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六时代所进行的整个欧洲大陆最早的立宪试验，主要因为人们对于行政部门的不信任，对于分权机制的安排失误而失败了。政府已经瘫痪，财政已经陷入混乱，军队已经解体，自由的本能已经让位给暴力的本能，自由主义运动已经完全被逆转了；君主制召来了一场入侵，共和国现在的使命就是打退这一入侵。巴黎对于欧洲的第一次联合大为震惊，这种震惊所导致的变化，比从君主制转型为共和政体本身所带来的变化更为重要，人们的感受也更为尖锐。在这样的时刻，显然需要权力的统一，而由于这种权力不可能被授予一位与敌人里应外合的国王，就不得不在民众中寻找某种专注而积极地解决民众最关心之问题的人。于是，那个最敏捷地掌握了一切资源、最有决心粉碎一切抵抗的政治派别，就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受到威胁的不仅仅是公共利益。列强的大军正在逼近，这些军队由复仇心切的流亡者指挥着，他们扬言巨大的恐怖将降临到巴黎民众头上。
除了巴黎之外，法国其他地方也希望建立一种能够应付目前危急的权力，哪怕是独裁者，只要能拯救法国就行。新成立的巴黎市政当局满足了人们的这种要求，它已经在8月9日夜间取代了旧市政府。他们都是由丹东提名的。他们任命马拉为宣传部门的头目。8月11日，罗伯斯庇尔当选为该组织的成员。这就是革命的骨干。严格说来，它是一个非法组织，他们的权力是僭夺而来的。但他们本来就是巴黎的主子，而且，他们已经废黜了国王。立法机构已经认可了他们的行动，现在也被迫遵守他们的指令，并根据他们的旨意撤销了自己的政令。议会已经召集选民选举产生一个国民公会，这样，它自己已经解散了自己。它现在不过是一个垂死的议会而已，它的日子可以精确地计算，它的信誉和影响力就要终结了。
一边是已被废黜的国王，一边是即将解散的议会，只有革命委员会尽情展示着自己可以拯救法国的精神和实力。由于他们本来就是非法的，所以他们只能用暴力来镇服反对派；他们给了马拉一个官职，这本身就向世人表明，他们打算使用哪些残暴手段。这个家伙曾经写过科学方面的著作，歌德曾经称赞过他的聪慧和天赋，但值得注意的是，歌德在这段话中却根本没有涉及他的政治生涯。马拉认为，富人是无权享用从穷人那里剥夺来的东西的，自私自利和压迫这样的罪恶，只能用死亡来抵赎。一年前他曾提出，对那些可憎的议员，应该用酷刑将其折磨至死，他们的尸体的碎块应当被钉在墙上，以警示胆敢步他们后尘之人。不过现在，他却似乎让安全与仁慈并存，他宣称，只要处死议员总数的十分之一，他就很满意了。对于保王党人和那些属于特权等级的人，他却似乎没有这么仁慈。他说，如果让身强力壮的人都当兵被派到前线，谁在国内保护我们不受卖国者的欺压？要么必须在国内保留数千人，不让他们上前线，要么必须立刻消灭这些内部的敌人。8月19日，马拉开始散布这种论点，而一大群招募来的人也附和他，抗议将自己派到前线去，因为他们的家人被控制在保王党人手中。于是，下面的呼声变得很普遍：如果法国不得不用一部分军队来对付国内的卖国者，那它就只能用一部分军队与外敌作战。正是这种借口，导致了后来将发生的处决犯罪分子的事。但这只是借口，而并非动机。如果保王党人密谋策划的破坏活动被视为一种战争行为，需要国家加以防范，那么，温和的人就没有任何理由阻止大屠杀了，否则他就会被斥责为不爱国的公民。
当雅各宾党人准备在监狱中实施大屠杀时，他们的目的是要让整个法国处于恐怖之中，从而确保他们在国民公会中占据多数。正是这个压倒一切的想法左右了未来几周的局势。议会已经颁布了一道政令，指定卢森堡宫为国王的暂时住所，革命委员会却要求交出国王。于是，国王被带到他们面前，他们将他监禁在太庙，这是一座古代城堡，瓦罗亚王室 (1) 曾将他们的财宝藏在这里。雅各宾派采取措施镇压了反对他们的报纸，剥夺了曾经签署过反对他们也即反动请愿书的选民们之公民权利，也关闭了海关关卡。他们将自己的敌人投入监狱，他们创建了一间新法庭，专事惩罚那些反对革命的犯罪分子，并花费巨资，为它提供了一种新式刑具。这种刑具可以更为有效地让犯人无痛苦死亡，而且也合乎人人平等的规定。罗伯斯庇尔自战斗结束后那天出现在市政厅那一刻起，就成了主宰一切的灵魂人物和组织者。人们立刻就感觉到，在马拉的滔滔雄辩和咒骂声的背后，有一个具有独一无二的有条不紊、前后一贯、耐心细致、系统彻底之精神的人在发挥作用，指挥着革命活动。
8月26日，巴黎知道了隆维陷落的消息，就在这一天，司法部长丹东修改了囚犯名单；他下令在全城挨家挨户搜查武器和可疑人员，到28日，已有将近3000人被逮捕；一件更为不祥的事情是，很多（普通刑事）囚犯被释放了。没有人能怀疑，没有人能认真地否定这些措施的重要意义。立法机构看到，所有这些并不单纯是激情的狂乱，而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有预谋的计划。于是在，它在8月30日下令解散革命委员会，要求它必须重新进行一次选举。他们也保留了各部的治理机构，用来约束巴黎市政当局。法律和宪法在他们一边，因而，他们的行动属于合法的政府行为。现在到了吉伦特派与市政厅斗争的关键时刻和决定性时刻了。次日，即8月31日，议会却收回了成命。塔利安（Tallien）宣读了罗伯斯庇尔起草的一个讲话，他宣布，革命委员会是由巴黎人民正当地建立起来的，具有人民全新的、明确的授权，因此不可能接受议会的命令。因为，议会已经丧失了权力，已经丧失了提案的权力。议会现在完全束手无策，从8月10日起到废黜国王，他们跟雅各宾派串通一气，他们已经作出了太多让步。坐镇革命委员会的罗伯斯庇尔威胁要将吉伦特派关进监狱，于是他们崩溃了。布里索的文件受到搜查，内政大臣罗兰也遭到同样的羞辱。
在8月份最后几天，在挨家挨户搜查逃亡分子的同时，基层选举则在进行中。雅各宾党人强烈反对间接选举的原则，但他们并没有成功地消灭这种制度。他们规定第一阶段进行普选，他们又给予基层议会否决第二阶段选举结果的权力。对于其他人，则依靠恐吓。9月2日，900名选举人集中到主教的办公地。但这里没有旁听者呆的地方，而选举则要求，由人民提名的这些代表必须当着公众的面进行他们的活动。罗伯斯庇尔提议，选举团应当在雅各宾俱乐部举行它的会议，这样可以充分地公开化。随后几天，代表们就聚集在这个地方。在这里，他们变成了雅各宾党人；这条路引领他们来到一座桥上，在这里，有一幕奇异的景象等着他们，这一景象乃是经过精心的算计而专门让他们看到，以协助他们思考问题的。他们发现，他们置身于很多死人中间，这些死人是在隔壁监狱中被处死的。
这些人之所以被处死，是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情。9月2日，韦登已经陷落了，但巴黎人还不知道这件事。不过，报纸上已经报道过普鲁士军队出现在那座城堡前，而法军很难守得住。韦登是通往巴黎的大道上的最后一道防线，比利时战争的第一幕让人怀疑，刚刚招募到的法军士兵，面对弗里德里希大帝所锤炼的军队，能否坚守自己的阵地？警报枪打响了，警钟也拉响了，黑色的旗帜宣告，国家处于危难之中，战鼓咚咚召集巴黎人去登记参军保卫国家。
丹东会英语，也能读懂英语书，他似乎记起了斯宾塞（Spenser）的一段话。他宣称必须在巴黎拯救法国，他告诉底下那些有点害怕的听众说，要大胆、大胆、再大胆。然后，他就自己出去视察征兵活动，留下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们去完成那一天预定的工作任务。关在梅纳（Maine）的24名囚犯被转到阿巴耶（Abbaye），这个地方是圣日耳曼 (2) 古老的本笃会 (3) 修道院，他们坐在出租马车中；其中有22人是教士。路易十六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他拒绝剥夺这些被指控散布不满情绪的倔强的教士们的公权≯除此之外，这些教士也被认为是法国失败的根源。因而，革命委员会已经决定，这些人应被处死。有大量教士已被监禁起来，这是消灭他们的第一步。这些教士是由马赛人从梅纳押送到阿巴耶的，他们是第一批遭到杀害的教士。尽管民众并不喜欢这些教士，但他们从街上通过的时候，倒也没有遭到什么侮辱；不过，一到目的地，马赛人就抽出了他们的剑，冲上了马车，除了3个人之外，所有人都被杀害了。其中两个人夺路跑进一个房间中，在这里，一个委员会正在开会，他们坐在开会的人中间，躲过了劫难。聋哑儿童教师锡卡尔（Sicard）被人认了出来，捡了一条命；正是通过他，我们才得以知道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他们是由梅拉尔德下令从那个大修道院押送到卡尔默里特（the Carmelites）的，这里是个关满了神职人员的监狱。在这里，他们被登记，然后被有条不紊地屠杀。不过，教士们秩序井然，没有一丝慌乱。那里有一个大花园，16名囚犯越墙逃跑了；但14个人又被抓了回来；最后，有120人被处死。他们的尸体碎块被收集在修道院附属的小教堂，并展示着杀死他们的刀剑刃上留下的缺口。
这一天，梅拉尔德有3个小时不在场。就在这期间，阿巴耶出现了未经授权的、自发组织的屠杀活动。这些人声称自己是在继续他留下没有完成的消灭敌人的事业。他们迫使狱卒自己随便押来一些囚犯，为的是节约时间。梅拉尔德回来之后，组建了一个法庭审判这些囚犯，而杀人犯则在外面等着，人数超过200，尽情地杀戮交到他们手里的死囚。至于教士、至于8月4日事件中幸存的那些瑞士卫兵，几乎未经过任何手续就被拉出去杀掉了。在阿巴耶和拉福尔西（La Force）的监狱中有很多政治犯，他们中有一部分被故意留下来没有处决。有几个监狱没有留下记录，但在比塞特尔（Bicêtre）和萨尔佩特里埃（Saltpêtrière），那里关押的是地位最为低下的犯人，也发生了恐怖的大屠杀。
由于这种大屠杀完全没有明确目的，是毫无意义的，因而，后来就流行着一种理论，说9月的大屠杀都是几百名狱卒们疯狂的、自发的行动，这些家伙担心自己被清算，所以就胡作非为，为的是逃脱自己的罪责。因此，应该受到责备的是犯罪行凶的巴黎，而不是革命的巴黎。然而实际上，这些大屠杀是革命委员会组织的，应该受到谴责的正是革命委员会，大屠杀就是由其派出的人员指挥进行的。我们现在知道，从9月2日到9月5日，监狱里来过多少位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也知道了这些做法的代价又是多少。不管怎么样，这一切都是深思熟虑的、有条不紊地进行的，妇女们被饶恕了。有几个人也在最后时刻被释放了；有些人在法庭上出现了一下就被放走了。一个例外是朗巴勒（Lamballe）亲王夫人，她是王后的朋友。但同为王后朋友的图尔泽尔（Tourzel）夫人却被饶恕了，因此，朗巴勒亲王夫人为什么被处死，我们迄今不得而知。但她终生都不能完全免于人们的猜疑，人们一直推测她掌握着一些可能会伤害奥尔良公爵的秘密。
而问题在于，我们并不知道这些刽子手为什么会从事这些屠杀活动，只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允许他们的有些猎物被救出来。有一个囚犯通过与看守他的马赛人说家乡话而成为他的朋友。在问他是什么人的时候，他回答：“一位忠诚的爱国者！”而梅拉尔德摘下他的帽子说：“我们在这里审判的是行为而不是意见！”于是，他被送给外面嗜杀成性的刽子手，他们发出一阵欢呼声。一位保王党大臣的弟弟贝特朗（Bertrand）得到的是同样的待遇。有两个人放下他们的工作到他家去，在他与家人团聚的时候，他们在外面等候，然后他走出来，他们感谢他让他们看到了这么幸福美满的情景，并拒绝了金钱报酬。另一个囚犯被用马车拉到他自己家门口，有六七位湿淋淋的爱国者爬到他家屋顶上，把他吊死在房子后面。除了一杯烈酒外，他们临死前什么也得不到。没有人比韦伯（Weber）的处境更危险的了，他是王后的义兄弟，也曾参与保卫杜伊勒里宫，在王后被从花园押往监狱的肃穆行程中，他一直陪伴在王后身边。他清楚地知道王后把什么留在了身后，她将去往什么样的地方，他实在有点受不了；但伊丽莎白公主则悄悄地鼓励他，要他控制自己的情绪，做一个男子汉。然而最后，他却得以活了下来，向我们讲述他在那个可怕的法庭上的传奇故事。他被抓住之后，一想到自己会被砍头，就快要发狂了。然而，他们却对着他欢呼；他们授予他兄弟会的荣誉，在他通过警戒线时，他们摘下帽子向他致意，有一个人高喊：“小心看他跑到哪儿去了！你们难道没有看到他一直穿着白色长袜吗？”
在所有幸存者中，有一个人的事迹最令人难忘。在法国的每所学校和每个托儿所，都一直在讲述着残废军人院（The Invalides）指挥官索姆勃勒伊（Sombreuil）的传奇故事：他已经被法官定罪，如果不是他的女儿用一杯盛满前一位受害者犹有余温的鲜血祝福国家，他就会被等候在外面的暴民砍成碎块。他们获救了，被送回家。但索姆勃勒伊最终仍死于大恐怖时期。他的女儿嫁作人妇，1823年死于阿维农，当时，正是保王党甚嚣尘上的时候。她一生中这个勇敢时刻的事迹传遍整个法国，她的遗体也被送回巴黎，安葬在她孩提时代祝福国家因而成为英雄的那个地方，她的遗体上覆盖着曾在拿破仑遗体上覆盖过的金色华盖。很多人都相信，这是保王党人编造的传奇故事之一，是企图用伪造的历史以假乱真。因为当时的人并没有提到这个故事，直到1801年才有人讲起。据说，德·索姆勃勒伊小姐得到了国民公会发给的一份年金，但这却并不包括在她发表的索赔声明中。一位曾目击索姆勒伊被释放过程的英国人只提到，这对父女被带走的时候，由于过于激动，已经筋疲力尽了。如果我相信这件趣闻轶事是真实的，那我就不会费这么大劲去深入研究它。但如果不信此事，也会碰到一个难题，因为这位女英雄的儿子曾写过一封信，似乎坐实了他母亲的事迹，因为他母亲后来从来不碰红葡萄酒。在这里，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是，这些残暴的犯罪分子从拯救一个人中所得到的喜悦，不亚于从杀死一个人中得到的愉悦。他们是一项事业的奴仆，他们的屠杀是得到授权的。
在革命首领中，罗伯斯庇尔的目标似乎主要是摧毁教士阶层。曾有人提出，可以把这些囚犯都关到地下室中，然后放水直到淹死他们为止。马拉则建议，这些囚犯应当与关在监狱中的其他人一起被烧死。科洛·德尔布瓦（Collot d'Herbois）宣称：“9月2日，是自由事业掀开的第一章。没有这一章，就没有国民公会。”丹东在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中说：“法国并不是一个实行共和制度的国家。我不过是通过消灭共和制度的敌人而建立了一个共和国而已。”他们碾碎了立法机构，他们通过这些恐怖活动已经向日耳曼人发出了警告，即使打到巴黎，也不能拯救国王，因为他现在就被掌握在可以干这等事情的人手里，他们也借此确保了雅各宾党人在巴黎选举中的胜利。马拉发表了一份讲话，号召各省都学习他们的榜样，这篇讲话以司法部的名义被分发各地。丹东本人也发布了同样的命令。这篇讲话稿目前保留下来的似乎只有一件，如果不是他本人曾公开向路易·菲力浦承认他是9月大屠杀的始作俑者，人们恐怕很难确定，丹东应该为此承担责任。
外省倒也并没有广泛地学习巴黎的榜样，不过，关在奥尔良的国家囚犯被押送到了凡尔赛，在这里，他们被处死。整个这场大屠杀中被处死的人数约在一千三四百。我们现在触及到了大革命最丑恶的一幕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丑恶的了。我并不想再说什么，你们也应该能够留下一种印象，这些共和派一出场就干下的这些暴行，和绝对君主制被指控犯下的罪行一样残忍，而君主制已经因此而被消灭了。但我们必须牢记的一点是，大革命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跟其他国家历史上所曾经出现过的罪行一样丑恶；然而，几乎各个派别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都一直在为这样的行径辩护，论证其正当性；因此，从根本上说，如今的世界一点都没有比过去有多少进步。
大屠杀在巴黎获得了成功，在法国其他地区却没有展开。在这场大屠杀的冲击下，在首都，除了雅各宾党人之外，其他派别的人无一当选。选举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分别是罗伯斯庇尔和科洛·德尔布瓦，马拉则担任秘书。最后的选举结果是，罗伯斯庇尔第一个当选，重新回到议会；第二个当选者是丹东，第三个是科洛，第四个是曼奴埃尔（Manuel），第五个是比约－瓦雷纳（Billaud-Varennes），第六个是卡米里·德斯穆兰，第七位是马拉，他击败了普里斯特莱，后者又被两个省选出，但他拒绝了这个席位。巴黎选出的第二十位、也即最后一位议员是奥尔良公爵。
巴黎民众认可并支持这些杀人犯，法国其他地区的人民却没有做这样的事。在很多地方，选举活动从唱弥撒曲开始，以唱感恩赞曲结束。有17位主教和31位教士人选国民公会。汤姆·潘恩（Tom Paine）尽管不会说法语，也在四个地方当选。三分之二的议员都是新人，没有参加过从前的两届议会。五分之四的基层选举人都投了弃权票。
9月20日，国民公会在骑术学校开幕，议会以前曾在这里开过会。1793年5月，它搬到了杜伊勒里宫。议会中大约有五六十名雅各宾分子。议会中多数人尽管不是吉伦特派，但只要吉伦特派出面领导，他们仍然准备追随吉伦特派。佩蒂翁立刻被推举为议长，6位秘书都属于同一派别。吉伦特派大获全胜。他们仍然占据着优势。但这个派别没有多少凝聚力，尽管有西哀士替他们出谋划策，他们也不懂得策略。除了比佐（Buzot），或许还有韦尼奥之外，他们在后来的文献中几乎都激不起人们的兴趣，因为他们都没有原则。对于立法机构的无助状态，他们非常尴尬，他们没有起而抵制那场大屠杀。当罗兰、孔多塞和戈尔萨（Gorsas）谈到这场大屠杀时，都将其形容为时局之迫切需要，他们说，这些行为尽管很残酷，却绝对是正义的。当流血事件正在进行时，内政大臣罗兰却叫宴席承办人为他举行盛宴，他曾提出，在他经过的街道挂上一道帷幕。这种人物是不可能与罗伯斯庇尔这样冷酷无情的恶棍争雄的，他们同样也不可能公开谴责他，揭露他的罪行。这就是他们奉行的政策，正是这样的政策，让他们走向了灭亡。
除了巴黎城区之外，向共和政体变革的趋势并不是很明显。除了犹拉地区之外，各地的选民们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要求。另有两个地区宣布反对君主政体。34个区都没有给议员授权指令；36个区赋予议员以广泛的或者说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包括巴黎在内的3个区则要求宪法性政令应当交给民众来正式审核批准。国民公会采取的第一项行动就是奉行了这样一条新原则。根据丹东提出的动议，议员一致投票同意，宪法必须经过国民在各地的低级议会中讨论通过。不过几个星期之后，10月16日，当曼奴埃尔提议，是否建立共和国的问题应当征求国民意见的时候，却被国民公会驳回。9月21日，废除君主制的法令也未经任何讨论就颁布了；因为格雷瓜尔主教说，历代国王的历史都是迫使国民殉难的历史。22日，在听到军队在瓦尔密胜利的消息后——这个消息是法国未来的国王 (4) 带回来的——议会立刻宣布建立共和国。在那个旧政府招来的入侵者被击退之后，建立了新政府。
吉伦特党派掌握了议会中的控制权后，开始对反对党领导人展开一系列攻击。他们说，众所周知，马拉是个声名狼藉的流氓无赖，丹东始终没有讲清楚他退出官场到进入议会之前这段时间干的事情，而罗伯斯庇尔则是个人人皆知的杀人犯。丹东确实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但这些攻击者们在利用这些材料时却太没有技巧了，所以他们与罗伯斯庇尔甫一交手，就一败涂地。雅各宾党人将他们从自己的俱乐部中驱逐出去，卢维（Louvet）提出的针对罗伯斯庇尔的动议也在11月5日被议会否决了。于是，次日在讨论审判国王的问题时，他们就疲软下来。这是两派之间冲突的第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决定性的一次。路易十六应该去死还是可以活下来的问题，其实关系到是雅各宾派还是吉伦特生存下去并进行统治的问题。
就在我们刚刚讲过的事情与我们下面将要讲到的悲剧之间这段时间，法国的局势和法国国民的精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9月份，日耳曼军队已进入法国，最初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危机显然是极端严峻的，而唯一的安全保证就是国王的那条命。但在那之后，普鲁士和奥地利军队被可耻地打退，比利时已被征服，萨沃伊已被占领，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及遥远的梅斯成了共和国的边界线；从日耳曼海一直到地中海，已经没有任何一支军队或堡垒可以抵抗革命者了。9月份看起来还合情合理的恐慌，现在已经转换成一种过分的自信心了。整个欧洲的军事力量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法国人现在准备与整个世界开战，他们认为，除了丢失几座产糖的海岛之外，他们不会遭受任何严重的挑战。在这种情绪下，处死国王就是自然而然的，就像他们以前以国王为人质一样自然。11月9日，他们决定向每个决心获得自由的民族提供援助和帮助。这项实际上开启了后来的大战的政令，是受来自门茨的抗议书之刺激而颁布的，在那个地方，法国人组成的党派害怕自己被抛弃。但是，这项命令对英国不利，它正好打在英国的软肋上，因为它鼓励爱尔兰人的分离倾向，从而将削弱英国的战争能力。
早在8月12日，勒贝基（Rebecqui）就曾提出，应当由即将召开的国民公会来审判国王，国王则可以向人民提起上诉。10月1日，这个问题摆到国民公会面前，国民公会任命了一个24人组成的委员会来核查证据。11月6日，该委员会向国民公会提出了报告；自那一刻起，事情就无可挽回了。次日，马耶（Mailhe）以法官的名义说，即使从宪法公开承认的不可侵犯性上说，也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穆松（Mousson）回应说，由于路易十六已被废黜了，所以他已不承担国王的责任了。13日，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则一语惊人，他说，国王之所以应该被处死，并不是因为他干的事，而是由于他的身份。发表这番讲话的人是圣茹斯特（St. Just）。11月26日，就在议会将就路易十六死活进行辩论的时候，罗兰出现在议会，说有一个重大发现。国王在宫中有一个铁保险柜，而锁匠已经打开它。路易十六在其中收藏有625份文件。一个12人组成的委员会去审查这些文件，从中他们发现了他策划罪恶活动的证据，也发现了米拉波接受贿赂的证据。12月3日，国民公会投票通过决议：国王将接受国民公会的审判。16日，公布了有关审判程序的指令。10日，拟定了起诉书。第二天，路易十六被带到法官面前，由议长进行问讯。在回答议长提问时，路易十六说，他对铁保险柜的事一无所知，他从来没有贿赂过米拉波或别的议员。回到监狱中后，这个可怜的人激动地说，“他们怎么会问到我根本没有准备的问题，让我束手无策”。给他10天的时间来准备作出答辩。为他辩护的有马勒埃伯斯，有著名法学家特隆歇（Tronchet），还有比较年轻的德赛兹（Des6ze），他代表国王发言。他们的辩护无法令人信服，因为辩护律师认为，再也没有比对他们的委托人所提起的指控更有力量，也没有比他们的委托人更危险的了。
人人都相信，是路易十六让侵略者踏上法国领土的，却始终找不到证据。如果这个证据那个时候就公开，并且为人所知，那么，辩护就只能仅限于国王是不可侵犯这一条；而辩护方得到的回复肯定是，他确实可以用他的大臣来推卸责任，但他得对他背着他们干的事情承担责任。在最后时刻，几位吉伦特党人提出，应当由国民在各地基层议会中宣布判什么刑，这是富尔（Faure）在11月29日提出的一个想法。这是违背代议民主制精神的，这种制度只就人选问题征求选民意见，而不能再由选民来决定只应由议会辩论决定采取的措施。这是直接民主制的做法，而这个制度是雅各宾主义理论所主张的。不过，雅各宾党人却没有要求这样做。因为迫使就死刑问题进行投票，他们就可以摧毁自己的对头。假如吉伦特人投票赞成处死国王，他们就附和该派，同样坚定地要求处死国王；而假如他们投票反对，就可以指控他们具有保王倾向。于是，当“国王有罪还是无罪”的问题提出之后，吉伦特派没有犹豫：683位议员都认定国王有罪，只有一人，即朗瑞奈回答说，他是立法者，而不是法官。让人民来决定刑罚的动议——这个动议有利于吉伦特派而不利于国王——以423票对281票遭到否决，竭力追求这一点的吉伦特人被埋葬了。判处何种刑罚的表决活动从1月17日晚上开始，每位议员都必须到法庭上表达自己的意见，因此，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最后由韦尼奥宣布结果，他说，赞成处死的意见以5票优势占多数。两派对此都不满意，都怀疑对方做了手脚。于是，又进行了仔细核对，然后宣布，赞成死刑的票数是361票，而认为应当判处其他刑罚的是360票，一票决胜负。不过，当就处决时间是否应当推迟一事进行表决时，赞成立即处决的人以70票优势占据多数。
这个判决是个令人恐惧的结果，即使是由布里索和卡尔诺（Carnot）宣布的。奥尔良公爵向议长写信说，他不能在有关他的亲人的审判中投票。这封信被退了回来。他向他的儿子保证，他不会投票赞成判处国王死刑的，但当他们再次见面的时候，他却对儿子说：“我不配当你的父亲。”就在那关键的一天吃晚餐时，韦尼奥还说，他将力保国王的命，即使坚持这一立场的只有他-一个人。但几个小时后，他却投了赞成票。不过，韦尼奥很快就会发现，容易受到恐吓影响的人并非他一个。事情的真相是，无人会怀疑国王有罪，刑罚不过是个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司法问题。
军队倾向于饶过国王，屈斯蒂纳在11月23日提出，只要普鲁士承认法兰西共和国，就应当让路易十六活下去。然而，这一提议却是徒劳的。迪穆里埃在1月份来到巴黎，他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他后来说：“国王确实是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但砍下他的头却是愚蠢的。”西班牙的波旁王室竭尽一切努力来救他们的家族首领，他们保证自己保持中立，并愿意进行斡旋。他们也下令他们的密使花费几万镑寻找贿赂议员的机会。他们承诺，只要把路易十六交给他们，他们一定会严厉看管他，不让他干涉法国事务，并且为了保证他履行承诺，愿意送来人质。他们恳请乔治三世跟他们一道进行这项关系到君主制和人道的事业。兰斯道纳（Lansdowne）、谢里丹（Sheridan）和福克斯（Fox）都强烈要求英国政府进行干预。格伦维尔（Grenville）说过众所周知的话：只要法国人放弃其要求，就可以维持和平；不过，他没有替国王说过一句话。皮特从可信的一个人那里得到一份情报，说丹东愿意以四万英镑为酬劳救国王一命。但当他决心拿出这笔钱时，丹东却回答说，已经太晚了。皮特向法国外交官——后来曾担任外交大臣——马雷（Maret）解释说，他的行动太犹豫了。法国国王被处死在英国掀起了汹涌波涛，辉格党人被淹没了。
路易十六已经将自己交给了命运，但他还侥幸希望自己会被饶恕，他说他会退隐到莫勒纳山（Sierra Morena），或者年老之后到瑞士忠实的共和派人中间寻找隐居之所。当他的辩护律师告诉他，他已经没有希望了，他却不相信他们的话，他说：“你们说得不对，他们不敢对我怎样。”他很快就恢复了镇静，拒绝提出探望家人的要求，他说：“我可以等等，再过几天，他们就会放我。”一位曾申请留下来陪伴他的牧师被派到监狱来。由于外国人似乎不大可能受到骚扰，所以，国王请求将他送往爱尔兰境内费尔蒙特（Firmount）的埃奇沃斯修道院，这样，他可以继续在法国度过余生，但将被视为一位爱尔兰人。内政部长加拉（Garat）去接国王，在走出监狱的路上，他说：“他大权在握的时候是那么软弱，而现在，他披枷带锁时，却是那样地强大。”
次日，路易十六被人带着从成排的军队士兵和大炮中穿过，来到协和广场的断头台前。这儿离爱丽舍大街不远，离卢克索（Luxor）方尖碑矗立的地方稍远一些。在路上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西班牙公使与那些曾对他提出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的贿赂条件所吸引的人没有能够达成协议，在国王徒步沿着布勒瓦尔（Boulevard）大街走过时，这位大使还花了大量金钱企图救出国王。还有一位同样勇敢的人，德·巴兹男爵（De Batz），他曾经协助组织过旺代的起义，只是由于遭到波拿巴的镇压才失败了。这次，他试图带领四五百人冲破防线。他们准备从一条小巷冲出来。但在拉着囚犯的马车经过的地方，每条街道都有人巡逻，每个地方都有人把守。德·巴兹信守着约定会合的时间，时间一到，他猛地站出来，拔出剑来喊道，“跟我冲啊，去救国王！”但无人响应他。他消失在了人群中；他的一位同伴被抓住，并在断头台上被处决。不过警察却报告说，在路上没有发生任何意外。
1月21日为国王的事业献身的，不是保王党人，而是国王本人。他尽管没有很好地完成自己作为国王的使命，但到了监狱中，到了断头台上时，他总算表现出了与他那高贵血统相般配的气质，众人也证明了路易·布朗基（Louis Blanc）的一句话是正确的：“除了死人，不会有谁悔过的。”宽恕他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比公诉人更清楚地知道，他曾密谋通过对他统治的人民带来大灾难、大毁灭，来恢复自己不受制约的权力。最大的悲剧不是巴黎所看到的那一幕：桑泰尔举起了他的剑，下令敲响了战鼓，而这个将被处死的人说出的第一句话，让鼓声停了下来；最大的悲剧在于，路易十六在走向毁灭的时刻，内心依然盲目自满，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对于他所浪费的机会和所引起的痛苦依旧懵然无知；他死的时候也不是一位表示悔过的天主教徒，而不过是一位死不悔改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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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Valois，1328—1589年间统治法国。——译者
(2) St. Germain，巴黎附近城市。——译者
(3) Benedictine，由Saint Benedict于529年创建的天主教修会。——译者
(4) 指拿破仑。——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