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各位作者，如果面临着一种无可解脱的孤独，那么，在哀怜自己的同时，也会想要在自己以外的事物中寻求一些方法，从这种苦恼中解脱出来。在文学作品中，这会表现为两种倾向。第一种是躲避俗世，隐遁山林。在深山中，有些人访求仙人，有些人则亲近自然。被传为西汉（公元前2世纪—公元1世纪）贾谊所作的《惜誓》、东方朔所作的《七谏》以及东汉（1—2世纪）王逸所作的《九思》等作品中，这一倾向不难见到。而且，在这类作品中，能见到许多日后的自然文学的要素，不过在这里，且不对这一倾向进行深究。另一种倾向则是倚重于“天”或者“时”之类的东西，在这里，且讲一讲关于这一倾向的大致情况。
事情的发展不能如自己所想，那么就将此归结于“天”“时”之类的东西，借此进行自我安慰，或者自我放弃。这种方法在汉代变得明显起来。本来，将自己的不遇同“天”联系起来考虑，已经在《诗经》的一些作品中有所体现了，如：
已焉哉，
天实为之，
谓之何哉！
（《邶风·北门》）
根据旧说，这首名为《北门》的诗，歌咏的是不能得志的忠臣的烦恼。前引三句，是这首诗各个章节的结尾部分。它所表现的是，苦恼到了最后，诗人认为自己的不遇是天的过失，因此是无可奈何的。然而在我想来，这个句子主要还是哀叹无可奈何之情，因为无可奈何就要放弃的心绪是很单薄的。当然，这种哀叹还是仿佛满怀着一种想要向天倾诉的心绪。
此外，将自己的不遇同“时”联系起来考虑，在前引屈原和宋玉的作品中也已经能见到了。不过，这些诗句也主要是以哀叹“时”的错失为主，因为这一错失就要放弃的心绪并不明显。
可是，到了秦末汉初的时候，自己对自己讲“时”和“天”也有责任，从而发出哀叹的行为，就变为因为“时”与“天”之不利，想要放弃的心绪。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参见项羽的诗。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史记·项羽本纪》）
项羽在垓下这个地方被追上，为汉军所包围。他听见了汉军在唱楚歌，大感吃惊，更产生了一种楚人也站到了刘邦一方的错觉。既然败到这个地步，不如就放弃了吧。所谓“四面楚歌”，正是从此而来。据说，就是在这个被逼到走投无路的时刻，他自己创作了这首诗，并且唱了起来。不过，根据昭和三十二年(1957年)三月刊行的水泽利忠所作的《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可知，“时不利兮骓不逝”这一句，有古本析为两句，写作“时不利兮威势废兮，威势废兮骓不逝”。无论从意思上还是从形式上看，古本的这一写法都更近于古人创作的原貌，不仅如此，就我们目前谈论的问题而言，古本的写法也更相宜。
“骓”指的是项羽的爱马，“虞”则是项羽爱姬的名字。这首诗所歌唱的是项羽对虞姬不能割舍的眷恋之情，在这里我们要谈的则是“时不利”的问题。
所谓“时不利”，指的是“时”没能站在自己这一边。在项羽看来，这就成了“威势废”的原因，换言之，也是他军队溃败的原因。也可以说，这就是将失败的责任归结到了“时”上。至于为什么在那个关头，项羽衍生了那样的想法，应该是他在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后，感觉到了一种难以承受的、孤家寡人的况味，而这种把责任归结于“时”的思维方式，至少可以让他为自己辩解称，除了放弃也再无他法了。
对这位有着如“力拔山兮气盖世”一般强烈自信的项羽而言，将军事失利和“时”以这种方式联系起来考虑，或许还是头一遭。但是，作为一种对苦恼的处理方法，这却是个显著的例子，足以揭示出时代的变迁。像这样，对自己不利的事，统统归结为“时”“天”之类的思维方式，最终又衍生出了一种想法，即不能对“时”“天”之类的抱有信任。关于这一点，后面还会再谈及。
此外，我还想附带谈一谈的是，项羽的“时”和屈原、宋玉等人的“时”究竟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屈原和宋玉的“时”，似乎指的是像“时代”“时世”之类的现世时间。而项羽的“时”，总觉得该解释为“时运”，表示的是超现世的理法。在这一点上，它和我想在后面谈到的“天”非常相似。只是，相关的用例无论如何还是太少，很难予以确证。
再者，昭和二十九年(1954年)十月刊行的《中国文学报》（中国文学報）第一册中，吉川幸次郎博士有一篇非常详细的论文《关于项羽的垓下歌》（項籍の垓下歌について），请诸位读者参看。
在项羽的诗歌中能见到的这种思维方式，在他的言语中也有所体现。不过，他的话记录在《史记·项羽本纪》的叙事之中，就资料的性质而言是间接资料，尽管如此，还是值得在这里列举一下。
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
刚刚从垓下的包围中逃脱出来，又被汉军追上的时候，项羽向自己的部下说了以上这番话。项羽简直可谓是傲慢，他的自信在于，军事失利的责任都要归结于“天”。
果然像他讲出的傲慢之语一样，他成功地冲破了追击军队的包围，接着逃亡。乌江这个地方的亭长向他谏言：“赶紧向江东去吧，在那里举旗重来。”项羽一边笑着，一边回答：“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
在这里，项羽还是将失败的责任归结于“天”。他就像这样反复说着“天之亡我”一类的话，这和前面的“时不利兮”是同一种思维方式。项羽也是楚人，他如此这般地谈论“时”“天”之类的东西，或许同屈原、宋玉等人关于“时”的思维方式有着某种关联吧。不过，屈原、宋玉只是因为“时”的错失而生发哀叹，而且这个“时”在感觉上更像是时间的意思。与此相对，项羽则是因为“时”的责任而想要放弃，而且这个“时”在我想来更像是一种理法层面的东西。正如我在前面已经谈到的那样，这两者在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
项羽兵败而死，是在公元前202年。后来，刘邦坐上了皇帝的位子，西汉由此延续了两百年左右。西汉末，王莽建立了“新朝”，十来年之后进入东汉，由此又延续了两百年左右。在西汉、东汉合计四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文学作品中的孤独感又得到了一种什么样的呈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