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館上總裁第一書
彝尊來自田間，學無師法，一旦入著作之庭，備員纂史，受命以來，憢々惴惴。伏念史尚三長，而不有其一，何以克副厥任？猶幸有閣下總率之，可以無恐。今開局逾月矣，顧未見體例頒示，竊有所陳，造門者再。未值歸沐之暇，敢奏記於左右。
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班固《書》無世家而有後戚傳，已不同於司馬氏矣。范蔚宗《書》無表、誌，後人因取司馬彪《續漢書誌》以為誌，又不同於班氏矣。蓋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故漢之光武，唐之孝明，宋之真宗，皆嘗行封禪之禮，作史者不必效史遷而述《封禪》之書也。德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九莖之芝，不絕於世，作史者不必效北魏、南齊而述《符瑞》之誌也。此誌之不相沿襲也。班史第《古今人表》，上及於皇初。歐陽子紀《宰相世系》，下逮於子姓。遼之《遊幸》、金之《交聘》，他史無同焉者，此表之不相沿襲也。《史記》列傳有滑稽、日者，《五代》有家人、義兒、伶官；宋有道學，他史無之，此傳之不相沿襲也。至若皇後一也，尊之則附於帝紀，抑之則冠於臣傳。公主一也，或為之傳，或為之表。釋老一也，或為之誌，或為之傳。餘如天文、五行，或分為二。職官、氏族，或合為一。然則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
明三百年事有創見者，建文之遜國革除，長陵之靖難，裕陵之奪門，宜何以書？躋興獻王於廟，存之則為無統，去之則沒其實，宜何以書？誌河渠者前史第載通塞利害而已，明則必兼漕運言之，而又有江防海防，禦倭之術，宜何以書？誌刑法者，前史第陳律令格式而已，明則必兼廠衛詔獄廷杖晰之，宜何以書？若夫誌地理，則安南之郡縣，朵顏之三衛，曾入圖版，旋復棄之，又藩封之建置，衛所之參錯，宜何以書？至於土司之承襲，順者有勤王之舉，反側者興征討之師。入之地誌，則不能詳其事，入之官制則不能著其人，宜何以書？凡此皆體例之當先定者也。又魏、定、黔、成、英、臨淮諸國，衍聖一公，咸與明相終始。則世家不可不立，惟是張道陵之後顏受世祿，奉朝請，於義何居？然竟置不錄，難乎免於闕漏，宜何以書？此亦體例之宜審量者也。
蓋作史者，必先定其例，發其凡，而後一代之事，可無紕謬。彝尊不敏，粗舉大綱，伏希閣下不遺葑菲之末，而垂采焉，示之體例，俾秉筆者有典式。譬諸大匠作室，必先誨以規矩，然後引繩運斤，經營揆度，崇庳修廣，始可無失尺寸也矣。惟閣下垂察，幸甚幸甚。
○史館上總裁第二書
日者上書簽室，以作史宜先示體例，閣下不罪其戇，闕門相見，有晬其容，語以史館先務，無妨盡言。閣下之量，可謂以虛受人矣。彝尊嘿而不陳，何以答閣下之慰誨，乃復破墨伸紙，載布腹心，冀閣下垂采。
史館急務，莫先聚書。漢之陳農，唐之李嘉祐，明之歐陽佑、黃盅、危於幰、呂復，前代率命采書之官，括圖籍於天下。矧明史一代之典，三百年之事跡，詎可止據《實錄》一書，遂成信史也邪？明之藏書，玉牒寶訓，貯皇史宬。四方上於朝者，貯文淵閣。故事，刑部恤刑，行人奉使還，必納書於庫，以是各有書目。而萬曆中，輔臣諭大理寺副孫能傳，中書舍人張萱等，校理遺籍，閣中故書，十亡六七。然地誌具存，著於錄者，尚三千餘冊，閣下試訪之所司，請於朝，未必不可得。又同館六十人，類皆勤學洽聞之士，必能記憶所閱之書，凡可資采獲者，俾各疏所有，捆載入都，儲於邸舍，互相考索。然後開列館中所未有文集、奏議、圖經、傳記，以及碑銘、誌碣之屬，編為一目。或仿漢唐明之遣使，或牒京尹守道，十四布政使司。力為蒐集，上之史館，其文其事，皎然可尋，於以采撰編次，本末具備，成一代之完書，不大愉快哉。
昔者元修宋、遼、金《史》，袁桷列狀，請搜訪遺書，自實錄、正史而外，雜編野紀，可資證援參考者，一一分疏其目，具有條理。語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閣下其留意焉。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采書之議，閣下既信鄙言行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考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紛呈列傳稿於掌記。館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元史》纂修，不過六七月告成，具稿宜速，此則彝尊之所不識也。
昔干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誌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於誌寧等則授之以誌；孔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鑒》，先編叢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至四丈，截為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復，是史家之遺法也。
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為《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為《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為《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歷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誌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爾。其文蕪，其體散，其人重復。既有速不台矣，而又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又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杭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為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遊皇城入之《禮樂誌》，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褘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汸、陳基、胡翰、貝瓊、高啟、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
伏惟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為期，亟止同館諸君，勿遽呈稿。先就館中所有群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瓜區而芋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冊。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為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刪削，卷成一篇，呈之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稿焉，夕當更。此呈一稿焉，彼或異。若築室於道，聚訟於庭，糠<麥廣>雜揉，嵌罅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
《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誌傳，書出兩手，吳縝猶起而糾其繆。況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稿，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劉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易視之，幸少寬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牽率，必改圖焉。仿貞觀治平之遺法，而後可爾。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彝尊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善之辭，擬稿三卷，業上之史館矣。昨睹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稿，書法相違。彝尊愚暗，匪敢露才揚己，暴人之短。惟是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為有，故敢述其所聞，復上書於閣下。
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逾月而訃至燕，燕王抵淮安，敕令歸國。斯《太祖實錄》，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卻還，當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廢為庶人。是冬，齊王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為護衛。迨齊王之入燕，且益懼焉。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陛不拜，致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一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譬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深入坎窞陷阱之中，縛之一二獵夫力爾，雖至愚者勿為，而謂智慮絕人之燕王為之乎？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誰實遣之？薑清《秘史》據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為來朝之驗，似若可征。然稽之《實錄》，靖難師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為？”帝曰：“吾異日渡江，即入京見吾親，比為奸惡所禍，不渡此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爾。”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已。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即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
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既葬以天子，未有不為之置陵守塚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爾。矧孝陵渴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
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塔，謂是建文帝墳，此尤無據。彝尊嘗登房山，山隅有亂塔寺，瘞僧骨不可數計。繞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塔，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為異。而乃誣為建文帝墓，既云不封不樹矣，其誰復立石為表？不足信三也。
《從亡隨筆》稱太祖預貯紅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鎖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濟為帝祝髮，既扶帝出聚寶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不足信四也。
《致身錄》帝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啟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即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之境，為景先者，持鐵棒啟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
建文帝既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邪？”答曰：“便十族奈何？”因並其弟子友朋為一族戮之，此則三家村夫子之說矣。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九峰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為九，其實本宗一族爾。迨秦漢誅及三族，則兼逮母妻之黨，村夫子不知九族尚輕，三族為最酷，而造為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母妻之族，而遽株及於弟子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無如宋仲珩、王孟縕、仲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皆為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縉先卒，其餘當日咸不及於難。緝其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
《實錄》，文皇既入，即收孝孺，旋執泰子澄至闕，同磔於市。所榜奸黨二十五人，鄭賜、黃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官，棄職遠避，朱寧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少卿胡閏，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外遣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飼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
萬曆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付史館，竊疑是點竄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四海心一”語，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
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為傅會，不足信九也。
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雪庵僧，東湖樵夫。潔其身，隱其名姓，據傳聞以書，奚而不可。乃憑轉輪殿鼠齧餘冊，一一實之，不足信十也。
《文皇實錄》載壬午歲七月，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鈍、應天府尹薛正言，分往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奏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病卒於澤州公廨。初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為北兵縛置布囊，夾以兩馬，舁至京。後使安南回滇，遇建文帝，慚憤吞金死也。況震直之卒，忠誠伯茹撰神道碑可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
至若因楊行祥事而移之楊應能，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二也。因史仲彬之名而造為《致身錄》，久而附益之，錢受之駁之矣，不足信十三也。
世之論者，以革除靖難之事，載諸《實錄》者，皆曲筆，無寧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遜國諸書，往往以黎丘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為實，以偽亂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惑，曉然開諭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澄鑒，不宣。
○史館上總裁第五書
昨過高齋，值閣下他出，閽者延客坐，案有閣下手疏史目，蓋體例初稿，取而誦之，有《儒林傳》，又有《道學傳》。閣下講明正學，探洛閩之淵源，欲為道學立傳，固宜。然彝尊竊以為不必也。
傳《儒林》者，自司馬氏、班氏以來，史家循而不改。逮宋王唲，撰《東都事略》，更名《儒學》，而以周、張、二程子入之。元修《宋史》，始以《儒林》、《道學》析而為兩。言經術者入之儒林，言性理者別之為道學。又以同乎洛閩者進之《道學》。異者，置之《儒林》。其意若以經術為粗，而性理為密。朱子為正學，而楊陸為岐塗，默寓軒輊進退予奪之權，比於《春秋》之義。然六經者，治世之大法，致君堯舜之術，不外是焉。學者從而修明之，傳心之要，會極之理，範圍曲成之道，未嘗不備。故《儒林》足以包《道學》，《道學》不可以統《儒林》。夫多文之謂儒，特立之謂儒，以道得民之謂儒，區別古今之謂儒，通天地人之謂儒，儒之為義大矣，非有遜讓於道學也。且明之諸儒，講洛閩之學者，河東薛文清公而外，寥寥數人。薛公立傳，當在宰輔之列，今取餘子標為道學。上不足擬周程張朱，下不敵儒林之盛。則莫若合而為一，於篇中詳敘源流所自，覽者可以意得，此彝尊前書所云體例不必沿襲者也。狂簡之言，不知所裁，惟閣下審擇之。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彝尊自入史館，受閣下知己之言，忘其檮昧，屢奏記於三席。顧念同館諸君，授之以簡，初無質難，而獨一新進，聒聒於左右，難乎免於躁人之譏。然有不容己於言者，敢再陳之。
國史者，公天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間，非信史矣。明自萬曆間，顧、高諸君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向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門入者分鑣而馳，遷染之塗既殊，相爭如水火。當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
大抵小人之交無所不比，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時，晏殊為相，范仲淹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輔政者矣。及趙元昊叛，仲淹主調發，弼不主調發。衍是弼議，殊是仲淹議，若不相能者然。既而退朝，語笑無間。唯其是非同異一出於公，故能成慶曆之治。
東林之君子則不然，一言之合則以為同道，而信之終身；一言之乖則斥為匪人，懷惡而不復親比。居田間者遙制朝柄，而庠序之士立文社應之，轉相慕襲，膠結而不可解。異議者一發而不勝，乃樹援以為敵。久而假宦寺之權，以禍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惡過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韓諸老，和而不同，群而不黨，寧有是哉？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為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為偽。
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勝道者已。彝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勵，中立無黨，以禮部左侍郎攝本部尚書事，請冊立東宮，公私疏凡七十上，流傳者二十餘篇存之史館。其言最切直者《劾鄭國泰》，大指謂明外戚不預政事，冊立匪國泰所宜言。當時貴妃親懿，咸為側目，其後冊立旨下，儀注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且上言，國朝冊立東宮，無謁謝貴妃四拜之禮，宣德嘉靖舊儀，與今有別。故《實錄》特書是年禮臣悉從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請。而郭文毅公遺先公書，以先公議禮疏訚訚侃侃，百折不回，比之中流砥柱。顧先公諸疏，世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吳人文秉撰《先撥誌始》一書，凡涉冊立事，纖悉具錄。獨於先公《劾國泰》，暨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籍也。秉為文肅公子，文肅中天啟壬戌進士第一人，是年先公實主會試。文肅固先公所取士也，雖淵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況與東林樹敵者乎？即此一家一事言之，黨人之是非，公乎不公，閣下可以審察矣。
彝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間者也。區區之誠，以南董望閣下，冀裁擇焉。
○史館上總裁第七書
《明史》成書，莫難於萬曆之後，稗官踳駁，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禎一朝，無《實錄》依據，尤難措手。日者閣下選同館六人，先纂《長編》，可謂得其要矣。
長編成於李燾，其旨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故國史官文書而外，家錄、野紀，靡不鉤索質驗，旁互而參審焉。無妨眾說並陳，草創討論，而會於一。今則止據十七年《邸報》，綴其月日，是非何以明？同異何以別？掛一而漏萬，失燾之體例矣。家錄、野紀，雖未足盡憑，然亦當錯綜詮次，而後是非不可揜，本末具見。閣下奚不取諸史館四方所上之書，凡涉崇禎朝事，俾纂修者一一穿聯之？
又是時朝中朋黨，堅不可化，封疆將帥，率以愛憎廢置，而賢不肖無分焉。若袁崇煥之死，錢龍錫之獲罪，負天下之至冤，而黨人恨不食其肉。非睹《太宗實錄》，何由知計出於反間乎？蓋以本朝檔子，合之崇禎《邸報》，遠不相蒙，是必兼聽並觀，而後可審其功罪。
至於甲申寇難，朝野相傳，謂懿安皇後不死。然《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啟皇後張氏於昌平州，足以洗其冤矣。他若莊烈湣皇帝之諡，定自本朝。而野紀紛紜，或書思宗烈皇帝，或書毅宗烈皇帝，或書威宗烈皇帝，或書懷宗端皇帝，宜以後定之諡大書簡端者也。又甲申殉難諸臣，俱經錫諡，應特書於傳後。而內官從死者，或云王之臣，或云王之心，或云王之後，其實則王承恩，章皇帝有諭祭文，此明征矣。又莆田王公家彥，以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亦死甲申之難，見聞者無異辭。乃順治九年，章皇帝軫念殉國諸臣，特命禮部錫諡易名二十五人。而典禮者獨遺王公不與諡，豈非闕典也與？
側聞順治二三年，各省巡撫，題報崇禎間死事諸臣。方之野紀，當得其實，亦宜分年書之。閣下奚不請於朝，暫假文皇帝、章皇帝兩朝《實錄》，亟令史館監生，謄一副本，庶纂修者，得以參詳同異，而不失之偏，此非小補也。不然，以宜書者不書，是編出，覽者將謂識大識小無一具焉，可不深慮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