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作者都在一本书的结尾作一个概述。我必须放弃这种做法。因为我不能比正是用一本书更简短地表达这本书的那些主要思想。尽管完全承认那巨大的差距，还是应当说，我的情况与叔本华相似；正如他自己说过的，他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也只想表达唯一的一个思想：他这样说过，“尽管有一切努力，我仍然没有能够找到比整个这本书更简短的途径来告知它。”因此，谁如果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兴致来阅读这整本书，谁希望在某个地方找到一个概述或者允许在一刻钟内了解主要内容的简短的重述，那我必定会使他失望。
但是另一些东西是必要的。为了排除误解，还应该打上一些强光。同时，还应该从这本书的那些思想中得出好多结论，虽然在开头已经说明了它们，但是还必须强调和发挥它们。
1．围绕着国民经济学是否可以“用数量表示”这个问题产生了长期持续不断的讨论。常常否定地回答这个问题。据说经济不是由数量、而是由目的构成物组成的。据说，谁在国民经济学上以数量来思考，谁就是“自然科学地”或“唯物主义地”思考，并且没有认清国民经济学作为精神科学的性质或经济的历史性质。这时就对它反驳说，经济的本质或概念并不排斥以数量来思考，而是甚至使它成为必要。
如果从概念、公理、定义或某些思维成规出发，就将永远不会在这场争论上得到最终的裁决。用逻辑学的语言来说：根本不能通过出自一定的前提的推理，而只能通过显示对象本身来作出裁决。这也就是说：经济实际提供的并且我们在生活本身中看到的各种事实问题的性质，决定了问题。
但是，这时表明：有关经济的秩序结构 的问题不是数量的问题。像例如今日德国的币制是如何建构的问题，德国农业的秩序是什么样的问题，也就是有关各种部分秩序以及有关当时的经济的全部秩序的问题并不要求数量的回答。然而，只有那些与经济的生活和斗争相疏远的人，才能够认为那另一个 国民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也不是数量的。每个工人都更好地懂得这一点。他的工资是一个一定的量，而他为食品、住宅和衣服而支付货币金额——数量。他知道，一切经济上的计划和行动都意味着：用数量来计划和行动。每个厂家的领导者对于他的成本核算、簿记、结账、盈亏核算、他的财务计划、经营计划和销售计划也同样是如此。在别的时代中计算得比较不精确，但是总是并且在一切经济秩序中都是根据数量从事经济活动的。18世纪的俄国农民主要是以集中领导的经济形式来满足他的家庭的各种需要，他很清楚地知道，各种需要及其满足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以面包、肉、衣服等等的数量来表示的，需要并且应当搞到这些数量。每个集中管理的经济同样必须考虑到数量。因此，就是科学也必须问，为什么生产了一定的数量，物品之流如何从数量上分配于各个消费者集团和消费者们，为什么发生了一定的投资，以及各个物品数量在空间上的分配取决于什么。因为在一切科学中各个问题的解答都总是必须适应于各个问题，就是国民经济学也必须对这些数量的问题给出数量上的回答。例如，如果说有关美国货币业今日的秩序结构的问题也不需要数量上的回答的话，那么这种问题却需要：在这个秩序的范围内如何进行货币的创造以及它如何影响今日美国的全部经济过程。
那些拒绝从数量上提出有关日常经济生活的问题的知识分子们甚至落到了日常经验之后。此外他们还陷入与他们自己的矛盾之中，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发觉了，他们的收入在数量上是有限的，他们平日支付的各种价格都是数量，而他们不断地把他们收入的与他们支出的数量相互比较。恰恰是在这种讨论上以及特别是在这样一种不通世故的命题上，显示出任何概念的国民经济学的没有成果和回想起简单的、直接的、直观的必要性。
2．只有正确地提出问题 才从其联系上展示了现实。单纯地描述事实走不了多远。重要的是提问题，而且是提出本质的问题。前科学的人难得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多数人只是对他们的直接给定的周围世界感兴趣：农民的田庄、工厂、家计和它的周围。他们的眼界达到的并不更远。他们并不觉得受到了推动去提出有关经济秩序或者有关全部的经济过程的各种联系的那些问题，国民经济学就是从这些问题出发的。
但是，怎样正确地、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提出问题？因为各种问题是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它们就好像取决于人们的心愿。“我们可以问，我们想要什么 ；而我们将会问，什么使我们发生兴趣 ”（A．阿蒙）。一切科学的历史不是都教导说，问题的各种提法是由实践的兴趣和变化着的精神潮流决定的吗？人们这样认为：不是经济实际强加了某些问题，而是人向实际提出他个人的问题。这样，据说个人的立场在提问题中已经表现了出来。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整个国民经济学就会都依赖于主观的斟酌决定，因为它从主观决定的问题出发，这必然会导致各种研究安排乱七八糟地并列。
事实上科学的历史确实教导说，它的问题的提出常常是由当时的实践的要求和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潮流所激发的。恰恰是对于形成国民经济学的问题提法来说，可以容易地为此提供证据。直到这一点都必须赞成。但是，话还不能说到此为止。同时还适用的是：只有证明是可以富有成果的那样一些问题才能够持久。确实可以证明，古典作家们所提出的有关经济过程 的全部联系的问题是由18世纪的精神的和政治—经济的全部状况所引起的。但是，它经受住了考验 。已经表明了，不解决它就不能够说明人们的经济存在。尽管今天的精神的和政治—经济的全部状况如此悬殊地不同于18世纪的后期，科学必须继续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它必须继续为回答它而努力。放下这个问题，意味着放弃对经济过程的认识。对于国民经济学必须提出和解答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即有关经济秩序的问题，也适用同样的原则。无论这个问题是由什么激发起来的——在探讨时，它被证明是富有成果的和不可缺少的；它作出了许多成绩，因此必须把它提出来。
因而，两个问题统治着国民经济学：有关在其中进行经济活动的那些形式的问题和有关每天在各种给定的形式中运行的经济过程的问题。这些主要问题的不同结构赋予国民经济学以它的性质。
从那两个本质性的主要问题和对它们的探讨中必然产生一长串个别问题。例如在提出了有关各个具体的经济过程的全部联系的问题之后，它的研究必然导致巨大的二律背反，以及导致这一问题：如何能够克服它。向着克服这个二律背反的每一步都导向新的问题，而道路就这样越过进一步地解决问题而走向其他的任务。只是在把形态学体系和理论用于具体的现象当中，问题、回答和进一步的问题的这个长长的系列才达到它的终结。而最后，在这样提出国民经济学的那些主要问题和各个个别的问题时，就的确 不是必须由主观的估量和任意性、而是由向事物和合乎逻辑性看齐占统治地位。在国民经济学中，正如在其他任何一门科学中一样，我们恰恰不能够跟着阿蒙去问“我们想要什么”。相反地，我们必须排除那些证明是假象问题的问题。而且我们只可以提出和坚持这样一些问题，它们的研究使得有可能探究实际，也就是说它们经受得住考验。
3．一切都围绕着那两个主要问题。虽然它们是在日常经验中产生的，但是——撇开不谈绝大多数的工厂主、商人、农民、工人们等等并不提出这些问题——日常经验的帮助没有成功地解答它们。因此，从充满矛盾的和一点一点的日常经验而达到科学的经验，就证明是国民经济学的主要任务。
但是，成问题的是，国民经济学究竟能否 达到科学的经验以及它是否可以 由此而把自己作为科学建立起来。
我们肯定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导致积极成果的做法是最为特别的。许多国民经济学家畏惧探究个别经济；必须完全克服这种畏惧。这种反感常常由这一担心中得到解释：由此失去对整体的洞察力，个别的家计和个别的厂家只是这个整体的极小的一部分。但是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恰恰是并且只有通过研究具体的个别经济的秩序的内部结构以及通过“着重强调的”抽象，才成功地获得了那样一些理想类型，它们不仅有可能被运用去认清历史上的各个经济秩序 的内部结构，而且也为理论的原理、并且由此而为认识各个具体的经济过程 提供了基础。通过减弱 对于各个历史事实状况的直观和把理论限于一定的历史时代，并没有使历史的直观与理论的思维接近和合作。通过这样做而失去了二者：历史的直观和 理论的分析。导向目的的路经过的是相反的方向：与最初的外表相反，想通过理论的思维发现经济的各种联系的国民经济学家，必须把观察具体的实际推向极端 。
4．对于实施认识过程以及对于获得科学的经验来说，决定性地重要的是在适当的地方使用恰当的抽象操作法 。这样指出过：“着重强调的抽象”必须处于中心地位，它是在研究个别经济中实施的，而且它使得有可能科学地渗入具体的经济。（忽视这种抽象操作法已经从根本上助长了国民经济学的脱离现实。）与此相反，“概括的抽象”必须退后一些，在这种抽象中发生的是疏远真实的实际。但是，在“运用”中，即在科学地确定各个具体的经济秩序时，也就是在明确各种“占统治地位的”和各种“补充的”形式要素时，它起着一定的作用。
根据着重强调的抽象，国民经济学得出了“理想类型”；正如指出过的那样，它们完全不同于各种通常的“现实类型”。 (66) 、 (66a) 这种做法走了一条迂回的道路，也就是通过在实际的经济中得出组成它的那些基本形式。因为这些基本形式过去和现在都存在于完全可以点清的数目中，就达到了一种简化，它使得能够科学地认清各个经济秩序的和各个经济过程的难以估量的多种多样性。“如果想为各种可能的条件状况的总和而扩充理论，那么这就是一个巨大的、可能甚至是乌托邦式的冒险，它可以与那种印刷术相比，这种印刷术为我们语言的每一个单个的词汇都随时准备好了特别的铅字。与此相反，如果我们以形态学体系的形态为各个个别的字母准备了各种铅字，那么，每一次根据需要研制出那些为运用到具体问题上所必要的混合，就不存在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F．W．迈耶）。
5．因此，形态学和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产生于分析具体的经济之中，并且是达到科学的经验的工具 。它们为科学地深入经济实际服务。这样它们就解决了那个任务，这个任务是科学的中心任务：在幼稚的思维看到偶然和任意的地方找出必然的联系和统一。
抱着纯粹经验的思想观点的人们惯于从一开始就对理论工作感到反感，而且他们既不准备、也不能够获知它们。他们必须清楚，他们由此就离开了能够认清经济实际的人的圈子。——由此也就同时消除了对国民经济学理论的任务和逻辑性质的许多误解，这些误解就是在理论家的圈子中也传播得很广。比方说这样的误解：理论包括了应该“描述”历史的和具体的存在的各种公式，它总结了所有的经验。而且它的位置可以说是在科学的终点上。或者还有：经验简直是与理论对立的，而人们则谈论那样一些“理论”，它们与经验或者与“实践”不相符。理论同样很少能够从定义中演绎出来。它也不是一般性的、像雾一样笼罩着具体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真正的理论产生于为了科学地说明具体的经济而在研究各个事实 中严格地使用理性 。正如指出过的，意识形态产生于意志的冲动，并且常常是经济斗争的手段遮住了向着实际的经济的视线。最后，理论也不是概念或定义的这样一种体系：它必须走在研究各个事实之前，而且它既没有基础也与历史的实际没有联系。真正的理论既不像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相信的那样处于研究实际的经济的开头，也不像经验主义认为的那样处于末尾，也不像极端的“二元论者”们想要的那样处于各个事实的研究之外，而是它处于认识过程的中间；它是一种工具，创立它是为了使科学的经验成为可能。
理论恰好像形态学一样，它出现时所带有的要求是微少的同时又是巨大的。微少 是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它仅仅提出作认识的一种工具、而绝不作为目的这个要求。但是，当它要求用作普遍适用的认识工具时，它的要求就是巨大的 。通过运用这种工具能够科学地认清一切经济实际。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总是同样的那些组成形态学的纯粹的形式，或者同样的那些理论原理是有现实意义的；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总是有一个一定部分的思想装置适宜于根据它的运用而从结构和过程上说明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上的经济实际。 (67)
6．在获得经济世界的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图像上，一种重要的作用归各种定义 所有。它们概括了事物分析的成果，并且由此使利用这些成果继续工作成为可能。国民经济学最初必须 以日常语言的那些不精确的概念来工作，通过事物分析的继续发展就有可能以科学地定义了的概念来逐步地代替日常语言的那些不精确的概念，而这种代替同时又促进了事物的分析。
让我们选取一个 概念，即价格的概念。在事物的分析之前，也就是在开头科学地定义它是不可能的。在分析开始时，国民经济学对于价格知道得不比平日更多。但是，如果在顺利进行事实的分析时获得了各种“经济体制”，国民经济学的问题探讨本身就会碰上价格，而且它必须并且能够精确地限定价格概念的范围。现在表明，价格在“交换经济”中意味着的完全不同于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在有着它的许多的厂家和家计的交换经济中，有必要协调各个个别的计划，这种协调是借助各种价格而进行的。价格的形成因此而处于全部经济体系的中心，有着广泛的、可以精确地指出的职能，而一切行动都必须向价格看齐。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则完全不同。在那种经济中，一个 地方以它的计划控制着经济上发生的事情，而在那里价格（只要它们确实出现；正如指出过的那样，不是在这种经济体制的所有形态下都是这样）则有些不同。如果在分析事物的这个阶段上有可能而且也有必要去定义什么是价格，那么下个阶段，也就是各种市场形式的研究就会导向“垄断价格”、“竞争价格”等等的定义。在定义中集中在一起的每次都是一步一步地赢得的认识。现在价格概念获得了真正的内容和精确的范围限定。同样的转变发生在别的一些概念如经济秩序、厂家、价值、资本、货币等等上。它们最初被用于日常的不确定的语言中，在分析的运动中变成了妥善定义的和科学上有用的概念，而各个定义的顺序则表明，科学怎样从日常经验中逐渐解脱出来。
在国民经济学中常常给各个定义指派另一种位置。它们常常被推到开头，而许多国民经济学家从各个基本概念的定义开始 ，他们的工作简直就是以此为标志。促使他们这样做的是不同的动机。
一些人认为，科学之所以必须从经济、生产、价格等等的定义开始，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用概念来工作，而且确实必须在运用这些概念之前澄清它所使用的那些概念。对此可以这样回答：我们当然总是用概念来工作。就是国民经济学在最初观察对象时以及在最初的那些次提问题时也已经需要概念。对此不存在任何一点疑问。但是恰恰不允许由此得出结论：国民经济学必须或者可以从定义开始。它在 研究事物之前 怎么能够说，经济秩序是什么，或者厂家、价格、价值或资本等等是什么？如果它试图这样做，那么就把科学上没有基础的看法收进了各个定义并且由此收进了科学之中。这样，由利益决定的并且变得模糊了的看法和意识形态就通过定义而潜入了国民经济学。
其他的国民经济学家之所以把定义放到首位，主要是为了确定他们继续研究的对象的界线。因此，他们试图例如在开始时就马上给“经济”这个概念下定义，以便确定国民经济学的对象。但是，这样用定义来确定界线是行不通的并且也是多余的。行不通的——因为科学不可能成功地划定它还不了解的一个领域的界限。多余的——因为从显露的并且应当解决的那些问题中产生了对象界线的限定。应当跟着马克斯·韦伯说：确定了每一门科学的领域界限的，是一定的问题以及每一门科学为解答它们所要求的那些特定的手段。科学并且从而还有国民经济学的产生，不是靠着确定这样一个对象，它首先由于定义的帮助而确定了界线并且然后得到更详细的描述，而是靠着提出问题和阐发研究方法，以便解决问题并且获得成果。
最后，定义还由于另外一种即第三种原因而被放到了首位：许多人向科学提出的是他们从一开始就确信的命题，而科学对他们来说不过就是阐明这些命题。在这些情况下，思维进程由之开始的那些定义服务于把那些前科学地确定的命题导入到科学之中。这是我们熟悉的那些本来的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态度。 (68)
7．国民经济学在准备并从事解决各个问题的努力中碰上了这一决定性地重要的事实：人们到处并且总是根据经济计划行事，以便克服各种物品的现有的稀缺。这个事实使得这一点成为必需的：不仅是对一切具体的经济的秩序结构的、而且是对各个日常经济过程的研究，都首先从有着它们的计划资料的具体的经济计划着手。仿佛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大门，国民经济学通过它而探究经济实际。就是我们对两个问题的探讨也必须从这里开始（第89页及其以下，第199页及其以下），而这个开端决定了下一步的道路。
8．国民经济学的科学首先必须是系统的 。“这里绝不是表现我们的自然的一种单纯的美学上的特征。科学不想也不可以是建筑学游戏的场所。我们没有发明科学（当然是真正的而且是恰当的科学）所独具的那种系统性，系统性处在各个事物之中，我们不过是在那里碰上了它、发现了它。科学是手段，为我们的知识去征服真理的王国，而且是以尽可能大的规模；但是真理的王国不是无秩序的混乱，在它当中规律性的统一占统治地位”。 (69)
因为每个家计和每个厂家都是一个广泛的秩序的环节，而每个经济行动都是一个全部过程的一部分，因此就有必要从它的联系上去理解全部秩序和全部过程。我们不是将系统性用于各个事实状况，而是我们在各个事实状况中找到了它。因为正如本书一再指出的那样，经济上发生的事情体现着一个互相依赖的整体，国民经济学就必须提供认识的一个内在联系的整体。它这样做是通过阐发一个“形态学的体系”和一个“系统的理论”。在科学的体系内部的联系必须符合各个事物的全部联系，即秩序结构和过程的联系。否则科学的认识就是不完全的。系统意味着：统一地排列顺序并使之有联系。
在经济学的整体的范围内、也就是系统地察看经济学上的每一个个别的问题，这个要求反对的是两个时代潮流。各种理论的方法变得越精致，许多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家就以越强烈的程度偏爱对某些数量关系进行细节的研究。而产生了影响的是这种意见：经济学的理论应当分解为个别的定理。与此相反，必须指出理论的主要问题的完整性。所有个别的问题，比方说关于生产的控制的、关于各种工资的形成的、关于储蓄的各种作用等等的问题，都是一个 基本问题——关于历史上的经济的那巨大的互相依赖的日常经济生活的全部联系的问题的各个方面。由此产生了一种系统的、对事实上的全部联系作出正确评价的理论的必要性。
第二，我们反对那种普遍地、也远离科学的占统治地位的看法：系统的思维根本就是有害的。据说生活比任何体系都更强；有生命的生活与安排秩序的生活的对立在任何地方都不像在理性对体系的追求中那样强烈地表现出来。据说体系 是过去时代的事情，而生活 则是现在的关切。可以容易地从精神史上解释对系统的思维的这种现代的否定。它产生于非理性主义和唯意志论的广泛流传。如果是从不合乎实际的前提出发构造体系的话，那么从这个方面对在国民经济学中的、在其他科学中的以及特别是在哲学中的体系所作的批评就不是没有道理的。固然，那时这种危险就很大：体系造成看不到实际并且诱致教条主义。但是，如果对系统的科学的批评本身变成了教条的，并且如果它没有看清，在各种实际上的联系需要的地方必然构造体系，它就陷入了过失之中。在国民经济学中，放弃体系意味着放弃对完整的经济生活的认识。
9．在克服利益者们的各种看法和意识形态 中，我们认识到了国民经济学的一个基本任务。只有这样解答那两个主要问题才是在科学上很有价值的，这种解答做到了这种克服。但是，只有这样一种科学才能够从日常经验的烟雾中解脱出来：它以精确地观察各种事实为基础、并且以可以直接理解的、清楚的思维步骤向前工作。同时科学又需要严格地向真理的观念看齐。否则就存在着它听任利益者们的各种看法和意识形态摆布的危险。
从说过的所有东西中也得知：国民经济学家们为什么并不罕见地对他们的这个重大任务认识错误。他们经常缺乏有把握地探究经济实际的方法，缺乏直接体验 ：他们因此经常变得依赖内行的实践家们。此外还经常缺乏对经济的全部联系的认识，正如只有以理论 的帮助才能得到这种认识那样。例如，谁如果在货币理论上不十分牢固，谁就不能对货币业的例如像贬值那样的事件独立地作出判断，而是依赖银行实践家们所表示的各种意见，这些意见通常都是由利益决定的。最后，国民经济学患病于：上个世纪的历史主义、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和精神上的其他运动，使真理观念相对化并且由此而掩盖了“日常经验”和“科学的经验”之间的巨大的、决定性的重要的距离。也许没有哪一门科学比国民经济学在这之下受苦更深。 (70)
10．最近时期历史生活的迅速变动 使国民经济学落入了困难的境地。当各个经济秩序如同最近几十年在许多国家中发生的那样迅速地变化时，它似乎注定了要迅速地过时。人们可能这样问道，如果竞争消失了并且由垄断或直接的国家控制取代了它，研究各种竞争价格到底有什么用处？10年以前，当实行的是完全不同的货币秩序的时候，那时所从事的货币理论的分析对今天的人们有什么用处？——正如指出过的，国民经济学家们通常试图这样来帮助自己：他们尽可能迅速地适应当时的现有的形势并且每一次都想出一些似乎符合那一时刻的理论。这里又有了一种表面上似是而非的状况。国民经济学家们越是仅仅注意当时的形势，他们越是使目前在他们的国家中存在的经济秩序绝对化，他们越是拼命地想成为时髦的，他们就越迅速地过时。那时，经济政策的每一个转变，比方说竞争法和货币宪法的每一次较大的改造，都会推翻他们的学说大厦。因为过去的那些分析涉及一种现在已经改变了面貌的状况、涉及一种过去的经济秩序，而国民经济学家们现在则必须尽力谋取新的受时代约束的理论，这种理论一直适用到经济政策又发生一次新的变化时。如此等等处于持续的变化中。国民经济学就以这种方式最终丧失了任何立足点：它在各个事件后面跑；它从一个危机落入另一个危机。
然而，以着重强调的抽象而创立的形态学的和理论的体系经受住了历史变易的各种变化。可是为此需要两种东西：第一，这个体系必须足够广泛。不能仅仅以研究当前的事实来获得它。比如像卡尔·门格尔说过的那样，考虑到“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唯一的时间上的切面——现在的切面”，这是不够的。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的经济在国民经济学上都是重要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历史眼界必须是宽广的。只有在研究不同式样的经济秩序中才会产生一个广泛的并且有用的形态学的和理论的体系。眼光在过去和在别的经济文化中达到得越远，这样所得出的各种纯粹的形式的形态学的体系和理论原理的体系就越好地适合于经受住将来的各个变化。第二，必须理解各个经济体制的和理论的逻辑性质，认清“真理”和“现实意义”之间的基本区别。随着各种制度的变化而变更的只是各个个别部分的现实意义。没有更多的东西。在少数几年之后，今天没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陈述就可以又是有现实意义的了。
例如随着新的、至今还不知道的货币秩序的产生，也许会再三证明，在货币体系的数目上或者在思想装置的其他地方的某些补充是必要的。这个装置将永远不会是“完成了的”。此外，它的运用不断地提出新的任务。但是，这一切都丝毫没有改变这个事实：如果国民经济学的思想装置是从全部广泛的历史经验中（但是根据的是对各个个别的构成物的深入分析）得出的，国民经济学绝不可能完全感到意外。面对历史的变化它获得了平静和安全；它成了一门比较能够抗拒危机的科学。
11．认识经济实际的先决条件是：虽然把各个经济问题强调为特别 的问题，但是同时又从它们的全部历史 的联系上来察看它们。例如，只有在既解决了有关德国经济的秩序结构的和有关日常经济过程的各种联系的那些特殊的经济学问题，但是同时又看清了各个经济现象与民族的整个生活与政治上和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以及与各个精神运动的联系时，对今日德国的经济实际的认识才得以成功。
向着一个或者向着另一个方面的片面性都是危险的。正像例如在各种经济阶段的构思上或者在各种通常的经济形势理论上所表明的那样，在忽视了一切生活领域的总是起着作用的联系的条件下，片面地—分离开地探讨经济学问题造成了这样一些结果：它们不适合具体的实际。但是，谁如果与此相反地仅仅看到了一切生活领域的全部历史的联系，并且认为根本不应该分离开地单独提出和研究经济问题，他就没有能力分析地进行探究，就仍然是业余爱好者，没有看到各种经济的事物联系并且只得到一个变模糊了的图像。较旧的和较新的时代的那些浪漫主义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情况就是如此。
在国民经济学谋求解决专业问题与无所不包的历史的理解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和，我们的研究不断地碰到了这种不和。这种不和是必不可少的和富有成果的，不可以消除它。 (71)
12．在开始时，在把握各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对流传下来的阶段和风格的虚构进行批判。现在，在结尾上，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得到的那些成果是否又使我们接近了那些阶段和风格；比方说，是否可以把描述具体的经济秩序（a）或者是否可以把构造理想类型的和形态学的体系（b）看作是关于各种阶段和风格的 以及现实类型的经济体制的学说的继续 ？
应该否定地回答这个问题。
a）各个经济秩序 与各种经济阶段或经济风格并不相似。它们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经济秩序是一种个别的现象；然而经济阶段或经济风格却是一种类型 。我们想研究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经济秩序、1世纪意大利的完全不同的经济秩序或者数量巨大的其他的古代经济秩序；而我们并不试图用像比方说“家庭经济”那样的一个阶段或一种风格，或者用一些阶段和风格来捕捉这种多种多样性。有3世纪东德意志的一个经济秩序和1270年前后佛兰德各城市的另一种样子的经济秩序，而且有1350年前后佛兰德的又一种不同的经济秩序（第266页及其以下）。它们全都是个别的现象。与此相反，阶段和风格说则谈论“城市经济”或还有“早期资本主义”。1940年存在着一个一定的德国的经济秩序；正如指明过的，这种秩序显得与1900年前后的经济秩序根本不一样。然而阶段说却试图以“国民经济”这个类型描述这两个以及其他许多个历史的状况。
第二个区别最紧密地与列举的第一个区别相联系。塑造阶段和风格完全不同于认识 经济秩序。阶段、风格和现实类型的经济体制是根据一个特征或者根据一系列特征而构思的：这样创造了像“资本主义”、“城市经济”或“家庭经济”那样的现实类型。各个经济秩序则完全不同。这里涉及的是认识个别的事实状况；在这里，认识从一个问题、即有关秩序的内部结构的问题出发。在今日的德国，经济秩序的内部结构是怎样的？或者，它在1800年前后的合众国是怎样的？证实了的是，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相反地，必须进一步地走一条思想上的迂回道路。它通过得出由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形态、市场形式、货币经济的主要形式和货币体系所组成的形态学而导向目的：比方说导向认识今天存在的或1800年前后存在过的那些经济秩序。阶段和风格说不知道这种问题提法和这条认识道路。第三，经济阶段和经济风格应该是理论研究的基础——经济秩序则不是。我们知道，虽然至今没有创造出而且根本不可能构思出适合于个别的阶段和风格、比方说适合于城市经济或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些“受时代约束的理论”；但是存在着这种意图，而且它是构造阶段和风格的一个根本的动机。对各个经济秩序的认识并不追求这个目的。同样表明过，这个种类的尝试将会失败。因为每次在一个经济秩序中实现的各种秩序形式的数目太大，而且它们是如此个别地互相结合着，以至于各个经济秩序并不表示那样一些条件状况，它们使各种理论的分析成为可能。例如，为1900年和1940年的德国经济秩序各创立一种目的在于说明1900年和1940年的德国的经济过程的特殊理论，那将是徒劳的。（相反地，各种理论是在各种纯粹的秩序形式、各种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和它们的形态的基础上获得的。）虽然为了把理论装置运用于具体的经济过程而需要了解各个具体的经济秩序和它们的占统治地位的秩序形式，但是这样一种运用又是在阶段和风格说中所没有的。
b）各种经济体制、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形式、各种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从而在研究具体的事实状况中发现的整个形态学体系，都和各个经济秩序一样很少与各种阶段和风格有共同之处。这里涉及的是纯粹的理想类型的形式，它们并不像风格、阶段或现实类型的经济体制那样，要在一定的横断面中概括地描摹经济现实。它们谋求的是另一种目的，是不一样地获得的并且具有另一种逻辑性质。因此，在某些构思的风格和阶段序列的个别标记与理想类型的各种经济体制的各个标志之间进行对比，这是令人生疑的。那样就会太轻易地忘记，阶段—风格与形态学的体系可以说是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上。如果再考虑到，就是理论在一种和在另一种做法中也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在阶段和风格说中受时代约束，然而在另一种做法中却不是在它们的真理的内涵上、而只是在它们的现实意义上才受时代约束——那么对于对立之大就会得到一个确凿的印象。
总而言之，这里并不是用同样的石头来建造与在阶段和风格说中不同的房子，而是这些石头在这里和在那里就已经是不同的。存在着与历史上给定的现在和过去的另一种的关系，而且既是与进行经济活动的人的，又是与各种制度的。同样存在着与理智的另一种的关系。之所以应当特别说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引起对独到之处的资格的注意。鉴于科学及其任务的伟大，独到之处的资格总是可笑的。只是为此才必须明确地划出分界线——为了我们不去徒劳地继续建造这样一所房子：国民经济学已经太长时间地建造过这所房子，它不适于居住，而且就是在将来也不可能使它适于居住。 (72)
13．人们过去和现在都习惯于把各门个别的科学编排到一定的类别 中去，以便根据这种编排而分派给它们一定的方法论。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把国民经济学分派给所谓的精神科学，与各门自然科学相对照，然后对它使用一种所谓的“精神科学的方法论”。或者相反地，人们推动它去接近各门自然科学，作出比方说用物理学的方法去从事它的尝试。无论情况是这一种还是另一种，这种行为总是不允许的。每门科学都必须仅仅从它的 实际问题的特性出发，并且在对这些问题的工作中发展出它的做法和它的全部性质。现实提供的并且需要解决的各种实事问题总是强逼出做法来。它们的两个主要问题要求以特有的方式进行历史—直观的和 理论的探讨，从这两个主要问题的特性中产生了国民经济学的特性。据此也确立了国民经济学在各门科学的宇宙中的位置。
它必须维护它对其他一切科学的独立，这些别的科学正是必须解决别的种类的问题。而如果在它当中丛生着那样一些方法，它们起源于历史的或者自然科学的方面、并且不是在与那重大的二律背反争论中产生的，它就必定会失灵。因为没有别的哪门科学必须以与它同样的方式解决分裂的事实问题，在别的科学上获得的方法上的思索在国民经济学上的任何简单的转用就都是不许可的和引入歧途的。
但是，一旦充分地突出了国民经济学的特性 并且因而尽可能远地推进了对实际的经济的认识，就恰恰产生了与别的科学的共同点。正是不能通过肤浅的分类仿佛是从上面、而是只能通过对各个事实问题本身的工作 （也就是说从下面）来克服各个个别科学的个别化，有道理地抱怨过这种个别化。于是首先得出的是与经济史学的非常多的共同点。但是就是与其他的历史科学的联系也是非常密切的，如果真是普遍历史地从事它们的话。对此我们详尽地谈过。
14．从全部的思维进程中得知，不能够保持企业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的分裂。这种分裂只有存在着特别的问题群时才是合理的。因为只有各个问题的独立性才造成了一门科学的独立性。国民经济学的和企业经济学的那些问题属于一个整体。厂家和家计是全部经济秩序的环节，而在各个厂家和家计中的那些过程是社会的全部过程的部分过程。国民经济学的那两个主要问题也是企业经济学的两个主要问题：只有在经济秩序和全部经济过程的范围内才能够理解各个厂家和家计的结构和领导。因此一切科学的企业经济学家都必然要进入对各个经济秩序的和交换经济的各个全部联系的研究之中。一门 科学——企业经济学——停留在个别经济的各种资料上，而另一门 科学——国民经济学——则对个别经济的各种资料置之不理，对此不存在最低限度的理由。企业经济学家更多地研究各个厂家和家户内部的各种联系，国民经济学家更多地研究各个个别经济彼此的各种联系——鉴于各个问题的重大，这是可以理解的和正确的。但是，强调上的差别不应当导致分裂为两门科学。
正像在历史的和理论的国民经济学之间的分裂上那样，就是在这里也适用这条原理：由于科学的分裂，各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是被甩开。如果国民经济学家关心全部的经济秩序或各个全部经济的过程而不了解这个经济秩序的各个承担者——各个厂家和家计，那么这就意味着脱离实际。比方说，如果不透彻地熟知所有等级的各个农家的企业结构，应当怎样理解一个现代的农业秩序的结构呢？而如果没有掌握现代银行的营业技术，不能很准确地察看银行的平衡表，又想怎样理解今日货币业的那些全部经济的联系呢？——相反地，一种固执于个别企业的企业经济学绝不能够把握个别企业的结构的和个别企业的活动的、甚至于结算的或成本核算的意义 。它的眼界太狭窄，而且它陷入了对各个问题的一点一点的并且从而是不充分的探讨之中（也见第219页及其以下）。因此，如果国民经济学家们忽略不看各个个别经济、而企业经济学家们则停留在个别的企业之中，那么这两个群体合在一起就丝毫没有作出那一门 经济科学所作出的成绩，这门科学从各个个别经济的结构以及从它们的各个计划和行动出发，并且从个别厂家的和个别家户的各种资料向前推进到各种全部经济的资料，以便这样从个别经济而达到认识全部经济。这样，就是对个别经济及其过程的科学认识也由于对全部经济的这种认识之故而得以成功。在这件事上得到证实的是勃肯的著名定律：“谁想相当详尽地阐明个别，谁就必须熟悉整体。”但是，问题的统一在那里特别清楚地显露出来：在那里，就像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或者在自给经济中那样，一个 领导控制着全部经济过程，因而在那里一个个别经济包含了全部过程。
企业经济学与国民经济学的分裂特别产生于：许多国民经济学家试图避开各个个别的经济去解决全部经济的问题。在这些流派占统治地位的地方，产生了一种真空。各个个别经济的构造和行为仍然是不清楚的。企业经济学试图填补这个真空。因此，一旦认识到了通过研究个别经济的秩序结构和在各个个别经济中的各个过程去发现全部经济的各种联系的必要性，就消除了真空和与企业经济学的分离。 (73)
15．在思维过程的结尾，就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确定一种事实情况和一对重要的概念。
“经济秩序”这个词表明，它是一种个别的、实证地给定的事实。它是实现了的各种形式的总和，在这些形式中，日常经济过程每次都具体地运行着（第65页、199页及下页）。在人类的历史中，各个经济秩序以无法看清的多种多样性变更着。在各个经济秩序的这种多样性中发现那些构成它们的简单的基本形式，这被证实为科学的一个重大任务。这成功了。
不容许的是，不是这样描述各个实证地给定的经济秩序，而是把它们称作“结构”或者类似的东西，比方说今日谈到一种英国的经济结构。在这些经济秩序中，涉及的是具体的事实状况的同属一个整体和划分，从而涉及一种秩序。各个经济秩序过去和现在常常是不适当的；日常经济过程在它们当中常常没有达到均衡。或者它们是不公平的。无论这样还是那样，科学必须研究它们并且查明它们的秩序结构。而且正是各种秩序形式的分析使人认识到，为什么非均衡占统治地位（例如在那些持续地发生罢工或者开除的劳动市场上）——因为它们是在两方面的部分垄断中安排秩序的。
还可以如此厉害地谴责印加人的不人道的经济秩序——与耶稣会国家的人道的经济秩序相反。就像历史上的其他各个经济秩序一样，二者以同样的方式都是科学的对象。
但是，“秩序”还有另一种含义：作为符合人的和事物的本质的秩序；这意味着那种在其中存在着适度和均衡的秩序。古代的哲学就已经做过秩序概念的这种表述。它在各个事物的多种多样性中寻找世界的建筑构造上的塑造规划——在中世纪清楚地形成了奥尔多（ordo） (74) 观念，它对整个中世纪文化的构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意味着把多种多样的东西有意义地结合为一个整体。
本质秩序的、自然秩序的或奥尔多的这种观念通常首先是在失灵的或者不公平的实证秩序的时代赢得巨大的力量。各个具体状况的荒谬性对此给予推动。寻求的是那种 与给定的各个秩序不一样的、符合理性或者人的和各个事物的自然的秩序。在从4世纪转向5世纪时，奥古斯丁在这样一种危难状况的期间阐发了这种思想。在17和18世纪中，曾经把自然秩序（ordre naturel）与实际的秩序（ordre positif）相对比；又是例如在法律和国家形成的以及经济政策的领域中有着强烈的作用。今天，这种观念又复活了——由于这一紧迫的必要性：为工业化了的经济找到经济的、社会的、法律的和国家的那种缺少的、有作用能力的和合乎人的尊严的秩序。尽管这个概念的各种表达在欧洲历史的进程中变更着，形成概念的意图仍然是同样的或者类似的。
秩序的两个概念——作为历史的个别的、变动着的事实状况的秩序和作为奥尔多的秩序——都是必不可少的。这些概念的这种区别是如此古老，因为它几乎必然地产生于同具体的实际的论辩中。人想知道，各个具体的秩序是怎样的，而且 他寻求一种更好的秩序。但是两个概念彼此形成强烈的对照：人们必须在其中生活的那些具体的秩序，以及那种适用的和公平的秩序。
通过我们把各个具体的“经济秩序”（Wirtschaftsordnungen）与对“经济的秩序”（Ordnung der Wirtschaft）的追求区别开来，我们区分了这些概念。在我们的书中没有谈过经济的秩序。可是，对各个实际的经济秩序的和日常经济过程的各种联系的研究却不仅具有它巨大的目的本身。因为思想上对“经济的秩序”的工作以科学地透视各个具体的“经济秩序”和它们的形式为前提。
16．在当前的时代中，“经济的秩序”涉及的如下：工业化抓住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现在就是在首先工业化了的各个国家中也总是在经历着新的阶段并且到处都破坏了那些旧的经济秩序。同时发生了巨大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变革，它们同样改变了传统的秩序并使其解体。——到目前为止，在工业化的这个时代的进程中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并且迅速变更的各种经济秩序，而且正像我们看到过的，在它们之中通常是交换经济的、但是最近也有集中管理的经济的秩序形式占统治地位；这些经济秩序导致了各个经济过程的进程中的各式各样的干扰，导致了权力的集结、权力斗争和社会的紧张关系并且加速了个性的丧失。
因此，一个重大的任务在于：赋予这个有着它的广泛延伸的分工的新的工业化了的经济一个有作用能力的和合乎人的尊严的经济的秩序，这个秩序是经久不变的。有作用能力的和合乎人的尊严的意味着：在它当中应当尽可能广泛地和连续地克服物品的稀缺，这种稀缺在大多数的家计中都日复一日地压制性地起着作用。而同时在这种秩序中，一种自我负责的生活应当是可能的。决定性的东西取决于这个任务的完成（而且不仅是为了人们经济上的生存），这个任务要求设立一个可用的“经济宪法”（第65页及下），它使足够的秩序原理成为现实。上个世纪的历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个任务在当前的时代并不是自行解决的。思考地塑造秩序是必要的。经济政策的各个个别问题，无论它们涉及的是农业政策的、贸易政策的、信贷政策的、垄断政策的、税收政策的、公司法的还是破产法的问题，都是这个重大问题的部分问题：应当怎样塑造经济上的全部秩序 ，而且是民族的和国际的秩序以及它们的比赛规则。——几十年以来，人们就习惯于判例式地选出经济政策的各个个别问题。但是所有经济现象的全部联系都要求从这种全部联系上去查看并且据此来处理它们。如果经济政策忽视了这种全部联系，它就会在各个事实本身中使人不愉快地感觉到它。例如那些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实行自立的经济形势政策，但却要坚持金本位制；或者它们在公司法中使股份公司的形成变得困难，但是却没注意到，通过它们的税收政策，它们过度补偿了这些法律的作用。
这些问题具有这样一种规模并且如此困难，以至于只有在运用科学的—国民经济学的研究的各个成果的条件下才能够解决它们。每个个别的经济政策措施都对全部秩序或者对全部过程发生作用。而只有国民经济学的科学在运用形态学和理论的条件下才能够正是认清这种全部的联系，这种全部的联系对于经济政策上的决定来说应当是决定性的。总的来说，国民经济学必须通过思维工作而开始为整个的现代经济创立一种经济宪法。就此而言，涉及的不是讨论教义或者意识形态，而是具体的秩序任务。 (75)
17．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进程中，法学思想 和国民经济学的思想走过了它们的特殊道路并且只是罕见地有过关联。在这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这种信念：虽然有必要达到并扩大一种法律 秩序，但是一种适用的自然的经济 秩序是在发展中自发地形成的。据说因此没有必要去塑造一种经济秩序；它是自行产生的。所以各个法律秩序没有包括这样一些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各个日常的合同缔结和法律事务、公司的设立等等应当结合成一个有作用能力的经济总过程。——但是在这期间认识到了：现代的工业化了的世界在它发展的进程中并没有自行产生适用的经济秩序，因而它需要一定的秩序原理或一种经济宪法。我们今日正处于这种转变之中。通过这种转变改变了法学思想和法律实践与经济和与国民经济学的关系。因为法学思想和法律实践将会在递增的程度上具有这一任务：在构思和实施这种经济宪法上进行合作。各个个别的法律领域（就像例如公司法、税法、垄断法、劳动法、专利法、有商标的货品法）将依内容和解释而根本地取决于经济宪法法律的总决定，而且将各按例如完全竞争的、别的市场形式的或集中管理的经济的那些秩序原则占统治地位而显得极为不同。
一些例子：司法和法律科学不得不再三辩论是否许可低价供给这个问题。司法通常试图参照低价供给的“不道德性”来作出裁决。但是它由此而丧失了任何坚固的立足点。因为通常是根据法官关于适当的价格以及尤其是关于经济的极不确定的想法来确定是否存在着不道德性的。但是，一旦法官由此出发：应当实行的经济宪法把例如效率竞争当做根本的秩序原则来使用，一旦区分了各种不同的市场形式——主要是供给寡头垄断、供给部分垄断和完全竞争——他就能够也把符合那些秩序原理的那些低价供给与垄断斗争的不能允许的低价供给区别开来。同样，只有当法律科学和司法把职业自由或无限责任看作是经济宪法的制度时，它们才能够理解职业自由或无限责任的意义。企业家们的无限责任在一个竞争秩序中具有这一目的：企业家们在无限责任的压力下小心地安排、仔细地考察，他们是否和怎样投资以及他们生产什么，而且他们在不成功时就自动地被淘汰。无限的责任从属于竞争秩序；以法律政策来消除妨碍这种秩序的功能行使。但是，如果作出了集中地领导经济过程的总决定，那么它就不具有功能；因为在这里，经济过程的控制和领导者们的选择不一样地进行着。如果法律政策向其实行得到赞同的那些经济秩序原理看齐，从法律政策上处理各个个别问题就获得了它的意义，而各个个别的法律政策措施的协调就得以成功。
因为国民经济学今日做的工作是：对国际和个别国家来说是为构思有效力的经济宪法而阐明适用的秩序原理，并且使它们对于经济政策的所有部分都富有成效，国民经济学的思想和法学思想现在就能够相互结合——无论涉及的是卡特尔的处理，是各种一般营业条件的法律，是国际货币秩序的问题还是另一种经济的和法律政策的问题。 (76) 形态学的装置允许精确地陈述，各种法律准则如何随着各种经济秩序形式而改变它们的意义和它们的功能。
18．不允许在国民经济学中消除直观与理智、具体与抽象、综合与分析之间的紧张关系。可以使它富有成果。必须使其发挥作用的是完整的 直观和纯粹的 理智、纯粹的 具体和纯粹的 抽象（在排除各种伪抽象的情况下）、无所不包的历史的 综合和纯粹理论的 分析。国民经济学生存于这些紧张关系之中，而且它正是由此而成功地科学地看清了经济生活。
它因此而凭借理论体系的统一 把握了历史的多种多样性 。在真正的、不是抽象推论的国民经济学中表达出来的思维与生活并不对立，它服务于说明生活，我们自己过着这个生活，它包围着我们，并且我们过去就过着这个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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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丁文的“秩序”一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