆於執事之文信之。是則執事一援筆而推賜及於數世，向之所謂難者，請之執事，而遂得焉。信夫道德文章之交，其異乎流俗者相萬也。
辱諭書法，敬聞命矣。竊更有請者，先母唐，家本華亭，考諱允恭，官石屏知州，生平毅然不惑神鬼佛老之說，有君子之守。祖文恪公，萬歷十四年賜進士第一人，以禮部侍郎掌翰林院事，卒贈尚書，予諡。匪特朝有正人之目，所著《家訓》，東南巨室，以為圭臬。其地閥官世，例得書，顧執事略焉，願得附書之，不勝幸甚。
○報周青士書
久不得足下書，客自京師郵致一通，發函誦之，喜溢顏面。至及交道之薄，抑何言之悲也。足下平居急人患難，至稱貸益之。自僕里居時，已有竊笑足下之愚者。今坐困若是，恒人之情，方益誚訕之不置，又誰援足下於阨者邪？雖然，足下其無患，孔子曰：“富而能及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矧足下昔未嘗富，而皇皇以及人為念，天雖欲長貧足下，得乎？足下但肆力文章，勿以貧賤戚戚。
來教云：“吾黨數人，漂轉四方，天自、韜荒、武曾，類皆有所遇合。”而聽聞之謬，謂僕以古文辭傾動一時，比之不龜手之藥，其業則均，而洴澼洸封侯有異。則僕誠有所未安，僕頻年以來，馳逐萬里，歷遊貴人之幕，豈非饑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尚得謂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娛，苟非其道義，不敢出。今則徇人之指，為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異。乃代人之悲喜，而強效其歌哭，其有肖焉否邪？古之工於此者，莫若陳琳、阮瑀。工而多者，莫若劉穆之。然傳於今者特少。則以當時雖歎其工，而之三人者，終未慊於心。以為不足傳，而棄之者多也。至徐幹懷文抱質，有箕山之志，自出其文為《中論》，傳世最久，儒者取焉。然則欲文之工，未若家居肆志者之獨得矣。
足下方登古人之壇場而左右之，於以裂土封侯，蓋無不可。若僕者，乃所謂洴澼洸焉爾。與足下別六年，未得歸，聞足下困阨不能救，私心負疚無已。束修之入，聊分銖兩，為卒歲之需。傳天自已歸，足下試取酒飲之，告以鄙言，則不特為足下勉之而已。
○答孫侍郎書
昨酒間以玉劍相示，彝尊疑不能決，歸而中夜輾轉，思古經籍所載，未之或聞，疑古琰圭之屬，因作《釋圭》一篇以獻。先生不罪其妄，賜之手教甚溫，殆孔子有取狂簡之遺。且赧且悚，欲默而不言，慮無以答循誘之盛心，故敢復奏記於左右。
來教云：圭下不應有一孔。考鄭康成注《周禮》，謂以組穿聯六玉，溝彖之中，以斂屍。賈公彥疏其義，則云：六玉兩頭皆有孔，又於兩孔之間為溝渠，於溝之兩畔稍高為眉彖。而圭亦在六玉之中，則其有孔，不足異也。
來教又云：元人大朝會，陳玉斧於酒海前，斧亦殷時物。斧可玉，則劍亦可玉。夫彝尊之致辨非劍者，以玉劍之未見於經也。若玉斧，則《記》有之矣。《明堂位》曰：“朱幹玉戚”注以為戚斧也。《春秋傳》曰：“戚鉞鬯。”詩曰：“干戈戚揚”釋者以戚為斧，以揚為鉞，蓋其大小異名。則元人所陳，正《記》之所云玉戚是已。
彝尊不學，狃於章句，六經之所無者，不敢蘧定其有。伏惟先生深思好古，當世博物之君子，無以逾焉，願更聞玉劍之義，俾小子知所裁，勿令釋圭之言貽笑於世，斯幸甚矣。
○與越辰六書
《七發》廣陵之曲江，即浙江。曲與折，義均也。故其詞曰：“弭節伍子之山，通厲骨母之場。”注以為骨母，胥母之訛也。《水經注》：浙江水流兩山之間，江川急浚，兼濤水晝夜再來，至二月八月最高。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海水上潮，江水逆流，似神而非，於是處焉。”其詮釋最確。曾鞏序《鑒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而錢塘郭外，有廣陵侯廟迄今猶存。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於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又元至正元年，省試《羅刹江賦》，試者三千人，獨錢惟善以錢塘江為曲江，遂聞於時，號曲江居士，載記歷歷可證。顧世人以廣陵二字，遂誣曲江在揚州，指城東小水以實之，可笑也。比見足下榜門，書廣陵濤字，流俗相沿，無足怪，特不宜誤自足下，故以奉聞，惟垂察。
○與魏善伯書
叔子至，述足下甚賞鄙文，貽以刻集。為僕序集唐詞，褒譽太過，不敢當。僕延跂足下久，意得把手揚州，不謂溯江徑返。然古人相知，有交深謀面之前者，不在合並之速也。方今作者，寥寥可數，足下弟昆父子，各出其文相雄長，盛矣。而足下才多，無所不有。雖然，名之所指，毀易歸焉。故立言尤不可不慎。
伏讀集中《正韻竊取》一卷。僕不能無規於足下。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登之《聲類》、呂靜之《韻集》是已。外此，周研、張諒、段弘、王該、李槩、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三四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於《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庫書目》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為章程者，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為《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以還，行《禮部韻略》。紹興間，毛晃之《增韻》出，《廣韻》久而漸廢。蓋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中，平水劉淵，始並為一百七韻，曰《壬子新刊禮部韻略》。足下所見，今世所存，特劉氏之韻爾。顧目為沈氏書，加以詬詆，其毋乃重誣古人矣乎？
僕以為韻之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吞”、“恩”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內有“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於“魂”，“吞”、“恩”歸於“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屬殷部。足下試取杜甫詩誦之，凡“勤”、“斤”字，寧與真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廣，如真至仙，為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於韻之本位，豪厘不爽。通，則臨文不至牽率，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有妄男子於此，取古詩書篇什，悉以己意紊之，或見而恚，遂力詆伏生、毛公之非，可不可也？且韻書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蓋寡。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爾。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纂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范陽（盧思道），或家狄道（辛德源），或家河東（薛道衡），或家頓丘（李若），或家臨沂（顏之推），及沛（劉臻），類北方之學者。黃公紹失考，謂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妄也。至《正韻》成，樂（韶鳳）、宋（濂）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詆北人之書為舌蠻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詬厲南人，何哉？僕非敢好為排擊也，以足下愛我，無以報，願附諍友之義，望足下亟改正。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寄譚十一兄左羽書
江生自昌平至，述十一兄比來頗有不豫之色。叩其故，則以賢主人好音樂，延吳下歌板師，所進食單，恒倍主客之奉，思辭之歸，弟以為不足介意也。
昔者孔子以燔肉不至行，穆生以醴酒不設去。則以先至後不至，先設後不設，是謂禮貌衰，則去之。去之固宜已。在《易•同人》之象曰：“君子以類族辨物。”蓋物各有族，在人類而辨之，君子惟自審其分處焉，斯無不自得矣。不觀夫昏者乎？娶妻而納采、儷皮、純帛可也。至於買妾，有費百金者，若欲落營妓之籍，非千金不可。其流愈下，其直益高。《禮》固有以少為貴者，且歌板師之教曲，在兄未適館以前，主人既置之別館，不與共席。每食但與兄偕，則能類族辨物矣。食單之豐，譬諸以魚飼狸，以肉喂犬，於兄何損焉？孟子有言：“飲食之人，則人賤之。”兄若引去，不知者將以兄為飲食之人，其可哉。故特附書左右，惟垂聽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