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1年的政体已经垮台了，因为那个政体实行的是分权原则，然而，针对君权集中制而采取的种种限制措施，却使行政部门陷入瘫痪。在一个新制度被组建起来之前，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性措施，正是这些措施终结了国民公会的统治。路易十六被处死之后，国民公会立刻就向外地各个区派出拥有不受限制之权力的代表。3月份，议会创建了革命法庭，专门审理政治事件，对该法庭的裁决不得上诉；4月份，在迪穆里埃被打败并叛逃之后，又建立了秘密的公安委员会。不过在这个时期，吉伦特派仍然占据着国民公会中多数席位。审判国王的事件对于他们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它证明了他们的软弱，不是指他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是指他们的性格软弱，缺乏决心。罗兰立刻被免职了，这已经表明了他们的失败。不过在倒台之前，他们还坚持了4个月。在这场引人注目的斗争中，斗争的焦点是，法国应当由暴力和血腥来统治，还是由那些热爱自由的人来统治。吉伦特派要求彻底调查9月份的大屠杀，这立刻触及了问题的核心。这是一件有效却危险的武器。毫无疑问，那些敢于靠杀害上千人而夺取权力的家伙，在保护自己的时候也会无所顾忌。
吉伦特派的算计严重失误。如果他们答应不惩罚犯罪分子，就可能分化瓦解他们的对手。直到差不多最后时刻，丹东都竭力避免双方的冲突。然而，吉伦特派一次一次地拒绝了他的条件。韦尼奥说，公开的战争要好过空洞的停战协定。他们一再地拒绝，让犯罪分子们心情紧张，这是他们失败的根源，但这也是他们复兴的标志。他们总是缺乏见识，总是不够团结，总是不够果断；但他们也屡次是最诚实的人。他们攻击的第二条战线选择得也不够好。政党政治还是一种新东西，理解对方的科学技巧还没有发展出来；吉伦特派也相信，山岳派 (1) 是铁杆保王党人，企图建立一个奥尔良王朝。马拉接受了王室的钱，所以，西哀士直到最后都一直认为，马拉是君主政体的一位伪装的代言人。丹东本人则向年轻的沙特尔公爵（Duc de Chartres）保证，共和国维持不了多长时间，并建议他时刻准备着某一天去收获雅各宾派播下的种子长出之果实。
雅各宾派的目标是建立独裁统治，这是君主政体的一个全新替代品。吉伦特派曾经付出那么大努力反对的奥尔良王朝的幽灵，不过是一个幻想而已。作为报复，雅各宾党人指责吉伦特派搞联邦主义。其实，这也是一种错误的猜疑。在法国的政治学文献中，在孟德斯鸠、卢梭、米拉波等人的论著中，美国独具特色的联邦制观念已经被认可为一种最伟大的观念。但在国民公会中，唯一一位明确的联邦主义者只有巴雷尔。9月10日，雅各宾党人曾讨论过联邦的方案，不过并没有进行表决。但吉伦特派或者它的不管哪位成员，却从来就没有信奉过这种观念，唯一的例外是比佐。他们所喜欢的东西在雅各宾派看来糟糕透顶。雅各宾派倾心于权力的分散，地方自由，希望对巴黎那些压倒外省的活动予以约束，希望由拥有主权的人民之代表来进行治理，而不是由这些主权者自己进行治理。所有这些都是与权力集中截然对立的，然而，自从入侵和叛国的恐慌出现之后，集中权力就成了雅各宾派压倒一切的目标。这种主张很容易与主张各省权利和权力分立的理论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非常激烈，是那个时期最大的危险所在。雅各宾党人以“联邦主义”的罪名指控吉伦特派，其实是抬举了他们；因为联邦主义意味着，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属于立宪主义者，意味着他们认为，存在着不同等级的权力，存在一定程度的压迫，但对此，连吉伦特派都会提出反对。
在这方面，雅各宾党人比他们犹豫不决的反对者要占有优势。因为他们所倾心的制度是简单的，是容易操作的，而上代人写作的那些最著名著作就已使这种制度广为人知了。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不确定性，不需要暗中摸索，也没有妥协折中。他们声称，广大人民群众任何时候都有权利表达并强制贯彻他们的意志，他们的这种权利优先于一切临时性权力，高于一切政府官员。由于他们不得不带领一群四分五裂的群众与整个世界作战，因此，他们要求将权力集中到那些能够按照人民意志行动的人手中，而那些在国内敢于抵制这种权力的人，将被视为敌人。他们必须被无情地镇压，就像无情地击退一切侵略一样。较好一些的雅各宾党人并不否认自由，但他们给自由下的定义却与众不同。在他们看来，自由不在于对统治权力的限制，自由本身就是由至高无上的权力构成的。他们不愿意让国家的行动不确定、迟缓、变化无常，仰赖轮流坐庄的多数和互相争雄的力量，从而削弱国家的力量；相反，他们觉得，只有由国民的整体来行使权力，国家才能获得安全保障，这个整体结合了农民，大革命已经赐给他们意外的收获。这是人数最多的一个阶层，这是一个利益一致的阶层，他们的利益与反抗特权的运动相一致，他们必会忠实于新制度。雅各宾党人觉得，他们在国民公会中确实是少数派，但他们却是体现着团结和共和制度的少数派，是议会外面的多数民众支持的少数派。他们没有把自己划人最善良或最卓越的人士之列，他们认为自己属于致力于权力之运用的人，而不是操纵观念的人。很多杰出的行政管理人才都属于这一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卡尔诺。拿破仑理解他们的能力，他曾经说过，没有人像经历过大革命的那群人那样精力充沛、那样有效率，因此，他向127位弑君者授予了官职，其中大多数是山岳派。
犹豫不定、内讧不止的吉伦特派从来没有使共和制度在整个欧洲和半个法国获胜。他们立刻就遭遇到一场全面战争和一场令人生畏的暴动。他们并不是害怕战争。欧洲军事力量最强大的国家就是普鲁士和奥地利，而这两国的军队已经被法国三四万军队赶到了莱茵河。在他们之后，西班牙和英国的军队看起来不是那么令人生畏。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正确的。法国人同时对欧洲三大军事强国——英国、西班牙和荷兰——宣战，表现了他们的大无畏精神。直到1797年，也即过了4年之后，英国舰队才确立起优势地位。但吉伦特派一直希望与英国的战争能被避免，并派出几位密使与英国进行谈判。法国人有一种想法，觉得英国的政府不管是从其起源还是从其性质上来说，都是革命性的。他们处死国王就是效仿英国的榜样，作为一个新教国家，英国必然会尊敬那些奉行新观念的民族。布里索跟1815年时的拿破仑一样，将自己的希望建立在英国反对派身上。福克斯先生 (2) 不可能公开抨击建立一种共和制度；这个政党曾经为美国人战胜本国而欢呼，那应该也可以指望他们会对一个部分地效仿英国、部分地效仿美国的国家表示一点同情。
与欧洲大陆绝对君主制的战争，也是革命应该付出的正当代价；但1789年以来法国发生的变化，就是沿着某种与辉格党相同的原则在变化的呀。当乔治三世 (3) 告诉法国国民公会，不希望看到弑君的人继续充任大臣，他们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就将其直接交给了一个委员会。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出于民族自尊，也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不是一件严重的事。吉伦特派觉得，这场战争在英国国内是不受欢迎的，具有革命精神的群体——辉格党人和爱尔兰人会让这场战争很快终结。熟悉英国的马拉曾说，这是一个幻想。但在法国陆续与英国、西班牙、荷兰宣战时，却无人提出反对；西班牙和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族是2月份和3月份投入战争的。国民公会立即投票通过发行8亿法郎指券，由流亡者被没收的财产来担保。当时，法国在战场上只有15万军队。2月24日，国民公会颁布了一道征召30万人的命令，要求各区都要征发一定比例的兵员。在以后20年中一直维持着这样一个令人咋舌的水平的法国军队，就是从这一天诞生的。不过，这一政令颁布的最初结果，却是国家的军事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因为，大革命给人民带来了很多好处，而没有给他们强加任何负担。强制征兵则是第一个负担。在很多地方，只是在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后，才供应了所需之兵员。有些地方提供的兵员人数还超出其规定比例。
3月10日，这项征兵令在普瓦图（Poitou）区比较偏僻的堂区公布，一度引起这里的乡村陷入骚动。在这个地区，根本没有大的城镇，农民们对于推翻贵族、教士和国王早就心怀怨恨。驱逐他们的神父已经引起了不满。现在又要求他们到异国他乡去，在他们不信任的军官手下打仗，要为一个迫害他们的政府而战死，他们的怒火爆发了。他们拒绝按规定数目提供兵员。在随后的几天中，他们成群结队，攻击他们憎恨的两类人，一类是政府官员，一类是政府新委任的教士。到3月中旬，大约有300名教士和共和派官员被杀害，旺代战争爆发了。在革命的法国，最后一个坚守自由的地方正是这里，而不是巴黎。
不过，我们必须先观察一下，在即将到来的冲突阴影下国民公会中发生的事情。10月1日已经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为共和国起草一部宪法。丹东是委员会主席，但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他跟军队到了比利时。汤姆·潘恩带来了美国的启示；通常情况下，巴雷勒自己没有一点主意，总觉得别人说得有道理。国民公会中的多数派是吉伦特派，西哀士则跟他们有密切关系。2月15日，孔多塞起草了一份报告。吉伦特派的主要目标是巩固自己的权力，三个月来，他们都在国民公会中空耗着。而让辩论长期久拖不决，表明了这一派的软弱。罗伯斯庇尔和他的朋友们反对他们的政敌提出的草案，并用冗长的议论让对手无法得手。他们要求把自己的观点塞进宪法序言中，重新表述了一遍《人权宣言》。结果，他们的做法大获成功。最终，宪法中没有任何一部分被付诸表决。我们看得出来，这场辩论中最有趣的部分是关于宗教自由原则的辩论，草案强调了这一原则，韦尼奥却提出反对。就在这一没有结果的讨论正在进行之时，其他地方爆发了战斗。于是，雅各宾派携优势力量发动了反击。
在战场上，迪穆里埃的形势已经急转直下，于是又出现了一次新的紧急状态，要求集中权力。丹东与罗伯斯庇尔达成了谅解，他们决定建立一个革命法庭。这个法庭将由国民公会任命的法官组成，负责审判国民公会送审的犯罪分子。对其作出的裁决，罪犯不得上诉。丹东说，这是一项必须采取的措施，为的是打击公众中的暴力和复仇行为。他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向国民公会提出了这一建议。当国民公会听到丹东在谈论“人道主义”时，出现了一种厌恶感，在可怕的寂静中，朗瑞奈说出了一个词：“9月。”丹东则回答说，只要新法庭及时地建立起来，就不会发生大屠杀。国民公会作出决议，这些案件应当由陪审团来审理，而且，不经它同意，不能审判议员。罗伯斯庇尔的目标没有实现。他原来的打算是，革命法庭将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进行审判，并且要对议员有司法管辖权。对他来说，吉伦特派还是太强大了。于是，丹东向他们让步。最后，他们同意成立一个强大的委员会，来监督和控制政府。3月25日，他们拟定了一份25人组成的委员会名单，其中大多数是他们的朋友。于是，他们基本上让议会服从一个委员会的领导，他们再一次获得了主导权。就在这之后，迪穆里埃失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国民公会正确地预计到，他们恐怕很难躲得过一场大危机了。因为迪穆里埃曾打算将荷兰和比利时境内他所能支配的所有力量团结起来进军法国，建立一个他自己的政府。他曾与丹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这是攻击丹东的一次再好不过、不容错过的机会了。4月1日，拉苏尔斯（Lasourse）指控丹东有叛国嫌疑。两派之间的休战状态终结了，而其结果立刻就看得很清楚了。25人委员会显然太臃肿了，其中有来自各派的人物，因此，有人提议减少该委员会的人数。于是，4月6日，又选举产生了一个9人委员会，这才是真正的公安委员会，其中没有一个吉伦特派人物。同一天，首次执行了新法庭判决有罪的犯人之死刑。革命政府的两大工具就在同一天启动了。不过，这两大工具却并不能使雅各宾派把吉伦特派怎么样，因为议员是不可侵犯的。但除议员之外的所有人的生死，现在都在公共起诉人的掌握之中。
吉伦特派对丹东的攻击失败了，现在他们转而攻击马拉。他们以220票对132票通过决议，将马拉送上革命法庭，指控他犯有煽动叛乱罪。24日，马拉被捕。而马拉的朋友们则发动了针对吉伦特派的请愿，他们要求将其中24人驱逐出议会。议会对此展开辩论，韦尼奥拒绝将他的朋友们的命运交给基层议会去决定。该请愿遭到拒绝，他的理由是，这将引起内战。确实，旺代人的怒火正在喷发。在法国很多地方，也都能够感受到反对共和的怒火爆发的危险。
就这样，一直到6月份，吉伦特派攻击个别议员的做法无不遭到失败，而他们在国民公会中的地位仍然是不可撼动的。靠着吉伦特派的内讧，靠着偶尔形成的多数支持，尤其是靠着丹东不确定的、断断续续的帮助，罗伯斯庇尔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建立革命法庭，成立公安委员会，派国民公会代表到外地各区征税、征兵。通过这一系列有利于穷人、容易被人接受的政令，罗伯斯庇尔和他们的朋友们已使自己成为新秩序的创建者。巴黎人民作出的回应是创建一个起义委员会，以通过施加合法的压力或任何手段，实现驱逐那22个吉伦特党人的目标。5月22日，国民公会任命了一个12人组成的委员会，来证明国民公会的权利理应高于巴黎市政当局。吉伦特派占据了多数位置。他们的候选人从104人增加到325人，而雅各宾派的候选人仅为98人。不过，这是吉伦特派在议会斗争中的最后一次胜利了。看来，通过合法途径是不可能消灭吉伦特派的了。这项使命只能交给马拉那样的煽动家，交给起义委员会了。在雅各宾派内部就此达成共识之后，吉伦特派的末日就临近了。国民公会的机构即主要由温和派组成的12人委员会已经逮捕了好几位最为狂暴的煽动者了。5月26日，罗伯斯庇尔号召巴黎人起来打倒这些叛国的议员们。第二天，巴黎人就上街了，他们冲到国民公会，宣读了他们的要求。那些煽动家被释放了，12人委员会宣布解散。但28日，国民公会觉得自己驯服地屈从太丢脸，证明了它不具备压倒一切的权力，于是，它又以279票对239票同意恢复该委员会。
现在，革命者决心采取一项更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雅各宾派准备发动一场他们所说的精神起义。他们希望避免流血事件，因为之所以设立革命法庭，就是为了让事态纳入司法范围，从而防止出现流血冲突。吉伦特派在被议会开除之后，可以被交给革命法庭，可以享受到陪审团审判的一切安全保障。此时，吉伦特派起草的宪法草案被弃置一旁，宪法委员会又增加了5位新成员，起草了一部新草案。然而，5月30日，自大革命爆发以来，议会议长第一次被从主席位置上赶了下来。5月31日，起义的群众冲人议会。他们倒并没有实施暴力活动，也没有遭到抵抗。吉伦特派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捍卫他们自己的事业，他们的12人委员会又一次宣布解散。议员们并没有遭到什么伤害，但罗兰逃跑了，他的妻子遭到监禁。两天后，即6月2日，革命的精神力量得以完胜。杜伊勒里宫被大炮包围起来，议员们被勒令不得走出，部分吉伦特党人同意交出自己的议席，以避免议会解体。他们的这种做法被称为自愿流放。
吉伦特派就是如此极端地软弱，只有朗瑞奈一个人充满勇气和果决，只有他在说话、行动。就在他说话之时，勒让德勒走上法庭，威胁要杀了他。勒让德勒曾经当过屠夫，所以，朗瑞奈回敬他说：“这就你的第一条命令：我是一头肉牛。”曾经当过嘉布遣修会修士（Capuchin）的沙博（Chabot）高声辱骂这位即将垮台的政治家，朗瑞奈对他说：“古代人会给他们的牺牲者戴上花冠，教士是不应该侮辱他们的。”不过，这位勇敢的政治家一直活了下来，活到见证他的政敌们之毁灭，并且又被很多区推选为议员，主持国民会议通过了拿破仑下台的政令。到了最后时刻，一位暗地里支持吉伦特派的人去找丹东，呼吁他出面干预，以免国民公会被暴力冲垮。丹东回答说，他无计可施，因为雅各宾派并不信任他。6月2日深夜，更多遭到怀疑的吉伦特党人遭到逮捕，尽管没有被关进监狱。在首都，雅各宾派终于获得了完胜。在起义委员会帮助下，他们终于大功告成。在这个起义委员会看来，凡是不赞成9月大屠杀的人，都是不能容忍的。
随后，溃败和彻底毁灭的命运就降临到吉伦特派头上。他们一直犹疑不定，不敢用武力来保护自己。他们只想到了共和国，而没有想到他们自己的党派。他们中有些人仍然留在首都，成为雅各宾派手里的人质。其他人则走出首都，想弄清楚法国各地对于他们组成的议会之分崩离析有何反响。他们的力量分布在各个区，在一些区，民众正在武装。在法国西部地区，他们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正是他们制定了激起旺代人反叛的法律。他们转向北部各区。在诺曼底，保王党人正在那位著名的阴谋家皮赛（Puisaye）的领导下组建一支军队。在这样的人与比佐之间，是不可能达成什么共识的。但他们之间没有时间吵嘴，因为这场运动立刻就失败了。诺曼底民众非常冷漠，不过，他们中有一位却具有足以改变法国面貌的志气、干劲、勇气和激情。这个超乎寻常之人就是达尔蒙侯爵（M. d' Armont）的女儿，她以夏洛特·科尔黛 (4) 的名字而成为历史上不朽的人物。她当时芳龄24。她的父亲是个保王党人，却读过雷纳尔的著作，具有那个时代及其他时代受过普鲁塔克 (5) 著作熏陶的人士所具有之古典激情。她拒绝祝福路易十六，因为她认为，他是个好人，却是个坏国王。她更喜欢跟男性家属一起生活，不喜欢跟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她已经打定主意终身不嫁。她的成长环境具有深厚的宗教色彩，但在她的新家中，宗教的影响似乎减弱了。在那种强烈的念头形成的五天中，看不出一点迹象。从5月31日起，她就已经把马拉视为驱逐吉伦特派的罪魁祸首，其中有些吉伦特派人士到了卡昂（Caen），头上则顶着爱国者的荣耀。7月7日，民众自愿组成的准备进军巴黎的军队进行了检阅，然而，这支军队的人数太少了，进军巴黎的希望破灭了。夏洛特由此形成了一种想法：有某种东西可能比全副武装的男人的力气和心灵更为强大。吉伦特派的命运掌握在杀人犯们手中，在法国，除了匕首之外，没有东西能够保护他们。取去一个人的性命，可以拯救很多人的性命。刺杀一位谋杀犯，刺杀一位已经谋杀过人并打算继续谋杀人的家伙是正当的，对这一点，她从来没有产生过怀疑，他们本来就应该接受这种刑罚。她没有将自己的决心告诉过任何人，她没有说过任何激动人心的话，也没有说过任何自吹自擂的话。她只是这样回敬佩蒂翁拙劣的俏皮话：“公民，你这样说话，说明你似乎没有理解我。总有一天，你会理解的。”她找了一个普通的借口去了巴黎，并看望了一位吉伦特派议员。为了报答他的照顾，她建议他立刻返回卡昂。他的朋友们已经被捕了，他的文件也已经被拿走了，但他告诉她，他不能抛弃自己的职责岗位。她继续劝他，哭诉说：“相信我的话，赶在明早之前离开。”他不明白她的意思，于是，他就成了那些跟韦尼奥一同被送上断头台的人士中的一位。第二天是7月13日，星期六，早上，夏洛特买到了她的匕首，并去拜访马拉。尽管他正躺在浴缸中——他的大多数时间都消磨在浴缸中——但她还是进了他的住所。她解释说，她之所以非要见他，是因为她要向他报告她在诺曼底见过的阴谋家的情况。马拉记下了他们的名字，并向她保证说，用不了几天，他就会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听了这话之后，她拔出了她的匕首，刺入他的心脏。当十分愚蠢的首席公诉人宣告说，这么准确的一刺只有受过训练的人才干得出来，她当时大喊：“丑八怪！是他让我成了女杀手！”她唯一想到的是，她取一人之命会保住千人之命。她被打倒在地，被拉着穿过愤怒的人群送到监狱。最初，她对自己仍然活着感到很惊奇。她曾以为自己会被撕成碎块，她一心希望，当这些令人尊敬的巴黎居民看到她的头被挂在长矛上示众时能够记住，她年轻的生命是为他们而献出的。在所有的谋杀犯中，在所有的受害者中，夏洛特·科尔黛是最为沉着镇静的。当刽子手来为她梳洗打扮之时，她借他的剪刀剪去了自己的一绺头发。当马车缓慢穿过人群骚动的街道之时，刽子手对她说：“你会发现这条路很长。”她说，“不，我并不担心迟到。”据说韦尼奥曾写过下面的墓志铭：“是她杀了我们，但她也教会我们如何去死。”
在诺曼底起事的计划——这是仅剩的一点希望了——失败后，比佐和他的同道们从海路逃到了纪龙德河 (6) 。7月28日，吉伦特派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该派的人被随心所欲地未经审判就处死，他们不得不躲到户外和地窖中。几乎所有人都被抓住。曾经带领马赛人来到巴黎的巴尔巴鲁（Barbaroux）在被逮捕的那一刻开枪自杀，但没有马上死去，于是，仍然被拉到断头台上。比佐和佩蒂翁在垮台之后又活了一年。就在大恐怖时期快结束时，在法国西南部一个偏僻地方，几条狗不断咆哮，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里，人们发现了这两位吉伦特党人，他们被人认了出来，尽管他们的脸已经变样了。就在他们被拉去处死之前，比佐将罗兰夫人的信件藏到一个安全地方。70年后，在一次拍卖中，这些信件得见天日；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讲过一些她生活中遭人怀疑的秘密，最初出版时，这些内容被编辑删节了。如今，这些内容终于重新为世人所知。她在1793年11月10日被处死，此前四天，奥尔良公爵已被处死；她在最后时刻表现出的令人振奋的尊严，已经使得人们原谅了她以前的夸夸其谈、矫揉造作和反人道表现。她的丈夫在靠近鲁昂的藏身地倒很安全；但他在听到妻子被处死的消息后，他用一把手杖里藏的剑自杀了。而在这之前几天，吉伦特派大多数人物都已被处死。180位吉伦特派议员中，有140人被监禁或被消灭，24人想办法逃跑了；73人是10月3日在巴黎被逮捕的，但没有被审判；在那些比较有名的人士中，有21人在10月24日被送上革命法庭，一周以后，他们被处死。即使他们得到这样的命运并不算有什么不对，但对他们的审判是不正常的。从韦尼奥、布里索和他们的同仁们开始，革命者采取一种新做法，就是将很多人立刻送上断头台。在随后的5个月中，又有98人被处死。
在自己的党派垂死之时，孔多塞在巴黎一处寄宿公寓中找到藏身之地，在这里，在恐怖统治气氛中他写了薄薄一本论述人类进步的书，这里面包含了他对人类作出的思想贡献。他从他的朋友杜尔哥那里汲取了主要想法，然后又将其传给孔德。在他看来，也许有20来个决定性的、各具特色的观念主宰着整个世界，每个人都将按着次序来理解他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就是其中之一。这本书写完后，他觉得，作者的本分已经尽到了，他活着已经没有什么可追求的了。至少有一位山岳派议员知道了他躲避起来的事，他担心会连累到那些曾经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他的人士。于是，孔多塞化了装，蹑手蹑脚地走出那家，一只口袋里装着一本贺拉斯的诗，一个口袋里装着一瓶毒药。天黑之际，他来到乡下一位朋友家门口。在这里发生过什么事情，后人一无所知，不过，这位逃亡者没有在这里住。在离巴黎几英里远的地方，他因受到怀疑被逮捕了，并被投入监狱。早上人们发现，他躺在地上已经死了。是卡巴尼斯（Cabanis）帮助他逃跑的，后来，他又同样帮过拿破仑逃跑。
这就是吉伦特派悲惨的结局。他们轻易地被打败了，无情地被摧毁了，而根本无力奋起拯救自己。他们垮台之后，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不过，自由在他们的手里，本来也就只有一点微弱的残余而已，而现在，这一点火花几乎完全要熄灭了。尽管吉伦特派既很软弱，又很糟糕，但任何国家都没有遭受过由于他们的失败和毁灭而降临于法国头上的不幸那么巨大。吉伦特派是实行恐怖统治的最后一块绊脚石，也是当时专制权力一步步地集中到罗伯斯庇尔手中的最后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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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ontagnards，激进派，因在国民公会中集中坐在会场左边的最高处而得名，代表人物有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人。——译者
(2) 当为Sir Charles Fox，1749—1806年，英国政治家，具有激进倾向，曾广泛支持大西洋两岸的革命者。——译者
(3) Geoge Ⅲ，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国王，1760—1820年在位。——译者
(4) Charlotte Corday，1768—1793年，刺杀马拉的法国女子。
(5) Plutarch，46—120？年，古希腊传记作家，著有《希腊罗马名人传》。——译者
(6) Gironde，位于法国西南部。——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