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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良性关系的严肃与深刻性，就需要两性感情的“处女性”。但当这种感情的纯洁性被破坏的时候，纵然我们的性欲生活还是丰富多样的，然而最为本质的东西——“不能没有的东西”——就欠缺了。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肉体的处女或处子是恋爱的先提条件。对男人而言，像唐·璜[1]那样的人也是有可能保持感情上的处女性的。对于女人来说，“不忠诚好比恶浪，不断袭来的恶浪，会使妻子的船搁浅”；就连对自己的身份“引以为耻”的游女，也是“随时必须接待客人，自身命运如朝露，却在阴暗处悄悄地寻找着自己的爱”[2]。这种真诚之爱的获得，已经为江户时代公娼制度高价的实验所证明。因而可以说，真正的恋爱所必须的，并不是肉体的处女性，而是两性感情上的处女性，存在于两性生活中的最神秘之处。这种真正的爱体现得越鲜明，人就越是以淫荡为耻；越是痛恨卖笑生涯，也就越是尊重肉体的处女性。无论唐·璜还是妓女，他们都会感到这种惭愧和悔恨，也证明了两性感情中处女性的存在或者复活。
只要没有深刻的内心矛盾，只要容忍人身的买卖，就会在两性感情中缺失最为本质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放纵本身、卖笑本身，在逻辑上说是与两性感情的处女性相矛盾的。何况在制度上公开允许卖淫的存在，无疑就会损害国民的两性上的纯洁，忽视两性的处女性，怂恿放荡无耻的行径。江户时代在这个意义上的道德的堕落，在以感情表现为使命的文艺作品中，得到了清楚的表现。江户文艺的大部分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不能作为通用的教育教养的作品资料了，而其中最值得警惕的，就是恋爱观的低劣这一点。现在我们面对的新的课题，就是从“性欲之美化”的角度，转向对其堕落的性质与过程的考察。
但是，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把性的堕落的责任完全归咎于公娼制度。毋宁说公娼制度是上一代人性放纵的结果，是性堕落的征候。这就好比是从朽木上长出来的一种菌类，会使得木头加速腐朽。大凡作为历史形成的要素而言，个人及社会制度会让自然之势推进、转化，或者逆转，从而开辟意想不到的新局面。对这种可能性的研究，历史学家做得还不够；反过来说，个人与团体的事业也会做到这一点，或者会为此确定方向、奠定基础，无论他愿意不愿意，其事业都有决定历史及社会大势的意义，而人们对这一点的认识也同样不足。
愤世之士太宰春台就是一个例子，他曾慨叹“丰后节”的流行，写道：“自净琉璃流行以来直至今日，江户男女淫奔者不知其数。到了元文年间[3]，士大夫家庭不用说，就连达官贵人，或与女子私通，或者妻室出轨，亲属中奸通之类的行径不胜枚举，实为淫乐之灾。”正德、享保年间，从“一中节”中产生了“丰后节”，这里面包含了怎样的时代要求？到了文元年间得以流行于江户，是如何适应了江户人的精神状态？太宰春台对这些问题没有任何触及。因而他尽管怀有愤世嫉俗之士的见识和热情，但其历史认识还是相当片面的。这种片面性中的最可悲的一点，就是他不去试图直面并引导当前的社会现象，而是将精力浪费在站在外围加以抨击诅咒上。当然，这类慷慨激愤之词，是针对当时社会而产生的偏狭而又锐利的观察，也对社会意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然而，我们今天已经离江户时代很远，无法对它产生诅咒愤懑之情了，而且无论我们如何叫骂，也无法唤起墓地中的那个世界了。因而我们在这里需要做的，就是对历史的因果关系进行冷静的分析考察，并与现代的社会问题联系起来。
公娼的设置，即按照资本主义逻辑设立妓院并准许团体营业的制度，逐渐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这种无可阻挡的社会势力面前，日本人性生活与随之产生的两性感情处于怎样的状态呢？对这个问题，要追溯到织田丰臣时代、战国时代、室町时代、镰仓时代、平安时代、奈良时代以及更早的时代，是很遥远的。我们现在将这种追溯限定在战国时代以后，并大体做一点考察。我们首先会看到，在僧人和武士中间的“众道”（同性恋）的流行是具有悠久渊源的；其次，不可忽略的是，京畿地区官方允许的游廓早在上一个时代就存在了。后者到了江户时代，已经与普通的平民文化融为一体了。前者在这个时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很明显了，这从江户时代初期产生的“好色文学”中有了“男色物”这一种类就足可想象。伴随这种风俗而产生的性行为的无耻，已经在上一个时代发展得很严重了，在江户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也能够举出很多例证。最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山崎宗鉴的作品。他是山崎近江佐佐木氏的后裔，而且本身也有立过一定的战功，在七十五岁的时候（享禄天文年间）编撰了题为《犬筑波集》的俳谐集（参见《日本俳书大系·贞门俳谐集》解说），值得一读。这位充满野性的武士、这位豪放洒脱的俳谐师（或者就他本身看来他只是长短句编辑者），对人们的性生活（特别是“众道”生活）做了极为露骨的描写。其中有：“还没能融为一体，像夫妻那样，等待夜晚到来。”“父母从缝隙中偷窥，真没大人样，干扰合欢之夜。”这种世相图，还算是格调不太低的、能够示人的部分。集子中作品不仅仅描写了人们的性生活，而且对大自然也做了带有情色意味的观察。“春风摇荡，松枝上，挂着阴囊”之类，还有写顺着水鸟的绒毛往下滴落的水珠，都带有“众道”的色彩。不过，把如此之类的描写径直解释为性的堕落，似乎也并不完全妥当。不如说它们与《十日谈》和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相关段落的描写相类似，表现出了一种带有原始气息的性的粗野和无耻。在这里，玩味性生活并加以滑稽化的倾向已经初露端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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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睡笑》一书，是净土宗僧人安乐庵策传应当时的著名判官、京都所司代[4]板仓重宗的意思写出并持赠的滑稽小故事集。在该书的写本上有重宗写的一段题跋：“元和元年间，安乐庵应命讲述，颇有意趣，为便于保存，特记录整理成册，一两年后，所得达八册。为防散佚，特题跋于此。”据此可知，该书大约是在江户城开设妓院街之前不久就编好了，正值京都的六条柳町妓院鼎盛的时期。书中的故事是在诸侯面前讲述、为诸侯的爱好而收集编写的，由此可见当时的上流社会是如何地包容并喜欢滑稽故事了。总体上看，该书没有后来的落语[5]那样的浓厚的色情意味，还是较为自然、健康和不假雕饰的。但是关于“众道”的内容，在八卷中有一卷（特别是卷六）有不少。
《醒睡笑》中几乎没有涉及游女的故事。这是因为其中的许多笑话并非基于当时的普通的社会生活吗？还是因为这些笑话是僧侣讲给诸侯听的，所以不能太下流吗？两方面的理由可能都有。但从书中不难看出，就“众道”而言，在当时上流的武士社会中，那已经是家常便饭的事情了。当这种性的无耻转而运用于女色方面的时候，官方允许开设妓院就一点也不足为怪了。从这一背景来看，似乎可以说，在江户设立公娼是整顿风纪的第一阶段，至少体现了努力使风纪得以改善的一种主观愿望。然而事实上却导致了鼓励性道德加速堕落的结果。人的智慧是何等的浅薄，真是无可奈何。
不过，说公娼制度事实上鼓励了性堕落，这一点还需要加一些解释。公娼的设立基于性的无耻，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无耻可以自然而然地变本加厉地发展。本来，公娼制度必须起到对卖淫现象加以限制的作用。但在这之前，在人们的伦理中已经有了放任私娼的想法，虽说如此，但还为了对它加以限制而予以集中，而正是因为加以集中，使它的吸引力成倍增加了。在旧吉原街刚开放的时候，那些市井的男人是多么好奇、多么兴奋，我们可以在上文（第154页）引用过的《东海道名胜记》的相关章节中看得出来。
游里的诱惑引发了男人玫瑰色的梦，使他们心旌动摇。于是买春便作为一种行为习惯而影响到一般社会。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男人们的心比以前更为放纵和无耻，根据相关文艺作品的描写来判断，情况却恰恰相反。在从前的无耻之上笼罩了一层羞涩的影子。这种羞涩固然并没有征服无耻，却使得这种无耻的生活带上了微妙的、被文化修饰了的色彩。一般而言，随着伦理意识的进步，好色便失掉了以前的那种自然与本色，而逐渐地有了一种自觉意识。伴随着意识的分裂，男人看到了有必要为好色寻求一种理论根据，于是这一点增加了在感觉上的细腻程度，同时在意识态度上也越来越趋向于趣味性的、赏玩的了。一言以蔽之，内心仍然觉得无耻，于是就更加感到有必要加以更多的装饰美化。于是，起初的“无耻”便被“堕落”这个词置换了。而“堕落”这个词又可以置换为“颓废”，这是显而易见的。好色，在本质上就是感到无耻，而又加以辩解，使其变成细腻夸张的装腔作势和充满技巧的行为。随着这样的好色进一步明显地发展，那种悲伤、绝望、赤裸裸的恋爱，就和基于性堕落的“通人”的文艺渐行渐远了。不过，只要我们现在把江户时代的性堕落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那么这种狭义上的恋爱文艺就是不可忽略的。
为了考察“通人文艺”，我想应该顺着上文的线索，对《醒睡笑》之后的笑话、落语之类加以考察。后来的这些笑话，其滑稽趣味背后并非都有着情色的成分。若从绘画的“整体色调”这一意义上说，这些色情笑话作品的整体色调，则是不符合事实的夸张。不过，说色情的题材日益增多，描写逐渐细腻，处理方式也更加变态，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篇幅短小的滑稽文学，以滑稽趣味为中心，一下子抖出事物中的矛盾，然后很快加以解决，从而形成一个“噱头”，是其通常的自然的套路。而发展到落语这种形式，则更强调诙谐打趣，也是不足为怪的，只是落语更善于运用噱头，力图使语言、事件、生活场景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于是，随着时世推移，情色的成分作为一种刺激性描写不仅运用于故事情节中，而且靠噱头的使用，更加突显、更加令人炫目了。
贞享、元禄年间，京都有露之五郎兵卫，大阪有米泽彦八，江户有鹿野武左卫门，将滑稽笑话更为普及化。他们的表演舞台已经不是所司代的府邸，而是四条河原、生玉辻、中桥光小路等地方的铺着席子的小戏棚。从当时的相关文献资料可以看出，这三个人得到了当时市井民众的极大好评。其中，五郎兵卫的《露之话》、彦八的《滑稽御前男》等，大体上继承了《醒睡笑》的旧风，没有什么新颖之处。后来在落语发源地江户鹿野产生的《鹿之卷笔》中，色情的题材受到特别的偏爱，作者主要是依靠自己的主观机智制造出滑稽效果，与《醒睡笑》中从客观世界中自然体现出滑稽的那种“逸话”风格，完全是两种不同的路径。在那里，“色之初”这一人生中原本最严肃的东西，却被他们在最龌龊的意义上理解为语源上的“湿漉漉”。与人生的“世间行住坐卧”等各方面加以比较，他们坚持认为色道是“最紧要的快道”。我这里只想举出一个相对不是那么龌龊的故事的梗概。故事的主人公是家住南绀屋町二号街的侍奉一个浪人的乡下人，是“一个名唤作藏的做事谨慎小心的而又没有经验的长男”，他带着乡下口音，有些话叫人听不太懂。有一天附近有火灾，他爬上屋顶，一边看火势一边说：“哎呀，这、这成何体统嘛！就在我眼皮底下嘛！”又说，“太太呀，您要小心啊，那大火呀，说话间就要烧过来啦！”这种滑稽故事不仅龌龊，而且不自然。在男女听众面前说出这种话来，就可以想象当时人们的羞耻心已经麻痹到何种程度了。
转眼间到了宽政年间，那么被称为“落语中兴之祖”的谈洲楼焉马的落语风格又如何呢？到了他那里，落语的噱头在形式上已经成熟完备了。故事情节也相应地有了跌宕起伏，像此后产生的长篇落语，不再为了造成滑稽效果而使故事不必要地绕弯子来逗引听众，而是把它压缩到必要的程度、减少到必要的长度，而且噱头的构成也颇为用心讲究了。但是，在落语整体趋向爽快洗练的同时，情色的因素也更带有刺激性、更富有技巧地被运用起来。或是露骨的表现，或是委婉的表达，总之像《鹿之卷笔》那样的拙劣表现不再出现了。我们从今人编辑的《开卷百笑》中挑出两三个故事来看。其中有《岁暮、年市》一篇，把剧院后台管澡堂的人喊出来，模仿净琉璃曲调，把裸体的演员的体态加以描述；《女式轿子》讲的是雪夜里抬着女式轿子带客人去吉原街，轿夫光说话，却不往前走，乘客怒喝道：“喂！快往前走啊！”轿夫却回敬：“走才是傻瓜呢！”《高尾》一篇说的是为了给足利兼公做法事，请人在河川上放焰火，没想到名妓高尾却出现在河堤上，诉说自己死后被变成焰火的恼恨。这些落语中有一些内容甚为猥亵，有一些噱头十分厚颜无耻，以致在这里难以引用。当然，后两篇还算是不太过分。这些作品都创造了一个空想的、不可能存在的梦幻世界，最后一下子甩出了最为颓废的“哏”，使人感到了一种梦幻世界的滑稽感。然而这些又不具备对现实的卑琐世界加以超越的功能。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男女，一大半恐怕看不出其中的滑稽趣味了，但看不懂倒是幸事。假如读者不幸看懂了其中的意思，只要他还保持灵魂的纯洁，恐怕第一反应就是脸红吧。但是接着，他们的笑马上就会收住而皱起眉头来。如果对其中的滑稽抱有同感，那就首先必须使自己的灵魂污浊化。《鹿之笔卷》中的作藏的故事，即便作藏那个人灵魂并不是特别肮脏，只是一个性格上有些猥琐的人，那么他的故事也许还有一点搞笑的价值。然而，面对《高尾》和《女式轿子》那样的段子，假如不是完全丧失了情感的处女性的人，是不会笑出来的。这种笑是堕入地狱的笑。至此，江户时代性的堕落的征候终于暴露出来了。
假如一定要在上述的《开卷百笑》中，引用一段作为例子的话，我想不妨引用与我们现在的论题没有直接关系，但带有通常的苦涩味的一个段落。其中的《百夜车》（水鱼亭鲁石作）的短段子，整体上看并不是上乘之作，但在噱头的使用和讽刺性上，是全书中最引人注目的，如下：
从前，一个著名的美人叫小野小町，其和歌也广为人知。但那时还没有恋爱的对象。有一位深草少将对她无限倾心，无论是雨夜还是雪夜都不停地给她写信，在车的踏台上也写，写了九十九夜，然而仍然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于是就不想活了，女佣们知道了这一情况，就去小町那里，说深草少将快不行了。小町听罢，就叫出了用人，出了家门，直奔少将而去。
结尾落实在此处，相当简练，也充满着清醒的理智色彩。然而，当这种清醒的理智与内心的无耻相结合，并运用于色情题材的时候，便产生了上述的颓废的滑稽文学。江户时代的性的颓废，大都是在性堕落中朝着一种特殊方向的堕落。决定着这种特殊方向的根源，不能仅仅从公娼制度本身（以及其中所包含着的性的无耻）去寻找。那么，主要的原因到底要到哪里去寻找呢？在这个问题上，江户时代的儒学思想认为应该把卖淫及其责任加以区分，以下我们将开始对这个问题加以考察。
注释
[1] 唐·璜：西欧古老传说中的风流浪子，在莫里哀的戏剧、莫扎特的歌剧和拜伦的长诗《唐·璜》都有描写。
[2] 出典英一蝶《松之叶》（元禄十年刊）第三卷十五。
[3] 元文年间：1736—1741年间。
[4] 所司代：官称。江户时代设在京都，处理有关朝廷事物及近畿地方民政、诉讼、监察等事务的官员。
[5] 落语：日本传统曲艺的一种，由一个演员面对听众讲述滑稽故事，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