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论证方便起见，可以承认金属货币是一种完美的通货形式，但那些十分自信地作此断言的人们，却似乎对金属货币的运行方式抱有极为错误的看法。
根据我即将陈述的理由，很明显，完全的金属货币流通，并不会带来他们所设想的好处，反之，也不会带来他们所担心的坏处，如果它按照他们似乎设想的那样去运行的话。
根据通货原理，在金属货币流通的情况下，贵金属的每一次输出，都会使通货的数量和价值缩减，引起物价的下跌，直到这种缩减和其后的物价下跌导致商品进口减少，出口增加，从而使贵金属回流，并使物价恢复到适当的水平为止。反之，贵金属的输入，会使物价上涨，直到达到某一水平，发生相反的过程为止。这种伴随着贵金属的每一次输入和输出的物价上升和下跌的波动过程，同影响商品生产成本的因素和正常的消费水平毫不相干，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对商业界、产业界和农业界毫无影响。
不过，提倡这种学说的人认为，虽然这种波动会愈来愈频繁，但波动的程度却会不断缩小，每一次波动会被愈来愈快地制止。然而，我坚信，如果贵金属的每一次输出和输入会产生这种理论所认为的那种影响，则这种影响将是无法忍受的，将不得不发明和运用一些被诺曼先生称之为临时的节约办法作为补救。
但是，金属货币并不像这种理论在下面一段话中所设想的那样流通：
“熟知货币学的人普遍承认，应对纸币进行很好的管理，从而确保交换媒介在有一部分是纸币的情况下，其数量和价值的状况与交换媒介的流通部分完全是金属货币时没有什么两样。不言而喻，如果流通的完全是金属货币，则导致输出一定数量贵金属的汇兑逆差会使流通货币缩减相同的数量；同样，导致输入一定数量贵金属的汇兑顺差会使流通货币增加相同的数量。如果伦敦的通货是由黄金构成的，则导致输出黄金1 000 000镑的汇兑逆差，会使流通中的货币减少1 000 000镑的金市。——托伦斯：《致墨尔本勋爵的信》，第29、30页。
“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额，可以相当可靠地衡量出通货的增减。”——S．J．劳埃德：《对通货的进一步思考》，第34页。
诺曼先生先解释了A、B两国之间的汇兑会以何种方式变得不利于A国，导致硬币或金块输出，然后接着说：
“假设欠B国的债务不必立即清偿，则硬币和金块的输出，将在A国造成普遍的物价下跌，而在B国将引起物价上涨，直到A国输出货物比输出货币更为有利时为止。”——《致下院议员C.伍德先生的信》，第17页。
在以上段落中，以及在未引用的更多段落中，都假定贵金属、黄金、白银和金块是通货和货币的同义词。因此，在假设只流通金属货币的情况下，贵金属的每一次输出，不仅被认为是缩减了这个国家的通货，而且被认为是使贵金属输入国增加了同样多的通货。根据这一理论，在贵金属输出国和贵金属输入国，贵金属数量的相对变化，便是货币数量的相应缩减或增加；物价即商品的总价格，被认为依赖于货币的数量，物价的相应上涨和下跌被看成是结果。这种看法忽视了一些很重要的因素。
可是，在讨论这些因素之前，我们必须预先假定，在整个讨论过程中，黄金的价值在商业界中是一个常数，即，生产费用和总需求是不变的；并假设外国的关税也维持不变，以便只考虑金块的输入或输出对各国通货的影响，不考虑任何其他干扰因素，除了贸易过程和国际银行业务中出现的干扰因素外。
在像英国或法国这样的国家中，除了用作货币或金银器皿的金银或造币厂和金银匠手中掌握的金银外，一般还储藏有而且肯定储藏有或多或少的金银。这种剩余的或流动的存货，可以被看作是在寻找市场，不管是为了国内的用途，还是用于输出；不论其数量是大是小，如果被输出，是否可以说相应减少了国家的通货？这难道不是与输出相同价值锡、锌、铅或铁一样吗？
此外，关于英国现有的硬币，可以说，当铸造货币不缴纳铸币税时，常有很大一部分硬币不在公众手中作为货币流通，也不储存在各家银行（英格兰银行除外）中，而是像没有铸造成货币的贵金属那样，正在寻找国内或国外市场。它可能储存在英格兰银行的金库中；虽说是硬币，可却像金块那样存放，可同样方便地用于各种用途，而且，与未铸造成货币的黄金即金条或金锭相比，这种形式的黄金，除作为通货外，对某些用途来说或许更为便利。
黄金正在寻找市场，但不能立即找到市场的想法，似乎很奇怪，那些坚信通货原理的人可能认为这种说法是自相矛盾和荒谬的。
黄金是一种普遍需求的物品，或者换句话说，有广泛的销路，以致认为它被人们持在手中，找不到合适的市场，似乎是不可思议的，或是一种近乎自相矛盾的说法。
我乐于承认，黄金是一种普遍需求的商品，致使它总是能找到市场，总是能用它购买所有其他商品，而用其他商品却并不总能购买黄金。发生紧急情况时，世界市场接纳黄金的条件总是要优于其他物品的条件，这些物品很可能在数量和品种上不合进口国的一般要求。我想，到此为止没有什么意见分歧。
但是，如果我们像应该做的那样，为了理论和实践的目的，把作为商品即资本的黄金，同公众手中持有的作为流通硬币的黄金区别开来，那就会发现，存在着不小的意见分歧。
西尼尔先生在他的一篇有关货币价值的演讲中说，“贵金属作为货币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其作为珠宝、金银器皿的材料的价值，因为如果它们不被用作商品，它们就不会作为货币而流通。”去年7月，他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自由贸易与报复》的文章中，发表了意思相近的看法：“黄金具有效用的首要原因，当然是它能当作器皿的材料。第二位的原因，才是它能充当货币。”这些见解无疑是正确的。
在新出版的《商业词典》（该词典包含有丰富而重要的资料）的增补版中，麦卡洛克先生在对照比较了各位权威人士的意见后，对贵金属的非货币用途消费量作了如下的估计：
“根据这种看法，目前每年用于制造手工艺品的金银消费量是——英国，2 500 000镑；法国，1 000 000镑；瑞士，450 000镑；欧洲其余各国，1 600 000镑；总计5 550 000镑。再加上北美诸国的消费量500 000镑，总消费量为6 050 000镑。
“但每年用于制造工艺品的金、银，有一部分是来自熔化旧金银器皿、花边和画框等等。
“我们假定，平均说来，每年用于制造工艺品的贵金属有20％或1/5，得自熔化旧的金银器皿，那么，从欧洲和美洲用于制造工艺品的6 050 000镑中扣除这一部分，我们每年用4 840 000镑新开采出的金银制造工艺品，每年留下大约4 400 000镑用于铸造硬币和出口到印度。”等等。
麦卡洛克先生估计，目前美洲、欧洲和俄属亚洲的矿山年产贵金属9 250 000镑 [1] [2] 。
因为英国在非货币用途方面不仅是贵金属的消费大国，而且还是贵金属的集散地，把很大一部分贵金属运往其他国家消费，所以完全不受通货供应影响的金银块贸易，其规模必定很大。在运往这个集散地的过程中，只能把贵金属看作是正在运输中的商品，正在为国内外的消费寻找市场。
为此所必需的贵金属，必然经常会有或多或少的剩余以满足临时的特别需求，除此之外，一定还需要巨额的贵金属作为调节国际收支平衡最为便利的手段，因为同其他商品相比，贵金属是一种更为普遍需求的商品，其市场价值更少波动。在缺少公认的计算根据的情况下，我不会冒昧地估算这种用途所需的数量；但考虑到国际交易的巨大规模，季节的变化，以及其它影响食物、原料和制造品进出口的因素，还有国家和私人可交换证券的市场价值的变化，完全可以说，为这一目的所需经常使用的金银块的数量必然是巨大的；它们主要储藏在英格兰银行、法兰西银行以及汉堡和阿姆斯特丹的国家银行里。此外，在一些国家银行里，这些储备又由于流通中多余的硬币而有所增加。
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到为英国国内外金银器皿的消费而必需进口的储备，考虑到为调整国际收支平衡所需要的可动用的基金的数量，则作以下假设就不会被认为是过分的，即在只流通金属货币的情况下，金银块的进出口在较短的时期内会出现偶然的波动，波动幅度至少为五六百万英镑，而这种波动与作为货币在公众手中流通的硬币的数量和价值完全无关，并且对商品的一般价格也完全不产生影响，同样，物价也不是这种波动的原因。
有人可能提出反对意见，说我认为贮藏在商业界的主要国家银行中的、可用于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的那些金银块，在恢复通货水平时，应被看作是在执行货币的职能，正是货币需要从一国输送到另一国这一事实表明通货水平受到了干扰。这种反对意见建立在金银是货币或通货的假定之上，并认为为此目的而运送金银块会直接影响有关国家实际流通的货币或通货的数量。但这种反对意见忽略了以下一点，即，硬币只有在进入了，也就是说，成为国家内部流通的一部分时，才能称作通货，而金银块只能被看作是资本。 [3]
作为商品或资本的金银块和作为货币或通货的硬币之间的区别，可以用缴纳铸市税的硬币和汉堡的情况加以说明。在汉堡，用于所有正常收支的货币主要由各种外国硬币构成，这些外国货币按约定价值转手，而所有商业支付则通过转让资本来完成，资本以纯银的形式贮存在银行里，称为银行票据。
在类似汉堡的情况下，银行中白银的数量会出现、而且必然经常会出现很大的波动，因此，银行票据也会经常出现很大的波动，而用于满足公众经常性开支的流通货币的数量却不会发生任何明显的相应变化，商品的一般价格也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如果依据正确的原理对该国的金币征收铸币税（即，限定金币为法定货币，允许金币持有者以每盎司3镑17先令10．5便士的价格兑换金块），则在只流通金属货币的情况下，国家银行金库中金块的数量或金块交易商手中金块的数量就会时常发生很大的变化，但却不一定会对实际流通的通货数量（即公众的开支引起的日常普通交易所需的货币数量）产生什么影响，物价也不会发生变化。
上面简要叙述的观点，把作为商品的金块（这种金块是国际间转让资本最为方便的手段）同用于国内用途的通货区别了开来。当我一会儿尽全力说明了用于转让和分配资本的那部分流通媒介和用于日常收支即用于零售业的流通媒介之间的重要区别时，这一观点将被表述得更为清晰。这里，我不准备更为详尽地叙述我对纯粹金属货币流通方式的看法，因为这并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本文所要探究的是，人们在支持把银行的发钞职能与普通业务职能完全分离开来时依据通货原理而提出的那些论点，是否站得住脚。
本文所要考察的学说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流通金属货币才是完美的，而我国目前的纸币信用制度则是不完美的（这与有可能中止自由兑换完全无关），并详述了这种制度会在多大程度上偏离所假设的那种完美模式。其实，那些建立这种模式的人，对这种模式的特性和运行方式抱有极端错误的观念。 [4]
* * *
[1] 也许有人认为，金银的年总产量问题与我们眼下讨论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这却是普遍感兴趣的问题，特别是当涉及俄国的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黄金产量的巨大增长时，因而我不由自主地谈起了麦卡洛克先生特别指明的一些产地的产量。在根据最新数据指出了南美和墨西哥的矿山产量后，他接着谈到了俄国矿山的产量——
“1842年从西伯利亚的沙金矿获得了 631普特（pood，苏联衡量单位，等于 16.38公斤。——译者）的黄金，除此之外，同一年，得自科雷万矿山的白银还带来了 30普特的黄金，同时乌拉尔山脉的沙金矿和金矿还生产了至少 310普特的黄金，使总产量达到 971普特；相当于 35 030常衡磅或者 42 571金衡磅。按每磅价值 46镑 14先令 6便士计算，相当于 1 989 128镑 11先令。”——（1842年《国内报纸增刊》第 16页）
[2] 然而，必须记住：俄国政府根据情况，向金矿和沙金矿的产量征收 20％至 25％的税；因而毫无疑问，皇家代理人为逃避重税和盗用公款，必然走私大量黄金。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我们估计未入账的黄金为以上数额的 1/4，是不会错到哪里去的；但我们只说它为以上数额的 1/5，则对于 1842年俄国金矿和沙金矿的产量来说，走私总额至少为 2 386 000镑。
或许可以认为，把俄国 1842年的沙金矿和金矿的产量作为衡量其未来产量的正当标准，是错误的，因为那一年沙金矿的产量几乎是以前任何一年产量的两倍。应该指出，在 1842年以前的 13年中，俄国的黄金产量一直在以飞快的速度增长；根据上述官方报纸（上面的细节便摘自该报）的说法，除非劳动力严重不足，否则，1843年的产量很可能将大大超过上一年的产量。* 〔*在本文将要付印时，我们了解到，俄国 1843年金矿和沙金矿的产量已达到 1 342普特！加上所没有计算在内的 1/5的数额，达到 3 298 962镑 11先令 1便士；这一增长是极为惊人的，将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
“除了巨额数量的黄金之外，俄国还生产一定数量的白银，其数量或许平均每年为大约 1 300普特，按每益司价值 5先令 2便士计算，共值 193 440镑。”
“关于萨克森、匈牙利和欧洲其他金矿最近的产量，我们尚未看到可以信赖的报道。然而，我们倾向于认为，它们的产量可以有把握地估计为每年大约 750 000镑。”
“因此，假设我们的这些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则美洲、欧洲和俄属亚洲金矿的总产量将是：南美洲和墨西哥，5 600 000镑；美国，100 000镑；欧洲，750 000镑；俄属亚洲，2 600 000镑；总计 9 050 000镑。所以，假如这些估计不过于偏离目标的话，则可以得出与普遍接受的看法相反的结论，即：目前贵金属的供应只略低于美洲金矿生产能力最强时所达到数额。”
[3] 墨西哥元和俄国金币是例外，因为美洲银矿的产量主要是以墨西哥元的形式分配到世界各地的，苏俄帝国的亚洲省份不断增加的巨额贵金属产量也是以金币的形式添加到贵金属的供应总量上的。我国的金币也是例外，其原因是，我国发行金币不征收铸造税，因而在某些方面输出金币要比输出金条或金锭更为便利；除了这些例外，通常作为货币而流通的硬币便很少抽出来弥补任何数量的国外支付，除非强制流通的纸币使硬币在国内贬值。
[4] 在正文中，关于贵金属在短期内如何在各国间流动的问题，我采取了所谓重商主义的观点，假定各国间流动的贵金属的总价值是固定不变的。我相信，这种观点无论对于实际应用还是对于清楚解释商业事务的实际过程来说，都是正确的。至于究竟是哪些规律决定了贵金属在各国间的较为永久性的分布状况（这种状况便是各国的通货水平，通货水平表现在物价上，特别是表现在以金银定值的工资上），这是一更为一般而深奥的问题，若要适当讨论这一问题，需要作更为严格而系统的阐述，所要进行的推理工作和牵涉的事实，都大大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与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