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预防士兵们不断的叛变行动，皇帝们于是同他们所信任的人结合起来共同统治。戴克利先借口国事繁重，因而他规定永远应当有两个皇帝和两个恺撒来统治。他认为，既然有四支主要的军队归治理帝国的人们统率，它们就会相互畏惧；而其他的军队既然没有足够的力量企图使它们的领袖成为皇帝，它们就逐渐地不习惯于选举他了。最后，恺撒这一职位既然永远处于从属的地位，则四人分掌以便保证国家的安全的政权只有在两个人而不是在四个人的手里时才可以充分行使。
但是对士兵们起更大抑制作用的还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就是私人的和公家的财富都减少了，因而皇帝们不能再给他们以慷慨的赠赐。结果赠赐便不再适应选举新皇帝时所产生的危险。
此外，近卫军长官（就他们的权力和职位而论同我们今天的宰相差不多，他们可以任意杀死皇帝以便自己来代替他）的权力被君士坦丁大大地削弱了。君士坦丁使他们只担任民政的职务，而且把他们的人数从两个增加到四个。
皇帝们的生命开始更有保障了；他们可以死在自己的床上，而这一点好像使他们的性情缓和一些，他们也不再这样凶恶地喜欢流血了。但是，既然这一巨大的权力总要在什么地方超越自己的界限，于是人们就会看到另外一种暴政，不过这种暴政是比较隐蔽些罢了：这不再是杀戮，而是不公正的审判。这样的审判方式看来不过是为了使人们忍辱偷生而不致丧命而已。宫廷被统治和统治别人的办法是更加狡猾了，更加有办法了，也更加沉默了。最后，人们不再是大胆地计划一件罪行，不再是急于干出这一罪行，人们只是看到那些懦弱的人们所干的坏事和反复思考后才干下的罪行。
一种新的堕落行为出现了。最初的一些皇帝爱好享乐，这些享乐表现为一种柔弱的风气；他们不大同军人往来；他们比较闲散，比较听廷臣们的话，比较愿意待在宫廷里，比较不愿意管帝国的事务。
随着宫廷日益脱离帝国的事务，它的毒害也就越来越大了。人们什么都不讲了，要是讲也都只是用暗示的办法来表示一切；有巨大声名的人们毫无例外地受到了迫害，大臣和军官竟不得不总是按照这样一类的人们的意思去行事，这些人对国家并不能起什么作用，却又不许别人忠心耿耿地为国家服务。
最后，起初几个皇帝的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是唯一能使他们熟悉国事的因素，但是这种作风也彻底消失了。君主仅凭几名亲信的报告办事，而这几名亲信永远是狼狈为奸的，往往甚至在他们的意见好像有分歧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不过是在他面前干一个人的事情罢了。
许多皇帝之驻留在亚细亚和他们之一贯同波斯国王处于敌对状态，都使得他们想使自己受到同波斯国王所受到的一样的尊崇。戴克利先，别的人说还有伽列留司，就发出了敕令，要人们这样对待他们。
这种豪奢和亚细亚式的巨大排场一旦出现，不久它们就被人们所习惯了。而当茹利安打算在行动上表现得朴素和谦逊的时候，人们竟然把这种令人回想到古风的做法称为忘却身份。
尽管在玛尔库斯・奥列留司以后有几个皇帝统治着，但帝国仍然是完整的；在行省，人们既然承认他们所有的人的权威，这就是由许多人行使的一个统一的政权了。
然而伽列留司和康士坦司・克洛路司意见不合，他们实际上就把帝国分割开来了；由于后来被君士坦丁所追随的这个榜样（君士坦丁采用了伽列留司，而不是戴克里先的计划），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与其说是一种革命，毋宁说是一种变革。
而且，由于君士坦丁很想建立一座新的城市，由于他有这样一种想用自己的名字来给这座城市命名的虚荣，这种情况就使他决定把帝国的中心迁移到东方去。虽然罗马的城郭远不是像今天那样大，但它的四郊却是很广阔的。到处都是别墅的意大利，老实说，不过是罗马的一个花园罢了；在西西里、在非洲、在埃及的是农民，但是在意大利的却是园丁：土地几乎都是由罗马公民的奴隶来耕种的。但是当帝国的中心迁移到东方去的时候，罗马几乎就完全迁到这里来，高官们把自己的奴隶，也就是把几乎全体人民迁了过来；而意大利也就失去了自己的居民。
为了使新城市在任何方面都不比旧城市差，君士坦丁就想使这里也进行粮食的分配，于是他下令把埃及的粮食运到君士坦丁堡来，而把非洲的粮食运往罗马：不过在我看来，这样的做法并不是十分明智的。
在共和国时期，所有其他民族的主人罗马人民当然是要分到贡物的：这一点就使得元老院在开始的时候用低价把粮食卖给他们，后来就无偿地把粮食分配给他们了。当政府变成了君主政府的时候，这种办法虽然和君主制度的原则相抵触却仍然保持着：由于取消这种坏习惯会产生若干不便，于是人们就宁愿保留着它们而不加改变了。不过君士坦丁在建立一座新城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来实施这种办法的。
当奥古斯都征服了埃及的时候，他就把托勒密的财库带到罗马来：这一点所引起的革命几乎等于后来印度（实际上是美洲——译者）的发现在欧洲引起的革命和某些制度在今天引起的革命。金钱的价格在罗马下跌了一半；既然罗马不断把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里亚本身的财富又是从非洲和东方来的）的财富吸收到自己这里来，因而金银在欧洲成了最常见的东西；从而这种情况使得各族人民能够用硬币来缴纳巨量的税款。
但是当帝国被分裂的时候，这些财富就都到君士坦丁堡来了。而且大家知道，那时英国的矿山还没有被发现；在意大利和高卢，矿山也非常之少；而且在迦太基人以后，西班牙的矿山就没有开采过，或至少并不像先前那样十分丰富。意大利有的不过是被废弃的花园，因此它用任何办法也不能把金钱从东方吸引过来了。可是西方为了取得商品，却是要把金钱送到那里去的。于是黄金和白银在欧洲又成了极其稀罕的东西。但是皇帝们却想索取同样的那些贡物，结果就使一切都垮台了。
当政府有一种长久以来确定的形式，而事情还保有某种秩序的时候，则我们把一切保持原状几乎总是明智的，因为造成既成局面的常常是复杂而又无法知道的那些原因到现在会起作用；可是，当整个制度发生改变的时候，人们便只能防止表现在理论上面的困难，对于只能在实际中才表现出来的困难，却不去触动它了。
因此，尽管帝国的疆域已经十分广大，它的分裂却引起了它的灭亡，因为这一巨大躯体的很久以来便在一起的所有各个部分，都可以说，它们是相互适应得可以维持本身的存在并相互依赖着的。
君士坦丁在削弱了首都之后，又打击了边界的地区；原来他撤去了驻守在各大河流沿岸的那些军团，却把它们分布到各行省去了；这种做法有两种恶果：一种恶果是把阻挡了这样的多民族的栅栏拆除了；另一种恶果是习惯于看赛马和看戏的士兵变得懦弱了。
当君士坦丁把茹利安派到高卢人那里去的时候，茹利安发现莱茵河一带的五十座城市已经为蛮族所占领；行省受到劫掠；而留在那里的只不过是一支罗马军队的影子，原来罗马军队一听到敌人的名字就逃之夭夭了。
这个君主由于他的智慧，他的坚持，他的俭约，他的行为，他的勇敢和接连不断的英勇行动而把蛮族赶跑了。因他的名字而引起的恐怖，使他们在他活着的时候不敢轻举妄动。
统治时期的短暂，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宗教，这些宗教的一些特殊的宗派，使得我们对于这些皇帝的性格有一种极端不正确的概念。我想就这一点只举两个例子。在希罗狄安统治时期非常怯懦的这个亚历山大，在拉姆普里狄乌斯统治时期却是十分勇敢的。正统派如此称颂的格拉蒂安，却被披洛斯托尔戈拿来同尼禄相比。
瓦连提尼安比任何人都更懂得实施过去的计划的必要性；他毕生致力于防守莱茵河两岸地带，在那里征募军队，修建堡垒，配置军队并设法维持它。但是在世界上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使他的兄弟瓦连图斯不得不开放多瑙河，从而引起了十分可怕的后果。
在亚速海、高加索山和里海之间的地区，居住着许多民族，这些民族大部分是匈奴人或阿兰人；他们的土地极其肥沃，他们喜爱战争和打劫；他们几乎永远是生活在马上，或是生活在他们的马车上，并且在他们不能越出的土地上游浪；对于波斯和阿尔明尼亚的边境，他们确实是作了几次劫掠；但是里海的大门人们却很容易防守，要想从别的道路进入波斯那是不容易的。既然他们从来不认为他们能够越过亚速海，因而他们也就不知道有罗马人了；而当其他的蛮族蹂躏帝国的时候，他们却留在由于他们的无知而给自己划下的界限里。
有些人说，塔纳伊司河（今天的顿河——译者）带来的泥土在奇姆美利亚的博斯波鲁斯形成了一层外壳，而他们就从这层外壳走了过去；另有一些人说，两个年轻的西徐亚人追赶一只鹿，这只鹿越过了海峡，他们也就跟着过来了。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时他们是十分吃惊的；而在回到自己的国土之后，他们就把他们看到的新的国土告诉了本国的人们。而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这正如他们发现了印度诸岛一样。
无数群的匈奴人立刻出动了；他们在自己的面前首先遇到了哥特人，于是他们就把哥特人赶跑了。看来这些民族就仿佛是一些紧跟着另一些涌了出来似的，因此压到欧洲身上的亚细亚就显得越发沉重了。
受惊的哥特人跑到多瑙河河岸的地方来，哀求允许他们避难。谄媚瓦连图斯的人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硬说这件事使他幸运地征服了一个新的民族，而这个民族将会保卫帝国和使帝国富足起来。
瓦连图斯下令要他们不带武器地过来。但是由于官吏受了贿，他们过来时是愿意带什么就带什么的。他下令把土地分配给他们。但是哥特人和匈奴人不同，他们根本是不耕种土地的。人们甚至连答应给他们的粮食也不给他们了，他们眼看就要饿死了。然而他们却是处于一个富庶的国土中；他们手里有武器，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们把从多瑙河直到博斯波鲁斯地区都蹂躏了，他们消灭了瓦连图斯和他的军队，然后又回到多瑙河的自己的一面来，这不过是为了放弃被他们蹂躏得精光的土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