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种姓制度对于经济层面的影响毕竟属消极性质，因此只能靠推断而非归纳以作成结论，此处我们也只能提示一些一般性的通则。我们的中心论点毋宁是：种姓秩序，就其整体本质而言，完全是传统主义的，并且在效果上是反理性的。只是，应尽量避免错寻其根源于谬误之处。
马克思指出，印度村落工匠的特殊地位——依存于固定的实物给付而非市场销路——乃是独特的“亚洲民族之停滞性”的根由。这是对的。但是，除了古来的村落工匠之外，尚有商人与城市手工业者存在，他们或者为市场而劳动，或者在经济上依存于商人行会，这和西方的情形是一样的。印度从来就是个村落国家。只不过西部，尤其是内陆地区，城市刚开始时规模并不大，而印度城市市场的地位，在许多方面也和西方近世初期的领土国家一样，是在王侯的“重商主义式的”管制之下。因而若就社会分化的观点言之，无论如何不应该只是村落工匠的地位一项，而应该是连同种姓秩序整体，方为停滞性的原因所在。只是我们也不能将其影响力看成是太直接性的。
有人或许会认为，必须在同一工场内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才能进行的“大型经营”之所以无法产生，礼仪上的种姓隔离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其实不然。种姓律法对于作坊中劳动统合的必要性所采取的宽容态度，正如其对于尊贵家庭之需求劳动统合与服务的宽容态度。如我们所知，上层种姓所需的家内仆役在礼仪上皆是纯净的。“工匠之手在其职业上总是洁净的”[1]，此一原则同样意味着对于劳动统合之必要的让步，换言之，让人可以接受即使是外来的计酬工匠或叩门职工所提供的建设、修缮等劳务或个人性的服务。作坊（Ergasterium）同样也是洁净的[2]，因此在同一劳动场所内使用不同的种姓员工自然不会有任何礼仪上的妨碍，就像西方中世纪的取息禁令并未阻碍企业资本的发展一样（当时企业资本根本尚未以固定利息投资的形态出现）。阻碍的核心并不在于这类个别性的难题——这样的难题是任何世界大宗教体系都会，或似乎会以其各自的方式加之于现代经济的；关键所在毋宁是整个体系的“精神”。尽管并非易事，然而目前要雇用印度的种姓劳工于现代工厂里终究还是可能的。况且在此之前，一旦近代资本主义以其成熟的机制自欧洲输入，在印度即有资本主义式的——一如见诸其他殖民地区的形式——利用工匠劳动力的情形。虽然如此，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近代组织形态可以在种姓体制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倘若任何职业的变更、任何劳动技术的变革，都可能导致礼仪上的降格贬等时，在这样一种礼仪规则的氛围里，自然是不足以自内部产生出经济与技术之革命的，甚至连最初的萌芽都不可能。
工匠本身固有强烈的传统主义，必然也会更因此种种姓体制的礼仪规范而被推展到极致；而商业资本企图在代工制的基础上组织工业劳动而努力时，也势必会遭遇到比在西方更加强烈的抵抗。商人本身在典型的东方商业阶层结构里保持其礼仪上的隔离状态，而这种商业阶层结构无论在何处从未自发地创造出近代资本主义的劳动组织。情形就像彼此之间及对第三者在礼仪上采取闭锁态度的客族，例如犹太人，会在某一经济领域里并肩致力于所业。有人将某些印度教的大商人种姓，特别是例如Vania之类，称为“印度的犹太人”，若就此消极意义面而言，倒是对的。他们当中有些真是唯利是图的高手。特别是一些早先被认为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或不净的种姓——也因此特别不受（我们所认为的）“伦理的”要求所束缚的种姓，如今在财富累积方面显示出一种惊人的步调。在这方面与他们竞争的是家产制国家典型所见的、原先独占书记、官吏、包税人与类似的政治利得机会者之地位的种姓。
也有某些资本主义的企业家是出身于商人种姓。不过，正如我们先前所见的，唯有当他们取得资本主义企业所必需的“知识教育”时，方足以和文书种姓出身者相匹敌[3]。而他们之遂行商人教育是如此地积极强烈——就资料所允许我们如此判断的，以至于我们绝不能说他们在商业上的“禀赋”是“天性”使然[4]。然而不管禀赋如何，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们有自力创造出近代资本主义之合理经营的可能。而此种理性的经营在彻底固守传统主义的印度手工业里无疑地亦从未产生。话虽如此，印度教的手工业者却是出名地勤奋，尤其比信仰伊斯兰教的印度工匠要勤奋得多。并且，整体言之，印度教的种姓组织在古老的职业种姓内部，往往发展出一种极高度的劳动和财富累积的热切。论及劳动的积极热切，首推手工业者，某些古来的农业种姓亦如此，他们当中特别是（例如南印度的）Kunbi，在以前就累积了可观的财富，如今则是以现代的形式达成。
在英国治下，由于直接且强烈的刺激，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特别是以工厂的形式被引进印度。只不过，相对而言，其规模是如此之小，而所遭遇到的困难却是如此之大。在英国支配数百年之后，目前工厂劳工只有约98万人，不过总人口的3.3‰[5]。此外，劳工的征募实为不易，即使是薪资最高的工业部门[6]。直到最近的劳动保护法案成立后，工厂劳动才稍受青睐。女性劳动的参与只是零零星星的，而且多半是来自最下等的种姓，尽管在一些（纺织）工厂里，女性的劳动力是男性的两倍。印度的工厂劳动阶级也显现出传统主义的特征，一如见之于欧洲资本主义早期的现象。
印度的劳工很想快点赚些钱以使自己独立。对他们而言，提高工资并非促使他们更加勤奋工作或增进生活质量的一个诱因，而是相反的，会使他们休更长的假，因为他们负担得起，或得以让他们的女人穿金戴玉[7]。高兴就离开工作，在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且想尽可能快点儿带些积蓄回到家乡去[8]。换言之，他们只不过是个“随机”劳动者，欧洲意义下的“纪律”是不为他们所知的。因此，尽管工资只要欧洲的1/4，同样的业绩却需要2.5倍的劳动人数以及更多的监督，所以除了纺织工业之外，其他工业不能与欧洲的工业相竞争。对企业家有利的一点是：截至目前，劳动者的种姓区隔使得任何工会组织和真正的“罢工”没有发生的可能[9]。工厂中的劳动，诚如前述，是洁净且共同进行的（只不过井边的水杯是要分开来的，至少一个给印度教徒，一个给伊斯兰教徒，并且同一个种姓的人才睡同寝室）——然而至今为止，劳工彼此之间的和睦仍是不太可能如市民之誓约共同体的[10]。
可惜的是，关于各个种姓之参与近代资本主义经营的详细资料——至少可供外人利用的数据——相当有限[11]。
关于主要种姓的收入状况（官职、年金、有价证券以外的财源——《所得税法》第四部），根据普查主任官员所作的报告，盖特（Gait）在《1911年普查一般报告书》里举出下列令人关注的事实[12]：
在孟加拉，接受经济部门的所得税勘查的人数大约有2.3万人。占总人口51.7%的伊斯兰教徒（2400万）当中，只有3177人扣缴所得税，占缴税人数的1/8。然而，光是Kayasth（书记）这一个种姓就占有这样的比例，其收入部分得之于企业，部分来自“专业”。其次是婆罗门，接受课税的人当中有50%是以企业收益为主，与之匹敌的是Shaha，一个Sunri的小次种姓（11.9万），他们独占酒类的交易，也是接受课税人口比例最高的一支。除此之外，只有制油和油商的Teli种姓超过1000人被课税，所有其他的种姓都在这个数目之下。普查报告让人意外的是，古来的商人种姓Gandhabanik与Subarnabanik，按其名称原来应是香料商与贵金属商人，却各只有500人被课税；不过若就人口（大约10万到12万）比例来说，还是比Teli种姓要高（150万）。属于下级首陀罗的商人种姓，例如他们的供水并不必然被婆罗门接受的Shaha，比起Teli（在孟加拉，其地位相当于Nabasakh集团）与Gandhabanik、Subarnabanik（昔日或许真的拥有吠舍阶序的）这两个种姓，在近代营利机会的追求上较不那么踌躇，这是很可以理解的，正足以显示出纯正的古印度教的传统主义精神。
固有的印度教种姓对于理性经营的适应性，明显的是优于孟加拉的伊斯兰教徒，而伊斯兰教徒这种相对的劣势则普遍地见于其他各省。伊斯兰教的Scheikh种姓也有高额纳税者（特别是在旁遮普省），不过主要是大地租收入者，同样的，拉吉普、Babhan（高级的地主与谷物大盘商种姓）、婆罗门和近似拉吉普的Khatri也是如此[13]。
在比哈尔（Bihar），缴交资本主义收入税的种姓以Agarval（Kewat的次种姓，Kewat是个非常古老的商人种姓）排名第一，其次为Kalvan与Sumri（棕榈汁蒸馏业者种姓）和Teli（制油者），就量方面而言，他们和高级的婆罗门及Babhan种姓旗鼓相当（这七个种姓合计占所有可课税的“交易”所得的一半）。
在古印度教发源地的恒河上游平原与旁遮普及南印度，收入最大且比他人多得多的，大抵就数Baniya（古老的商人种姓），并且是来自商业所得，而在西北部，Khatri（自古以来即为高贵且全印知名的商人与书记种姓）则与婆罗门比肩在地租收入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不过在营业收入方面则独占鳌头。另一方面，（恒河上游平原的）Kayasth，从事“专业”的所得收入则是不成比例地高。
印度本地人的财富——部分而言相当巨大——长期以来相对地很少投入近代企业作为“资本”；在黄麻工业里，这种资本更是几乎没有。不只是企业家与董事会，连同工厂经理，在尝过“痛苦的经验”后，结果是：现在即使是印度最为本土的黄麻工业里，除了工头之外，担当起技术与商务机能的，几乎都不是印度人（多半是苏格兰人）[14]。各厂家平均拥有3420个劳工的黄麻工业，是印度最高度发展的大工业[15]。
由于对金钱追求的热度不同，特别是知识分子和在印度教的观点看来较不受伦理束缚的商人（酒精业者）所占的有利地位，所以和伊斯兰教徒相较之下，印度教徒的财富很明显地更加倾向于密集的商业投资，这点和以下这个事实相对应：比起伊斯兰教徒来，印度教的——同时也就是传统主义的——劳工那种经常为人所乐道的工作热度是更加强烈的。这两种现象同样都是受到种姓义务之遂行——对印度教而言具有特殊性意义——所制约。我们现在就要转而讨论这个重点。
* * *
[1]《Baudhayana法经》，Ⅰ，5，9，1。所有公开贩卖的商品也是如此。
法经的原文为：“工匠之手无不净。”——译注
[2]《Baudhayana法经》，Ⅰ，5，9，3。矿场及所有的作坊（除了酒类制造工场之外）都是仪式上洁净的。
[3]关于印度教诸教派及各种救赎宗教与印度的金融和商业之间的关系，我们稍后再谈。
[4]参照孟加拉普查报告（1911）中关于Baniya之商业教育的描述。以下事实恰足以驳斥职业种类的“天性”说，亦即：职业变迁强烈的古老种姓往往转而从事一些就“天性”观点而言在心理上与原先所事最为对反的行当，然而前后两种职业间却因共同使用到某些后天学得的知识与技能而相关联。所以，例如前述提及的，古来的测量师种姓——他们的成员对于道路自然是特别熟悉——往往转而从事司机的行业。类似的例子所在多有。
[5]这是1911年普查报告的数字。
近代受薪劳工的人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推定大约200万。——译注
[6]例如在加尔各答，劳工必须由外面招募而来。在近郊的一个乡村里，只有不到1/9的居民说的是孟加拉本地的语言。
[7]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对此现象有较为详尽的说明：“提高计件工资率的结果，往往不增加同一时间内的工作量，反而使之减少，因为劳动者对于工资率的提高所表示的反应，不是一天工作量的增加，而是减少。……他并不问：‘若尽量工作，一日可进益多少？’而只问：‘要赚取以前所赚的2.5马克，以济我传统的需要，需做多少工作？’这也就是此处所谓‘传统主义’的那种作风的一例；就是说，人们并非‘天生’就希望拼命赚钱，而只希望照着习惯活下去，并且能赚到为此所需要的那些钱就行了。”（张汉裕译，p. 18）——译注
[8]v. Delden, 前引书, p. 96。
[9]1920年作为全国性工会的全印工会会议方才成立，1929年其中的稳健派退出另组印度联合工会（1935年再强化扩大为国民联合工会）与前者对立，1938年两者再度合并，仍用全印工会会议的名称。然而到了1941年时，亲英的印度工会再次脱离，摆出相对抗的态势。——译注
[10]参照v. Delden, 前引书, pp. 114—125。
[11]在加尔各答，现代的“熟练”劳工主要是来自几个种姓：Kaivartha（农民与渔民的古老部族种姓）、Kayasth（书记）与Tanti（古织工种姓）。非熟练的所谓苦力劳工则同样是来自前面两个种姓，以及被蔑视的Goala种姓（榨乳者，古代的贱民部族）和Chamar（孟加拉地区不净的种姓，为数甚伙的皮革业者）。此外，被剥夺其传统业务的最下级种姓也最常见于苦力劳动。原有的工厂劳工则多半来自以下四个种姓：Tanti（织工）、Kaivartha（农民与渔民）、Chamar（皮革工）与Kayasth（书记）。相反的，例如Chhatri（据称是刹帝利，实则为古代的佣兵部族）有45%是农民、“差役”与家仆，几乎没有担任公职和在工厂劳动的。在孟买省的纺织工业里，63%是织工种姓，11.7%是Bhatia（古老的商人客族），9.8%是Vani（绅商），3.8%是拉吉普，1%强是Prabhu（官吏）与Mahan（村落吏员），其余为其他种姓。商人和最后提到的这几个种姓基本上是企业家（若是拉吉普则为地主）。孟买省从事商业（食品业除外）的种姓百分比如下：婆罗门3.2%，Vania（古绅商种姓）24.8%，Bhatia（古商人客族）7%，拉吉普与摩揭陀实际是0，Prabhu（官吏）9.3%，Lohana（辛德地区的古绅商种姓）6%，织工、Koli（小农）、Kunbi（农民）与Mahar（村落吏员）则为0，Pandhari（棕榈汁蒸馏者）2%。古来的商人种姓有相当大的比例如今从事食品业（尤其是零售商）：Vania中有40%，Bhatia有61.3%，Lohana有22.8%，而所有其他的种姓很少有从事食品业的，高级种姓则完全没有。
[12]p. 480.
[13]在孟买省，地租收入者主要是分布在下列这些种姓中：婆罗门、Prabhu（官吏）、Mahar（村落吏员）与Lohana（商人）。
[14]参照v. Delden, Die ind. Jute-Industrie 1915, S. 86。
[15]v. Delden, 前引书，S. 1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