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次是皇帝们的怯懦，也常常是帝国的软弱，使得人们设法要用金钱来安抚有侵略危险的各族人民。然而和平是不能用金钱购买的，特别因为出卖和平的人是会迫使购买和平的人买第二次的。
与其用金钱来购买和平，那倒不如冒险进行一次不幸的战争反而好些；如果人们知道一个君主只有在长期的反抗之后才能被征服的话，那么人们是永远会尊敬这个君主的。
而且，这类金钱的赏赐变成了贡物；在先前它们是自愿的，但后来就变成强制的了：这种金钱的赏赐被看成是一种既得的权益。当一个皇帝拒绝把这种金钱的赏赐给予某些民族，或是减少它们的数目时，这些民族就会成为他的死敌。在成千的例子中只举几个：茹利安率领去迎击波斯人的军队在撤退时受到了阿拉伯人的进攻，因为他拒绝把已成为惯例的赏赐送给他们；在这之后不久，即瓦连提尼安当政的时候，由于送给阿拉曼尼人的礼物不像通常那样贵重，他们就恼火起来了；而懂得什么叫做荣誉感的北方民族就用一场残酷的战争来报复这种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侮辱。
在欧洲和亚洲包围了帝国的所有这些民族一点一点地把罗马人的全部财富耗尽了。过去所有国王的金银都被带到罗马人这里来，因此罗马人就强大了，同样地，当他们的金银被送到别人手里去的时候，他们就削弱下去了。
政治家们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不总是出于本意的。这些错误往往是由于人们所处地位而引起的无可避免的后果；一些困难产生了另一些困难。
大家已经看到，军队成了国家的一项沉重的负担。士兵们取得三种好处：一般的饷银，服兵役之后的赏赐和偶然的赠与，这种偶然的赠与对于手里把持着人民和君主的人们来说，常常就成了一种权利。
由于人们无法维持这样大的军队，这一点就使人们不得不设法征募一支开支较小的军队。罗马人和蛮族缔结了条约，因为蛮族不像罗马士兵那样奢侈，没有罗马人那样的气质，也没有罗马人那样的要求。
在这之外还有另外一种好处：由于蛮族是出其不意地进攻一个地方的，他们在作了出发的决定之后并不做任何准备工作，因而要想及时地在行省征兵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人们就得征募另外一支永远准备接受金钱、打劫和作战的蛮族队伍来对付敌人。他们就正是在这样的时候供人利用的；但是在后来，要安抚这样一支队伍，所费的气力并不比征服敌人小一些。
罗马人在先前绝不想使他们军队中的辅助队伍多于罗马自己的队伍。尽管他们的同盟者老实说都是他们的臣民，然而他们却根本不愿意使比他们自己更加好战的民族来做他们的臣民。
但是在后来，不仅他们不再遵守辅助军队的这种比例，他们甚至用蛮族士兵来补充自己的军队了。
这样一来，他们就形成了一种完全同使他们称霸世界的惯例相反的惯例。在先前，罗马人一贯的政策是保持战术并且不使他的一切邻人懂得战术，可是现在罗马人自己不学习战术，却要其他的民族学习战术了。
总而言之，这里就是罗马史的关键所在了：罗马人由于本身遵守的原则征服了所有的民族；可是当他们的目的一旦实现的时候，他们的共和国反而无法维持了。应当改变他们的统治制度，而在这新政府中所应用的、和先前的原则相矛盾的原则却把罗马的伟大搞垮了。
支配着全世界的并不是命运。这一点从罗马人身上可以看出来：当罗马人根据一种办法来治理的时候，他们一连串的事情都是成功的，可是当罗马人根据另一种办法来行动的时候，他们就遭到了一连串的失败。有一些一般的原因，它们或者是道德方面的，或者是生理方面的。这些原因在每一个王国里都发生作用，它们使这个王国兴起，保持住它，或者是使它覆灭。一切偶发事件都是受制于这些原因的；如果偶然一次战败，这就是说一次特殊的原因摧毁了一个国家，那就必然还有个一般的原因，使得这个国家会在一次战斗中灭亡。总之，一个总的基础是会把所有特殊的事件带动起来的。
我们看到，在差不多两个世纪里面，丹麦的陆军同瑞典的陆军作战时差不多总是吃败仗的。姑且不谈两个民族的勇气和军队的遭遇，在丹麦的军事或民政的管理当中必定有一种内在的缺点使它招致到这样的后果。我以为这种缺点是不难揭示出来的。
最后，罗马人又丧失了他们的军事纪律。他们甚至放弃了他们自己的武器。维吉秀说，士兵们认为这种武器太重了。他们得到皇帝格拉蒂安的允许不穿铠甲，后来索性连头盔都不戴了。这样一来，他们既然没有办法防御敌人的打击，结果他们只有逃跑这一条出路了。
他又说，他们失掉了在营地设防的习惯，由于这一个疏忽，他们的军队就成了蛮族骑兵的进攻对象。
在起初，罗马军队的骑兵是不多的：骑兵只不过是军团的十一分之一，常常更少于这个比例。使我们觉得惊讶的是，他们的骑兵比我们的骑兵要少得多，而我们却要围攻这样多的几乎用不上骑兵的城市。当罗马人衰落下去的时候，他们就几乎只有骑兵了。在我看来，一个民族越是精于战术，他们就越是利用他们的步兵，而他们越是不精于战术，他们就越是扩大他们的骑兵：因为，如果没有军纪的话，重武装或轻武装的步兵是什么事也不顶用的；可是骑兵甚至在混乱中也有用处。骑兵的作用更多的是在于它的敏捷和某种冲击；而步兵的作用则在于它的抵抗和某种稳定：这与其说是一种作用，毋宁说是一种反作用。最后，骑兵的力量是瞬间的，步兵的作用则是比较持久的；但是要它能够行动得持久，那就需要纪律。
罗马人所以能够号令一切民族，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战术，同时也是由于他们的审慎、他们的贤明、他们的坚持、他们对荣誉和祖国的热爱。当在皇帝的统治之下所有这些美德他们都没有的时候，他们还能保持着他们的战术，而正是仰仗着这种战术，尽管他们的君主懦弱而又残暴，他们仍能把他们已经征服的领土保持住；但是当军队本身都开始腐化的时候，他们自身就成了一切民族的瓜分对象了。
由军队建立起来的帝国需要军队来维持。当一个国家发生困难的时候，人们不能想象它如何能摆脱这种困难，同样，当一个国家安宁无事而它的威力受到人们敬畏的时候，人们也根本不会想到这种情况竟然会有所改变；因此一个国家如果根本无所求于军队并且十分害怕军队，则它就会忽略军队，甚至往往会设法削弱军队。
早期的罗马人把下面所说的情况看成是一项颠扑不破的真理，即任何人只要他在战斗中离开自己的地位或是丢弃自己的武器，那么这个人就要受到死刑的惩罚。茹利安和瓦连提尼安在这方面恢复了过去的惩罚。但是为罗马人所雇用的蛮族则习惯于今日鞑靼人的作战方法，这就是他们逃跑，以便再度作战，他们通常与其说是为了荣誉，毋宁说是为了掳获物而战，因此他们是不能受制于这样的一种纪律的。
在起初，罗马人的纪律严格到这样程度，以致人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将领竟把自己那违背命令而取得了胜利的孩子处死。但是，当他们和蛮族混到一起的时候，他们就染上了一种构成这些民族的性格的独立精神；如果我们读一下贝利撒留对哥特人作战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军官们几乎永远是不听从一位将领的话的。
苏拉和赛尔托留斯在极其残酷的内战中宁可死掉，也不愿意做那些会使米特利达特得到好处的事；但是到后来，当一个大臣或是某一个大人物觉得把蛮族放进帝国内部来时对他的贪欲、他的复仇、他的野心并非无益的时候，他立刻就把帝国交给他们，任凭他们掠夺了。
国家越是衰弱，它也就越发需要税收；因此，人们越是无法负担租税，租税也就越是要加重：结果罗马行省的租税很快地就变得无法忍受了。
在撒尔维安的著作里，我们会看到各族人民所受到的各种极其残暴的勒索。受到包税人的迫害的公民除了逃到蛮族那里去以外别无他法。否则他就得把自由交给任何一个愿意接受它的人。
在我们法国的历史上，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高卢人有这样的耐性来容忍这样一种会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建立难堪的区别的革命。蛮族在把这样多的公民变为农奴的时候，也就是说，把他们固定在土地上的时候，他们使用的办法，没有一个不是在他们之前的人们曾更加残酷地使用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