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气节
气节是我国固有的道德标准，现代还用着这个标准来衡量人们的行为，主要的是所谓读 书人或士人的立身处世之道。但这似乎只在中年一代如此，青年代倒像不大理会这种传统的 标准，他们在用着正在建立的新的标准，也可以叫做新的尺度。中年代一般的接受这传统， 青年代却不理会它，这种脱节的现象是这种变的时代或动乱时代常有的。因此就引不起什么 讨论。直到近年，冯雪峰先生才将这标准这传统作为问题提出，加以分析和批判：这是在他 的《乡风与市风》那本杂文集里。
冯先生指出“士节”的两种典型：一是忠臣，一是清高之士。他说后者往往因为脱离了 现实，成为“为节而节”的虚无主义者，结果往往会变了节。他却又说“士节”是对人生的 一种坚定的态度，是个人意志独立的表现。因此也可以成就接近人民的叛逆者或革命家，但 是这种人物的造就或完成，只有在后来的时代，例如我们的时代。冯先生的分析，笔者大体 同意；对这个问题笔者近来也常常加以思索，现在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也许可以补充冯先 生所没有说到的。
气和节似乎原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意念。《左传》上有“一鼓作气”的话，是说战斗的。 后来所谓“士气”就是这个气，也就是“斗志”；这个“士”指的是武士。孟子提倡的“浩 然之气”，似乎就是这个气的转变与扩充。他说“至大至刚”，说“养勇”，都是带有战斗 性的。“浩然之气”是“集义所生”，“义”就是“有理”或“公道”。后来所谓“义 气”，意思要狭隘些，可也算是“浩然之气”的分支。现在我们常说的“正义感”，虽然特 别强调现实，似乎也还可以算是跟“浩然之气”联系着的。至于文天祥所歌咏的“正气”， 更显然跟“浩然之气”一脉相承。不过在笔者看来两者却并不完全相同，文氏似乎在强调那 消极的节。
节的意念也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左传》里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的话。古代 注重礼乐，乐的精神是“和”，礼的精神是“节”。礼乐是贵族生活的手段，也可以说是目 的。
他们要定等级，明分际，要有稳固的社会秩序，所以要“节”，但是他们要统治，要上 统下，所以也要“和”。礼以“节”为主，可也得跟“和”配合着；乐以“和”为主，可也 得跟“节”配合着。节跟和是相反相成的。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可以说所谓“圣达节”等 等的“节”，是从礼乐里引申出来成了行为的标准或做人的标准；而这个节其实也就是传统 的“中道”。按说“和”也是中道，不同的是“和”重在合，“节”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 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 偏向了“节”这个标准。在朝的要做忠臣。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 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 了。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 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忠 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 者。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我们常说志气，志是心之所向，可以在四方，可以在千里， 志和气是配合着的。节却是静的，不变的；所以要“守节”，要不“失节”。有时候节甚至 于是死的，死的节跟活的现实脱了榫，于是乎自命清高的人结果变了节，冯雪峰先生论到周 作人，就是眼前的例子。从统治阶级的立场看，“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臣到底是卫护着这 个阶级的，而清高之士消纳了叛逆者，也是有利于这个阶级的。所以宋朝人说“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原先说的是女人，后来也用来说士人，这正是统治阶级代言人的口气，但是也 表示着到了那时代士的个人地位的增高和责任的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