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运动；伊拉斯谟
在上一讲里，我们从文艺复兴时期发展出来的两大教育思潮中择取其一进行了讨论，也就是在拉伯雷作品中表现得最典型的那股潮流。他不同于其他所有人的地方就在于，他所渴求的那种理想具有巨人般的豪迈性格。他所传递出的那种对于生活的渴望，既饱含激情，又丰富多采。他所渴求的那种人，身上拥有的力量，拥有的每一种力量，似乎都会发展到我们在注视芸芸众生时无法想象的那种程度。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将人性解放出来，因为它已经被矫揉造作的教育限制得很狭隘，需要在各个方面大大扩展。但是，这其中有一项特别的才能超出其他所有才能之上，是我们必须尽力操习和颂扬的，因为这种才能最突出地体现了我们身上所具备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认知才能，也就是对于各种形式的知识的能力。除非人尽可能地拓展自己的知识王国，除非他将自己的自觉意识拓展到包容下整个世界，否则他就不能真正地实现自己的自然本性。理智在欢欣之中发现自己占有了真理，只有在这种欢欣当中，他才能享受到真正的、绝对的快乐。他应当从知识的醺醉所带来的欢娱之中，寻求至福的境界。当然，对于这种观念，我们乍听起来，不禁会认为它纯属空想，是拉伯雷的想象力自得其乐的诗意狂想。但是，我们逐渐看出，我们在这里所探讨的这种人，与单个人有可能包括的一切大为不同，是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各色人等总合一身，他渴望这种理想，竭力要去实现它。我们很快便会看到，当时的人们念兹在兹的并不只有这一种理想，但它确实萦绕着整个时代，也肯定折射出那个时代的一项主要特征。
如果说有什么人确实是遵照这种伦理生活，用这套教育理论来教育自己，那就是拉伯雷自己。他远不是在构建什么虚幻的东西，那套理论只不过是概括了他给予自己的那种教育。他借高康大之口建议庞大固埃应该学习的所有语言，他自己也都已经掌握了。他为自己的博学激动不已，他知道所有关于古代已知的东西，一直到细枝末节。他既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法律顾问，又是一位考古学家，还是一位神学家；所有这些都还不算，他还属于第一批尝试解剖实验的人之一。最后一点，他在说起那个时代的种种技艺、交易和体操的时候，明显表现出他无所不能。 注167 而他也并非唯一展现出如此多才多艺的人。就拿拉缪来说，在人类的学问中也有好些门分支，他不仅了如指掌，而且还写出了具有相当学术水准的著述。尽管他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但同时也是一位辩证法学家，雄心勃勃地想要用一种新式的辩证法来取代经院哲学的辩证法。作为一位文法学家，他自己就写过一部拉丁文法，一部希腊文法，以及一部法语文法。甚至在一百年后，兰塞洛特 注168 还对他的希腊文法大加赞赏。他对拼写法进行了合理化的改良。他是自己时代最前沿的数学家之一。他论述了自然科学中的光学和天文学，试图用一种关于自然的科学取代中世纪的抽象思辨，虽说他对实验方法一窍不通。他还写了一本关于军事战术的书，《恺撒军事》（De militia Caesaris ），在相当长时间里都被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他不是法律和医学方面的专家，但也非常关注这些领域。最后，他还试图改造神学。 注169
但这些知识巨人，这些全人，首先得到意大利去找。他们最典型地体现了文艺复兴的一种特征。根据薄伽丘的说法，甚至早在但丁那个时候，就有人称他为诗人，有人称他为哲学家，还有人称他为神学家。这绝不是偶然的。任何人只要读过《神曲》，都一定会同意，“不管是在身体的世界里，还是在精神的世界里，对于几乎一切事物，他都进行过更深刻的洞察，用至高的权威表达过意见，即便有时他的意见只是寥寥数语”。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他是一位画坛高手，是位爱乐大师；他的诗中夹杂的那些对于他那个时代中种种艺术的评论，只有具备相当功力的人才能写得出来。 注170 而皮科（Pico della Mirandola）、达·芬奇、切利尼（Cellini），这些集建筑师、音乐家、画家和诗人于一身的多面手们，难道我们还要一一数来吗？
这些巨人当中最令人注目的一位，便是阿尔贝蒂。他于15世纪末去世，似乎已经将拉伯雷的理想转变成不折不扣的现实。“从孩童时代起，阿尔贝蒂就事事专擅，令人惊羡。人们都谈论着他那让人难以置信的兼具强健与灵巧的身手，据说他常常整个人从别人肩膀上一跃而过；在教堂里，他把一枚银币一直抛到拱穹顶；连最顽劣的野马也会在他胯下变得战战兢兢。”以上是关于身体的强壮与手工的灵巧。“迫于需要，他多年研读法律，直至最后精力不济。年迈之后，他认识到自己的记忆力已经衰退，但是他在精确科学方面的能力却未见有损。他决定投身物理与数学，不带偏见地考察五花八门的实用方法，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向各行各业的艺术家、科学家和手工艺人探问他们的诀窍和实验。”他建造了一间演示光学作用的暗室，这为他赢得了同时代人的景仰。科学方面就说这些。最后一点，“他自学了音乐，最后达到了连专业人士也都认可他的作品的水准……不仅如此，他还从事绘画和模塑，甚至可以凭借记忆，塑造出与原型惟妙惟肖的肖像画和半身胸像……除此之外，他的文学创作活动也是蔚为壮观：他有关整个艺术的著述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素材，见证了文艺复兴时期有关形式的研究，尤其是建筑领域的形式研究。再有便是他的拉丁散文创作，中短篇小说，其中有几篇被人们误以为出自古希腊罗马时期，还有些供人解颐的餐桌闲谈，以及感伤诗和田园诗……他有关伦理、哲学、历史的一些论著，他的对话集，他的诗歌，甚至还有纪念他的公爵的一篇葬礼演说”。 注171 这说明了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学识程度。他难道不就是庞大固埃和高康大的十足原型吗？
可以很肯定地说，拉伯雷的理想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那个时代的理想。他致力于通过教育创造的人，也就是他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自己也致力于成为的那种人。所以说，他的作品表达的并非一己之见，而是说出了他所处的整个世纪的主要渴望之一。不过，话说回来，当时寻求获得认可的理想并不只是这一种。同时还有另一种理想也正在走向前台。尽管从某些角度来看，它与第一种理想有所关联，但还是大有不同的。它反映出当时思想生活中一种相当不同的倾向。当我们发现，在同一个社会，同一段时刻，盛行着多种相互分歧甚至彼此冲突的潮流，我们不该为此感到惊讶。人们互相区分，其中一部分趋向一种方向，而其他的都趋向别处，这种情形不是常常出现的吗？而要说人群间的情况与个人间的情况有什么不同的话，这些分歧甚至矛盾可能在前者那里体现得更为严重。如果逢到时势转迁的关键时期，这些情况就更无法避免了。因此，16世纪无法始终如一地坚持单一的一种为其所独有的哲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我们现在打算来描绘第二种趋向，它在伊拉斯谟的作品里体现得淋漓尽致。我们也正可以从这里入手来分析这种趋向。诚然，伊拉斯谟不是一个法国人，而我们在此主要关注的也只是和我们自己国家类似的那种教育；但是，伊拉斯谟生活在法国，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年轻时曾是蒙太古学院的学生，即便撇开这些事实不谈，他的影响力也不太可能只局限在哪一个特定的国家里。他首先是一个欧洲人，他的影响力在法国和在他的祖国一样强大。因此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他有关教育方面的信念与宏愿，也是法国社会在这方面的信念与宏愿；在欧洲各主要社会里，这些信念与宏愿都有支持者。阐释这些信念与宏愿的主要是以下三部前后写成的作品：《反对野蛮人》（Anti barbaros ），猛烈抨击了经院式教育；《论男童德行与文学之童蒙教育需要》（DecLamatio de pueris ad virtutem ac litteras statim et liberaliter instituendis ，idque protinus a nativitate ），以及《论学习规划》（De ratione studii ）。 注172
读《论学习规划》的头几页，你很有可能会认为，初看起来，伊拉斯谟在追求一种与拉伯雷完全一样的理想。这是因为，伊拉斯谟也宣称同样一种理想，就是全面把握人类知识的总体。实际上，伊拉斯谟也确实是要求教师们广闻博识。根据他的说法，教师必须是通晓百事（omnia sciat necesse est）。他还写道：“就我而言，一个人只是专精于十位或十几位作家是不够的；相反，我要求他全面探究人类学说的整个领域，即知识全域（orbem doctrinae）；即便他只打算教授基础教育，我也希望他在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要一无所知。他依然应该学习作家们就每一话题、每一专门领域所说过的一切。首先让他读那些最好的东西，但对于他尚未有所探究的那些，也不能让他有任何的忽视，哪怕是其中最平庸的东西。”因此，他会研读哲学，最好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入手，通过圣奥古斯丁、金口约翰、圣巴西勒、圣安布罗斯和圣哲罗姆来研读神学， 注172a 从荷马和奥维德 注173 入手研读神话学，从梅拉、托勒密和普林尼的著述中研读宇宙志（作地理学理解； 注174 除此之外，还有天文学、历史学以及各种各样的自然科学。即使说他的天资不足以使他理解所有这些包罗万象的知识门类，他也至少必须把握每门学科中最基本的东西（而我们也知道，伊拉斯谟为别人规定的行为规范，自己也是身体力行的）。表面看来，他似乎也同样饱含着对于知识的渴求，对于学识的热忱，对于纯粹为理解而理解的渴望，这些我们在拉伯雷那里都已经有所领教。尽管如此，这两种学说之间的相似之处其实充其量不过是表面上的，因为生发出他们渴求的源泉完全不同。
首先，即使说要求教师占有这样广博的知识领域，也并不意味着他能够逐步将其传授给自己的学生，倒是等于说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不必急着这样做了。伊拉斯谟写道：“我充分认识到，要是将教师需要熟谙的所有知识门类一一列举出来，你会大皱眉头，指责我给学校老师压的担子也太重了；这倒也是公允之见。可是话说回来，如果我给一个人压的担子太重，那也只是为了减轻绝大多数人的担子。我想要说的是，为了不让每一个人都得去读所有的东西，就得让一个人去读所有的东西。”至于学生，他当然不需要熟悉所有的作者，而只需要熟悉其中精选出来的佼佼者。伊拉斯谟开出的名单并不很长：卢奇安、德谟斯提尼和希罗多德；阿里斯托芬、荷马和欧里庇得斯； 注175 希腊人就这么多了。特伦斯、普劳图斯的一些喜剧；维吉尔、贺拉斯、西塞罗、恺撒、萨卢斯特； 注176 说到拉丁作家，这些也是必不可少的。在学术必修课程的构建中体现出的这种限制，这种精益求精的筛选态度，与拉伯雷那些无所约束的要求形成鲜明的反差。显然，对于伊拉斯谟来说，知识并不能单凭其本身就成为善好的东西，成为至善，人人都应该竭尽全力去争取分享。这是因为，如果真是这样，学生就没有退路了。知识也就不是教育的目标，而沦为教师手上的一种单纯工具，他需要利用这种手段，以满足他应当致力的目标。可是，这个目标却在于别处。那么，这个目标又在何处？包含什么内容？
伊拉斯谟对这一目标的描述，最典型的体现在以下这段话中：“演讲才能第一”（orationis facultatem parare）。关键在于培养孩子的话语才能，理解一段演说的能力，不管这演说是口头发表的还是落成文字的。他所说的“演讲才能”，不单单是指通过正确使用语言来提出一种观念的技艺，而且还得让语言典雅、丰富、切题。这种技艺是一种思维分析的技艺，是尽可能好地把各种思维成分组织在一起，最重要的是要让它的表达形式合乎理想。一句话，这是一种说的技艺或者写的技艺。换句话说，我们首先需要操练和培养的技艺，就是使用语词的能力。在伊拉斯谟看来，这是一种至高的技艺，我们必须把它放在第一位来教给孩子们。他说：“当演说（oratio）中佳言警句层出不穷，流金叠翠，再没有什么比它更加壮美、更值得景仰了。”换句话说，我们最先需要实践和培养的才能，就是使用语词的能力。伊拉斯谟在《论学习规划》的开头特别指出了这一点。他写道：“知识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观念的形式，一种是语词的形式（rerum ac verborum）。而我们必须从语词开始（verborumprior）。”当然，他也加上一句，说观念的价值更大（rerum potior），但是我们稍后会看到，他这么说指的是什么意思；不管怎么说，可以肯定的是，就其本人来讲，言辞的教育必须贯穿整个青少年时期。在这一点上，比维斯的路线当然要比伊拉斯谟温和一些，但也认为，在15岁之前，教育应该只限于语言学习。因此，无论是对于比维斯还是对于伊拉斯谟，语言教学都成为首要的主题，成为教育中主要的知识学科。
这项目标一旦设定，也就带来了一整套新的教育理论。至于人们是如何说明这种目标的，我们待会儿就会看到。
要教会年轻人用一种纯正而典雅的风格写作，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尽可能亲近地沉浸在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中，让那些作品充当楷模，让持续的接触培养起他们的品味。而在16世纪，唯一符合这些条件的语言就是古典语言。所以，伊拉斯谟、比维斯以及其他那么多的人，才都会认为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重要性无出其右，从这些语言中可以看出思想养料的最高形式。
这种观念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创新，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早从中世纪开始，拉丁文就已经成为学术语言，甚至比此后的时期还要排斥其他语言。实际上，民族语言在各大学和学院里是完全禁止的；甚至不允许学生们用它来进行私下的谈话。与此相反，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教育家们却允许使用它，甚至可以用它来讲解课文。不过关键的差别还在于，经院哲学家们想都不曾想过要赋予拉丁语什么教育价值，他们只把它作为一种活语言来使用，便于来自各色民族的人们相互之间使用，但与口语没有什么根本差别。对他们来讲，拉丁文就像任何一种活语言一样，也应该会继续以这样一种方式演进，以便能够表达新的观念，适应新的需要。这是件挺自然的事情。所以，一旦有必要，他们会毫无顾忌地改变语言的形态，大胆引入许多新词新义，它们多少有些不合规范，但并不会令经院哲学家们感到震惊。相反，对于伊拉斯谟和比维斯来讲，这些变形几乎等于是对神圣的放肆亵渎，对文明的野蛮破坏。因为在他们看来，拉丁文不仅仅是一门方便实用的国际语言。他们认为，作为一种教学工具，拉丁文具有的价值无与伦比。由于拉丁文具备了这种作为文学标准语而被赋予的角色，所以，根据这些方面来看有权成为课堂讲授中的唯一语言，也就是最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文学标准性质的语言，换句话说，就是古典时代的拉丁语。只有这种语言能够实现人们对它的期待。因此，人们当然不允许它和普通生活掺和在一起，不允许它和普通生活一起演变。相反，它必须从普通生活中抽离出来，免受变迁的影响，将已经引入的所有歪曲和讹误统统清除，维护自奥古斯都时代前后就已经达到的纯正完美的状态。 注177 在这样一种不随时移而异的形式中凝结下来的，也就是从今往后应当如何教授拉丁文的方式。而我们现在真正探讨的拉丁文和中世纪的拉丁文已经大不相同，拉丁文第一次作为一种死语言进入教育。然而，正是这种死语言，据说是为在世的人们的思想发展树立了典范。
这就说明了学生们为什么不需要对所有的作者都熟悉，为什么编排得当的文选一册在手就已足够。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灌输给他大量芜杂的知识，而只是要培养他的品味。要实现这一点，关键不在于要他熟悉一大堆的作者，而在于应该让他刻苦精研这些作者中的佼佼者，所有那些可以充当他楷模的人物。因此，必须对这些作者做出筛选，有所甄别。而筛选他们的方法本身就表明了伊拉斯谟与拉伯雷的教育原则之间的巨大差异。拉伯雷所喜好的那些作者，也就是描述各种东西的知识片断的汇纂者，那些广闻博识的人。而现在被指定要做特别研究的作者，推荐的理由则是因为他们的文学价值：维吉尔、贺拉斯、荷马、欧里庇得斯。不错，教师本人的学识必须更加广博。但是，这种广博学识并非单凭其本身而成为善好之事，本身并不具有某种内在固有的价值，而只是因为教师需要它，以便有能力让他的学生们欣赏自己正为他们讲解的作品。这是因为，为了让学生们对作品中的文学价值做出回应，他们就首先得理解这些作品；而为了让他们理解这些作品，通晓整个古代文明就是对教师的基本要求。如果说教师必须了解神话，那并不是因为它有助于理解以往时代的宗教是如何构建起来的，而只不过是为了能够对那些作品中神话的作用相当重要的诗人做出阐释。如果说他需要对地理学有所研究，那是为了能够阅读历史学家的东西。如果说他需要阅读历史学家的东西，那又是因为几乎没有什么作家不会在某个地方讨论到历史事件。也是同样的原因，决定了他需要熟悉战争的技艺、耕作的技艺、知晓古代的烹饪、建筑和音乐。因此，博学远非以其自身为目的，而是缩减成通向另一种教育目的的手段：作为文学讲解的一种辅助。伊拉斯谟甚至明言，即使说我们必须研究自然界中的事物及其属性，那也不是为了理解它们，而是为了理解从它们那里得出的种种比喻、比较和文体辞格。
我们已经可以开始感觉到，这种新的教育理论与我们的中学里依然实施着的那种教育理论有多么接近，只是后者的形式略微中和，有所调整。但是，假如我们深入细节，其间的种种相似之处或许还会更加明显，更加重要。因为事实上，正是在伊拉斯谟和他的同时代人那里，出现了学术练习，其中有些还依然支撑着我们的课程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解文本。经院哲学家的那种“讲解”（expositio），主要目的还在于重新构建思维的逻辑发展，现在不再是这样一种“讲解”，而是一种评注，点明所考察的作品在美学上的长短优劣或者文学上的独特之处。人们认为教师要指出哪些地方表现出典雅的风格，指出哪些属于古旧用法，哪些又属于新词新义；他会点出哪些段落含糊不清或有待批评；他将所考察的篇章与同一作者的其他篇章相对照，或者与类似于该作者的另一作者的篇章相对照。几百年来，我们的修辞老师不一直在按照这样的方法教学么？如果学生遵照伊拉斯谟的建议，他甚至会悉心关注篇章中措辞、惯用语以及结构方式的起承转合——如果这些东西看起来特别值得模仿。此时出现的最早形式的词汇手册，直到将近二十年前修辞老师们还在使用。伊拉斯谟甚至亲自写了一本这方面的东西，题目叫《语词能力评议》（Commentarius de verborum copia ），这篇论著无非就是一部搜罗广博的词汇书，供未来的修辞教师们所用。
要想学会写作，不能光靠阅读，自己也得动笔。伊拉斯谟说，手握之笔就是写作技艺最棒的老师。这样就有了一种新型的练习：文体的练习，书面的作文，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在此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任何类似的东西。在中世纪的大学与学院里，学生们主动的功课只限于强记硬背和相互辩论。因为重要性完全在于内容，而根本不在于形式，因为观念本身据信就在三段论那非人身化的形式里流动着，所以他们不可能想到要创立一种文体方面的练习。一切都以口头的方式传播着。我们知道这种新的观念带来了怎样的进步，因为它迅速就到处接管，几乎没有给口头练习留下半点地盘。
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些练习的形式几乎都一直留存到现在。且不说翻译和作诗，我们还看到出现了严格意义上的作文，出现了记叙，阐发道德方面的某种主题，演说，还有信函。比如说，阿伽门农向墨涅拉俄斯做演说，劝他放弃复仇的渴求；墨涅拉俄斯向特洛伊人做演说，劝他们放弃海伦；西塞罗的一位友人致函西塞罗，劝他拒绝安东尼提出的各项条件；如此等等。就好像今天一样，设定了主题，就得同时给出一套多少具有实质性的论证，可以表明主要的观念是怎样发展出来的。伊拉斯谟并不是自己凭空发明出这种练习的，他这种观念是从利巴尼奥斯和塞涅卡之类的古代修辞学家、雄辩家那里借来的。 注178 他们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一直默默无闻，是16世纪将他们重新唤醒，赋予他们新的生命，而他们也以16世纪给予它们的那种形式，一直流传到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
整个这种观念，与经院哲学和拉伯雷都是相去甚远。对于中世纪也好，对于拉伯雷也好，教育的最高工具就是知识。当然，对于什么称得上是知识，两者各有各的观念。对于中世纪来说，知识就是思想上的比武大会，充满刀光剑影；而对于拉伯雷来说，它是一场丰盛奢华的欢宴，就连最旺盛的食欲也能得到满足。但是，对于两者来讲，需要练习和培养的都是理智，不管这种理智是被理解成知识的能力、理解的能力、博闻的能力还是推理的能力。而在伊拉斯谟看来，需要练习和培养的是自我表达的技艺，是文学的才能。当然，他并不完全排斥科学知识，但是他充其量也只把这种知识看作是次要的，只是附带提到它，作为教学的附属之物。实际上，他在给比维斯的一封信里写道，有关语言的知识是为更高等级的研究（graviores disciplinae）做准备。可是，这些高等的研究又落实在什么地方呢？他倒是不敢完全不让人去读《工具论》；学生如果已经接受了全面的文学教育，还是允许他转向《工具论》的。但是，他又建议到，不能在那上面太耗功夫。辩证法之所以能引起他的兴趣，只是因为能够有助于修辞和雄辩。数学也是这样，浅尝即可（degustate sat erit）。至于说到物理学，他也同样是心口不一：学生要是对这块领域的知识有所涉猎（nonnullus gustus），他也是挺满意的。他的《家庭对话》（Colloques familiers ）中有两篇谈到了物理学，从他讨论的方式可以明显看出，就他而言，这种知识除了有助于更进一步的文学研究，也就没有什么学习的价值了。出于自娱，他翻检出各种各样的虚幻传说，或者是以下这种问题：“我们脚下的对跖点的人，为什么不会掉到天上去？”
因此，我们在这里探讨的一种教育概念，与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探讨的那种教育概念大不相同。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事实上，文学被认为本身就是所有学科中最具教育作用的一种。首先是在文学中寻求塑造学生思维的手段。文学就此被赋予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和教育功用，并且如此长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舆论之中，对此我们又该如何说明？
我们已经指出，文艺复兴在道德上和思想上的重大革命的诸多起因当中，有一点便是公共财富与公共福利的增长。人变富了就会找出新的需要。奢侈之风的发展会使人的性格变得更为精致，更为温文尔雅，野蛮的攻击性也会少些。人们放弃了他们粗鄙的生活方式，结果，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浑然不觉道德与风俗上有何粗鄙之处，现在却变得让他们无法忍受了。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在他们当中生成了一种对于礼貌社会的品味，以及这个社会中那些优雅的礼仪、更为精致的消遣、更为矫饰的趣味。这是因为，在一个礼貌社会的环境里，个人自利的粗野至少会隐藏在一种普遍的相互同情之下，而人们也会生活在一个多少有些充满幻想的理想化生活当中，远离具体的生存现实，人们暂时将自己的视线从现实中移开，这样，思维就能够稍事休息，重新打点精神。
伊拉斯谟在多大程度上感受到这样的需要，就体现在他写的一本书上：《少年礼仪规矩》（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 ），具体的宗旨就是要教会孩子如何讲礼貌。他是那样地重视礼貌问题，以至把它作为教育的一项不可离弃的目标。人们第一次系统而深入地探讨这个问题，作为可以独立存在的一项特别话题。这证明了对于礼貌社会的品味才刚刚形成。不过在另一方面，这本小册子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也表明当时这种倾向是多么地普遍，表明它对人们只是含含糊糊意识到的一些渴求做出了回应。此书于1530年在巴塞尔首版，仅仅两年之后，就已经在伦敦重印。但它还是在法国最受赞誉，很快成为一本标准教科书。而从1537年开始，各种译本和仿作更是层出不穷。
拉伯雷也同样享有这样的情感。说到底，他为什么会对最初被委托来负责高康大教育的索邦老师们大加鞭挞呢？因为他们把高康大培养成了一条蠢汉，一个对社会交往浑浑噩噩的家伙，不知道怎样在社交场合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高康大的父亲看见自己的儿子确是用心读书……可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相反地，却变得疯疯傻傻，呆头呆脑，昏昏沉沉，糊里糊涂。”碰上社交场合，“高康大呢，所有的举动就是用帽子遮住脸，像一头母牛似的哭起来，谁也没法使他说出一句话来”。这个上不得台面的乡巴佬，土包子，就是旧式教育的产物。在拉伯雷笔下和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位年轻的小侍从，名叫爱德蒙，温文尔雅，礼仪得体，行止有度：“打扮得衣冠楚楚、整整齐齐、干干净净、落落大方，真是与其说是个小孩儿，毋宁说是个小天使。”当被邀请向高康大致意时，“爱德蒙……把帽子拿在手里，面目开朗、唇红齿白、目光镇定，以童稚的谦虚态度注视着高康大。他自己站得笔挺，开始对高康大又夸又赞……举手投足如此得体，吐字发音如此清晰，语调流转如此圆润，说的那一口拉丁文，词清句丽，纯正典雅，哪里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小娃子，简直是古代的什么格拉古、西塞罗或者伊米留斯了”。 注179 至于特来美修道院，如果不是有史以来设想出的最讲礼貌的社会，最优雅的社会，最精致的社会，那又是什么？在那里可以享受到的快乐，完全来自于不同的头脑在彼此的接触中，在相互的交谈中，在社交的维持中，所体验到的那些愉悦。
这个礼貌社会，也就是人们含含糊糊感受到的这种需要，其实并不需要从头营建或凭空设想。正是这一点让这些渴求变得有血有肉，指引着它们的方向，增强着它们的力量。从此，在人们的眼前，就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完好的成型实例，这就是贵族的世界。实际上，年轻骑士的成长环境与年轻的神职人员、未来的艺学业士大有不同。人们不教他辩证法，而是教他骑术、剑术、体操、舞蹈、声乐、音乐，教他怎样才能举止端庄，风度优雅，措辞不失礼数，交谈应对自如。他并不一定非得学习写作，但他一般都通几门外语，以及各种形式的史诗文学，从古代留赠给我们的那些开始。从中世纪以来，贵族的城堡与宫廷就成了优雅生活的中心，年轻人在那里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现在，由于公共财富分配上发生的变化，不同阶层之间的距离已经缩减，有闲阶级发现他们与贵族之间更为接近了，所以，他们也就很自然地会体验到一种欲望，要为自己，即根据自己的意愿仿效这种精致生活的样板，复制这样的生活；对于这样的生活，多少个世纪以来他们一直遥遥地景仰着，羡妒着，从不曾幻想有朝一日也会落到自己头上。
在当时的教育理论家脑子里，至少在他们当中某些人的脑子里，无疑是萦绕着这种贵族生活的理想。伊拉斯谟试图在他的《少年礼仪规矩》中推广的，正是这些宫廷礼仪举止。他在论文的一开始就提请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年轻的爱德蒙，作为新式教育的产物，是作为一个小侍从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而特来美修道院也不是一个由贵族男女组成的社会，在那里，知识的高贵与出身的高贵有着同样稳固的根基。只要想到思想上、心灵上的交谈所扮演的角色，说它称得上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爱人们的宫廷也不为过。
这种人们所渴求的目标又是如何实现的呢？人们又是如何学会摆脱自己身上的粗鲁和鄙俗的呢？他们雄心勃勃地渴求这种更加高贵的生存，而这又离不开那种精致的品味和纤细的敏锐；历史上所知的最有文化、最具修养、最讲文明的那些民族的精神传统，就体现在古典文学当中，我们今天还依然从那些作品里和这种精神特性相遇，除非浸淫在这些文学作品当中，否则，人们又如何学会掌握那种精致的品味和纤细的敏锐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古代人，尤其是他们的伟大作家们，很自然应当担负起教育的职责。如果我们期望对这种教育理论做出评价，也就是我们下一讲要做的工作，就一定要以此为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