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的文学，受到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也就是所谓“楚辞”——的巨大影响。现在，倘若去搜罗汉代文学中表现了孤独感的作品，其中大部分都要从楚辞文学的直系后裔中挑选出来。这当中又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以追缅屈原为名，寄寓作者自身感怀的作品；还有一种是作者径直感叹自身不遇的作品。前者以王逸所注《楚辞》中辑录的汉人作品为代表，后者以《文选》中的赋部志类以及设论部所编选的汉人作品为代表。
垂怜、哀悯一个孤独的自我，这种感情，已经在宋玉的作品中表现出来了。而且，这种孤独的寂寥感通过对秋日季节感的描写表现出来了。关于这两点，前文已经谈过了。而这些汉代作者追缅屈原，同时又寄寓自身感怀的作品，大体上都承袭了宋玉的这种文风。不过，在这些作品当中，有两点需要注意。第一点关乎其内容，第二点则关乎其表现的方式。首先我们谈谈内容的部分。
宋玉已经认识到，自我是一个人的自我。但对汉代的作者而言，虽然也凝视着自我，但却产生了一种感觉，这样的自我被分解为了一个个的部分。例如，西汉的东方朔就说：
哀形体之离解兮，神罔两而无舍。
（《七谏·哀命》）
“离解”一词，取其字面意思，分崩离析，凌乱散落。这两句表现的是，自己已经感觉到了，肉体与精神将分离，而且肉体将会崩裂为散乱的四肢五体。怀着这种忧愁而远行的我，感到疲劳之极。
几乎完全相同的是西汉刘向所言：
肠愤悁而含怒兮，志迁蹇而左倾。
心悦慌其不我与兮，躬速速其不吾亲。
（《九叹·逢纷》）
上引四句中不难见到，孤身一人的自己已经有了“肠”“志”“心”“躬”[1]的分崩离析的感觉。“志”指的是志向、理想，乃至抱负。“心”指的是一般意义上的精神。所谓“左倾”，指的是志气衰竭的样子，和今天的“左倾”并非一回事。后面的两句所传达的感觉是，我虽然还有心，也还有躬，但“我”已经不成其为一个“我”了。这种焦躁难安的感觉，以及强烈而持久的苦恼已经快要到极限了。
像这样，对自己采取一种分析的方法进行感知，较之原来的，对一个混沌的自我进行凝视又更深入了一步。本来，这种自我分析已经可以在庄子那里屡屡见到了，这也是“坐忘”（《庄子·大宗师》）的一种。然而，对庄子而言，那是在理智的范畴内进行考量，而这里则是在感情的范畴内反复体认。
接下来再谈谈汉代作品中关于表现方法需要注意的地方，这当中又分为两点。其第一点便是，一些具体的自然描写已经出现了。在西汉刘向的作品中能见到显著的例子。
陵魁堆以蔽视兮，云冥冥而暗前。
山峻高以无垠兮，遂曾闳而迫身。
这是因为身遭流放而顾影自怜的自己在这漂泊的路途中所见到的景色，无论山陵也好，云也好，山也好，都能徒增自己心中的郁结。尤其是，那种一望无垠的高山，更让人感觉到身上有了沉甸甸的负担。山陵是非常高耸的吧。“魁堆”是以蹲坐一般的姿态高高耸立的。“曾闳”则是高耸到不可测的。其写景部分则更进一步：
雪雰雰而薄木兮，云霏霏而陨集。
阜隘狭而幽险兮，石嵯以翳日。
（《九叹·远逝》）
雪、云之类像是拍打着自己的身体，关隘狭窄而危险，岩石高高低低地并立，将太阳都遮盖住了。忧愁之上更添了一种苦寒。
以刘向所作的《九叹》为首，这类的描写开始在汉代的作品中出现了。这并不是对眼前实景的描写，更不是想要描绘自然景致美丽的一面。山中的风景一一重叠而成，作者由此想要将自己孤独的苦闷更进一步地表现出来。虽然宋玉利用了秋日的季节感，但到了汉代，这种对自然景色的利用才表现出来。这是在表现方式上必须注意的第一点。
必须注意的第二点是，对这个孤独的自己，更为具体的描绘也呈现出来了。例如：
颜黴黧以沮败兮，
精越裂而衰耄。
(《九叹·逢纷》)
这是对一个孤独的自我在面貌和精神上的客观描述。有着这样一幅面貌和这样一种精神的我在旅途中究竟是怎样的姿态呢？
裳襜襜而含风兮，
衣纳纳而掩露。
（《九叹·逢纷》）
这就是一幅苦于风露，同时又步履蹒跚的悲惨面貌。
此外，也有人将自己的身姿和自己的影子放到了一起写。
廓抱景而独倚兮，
超永思乎故乡。
（严忌《哀时命》）
“景”即影子。这里写的是，在命运急剧变化之际，孤身一人怀抱着自己的影子，苦恼着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这里所谓的“抱景”，可以说传递出了一种自己哀怜自己的孤独的心绪。换言之，是第二个自我在凝视着第一个自我及其影子。这一句正是这样一种凝视之时对自我身姿的客观描绘。
那么，人究竟是什么时候最早注意到自己的影子的呢？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在《庄子》那里，记载着影和魍魉的问答（《庄子·齐物论·寓言篇》）。此外，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个胆小之人，忍受不了自己的影子总和自己的脚分不开，因此想要躲掉自己的影子，竭尽全力奔走，以至于力竭而死[2]（《庄子·渔父篇》）。像这样在文献中能够见到的“影子”，是非常古老的。然而即便如此，这些都只不过是譬喻罢了。
由此而来，站在道德的立场上所使用的“影”同样非常古老，有“君子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晏子春秋·外篇·不合经术者》）、“圣人不惭于影，君子慎其独也”（《文子·精诚篇》）之类的例子。然而，这和现在我们所处理的文学上的用例，在性质上并不相同。换言之，作为道德用例的“影”，是自己良心的投影，有一种冷酷严峻的监视者的性质；而作为文学用例的“影”，则是自己感情的投影，有一种温柔的同伴者的性质。总而言之，从文学角度出来，为了表现一己之心情而用“影”的例子，应当以前引严忌的作品为最早吧。严忌是西汉初期的人。
之后，在东汉末年的蔡琰的作品中，“影”就完全成了一种描写孤独寂寞的东西了。
蔡琰是东汉学者蔡邕的女儿。战乱中被掳到匈奴之地，在那里被强索婚约，滞留了十二年，其间，还生下了两个儿子。最后，曹操惋惜一代学者就此绝后，赠匈奴以重金，才将暌违十余年的蔡琰迎回来了，将其嫁给了董祀。
蔡琰将自己为匈奴所掳、一路遭逢的苦难，在当地度过的不愉快生活，重归中土时和两儿作别所引发出的痛楚，归来之后又生出的孤独寂寞，一并纳入了自己的长篇作品《悲愤诗》中进行歌咏。她歌吟自己和两儿作别时的痛楚，以及归来之后的孤独寂寞的部分，最能打动读者的心。
天属缀人心，念别无会期。
存亡永乖隔，不忍与之辞。
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
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
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
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
所引第四句中的“之”指的是她的儿子。第六句中有一个“问”字，从“人言母当去”到第十二句中的“奈何不顾思”都是问的内容。这七句，都是在写小孩问的问题。诗歌接下来是：
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
号泣手抚摩，当发复回疑。
“五内”便是五脏，也即肝、心、脾、肺、肾。这四句写的是我（母亲）的狂态。
亲生的儿子，却远在匈奴之地，从而与自己永久分离。在这般场景之下，母亲的心里充斥的是完全癫狂状态下的悲哀。蔡琰所写，完全就是悲哀本身，而不是带着余裕再去回味自己的悲哀。然而在没有余裕的情况下是无法产生文学的。因此，前引十六个句子无疑是和儿子离别后重归故土时又重新想起那一幕才写下的。在回忆的世界中，她又活生生地听到了孩子的声音，看到了自己的癫狂之态。自己既闻此声，又见此景，由此感受到了自己所生发出来的那种孤独。诗歌中还歌咏了归来后的情景。
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
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
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
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
茕茕对孤景，怛咤糜肝肺。
登高远眺望，魂神忽飞逝。
这里的“孤景”，是一个母亲听着那渐渐消散的孩子的声音，眺望着他们远方身姿的孤独投影。
前述严忌和蔡琰的作品中所能见到的“景”，以及大体是同义词的“影”，在日后晋代陶渊明的作品中屡屡出现。如果将时间一直往后延，在松尾芭蕉的句子中也出现过。
接下来要谈论的是，在汉代作品中，作者是怎么思考孤独感和“时”“天”的关系的。大体说来，我们可以认为，在西汉的作品中，有一种倾向，这种倾向是将责任转嫁给“时”和“天”，而不是要自寻孤独。例如，东方朔在《答客难》中说“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他明确表明了，得志抑或不得志，都取决于时世。那么活在今天的处士，即便修身，倘若不见用于当时，“块然无徒，廓然独居”，未能受知遇于时世，也要“固其宜也”。因为《答客难》是带点滑稽意味的作品，因此，这句话有可能只是硬逞能罢了。不过就算如此，从这里也能看出他思想的一个面向。
此外，严忌在《哀时命》中说：“哀时命之不及古人兮。”这里的“时命”究竟该当如何解释，固然是个问题，然而从这一句的表达方式来看，确实有一种风气将责任归于“时命”。刘向在《九叹》中说，“欲容与以竢时兮”，也是一样的道理。
然而，这些和前面已经谈过的宋玉将根源归咎于“时世”，从而发出哀叹的态度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往前推进的意味。相较于此，还有一层观念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东方朔在下面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思考方式。
哀人事之不幸兮，
属天命而委之咸池。
（《七谏·自悲》）
根据旧注，“咸池”是天神的名字。这两句的意思是，哀叹自己的不幸，独自一人苦恼，然而这是靠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故而一切都委任于天，交付给天神。这一句所表现的，不过就是将今日的不幸认作天命，因此是一种没有办法且想要放弃的心绪。但他接下来说：
自古而固然兮，
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七谏·乱曰》）
所谓“何怨乎今之人”的意思是，忠臣却遭逢不遇的例子自古皆然，因此不用抱怨只有今天的人（换言之就是自己）才有不遇。这也是表现一种委诸天命、自暴自弃的心绪。
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么“天命”就可以视为自暴自弃的缘由所在。这和前面谈及项羽时所说的“时”也好，“天”也好，都是相通的。
不过话说回来，将责任都转嫁给“时”，或者“天命”，从而想要自我放弃，也是因为没法和“时”“天命”抗衡到底，这是对自我能力极限的一种自觉。这样一来，他们认为无论自己多么恪守正道，也注定遭逢不遇，因为没能遇上“时”，或者自己不是“时”和“天命”青睐的对象。如果认识到这是靠自己的能力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难题时，那么面对不遇，除了自我放弃之外确实也没有其他路可走了吧。
只要“时”和“天命”无法超越，那么在不遇“时”，或者不受“时”和“天命”的青睐时，想要放弃的心，就应当变为一颗什么也不做，静候“时”和“天命”好转的心。在后世，南朝宋时期的鲍照，在《拟行路难》的最末一首，有一句“对酒叙长篇，穷途运命委皇天”，似乎是想要放弃了；但就在这一句的前面，还有一句“莫言草木委冬雪，会应苏息遇阳春”，不难见到，他也怀有一颗等待春天复归的心。这一点虽然明了了，但似乎也不妨说，鲍照将这种自暴自弃的心理表现到了极致。
就像这样，放弃的心，也是一颗什么都不做、任其自然的心。“时”也好，“天命”也好，就这么等着就行了，像是一笔订单，终究会来。然而，人的寿命是有限的，没法无限期地等下去。刘向故而才会生发出“欲容与以竢时兮，惧年岁之既晏”（《九叹·怨思》）之叹。由此一来，倘若想要强撑着与“时”相遇，或者强撑着让“天命”好转的话，就势必要克制自己，迎合时代。除此之外，似乎也别无他法。不过，能够心平气和地做到这件事的人暂且不论，那些不能忍受这一点的人又该如何是好呢？
到目前为止，如果有人想要追求“时”和“天命”之外的事物，似乎还不可能。
如果这样想的话，那么从西汉末年到东汉的作品中，一股强调应当不趋于“时”，坚信自我、坚守自我的风潮就绝非偶然而来。例如，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和《通幽赋》、张衡的《思玄赋》等作品就颇能见此倾向。
倚重于一种应当所坚守的道义，这其实和超俗隐遁的思想是相通的。从西汉末期到东汉，认为存在这种值得坚守道义的人，想要留下的不是一时的名声，而是永久的美名，只是还没能将这个交付给“化”。完全安心地托付于“化”，这种思想境地到了晋代才第一次出现。
此外，屈原、宋玉都为因为严守正道而不能见容于周遭的自己感到悲哀。这种悲哀，如果按照东方朔的说法，是“苦众人之难信”（《七谏》），如果按照今天的说法，如果稍稍夸大一点讲，庶几近乎一种“无法信任别人”的悲哀。为了能够忍受这种悲哀，宋玉以后就出现了一种思考方式，将什么都认作“时”和“天命”的责任，尤其对东汉的作者而言，甚至到了认为“时”和“天命”都绝不可能青睐自己的地步。东汉作者们的这种思考方式，如果套用前面“无法信任别人”的结果，夸大一点讲，就是“无法信任时运”以及“无法信任命运”。东汉的作者们，由这种思考方式出发，更进一步，变得只能依靠于“自己所坚守的道义”。事实上，到最后，这就可以视为重新回到了屈原和宋玉的立场上。不过，这两者之间有一种区别，那就是是否经过了和“时”的较量。
注释
[1] “躬”指躯体。
[2] 其原文为：“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