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第29页）不从各个事实状况以及不从各个实际问题出发，这是每一门经验科学的原罪。经常是词句 排斥了事实，概念 的分析排斥了事实情况的分析。极其多的人受难于：没有超越词、定义、不确切的抽象、口号和偏见而看到各个事实。伽利略的反对者们今天仍然声名狼藉，他们拒绝使用望远镜观察木星的各个卫星，因为根据他们的学说体系和他们的定义，不可能有木星的卫星，因而进一步详细研究星空就成了多余的。伽利略对此谈论道：“这种人相信，不应当在世界当中或者在自然界当中、而应当在比较各种文本中寻找真实。”今天，人们习惯于对这样的不懂实际或者害怕实际看不起地一笑。这不正确。恰恰是国民经济学在患着这种病，因为人们一再看不到它真正的出发点——日常的经验和它的问题。
在第一届德国社会学家代表大会上，马克斯·韦伯在有关“经济”的概念的一次讨论中说过：“在我看来，我们将必须完全普遍地由此出发：科学和它们所从事的东西由此而产生：一定种类的问题出现了，并且要求解决它们的特定手段。于是‘经济’就是某种从一定的问题 的角度由发生的事情的多种多样性中挑选出来的东西。”（德国社会学协会文集，第1卷，1911年，第267页。）此外对基本概念说的批评：H．迪采尔：《理论的社会经济学》，1895年，第149页及其以下和下边第45页及其以下以及第355页及其以下。
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提出有关经济过程的各种联系的问题有时候碰上了反对意见。间或提出的反对意见说：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根本就不像我以特有的“自我欺骗”相信的那样起源于直观具体的实际；而且作出了证明：我是从古典作家们那儿援引了这个问题（阿蒙，载于《国民经济学年鉴》第153卷，1941年，第15页及其以下；鲁屏，同处，第156卷，1942年，第106页；魏帕特，载于《社会国家科学杂志》，第102卷，1941年，第1页及其以下）——一个离奇的、但不是没有意义的异议。我自己坚决地、一再地并且详尽地表示同意：古典作家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例如本书第19—20、29页及其以下，第53页及其以下）。因此，本来不需要这种批评的证明。
但是，正是一些批评者的这种异议表明，对于好些国民经济学家来说，实行那种必须 实行的东西是多么困难：转向现实，就像它今天在例如各个厂家和家计中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那样。要再一次引用伽利略的话：人们比较各个文本并且由此认为事情已经完结。这样人们就停留在纸张的、各种老框框的、各种唠唠叨叨的争论的世界之中。但是重要的是：自动地、亲自地、现在地、完全具体地、在它的影响范围内以充分的力量去把握问题。当然不应该贬低由我有力地强调了的古典作家们的伟大功绩——提出了并且以新式的方法论述了那个问题。但是，主要的事情是：我们完全“意识到”它本身。因为这个问题在研究实际的经济上证明是极其富有成果的，我们就必须提出它——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古典作家们从前提出过它（又见本书第334页及其以下）。关键之点在于此 。——那第二个主要问题，也就是有关经济秩序的问题，同样是根本性的——虽然古典作家们没有以这种方式提出过它。本来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现实而自己 提出这些问题，不管以前是否已经提出过它们。
(2) （第30页）关于理论国民经济学划分为三个或者四个部分：J．B．萨伊：《政治经济学教程》，1828年；最近特别是卡尔·迪尔：《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第2至第4卷，1924—1933年；H．迪采尔，出处同上，第128页及其以下，它提供了一个有关国民经济学的三分法或四分法或者还有两分法的学说发展的确切的概要。在这种关联上迪采尔说过：“经济生活正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极其正确。但是正因为如此，就必须放弃创立的关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独立的学说。为了批评还有：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第2版，1923年，第4章第1节。
(3) （第31页）因为并不罕见地只是不完全地看到了有关经济的时间结构 的问题，并且好些理论家都把它完全推到一边（凯恩斯和他的门徒们就是这样），就应当以另一个例子来描述它：
让我们想象英国的所有矿山、钢铁厂、纺织厂、手工业工场，所有的运河、铁路、所有的农民的田庄，所有的土地，总之那整个巨大的生产装置，就像它今日存在的那样。并且再加上所有有职业的人，以及原料和半成品的所有存货。面对着这些劳动者群众、地下资源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而出现了那个重大的问题：应该怎样从今天起在时间 上安排英国的生产？这里显然有无穷多的可能性，它们在两个边界情况之间变动。一种边界情况是：把英国的一切种类的生产资料和各个劳动力都使用于扩大生产装置。那时比方说农业将用最大的力量扩大家畜的存栏量，各钢铁厂将生产用于建造新的高炉、马丁炉厂和机器厂的铁。将为了各个投资和较晚的未来的供应而尽可能有力地限制现在的和最近的将来的供应。现在的供应将很少，以便使未来的比较大的供应成为可能。另一种边界情况：把各种物质生产资料和各种劳动服务的绝大部分都尽可能迅速地导向消费，完全放弃生产装置的扩建。甚至为了强有力地现在供应的利益而缩小并且逐渐耗尽生产装置——屠宰牲畜，不再使机器和房屋充分地保持完好并补偿它们。在这种边界情况下，英国靠着让未来负担而在现在有着大量的供应。事实上选取的是许多可能的中间道路中的一条。问题是，决定事实上是由什么 确定的。——明显的是，不提出和解决有关生产的时间结构的问题（它包含着有关投资和储蓄的问题），就完全不可能说明英国人民的物品供应。——如果国民经济学把这个问题推到一边，它就成了盲目的，看不到现实。
有关从这个角度对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批评：魏克赛尔：《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杂志》，1913年。
(4) （第38页）面对着通常的各种看法和意识形态 ，国民经济学的任务是：详细地指出它们，认清它们的影响，摆脱它们而达到客观上有效的认识。后者是否以及如何是可能的，在这本书中以对象本身作了详尽的研究。
缺乏一门利益者们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关于16世纪的利益者—意识形态：施特瑞德尔：《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史的研究》，第2版，1925年，特别是第2卷；J．海夫纳：《十五和十六世纪中的经济伦理观和垄断》，1941年。
此外，必不可少的将是从教义史上指明，国民经济学如何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接受了这双重任务——认识和 克服各种看法和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将会表明，较老的思想家们通常比许多较新的更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任务。（舒尔采—格弗尼茨：《大企业》，1892年，第7页引证福斯特〔1767年〕的地方。——魁奈：《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等等》，大约1748年，1921年译本第43页，在讨论各种垄断、特权等等时说：“人造的光亮在黑暗中闪了光，而特殊的利益则颠倒了自然秩序；总是秘密地、在普遍的幸福的外衣下谋求这些特殊利益。”尖锐地并且确切地论及利益者们和利益者意识形态对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A．斯密：《国富论》，第4篇第3章和第8章；E．F．赫克雪尔：《重商主义》，1932年；CHR．J．克劳斯常常研究这个问题复合体：《国家经济》，1808—1811年，第2卷第Ⅰ册，第243页及其以下。）
对经济上的利益者意识形态的轻信和不保持距离，不仅出现于国民经济学家们那里，而且也经常出现于科学的和实践的法学家们那里。面对着经济上的权力集团的代表们，他们通常不具有必要的把握；这些经济权力集团的代表在卡特尔法、公司法、各种一般的交易条件法、竞争法等等中提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要求。由此而显著地增大了经济权力集团影响公共生活的可能性。比方说，请阅读1897年2月4日帝国法院的判决（RGZ第38集，第155页及其以下），它对于从法律和经济政策上对待各个卡特尔过去具有并且仍然具有原则性的意义而且被不加批判地使用于利益者们的文献和论证中（对这个裁决的批评：弗兰茨·伯姆：《作为历史的任务和法律创造性的成就的经济的秩序》，1937年，第150页及其以下）。有必要从这个观察角度透彻地审查帝国法院在民事案件上的全部判决。
关于这里的方法论的 任务：“自然的、混乱了的经验如何变成科学的经验，怎样能够确定客观上有效的经验判断，这个问题是每一门经验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根本问题”（E．胡塞尔：《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哲学》，劳勾士1911年；此外，《逻辑研究》第4版，1928年，Ⅰ．1）。——“我们的理论由‘日常经验’出发，日常经验当然是一切 经验的个别学科的共同出发点。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想超出日常经验并且必定要这样，因为它作为‘科学’的生存权恰恰正是以此为基础。只是在这方面，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仅仅是以别的方式并向着别的方向去‘克服’日常经验或者使它升华。”（马克斯·韦伯：《科学学文集》，1922年，第269页）。——最后，还有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想象的世界》第二版的前言中的一些话。他在那里描写了一般的活动、写作和谈话并且说到：“是意图而不是洞察是这些骚乱者的指路明星，而在这里，真理肯定是最后被想到的。”“或者人们也许相信，在这样一种追求中以及在这样一种混乱之下，在这里根本就不是目的的真理也会这样附带地显露出来？”
如果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在它的开端上找到的不是白板，而是大量前科学的看法，那么它就与从政治史一直到天文学的一切经验科学分享了这种命运。但是，只有少数经验科学必须考虑这样一些前科学的看法；在它们的后面各个个人和各个集团的自我利益有着如此强烈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光是因此，对于国民经济学来说就在各个问题的日常性和为科学地解决它们所必要的非日常的努力之间存在着特别强烈的不一致。这里同时又碰到了国民经济学不讨人喜欢这个事实的一个 原因：它要求摆脱慢慢地爱上了的错误，总是只有少数人才这样做——对此康德在例如他1784年的论文《什么是启蒙运动？》的开头已经说过了一切必要的话。
此外，关于国民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基本问题，参见本书第70—71、158页及下页，第293页及其以下，第344页及下页。
(5) （第41页）历史 常常既被理解为发生的事情本身 ，又被理解为书写历史 （关于这一点见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序言》。）从这种广泛传播的、不一致的词的用法中产生了不寻常地多的、可以避免的不明确性。因此，我把“历史”仅仅理解为发生的事情本身，并且把历史科学称为“书写历史”或“历史学”（Historie）。如果在这本书中写道：中世纪盛期的历史说明……，那么我的意思是：中世纪盛期时代事实上 发生的事情说明——而绝不是关于中世纪盛期的历史书写。
此外，历史不仅仅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历史也是最近的时代、现在、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我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们自己在日复一日地经历着历史。
最后，E．伯恩海姆说：“同一个东西（也就是历史科学）根本不想知道家庭生活的各种细节、个别人的一天的命运和一天的劳动”（《历史学方法教科书》，第4版，1903年，第3页）；他由此而说明了历史学家们习以为常的但是并不正确的重点分配。日常经济生活确实 仍然还是历史的一个根本的部分。
(6) （第47页）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的研究的任务 ，更详尽的也在我1934年的《资本理论研究》中的论文《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做什么？》中。此外见本书第63页及其以下，第67页及其以下，第246页及下页，第261页及下页，第276页及下页。
(7) （第49页）关于“不变的总风格 ”，此外，第268页及下页，第306页及下页，第332页及下页。
(8) （第56页）关于启蒙运动的历史观 以及反对有关它的非历史的思想方法的论点：A．索雷尔：《孟德斯鸠》，1887年；W．狄尔泰：《18世纪和历史的世界》（历史论文，第3卷）：E．卡西雷尔：《启蒙运动的哲学》，1932年，第263页及其以下。把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家们首先评价为今天还占统治地位的、个性化的、受发展观念指引的19世纪的历史写作的先驱（就是迈内克在他的《历史主义的产生》第一卷（1936年）中也是这样做的），这是不够的。有过这样一些历史学家，他们从别的问题提法出发，而且他们对历史和对理智具有另外一种基本关系。关于这两种历史观点的还有我的论文：《施穆勒风格的科学》，《世界经济回顾》，第52卷，1940年，第468页及其以下。
反对历史学派方面的流行的古典国民经济学批判：叙勒：《古典国民经济学及其反对者》，1895年；H．迪采尔，出处同上，第103页及其以下。
对古典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批评 ：魏克赛尔：《国民经济学讲义》，1913年，第1卷，第61页及其以下，第77页及其以下；庞巴维克：《经济财货价值的理论的基本特征》，1932年重印本，第130页及其以下和《论文集》，1924年，第481页及其以下；L．瓦尔拉斯：《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定版，1926年，课程38—40；G．卡塞尔：《理论的社会经济学》，第5版，1932年，第32节。
我把古典的理论理解为古典作家们 的——也就是说从魁奈到J．S．穆勒和V．曼戈尔特的那些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不像新近常常说的那样，也包括现代的 理论家们的理论。只有形式的、磨掉了经济学体系的基本思想的考察才能无视古典的理论体系与现代的理论体系（就像戈森、门格尔、瓦尔拉斯、杰文斯、马歇尔、V．维塞尔、庞巴维克和后来的人们所创立的那样）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是根本的。至少要列举两点：现代的理论家们试图从人们的各种需要出发来理解全部经济过程，而这在古典时期却正好没有发生。而第二，像成本现象那样的一种中心现象，在古典的和在现代的理论中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说明和全部经济的解释。因此，经济过程的理论图像今天在本质上不同于古典时代——一个不应当掩盖的事实状况。
(9) （第62页）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 的做法批判。别的科学比国民经济学更早地克服了概念的实在论。开普勒曾经对伽利略写道：“希茨蔑视可感觉到的 世界，他自己不察看它并且不相信有经验的人，而且作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成员以幼稚可笑的推论而在一个纸做的 世界中漫游。”一句尖锐的、但是今天还有现实意义的话。——反对在经验科学中从定义开始的那种方法：J．F．弗里斯：《逻辑的体系》，第3版，1937年，第298页及其以下；A．特伦德伦堡：《关于哲学的历史论文集》，第3卷，1867年，第61页及下页，此外在那里写道：“与一种旧的方法上的规则——从一个对象的定义来开始研究和演讲——相反，康帕内拉从前说过这一名言：定义应当是科学的终点。实际上它不是认识的序言，而是它的结束语。因为认识在定义中集中在一起，定义最简短地表达了认清了的本质，而且在其中记下的是成果。只是在研究之后 才建立起与定义的各个标志的各种正确的关系。”而W．海森伯根据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我们比过去的自然科学更多地意识到……，我们总是必须在中间的某个地方开始，以那些只是通过它的运用才逐渐获得了更清晰的意义的概念来谈论实际”（万德，载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第三版，1942年，第95页）。此外，其他的有关对概念的国民经济学的批评：本书第27页及其以下，第105页及其以下，第340页及其以下。
(10) （第66页）除了其他许多人之外，代表了理论的和历史的国民经济学的“二元论 ”的：卡尔·门格尔：《各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1883年；H．李凯尔特：《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各个限度》，第3版，1921年。此外，卡尔·门格尔甚至指出了（例如18页），可以使理论能够对于理解具体的 现象有用。但是，这种运用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在上述考虑之中的那些理论的社会科学是辅助的科学”。在门格尔那里，这样一些评注缓和了二元论的生硬，但是尽管如此，这种二元论继续存在着，因为要求的正是具有着两种不同 的认识目的并且具有两种 不同的思维方式的两种 不同的科学。此外，认为纯粹的历史学家能够去运用理论，这是一个错误。相反地，只有这样的国民经济学家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懂得理论地进行工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是在取得理论工具时）就使自己适应对实际的世界的认识。方法上主张的二元论的失灵没有缩小卡尔·门格尔作为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家所作出过的杰出成就。极端二元论的：A．阿蒙：《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的对象和基本概念》，第2版，1927年，以及阿蒙的其他著作，例如他1923年关于李嘉图的书，他在那里的序言中区分了形式上的和物质上的分配问题，后者完全处于理论的考察方式之外。他最近的论文：《国民经济学和经济实际》，《国民经济学年鉴》1941年，第153卷，第1页及其以下和第130页及其以下。
关于现代的理论的产生 ：F．V．维塞尔：《论文集》，1929年，第35页及其以下和第110页及其以下；J．M．凯恩斯，载于《纪念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925年；J．熊彼特：《社会经济学大纲》，Ⅰ，1924年，第113页及其以下；L．罗宾斯在V．威克斯第德的《政治经济学常识》1933年新版的引论中；V．哈耶克：《门格尔的〈原理〉》第1版重印序言。伦敦，1934年；W．S．杰文斯：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2版的序言，1879年。
(11) （第71页）为了解经验主义 的立场：施穆勒对门格尔的批判（《国家和社会科学的文献史》1888年，第275页及其以下）；施穆勒的柏林校长就职演讲：《变更的理论和固定的真理》，1897年；他在《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第三版中的词条《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及其方法》以及他的《大纲》。在门格尔与施穆勒之间的灾难性的争论中，两个人都错了，而且真理也并不处于中间。施穆勒感觉到了门格尔的二元论的危险，门格尔预见到了施穆勒的经验主义的失败，门格尔的二元论和施穆勒的经验主义都胜任不了经济实际。一个新方向是必要的。
经验主义的广泛传播的统计学变种批判：W．利克希斯：《关于人口和道德统计的理论的论文》，1903年，第240页及其以下；F．卢茨：《国民经济学中的经济形势问题》，1932年，第128页及其以下。
(12) （第76页）关于社会和经济变易的各个“状态”或“阶段”的学说在古代、首先是在亚里士多德时就已经可以找到其开端。关于各民族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关于猎人们、牧人们、农夫们等等，人们在18世纪谈了很多（例如亚·斯密：《国富论》，第五篇）。不过阶段论在19世纪才移到了研究的中心。这个事实不仅与19世纪的经济实际所陷入的那些迅速的变化有关联（这些变化强有力地导致了这样一种阶段论的扩展），而且也与那个时代的两股不同样式的精神潮流有关联；这两股潮流彼此互不依赖地使科学的思维对准了阶段论：新的历史意识的突破，也就是说转向个别地 把握历史的生活（就像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发生的那样），要求甚至是对经济形式的世界的精确得多的观察和详细研究。而此外又从完全不同的方面来了第二个有力的推动：经验主义的发展观念 在自然科学中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也扩散到了别的所有科学上。那是那样一个时代，当时一个伊林那种级别的法学思想家在谈到他的法学史研究的全部成果时说，它以“最完全的程度”向他证实了达尔文的学说（《法中的目的》，1868年，第1卷，IX。——关于发展观念的历史和各种形式以及对它的批评：鲁道夫·欧肯：《当代的历史潮流》，第6版，1920年，第132页及下页，第206页及其以下）。自然科学的进化论的渗入各门社会科学常常与孔德以及他对欧洲思想的巨大影响有关系（《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年）。事实上，孔德以特别的气力做过：使国家和社会中的各个个别的事实作为按照一般的规律运行的、必然的发展的环节而可以理解。他的有名的三阶段论产生过惊人的、强烈的影响。部分是直接地、部分经由斯宾塞，孔德也从进化论的方向上影响了德国的国民经济学，并且由此而促进了经济阶段说的进一步形成。例如，这适用于施穆勒，他在精神上既是由达尔文，又是由斯宾塞和孔德所决定性地支配的。（对此：K．迪尔：《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第1卷，第2版，1922年；W．密切利希：《关于各个灵活的和僵硬的概念的学说》，1936年，第142页及其以下以及迪尔的学生弗兰茨·拉伯的弗赖堡博士论文：《古斯塔夫·施穆勒的进步观念》，1934年。）关于自然科学的思维渗入社会科学，新近特别是哈耶克：《唯科学主义和社会的研究》，《经济学》，1942—1944年。
每本教科书都报告了经济阶段说以及它的进一步形成。因此，我仅仅列举：K．克尼斯：《历史观点的政治经济学》，1883年，第351页及其以下；卡尔·毕歇尔：《国民经济的产生》，第8版，1911年；桑巴特，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以19世纪的发展观念为基础，而为了了解可见他的小论文《经济生活的秩序》，第2版，1927年；J．坡楞厄：《比较的经济理论的基本形式》，1919年；A．斯庇陶夫：《作为历史的理论的一般的国民经济学。各种经济风格》，《施穆勒年鉴》，第56年度，1932年，第891页及其以下。——关于“直观的理论”：E．沙林：《盛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回顾》，第25卷，1927年，第314页及其以下；A．斯庇陶夫：《施穆勒和国民经济学的直观的理论》，同上，第62年度，1938年，第400页及其以下；W．伍劳伊哥尔斯：《德国的效用价值论的成就、弱点和事实上的意义》，同上，第61年度，1937年，第275页及其以下。——例如凯恩斯的态度表明，现代的理论家们 多么郑重地把当时的经济形式作为他们的理论分析的基础；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眼前所有的总是当下的局势。——关于C．门格尔对此的态度见第232页。
(13) （第78页）经济阶段、经济风格、现实类型的经济体制和其他一切“现实类型”不仅意味着与各种“理想类型”不同的东西，而且它们也是用另一种做法得出的：也就是用“概括的抽象”而与各种理想类型相反，各种理想类型是在“着重强调的”或“孤立化的抽象”中产生的。（更详细的见本书第110页及其以下，第118页及下页，第193页及下页，第250页及下页，第339页及下页。）
卡尔·门格尔已经使用了“现实类型”这个术语（《关于各门社会科学的方法的研究》，1883年）。——施穆勒（词条《国民经济》，载于《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第3版，第468页）已经正确地感觉到了，韦伯对各个理想类型的特征的描述不适合他的和毕歇尔的经济阶段，不过没有论证这个想法。更详细的关于两种类型的区别的，特别是见本书第347页及其以下以及注(24)和(66)。
(14) （第79页）关于史前史的历史图像的最新扩充：施密特—科佩斯：《人民和文化》1，1924年；门新：《石器时代的世界史》，1931年；F．海希尔海姆：《古代经济史》，1938年；为了入门：F．凯恩：《世界历史的开端》，1933年。
(15) （第81页）关于古代晚期经济 的逐渐的、被个别的繁荣打断的衰落和原始化：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的社会和经济》，德文版，1929年；F．海希尔海姆，出处同上，第7和第8章。
(16) （第83页）关于中世纪盛期和晚期 的经济的新图像以及关于城市经济论的克服：A．舒尔特：《巨大的拉文斯堡贸易公司的历史》，1923年；J．施特瑞德尔：《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史的研究》，第2版，1925年；弗里茨·罗里希：《欧洲的城市》——载于《世界历史的柱廊式入口》，1922年，第4卷；此外罗里希的演讲：《中世纪的世界经济》，1933年；J．库利舍尔：《普通经济史》，第1卷，1928年；克莱门斯·鲍尔：《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的企业和企业形式》，1932年，以及《直到14世纪末的威尼斯的盐业贸易政策》，《社会和经济史季刊》，第23卷，1930年，第273页及其以下；W．阿贝尔：《从13世纪到19世纪的农业危机和农业行情》，1935年；B．库斯科：《信用经济和资本流通在‘信用经济’中的产生》（科隆演讲），1927年；H．西维金：《经济史》，1935年，第63页。应当从那些较老的、批判地面对过去占统治地位的城市经济说的著作中列举的：斯蒂达：《15世纪的汉萨—威尼斯贸易关系》，1894年。——我有责任感谢克莱门斯·鲍尔对中世纪经济的问题和经济秩序的一般问题的为数众多的个人的建议和指点。
剩下的还有这一问题：像贝罗、毕歇尔、桑巴特和其他许多人那样的经济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们，怎么可能会不顾那许多现存的原始资料的明确的话语而完全错误地判断一个接近我们的时代的经济？他们怎么会相信看到了并存的无数的、自我封闭的城市经济，而事实上在那里存在的却是一种大地域的分工的经济；而他们又怎么能够完全忽略了中世纪的远地贸易的存在和中心的意义？除了占统治地位的发展意识形态（它忽视了就像16世纪以来所发生的那些退化）之外，也许还可以认为，下列因素对此负有责任：人们不正确地解释了托马斯·阿奎那和其他许多中世纪的社会伦理学家对远地贸易的反感，并且无视了社会伦理的要求与经济的实际之间的巨大距离。此外，中世纪经济政策 的主要承担者是城市，而不是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把城市和它的贴近的郊区错误地看成一个封闭的经济区域并且把它的法律裁决适用的区域同它的经济往来的区域相混淆，就是容易理解的了。
(17) （第87页）关于极为富于对立的古代经济史研究的状况：马克斯·韦伯：在《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第三版中的词条《农业史》；F．奥尔特尔在派尔曼的《古代世界中的社会问题的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第三版（1925年）的补遗中；Ⅰ．哈色勃来克：《希腊经济和社会史》，1931年，序言。
因为古代的那些原始资料对于有关经济秩序的问题只给了部分地足够的回答，研究者们就可以容易地发挥构思的快乐。人们或者 是在古代寻找今日的那些经济状况，把现代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对立投影到古代当中去，并且在这样一些斗争的过程中为自己在当代的角斗中的立场寻找依据。爱德华·迈耶、派尔曼以及最近（虽然慎重得多）罗斯托夫采夫就是这样。或者 人们把古代看成是现代经济世界的对立物，罗德贝尔图斯、毕歇尔和最近的哈色勃来克就是这样。古代被现代化或反现代化了。在它当中寻找同样的和相似的或者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必须从它自身来理解每一个时代。
(18) （第88页）关于中世纪经济 的历史学的和国民经济学的文献所受的苦是：通常没有把有关经济的秩序结构的问题提到首位。例如，提出中世纪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了自然经济和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了货币经济这个问题，这是肯定不够的。“自然经济”的确包含了完全不同的经济秩序（见注(35)）。
除了在注(16)中列举的那些著作以外，关于中世纪的经济还应当列举：L．M．哈特曼：《论早期中世纪的意大利经济史》，1904年；A．道普什：《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2版，1924年；F．吕特戈：《中德地区中世纪早期的农业宪法》，1937年；R．帕索夫：《在关于各种经济体制的各种学说中的各种领主经济关系》，《国民经济学年鉴》，112，1919年；E．凯尔特尔：《当局的价格调节史》，第1卷，1935年；G．米克维茨：《行会的各种卡特尔功能》，1936年；G．海夫纳，出处同上。
(19) （第94页）关于各个现代的经济秩序的各种问题： 弗兰茨·伯姆：《竞争和垄断斗争》，1933年，以及《作为历史的任务和法律的创造性成就的经济的秩序》，1937年（带有一篇弗兰茨·伯姆、瓦尔特·欧肯和汉斯·格罗斯曼—道艾尔特的《经济的秩序》丛书导论）；F．卢茨：《货币宪法的基本问题》，1936年（该书还描述了英国的货币宪法和英国货币业的实际上的秩序，我们在正文中涉及过这些）；F．卢茨：《金本位制和经济秩序》，《世界经济回顾》，1935年；H．盖斯特里希：《新的信贷政策》，1936年，以及《信贷与储蓄》第二版，1947年；H．格罗斯曼—道艾尔特：《经济自己设立的法律和国家的法律》，1933年；W．欧肯：《国家的结构变化与资本主义的危机》，《世界经济回顾》，1932年，以及《作为经济宪法的基本原则的竞争》，载于《法律工作团体经济科学小组论文》，第6卷，1942年；A．吕斯托夫，载于《社会政策协会论文》，第187卷，1932年，第60页及其以下；W．罗柏凯：《当前的社会危机》（1942年）和《人类文明》（1944年）以及《国际秩序》（1945年）；F．A．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1945年；C．迪策：《农业和竞争秩序》，《施穆勒年鉴》第66卷，1942年，第129页及其以下；L．密克施：《作为任务的竞争》第二版，1947年，1948年及其以后的《奥尔多年鉴》中的文章。
现代各民族的经济就像是一个 巨大的车间，在其中千百万个个别经济最紧密地分工式地结合着。这种经济需要依据一定的秩序准则的秩序，以便有能力运行。就像最近半个世纪的经验令人信服地教导的，无限制地听任各个经济秩序生长以及经济政策的不系统的干预在长期中导致了这样一些经济秩序：在这些经济秩序中，现代的经济过程只是在严重的干扰下运行，而它们最终必定也会像在古代晚期一样导致原始化。因此，现代的经济需要“经济宪法” 。——刚才列举的那些著作也定下了从思想上为这个经济宪法做准备这个目标（对此见本书第357页及其以下）。关于“经济秩序”与“经济的秩序”的区别，见本书第354页及其以下。
(20) （第99页）关于科学认识各个经济秩序 ，更详细地特别是在第三篇，第四章，第210页及其以下。关于法律秩序和经济秩序：见第228页及下页第307页及下页，和M．韦伯：《经济与社会》，1922年，第368页及其以下，以及韦伯在1910年的社会学家代表大会上的重要的讨论文章（《德国社会学协会论文集》，第1卷，1911年，第265页及其以下）。另外：R．施塔姆勒：《经济和法律》，第5版，1924年，特别是本书第307页及其以下。
(21) （第102页）关于随着构造阶段和风格而实行的非历史的简化 ：马克斯·韦伯：《科学学文集》，1922年，第195页。不过马克斯·韦伯没有从他恰当的批评中得出各种必要的结论（见注(66)）。关于对阶段说的批判：贝希特尔：《德国中世纪晚期的经济风格》，1930年，第3页及其以下。——不应当把我们的观点误解为，我们反对把经济秩序概括为更大的组。但是，为了保持接近实际，必须根据经济的秩序 结构来这样地形成群组。例如，只要在古代的各个希腊城邦国家中实现过一种统一的秩序结构，就可以谈到那里的一种典型的经济秩序。但是不能忍受的是把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秩序（就像比方说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的经济秩序和埃及的经济秩序）概括为一个“经济风格”。
不仅在描述各种经济形式上，而且也在表现日常经济生活上，例如在经济形势的研究上都使人感觉到国民经济学中的过大的简化的倾向。过去和现在都作出过尝试，以确定经济形势过程的、从而日常经济生活的各种推移的一种真实的统一类型或“正常的周期”，以便由此为这种正常的周期创立一种 解释的理论。在这方面同样太少地注意到各个个别的经济形势运动的那些差别，低估了非经济的、特别是政治的事情对日常经济生活的那些影响，并且总的说来没有看到经济实际是怎样的。没有 经济形势的正常周期。（关于此：卢茨：《国民经济学中的经济形势问题》，1932年；斯图肯、纳塞尔、卢茨和我在斯庇陶夫纪念文集《经济形势研究的状况和最近的将来》中的文章，1933年；廷特纳：《商业周期中的价格》，维也纳1935年；哈耶克：《价格预期、货币干扰与错误的投资》，《国民经济学期刊》第73卷，第186页及其以下，以及下面第4章，Ⅳ。）
(22) （第103页）引人注目的是，在纲领上为“理解的国民经济学 ”辩护的同一个科学流派（报告了它的有例如桑巴特关于《三种国民经济学》（1930年）的书）做了一切，来阻止在科学工作本身中的历史的理解：这也就是通过把它的工作奠定在这样一些阶段、风格或现实类型的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这里存在着一种（在科学史上并不罕见的）纲领与行动根本对立的情况——而且是以特别粗暴的形式。脱离全部历史的生活并且塑造这样一些横截面，进行不能容忍的简化，使历史的理解成为不可能。
有些著者——如贝希特尔（出处同上）和米勒—阿尔马克（《各种经济风格的族谱学》，1941年）——把经济风格的概念用在例如与斯庇陶夫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他们正是靠着他们的风格概念的帮助而理解一个时代的生活表现的统一，从而理解即使是经济与其他的生活势力（比方说宗教或艺术）的当时的联系。在这里，风格应该刻画一个时代的生活风格的特点；它不应该为克服巨大的二律背反服务，因此它不应当去解决历史的直观和经济学的—理论的思维怎样能够进行必要的合作这个问题。所以，存在着与我们的思维进程之外的这些尝试的争论。对他们首先应该提出这个问题：这种形态的风格观念是否适合于认清经济上发生的事情与其他的生活领域的联系。
关于批判经济阶段和风格说以及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与历史的联系，最近特别是：A．吕斯托夫：《论经济科学的各个基础》，载于《经济科学院一般评论》，伊斯坦布尔，第2年度，第2号，1941年，第105页及其以下。
(23) （第108页）众所周知，一般概念的拟人化 在欧洲精神史上并不罕见地起过灾难性的作用。中世纪的极端的概念实在论者们的一个集团把像热或冷或颜色这样的一般概念看成是比各个个别之物更为现实的本质，认为各个个别之物只配得到一种不独立的现实性。据说共相是实体，它产生和决定了各个个别之物。今日的极端的概念实在论者们（他们虽然是 极端的概念实在论者，却不知道它）类似地把“资本主义”的概念看成是一种本质，它应当得到比各个事实更高的现实性并且产生了这些个别的事实。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生效的原因——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一切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这种魔术的神秘主义考察方式统治着一部分较新的社会学的和经济学的著作。
熊彼特的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德译本1946年）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在那里不仅讲述了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就是说那个“人物”或那个“实体”）在技术的—经济的领域作出了哪些成就。我们还读到：上升的资本主义创造了现代的科学，它塑造了自乔托以来的绘画艺术，现代的和平主义和现代的国际道德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它产生了以及如何产生于一种反对它的普遍的敌意，而且它自己使支撑它的那些墙垣倒塌。熊彼特是实证主义者。他想描述事实而不表示态度。他想以孔德的、圣西门主义者们的和许多别的实证主义者们的风格“描述”那存在于各个历史事实中的发展规律。而且他反对谈论“力量”、“原因”等等，因为据说它们是形而上学的概念。但是发生的是什么？对于他来说，一种人神同形同性地设想的、超自然的力量——恰恰是“资本主义”——成了那叫作历史的傀儡戏的领导者。它赋予立法者们以他们的思想，赋予科学家们以他们的灵感，赋予道德哲学家们以他们关于各个价值的世界的想象，而且它引导着画家们的画笔。我们阅读着一篇有关一个有时候是万能的、现在则在衰老的生物和它的所作所为的故事。从孔德以来，实证主义者们就自夸超过了“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时代而开始了人类历史的第三个、也就是实证主义的阶段。但是，就像孔德和其他许多实证主义者们一样，就是熊彼特也没有发觉，他多么厉害地远离了他自己的纲领以及他怎样重新陷入了魔术的神秘主义的思维。很少有形而上学者这样毫不猜疑地用一种人格化了的实体工作过，并且这样没有怀疑地相信过，在它之中找到了所有的历史的起作用的原因，就像熊彼特和其他的现代人在人格化了的“资本主义”中找到的那样。
今日的那些概念实在论者们本来可以从中世纪的共相论争 中以及从拟人化的概念实在论的那些失败中学到许多，而这个论争的过程对他们本来应该是一个警告。有关于此的历史的：B．盖耶尔：《教父学的和经院的哲学》（此外《大纲》第2部分，第2版，1928年，第205页及其以下）；文德尔班—海姆索特：《哲学史教科书》，1935年，第241页及其以下以及在那里列举的其他文献。关于原则上的批评：洛采：《逻辑》，1874年，第340节及其以下；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版，1914年，第2卷，第106页及其以下，第121页及其以下。——关于概念的国民经济学：本书第56页及其以下。
像“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那样的概念不能代替对现实的形态学的研究。
(24) （第108页）人们想以“阶段”和“风格”来捕捉经济实际，结果却见不到事实上的经济实际的踪影了，这个事实部分地从不清楚人们用来工作的那些类型的逻辑性质 中得到了解释。
在构思它们的时候 人们相信，能够以一定的宽宏大量并且在忽略许多历史上的事实状况的情况下来构思这样一些“理想的情景”或“理想的类型”，恰恰因为涉及的只是理想的情景。在 构思它们之后 却宣布，他们“捕捉”了或“描摹”了或“描绘”了具体的经济。首先 声称，“城市经济”这个类型表现了一种理想的情景，而与这个情景不相符的那些事实是不值得注意的。以后 则要求，承认“城市经济”反映了一个经济时代（比方说12世纪以来的中世纪）的经济。这样就在创作历史图景上为主观性和任意性开辟了道路。
在逻辑上—科学理论上存在着两个错误：第一没有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的类型区别开来，理想类型各自只是纯粹的突出经济实际的一个方面，现实的类型则想再现真实的实际。第二没有看清，一种一定的、严格的做法必须既在得出各种理想类型上、又在得出各个现实类型上占统治地位，这种做法排除了或者的确限制了主观性。——只要还像今天这样轻率地使用类型来工作，它们所引起的损失就会是巨大的。如果正确地得出和使用它们，它们就是一种极其有效的认识手段。
(25) （第110页）关于古典的国民经济学与历史上存在的经济并且特别是与它的时代的经济的关系，见第53页及其以下。
关于国民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性质和适用范围，此外可见第45页及其以下，第49页及其以下，第227页及其以下，第259页及其以下，第276页及下页、第337页及下页，注(54)和(67)。
(26) （第113页）经济的一切个别 问题都是国民经济学的那两个主要 问题的部分问题。如果今日问到一家化学康采恩的组织、或者图林根农业合作社制度的结构、或者德国农业机械工业中卡特尔的形成、或者德国的各个信贷银行的结构，那么它就是关于德国的经济秩序的全部问题的部分 问题。也应当总是把它们当作这样的问题来领会。而关于化学工业的经济状况、或者图林根的牛奶经济的状况、或者德国农业机械制造方面的售货发展和价格的形成、或者关于德国的各个信贷银行的偿付能力等等的问题，则是关于今日德国的经济过程 的全部问题的部分 问题。就是这些例子也表明，两个主要问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里就已经应当预先作出警告，提防那种可能是容易想到的、但却完全是行不通的解决尝试：试图为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造成特殊的理论，以便这样来说明在每个经济秩序 的范围内的经济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不清：各个具体的经济秩序过于复杂，以至于不能够用作理论工作的基础。对它们的描述没有呈现简单的、一目了然的条件状态，没有这种条件状态就不可能得出理论。不能为今日德国的或今日美国的经济秩序造成两种特殊的理论以说明今日德国的或美国的日常生活。正是必须寻找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更详细的可见第三篇第四章，特别是第258页及其以下以及第337页及其以下。
(27) （第117页）全部第三篇都是一个统一 ，并且正像这整本书一样，只能作为这样一种统一来理解。有些读者也许需要个别的观测点，以便总是清楚地记住这个统一。我建议，为此而利用各个单个章的（在它们当中特别是第四章的）那些开头。
人们可能会对本文中的表述提出异议：对各个简单 的现象的意识不会发现像“农民的田庄”、“家计”、“鞋匠的作坊”等等的那样复杂的构成物。据说意识的各种基本内容要简单得多；只是在困难的概念的工作之后才会产生像农民的田庄、家计等等的那样的概念。对此应该着重指出两点：首先，这种反对意见不可原谅地把科学研究的不同层次混为一谈。经验到底怎样形成、概念究竟如何产生，个别的科学不必提出这个问题。它是哲学家的事（第20页）。个别的科学从日常经验出发并且试图由此向前推进，去争得有着其客观上有效的判断的科学的经验（例如见第363—364页）。为了认清一个村庄A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学家们不必去思考那些从根本上建立了经验的原始的意识内容。相反地，他们从日常经验出发，利用日常的各种概念并且研究在这个村子里的F、R、T等等的那些农民的田庄。第二，列举过的那种反对意见没有认清，为什么 有必要坚决地这样转向各个事实。因为许多人不 去察看各个事实，而是去规定某些像资本主义等等的那样的概念，把它们推到开端上并且从它们出发来进行演绎，以至于他们仍然不熟悉那处在他们面前的和必须科学地认清的具体的世界。
(28) （第118页）关于那两种抽象的形式 ——通过“着重强调”的抽象和“概括的”抽象：洛采：《逻辑》，1874年，第40页及下页，第169页及其以下，第176页及下页；W．冯特： 《逻辑》，1906年，Ⅱ，第11页及其以下；特别是E．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第一部，第2版，第106页及其以下，以及第216页及下页。令人感兴趣的还有：古诺：《关于我们认识的基础的论文》，第3版，1922年，第230页及其以下。只有近代的科学才成功地充分发挥了着重强调的抽象，而在这种抽象之下所发生的，是提高了一个 具体的事实状况的各个个别的方面，以及像在本文中以一个 家计、一个 工业厂家、一个 农民的田庄、一个 徭役庄园所显示的那样获得纯粹的形式。而概括的抽象却是在概观许多 具体的事实状况中实施的，这时以类概念来抓住这样一些事实状况的那些共同的特征。通过概观数目很多的古代的庄园而产生了“家族经济”这个类概念和现实类型，而通过概观数目很多的中世纪的城市而产生了“城市经济”这个现实类型。
更详细的可见本书第246页及下页、第255页及下页、第337页及下页和注。
(29) （第124页）关于鲍比奥修道院和中世纪早期的其他领主统治：L．M．哈特曼，出处同上；H．毕克尔：《圣加伦修道院的各种经济关系》，1914年；A．道普什：《加洛林时代的经济发展》。1913年。
(30) （第127页）关于中世纪制造业的秩序 ，可见注(16)和注(18)中指出的那些著作；而对于近代的最初几个世纪：A．奥宾和A．昆策：《同业公会变易时代中部德国东部的亚麻布生产和亚麻布销售》，1940年。——必须在与德国骑士团对初级品的琥珀经济特权和琥珀贸易垄断的联系中察看列举过的15世纪吕贝克的琥珀制品销售中的两方面垄断。（关于此事：《吕贝克证书》第Ⅰ卷，6，1881年，第448号和586号；W．斯蒂达，载于《吕贝克历史协会的报告》，1886年，第97页及其以下；W．泰斯道尔夫：《普鲁士的琥珀开采、加工和贸易》，1887年，第6页及其以下。）如果运用各种市场形式的装置去研究重要的、并且特殊地安排了秩序的中世纪的琥珀开采和主祷文的制造，那将会是富有成果的。
(31) （第127页）在海希尔海姆的《古代经济史》第2卷（1938年）中，可以找到一份史前时代的和古代地中海各文化的经济史学 的图书目录（又见注(14)）。
此外，关于在它的经济秩序中“完全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各种特征占统治地位的印加帝国：H．库诺夫：《印加帝国的历史与文化》，1937年；L．鲍道英：《印加的社会主义帝国》，1928年（德文译本1948年）以及那里列举的文献。供了解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词条《印加》和《南美》。
(32) （第132、322页）关于集中管理的经济中的经济领导 的各个问题：《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哈耶克编，伦敦，1935年；L．冯·米塞斯：《公共经济》，第2版，1932年。在最近几十年中，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中都必须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它由此而走向了一个新阶段。例如德国的那些经验就是重大的。在这里，从1936年起就试图通过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该问题。但是，把一个足够的核算机器安装进集中管理的经济中（在实行了它的范围内），这没有成功。（在这一方面也有我在《国民经济学年鉴》第159卷，1944年，第176页及其以下，以及在《经济学》，1948年中的论文。）
范围广泛的盎格鲁-撒克逊文献（M．泰勒、熊彼特、兰格、勒纳以及其他人的）以巴罗内1908年的著名文章为基础（注(40)）。巴罗内的作品想证明，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的生产部门必须而且可以就像存在着完全竞争那样地行事。它就像在完全竞争中所发生的那样，也就是说根据成本原则来首先分发对于消费品的指示，然后为满足消费者们的需求而调度各种生产资料。就是这里和那里的经济计算据说也基本上是同样的。这种思路产生于那种旧的、但是今天还是流行的观点——“经济行为的基本逻辑在商业的与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都是同样的，由此而没有困难地得出了解决办法”（熊彼特）。
但是这个根本的命题是不能证明的和站不住脚的。——巴罗内和他的继承人们从下述条件状况出发：消费者们制订他们自己的经济计划，而集中的管理机构则使自己适应消费者们的需求，这样来控制整个的生产过程。因此，不是集中的管理机构的各个计划，而是消费者们的那些计划和需求最终决定着各个消费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使用。此外，对这个特别的模型还应当说：这种情况在历史的实际中从来没有成为现实过，而且最可能的是它将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一个国家生产出集体财产，以便把经济过程的控制交给消费者们，而它又用一定的货币资金装备了这些消费者们——这是一个完全脱离历史的假设。在集体所有制下得以贯彻的是集中管理经济的方法，而消费者们对经济过程的控制则被消除了，以便把它交给行政机关。——原则上适用的是，这个模型表现得不是集中管理的经济，而是一种有着集体所有制的交换经济，此外在这种经济中还根据尽可能好的物品供应的原则行事。（关于这一点：第136—138页、第47页及下页。）因此，不能允许把这个模型的理论分析运用到那些被称为“集体主义的”经济秩序的各个现代的问题上。
但是如果现实地研究集中管理的经济——而不是这个模型，那么就会显示出，它的世界完全不同于交换经济的世界——又特别是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仅仅指出若干类的问题：经济计算（见第319页及其以下）、投资和储蓄、经济形势运动（见第290页及其以下）、经济权力的分配（见第295页及其以下）以及国际贸易在这里和那里都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基本的区别在日常经济生活的所有过程中都表现出来了，不认识它就没有对现在和过去的经济实际的认识。
整个一个民族的集中管理的经济的领导所必须完成的任务之大，通常导致把对例如像煤炭、钢铁、木料、水泥等等的各个个别的经济部门的特殊管理委托给独立的机构。使所有这许多中央机构的各个经济计划彼此协调，根据经验证明是非同寻常地困难的——因为缺乏足够的经济计算以及由于别的原因。如果这种协调不成功，那么占统治地位的就是许多中央机构的“集团无政府状态”，而只在名义上是集中管理的经济。——在“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或“自给经济”中，通常找不到所有这些困难。
(33) （第145页）关于作为交换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先决条件的计算的尺度 ，可见例如G．卡塞尔：《理论的社会经济学》，第5版，1932年，§40。
(34) （第176页）关于各种市场形式 的学说是古老的并且已经由重商主义者们创立了：然而它当时没有超出开端。
因为古典时期想要发现和研究经济的自然过程和自然的价格形成（见第53页及其以下），它就较少对市场形态的各个个别的历史形式表示有兴趣。整个学说因此（而以后又由于历史的和理论的研究的分裂）而被搁置。像古诺（《财富理论的数学基础》，1836年）、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第175页及其以下）和其他人的个别的突击不足以造成转变。
这样也许就可以得到解释的是，直到今天，对于重要的市场形式到底是什么这一点，既不是清楚也不是一致统治着科学和公众。例如：完全竞争。过去以至现在还把“完全竞争”与“开放的”市场相混淆，虽然在开放的市场上的确能够实现而且事实上也经常实现所有的市场形式。——但是，最糟糕的是“自由放任”与“完全竞争”的混淆。对于19世纪初来说这还是可以理解的。那时人们相信，通过清除各种公法的垄断、特权、强制和绝罚法，就能够导致完全竞争的状态。但是，不可原谅的是在19世纪后期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错误并且直到今天还极为经常地把自由放任和完全竞争看成是一个东西。现在可以容易地确定，从一种自由放任的政策中产生的绝不是普遍的完全竞争，而是也有供给垄断、供给的部分垄断、供给的寡头垄断等等。这种混淆今天还属于经济学上的那样一些没有根除的基本错误，它们也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宪法的法律工作。
较新的研究致力于精确地确定各种市场形式。我们在正文中详尽地谈过它所处在其中的那些危险。——常常是先验地构思各种市场形式的体系并将它搬到实际中去。因此，人们不是在经济实际中寻找和发现一种体系，而是“设置”它。这样一些先验地设置的市场形式并没有再现具体的实际的那种形式世界。例如，人们把完全竞争描述成那样一种市场形式，在那里个别的人的影响等于零。显然只有在供给者或需求者的数目无穷大的时候情况才是这样。垄断被构思成对立物：一个 厂家供应所有的顾客，而因为必须排除所有的替代可能性，就只有一个 厂家能够占据这个位置，它为世界提供一切商品。两种情况都是不现实的，而全部的实际都处于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为把握多种多样的实际作任何事情，而竞争和垄断这两个概念已经是相近的，也就是说不再能够用于刻画一定的实际的 事实状况。与此相反的是，必须在经济实际中赢得各种市场形式。应当在各个事实状况中找到它们，就像其他各种理想类型的秩序形式也应当的那样。应当“揭示”它们。这通过研究具体的个别经济的各个经济计划而得以成功。因为可以精确地弄清市场的参加者们在其基础上安排他们的计划的那些计划资料。（可以由它们、而不是由各种所谓的“行为方式”来查明各种市场形式：“行为方式”是一个被加进了极为不同的内容的概念。）这样在研究经济实际中得出的那些市场形式就可以解决向它们提出的那双重的任务：为认识各个具体的经济秩序 服务（此外可见第248页及其以下，第349页及其以下），以及作理论分析的基础，这在运用中使得有可能从它们的联系上说明具体的经济过程 （此外可见第258-259页）。
应当从大量较新文献中列举出：V．庞巴维克：《资本和资本利息》后半卷，第3版，1912年，第357页及其以下；魏克赛尔：《国民经济学讲义》第1卷，1913年，第84页及其以下；帕累托：《政治经济学教程》，第2版，1927年，第3章，第40页及其以下；斯拉法，载于《经济学杂志》，1926年；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第2版，1936年，有图书目录；E．施奈德：《垄断式的经济形式的纯理论》，1932年；琼·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年，以及她的文章：《什么是完全竞争？》，载于《经济学杂志》，1935年；R．弗里切：《垄断—多极——在经济学中的实力基本概念》，威斯特伽德纪念文集，1933年；H．v．斯塔克尔贝格的重要的书《市场形式与均衡》，1934年；斯塔克尔贝格：《不完全竞争的问题》，《世界经济回顾》第48卷，1938年，以及《国民经济学的诸基础》，同上，第51卷，1940年；L．密克施：《作为任务的竞争》，第2版，1947年；E．里夫曼—凯尔：《有组织的竞争—价格形成》，1936年；汉斯·默勒：《计算、销售政策与价格形成》，1941年。——表格式地描述各种市场形式：斯塔克尔贝格：《市场形式与均衡》，第3页；密克施，出处同上。——关于市场形式与权力，见本书第295页及其以下。
(35) （第179页）关于“自然交换经济 ”这个类型：魏克赛尔：《国民经济学讲义》，第1卷，第61页及其以下，第2卷，第4页及其以下；卡尔·门格尔：《原理》，第2版，1923年，第9章。
历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们经常谈到“自然经济”。一个很不出色的词，它不适于标明经济的秩序结构。“自然经济”既可以指家庭的或氏族的或一个部落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也可以指现实存在的自然交换经济的关系。由此就抹去了集中领导的经济与交换经济之间的（从而那两种经济体制之间的）决定性地重要的区别。
关于“自然交换经济”这个类型的启迪学意义，可见第233页及其以下。
(36) （第193页）大多数货币史研究的问题提法都给历史上的各个货币现象的分析造成了困难。这种分析通常是硬币史的或者（主要是在克纳普的影响下）法律史的。但是，只有对货币现象提出经济上的问题（关于货币的产生、关于在这方面实现了的那些市场形式以及关于计算单位与货币的关系）才把它也引向理论的探讨。
关于古代的货币史：艾伯特：《史前史的真实百科词典》，《货币》条；《鲍利—维索夫古典古代科学真实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为数众多的词条；海希尔海姆，出处同上，带有图书目录。
对中世纪 的货币业的那些描述通常都是硬币史导向的。这样得到解释的是：可以长期忽视私人的、城市的和国家的债据作为货币对中世纪的经济具有的巨大意义，从其重要性上低估了就像中世纪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过的计算单位与交换手段的那种区别，以及没有真正把硬币也作为经济现象来研究。——在这种关联上，在有关中世纪经济史的较新的著作中特别应该列举的：库斯科：出处同上；G．密克维茨：《来自雷维尔的账簿》，1938年；M．M．坡斯坦：《中世纪英格兰的私人金融工具》，（《社会和经济史季刊》，第23卷，1930年）；M．奇奥达诺：《交换的契约》等等（都灵国王科学院出版物，1931年）；H．洛朗：《关于货币优劣的格莱辛定律》，1933年；J．瓦克纳格尔：《13世纪作为支付手段的城市债据》，1924年。——在不同着眼点之下的关于较近和最近时代的货币业的发展：K．海尔弗里希：《货币》，第6版，1923年；J．M．凯恩斯：《论货币》，1932年；R．斯图肯：《货币与信贷》，1949年；G．卡塞尔：《金本位制的崩溃》，1937年（德文版带有B．普菲斯特尔的序言）；F．卢茨：《新金本位制》，《世界经济回顾》第46卷，1937年；O．怀特：《德国的货币政策》，1950年以及B．J．Z．的各个年度报告。
如果货币不是以钞票和汇划货币的形式在银行提供贷款的行动中创造出来，19世纪和20世纪的各个投资的以及因而工业化的一大部分就不会发生。通过提供贷款与货币创造的（或者偿还贷款与货币的消失的）这种联系，根本改变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关于这一点：A．哈恩：《银行信贷的国民经济理论》第三版，1930年；H．盖斯特里希：《信贷与储蓄》第二版，1947年。
(37) （第196页）关于那样一些交换经济，在它们当中的各个个别的市场上实现了不同的市场形式，可见斯塔克尔贝格：《市场形式与均衡》，第29页及其以下，以及在那里列举的文献。
(38) （第197页）此外，较旧的货币理论问题的提法的一个错误是，从一种平均值——一般的价格水平出发，它表达的是一种思想上的虚构，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并不考虑它，他熟悉的只是个别的价格。同样很少可以把“价格水平”当作起作用的要素投入到推导过程中去使用。只有“当有必要在分析的结尾 概括出一个结果，用一个词或一个数字表示一种总的形势的时候”，像“价格水平”这样一种平均值才是有用的。（K．F．梅耶，出处同上，第18页。）此外关于这个问题：哈耶克：《价格与生产》，1931年，第3页及其以下；哈伯勒：《指数数字的意义》，1927年，第70页及下页，以及（从另一个着眼点）A．洛施：《经济的空间秩序》第二版，1944年。
(39) （第197页）国民经济学的古典时期经常只是研究了那样一种交换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在一切市场上完全竞争占统治地位，而且在其中同时存在着金属的流通货币。它因此而把握了市场形式与货币体系的一种最令人感兴趣的组合，但恰恰只是一种 组合，只是一种边界情况。——然而较晚的古典时期在一定范围内超出了这一点，这是当它认识到了钞票的创造对全部经济过程的重要性时——一个重要的成就，它主要表现在奥维尔斯顿的那些著作（《小册子及其他出版物》，1857年，例如第411页及其以下）中。
魏克赛尔的《利息与物品价格》（1898年）开始了向新的问题提法的过渡。
(40) （第200页）关于集中领导的经济 中的经济过程。——文献通常从这种问题提法出发：在一个与“市场经济”或“自由的经济”或“资本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共同体中，经济过程如何运行。（帕累托：《教程》第2版，第6章，第52页及其以下；E．巴罗内：《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载于《经济学家杂志》，1908年；V．维塞尔：《自然价值》，1889年，以及在注中列举的那些著作。）——但是，我重复这一点：“集体主义”与“集中领导的经济”不是同一的。“集体主义”应该标明一种具体的状况，它在某些时代完全找不到，而在过去和现在的另一些时代中则得以实现。而“集中领导的经济”却实现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中。它过去和现在都总是存在着。虽然它常常只有一些痕迹，但是它也经常在各个经济秩序中占统治地位——通常是以自给经济的简单形式。（人们以“集体主义”来不精确地刻画多种多样地组合的那一类经济秩序，在它们当中“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因素占统治地位。）——我们突出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这些实现了的、在实际中总是可以遇见的因素，并且发现了一种纯粹的形式、一种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它被用作主要的模型：集中领导的经济连同它的两种形式——“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和“集中管理的经济”连带它们的变种（第129页及其以下）。与别的行动相反，人们以这种方式从一个方面把握了历史的 多种多样性，而且同时获得了这样一些模型，它们精确地体现了一定的条件状况，并且从而使得出理论 成为可能。
那样一种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理论 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它从其联系上看清了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中的经济过程。必要的 ，是因为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经济过程运行得与在交换经济中不同；因此那些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特征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具体的经济秩序，显示出与那些交换经济的要素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具体的经济秩序不同的具体的经济过程。这样，生产与分配的秩序在这里和那里就极为不同；投资过程在这里和那里不同地进行；个人的各种需要的影响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就比较弱，或者被排除了；消费者们特别是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是没有权力的；生产在这里可以容易得多地集中于满足需要的（比方说军备的）一个一定的复合体；货币在这里和那里起着极为不同的作用；经济权力在两种情况下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这些区别强烈地显露于最近的时代中；理论的分析必须精确地突出它们。——但是，就像我们的概述也试图表明的，一种集中领导的经验的理论是完全可能 的。从各种资料和各个经验规则中产生了领导的各个计划，它们有着它们的评价；由此产生了它的行动；而这样就能够确定经济过程以及它的困难。今日的一位理论家认为：“无论如何，那样一个领域随着交换经济而消失：在一切社会学的科学中，只有在这个领域中才可能查明恒定的和客观决定的联系。”如果他说得对，国民经济学就必须放弃对于经济实际的一个显著的部分的认识。但是他错了。而国民经济学家们不应该从这样一个领域中撤出来：在这个领域中，他们能够（而且必须）作出根本性的事情。
(41) （第205页）关于从双重的角度（作为经济上的问题和作为经济上的资料）去看待来自先前的生产的存货的必要性：欧肯：《资本理论的研究》，1934年，和《资本理论的主要问题》，《国民经济学年鉴》，1937年。——新近关于在这本书的范围内只能略微提及的各个问题：R．冯·斯特里格尔：《资本与生产》，1934年；斯塔克尔贝格：《在静止的交换经济中的资本与利息》，《国民经济学杂志》第10卷，1941年；E．林达尔：《货币和资本理论研究》，1939年；I．R．希克斯：《价值与资本》，第二版，1946年；哈耶克：《资本的纯理论》，1941年。
(42) （第210页）关于第一个经验规则 （所谓的戈森第一定律）：戈森：《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1854年，以及在《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第4版上的词条“需要”（H．梅耶的）中列举的其他那些著作。——把戈森定律修改成“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I．R．希克斯，出处同上，第11页及其以下；斯塔克尔贝格：《价值理论的发展阶段》，《瑞士国民经济学杂志》第83年度，1947年。
(43) （第215页）关于第二个经验规则 ：T．N．卡弗：《财富的分配》，1921年，第二章；埃奇沃思：《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论文》，第1卷，1925年；A．密切利希：《确定土地的肥料需要》，1924年；E．施奈德：《生产理论》，1934年。也有摩根斯泰恩处的图书目录，载于《国民经济学杂志》1931年，第4册。
关于第三个经验规则 ：E．v．庞巴维克：《资本和资本利息》，第4版，1921年；博洽德，载于《世界经济回顾》，第34和35卷，1931-1932年；N．卡尔多，载于《计量经济学》，1937年，第201页及其以下；斯特里格尔：《资本和生产》，1934年；E．施奈德，载于《国民经济学年鉴》，第147卷，1938年；欧肯：《作为时间过程的经济过程》，《国民经济学年鉴》，第152卷，1940年，第113页及其以下。
(44) （第219页）关于风险 的问题：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第4版，1921年；H．马尔夸尔特：《农业生产向各种价格看齐》，1934年；马尔夸尔特写道（第128-129页）：“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重要的必须是，把这个风险问题 提升为独立的理论问题 。不在意地把风险排除掉并且由此而冒这样的危险：一再碰到实践家耸肩膀以及这句格言：‘是的。在实际中确实与在理论上完全不一样。’——这种状况的确是不行的。然而事实上却是这样的：一个接近实际的理论必须把风险因素包括在它的分析之内 。在这之后它也就不再面对各种事实而继续束手无策了。这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也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了出来。”
关于各种预期的 问题：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第2版，1923年，第149页；庇古：《工业波动》，第2版，1929年；G．米尔达尔：《作为货币理论分析的工具的均衡概念》，载于《货币理论论文集》，哈耶克编，1933年，第383页及其以下；凯恩斯：《通论》，1936年，第22章。
(45) （第193、219页）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的研究在其问题的提出上、在它的思维方式上以及在各个主要成果上都显示出一种显著的统一性并且绝不是没有联系的观点的并列。应当指点本书的那些寻找现代理论的入门 的读者们参阅：W．罗柏凯：《经济的学说》，第4版，1946年；R．v．斯特里格尔：《国民经济学基础入门》，1937年；E．巴罗内：《理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特征》，第2版，1935年；供进一步学习的：斯塔克尔贝格；《理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特征》，1943年；G．J．斯蒂格勒：《价格理论》，1947年。在那些巨著中特别是：E．v．庞巴维克：《资本和资本利息》，第4版，1921年；此外见注(8)和(10)。
在较老的那些人中，以分析个别经济的现金持有来探讨各个货币理论的 问题的有C．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第2版，1923年，第325页及其以下；L．瓦尔拉斯；《要义》，巴黎1926年，第320页及其以下；A．马歇尔：《货币、信用和商业》，1923年，第282页及其以下。从较新的那些人中我列举出：K．F．梅耶：《金的游动》，1935年；J．B．希克斯：《简化货币理论的建议》，《经济学》，1935年2月。
(46) （第230页）关于“静止状态 ”的观念以及关于对这个观念的批评，可见第四章，Ⅳ，第284页及其以下和在注(58)中列举的那些文献。
为了避免误解，还应该特别强调：一种静止状态是通过各种资料的恒定性来实现的，这种恒定性必须得到完全严格的贯彻，从而也有现在和未来的各种需要的恒定性。只有当在提出本年的各个经济计划上为以后各年预计了与本年同样强度的需要的满足，并且与此相适应地预先规定了代替物的筹措时，才达到这样一种静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出来的物质物品的、特别是耐久的生产资料的各个存货总是保持着同样大小。否则生产装置就会扩大或者缩小。关于变动法 ，也可见第245页及其以下，第284页及其以下。
(47) （第235页）关于那些鲁滨逊分析 ：“如果想象由鲁滨逊式的个体联结出共同生活，那么这就比得上那种歪曲的看法：似乎一个还没受损害的花瓶原则上是由它此后被打碎而成的那些碎片构成的。”（哥特尔：《需要与满足》，1928年，第70页。别的批评者：迪尔：《理论的国民经济学》Ⅰ，第二版，1922年，第4页；卡塞尔：《理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思想》，1926年，第10页及下页；桑巴特：《三种国民经济学》，1930年，第176页及其以下。）这种看法无疑是“歪曲的”。但是，谁维护它？——用那些鲁滨逊分析所想要的完全是别的东西。继续停留在那幅不怎么出色的图像中：没有人需要担心打碎花瓶。我们首先研究一个小花瓶，它的构造能够比较容易看清。然后我们转向构造比较复杂的好多个较大的花瓶——社会经济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如果小的的花瓶的研究走在前面，就能够更容易地从它们的内部结构和全部联系上看清这些较大的花瓶。庞巴维克偶尔说到过鲁滨逊：“在我们敢于走到完整的实际的遮掩了的图像面前之前，我们出于良好的理由在它温和的形态上练一会儿我们的和我们的读者的眼睛；但是，我们的理论的原来的活动场所却是完整的社会经济。”——关于各种鲁滨逊分析的巨大的启迪学价值：M．韦伯：《关于科学学的论文集》，1922年，第196页；H．迪采尔，载于《国民经济学年鉴》，1890年，第54卷以及庞巴维克，同上，第58卷，1892年；G．苏尔策：《经济的各个基本法则》，1895年，第80页及其以下；查理斯·奈特：《资本与劳动》，德文译本，1847年；J．B．克拉克：《财富的分配》，1902年，第40页及其以下。关于18世纪的那些鲁滨逊的故事（它们与今日的理论研究上的那些鲁滨逊分析没有内在共同点）：H．赫特纳：《18世纪德国文学史》，第6版，1912年。
魏克赛尔的《货币利息与物品价格》（1898年）为“自然交换经济 ”的高度的启迪学价值（不顾自然交换经济与货币经济的重大对立）提供了一个证据。——关于从自然交换经济上和货币经济上探讨萨伊定律：L．密克施：《有普遍的生产过剩吗？》，1929年，第198页及下页。
(48) （第239页）理论的国民经济学家们试图在绕过各种个别的市场形式 并且在只是辅助性地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下创立一种统一的交换经济理论。在最新的他们的这种尝试中，卡塞尔的著作成了最著名的（卡塞尔：《理论的社会经济学》，第5版，1932年）。卡塞尔想以他的理论研究一种超然于竞争和垄断的交换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以对整个社会来说最合理的方式把各个物品的量引向它们的使用。因为这只发生于严格地根据成本原则形成价格的情况下，就仅仅研究了这一种情况。理论虽然由此而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形式上的完美性，但是却没有足够地对准对经济实际的说明。（关于这一点：W．克劳姆法特：《卡塞尔的理论的结构中的系统观念》，1927年；以及熊彼特，载于《施穆勒年鉴》，第51年度，1927年，第241页及其以下。）
在历史学派的范围内（部分地也在努力使历史的与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相接近的进程中），曾经尝试过在各个“受时代约束的”理论前面送上一个“不限于一时的”理论。这样斯庇陶夫就谈到了不限于一时的经济并且要把它的理论推上首位。他把不限于一时的经济理论理解为一种由一个统一的意志领导的社会经济，在其中找不到独立的个别经济。因此，这是一种比方说处于维塞尔的“简单经济”的风格中的集中领导的经济。虽然在理论工作的进程中证明，为分析交换经济而运用分析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那些成果是适当的，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没有权力先验地把集中领导的经济称为不限于一时的经济。哪些经济现象经受、哪些不经受变化，恰恰是不能先验地确定的，而是只能凭经验，也就是说只是在对历史上遇到的事实状况的分析工作的进程中。因此，把一种关于不限于一时的经济的理论或一种形式的理论送到各种“历史的”、“直观的”或“受时代约束的”理论之前，这是不能容许的——完全不考虑的是，这些所谓的“历史的”理论从来也没有把握住历史的实际并且因此始终仍然只是纲领。（斯庇陶夫，载于《施穆勒年鉴》，第56年度，1932年，第892页及下页，第918页；伍劳伊哥尔斯，载于《施穆勒年鉴》，第61年度，1937年，第279页及下页。）
(49) （第242页）对于那些产生于资料变化的经济过程中的变化的陈述，如果是正确地获得的，就是严格地、必然地、不容争辩地 有效的。对于经济过程的推移反过来在各种资料上促成的那些变化，就不能作出这样的陈述；按照逻辑学的语言惯用法，对于它们的判断是有问题 的。
还有一些例子：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可以精确地指出，一定的资料的变动如何引起劳动者的各种收入的提高。但是，它不能精确地确定，收入的提高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工人们的效率的提高，从而“劳动”这种资料的变化。当它试图这样做时——它偶尔这样做过——它就遭到了失败。或者：借助货币理论的帮助可以精确地证明，一种通货紧缩政策引起经济过程的哪些变化。根据经验，在现代国家中，长期持续的通货紧缩式的萧条在具体情况下常常导致严重的政治震动，导致经济政策和经济秩序的变化。但是，对各种资料的这些反作用是否得以实现以及它们是哪一种的，这又如此之甚地取决于各个个别的国家的特殊结构和其他许多历史事实，以至于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必须避免对此给出不容争辩的判断。
(50) （第244页）此外，就是国际收支理论也犯了这种错误：承认包含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那些事实是资料。它把一国的进口和出口以及把国际收支的其他各个项目看成是给定的量，并且正是想由负债与资产方的关系说明外汇兑换率的高度以及它的变化。但是，一国的进口和出口与国际收支的其他各个项目一样很少是给定的量。它们取决于彼此进行贸易的各个国家和各个价格以及各种外汇兑换率本身。因此，国际收支理论是不充分的，而因为它指明的币值恶化的那些原因不恰当，它就在币制政策上发生了极为有害的作用。（对此：哈伯勒：《国际贸易理论》，1933年，第26页及其以下；欧肯：《德国货币问题的批判考察》，1923年，第1章。）
(51) （第247页）因为不划出一个资料的边界 就不可能有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所有的理论家（自从有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以来）都用资料来工作。在这方面，常常没有使用“资料”这个名称，而是比方说谈到“给定的要素”或“简单的要素”或者还有“生产力”。这不是根本性的。可是根本性的是，对那些资料的各种想法常常是不完整的。
弗里德利希·李斯特称作“生产力”的东西就是资料，不过他不同地、更详尽地刻画了它们的特征。“一个法律或一个公共机构不对生产力的增加或减少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将会说：如果它不改变一种资料的话。因此，经济政策的任务必须是“唤起和培养”这种“生产力”。
直到那里李斯特说得都对。但是，当他要求各种生产力的一种“理论”（他想在各种价值的理论之外提出这种“理论”）时，他就错了。他把各种生产力的理论理解为一种应当说明具体的资料的形成的理论。创立这种理论的任何尝试都必定要失败，因为只有历史的个别的理解才能够看清具体的资料的形成。比方说这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今天具有一个有一定的能力和教育程度的一定的人口，或者为什么那里有一种一定的社会和法律秩序。庞巴维克在同维塞尔的一次讨论中说过：“理论的说明做的是一般说来可以期望于一种理论的说明的一切，它只是终止于‘资料’，对它们自己的进一步说明不再是经济学理论的事情。”他此后继续说道：“这种资料是生产技术的资料，它不需要也不允许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这恰恰就像这时那样少：在那个有5袋谷物的垦殖者的例子中引证或者坚持经济学的理论以说明，在那个垦殖者的各种需要中，对于谷物烧酒的需要排在对肉食的需要之后，它们为什么如此排列，以及给予这两种需要中的每一种的满足以怎样的重要性。”（《资本实证论》，附录7）
关于各种资料及它们的获得，此外：J．B．克拉克：《经济理论纲要》，1907年；J．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1926年，第75页及下页，以及《社会科学文献集》，第42卷，1916-1917年，第3页及其以下；R．v．斯特里格尔：《经济学的范畴和经济的组织》，1923年；L．罗宾斯：《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年；F．卢茨：《国民经济学中的经济形势问题》，1932年，第65页及其以下，第116页及其以下；克瑞西—万特鲁伯：《农业危机与停滞期间》，1936年，第362页及其以下；K．F．梅耶，出处同上，第56页及其以下；F．W．迈耶：《国际收支的平衡》，1938年，第14页及下页，第159页及其以下。各种资料的装置需要扩大（个别经济的资料——全部经济的资料；计划资料——实际资料）。同时，从我们的研究中得知，我们绝不能把获得资料的工作托付给社会学或者历史的撰写，它们没有能力去做这个：由于国民经济学的问题的提出和各个事实的着重强调的分析，国民经济学 必定碰上那些条件——经济过程就取决于这些条件。它把这些条件称作资料。
(52) （第256页）关于巴拉圭的耶稣会共同体的经济秩序：P．埃尔南德斯：《瓜拉尼人的社会组织学》，1912年；M．法斯宾德：《巴拉圭的“耶稣会士国家”》，1926年。
(53) （第260页）因此，根据在正文中说过的，国民经济学过去对经济史学 的影响经常不是有益的，因为转借了一种不能胜任历史存在的概念形成。就是施特瑞德尔的那些富有成果的工作也受到了极度扩大地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之苦。
海希尔海姆（《古代经济史》，1938年）作出了使用各种“经济风格”的尝试。——我重复说：这些尝试的失败不是历史学家们的、而是国民经济学家们的过失。国民经济学家们恰恰不应当把像阶段或者风格那样的不熟悉历史的虚构提供支配，而应该把从历史实际中得出的形态学体系提供支配，通过它的运用经济史学家就成功地认识了经济的具体的秩序结构 。（对此还有：A．吕斯托夫，出处同上。）
(54) （第263页）经常误解了这一认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是由“假言”判断组成的。人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仅仅是由“假定 ”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为了弥补知识的一个缺陷而对一种说明的理由的暂时的和不受约束的假设组成的。——这里存在着一个错误，从这个错误中产生了对整个理论分析工作的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在逻辑学的严格的意义上，“假言判断”指的是：如果A存在，则C存在。假言判断宣称：由一个一定的原因产生出一个一定的后果。它以“充足理由律”为基础。思维着的人不断需要假言判断，在假言判断中以特别的程度表现着理智。众所周知，表现了与假言判断的对立的是直言判断：S是P。正确地得出的假言判断不可辩驳地、严格必然地、不容置疑地并且绝不是暂时地有效。每一本逻辑学教科书都告知了这一点，以至于列举过的那种误解是不可原谅的。
(55) （第268页）关于运用 的那些科学理论问题可见注列举的那些著作。关于“真理”与“现实意义”的区别，此外也可见我的文章：《克服历史主义》，《施穆勒年鉴》，第63年度，1938年，第212页及下页，本书的第257页及第347页及其以下。
在研究本身中以及在科学理论上严重地忽视了理论的运用，这是可以容易地理解的。因为不论是对“概念的国民经济学”来说，还是对“二元论”或是对“经验主义”来说，都不可能有运用。——想构思一种“应用的理论”，那是徒劳的。抽象的 理论的运用是为了说明具体的历史的事实状况，根据每一次各自的情况而做的。如果以一种所谓的“应用的理论”来与所谓的“纯粹的”理论相对，那就会抹杀“抽象的”与“具体的”的区别。
(56) （第269页）关于由不充分的消息给认识较为过去的时代的经济实际设置的那些边界 ：也可见第79页及其以下。经济史学和国民经济学必须也在事实上一直推进到这些边界上。只有当它们把有关秩序结构的问题推到了突出地位并且从这个着眼点持续地透彻研究了各个原始资料（即使例如是古代经济史的）时，它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57) （第270页）关于重大的二律背反以及它的克服：此处可见第39页及其以下和第337页及其下页。
(58) （第295页）关于各种“动态的理论 ”：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第1章的附录和第90页及其以下中告知了较老的文献。（关于熊彼特的动态理论：E．v．贝克拉特，载于《施穆勒年鉴》，第53年度，1929年，第1页及其以下。）从较新的文献中应当特别列举出：E．伦德伯格：《经济扩张的理论的研究》，1937年（关于它以及关于这场讨论的状况，总的来说：V．史密斯，载于《世界经济回顾》，第47卷，1938年，第613页及其以下）；A．庇古：《静止状态的经济学》，《经济学杂志》，1935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E．普来泽尔：《经济形势理论的基本特征》，1933年。——关于在经济史学中的各种发展理论以及关于它们与孔德和实证主义的联系：第72页及其以下，第76页及其以下和注(12)；关于静止状态：第228页及其以下。
对现代的经济形势研究的阐述：罗柏凯：《危机与经济形势》，1932年（入门的）：G．哈伯勒：《繁荣与萧条》，第2版，1940年；里昂·H．杜普里：《全面的经济运动》，1947年。关于对各种动态理论和经济形势理论的原则性的批评，还有在注(21)中列举的那些著作。
针对对各种经济形势理论的批评所提出的反驳是：应该具有一次性的不仅是个别的经济形势运动，而且是一切经济现象（例如也看各种价格）。因此，据说必定还是有可能不仅创立一种价格理论，而且也创立一种经济形势理论。——但是，由此就没有注意到一个本质的区别：价格日复一日地在上百万种情况下都是相同形式地 被要求和支付的。可是个别的经济形势运动——例如1907-1908年德国的萧条或者紧接着的1909-1913年的高涨——都是一种一次性的、不同形式的现象，它只显示出与别的一些经济形势运动的一定的相似性。各个经济形势运动缺乏那种“相同性”：这种相同形式性可以在各个价格那里找到，并且是一般地提出价格问题和成功地得出一种价格理论的一个根本的先决条件。（关于经济现象的相同形式性以及关于整个的这个问题，更详细地载于我的《资本理论研究》，1934年，第15页及其以下。）
(59) （第308页）关于经济权力 问题的科学讨论通常围绕着这个问题：是“经济规律”还是“政治和经济权力”决定性地决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经济过程。对那些主张前者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家们，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家们指出了权力的重要性，然而却没有精确地研究它。这种对照和存在于该对照中的问题提法 ，不能产生多少成果并且应当消失 。国民经济学的第一个任务是揭示那些奠定了经济权力的具体的事实状况，并且具体地研究经济权力的各个作用。（由此就同时产生了对于塑造经济宪法不同寻常地重要的洞察力。）在像当前的这样一个以巨大的风格形成着经济上的权力集结的时代中，这个任务是紧迫的。
此外关于这个问题：E．v．庞巴维克：《权力还是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杂志》，第23卷，1914年，重印于《文集》，1924年，第230页及其以下；J．熊彼特：《分配理论的基本原则》，《社会科学文献集》，1916-1917年，第42卷；F．凯斯特纳：《组织强迫》，1912年，第2版，1927年；E．普来泽尔：《分配理论中的财产与权力》，对比性的提要（阿尔弗雷德·韦伯纪念文集，1948年），第331页及其以下。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对于私人经济权力的各种现代问题的态度明确地表现在社会政策协会1905年的那些协商中，在它们的开头是一篇施穆勒的短评。（《社会政策协会文集》，第116卷，1906年。）关于经济权力集团的各种意识形态，可见本书第33页及其以下。
缺乏关于从重商主义者们一直到今日国民经济学对于经济权力现象的态度的精神史上的研究。此外，一般地关于历史上的权力：修昔底德，V．第86页及其以下；马基雅弗里：《君主论》，Ⅱ，1532年；雅各布·布尔克哈特：《世界历史的考察和历史学的断片》（《全集》，第7卷，1929年）；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较近的历史中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观念》，第2版，1925年；B．德·茹沃内尔：《来自权力》，第二版，1948年。
(60) （第317页）关于“满足需要原则 ”和“赚得 原则”：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4版，1921年，和《资产者》，1913年，带有许多事实材料；还有：《经济生活的秩序》，第2版，1927年。此外，劳姆：《一般经济史》，1932年，第20页及下页；斯庇陶夫，载于《施穆勒年鉴》，第56年度，第911页及下页。桑巴特有理由地引证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Ⅰ，8-10。两个人都错了。新近关于这个问题：吕斯托夫：出处同上，第151页及其以下。
注(16)和(18)中列举的那些著作告知了古代和中世纪的人们的经济行为。此外关于中世纪：G．埃斯皮纳斯：《资本主义的起源》Ⅰ，1933年；施特瑞德尔：《货币经济和早期资本主义》，载于《柱廊式入口——世界史》第4卷；凯尔特尔，载于《施穆勒年鉴》，1932年，第56卷，2；茨维迪耐克—苏登郝尔斯特：《世界观与经济》，1942年，以及由西维金在他的《世界史》，1935年，第79页及下页上所列举的那些著作。
当然，不是14世纪所有的远地贸易商都是吕贝克的瓦伦爵普斯家人的类型的，不是15世纪晚期的所有远地贸易商都是奥格斯堡的富格家人的类型的。那时在一个和同一个城市和家庭里有过许多层次和历史的变化。极为经常的是，跟在性格乐于冒险和慷慨大方的世代之后而来的是领年金者的世代。正是这样一些变化在中世纪的经济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就是农民们和手工业者们的态度也经常改变：有时满意于、有时则不满意于一种一定的生计并且因此有时温和而有时好斗。如果试图把中世纪的人的经济行动说成是根据“满足需要的原则”的行动，把现代人的行动说成是根据“赚得原则”的行动，那就是以双重的方式非历史地行事：用一个词掩盖了 在各个个别的民族、地区、阶层和时代中的经济行为的差别 ，使多种多样性消失；中世纪的各种原始资料都很清晰地显示出这种多样性，而今天的每一个进行经济活动的人都在我们的当代并且在每一个国家中经历过这种多样性。另外远为过度地强调了 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对经济的态度之间的对立 ，而对人的各种连贯的特性则看得过少。我们在正文中谈过，在中世纪的行会会员与现代的工会会员之间，或者在中世纪的远地贸易商与现代的企业家之间存在着某些引人注目的相似性。在这方面，无疑地存在的各种区别常常与今天通常认为的不同：“如果与此相反地进入了各个原始资料之中的话，那么就会得到一个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知识：旧风格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比现代的人多得多地以一种声名狼藉的业务道德来生活。他要求得过分，造假，起伪誓，逃避赋税和关税。他轻率地借入贷款并且试图损害他的债主们，他还放高利贷。这样一种全部行为只是与他整个的还没有充分发展的经济地位相适应，所以此外根本不可能令人惊异。”（库斯科）
(61) （第321页）告知“经济原则”：H．迪采尔：《理论的社会经济学》，1895年，第175页及下页。那里还有与别的、较旧的观点的争论。O．冯·茨维迪耐克—苏登郝尔斯特：《一般国民经济学》，1932年，引论。汉斯·默勒，载于《国民经济学和统计学年鉴》，第150卷，1942年，第241页及其以下；A．福伊：《古典国民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及历史主义对它的批评》，马尔堡博士论文，1936年。——谁想证实（如新近的W．A．越尔：《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1943年，第1卷，第8章）：人的所作所为不仅可以用谋求尽可能大的赚得或“资本主义的”动机来解释，他就说得完全正确：保存自己的本能和恐惧、仇恨和争夺权力、爱和人道以及其他的动机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决定着人们的行动。但是他不可以由此推断说：“经济之外的目标设置和内心的冲动导致背弃经济原则。”
经济原则与人的行动的各种目的或目标无关。各个目的是极为不同的，例如可以是利己主义的或是利他主义的；而行动则总是按照经济原则的。一个修道院的领导者，他绝不想去尽可能多地赚得而是完全为人道服务，他在经营各块农田、加工各种原料、购入物品、使用捐助等等的时候都按照经济原则计划和行事。这就是说：他力图以尽可能小的价值花费达到一个一定的目的，以便能够以现有的那些农田、原料等等做出尽可能多的善事。
(62) （第322页）从正文的表述中得知：必须极为慎重地对待被大量滥用了的“理性主义的 ”对“传统主义的 ”经济领导 这个对照。理性主义的与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差距仅仅产生于那种地方：在那里，根据各种价格的、技术知识的或另外一种资料的变化了的状况有必要实施各种生产资料的一种新式的组合；但是，由于坚持一种旧的流传下来的做法而没有实施这种组合。但是在其他情况下，也就是在技术知识和其他资料接近恒定时，传统主义的经济和理性主义的经济是一致的。此外关于此事：见H．马尔夸尔特，出处同上。
(63) （第326页）关于价格上升时供给的减少 ，也就是关于价格和供应量的负的依赖性：I．费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1921年，第312页及其以下和436页及其以下，带有劳动市场的好多例子。费雪说：“煤矿中的较新的实验表明，各种工资的轻微上升促使工人们更长时间的劳动，但是大的提高（高于通常工资的60％）则引起工作的无规则和减少劳动小时数的愿望。”此外：熊彼特：《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第4版中的词条“供给”。关于农业：迪策：《作为农业价格政策的手段的强制辛迪加》，《国民经济学年鉴》，第145卷，1937年；A．恰雅诺夫：《关于农民经济的学说》，1923年。这种联系的数学探讨：斯塔克尔贝格：《在生产经济中的供给与需求》，《数理的经济和社会研究文献集》，1938年，第4卷。
在重商主义中，把工资下降时劳动市场上的供给上升看成是常规；由此而强烈地影响了重商主义的工资政策。（也可见E．F．赫克雪尔：《重商主义》，1932年，Ⅱ，第150页。）在那些较新的人中，例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Ⅵ，2和12）警告提防对这些情况的数量估计过高。
如果我们确定两种行为，人各按它们而具有一种“灵活的”或是“始终不变的”需要的水平，那么在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对物质物品的各种需要，没有涉及对闲暇的需要。没有注意到这后一种需要。在工资提高时相应地较少劳动的工人，虽然恰好像过去一样地满足他对物质物品 的需要，但是他更好地满足了他对闲暇的需要。这样剔除对闲暇的需要也许是可取的，因为它与别的需要相反，恰恰是通过放弃经济活动来满足的。
(64) （第328页）还没有详细地澄清这一问题：按照“尽可能高的纯收入原则” 的或按照“尽可能好的供应原则” 的经济行动怎样影响经济过程。充分的理论研究将必须为各种不同的经济体制、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形式、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提出和解答这个问题。
一旦放弃了“赚得原则”与“满足需要的原则”的对照，理论地—一般地并且同时历史地—具体地解答这一问题——人对经济的态度的差别如何也在这方面影响它的过程——就从根本上变容易了。
(65) （第333页）支配着19世纪和20世纪的科学的是这一追求：埋头于一个时代的各个一次性的现象并且从历史上去把握人的行为的各种多样性。这是它的长处，又是它的弱点。它的长处——由于它唤起了对于历史上的世界及其形式的多种多样性的意识；它的弱点——由于它在它的追求上走得太远，仅仅把个别时代的人看作是历史的可变化的生物并且竟然没有再注意过，现在和 过去到处都存在着人的某些基本的特征。历史主义以这种方式完全丧失了理解人的能力。它看得到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图解化了的发展的形象。这样就能够普遍使用像“满足需要的原则”和“赚得原则”那样的不合乎历史的对照，并且能够认真地尝试用这一个或者另一个词来标明整个时代的经济精神。
众所周知，19世纪的和20世纪初的那种个别化的、突出各个个别的历史时期和各个个别的民族特征的历史学体现着对17和18世纪的科学的一个回击。在它当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这种信念（不管涉及的是笛卡尔、康德还是国民经济学家们）：各个个别性的人的一切差别，不管它们会有多强烈，都并没有一直达到人的心底；然而恰恰是在全部的历史上，都存在着一个到处都可以找到的基本层。虽然这种观点并不罕见地导致了低估各个个别的民族、时代和人物的特点。就是进行经济活动的人也被古典的国民经济学家们视为一个始终不变的人物，他们相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够找到这个人物。与此相对立的是，当时的科学家并不像后来的那样对在人的态度方面的那些基本的、连贯的特征置若罔闻，这些特征是特别本质的。这是它的长处；就这点而言它对人有更大的了解。
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正确认识将达到两种看法的一个综合 。
(66) （第193、249、339页）类型 这个概念从柏拉图和主要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了一种确定的科学内容。亚里士多德把它运用在贯穿于他的整个研究的那种追求中——把个别的东西联结成一个整体。类型可以说处于个别的现象与一般的东西之间。“他要为大量的各个现象寻找普遍地连贯的特征和类型，收集同族的东西并且由此使它相互说明，使各个问题一般化并且因此而使它们接近于解决”（鲁道夫·欧肯：《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1872年，第44页及下页）。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用辞：卜尼茨：《亚里士多德索引》（τvπoç）。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各个类型接近那些“现实类型”。“（类型的）同一个概念同时出现在各个最不同的领域——动物学、植物学、结晶学、化学、语言学——中，这属于科学的较新的发展中的那些意义重大的现象”（W．冯特：《逻辑学》Ⅱ，第3版，第55页）。必须这样补充冯特：类型概念的运用同时渗入了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国民经济学。（为了了解：E．赛特里希：《W．斯特恩、E．斯普朗格和M．韦伯的类型概念的逻辑结构》，1930年。）这些类型大多数是现实类型。关于理想类型的形成，马克斯·韦伯写道：“得出它（理想类型）是通过单方面地提升一个 或者也有一些着眼点 以及通过把大量混乱的和不连续的、这儿较多、那儿较少、有些地方根本就不存在的个别 现象（它们服从那些单方面地强调的着眼点）联合成一个自身很统一的思想 构成物。在其概念的纯粹性上，这种思想的图像在实际中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从经验上发现的，它是一种乌托邦； 而对于历史学的工作来说就产生了这一任务：在每一个个别的情况下查明，现实与那种理想的图像有多近或多远，从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上把一个一定的城市的各种情况的经济性质称为‘城市经济的’”（《科学学论文集》，1922年，第189页及其以下，第275页及其以下，第372页及其以下。《经济与社会》，1922年，第9页及其以下）。——韦伯对于理想类型的形成所说的，不仅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而且也包含着严重的缺陷。他既没有认识到现实类型与理想类型的基本区别，也没有认识到二者的逻辑性质，还没有认识到导致形成这两种类型的抽象方法的差别。因此，他称之为理想类型的那种 类型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概念内容。虽然他批评过现实类型的那种广泛流行的滥用式的使用（见本书的第100—101页及下页），但是他同时也接受了毕歇尔的那些经济阶段并且想把它们解释成理想的类型（例如在《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第3版的词条《古代农业史》中）。他把中世纪的“城市经济”同样称为一个理想的类型，就像称呼鲁滨逊经济这个样子完全不同的、真正理想类型的模型那样。由此他助长了那种通常的对理想类型和现实类型的混淆——对此我们已经谈过了（例如注(24)）。因为他对于类型的形成的观点今天还占着统治地位，而不同马克斯·韦伯争论就不可能澄清这个重要的问题的复合体，对他的批评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涉及的不是反对 韦伯而阐发理想类型的一种新概念，而是涉及精确地和完整地确定韦伯没有清楚地和仅仅部分地看到了的东西。（关于马克斯·韦伯：B．普菲斯特尔：《向理想类型发展》，1928年；谢尔廷：《马克斯·韦伯的科学学》，1936年，第319页及其以下。）至于名称，西格瓦特这样谈到那样一些类型：“我们把它们看作各种理想地完美的类型，以便把各个个别的样本与它们相比较”（《逻辑学》，Ⅱ，第二版，1893年，第240页及下页）。G．杰利内克在他的《一般国家学》中再三需要“理想类型”这个概念并且试图精确地规定它（例如第二版，1905年，第32页及其以下）。M．韦伯接受了G．杰利内克的概念和概念内容。韦伯的类型学说的影响是令人惊奇的：人们不仅连同它的一切重大缺点一起接受了它，而且人们甚至相信：韦伯“发现了”理想类型。韦伯本人对这后一种误解没有责任。他自己坚定地强调过，在他之前理论研究早就已经用理想类型来工作了。古典主义者们已经使用过这样一些思想上的模型。例如屠能——而且是以出色的形式；他就是对它们的逻辑性质也作了一些机智的评论（他的《孤立国》第二版的前言。此外：西尼尔：《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2年；J．S．穆勒：《逻辑学》，第5版，第6篇，第9章第3节）。不需要特别指出，现代的理论研究使用了它们。不过，常常是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逻辑性质而这样做的。
关于“现实的类型”和“理想的类型”之间的区别：毕歇尔的“家庭经济”是一种现实的类型。应当用“家庭经济”来表现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经济实际。而屠能的“孤立国”——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国家，在其中一个巨大的城市处于一个土地完全同样的平原的中央，一个没有开垦的荒野把这个国家与其余的世界完全隔开，而且在这个国家中到处都是完全竞争占统治地位——它却是一种理想类型，它被当做思想上的模式来使用。屠能没有用他的孤立国来表现现实的实际并且也不想这样做。但是他在研究具体的经济中得出了它，用它强调了具体的经济的一个 方面，而用这个理想类型所获得的那些理论原理则在它们的运用中服务于揭示具体的联系。虽然我们也是这样在各种事实状况中发现了各种秩序形式——经济体制、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形式、市场形式、货币体系，简言之：整个的形态学体系。它们存在于 那里。科学必须在那里发现它们。但是这些秩序形式不是纯粹 地存在于那里，而是各式各样地相互“融合着” ——一个我们经常地碰到过的结果。通过我们个别地着重强调了它们，也就是说在思想上把它们从它们在实际的经济中所处于其中的那种融合中解脱出来，并且这样以纯粹的形式得出了它们，我们就具有了这样一种类型：它们个别的并不描摹经济现实；相反地它们却在逻辑的意义上是“理想的”。（因此，在现实类型和理想类型上，“现实的”与“理想的”的对照是一种逻辑的对照。在这里，“理想的”与“现实的”一样，并不具有规范的含义。理想的类型没有呈现出完美的理想。它不是伦理学的概念。此外：第77页及下页，注(13)和在那里列举的地方。）
提出过这个问题：各种“纯粹的形式”或“理想类型”对各个“模型”是什么关系。那么：科学从实际的经济中着重突出的那些纯粹的形式被作为模型来利用 ，那些理论推导就是在它们之上进行的。例如，人们在现在和过去中发现了“供给垄断”。我们把这个通常与别的形式融合了的纯粹形式突出为理想的类型，并且把它作为模型、也就是作为精确地规定了的条件状况来运用。供给垄断的理论就是在这种条件状况之下推导，哪些价格得以实现，以及销售了多少数量。因此，正确地得出的各个模型恰恰不 像称呼过它们的那样是“设计的模型”，而是相反的东西。
如果简单地“设定”、也就是先验地构思各种模型——就像过去和现在多次在各种市场形式上发生的那样（例子：注(34)）——那么当然能够随意构思许多模型。但是它们对于认识过程的价值不大；在它们之上得出的那些理论原理同样仍然是无法运用的。这样一些模型是为理智的游戏服务的。它们就像国际象棋。人在那里设立了一定的条件，于是理智和联想的能力就可以在游戏中前后一致地发挥。没有人声称，象棋游戏复述了一种真实的实际或者在认识过程中是直接有用的。在设定的模型上的思维游戏中，也同样少有这种情况。
(66a) （第249、339页）类型学和整个形态学的分析今天还在好多地方造成困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有那些已经习惯于用“阶段”或者“风格”来概括没有分析过的事实并且需要像“资本主义”等等那样的总括的名称的人，都绝不会想到着重强调的抽象和揭示现实的各种秩序形式。在纯粹文献上的讨论中将不会克服这些困难。各种市场形式和其余一切类型的获得要求国民经济学家们下定决心，在现实本身中进行工作，形态学地研究厂家和家计，放弃在离开对象的地方进行那些他们在其中出现的讨论。如果像1945年之后在德国东部那样集中管理的经济占统治地位，那么过程和影响都与1918年之后不同，当时必须主要以交换经济的方法支付某些以货币规定的数额，从而各种价格的机制在筹措和转送战争赔款上运转着。但是，只有在确定了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市场形势和货币体系之时，才能够精确地描述和解释在交换经济类型的经济秩序中的战争赔款的过程和全部经济的作用。垄断或寡头垄断或竞争是否占统治地位，是否实现了带有或不带有均衡的市场形式，货币是与一种商品相联系还是以贷款的途径产生，对于单方面付款的过程和作用都是决定性的。例如，只有运用形态学的—理论的体系才使得可以说明1871年以后法国的战争赔款的和1918年以后德国的战争赔款的那些完全不同样子的后果，或者总的来说，各笔“赔款”对我们的世纪第三个十年全部经济上发生的事情的不同寻常的影响。在别的货币体系和市场形式的范围内过程和作用就会不同。因此，恰恰是与批评的命题相反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有关贡物、战争赔款等等的文献没有容许看清这些单方面的偿付款项事实上在其中发生的那个实际的秩序结构，它就停留在表面上。
各种秩序形式都存在于经济实际之中 ；经济实际每次都具有一个一定的秩序结构。日常经济生活运行于这些形式之中。如果我们没有认清那些形式，我们就放弃了对经济实际的认识。
(67) （第341页）关于理论的逻辑性质：此处可见第262页和注(25)。
歌德（《格言与反思》，周年纪念版，Ⅳ，第231页）极其确切地说：“在理论使我们相信各个现象的联系这一限度内，它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用处。”——这里也应当列举席勒。他最给人深刻印象地区分了认识的三个阶段：普通的经验主义 “没有超越经验的现象”，对于它来说，各个感觉“总是个别的和偶然的”。普通的经验主义只具有“经验这唯一的一个要素并且因此不具有经验”。理性主义 探求“各个经验的因果关系”。“根据我的判断，理解力的这个功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一切科学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它冒着这种危险：把在自然中联系着的那个东西严格地分离出来。”第三：就像席勒所称呼的那种“理性的经验主义 ”，它把普通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着科学的认识。“这样我们也就发现，导致科学的认识的，只是各种自由的思考能力的完全起作用，并且加上感官的各种感觉能力的最纯粹的并且最扩散的起作用。”（1798年1月19日致歌德的信。）席勒由此而说明了决定性的那一点。
此外：洛采：《逻辑学》，1874年，第92页及其以下，第175页及其以下，第378页及其以下。
(68) （第344页）关于定义 、它的价值、它的地位及对它的滥用的利用，可见第28页、第57页及其以下、第105页及下页、第145-146页、第340-341页及下页，注(1)、(9)和(23)。
(69) （第344页）胡塞尔：《逻辑研究》，Ⅰ，15；也可见上面的第27页及其以下。
(70) （第346页）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期间内，在全部的思维和评价的原则上历史化的运动中发生了真理观念的相对化 ，这种相对化如何破坏了各门科学的（而且在其中恰恰有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基础，对此1937和1938年在《施穆勒年鉴》上的历史主义讨论给出了一幅确凿的图像。历史主义与它的真理观念相对化一起是一个运动，它激发了当代的全部 精神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它卷入了与它自己的根本矛盾之中。熊彼特从相对主义的实证主义立场出发写道：“这种精神态度的意义和价值是清楚的。”“对于科学工作的实践来说，重要的不是某些‘真理’，而是人们能够用来操作的那些方法，而这简直就意味着：这样来处理资料，以致出现的东西与观察到的各种事实相适应”（《经济发展的理论》第4版序言，1935年，第15页）。与此相反，此外应当着重指出：每个相对主义者（熊彼特也是）都为这样一些在这里阐发的原理本身要求真理的成分，因而不顾一切否认，还是在用真理的观念工作，并且由此而陷入自我矛盾。极其富于影响的帕累托也相似，他再三努力证明真理观念的完全多余，并且尽管如此却把这个所谓的证明看作真实的 。奥尔特加附带说道：“施本格勒的著作使自己窒息而死，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各个文化的（历史上的人的各个行为的）相对性的证明就它那方面来说是绝对种类的事。历史在提示人类的各种形式的相对性时，就表达出了一种不再相对的认识”（《我们时代的任务》，没有出版年代，第288页及下页）。一切都是相对的；但是我的相对主义的信仰是绝对的——这是一种难于能够指望的、不可靠的、站不住脚的论断。
(71) （第349页）关于专业地和全面地—历史地探讨经济问题：第100页及其以下，第248页及其以下，第256页及下页，第272页及其以下，第287页及其以下，第331页及下页。
(72) （第352页）关于经济秩序 在一方面、经济阶段 和经济风格 在另一方面的对立：此外可见第100页及其以下、第121页及其以下、第248页及其以下。
关于为每个经济秩序创立一种特殊的理论的不可能性：第108页及下页、第260页及下页、第268-269页和注(26)。
(73) （第355页）还经常看不到克服国民经济学与企业经济学的分离 的必要性，原因在于错误地认识各个问题和它们的统一。关于较新的企业经济学文献的态度：M．劳曼载于《世界经济回顾》，1936年，第44卷。在那些在其中建立了联系的较新的企业经济学著作中，应当列举：M．R．勒曼：《一般企业经济学》，第2版，1949年；W．普里奥：《经济企业的学说》，特别是第一篇，1935年；M．劳曼，《企业经济学》，1936年。
(74) （第359页）关于当代的经济宪法政策的各个问题和它们的解决：可见注中列举的那些文章。
(75) （第361页）关于法律形态 与国民经济学的联系：弗兰茨·伯姆：《竞争与垄断斗争》，1933年，《经济的秩序》，1937年；H．格罗斯曼—道艾尔特，载于《汉萨法律杂志》，第20年度，1937年，第282页及其以下；G．施麦尔德斯，载于《全部国家科学杂志》，第101卷，1940年，第64页及其以下。也应该正是使市场形式学说成为能够对法律思想和法律政策富有成果的一个例子：一件东西的所有者是一个垄断者，他的所有权事实上对于他所具有的内容不同于对于处于与别人的竞争之中的所有者：对于一个独自向一个村庄供应水的一眼泉水的垄断式的所有者来说，这个所有物所意味的完全不同于对于那种所有者，他在与其他的水的竞争中供应他的泉水。在垄断的情况下，权力地位远为大得多，而且存在着村中的居民对泉水的所有者的依赖；如果在水的供应中存在着竞争，就会取消这种依赖。财产限制和缔约强制 的各个问题各按实现了的市场形式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应该在法律政策和法律科学上各按市场形式而不同地处理它们。
(76) （第361页）第六版（对第五版）的那些修改并不多；我努力以它们来更清楚地突出一些重要之点。
扩充了对各种“货币体系”的阐述（第182页及其以下并且特别是第189页及其以下）；我希望，现在能够像用对各种市场形式的阐述来工作一样地用它来工作。更精确地说明“秩序”的那两个概念证明是适宜的。这出现于最后一章的新号码15中（第355页及下页）。对经济实际和它的认识的某些误解促使我插入注(66)a。另外我更准确地表达了个别的段落（例如在第90-91、95、253-254和359-360页）。
我必须再次感谢科学上的朋友们的鼓励。但是我总是应当特别感谢我的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