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长向团长别廖兹金少校询问“6-1”号楼房的情况：是不是最好把人从里面撤出来？
别廖兹金建议师长不要把人撤出，虽然楼房有被包围的危险。楼房里有对岸炮兵部队的观测点，可以提供有关敌人的重要情况。楼房里还有一个工兵排，可以阻止敌人坦克的运动。敌人在消灭这个据点以前，未必会发动总攻，他们的活动规律是大家都清楚的。只要能得到一定的支援，“6-1”号楼房可以支持很久，就可以打乱德国人的部署。因为联络人员只能在夜间难得的时刻到达被困的大楼，电话线又一直无法修复，所以最好派一名无线电报话员过去。
师长同意别廖兹金的意见。夜里政治指导员索什金带领一组士兵进入“6-1”号楼房，给楼房守卫者带去几箱子弹和手榴弹。同时，索什金还将一位报话员姑娘和从联络点弄来的一部报话机带到了“6-1”号楼房。
政治指导员天快亮时返回团部，说守卫队队长拒绝写书面汇报，他还说：“我们没工夫搞这些乱七八糟的文字玩意儿，我们要报吿就向德国佬报告。”
“反正他们那儿一切都跟别处不一样，”索什金说，“大家都怕这个格列科夫，他跟他们称兄道弟，横七竖八地躺在一起，他也在他们中间，他们称他‘你’，喊他的小名。团长同志，那不是一个排的军人，是一群乌合之众。”
别廖兹金摇着头问道：
“拒绝写汇报？这个粗野汉子！”
后来，团政委皮沃瓦罗夫谈起一些指挥员的游击作风。
别廖兹金心平气和地说：
“游击作风怎么啦？有主动性，有独立性，很好。我有时候就在幻想：顶好我也落进包围圈里，暂时摆脱一下这些烦琐的公文游戏。”
“恰好，现在又要玩公文游戏了，”皮沃瓦罗夫说，“您要写一份详细的报告，我去交给师政委。”
师部里把索什金报告的问题当做一件严肃的事情来对待。
师长吩咐皮沃瓦罗夫搞一份有关“6-1”号楼情况的详细报告，并且要扭转格列科夫的思想。师政委马上向集团军军委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汇报了这个政治思想上的严重问题。
对索什金报告的问题，集团军司令部比师里看得更为严重。师政委得到指示，要立即把被困的楼房里的问题抓一抓。担任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的旅级政委向担任前总政治部主任的师级政委写了紧急报告。
报话员姑娘卡佳·文格罗娃夜里进入“6-1”号楼。早晨，她来见这座楼的头头儿格列科夫。格列科夫一面听这个有点儿驼背的姑娘的报告，一面凝视着她那慌乱、胆怯，同时又带有嘲笑神气的眼睛。
她的嘴很大，嘴唇的血色很淡。格列科夫等了好几秒钟，没有回答她的问题：“我可以走吗？”
在这几秒钟里，在他的头脑里出现了一些与军事无关的想法：“真的，很漂亮……腿也很好看……她还怕呢……看样子，是个娇生惯养的姑娘。她有多大，顶多十八岁。我的小伙子们可别跟她乱搞……”
在格列科夫头脑里闪过的这些念头，到末了忽然变成这样的想法：“在这儿谁说了算，谁在这儿闹得德国佬晕头转向？”然后他回答她的问话：
“姑娘，您上哪儿去？就陪着您的报话机好啦。咱们有办法。”
他用手指头敲着报话机，侧眼看了看天上，德国轰炸机在天上吼叫着。
“您是莫斯科来的吧，姑娘？”他问道。
“是的。”她回答说。
“您请坐，我们这儿很随便，不讲究。”
姑娘朝一旁走去，碎砖块在她的靴子下面咯吱咯吱响着，阳光照在机枪筒上，照在格列科夫缴来的黑黑的手枪上。她蹲下来，看着堆在断墙脚下的军大衣。有一会儿她觉得很奇怪的是，这情景她怎么一点也不感到奇怪。她知道，对着墙豁口的机枪是“杰格佳廖夫”型的；知道缴获的“瓦尔德”式手枪弹夹里装八颗子弹，知道这种手枪发射力强，但准确性差；知道堆在角落里的大衣是死者留下的，知道死者都埋得不深，因为焦土气味中混杂着一种她已经闻惯了的气味。昨天夜里交给她的报话机跟她在科特卢班冈脚下使用的报话机差不多，接收刻度盘一样，开关也一样。她想起她在野外的时候，眼睛盯着电流表上蒙了尘土的玻璃，不住地撩着从船型军帽里溜出来的头发。
谁也不和她说话，这楼房里的狂暴而可怕的生活似乎跟她无关。但是在一个白头发的人（她从别人的话里知道他是迫击炮手）骂了几句脏话的时候，格列科夫便对他说：
“老爹，这像话吗？这儿有咱们的姑娘。说话要规矩点儿。”
卡佳打了一个寒噤，不是因为老头子的脏话，而是因为格列科夫的目光。
她感觉出来，虽然大家都不和她说话，可是她的到来，使楼房里气氛紧张了。似乎她的皮肤都感觉出周围的紧张气氛。即使在俯冲轰炸机啸叫，炸弹在很近的地方爆炸，碎砖乱飞的时候，这种气氛依然存在。
她对轰炸，对炮弹片的啸声总算有点儿习惯了，不怎么慌张了。可是她在感到男人们火辣辣地盯着她时产生的感觉，依然常常使她心慌意乱。昨天傍晚电话员姑娘们就可怜起她来，说：“哎呀，你到那里面才可怕呢！”
夜里，一名通信员把她带到团部。在这儿已经特别感到敌人的接近、生命的脆弱。人似乎成了极容易打碎的东西，这会儿还在，过一会儿就没有了。
团长很伤心地摇了摇头，说：
“怎么能把孩子们送到前线来？”
过一会儿，他说：
“别怕，好孩子，如果有什么情况，就通过报话机直接向我报告。”
他说这话的语调那样和善，那样亲热，卡佳听了差点儿掉下泪来。
然后另一名通信员把她带到营部。那儿在放留声机，红头发的营长请卡佳喝酒，并且请她在《中国小夜曲》的乐曲声中和他一起跳舞。营里有一种恐怖的气氛，卡佳觉得，营长喝酒不是为了快活，而是为了压一压承受不了的恐怖，忘记自己像玻璃一样易碎。
这会儿，她坐在“6-1”号楼里一堆碎砖上，不知为什么并不感到恐怖，而是在想着自己童话般美好的战前生活。
被困在楼房里的官兵显得特别坚定，有信心，他们这种信心很能感染人。著名的医生、轧钢车间的熟练工人，剪裁贵重呢料的剪裁师，救火队员，在黑板前讲课的老教师，都有这种令人心安的自信。
战前，卡佳觉得自己注定要过不幸的生活。战前，她认为女伴们坐公共汽车是摆阔气。她觉得就连平民饭馆里走出来的都是很不平常的人，有时她跟在从平民饭馆里涌出来的人群后面，听他们说话。有一次她放学后回到家里，很得意地对妈妈说：
“你可知道今天怎么啦，同学请我喝果汁汽水，真正的果汁，味道就像真正的黑醋栗。”
妈妈每月工资四百卢布，扣除所得税和文化税，扣除建设公债，她们靠剩下的几个钱生活是很不容易的。她们不添置新东西，把旧衣服改了穿，邻居们凑钱雇女工玛露霞打扫公用的地方，她家不参加，轮到她家打扫的日子，卡佳就擦地板，倒垃圾桶。她家的牛奶不请人送，而是到国营商店去取，每天要排很长时间的队，但这样每月可以节省六卢布；有时国营商店不供应牛奶，卡佳妈妈傍晚时候就到市场去买，卖牛奶的因为急着要赶火车，卖的价钱比早晨便宜，几乎和国家的价钱一样。她们从来不坐公共汽车，因为票价太贵，有时如果要走很远的路，她们就坐电车。卡佳也不上理发馆，妈妈自己给她理发。衣服当然都是自己洗，用的电灯也很不亮，只比公用场地的电灯多少亮一点点儿。她们做饭要做够三天吃的。她们一般都是用菜汤下饭，有时候素油炒饭，有一次卡佳喝了三碟子菜汤，就说：“嘿，今天我家吃三个菜了。”
妈妈不提她们跟爸爸在一起时是怎样生活的，那时候的事卡佳已经不记得了。只是有时候，妈妈的好友薇拉·德米特里耶芙娜看到她们母女做饭，会说一句：“啊，我们当年也有过好日子。”
可是妈妈一听就生气，所以她们过去究竟怎么样，薇拉·德米特里耶芙娜也不多说。
有一次卡佳在衣柜里发现爸爸的一张照片。她是第一次在照片上看到他的面孔，好像有人悄悄告诉她什么，她马上就明白了，这是她爸爸。照片背面写着：“莉达：我生在穷家，我们相亲相爱，死而无怨。”她什么也没有对妈妈说，但是放学回来，常常拿出照片，对着爸爸那黑黑的，她觉得似乎很忧伤的眼睛看上很久。
有一天她问：
“现在爸爸在哪儿？”
妈妈说：
“不知道。”
等到卡佳要参军了，妈妈才第一次跟她谈起爸爸，卡佳才知道爸爸在一九三七年被捕，知道他再婚的事。
她们一夜没有睡，谈了一夜。什么都谈。一向善于隐忍的妈妈跟女儿谈了丈夫怎样把她抛弃，谈她怎么嫉妒，怎样受辱、受欺负，谈她的爱、她的怜惜心。卡佳感到十分惊讶：人的心灵世界竟有这样广大，相形之下，轰轰烈烈的战争简直算不上什么了。早晨，她向妈妈告别。妈妈把卡佳的头搂到自己怀里，把背包给她套到两肩上。卡佳说：
“妈妈，我也是生在穷家，我们相亲相爱，死而无怨……”
后来妈妈轻轻推了推她的肩膀，说：
“该走啦，卡佳，走吧。”
于是卡佳走了，就跟此时此刻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和成年人一样，她离开了妈妈，离开了家，也许从此不再回来，也许回来已成了永远告别了自己的不幸而可爱的童年时代的另一个人。这会儿她在斯大林格勒，跟这座楼里的头头儿格列科夫坐在一起，望着他的大头，望着他的厚嘴唇和阴沉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